创造万物的灵魂，
心目中大小不分，
所到之处万物生，
五洲四海留行踪。
我拥有整个地球，
也把七星和太阳年占有，
还有恺撒的手和柏拉图的头脑，
基督的心和莎士比亚的诗稿。
对所有人来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心灵。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入口，通向这同一个心灵，以及它的各个方面。人一旦获得了理性的权利，他就成为拥有全部财富的自由人。柏拉图思考过的，他也可以思考；圣徒感受到的，他也可以感受；任何时候任何人的遭遇，他都能够理解。谁一旦进入这一普遍的心灵，谁就参与了一切现有的或可行的活动，因为这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力量。
历史是这一心灵工作的记录。它的精神由一连串的岁月来阐明。人只有靠他的全部历史来做出解释。不慌不忙，无止无休，人的精神从一开始出发就把属于它的每一种本领、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感情，体现在适当的事件中了。然而，思想总是先于事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以规律的形式预先存在于心灵里。反过来，每一条规律又是由起主导作用的环境造成的，而自然的限制只能一次使一个规律发挥作用。人是一整部事实的百科全书。一千座森林的创造包孕在一颗橡实里，而埃及、希腊、罗马、高卢、不列颠、美国，已经蕴藏在第一个人身上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野营、王国、帝国、共和国、民主国，仅仅是把一个人的精神应用到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上罢了。
心灵写出了历史，心灵又必须阅读历史。斯芬克斯必须解她自己的谜。如果全部历史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全部历史就需要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解释了。我们一生中的时时刻刻与千秋万代都息息相关。我所呼吸的空气是从大自然的仓库里吸取来的，我书上的亮光是从亿万英里之遥的星球上发出来的，我身体的均衡依赖于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平衡。同样的道理，时刻应当受时代的指导，时代应当被时刻来说明。所以每一个人是普遍心灵的又一个化身。它的所有特点都表现在他身上。他个人经历中的每一件新鲜事情都闪现着千千万万人的所作所为，而他生活中的危机又与民族危机休戚相连。每一场革命最初都是一个人心灵里的一种思想，一旦同一种思想在另一个人的心灵里出现，那对于这个时代就至关重要了。每一次改革原先只是一个人的见解，一旦它又成为另一个人的见解，它就会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别人叙述过的事实必须符合我身上的某种情况，才显得可信、可理解。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变成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教士和国王、殉道者和刽子手，必须把这些形象拴到我们秘密经历中的某种实体上，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学到任何东西。哈斯德鲁巴或恺撒·波吉亚的遭遇跟我们的遭遇一样，都是关于心灵的能力和堕落的一种例证。每一种新的法律和政治运动对你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你就站在它的每一个旗号前说：“在这个面具下面隐藏着我的普罗透斯式的性格。”这就纠正了我们太接近自己的毛病。这就使我们的行为客观逼真地展现出来：螃蟹、山羊、蝎子、秤、水壶，用做黄道十二宫的标志时，一下子成了非同小可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在所罗门、亚西比德、喀提林这些古人身上，我能够冷静地看到我自己的罪恶。
正是这种普遍的性质给特殊的人和物赋予了价值，由于包含了这种普遍的性质，人生就显得神秘莫测，不可侵犯，我们还用种种刑法来加以卫护。所有的法律从而取得了它们的根本理由，一个个都或多或少地表明它掌握着这种至高无上、无穷无尽的精髓。财产也把持了灵魂，包容了重大的精神事实。因此，出于本能，我们一开始就用刀剑和法律，用广泛复杂的联合机构来卫护它。对这一事实哪怕有一点模糊的认识，就等于白昼有了光明，就等于提出了最重要的权利，就等于发出了受教育、行正义、施慈善的要求，就等于奠定了友谊和爱情的基础，奠定了英雄主义与丰功伟业的基础。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高人一等的态度来读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通史、诗人、传奇作家，在他们所描绘的最壮丽的场面里——在僧侣、帝王的宫殿里，在意志或天才的成就中——从来没有使我们失去注意力和同情，从来没有使我们有冒昧闯入和高不可攀的感觉；一睹他们雄浑阔大的笔触，我们反而觉得安闲自得。莎士比亚所说的有关国王的话，那边坐在角落里读书的柔弱的小孩读起来觉得对他也一样适用。我们对伟大的历史时刻、伟大的发现、伟大的抗争、人类的繁荣昌盛，都产生了共鸣—因为在那里，为我们制定了法律，探索了海洋，发现了陆地，实施了打击，就像我们自己在那种场合也会那样做，那样欢呼一样。
我们对形势和性格也有同样的兴趣。我们尊敬富人，因为他们外表上具有自由、权力与风度，我们感到这些都是人类所固有的。因此，斯多葛、东方或现代作家所讲的关于智者的话，在每个读者看来，都描写了他自己的思想，描写了他尚未达到然而可以达到的自我。一切文学都描写了智者的性格。书籍、纪念碑、图画、会话，都是一幅幅画像，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发现他正在形成的容貌。沉默者和雄辩者都赞扬他，跟他攀谈，他无论到哪里都受到激励，好像他本人被暗暗提及似的。因此，真正有进取心的人绝对用不着追求言语上的赞美。在人们说的关于性格问题的每一句话中，甚至在每一个事实与环境中——在哗哗的河水和沙沙的谷田里，他都听到了赞语，不是赞美他自己，而是赞美他所追求的性格，但听起来比赞美自己更加甜蜜。从寂静的大自然，从崇山峻岭，从日月星辰的光辉中，暗示出了赞美，表达出了敬意，流露出了爱恋。
学者阅读历史应当持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态度。他应当把自己的生活视为正文，把书籍看作注解。这样一来，历史的缪斯就不得不发出神谕，而对不尊重自己的人从来是不这样做的。如果有人认为声名远扬的人物在古代做过的事就比他今天正在做的事意义深远，我不指望他会正确地阅读历史。
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教育每一个人。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社会形态、每一个行为方式，跟每个人的生活休戚相关。每一件事物都倾向于用奇妙的方式缩略自己，并把自己的优点贡献给每一个人。他必须足不出户，免受国王、帝国欺凌之苦，却知道他比世界上的一切地理、一切政府都要伟大；他必须把普通读史的观点从罗马、雅典和伦敦转移到自己身上，他必须确信他就是法庭，如果英国或埃及有话要对他说，他就要审判这个案件；如果没有，就让它们永远保持沉默。他必须养成并保持那种高尚的见地，事实从此透露出它们秘密的含义，诗歌与编年史也会如此。在我们利用重大的历史记载的时候，心灵的本能、自然的目的就会暴露无遗。时间把事实峥嵘的棱角化为闪光的以太。没有一个铁锚，没有一个巨缆，没有一个篱笆会使一个事实永远是事实。巴比伦、特洛伊、推罗、巴勒斯坦，甚至早期的罗马，都已经快成为虚构的故事了。伊甸园，日头停在基甸，后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诗歌了。当我们已经把事实制成一个星座挂在天空，当成一个不朽的标志时，谁还管什么事实呢?伦敦、巴黎、纽约必须走同一条路。“历史是什么?”拿破仑说，“不过是约定俗成的一则寓言罢了。”我们生活的四周点缀着埃及、希腊、高卢、英国、战争、殖民化、教会、法庭、商业，就像点缀着许多花朵和杂乱无章的装饰品，有的严肃，有的轻佻。对于这些，我无意再做更多的标榜。我相信永恒。我能够在自己的心灵里发现希腊、亚洲、意大利、西班牙、英伦三岛—每个时代、所有时代的天才和创造原理。
我们总是在我们私人的经历中提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实，并且就地加以证实。这样，一切历史都变成主观的了。换句话说，严格地讲，没有历史，只有传记。每一个心灵必须亲自汲取全部教训——必须重温全部课题。凡是它没有看见的，凡是它没有经历过的，它就不会知道。为了便于掌握，以前的时代已经把一些东西概括为一个公式或一条法则，可是那条法则被一堵墙阻隔着，每个心灵就没有机会亲自加以检验，从中得到裨益。在某种场合，某个时候，心灵将会要求补偿这一损失，办法就是亲手干一干这项工作。弗格森所发现的许多天文学上的东西都是人们早已熟知的。然而，他本人从发现中获益匪浅。
历史必须如此，否则它就不值一提。国家制定的每一条法律都表明了人性中的一件事实，如此而已。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看到每一件事实必不可缺的理由—看出它能够怎样，必须怎样。就这样来对待每一件公事和私事，对待柏克的一篇演说，对待拿破仑的一次胜利，对待托马斯·莫尔爵士、西德尼、马默杜克·罗宾逊的殉难，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对待萨勒姆绞死女巫的事件，对待一种狂热的宗教复兴，对待巴黎或普罗维登斯的动物催眠术。我们假定我们在同样的影响下应当受到同样的感染，应当取得同样的成就；我们的目的是在智力上把握好脚步，然后达到我们的同伙，也就是我们的代表所攀上的高峰或所堕入的深渊。
一切对于古代的探索——对金字塔，对发掘出的城市，对“悬石坛”，对“俄亥俄圆圈”，对墨西哥，对孟菲斯的一切好奇心——都是一种欲望，要结束这种野蛮、荒谬的“彼地”或“彼时”，用“此地”和“此时”取而代之。贝尔佐尼在底比斯的木乃伊坑和金字塔里又是挖掘，又是测量，到了后来，他竟然发现那种怪异的工程跟他自己没有什么区别了。最后，他使自己彻底地相信：这项工程的建造者也是他这样的一个人，装备相同，动机相同，就连目的也是他自己应该努力达到的目的。这时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思想跟一座座庙宇，一尊尊狮身人面像，一处处地下墓穴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心满意足地在它们中间游历了一番，对他的心灵来说，它们又复活了，或者成了“此时”。
一座哥特式教堂确认它是我们建造的，又不是我们建造的。当然它是由人建造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人身上发现它。可是我们却潜心研究它的建造史。我们把自己摆在建造者的地位与状况上。我们回忆起森林里的居民、最初的寺庙，然后坚持最初的造型，后来，伴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加上了装饰。木头一经雕刻就身价百倍，于是对一座教堂堆积如山的石头也加以雕琢。我们把这一过程考察过后，再加上天主教会，它的十字架，它的音乐，它的仪式队列，它的圣徒纪念日和偶像崇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是建造那座大教堂的人了；我们已经看出了它能够怎样，必须怎样。我们有了充分的理由。
人与人之所以千差万别，就在于他们奉行的联系原则大相径庭。有的人对物品分类，根据的是颜色、大小和外形上的其他一些附带属性；有的人分类，根据的则是内在的相似之处，或者是因果关系。智力越进步，就把原因看得越清晰，并不注意表面上的差异。在诗人、哲学家、圣徒的心目中，万物都是友好的、神圣的，万事都是有益的，天天都是圣日，人人都是圣人。因为他们的目光紧盯在生活上，所以对境遇就不甚重视。每一种化学物质，每一个植物，每一个动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它们教会了我们内因的一致性和外表的多样性。
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像云朵和空气一样柔软、流动，既然我们被她支持着，包围着，为什么我们还要做那种顽固的学究，一味把寥寥几种形式加以夸大呢?为什么我们该注重时间，注重大小，注重外形呢?灵魂不了解这些，而天才由于遵守自身的规律，才知道怎样玩弄它们，就像一个小孩跟白胡子老头儿们戏耍，在教堂里游玩一样。天才对漫不经心的思想都要研究，而且深入到事物的胚胎时期，他们看见光线怎样从一个天体上发出，在普照大地以前是怎样射向四面八方的。天才透过形形色色的伪装注视着单原子元素，因为它促使自然界轮回转生。天才透过苍蝇，透过毛虫，透过蛴螬，透过卵，发现那永恒不变的个体；透过无数的个体，看到了固定的种；透过许多种，看到了属；透过所有的属，看到了固定不变的类型；透过所有的有机生命界，看到了永恒的统一。自然是一朵多变的云，始终相同，而又永远不同。她把同一个思想铸成许多许多的形式，就像一个诗人用一个寓意写成许多则寓言一样。由于物质的粗野和坚韧，一个敏锐的精神可以把万物随心所欲地扭曲。坚硬的东西在它面前化为柔软而又明确的形状，可是就在我看它的时候，它的轮廓和结构又改变了。没有任何东西像形式那样转瞬即逝，然而它决不完全否定自己。在人身上，我们仍然可以觉察到种种迹象，我们认为这是低等族类奴性十足的标志。在人身上，这些东西反而增强了他的高贵与优雅。就像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伊娥变成了一头母牛，简直不可思议，可是作为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她遇见了奥西里斯主神，于是又成了一个绝色丽人，不留一丝变形的痕迹，只有一对新月形的角成了她眉毛上绝妙的装饰，真是变幻莫测！
历史的同一性都是内在的，多样性都是明显的。表面上是层出不穷的事物，核心里却只有简单明了的原因。一个人的行为何其多，但我们从中认出的却是同一种性格。看一看我们有关希腊天才的信息来源吧！我们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所撰写的那个民族的文明史，详尽地描述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我们看到同一民族心灵又一次表现在他们的文学里，也就是史诗、抒情诗、戏剧和哲学里，这是一套非常完备的形式；我们发现这种心灵又一次反映在他们的建筑里，它本身就是一种有节制的美，局限于直线和方块——一种建造组合成的几何图形；我们发现它又一次表现在雕刻里，那是“欲言又止的舌头”，丰富多彩的形态，自由奔放的动作，而又不触犯那理想的宁静，犹如善男信女们在诸神面前表演某种宗教舞蹈，虽然疼痛得痉挛，或者在殊死地拼搏，决不敢在他们舞蹈的造型和礼仪上出现破格行为。这样，关于一个杰出的民族的天才，我们有一种四重的表现：对于感官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一首品达的颂歌、一尊大理石半人半马怪兽、帕特农神庙的石柱和福西翁临终的行为更风马牛不相及的呢?
每个人观察过一些面孔与形体，它们虽然没有相似的特征，却给观察者留下一种相同的印象。某一幅画或一本诗集，即便它没有唤起一连串的形象，也会添加一种山野漫步之类的情趣，虽然对我们的感官来说，这种相似之处绝不明显，但它是玄妙莫测，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只是对寥寥几种法则无休无止地加以组合和重复。她哼着那支古老的名曲，只是调子变化无穷而已。
大自然的全部作品充满了一种崇高的家族历史：她喜欢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表现出一种相似，使我们惊讶不已。我看见过森林里的一位老酋长的头，它立即使我想起一座光秃秃的山顶，额上的一条条皱纹使人联想到一层层的岩层。有些人的仪态具有一种本质上的华贵，就像帕特农神庙中楣上简朴而又使人肃然起敬的雕像和最古老的希腊艺术的遗迹。各个时代的书籍中都可以发现同样格调的作品。圭多的壁画《曙光女神》只不过是一个清晨的遐想，就像画里的骏马只不过是清晨的一朵云霞一样。如果有人不怕麻烦，愿意观察他在某种心情中乐意做和不愿做的种种活动，他就会看到这条近似链有多么粗厚。
一位画家告诉我，谁若不多多少少变成一棵树，谁就画不了树。谁仅仅研究小孩的体形轮廓，谁也画不了小孩，而只有花一段时间去观察他的动作和游戏，等画家进入了他的性格，才能挥洒自如，把他的各种形态画出来。所以就有罗斯“进入一只羊的性格深处”之说。我认识一个制图员，被雇来做一种公共测量工作，他发现只有把岩石的地质结构给他讲清楚，他才能画那些岩石的草图。各种各样的工作都起源于某一种思想状态。相同的是精神，而不是事实。艺术家之所以有把他人的灵魂唤醒去参与某种活动的力量，他靠的是一种更加深沉的领悟，主要的倒不是辛辛苦苦地去练就种种手艺。
有人说：“普通的灵魂靠干活带来收益，高尚的灵魂靠他们自身赢得好处。”这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深沉的性格以它的行动和语言，以它的容貌和神态，在我们的心中唤起的力与美等于一陈列馆的雕像或绘画所提供的。
文明史和自然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否则就必然是空话。没有一样东西不跟我们发生关系，没有一样东西不使我们产生兴趣—王国、大学、树、马，甚至蹄铁；人是万物之源。圣克罗齐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只不过是对一个神圣的原型所做的蹩脚的仿造。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则是施泰因巴赫人埃尔文灵魂的体现。真正的诗歌就是诗人的心灵；真正的船就是造船人。如果我们可以把人剖开，我们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作品最后一些笔路产生的理由，犹如海贝的每一根壳针，每一种色彩，都预先存在于水生动物的分泌器官里一样。全部的纹章学和骑士制度都寓于礼仪之中。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会把你的名字念得珠圆玉润，就是贵族头衔也难以产生这样的效果。
每天的琐碎经验总是在向我们证实某个古老的预言，并把我们听而不闻的语言和视而不见的迹象化为实物。一位女士跟我一块儿在森林里骑马时对我说，她总觉得森林在等待着，仿佛里面住的神灵暂停了他们的活动，等着行人通过似的。这一种思想已经有诗歌在描绘仙女们的舞蹈时加以歌颂：人的脚步一临近，舞蹈就中止了。谁若在午夜看见月亮升起冲破云围，谁就等于像天使一样亲眼目睹了创造光明、创造世界的情景。我记得在一个夏日的田野里，我的同伴把一块宽阔的云彩指给我看，它跟地平线平行，可能延伸了四分之一英里宽，像极了教堂里画的小天使的样子：中央有一个圆块，很容易添上眼睛与嘴巴，把它点缀得活灵活现，两边又有一双展开的对称的翅膀支撑着。什么东西只要在空中出现一次，就可能经常出现，毫无疑问，它就是那种人们非常熟悉的装饰品的原型。我在夏日的天空里看见过一连串的闪电，它立即向我显示：希腊人所画的天神手中的雷电，得之于大自然。我看见过石墙两边的积雪，它显然使人想到紧贴在一座塔上的普通建筑上用的漩涡饰品。
只要置身于原来的环境中，我们就会把建筑上的式样和装饰重新一一发明出来，因为我们看到每一个民族是怎样装饰自己的原始住所的。陶立克式的神庙保存着陶立斯人所住的小木房子的遗风。中国的宝塔显然是鞑靼人的帐篷。印度和埃及的神庙仍然流露出他们祖先的坟墩和地下住房的痕迹。“用天然岩石建房造墓的习惯”，黑伦在他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中说，“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努比亚的埃及建筑的主要特色，就是造型宏大。在这些自然形成的洞穴里，眼睛看惯了巨大的形体，因此，一旦艺术前来帮衬自然，它如果不想自轻自贱，就不能搞得小里小气。那些厅堂宏大无比，只有巨人才配坐在前面当看守人，或者靠在里面的柱子上，而一般尺寸的雕像，整齐划一的门廊和侧厅，与那些庞然大物联系在一起，会成什么样子呢?”
把森林里枝杈交错的树木加以改造，形成一个喜庆或庄严的连拱廊，这显然就是哥特式教堂的起源，因为那些裂开的柱子上的箍带依然暗示出捆扎它们的绿色坚韧的枝条。凡是在穿过松林的路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觉得这片树林具有建筑物的外貌，尤其在冬天，别的树木光秃秃的形象更加突出了撒克逊人这种低矮的拱门。在树林里，一个冬天的下午，一个人从那交错的秃枝之间眺望西天的色彩，就很容易从中看出装饰哥特式教堂的五彩玻璃的起因。凡是爱好大自然的人，一走进牛津古老高大的建筑群和英格兰的大教堂，没有一个不感到森林征服了建筑师的心灵，他的凿子、他的锯子、他的刨子，仍然在再现森林的蕨草，森林的穗状的花朵，森林的刺槐、榆树、橡树、松树、枞树和云杉。
人无餍地要求着和谐，哥特式教堂就是被这种要求所征服了的石头开了花。一座花岗岩的石山绽开成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不但有植物美所具备的比例匀称、浓淡有致的特点，而且具备了它的轻盈、优雅的神韵。
同样，公共的事情应当个性化，个人的事情应当一般化。所以，历史既要变动，又要真实；传记既要深沉，又要崇高。波斯人的建筑具有纤细的柱身和柱头，这显然是仿效莲花与棕榈的茎和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波斯的宫廷在它辉煌的年代一放弃野蛮部落的游牧生活，就离开他们度春的埃克巴坦拿，旅行到苏萨消夏，然后，再转移到巴比伦过冬。
在亚洲和非洲的早期历史中，游牧和农耕是两种敌对的事实。亚洲和非洲的地理迫使人们过着一种游牧生活。然而对那种受土地或市场之利的引诱建立了城镇的人来说，游牧民族就显得十分可怕了。所以农业就成了一种宗教性指令，因为游牧生活危害国家。在英国和美国这些近代的文明国家里，这些倾向仍然在国家和个人身上继续着从前的战斗。非洲的游牧民族由于牛虻的袭击，不能无所顾忌地到处漫游，因为牛虻把牛群叮咬得发狂，所以迫使该部落在雨季迁徙，将牛群赶到多沙的高原地区。亚洲的游牧民族，月月都在追随牧草。美国和欧洲的游牧生活则出于贸易与好奇。从阿斯塔波拉斯河的牛虻到波士顿湾的英国狂和意大利狂，肯定是一种进步。有一些圣城必须定期朝觐，严法厉俗有意加强民族联系，这对古代的漫游者就是一种约束；而久居一地的累积价值则是对当前巡游的遏制。这两种倾向的对抗在个人身上也同样活跃，有时爱冒险，有时爱休息，就看哪一种倾向恰好居支配地位了。一个体质健壮、精神饱满的人具有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他坐在自己的车里，走南闯北，就像卡尔梅克人一样容易。在海上，在森林里，在雪地里，他照样睡得暖，吃得香，交往得愉快，就像在自家的壁炉边一样。要不，也许他的机敏更深地藏在范围更广的观察能力中，他的眼睛不论看到什么新鲜事物，这种能力都会使他产生多方面的兴趣。畜牧民族贫困、饥饿到走投无路的程度；而这种精神上的游牧生活发展过度，就会把精力消耗到杂七杂八的东西上，导致心灵的崩溃。另一方面，那种足不出户的机智倒是一种节制或满足，因为它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生命的一切元素；如果不从外地输入一些新东西加以刺激，它就有日趋单调和蜕化变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