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已经是盛夏时节，柯兹尼雪夫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在这期间，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他花了六年心血写成的著作《试论欧洲和俄国国家基础和形式》，一年前完稿，其中一些章节和序言已在刊物上发表过，另一些章节柯兹尼雪夫也读给朋友们听过，因此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对公众已不新鲜，但柯兹尼雪夫还是期望它的出版会在社会上造成重大影响，即使不是一场学术革命，也将轰动学术界。
这部著作经过仔细修订，去年已正式出版，并且分发到书商手里。
柯兹尼雪夫向任何人提到这本书，朋友们问起，他都回答得很淡漠，他也从不向书商打听书的销路，其实他十分关心这部著作给社会和学术界的最初印象。
但是，过了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社会上没有任何反应。他的朋友、专家和学者有时出于礼貌才提到它。那些对学术著作不感兴趣的熟人根本没有提到过它。目前社会上关心别的事，对它十分冷淡。学术期刊上整整一个月对这本书只字不提。
柯兹尼雪夫精确估计写书评需要的时间，可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始终毫无反应。
只有在《北方甲虫》一篇讽刺小品文里，谈到倒嗓歌唱家德拉班吉时，顺便插了几句话，批评柯兹尼雪夫的著作，说它早就受到大家的谴责和普遍的嘲笑。
到了第三个月，终于在一本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柯兹尼雪夫认识文章作者，在高鲁勃卓夫家见过他。
作者是个年轻有病的小品文作家，文笔泼辣，但教养极差，在私人交往上很胆怯。
柯兹尼雪夫虽然很瞧不起这位作者，但还是认真阅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实在太厉害了。
写小品文的人显然完全不理解这部著作，但巧妙地摘录了片言只语，使没有看过这书的人（事实上几乎谁也没有看过它）觉得整部著作只是辞藻的堆砌，文字很不恰当（已用问号标出），作者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批评的手法十分巧妙，使柯兹尼雪夫自己都无法否认，厉害也就厉害在这里。
柯兹尼雪夫分析这位评论家的论点是否正确，态度虽十分诚恳，但他从不认真考虑人家所指责的缺点错误，认为人家显然是有意挑剔。不过他立刻不由自主地仔细回忆他同这位作者见面和交谈的情况。
“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柯兹尼雪夫问自己。
他记起上次见到这个年轻人，曾纠正他语言上的粗鲁无礼，这样就找到了对方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这篇文章发表后，对他的著作没有任何反应，不论文字的或者口头的。柯兹尼雪夫看到他六年心血完全白费了。
他觉得特别痛苦，因为在完成这部作品以后，不再有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柯兹尼雪夫天资聪明，很有教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如今不知道该把精力往哪里使。交际场所的谈话，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花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他是个城市居民，不愿像他那个缺乏生活经验的弟弟来到莫斯科那样，把时间全部花在谈话上，因此他还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和脑力活动的能力。
在他著作失败后最痛苦的时期，幸亏原来不受人重视的斯拉夫问题，开始取代异教徒、欢迎美国朋友、萨玛拉大饥荒、各种展览会和招魂术等问题。柯兹尼雪夫原是提出斯拉夫问题的人之一，就全心全意投入这项活动。
柯兹尼雪夫所属的圈子，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外，什么也不谈，什么文章也不写。一向无所事事的人，如今都把全部时间用来为斯拉夫人服务。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服装、啤酒、小饭馆——一切都证明大家是支持斯拉夫人的。
有关这问题的许多言论和文章，柯兹尼雪夫在细节上并不同意。他看到斯拉夫问题在社会上已成了时髦的谈话资料——这种谈话资料总是在不断翻新。他看到许多人参与其事，怀有自私和虚荣的目的。他认为报刊大量登载夸大其词的东西，目的只是哗众取宠，压倒别人。他看到在这波澜壮阔的社会浪潮中，冲得最前、叫得最响的都是些郁郁不得志的人：没有军队的司令、没有部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从这个问题上，他看到许多东西是轻率可笑的，但同时看到并且承认那种联合社会上各阶级、令人感动的日益高涨的热情。屠杀同教教友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大家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为崇高事业而英勇斗争，激发全体人民不是口头上而是用行动来支援兄弟民族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柯兹尼雪夫感到高兴，那就是舆论的表现。整个社会明确表示它的愿望。正如柯兹尼雪夫说的那样，“表现了民族精神”。他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就看得越清楚，这将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划时代事件。
他全心全意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把著作也给忘了。
如今他忙得不可开交，连答复来信和要求的时间都没有。
他忙了一个春天和一部分夏天，直到七月才准备下乡到弟弟那里去。
他准备去休息两个星期，同时在全民族最神圣的地方，在偏僻的乡村，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对这种精神他同全体首都居民都深信不疑。卡塔瓦索夫早就想实践去列文家访问的诺言，就和他同行。
二
柯兹尼雪夫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今天特别热闹的库尔斯克车站，下了马车，回头望望押送行李的仆人，就看到一批批志愿兵乘驷马车驰来。妇女们手拿花束欢送他们，她们在一群蜂拥而来的人的护送下进入车站。
有一个前来欢送志愿兵的贵夫人，走出候车室，招呼柯兹尼雪夫。
“您也来送行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出门。到弟弟家去休息。您老是给人家送行吗？”柯兹尼雪夫似笑非笑地说。
“不能不送啊！”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已经送走了八百人，是吗？马尔文斯基不相信我的话呢。”
“超过八百了。如果加上不是直接从莫斯科出发的，已超过一千了。”柯兹尼雪夫说。
“可不是，我说嘛！”那位贵夫人快乐地响应说，“据说已经募捐了将近一百万卢布，是吗？”
“超过了，公爵夫人。”
“今天有什么消息？又把土耳其军击败了。”
“是的，我看到了。”柯兹尼雪夫回答。他们谈到最新消息，证实连续三天土耳其军在各个据点被击败，四下逃跑，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嗯，想麻烦您一件事：有个很好的年轻人要求参军，不知怎的遭到困难。我想请您给他写个条子。我认识他，是李迪雅伯爵夫人介绍来的。”
柯兹尼雪夫详细询问公爵夫人那个要求参军青年的情况，走进头等车候车室，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公爵夫人。
“您知道吗，伏伦斯基伯爵，那位大名鼎鼎的……也坐这趟车。”当他找到公爵夫人，把条子交给她时，公爵夫人带着得意和微妙的笑容说。
“我听说他走，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坐这一趟车吗？”
“我见到过他。他在这里待了一阵。只有母亲来给他送行。到头来他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噢，那当然。”
他们谈的时候，人群从他们旁边向餐室涌去。他们也向那边移动，看见一个绅士手拿酒杯，声音洪亮地向志愿兵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同胞效劳！”他越说越响，“莫斯科母亲祝福你们去完成伟大的事业！万岁！”他声泪俱下地叫道。
人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群人涌到候车室，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嘿！公爵夫人，怎么样！”奥勃朗斯基突然出现在人群中，满面春风地说，“说得漂亮、热情，是吗？太好了！还有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最好也讲几句鼓励鼓励。您是行家。”他添上说，露出亲切、尊敬和谨慎的微笑，轻轻地推推柯兹尼雪夫的手臂。
“不，我马上就要走了。”
“上哪儿？”
“到乡下弟弟那里去。”柯兹尼雪夫回答。
“那您会见到我妻子的。我写过信给她，但您可以更早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了，一切都好。她会明白的。不过，麻烦您对她说一声，我已当上联合委员会理事了……嗯，是的，她会明白的！您知道，这是人生的小小苦恼，”他仿佛道歉似的对公爵夫人说，“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是比比施，送去一千支步枪和十二名护士。我跟您说过吗？”
“是的，我听说了。”柯兹尼雪夫不大乐意地回答。
“您要走了，真可惜！”奥勃朗斯基说，“明天我们要设宴欢送两个参战的人：一个是彼得堡的迪米尔-巴特尼央斯基，另一个是我们的维斯洛夫斯基。两人都要出发了。维斯洛夫斯基结婚才不久，真是个好样的！是不是，公爵夫人？”他对公爵夫人说。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他，却对柯兹尼雪夫望了望。柯兹尼雪夫和公爵夫人似乎想摆脱奥勃朗斯基，但这并没使他感到狼狈。他笑嘻嘻地一会儿望望公爵夫人帽上的羽毛，一会儿左顾右盼，仿佛在回想什么事。他看见一位太太拿着募捐箱走过，就叫她过来，塞进一张五卢布钞票。
“只要口袋里还有钱，我看见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奥勃朗斯基说，“今天有什么消息？那些门的内哥罗人可真了不起！”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伏伦斯基也搭这班车的时候，他叫道。奥勃朗斯基的脸刹那间显得很哀伤，但稍微过了一会儿，当他抚摸着络腮胡子，微微摇晃着两腿走进伏伦斯基房间时，他就完全忘记了当时伏在妹妹尸体上失声痛哭的情景，而把伏伦斯基看作一位英雄和老友。
“尽管他有许多缺点，也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等奥勃朗斯基一走开，公爵夫人对柯兹尼雪夫说，“您瞧，这是真正的俄罗斯性格，斯拉夫性格！不过我怕伏伦斯基看到他会难过的。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遭遇太使我感动了。路上您同他谈谈吧。”公爵夫人说。
“好的，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一向不喜欢他，但这事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他不仅自己去，还出钱带一连骑兵去。”
“是的，我听说了。”
铃响了。大家向门口拥去。
“这就是他！”公爵夫人指着身穿长外套、头戴阔边黑呢帽、挽着母亲走去的伏伦斯基，说。奥勃朗斯基走在他旁边，兴奋地谈着什么。
伏伦斯基皱着眉头，眼睛瞧着前方，仿佛不在听他说话。
大概是奥勃朗斯基告诉了他，他朝公爵夫人和柯兹尼雪夫站着的方向望了望，默默地掀了掀帽子。他那张饱经沧桑而显得苍老的脸简直像化石一样。
走到站台上，伏伦斯基默默地让母亲走过去，自己也消失在单间车厢里。
站台上奏起了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然后是一片“万岁”的喊声。有一个志愿兵，身材很高，胸脯凹陷，年纪很轻，拿毡帽和花束在头上挥着，特别显眼地行着礼。接着两个军官和一个蓄大胡子、戴油腻制帽的老人也探出头来行礼。
三
柯兹尼雪夫向公爵夫人告别后，同卡塔瓦索夫一起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在察里津车站，列车受到一群整齐地唱着《颂歌》的青年的欢迎。志愿兵又伸出头来，又行礼，但柯兹尼雪夫毫不在意，他同志愿兵打交道打得多了，很了解他们，对他们不感兴趣。但卡塔瓦索夫一向忙于学术活动，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因此对他们很感兴趣，不断向柯兹尼雪夫询问他们的事。
柯兹尼雪夫劝他到二等车厢亲自同他们谈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他的话去做。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同志愿兵攀谈起来。志愿兵坐在车厢角落里，高谈阔论，显然知道乘客们和进来的卡塔瓦索夫都在注意他们。说话声音最响的是那个胸脯凹陷的高个子。看样子他喝醉了，正在讲他们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穿着奥地利近卫军军服的老军官。他笑眯眯地听着他讲，偶尔打断他的话。第三个穿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手提箱上。第四个睡着了。
卡塔瓦索夫同那个青年谈话，知道他原是莫斯科富商，不到二十二岁就把一大笔家产挥霍光了。卡塔瓦索夫不喜欢他，因为他娇生惯养，身体虚弱，毫无大丈夫气概，但他却以英雄自居，自吹自擂，叫人讨厌，此刻喝多了酒，更是肆无忌惮。
第二个是个退伍军官，也给卡塔瓦索夫留下不愉快的印象。这人看来阅历丰富，曾在铁路上工作，当过经理，办过工厂，此刻讲的话都毫无意义，而且滥用术语。
第三个是炮兵，同前面两个不一样，很招卡塔瓦索夫的喜欢。他是个谦逊文静的人，显然很崇拜那个退伍军官的学问和那个商人的慷慨，却只字不提自己的事。卡塔瓦索夫问他去塞尔维亚的动机是什么，他谦虚地回答说：
“没什么，大家都去嘛。应该帮帮塞尔维亚人。真替他们难过。”
“是的，那边特别缺少像您这样的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但我在炮兵队里干了还没多久，说不定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的。”
“现在最需要炮兵，怎么会把您派到步兵里去呢？”卡塔瓦索夫从这位炮兵的年龄推测，他的军阶一定相当高。
“我在炮兵里没干过多久，我是个退伍的士官生。”他说着开始解释，为什么军官考试他没有及格。
这一切都给了卡塔瓦索夫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下车到站上喝酒时，卡塔瓦索夫想同谁谈谈，来证实自己得到的不良印象。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在倾听卡塔瓦索夫同志愿兵谈话。等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卡塔瓦索夫就同他攀谈起来。
“是的，动身去那边的人，情况确实个个不同。”卡塔瓦索夫含糊其辞地说，他想发表意见，也想引出老头儿的看法。
那老头儿是个军人，经历过两次战争。他知道怎样才算个真正的军人，但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抱住酒瓶不放的那份酒兴看来，他认为他们都是些该死的兵痞。他住在县城里，想讲讲他们那里有个退伍军人，又是酒鬼，又是小偷，因为没有人雇他做工就参了军。不过，他凭经验知道，在目前这种气氛中，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是危险的，尤其不能指摘志愿兵，因此他窥察着卡塔瓦索夫的神色。
“是啊，那边很需要人。”他眼睛里含着笑意说。他们谈论最新的战争消息，向对方掩饰着自己的疑虑，不知明天将同谁作战——根据最新消息，土耳其军已在各个据点被击溃了。结果，直到分手，两人都没有发表意见。
卡塔瓦索夫回到他的车厢里，不由得违心地对柯兹尼雪夫讲了他观察志愿兵的印象，说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欢迎志愿兵的又是一片歌声和欢呼声，又是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本城的妇女们又向志愿兵献花，陪着他们走进餐厅。不过这一切比起莫斯科来可差得远了。
四
列车停靠在省城车站，柯兹尼雪夫没有到餐厅去，却在站台上来回踱步。
他第一次经过伏伦斯基的房间，看见百叶窗关上了。但第二次经过时看见老伯爵夫人坐在窗口。她招手叫他过去。
“嗯，我现在送他到库尔斯克去。”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柯兹尼雪夫说，站在她的窗口往里张望，“他这次行动真是太漂亮了！”他发觉伏伦斯基不在里面，加上说。
“出了那件倒霉事以后，他还能做什么呢？”
“那件事真是太可怕了！”柯兹尼雪夫说。
“唉，我这是受的什么罪！您请进来吧……唉，我这是受的什么罪！”柯兹尼雪夫走进车厢，坐在她旁边的软座上，她重复说，“简直没法想象！整整六个礼拜，他跟谁也不说一句话，要不是我求他，什么东西也不吃。简直一分钟也不能让他独个儿待着。我们把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全拿走了，我们都住在楼下，谁也不能担保他不出什么事。您知道，他为了她已经开枪自杀过一次了，”她说，一想到这事她那苍老的前额又蹙了起来，“是的，她的下场正是她那种女人应得的下场。连死的方式都挑得那么卑贱下流。”
“审判她可不是我们的事，伯爵夫人，”柯兹尼雪夫叹息说，“但我懂得这事对您有多痛苦。”
“唉，甭提了！当时我住在我家庄园里，他也在我那里。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回信，叫那人带回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就在车站上。晚上我刚回到屋里，我的梅丽告诉我有位太太卧轨自杀了。真是晴天霹雳！我知道就是她。我当时就关照：不要对他说。可他们已经告诉他了。当时他的车夫在场，什么都看见了。我跑到他屋里，看见他已经精神失常，那个模样可吓人啦！他一言不发，骑上马往那里直奔。我不知道那里的情况究竟怎样，但他被送回来时已经像死人一样没有知觉。我都快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是‘完全虚脱’。后来就有点疯疯癫癫了。”
“唉，提他干什么！”伯爵夫人摆摆手说，“那日子太可怕了！哼，她怎么说也是个坏女人。哎，这种不要命的热情算什么呀！无非让人看出她这人不正常罢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她毁了自己，也毁了两个好人：她的丈夫和我那可怜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了？”柯兹尼雪夫问。
“他带走了她的女儿。阿历克赛最初什么都答应了。如今他可后悔把自己的女儿给了人家。可是话出了口，又不好收回。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我们竭力不让他同阿历克赛见面。这样对他，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些。她使他自由了，可我那个可怜的孩子完全被她给毁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途和我，可是她还不肯放过他，存心把他彻底给毁掉。咳，不论怎么说，她这种死法就是一个堕落的不信教的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吧，我眼看儿子给毁了，没法不恨她。”
“那他现在怎么了？”
“上帝拯救了我们：发生了塞尔维亚战争。我老了，不懂这种事，但对他来说确是上帝的恩典。当然，我这个做母亲的有点担心，再有，据说彼得堡对这事也另有看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唯一能使他振作起来的事。雅希文，他的朋友，把钱输得精光，也要到塞尔维亚去。是雅希文来看他，把他动员去的。如今这事可引起了他的兴致。您去同他谈谈吧，我希望能使他散散心。他太伤心了。倒霉的是他的牙又痛了。不过，他看见您一定会高兴的。请您去同他谈谈，他就在那边散步。”
柯兹尼雪夫说他很高兴见他，说着就往站台那一头走去。
五
站台上，货物在夕照下投出的斜影里，伏伦斯基身穿长外套，帽子压得很低，双手插在口袋里，仿佛笼中的野兽，踱来踱去，每走二十步就猛地转个身。柯兹尼雪夫发觉他走过去的时候，伏伦斯基看见他，却假装没有看见。柯兹尼雪夫不在意。他不计较同伏伦斯基的个人恩怨。
这时候，在柯兹尼雪夫眼里，伏伦斯基是个从事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他觉得有责任鼓励他，赞扬他。他就走到他面前。
伏伦斯基站住了，凝神细看，认出是柯兹尼雪夫，就上前几步，使劲握住他的手。
“也许您并不希望同我见面，”柯兹尼雪夫说，“不过，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哇？”
“对我来说，同您见面比同谁见面都少些不愉快，”伏伦斯基说，“您不要见怪。人生对我已没有什么愉快的事了。”
“这我了解，我愿意为您效劳，”柯兹尼雪夫凝视着伏伦斯基痛苦不堪的脸，说，“要不要为您给李斯基奇或者米兰写封信哪？”
“噢，不用了！”伏伦斯基仿佛好容易才听懂他的话，说，“要是您不介意，那我们一起走走。车厢里太气闷了。写信吗？不，谢谢您，一个人去死是不用什么介绍信的。除非写给土耳其人……”他嘴角上微微一笑，说。他那双眼睛依旧流露出愤恨和痛苦的神情。
“是的，不过您同有地位的人建立些关系还是需要的，这样可以方便些。不过，当然随您的便。我很愿意知道您的决定。眼前对志愿兵攻击得太多了，因此像您这样的人去一定可以改变舆论。”
“我这人，”伏伦斯基说，“好就好在对生死毫不在意。冲锋也好，砍杀也好，倒下也好，我的力气都是足够的——这一点我知道。我高兴的是有机会献出我的生命——我觉得不仅多余而且简直讨厌的生命。它对别人也许还有点用处。”他的下颚由于一刻不停的剧烈牙痛而抽搐着，使他说话时无法表现他想表现的感情。
“我敢担保，您会重新振作起来的，”柯兹尼雪夫十分感动地说，“为了把同胞弟兄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出生入死也是值得的。但愿上帝赐给您战斗的胜利和内心的平静。”他加上说，伸出手。
伏伦斯基紧紧握住柯兹尼雪夫的手。
“是的，作为一个工具，我还有些用处。可是，作为一个人，我已是个废物了。”他一字一顿地说。
他那阔大牙齿的剧痛使他嘴里充满口水，妨碍他说话。他不作声，凝视着那沿铁轨缓慢而平稳地滚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
突然，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不是身上的疼痛，而是揪心的难受，使他刹那间忘记了牙痛。一看到煤水车和铁轨，再加上同那次事件以后没见过面的朋友一谈话，他顿时想起了她，想起了那天他像疯子一样冲进车站看见她所剩下的一切：一张长桌上，在一群陌生人的围观下，那不久前还充满生命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不知羞耻地横陈着；那盘着浓密发辫、鬓角上覆着几绺卷发的完整的脑袋向后仰着；那张美丽的脸上，嘴唇半开半闭，凝聚着一种异样的神情——嘴唇悲怆凄凉，那双没有闭上的凝然不动的眼睛动人心魄，仿佛在说他们吵嘴时她对他说的那句可怕的话：“你会后悔的！”
他竭力回忆第一次——也在车站上——见面时她的模样：神秘，妩媚，热情，自己追求幸福，也赐给人幸福，不像她最后一次留给他的冷酷的复仇神气。他竭力回忆同她在一起的幸福时刻，但这些时刻永远被糟蹋了。他只记得，她曾威胁他将饮恨终生，她胜利了。他不再觉得牙疼。一阵抽泣使他扭歪了脸。
他默默地在货物堆旁来回踱了两次，才勉强控制感情，平静地对柯兹尼雪夫说：
“今天没有什么消息吗？是的，他们第三次被击败了，看来明天会有一场决战。”
他们又议论了一阵米兰国王的宣言和它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听见铃响第二遍，就分手各自回车厢去。
六
柯兹尼雪夫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从莫斯科脱身，所以没有打电报叫弟弟去接。当卡塔瓦索夫和柯兹尼雪夫坐着在车站上雇的四轮马车，像阿拉伯人一样风尘仆仆，正午到达波克罗夫斯克家门的时候，列文不在家里。吉娣同父亲和姐姐坐在阳台上，一认出大伯，就跑下去迎接。
“您怎么好意思不通知一下！”她一面说，一面伸出手给柯兹尼雪夫，并且凑过去让他吻吻前额。
“我们平安到达，没有惊动你们，”柯兹尼雪夫回答，“我一身是灰，真不敢碰你了。我近来很忙，不知道几时可以脱身。你们还是老样子，”他笑嘻嘻地说，“在幽静的好地方，不受潮流冲击，享享清福。你看，我们的朋友卡塔瓦索夫到底也来了。”
“不过，我不是黑人，只要一洗干净，又会像个人的。”卡塔瓦索夫习惯成自然地用戏谑的口吻说，微笑着伸出手。他的牙齿因为脸黑而显得格外洁白光亮。
“康斯坦京准会高兴的。他到农场去，该回来了。”
“他一直在搞他的农业。真是田园风光啊！”卡塔瓦索夫说，“可我们在城里，除了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看不见。那么，我们那位朋友对时局有什么看法？一定与众不同吧？”
“哦，他吗？没什么，同大家一样，”吉娣窘态毕露地转身望望柯兹尼雪夫，回答说，“我这就派人去找他。爸爸现在住在我们这里。他刚从国外回来。”
吉娣派人去找列文，又叫仆人带两位风尘满面的来客到屋里梳洗：一个到书房里，另一个到陶丽的大房间里，又吩咐给客人备饭，自己就敏捷地——这在她怀孕期是不允许的——跑到阳台上。
“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来了。”她说。
“啊呀，这么大热天，真够辛苦的了！”老公爵说。
“不，爸爸，他这人挺可爱，康斯坦京很喜欢他。”吉娣发觉父亲脸上嘲弄的神气，微笑着说，仿佛在向他恳求什么似的。
“我倒没什么。”
“你去招待招待他们吧，好姐姐，”吉娣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上见到斯基华了，他身体很好。我要去看看米嘉。真糟糕，自从吃茶点起还没喂过他呢。这会儿他该醒了，一定在哭了。”她觉得乳房发胀，快步向育儿室走去。
不出所料（她同婴儿生理上的联系还没有断），她凭自己乳房发胀知道他饿了。
她知道不等她走到育儿室，婴儿已在哭了。果然他在嚷嚷。她听见他的声音，加快脚步，但她走得越快，他哭得也越响。哭声很响亮健康，听得出是饿了，等不及了。
“哭了好一阵了吗，保姆？”吉娣一面坐下来准备喂奶，一面急急地说，“快把他抱给我。唉，保姆，你怎么这样慢吞吞的，嗐，帽子回头再系好了！”
婴儿声嘶力竭地啼哭着。
“总得弄弄好哇，少奶奶，”几乎一直待在育儿室里的阿加菲雅说，“总得把我们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噢，噢！”她哄着婴儿，却不理做母亲的。
保姆把婴儿抱给母亲。阿加菲雅跟着走过去，慈祥的微笑使她的脸都松开了。
“他认得人，认得人。千真万确，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少奶奶，他认得我呢！”阿加菲雅嗓门压倒婴儿的啼声叫道。
但吉娣不听她的。她同婴儿一样越来越急躁了。
由于急躁，好一阵没有喂上奶。婴儿没有吮到奶，生气了。
经过一番剧烈的啼哭、打呛以后，总算顺当了，母子都定下心来，不再作声。
“啊呀，可怜的宝贝浑身上下都是汗呢！”吉娣摸着婴儿的身子，低声说，“为什么你说他会认人了呢？”她加上说，斜睨着她觉得调皮地从小帽子底下望着她的婴儿的眼睛，又瞧瞧他那有节奏地一起一伏的小腮帮，以及他那在空中画着圆圈的粉红色小手。
“不可能！要是他认得人，那准认得我。”吉娣回答阿加菲雅，嫣然一笑。
她嫣然一笑，因为她嘴里虽说不可能认得人，心里却觉得他不仅认得阿加菲雅，而且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得，他还知道和懂得许多谁也不知道的事，她这个做母亲的就是依靠他而知道和懂得许多东西的。对阿加菲雅，对保姆，对外祖父，对父亲来说，米嘉只是一个需要物质照顾的生物；但对母亲来说，他早就是个有精神生活的人，她同他早就有一系列精神上的联系了。
“等他醒来，上帝保佑，您准会看到的。只要我这样一来，他就会高兴得笑起来，那宝贝，简直像明亮的太阳！”阿加菲雅说。
“嗯，好的，好的，我们回头看吧，”吉娣喃喃地说，“现在你去吧，他睡着了。”
七
阿加菲雅踮着脚尖走了出去；保姆放下窗帘，从小床纱帐里赶走苍蝇和一只在玻璃窗上乱撞的大胡蜂，这才坐下来，拿一把桦树帚在母子头上挥动着。
“热死了！老天爷就是落几滴小雨也好哇！”她说。
“是啊，是啊，嘘……嘘……”吉娣这样回答，微微摇晃身子，亲热地握住米嘉那只胖得手腕上仿佛有一根线束着的小手。米嘉那双眼睛忽而闭上，忽而睁开，他那只小手却一直在轻轻挥动。这只小手逗得吉娣心神不宁，她很想吻吻它，但又怕把孩子弄醒。那只小手终于不动了，眼睛也闭上了。那婴儿偶尔一面吃奶，一面扬起弯弯的长睫毛，在朦胧的光线中用他那双乌溜溜水汪汪的眼睛盯住母亲。保姆停止打扇，打起瞌睡来。可以听见楼上老公爵洪亮的说话声和卡塔瓦索夫哈哈大笑的声音。
“我不在，他们一定谈得很起劲，”吉娣想，“康斯坦京不在，总叫人恼火。他一定又到养蜂场去了。他常常到那里去，虽然叫人寂寞，可我还是高兴的。可以让他散散心。现在他比春天快活多了，精神也好多了。要不然他老是那么闷闷不乐，心里烦恼，我真替他担心呢。他这人真可笑！”她笑盈盈地自言自语着。
她知道什么事使丈夫烦恼，就是他不信教。要是有人问她是不是认为他不信教来世就要灭亡，她准会同意他将灭亡。虽然如此，他的不信教并没使她觉得不幸。她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灵魂不能得救，而天下她最爱的就是丈夫的灵魂，但她想到他的不信教还是笑嘻嘻的，并且暗自说他这人真可笑。
“他一年到头尽读那些哲学书做什么？”她想，“要是这一切都写在书里，他会懂得的。要是书上的话都是胡扯，还读它做什么？他自己也说希望有信仰。那他又为什么不信教呢？大概是因为想得太多吧？想得太多是由于孤独。他老是一个人，一个人。他同我们又谈不来。我想这两个客人会使他高兴的，特别是卡塔瓦索夫。他喜欢同他谈天。”她想，接着又立刻考虑让卡塔瓦索夫睡在哪里好——让他单独住一间，还是和柯兹尼雪夫同住。这当儿，她突然想到一件事，激动得浑身打了个哆嗦，把米嘉都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乐意地望了她一眼。“洗衣妇看来还没把洗好的东西送来，客人用的干净床单一条也没有了。要是我不去料理一下，阿加菲雅就会拿用过的床单给柯兹尼雪夫铺床。”吉娣一想到这事，血就往脸上直涌。
“是的，我要去料理一下。”她下定决心，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她记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灵问题没有思考好，就又重新想起来，“是的，康斯坦京不是教徒。”她想到这里又浮起了微笑。
“嗯，他不是教徒！但与其像施塔尔夫人或者我在国外向往做的那种人，还不如让他永远像现在这样。是的，至少他不会装腔作势。”
前不久那件证明他心地善良的事，又历历在目地呈现在她眼前。两星期前，陶丽接到奥勃朗斯基一封悔罪的信。他恳求她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她的地产来替他还债。陶丽绝望了，恨透丈夫，又蔑视他，又可怜他，决定同他离婚，拒绝他的要求，但临了还是同意卖掉一部分产业。这事以后，吉娣不由得带着柔情的微笑，回想丈夫当时那种羞涩的神态。他一再想解决这件他关心的事，终于想出了一种可以帮助陶丽而又不伤她自尊心的办法，那就是让吉娣把她的一份地产送给陶丽，这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的。
“怎么能说他是个没有信仰的人呢？他生着这样一副好心肠，总是唯恐人家难受，连小孩都不例外！总是替别人着想，就是不想到自己。谢尔盖·伊凡诺维奇一直认为康斯坦京有义务当他的管家。姐姐也是这样。现在陶丽和她的孩子就由他保护着。乡下人都天天来找他，仿佛他就应该为他们做事。”
“啊，但愿你能像你爸爸，像你爸爸就好了！”吉娣说着把米嘉交给保姆，吻了吻他的小腮帮。
八
在心爱的哥哥临死那一刻，列文第一次用所谓新的信仰——在他二十到三十四岁期间逐渐形成，代替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信仰——来看待生死问题。自从那时起，使他惊异的主要不是死，而是生。他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生物体和它的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定律、进化——这些术语代替了旧的信仰。这些术语和有关的概念对科学很有用，但对生命本身却毫无作用。列文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脱去暖和的皮袄，换上薄纱衣服，一到冰天雪地，不是凭理论而是通过切身感受，觉得自己简直像赤身露体一样，因此必将痛苦地灭亡。
自从那时起，列文对这个问题虽没有多加思索，并且照往常那样生活，他却不住为自己的愚昧无知感到害怕。
他还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所谓的信仰不仅是无知，而且是一种缺乏知识的胡思乱想。
在他新婚的日子里，新的欢乐和责任排除了这些思想；但在妻子生产以后，在莫斯科无所事事，他就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执拗地要求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要是不接受基督教对生命问题的解答，那我接受什么样的解答呢？”在他的全部信仰里，不仅找不到任何解答，就连类似解答的话都找不到。
他仿佛在玩具店和军器店里找寻食品。
如今他不自觉地在每本书里，在每次谈话中，在每个人身上找寻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答案。
最使他惊奇和苦恼的是，多数同他地位和年龄相仿的人，都接受新的信仰来代替旧的信仰，却看不出任何不幸，而是心安理得，十分满足。因此，除了主要问题以外，还有一些问题使列文感到苦恼：这些人老实吗？他们是不是在弄虚作假？还是他们比他更清楚地懂得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科学答案？于是他就竭力钻研这些人的意见和解答这些问题的书籍。
他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以来，发现他少年和大学时代认为宗教已经过时的想法是错误的。凡是同他亲近的正派人，个个都信教。老公爵也好，他所喜爱的李伏夫也好，柯兹尼雪夫也好，还有妇女个个都信教，他的妻子同他童年时代一样虔诚。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凡是他十分尊敬的人，没有一个不信教。
另外，读了许多书以后，他确信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也没有做过任何解释，只是摒弃他觉得不解决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却拼命去解决一些他毫无兴趣的问题，例如生物体的进化，机械地解释灵魂，等等。
此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时候，出了一件对他来说异乎寻常的事。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在祈祷时信起教来。但过了那个时候，他就再没有那样的心情了。
他不能承认当时认识了真理，现在却犯了错误，因为只要平心静气地思索一下，一切便都不能成立；他也不能承认当时错了，因为他珍惜当时的心情，但他要是承认自己意志薄弱，那就会亵渎那个时刻。他处在自相矛盾的痛苦之中，竭力想摆脱出来。
九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时而轻微，时而强烈，但从不离开他。他读书，思索，读得越多，想得越多，觉得离追求的目标越远。
最近，在莫斯科和乡下，他确信从唯物主义者那里找不到解答，就重新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都不用唯物主义来解释人生。
他阅读其他人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理论，并试图加以批驳，他觉得他们都言之成理；但当他一读到或者自己思索问题的答案时，就会兜来兜去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当他在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含义不清的名词上兜圈子，存心落入哲学家或者他自己所设下的文字陷阱时，他似乎有所领悟。但只要抛弃人为的思想，从现实生活出发，回到他一向感到满意的习惯的思路上来，这种空中楼阁立刻就像纸屋一样崩塌了。十分清楚，这种空中楼阁就是用颠来倒去的名词术语砌成的，除了理智以外，完全脱离生活中的重大事物。
他一度阅读叔本华，用“爱”这个字来代替“意志”。这种新的哲学在他还没有抛弃以前，曾经给了他一两天的慰藉；但当他从实际生活出发加以观察时，它也就崩塌了，成为一件不能御寒的薄纱衣服。
柯兹尼雪夫哥哥劝他读霍米亚科夫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作品第二卷，虽然开头讨厌他那种振振有词、辞藻华丽和机智俏皮的风格，后来却深为他有关教会的论述所感动。最初使他感动的思想是，上帝的真理不是个人所能领悟，只有由爱结合起来的团体——教会才能理解。使他高兴的思想是，相信一个由一切人的信仰所组成、以上帝为首因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然后再信仰上帝、创世、堕落、赎罪，要比直接信仰上帝——遥远而神秘的上帝，信仰创世等，容易得多。后来他阅读天主教作家写的教会史和东正教作家写的教会史，发现这两个本质上完全正确的教会互相排斥，他对霍米亚科夫的教会理论失望了，于是这座建筑物也像哲学建筑一样崩塌了。
整个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精神上十分痛苦。
“要是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可是我无法知道，因此无法活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离出一个生物体水泡，这水泡一刹那破灭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水泡。”
这是一个叫人痛苦的谬误，但却是人类几世纪来在这方面冥思苦想的唯一成果。
这是一种最新的信仰，人类思想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几乎都是以它为依据的。这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信仰，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挑选了这种信仰，认为它是最明确的。
但这不仅是一个谬误，而且是一股恶势力——人类不该向它屈服的邪恶可恨的势力——的残酷嘲弄。
一定要摆脱这股恶势力。而摆脱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一定要摆脱这股恶势力的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死。
于是，列文这个身强力壮、家庭生活美满的人，竟几次想到自杀，他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
不过，列文并没有开枪自杀，也没有上吊，而是继续生活着。
十
列文思考，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他找不到答案，悲观失望。但当他不再向自己提这问题时，仿佛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因此就满怀信心地生活着，行动着。近来，他生活的信心充足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下，又恢复他的日常活动。农活、同农民和邻居交往、家务、姐姐和哥哥委托他代管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从今春开始他对养蜂的嗜好——这些活动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他从事这些活动，并不像以前那样遵照什么公认的理论，觉得非这样做不可；正好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过去办公共福利事业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另一方面因为穷于思索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来的种种事务，根本不再考虑公共福利。他关心这些事，只因为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这些事非做不可。
以前（几乎从童年直到成人），当他想做些对大家、对全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的事时，他觉得很愉快，但做起来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对活动是否必要也缺乏信心。再有，活动本身总是初看很有意义，越到后来就越无足轻重，最后竟显得毫无意义了。婚后他越来越纯粹为自己而生活，虽然想到自己的事业并没有什么乐趣，却坚信它是必要的，看到它比以前兴旺发达，规模也越来越大。
现在，他好像一张犁，不由自主地在地里越陷越深，不离开犁沟就拔不出来。
同祖祖辈辈一样过家庭生活，就是说达到和他们同样的文化教养，以同样的方式教育孩子，这是天经地义。好比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就得做饭一样，必须在波克罗夫斯克把农业经营得有利可图。如同有债一定要还那样，必须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好，使儿子将来继承产业时感激父亲，就像列文感激祖父惨淡经营的家业那样。
不能袖手不管哥哥、姐姐和那些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就像不能把抱在怀里的婴儿抛弃一样。不能不关心请来做客的姨姐和她孩子们的舒适，以及妻子和婴儿的安宁，也不能不每天花一点时间来陪伴他们。
这一切再加上打猎和养蜂，就使列文的生活忙碌不堪，但当他冷静地思索一下时，又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意思。
列文不仅知道他必须做什么，而且知道这一切他应该怎样做，怎样分清轻重缓急。
他认为雇佣工人工资越少越好，但不该用预支工资的方式来廉价奴役工人，虽然这样做很有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向农民出售干草，虽然他很怜悯他们。夜店和酒店必须取缔，虽然都有利可图。砍伐树林一定要从严处分，但农民把牲口赶到他的庄稼地里可不用罚款。而且不准扣留闯到庄稼地里的牲口，虽然这使看守人生气，使农民肆无忌惮。
彼得付给高利贷者月息一分的债款，那就必须借一笔钱给他，好让他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但对拖欠地租的农户却不准赖租或者宕账。草地不割，草都浪费了，不能原谅管家；但种上树苗的八十亩地不能割草。一个长工在农忙季节回家料理父亲的丧事，虽然可怜，却不能原谅他，在这种宝贵的时候旷工，工资必须照扣。对不能干活的老仆，每月口粮必须照发。
列文知道，一回家首先必须去看望身体不适的妻子，那些农民虽已等了他三小时，可以让他们再等一会。他也知道收集蜂群是一大乐事，但是既然有农民到养蜂场找他谈话，他只得放弃这种乐趣，让老头儿独自收集蜂群。
他做得对不对，他不知道，也不打算估量，而且避免谈论和思考这些问题。
反复思考往往使他疑惑不决，反而看不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他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的时候，他常觉得心里有个英明的法官，能区别是非，分清好歹，他的行动稍有差错，立刻就会发觉。
他就这样活着，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他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并且因为这样的愚昧无知而痛苦得想自杀，同时却又坚定不移地走着他独特的人生道路。
十一
柯兹尼雪夫来到波克罗夫斯克那天，列文正好十分苦恼。
正是一年中农活最紧张的季节，在劳动中人人表现出忘我的精神，这在别处是看不到的。要是表现这种精神的人对自己的劳动要价很高，或者这种情况不是年年如此，劳动的成果也不是那么平凡，这种精神就会得到好评。
收割黑麦和燕麦，搬运麦捆，割草地，翻耕休闲地，打谷子，播种冬麦——这一切看来都很简单，但要及时完成，就得全村男女老少不停地劳动三四个星期，每天比平时多做三倍工作，只吃点克瓦斯、洋葱和黑面包，夜夜打谷和搬运麦捆，每晚最多只睡两三小时。全俄国年年都是这样干的。
列文在乡下度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经常同老百姓接触，在干活时他总觉得受老百姓这种昂扬情绪的感染。
大清早，他骑马到黑麦地，又去察看正在搬运和堆垛的燕麦。然后在妻子和姨姐起床时回家，同她们一起喝咖啡。这以后又去打谷场，那里新装的打谷机准备打谷了。
这天列文整天都同管家和农民谈话，回到家里同妻子、陶丽、她的孩子们和岳父谈话，心里老是想着近来除了农活一直盘踞在他头脑里的问题，并且到处找寻答案：“我是个什么人？我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新盖的谷仓——仓顶用剥皮的新鲜白杨做梁，叶子没有落光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钉在上面做桁条——的荫处，从敞开的大门往里张望，透过到处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糠屑，时而望望骄阳照耀下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从仓房里搬出来的新鲜干草，时而望望花斑头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地叫着飞到屋檐下，又鼓动翅膀栖在门口光亮的地方——时而望望在灰尘飞扬的阴暗谷仓里忙碌的人们，头脑里出现了种种古怪的念头。
“干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他想，“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干活？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忙忙碌碌，拼命在我面前表示卖力呢？我熟识的玛特廖娜老婆子为什么这样起劲哪？（上次火烧，一根大梁掉下来把她打伤了，我替她治过伤。）”他望着那个消瘦的老婆子，在高低不平的坚硬的打谷场上紧张地挪动她那双晒黑的光脚，使劲耙着谷子，“当时她的伤痊愈了，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再过十年，人家就会把她埋葬，她身上什么也不会留下。这个穿红裙子的漂亮姑娘现在那么干净利落地簸谷，将来也什么都不会留下，人家也会把她埋葬。还有那匹花斑骟马也没有剩下多少日子了，”他望着肚子一起一伏、张大鼻孔拼命喘气的老马，怎样踩着转动的斜轮子，想，“它也会被埋葬的。还有那个费多尔，卷曲的大胡子上落满糠屑，衬衫破了一大块，露出雪白的肩膀，正把麦子送到打谷机上，他也会被人家埋葬的。可他现在还在解麦捆，发号施令，对娘儿们吆喝，利索地调整飞轮上的皮带。最重要的是，不仅他们要被埋葬，连我也要被埋葬，我也什么都不会留下。这都是为什么呀？”
他一面这样想，一面看着表，好算出一小时能打多少麦子。他需要知道这个，好规定一天的工作定额。
“快一个钟头了，才开始打第三捆。”列文一面想，一面走到打谷人跟前，用压倒机器轰隆声的嗓门，要他每次往里面少放一点。
“少放一点，费多尔！你瞧，都堵住了，所以转不快。放得均匀些！”
费多尔满头大汗，脸上沾满灰尘，显得又脏又黑，大声答应着，但还是做得不符合列文的要求。
列文走到鼓轮旁边，把费多尔推开，亲自动手把麦束放进去。
他差不多一直干到农民吃午饭的时候，才同费多尔一起离开仓库。他们站在打谷场上一个整齐的留种用的黑麦堆旁，交谈起来。
费多尔是从一个遥远的村子，也就是列文出租土地让农民搞合作经营的地方来的。那块地现在租给原来看院子的人了。
列文同费多尔谈起那块地，还向他打听，同村那个富裕而善良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地。
“地租太贵，普拉东付不起，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费多尔从汗水淋漓的怀里取出麦穗，回答。
“那么基里洛夫怎么付得起呢？”
“米久哈那家伙（费多尔这样鄙称看院子人），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怎么会付不起呢！那家伙就会剥削人，自己占便宜。他连同教弟兄都不怜悯。至于普拉东大叔会剥削人吗？人家欠了他债，他一笔勾销，自己却弄得手头很紧。全得看是什么人哪。”
“那他何必一笔勾销呢？”
“嘿，天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人活着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譬如米久哈就是为了填饱他的大肚子，可是普拉东是个规矩的老头儿。他活着是为了灵魂，他记得上帝。”
“他怎么记得上帝？怎么为灵魂而活着呢？”列文几乎喊起来。
“怎么样吗？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要知道人是个个不同的。拿您来说，您也不会欺负人……”
“好，好，再见！”列文说，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转过身，拿起手杖，快步走回家去。一听到费多尔说普拉东活着是为了灵魂，并且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一些模糊不清但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他的心头，好像冲破闸门，奔向一个目标，弄得他晕头转向，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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