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哦,顺便说一下,”奥勃朗斯基说,“你若有机会见到波莫尔斯基,请你对他说说,我很愿意担任‘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公司’理事的空缺。”

奥勃朗斯基对这个垂涎已久的差事说得多了,因此讲得十分利落,毫无差错。

卡列宁向他详细打听了这个新成立的理事会的业务,沉思起来。他在考虑这个理事会的业务同他的计划有没有抵触。但是,由于这个新机构的业务很繁杂,他的计划涉及面又广,他无法一下子做出判断,就摘下夹鼻眼镜说:

“当然,我可以对他说说,不过,你究竟为什么要谋这个差事啊?”

“年俸优厚,差不多有九千卢布,而我的经济……”

“九千卢布。”卡列宁重复说了一遍,皱起眉头。这笔数目可观的年俸使他想到,奥勃朗斯基所谋求的职位,在这方面就违反他计划中强调精简节约的宗旨。

“我认为并且写过一篇文章说明,现代的高薪制是我们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的表现。”

“那么,照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奥勃朗斯基说,“假定一位银行行长年俸一万卢布,那是因为他的工作值这么多钱。或者说,一位工程师年俸两万卢布,那是因为他的事业是有前途的!”

“我认为薪俸是一种商品的代价,应该受供求法则的支配。规定薪俸时如果忽视这个法则,譬如说有两位同一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学问和能力不相上下,一个年俸四万,另一个只要两千就心满意足了;或者重金礼聘毫无专长的律师或骠骑兵去当银行行长,那我可以断定,这种薪俸不是遵照供求法则,而是徇私枉法。这种舞弊行为情节恶劣,对政府工作十分有害。我认为……”

奥勃朗斯基连忙打断妹夫的话。

“是的,不过你得承认,现在开办的是一种肯定对国家有益的新机构。不论怎么说,这可是一项前途远大的事业!现在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办得正派。”奥勃朗斯基特别强调“正派”两字。

不过,“正派”两字在莫斯科流行的含义卡列宁并不知道。

“正派只是一种消极的因素。”他说。

“但你还是给我帮个大忙吧,对波莫尔斯基说说,如果有机会……”奥勃朗斯基说。

“不过,我看这事关键在于波尔加林诺夫。”卡列宁说。

“波尔加林诺夫那方面完全同意了。”奥勃朗斯基红着脸说。

一提到波尔加林诺夫,奥勃朗斯基的脸刷地红了,那是因为今天早晨他刚到这个犹太人家里去过,并且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奥勃朗斯基深信他向往的工作是一项有发展前途的正派的新事业,但今天早晨波尔加林诺夫分明是有意叫他同其他来访者在接待室里坐等两小时。他一想起这事,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觉得不自在,也许是因为他奥勃朗斯基公爵,身为留里克王族的后裔,竟在一个犹太佬的接待室里等了两小时;也许是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遵照祖先的榜样为政府效忠,却自己另找出路。总之,他觉得非常不自在。在波尔加林诺夫家等待的两小时里,奥勃朗斯基勉强打起精神在接待室里踱步,抚摩着络腮胡子,同其他来访者随便攀谈,还想出一句俏皮话聊以自嘲:“登门求告犹太佬,冷板凳上坐到老!”——就这样竭力想不让人家甚至包括他自己察觉当时的苦恼心情。

但他始终觉得很不自在很烦恼,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是由于那句俏皮话:“登门求告犹太佬,冷板凳上坐到老”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波尔加林诺夫接见他时客气得有点异乎寻常,显然是由于屈辱了他而洋洋自得,并且几乎拒绝了他的要求。奥勃朗斯基想尽快把这事忘掉,如今一提起,不禁脸红了。

十八

“现在我还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就是安娜的事。”奥勃朗斯基沉吟了一会儿,抖掉头脑里不愉快的印象,说。

奥勃朗斯基一提到安娜的名字,卡列宁的脸色顿时变了:原来那种生气勃勃的神气消失了,出现了憔悴和死灰般的颜色。

“您究竟要我怎么样?”他在安乐椅上转过身来,嗒地一声合拢夹鼻眼镜,说。

“做个决定,不论怎样的决定,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现在向你要求,不是把你当作(他本想说‘一个受侮辱的丈夫’,但唯恐因此坏事,就改了口)一位政治家(这种说法也不妥当),只是当作一个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怜恤她。”奥勃朗斯基说。

“你究竟要说什么?”卡列宁低声问。

“是的,应该怜恤她。你要是像我这样看见她——我同她一起过了一冬——你就会可怜她了。她的处境实在糟,糟得很呢。”

“照我看,”卡列宁声音尖得刺耳地回答,“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已经万事如意了。”

“嗳,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看在上帝分上,我们不要互相责备吧!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你也知道,她所希望和期待的就是离婚。”

“但我想,要是我提出把儿子留给我作为条件,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会拒绝离婚的。我原来就是这样答复的,并且认为这事已经了结啦。我认为这事已经结束了!”卡列宁尖声叫道。

“啊,看在上帝份上,你别激动!”奥勃朗斯基拍拍妹夫的膝盖说,“事情并没有结束。请你让我再把这事的经过扼要说一说:当你们分开的时候,你真了不起,真是再宽宏大量也没有了;你答应给她一切——自由,甚至离婚。她因此十分感激你。不,你听我说。她确实很感激,最初觉得对不起你,她什么也不考虑,也无法考虑。她放弃了一切。可是现实生活和时间表明,她的处境很痛苦,简直无法忍受。”

“我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生活毫无兴趣。”卡列宁扬起眉毛,打断他的话说。

“对不起,这话我可不信,”奥勃朗斯基婉转反驳说,“她的处境使她自己觉得很痛苦,对别人也没有丝毫好处。你说她自作自受,这一层她明白,她对你没有什么要求;她坦率地说不敢对你有什么要求。但是我,我们一家人,凡是爱她的人,都要求你,恳求你。她为什么要受这个罪?这样对谁有利呢?”

“对不起,看来您把我放在被告地位了。”卡列宁喃喃地说。

“不,不,绝对不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奥勃朗斯基说,又碰碰他的手,仿佛这样可以使妹夫心软,“我只想说一点:她的处境很痛苦,只有你能减轻她的痛苦,这在你毫无损失。一切都由我来替你安排,不用你费神。其实你已经答应过了。”

“以前是答应过的。我原以为儿子的问题可以使这事了结。此外我希望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能慷慨……”卡列宁脸色发白,嘴唇哆嗦,好容易才说了出来。

“一切全看你的宽宏大量了。她只有一件事请求你,恳求你——帮她摆脱当前难堪的处境。儿子,她不再要求了。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你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你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吧。离婚这件事目前对她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要不是你以前答应过她,她也就安心住在乡下了。你答应了她,她写信给你,这样就来到了莫斯科。可是,在莫斯科不论遇见什么人,她的心窝就像挨了一刀子。她住了六个月,天天都在盼你的决定。老实说,好比一个判了死刑的人,脖子套上绞索有几个月了,随时可能处决,也可能遇赦。你就怜恤怜恤她吧,一切都由我来安排……你这人挺认真……”

“我不是说这个,不是说这个……”卡列宁嫌恶地打断他的话说,“也许我答应过我没有权利答应的事。”

“那么你对答应过的事反悔了?”

“凡是办得到的事我从不拒绝,但希望有时间让我考虑一下,这事能办到什么程度。”

“不,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奥勃朗斯基跳起来说,“这话我可不愿相信!即使在女人中间也没有比她更可怜的了,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

“我答应过的事只要办得到就行。你是以自由思想出名的。我可是个信徒,遇到这么重大的事,我不能违反基督教教义。”

“不过就我所知,我们基督教是允许离婚的,”奥勃朗斯基说,“我们的教会也允许离婚。我们也看到……”

“允许是允许的,但不是这个意思。”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简直不认得你了!”奥勃朗斯基沉默了一阵说,“你不是出于基督教的精神饶恕一切并且不惜牺牲一切吗?我们大家不是都十分钦佩这种精神吗?你亲口说过:有人要拿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可是现在……”

“我请求您,”卡列宁突然站起来,脸色苍白,下颚哆嗦,声音尖得刺耳地说,“我请求您不要……不要再说了。”

“哦,不!我要是伤了你的心,那就请你……请你原谅,”奥勃朗斯基尴尬地微笑着说,同时伸出手,“不过我只是奉命传个口信罢了。”

卡列宁也伸出手来,沉思了一下,说:

“我得考虑一下,向人请教请教。后天我给您正式答复。”

十九

奥勃朗斯基刚要走,柯尔尼进来通报说:

“谢尔盖·阿历克赛伊奇来了!”

“谢尔盖·阿历克赛伊奇是谁呀?”奥勃朗斯基刚要问,但立刻明白了。

“噢,是谢辽查!”他说,“我还以为谢尔盖·阿历克赛伊奇是哪位部长呢。”他立刻想起来:“安娜还要我去看看他呢。”

他还想起临别时安娜带着一种羞怯可怜的神气对他说:“你总会看见他的。你详细打听一下,他在哪里,谁在照料他。还有,斯基华……要是能办到的话!你看是不是能办到啊?”奥勃朗斯基明白,所谓“要是能办到的话”,意思就是说,要是能办理离婚手续而把儿子归她的话……如今奥勃朗斯基看出这事想也别想了,但能看到外甥还是很高兴。

卡列宁提醒内兄他们从不向儿子提到他母亲,并要求他也只字不提。

“上次同他母亲见面后他大病了一场,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卡列宁说,“我们甚至担心他会送命。幸亏合理的治疗和一夏的海水浴使他恢复了健康。现在遵照医生的意见,我把他送到学校里去了。果然,同学们对他起了良好的影响,他现在身体十分健康,书也念得很好。”

“嘿,多漂亮的小伙子!已经不是什么谢辽查,而是体体面面的谢尔盖·阿历克赛伊奇了!”奥勃朗斯基瞧着那个穿蓝上装和长裤、肩膀宽阔的漂亮男孩矫健而洒脱地走进来,含笑说。这孩子看上去又健壮又快活。他像对一般客人那样对舅舅鞠了个躬,但一认出是舅舅就脸红了,连忙扭过身去,仿佛受了什么委屈,生气了。他走到父亲面前,把学校发下来的成绩单交给他。

“噢,还不错,”做父亲的说,“你去吧。”

“他瘦了,长高了,不再是小娃娃,而是个大孩子了。我很高兴,”奥勃朗斯基说,“你还记得我吗?”

孩子飞快地对父亲瞟了一眼。

“记得,舅舅,”他望了望舅舅回答,接着又垂下眼睛。

舅舅叫他过去,拉住他的手。

“啊,你怎么样?”他想同他谈谈,但不知道说什么好。

孩子红着脸没有回答,小心地从舅舅手里抽出手。奥勃朗斯基一松手,他询问地对父亲瞧了一眼,就像一只获释的小鸟,飞快地跑出了屋子。

谢辽查上次见到母亲,离现在已经有一年了。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就在这期间他被送进学校,结识了许多同学,并且喜欢他们。那次母子见面后害得他生了一场病的对母亲的种种幻想和回忆,如今已不再盘踞在他的心头了。每当这种思绪袭上心来的时候,他总是竭力把它驱散,认为这是丢脸的,只有女孩子才会动感情,一个男孩或男同学是不该这样的。他知道父母因争吵而分居,知道他命定要留在父亲这里,就竭力使自己适应这样的局面。

一看见相貌酷似母亲的舅舅,他感到很不愉快,因为引起了他认为可耻的回忆。使他更不愉快的是,当他在书房门外等候时听见了几句话,尤其是看到父亲和舅舅的脸色,他知道他们谈到了母亲。谢辽查为了不责怪住在一起并且赖以生活的父亲,特别是不受他认为有失面子的那种感情所支配,竭力不望这位跑来破坏他内心平静的舅舅,并且避免因他勾起这方面的思绪。

不过,当奥勃朗斯基跟着他出去,在楼梯上看见他,把他唤到跟前,问他在学校里课余玩些什么时,谢辽查看见父亲不在,就同他畅谈起来。

“现在流行开火车,”他回答舅舅说,“您知道怎么搞的吗?两个人坐一条长凳,算是乘客。另外一个站在长凳上。其余的人都来拉车。可以用手拉,也可以用皮带拉,拉着穿过一间间屋子。我们预先把门都打开。嗬,列车员可难当了!”

“就是站着的那一个吗?”奥勃朗斯基笑着问。

“对,干这个要又勇敢又灵活,特别是遇到急刹车,或者有人掉下来。”

“是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奥勃朗斯基感慨地凝视着这双酷似母亲但不再有丝毫孩子气的灵活的眼睛,说。虽然他答应卡列宁不在谢辽查面前提到安娜,但他还是忍不住。

“你还记得妈妈吗?”他出其不意地问。

“不,不记得。”谢辽查急急地说,脸涨得通红,垂下了眼睛。做舅舅的就再也无法从他嘴里问出什么来了。

半小时以后,斯拉夫家庭教师发现他的学生在楼梯上,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学生是在发脾气还是在哭。

“哦哟,怎么了,你准是跌伤了,是吗?”家庭教师说,“我对你说过这种游戏很危险。得去告诉校长。”

“我要是跌伤了,谁也不会发觉的。这不成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事啊?”

“别管我!我记得不记得……这干他什么事?我为什么要记得?别管我!”这会儿他已经不是对家庭教师而是在对全世界说话了。

二十

奥勃朗斯基在彼得堡照例没有虚度光阴。到了彼得堡,除了妹妹离婚和给自己谋职这些事以外,他在莫斯科——正如他所说的——过了一阵发霉的生活以后,照例需要换换空气,提提神。

莫斯科虽然也有音乐杂耍咖啡馆和公共马车,但毕竟是死水一潭。奥勃朗斯基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他在莫斯科住了一阵,特别是同家属生活在一起,总觉得提不起精神,愁闷得很。长期守在莫斯科家里,他常由于妻子的心情恶劣和责难埋怨,孩子们的健康和教育,以及工作上的种种琐事甚至债务而心烦意乱。但只要一到彼得堡,在他经常出入的上流社会——那里人人都在生活,的的确确是生活,而不像在莫斯科那样混日子——过上一阵,一切忧虑烦恼自然就烟消云散了。

妻子吗?……今天他刚同契青斯基公爵谈过这事。契青斯基公爵已有家室,孩子都已长大,当上了贵胄军官学校学生,但他还有一个非法的家庭,也生了孩子。虽然第一个家也满不错,但契青斯基公爵觉得第二个家更使他快乐。他把长子领到第二个家里,对奥勃朗斯基说,他认为这样对儿子更有好处,更能增长他的见识。要是在莫斯科人家会怎么说呢?

孩子吗?在彼得堡,孩子们并不妨碍父亲的生活。孩子们都在学校里读书,这里也没有莫斯科流行的——例如李伏夫家——那种谬论,认为孩子们理应过穷奢极侈的生活,做父母的只能常年操劳和忧虑。这里大家都懂得,一个人活着应该为自己,凡是有教养的人都应该如此。

当差吗?在这里当差也不像在莫斯科那样只是毫无目的地服苦役;在这里当差很有意思。可以见到各种权贵,抓住机会为他们效劳,说说聪明得体的话,对不同的人施展不同的手腕。这样,一个人转瞬之间就会飞黄腾达,像奥勃朗斯基昨天遇见的如今已成了达官贵人的勃良采夫那样。这样当差才有意思啊。

彼得堡对金钱的看法特别使奥勃朗斯基宽心。巴特尼央斯基——照他的生活方式每年得花五万卢布——昨天就这事向他发了一通妙论。

午饭前,奥勃朗斯基谈得很起劲,对巴特尼央斯基说:

“你同莫尔德文斯基一定很熟吧?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替我向他说句话。有一个位子我很想要,就是南方铁路……”

“唉,别提了,我反正记不住的……可你何苦为了这种铁路公司的事去同犹太佬打交道呢?……不论怎么说,总是很肮脏的!”

奥勃朗斯基没有告诉他这事业有发展前途。这一点巴特尼央斯基是无法理解的。

“我需要钱,没钱可活不下去。”

“你不是活着吗?”

“活着,可是负债。”

“真的吗?负了很多债吗?”巴特尼央斯基同情地问。

“很多,大约有两万呢。”

巴特尼央斯基呵呵大笑。

“啊,你真是个幸运儿!”他说,“我欠了一百五十万债,手头一无所有,可是你看,我还不是照样活着!”

奥勃朗斯基知道这是实话,他不仅听人家这样说,而且亲眼目睹。齐瓦霍夫负债三十万,手头不名一文,可是他照样生活,而且过得多么阔气!克利夫卓夫伯爵早被认为山穷水尽了,他却还养着两个情妇。彼得罗夫斯基挥霍掉五百万家产,依旧过着奢侈的生活,甚至还负责财政部工作,每年有两万卢布收入。除此以外,彼得堡对奥勃朗斯基的身体也很有好处。彼得堡使他恢复了青春。在莫斯科,他发现鬓上有几根白发,午饭后要打瞌睡,伸懒腰,走楼梯上气不接下气,对年轻女人不感兴趣,舞会上不爱跳舞。在彼得堡,他觉得年轻了十岁。

他在彼得堡的感受,正如刚从国外归来的六十岁的彼得·奥勃朗斯基公爵昨天对他说的那样。

“我们在这里不会过日子,”彼得·奥勃朗斯基说,“不瞒你说,我在巴登避暑;嚯,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年轻人。一看见年轻女人,就想入非非……吃点东西,稍微喝一点,就觉得精神抖擞,浑身是劲。一回到俄国,就得陪着妻子,还得住到乡下去,唉,说来你也不会相信,这样过上两个礼拜,就连衣服都懒得换,干脆穿着睡衣吃饭。哪里还有兴致去想年轻女人!变成十足的老头儿,想的也无非是灵魂得救之类的事。一到巴黎,可又恢复青春了。”

斯吉邦的体会同彼得完全一样。在莫斯科,他精神萎靡,要是再住下去,难保不弄到只考虑灵魂得救之类的事;可是在彼得堡,他觉得自己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了。

在培特西公爵夫人和奥勃朗斯基之间早就存在一种古怪的关系。奥勃朗斯基总是轻浮地向她献殷勤,轻浮地对她说些不成体统的话,他知道她最爱听这类话。在同卡列宁谈话后的第二天,奥勃朗斯基乘车去看她,觉得自己青春焕发,调情撒谎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但他其实并不喜欢她,甚至讨厌她。他们无法改变谈话的腔调,因为她很喜欢他。因此,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一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倒觉得很高兴。

“啊,您也在这儿,”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一看见奥勃朗斯基就说,“请问,您那位可怜的妹妹现在怎样了?您别这样看着我!”她补充说,“自从所有的人,所有比她坏千百倍的人,纷纷攻击她的时候起,我就认为她做得很漂亮。我不能饶恕伏伦斯基,因为上次她来彼得堡,他竟没让我知道。不然我一定去看望她,陪她到处走走。请您务必替我向她问好。现在您给我讲讲她的情况吧。”

“是的,她的处境很痛苦,她……”奥勃朗斯基太老实,把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的“讲讲您妹妹的情况吧”当作真心话,就讲起安娜的情况来。米雅赫基公爵夫人照例立刻打断他的话,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她做的同所有的人——除了我以外——做的都一样,不过人家偷偷摸摸,她不愿欺骗,她做得漂亮极了。她抛弃了您那位性情乖僻的妹夫,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请您不要见怪。人人都说他聪明,聪明,只有我说他愚蠢。如今他同李迪雅还有兰道打得火热,大家都说他是傻子,我真不想同意他们的说法,可是这一次我不能不同意。”

“有一件事我要向您请教,”奥勃朗斯基说,“昨天我为妹妹的事去找他,要求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他当时没有给我答复,说是要想一想。今天早晨我没有收到回答,却收到他的请柬,邀请我今晚到李迪雅伯爵夫人家去。”

“噢,对了,对了!”米雅赫基公爵夫人高兴地说,“他们一定去请教兰道,听取他的意见。”

“向兰道请教?这是什么意思?兰道是谁?”

“怎么?您不知道裘利·兰道,大名鼎鼎的裘利·兰道,那个未卜先知的人吗?他也是个傻子,可是你妹妹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唉,您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住在外省的结果。不瞒您说,兰道原是巴黎一家铺子的伙计,他有一次去看病,在候诊室里睡着了,却在睡眠状态中给每个病人治病,治法真是稀奇古怪。后来密列丁斯基——您认识这位病人吗?——夫人知道了,就请他去替她丈夫治病。照我看是毫无效果,因为他仍旧很虚弱,可是他们相信他,把他随身带着。后来又把他带到俄国来。到了这里,大家一窝蜂地去找他,他开始替大家治病。他治好了别苏波夫伯爵夫人的病,她对他宠爱得不得了,还收他当干儿子。”

“怎么收他当干儿子?”

“是的,收了他当干儿子。如今他不再叫兰道,他成了别苏波夫伯爵了。但问题不在这里,李迪雅——她这人我很喜欢,可是她的头脑有毛病——就一个劲儿拜倒在兰道脚下。现在离开他,她也好,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也好,简直寸步难行。因为这个缘故,你妹妹的命运如今就掌握在这位兰道,或者说别苏波夫伯爵的手里。”

二十一

奥勃朗斯基在巴特尼央斯基家吃得酒醉饭饱,走进李迪雅伯爵夫人家里,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

“伯爵夫人那里还有谁呀?那个法国人在吗?”奥勃朗斯基打量着熟识的卡列宁的外套和一件样子古怪的有扣子的朴素大衣,问门房说。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和别苏波夫伯爵。”门房一本正经地回答。

“米雅赫基公爵夫人猜对了,”奥勃朗斯基一面上楼一面想,“真是怪事!不过同她接近接近倒也不错。她很有点势力呢。要是她能对波莫尔斯基说句把话,事情就十拿九稳了。”

天色还很亮,可是李迪雅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已放下窗帘,灯火辉煌了。

伯爵夫人和卡列宁坐在一盏吊灯下的圆桌旁,低声谈着话。一个相貌漂亮的瘦小男人,臀部象女人一样宽,罗圈腿,脸色苍白,一双好看的眼睛炯炯有神,长头发直垂到礼服领子上。他站在另外一头,观看壁上的画像。奥勃朗斯基同女主人和卡列宁打过招呼后,不由得又瞧了一眼这位陌生人。

“兰道先生!”伯爵夫人声音温柔和谨慎得使奥勃朗斯基惊讶地招呼他,接着就给他们做了介绍。

兰道匆匆回头一望,走了过来,含笑把他那僵硬出汗的手放在奥勃朗斯基伸出的手里,接着又立刻走开去,继续观看画像。伯爵夫人和卡列宁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看到您很高兴,特别是今天。”李迪雅伯爵夫人给奥勃朗斯基指指卡列宁旁边的座位,说。

“我给您介绍的这位兰道,”她望望法国人,又望望卡列宁,低声说,“其实是别苏波夫伯爵,您一定也知道了。只是他不喜欢这个称号。”

“是的,我听说了,”奥勃朗斯基回答,“据说,他把别苏波夫伯爵夫人的病完全治好了。”

“她今天到我这里来过,样子怪可怜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对卡列宁说,“这次分别使她伤心极了。对她真是一大打击!”

“他一定要走吗?”卡列宁问。

“是的,他要到巴黎去。他昨天听见了一个声音。”李迪雅伯爵夫人望着奥勃朗斯基说。

“噢,一个声音!”奥勃朗斯基跟着说了一遍,觉得在这帮人中间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他还摸不着头绪的怪事,他必须保持警惕。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李迪雅伯爵夫人仿佛言归正传,微妙地笑着对奥勃朗斯基说:

“我早就认识您了,今天有机会同您再次见面,真是太荣幸了。俗话说:‘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不过,要成为朋友,必须理解对方的心情,可您对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恐怕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吧。我的意思您一定明白。”她抬起她那双若有所思的美丽眼睛,说。

“多少知道一点,伯爵夫人,我明白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处境……”奥勃朗斯基说,不太清楚她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含糊其辞地随口应和着。

“变化不在于表面处境,”李迪雅伯爵夫人严厉地说,同时含情脉脉地望着站起来走到兰道跟前的卡列宁,“他的心变了,他获得了一颗新的心,您不见得能完全理解他内心发生的变化。”

“不,我大致能想象这种变化。我们一向很要好,如今又……”奥勃朗斯基说,也用多情的目光回答伯爵夫人的目光,同时心里琢磨着两位部长中她同谁更接近,好请她向谁说说情。

“他内心的变化不会削弱他对人的爱,相反,只会加强他的爱。不过您恐怕未必能了解我。您不喝点茶吗?”她用眼睛指指端着一盘茶走过来的仆人说。

“不完全了解,伯爵夫人。当然,他的不幸……”

“是的,他的心一旦起了变化,不幸就成了大幸。”她满怀情意地望着奥勃朗斯基说。

“看来可以请她对两个人都说说情。”奥勃朗斯基心里想。

“哦,当然,伯爵夫人,”他说,“不过我想这种变化十分隐秘,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愿说出口来。”

“正好相反!我们应该说,还应该互相帮助。”

“是的,这毫无疑问,不过人的信仰千差万别,何况……”奥勃朗斯基温柔地笑着说。

“在神圣的真理上是不可能有差别的。”

“噢,是的,这个当然,不过……”奥勃朗斯基尴尬地住了口。他明白他们谈到宗教问题上来了。

“我看他马上就要睡着了。”卡列宁走到李迪雅跟前,意味深长地低声说。

奥勃朗斯基回头望了望。兰道双臂搁在安乐椅扶手和椅背上,垂下头,坐在窗口。他一察觉大家都在望他,抬起头来,像孩子一般天真地微微一笑。

“别去注意他,”李迪雅说,轻巧地推过一把椅子给卡列宁,“我发觉……”她刚开口,就有一个仆人拿着一封信进来。李迪雅匆匆看了看信,道歉了一声,就飞快地写了封回信交给那仆人,回到桌子旁。“我发觉,”她继续把话说下去,“莫斯科人,特别是男人,最不关心宗教了。”

“哦,不,伯爵夫人,莫斯科人是以信心坚定闻名的。”奥勃朗斯基回答。

“是的,不过就我所知,您就是个不关心宗教的人。”卡列宁懒洋洋地笑着对他说。

“怎么可以不关心呢!”李迪雅说。

“我在这方面不是不关心,我是在等待时机,”奥勃朗斯基露出最招人喜爱的微笑说,“我觉得对我来说,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没有到。”

卡列宁和李迪雅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卡列宁严厉地说,“我们不应该考虑我们有没有准备,因为上帝的恩惠不受人的支配,有时它并不降临到苦苦追求的人身上,却降临到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就像降临到扫罗身上那样。”

“不,看来时候还没有到。”李迪雅注视着那个法国人的一举一动,说。

兰道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

“我可以听听吗?”他问。

“当然可以,我原来不想打扰您,”李迪雅温柔地瞧着他说,“跟我们一起坐吧。”

“只要不闭目回避上帝的光就好了。”卡列宁继续说。

“啊,但愿您像我们一样幸福,能感到永恒的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李迪雅伯爵夫人怡然自得地微笑着说。

“不过,一个人也许觉得自己不可能达到这样崇高的境界。”奥勃朗斯基嘴上这样说,心里却觉得他这是昧着良心承认宗教的崇高,但在一个对波莫尔斯基说一句话就能使他获得垂涎已久的职位的人面前,又不敢吐露他的自由思想。

“您是说罪恶妨碍了他吗?”李迪雅说,“但这是个荒谬的说法。对信徒来说罪恶是不存在的,他们赎了罪。对不起!”她看见仆人又拿了一封信进来,说。她看完信,回答道:“告诉他明天在王妃那里……对信徒来说罪恶是不存在的。”她接着又说。

“是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奥勃朗斯基想起教义问答上这句话,微微一笑说,表示他坚持自己的看法。

“噢,这是《雅各书》里的话。”卡列宁带点责备的口吻对李迪雅说,这个问题他们显然已谈过多次了,“曲解这句话真是为害不浅!再没有比这种曲解更使人丧失信心的了。‘我没有行为,我就不能有信心’,哪里也找不到这样的话。有的正好相反。”

“为上帝辛勤操劳,守斋戒拯救灵魂,”李迪雅伯爵夫人鄙夷不屑地说,“这是我们的修士们的谬论……其实哪里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照他们那一套倒要好办多了。”她说着,眼睛盯着奥勃朗斯基,脸上露出那种她在皇宫里抚慰惊惶失措的年轻新宫女时的笑容。

“我们靠为我们受难的基督得救,我们靠信心得救。”卡列宁露出赞赏的目光,附和说。

“您懂英文吗?”李迪雅问,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站起身来,到书架上去找一本书。

“我念一段《平安和幸福》或者《庇护》,好吗?”她用询问的眼光瞧了瞧卡列宁,说。她找到书,又坐下来,打开了书。“这一段很短。是描写获得信心的途径,以及因此充满心灵的超越尘世一切的幸福。一个信徒不会不幸福,因为他不是孤独的。好吧,你们会明白的。”她刚要开始念,仆人又进来了,“是波罗兹金娜吗?告诉她明天两点钟……是的!”她指着书里那个地方,用若有所思的美丽眼睛望了望前方,叹口气说,“瞧,真正的信心就有这样的作用。您认识萨宁娜吗?您知道她的不幸吗?她丧失了独生子。她绝望了。嗯,结果怎么样?她找到了这位朋友,如今她为孩子的夭折感谢上帝呢。瞧,这就是信心所赐予的幸福!”

“噢,这确实很……”奥勃朗斯基说,高兴的是她要念书了,这样可以让他稍微定定神。“不,看来今天还是不要开口的好,”他想,“只要不坏事,能从这里脱身就好了。”

“您会觉得无聊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对兰道说,“您不懂英文,但这一段很短。”

“嗳,我懂的,”兰道带着同样的微笑回答,闭上眼睛。

卡列宁同李迪雅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她就念了起来。

二十二

奥勃朗斯基听了这些闻所未闻的怪论,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五光十色的彼得堡生活把他从莫斯科的一潭死水中拯救出来,使他欢欣鼓舞。不过,这种五光十色的繁华景象,只有在熟悉的亲友中间才能欣赏和领略到。如今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他感到困惑,目瞪口呆,摸不着头绪。奥勃朗斯基听着李迪雅伯爵夫人朗诵,察觉兰道那双不知是天真还是狡猾的漂亮眼睛紧盯着他,他的头脑感到有说不出的沉重。

五花八门的思想在他头脑里搅成一团:“萨宁娜死了孩子反而高兴……现在最好能抽支烟……要得救,必须有信心,修士不知该怎么办,可李迪雅伯爵夫人知道……我的头脑怎么这样沉哪?是白兰地喝多了,还是因为这一切太离奇了?直到此刻,看来我还没做过什么有失体统的事。不过现在请她帮忙总不是时候。据说,他们强迫人家做祷告。但愿他们不要来强迫我。那实在太无聊了。她这是在念什么鬼话呀?但她的声音倒很好听。兰道就是别苏波夫。为什么他就是别苏波夫?”奥勃朗斯基忽然觉得他的嘴忍不住打起呵欠来。他摸摸络腮胡子,不让人家看见他打呵欠,身子晃动了一下。紧接着他迷迷糊糊地觉得睡着了,要打鼾了,听见李迪雅伯爵夫人说:“他睡着了。”他才猛地惊醒过来。

奥勃朗斯基惊醒过来,仿佛做了什么错事,被人家揭发了。不过,他立刻看出“他睡着了”这句话不是在说他而是在说兰道,就放心了。那个法国人像奥勃朗斯基一样睡着了。不过,奥勃朗斯基认为,他打瞌睡一定得罪了他们(其实他也没有认真考虑,因为周围的一切实在太离奇了),而兰道的瞌睡却使他们异常高兴,特别是李迪雅伯爵夫人。

“我的朋友,”李迪雅说,小心翼翼地提着丝绸连衫裙,免得发出窸窣声,她有点得意忘形,对卡列宁不用“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却用“我的朋友”。“把手给他。您看见吗?……嘘!”她对又走进来的仆人发出嘘声,“我现在不接见。”

法国人头靠在安乐椅背上睡着了,也许是假装睡着了。他那只搁在膝盖上的汗湿的手微微抽动着,仿佛在抓什么东西。卡列宁站起来,小心翼翼地(但还是在桌上撞了一下)走过去,把他的手放在法国人手里。奥勃朗斯基也站起身来,拼命睁大眼睛,想消除睡意,一会儿望望这个,一会儿望望那个。一切都是现实,不是做梦。奥勃朗斯基觉得他的头脑越来越不舒服了。

“叫最后来的那个人,那个有所企求的人滚出去!叫他滚出去!”法国人用法语说,没有睁开眼睛。

“对不起,不过您也看见……您十点钟再来吧,最好是明天来。”

“叫他滚出去!”法国人不耐烦地重复说。

“他这是不是指我呀?”

奥勃朗斯基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忘记了他想求李迪雅的事,忘记了妹妹的事,一心想尽快离开这地方,就踮着脚尖走出去,然后像逃离传染病房那样一口气跑到街上。他同马车夫攀谈了好一阵,说着笑话,想尽快使自己的情绪恢复正常。

他在法国剧院里赶上最后一场戏,然后到鞑靼饭店喝了点酒,在这种熟悉的气氛中稍微定下心来,不过这天晚上他总觉得很不自在。

斯吉邦·奥勃朗斯基回到他在彼得堡借宿的彼得·奥勃朗斯基家里,发现培特西来的一封短信。她在信里说很想把那场开了头的谈话谈个完,请他明天去一次。他刚读完信,皱着眉头想着这件事,忽然听见楼下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仿佛有谁背着什么重东西在走路。

斯吉邦·奥勃朗斯基走出去看看,原来是模样变得年轻的彼得·奥勃朗斯基。彼得喝得酩酊大醉,楼梯也不会走了;但他一看见斯吉邦·奥勃朗斯基,就吩咐仆人把他扶起来,接着一把搂住斯吉邦·奥勃朗斯基,同他一起走到房里,讲他怎样度过这个黄昏,但一讲就睡着了。

斯吉邦·奥勃朗斯基垂头丧气,这在他是很难得的。他好久不能入睡。他记起的一切都是讨厌的,但最讨厌的,简直可以说是丢脸的,就是想到他在李迪雅伯爵夫人家度过的黄昏。

第二天,他收到卡列宁斩钉截铁拒绝同安娜离婚的答复。他明白这个决定的依据,就是那法国人昨天的梦呓或者假装做梦,信口开河。

二十三

在家庭生活中要采取什么行动,要么夫妇感情破裂,要么美满和谐。如果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夫妇关系不好不坏,那就不会有什么行动。

许多家庭长年累月毫无变化,夫妇双方对生活都感到厌倦,就因为他们的感情既没有破裂,也谈不上美满和谐。

当阳光已不像春天那样和煦而像夏天那样炎热,林荫道上的树木早已绿叶成荫,树叶上也落满灰尘的时候,伏伦斯基和安娜觉得,莫斯科这种尘土飞扬的炎夏生活简直难以忍受。不过,他们并没像早先决定的那样搬到伏兹德维任斯克去,却仍留在两人都感到厌恶的莫斯科,因为近来他们的生活已不美满和谐了。

使他们隔阂的恼恨情绪,不是任何外来原因造成的。一切尝试不仅不能消除这种情绪,反而使它加剧了。这种恼恨产生在各人自己心里,就她来说,是因为他的爱情日渐衰退;在他却是由于后悔他为了她而陷入苦恼的处境,如今她不仅不来减轻他的苦恼,反而火上加油,使他更加难受。他们谁也不提心情恶劣的原因,但都认为错在对方,并且一有机会就竭力指责对方。

对她来说,他整个的人,包括他的习惯、思想、愿望,以及他的全部心理和生理特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爱女人,而这种爱她认为应该全部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可是现在这种爱日渐减少了,因此她断定,他准是把一部分爱移到别的女人身上,或者某一个女人身上,她因此吃醋了。其实她不是吃别的女人的醋,她是因为他的爱情衰退而恼恨。她还没有吃醋的对象,她正在找寻。她往往凭蛛丝马迹,从妒忌一个女人转为妒忌另一个女人。时而她妒忌他过独身生活时结交的下流女人,他很容易同她们重修旧好;时而她妒忌他可能遇见的社交界女人;时而她妒忌一个凭空想出来的姑娘,认为他可能抛弃她而去同她结婚。这最后一种妒忌使她最痛苦,尤其因为有一次他无意中向她说起,他的母亲很不了解他,竟然劝他同索罗金娜公爵小姐结婚。

安娜对他发生猜疑,生他的气,找寻种种理由发泄。她处境的一切痛苦,她都怪在他头上。她在莫斯科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忍受痛苦,卡列宁处理问题迟疑不决,她孤独地生活——一切她都算在他的账上。他要是爱她,能体谅她处境的痛苦,一定会把她营救出来。她住在莫斯科而不住在乡下,也是他的过错。他不能像她希望的那样在乡下过田园生活。他需要交际,害她落到这种可怕的境地,可他又不愿了解她这种处境的痛苦。她同她的儿子永远分离,也是他的过错。

就连他们难得的片刻温存,也不能使她感到宽慰,因为她在他的温存中看到他心安理得的神气,这是以前没有的,因此引起她的恼怒。

天色已经黑了。安娜独自等待他从男人们的宴会上归来。她在他的书房里(那里最少听到街上的喧闹)来回踱步,仔细回想昨天吵嘴的那些话。她从使人难堪的话想起,想到他们争吵的原因,最后才想到那场谈话是怎样开始的。她怎么也无法相信,这场纠纷是由如此无伤大雅的话引起的。但事情确实是这样。起因就是他嘲笑女子中学,认为办这种中学没有必要,而她却为女子中学辩护。他根本不尊重女子教育,说什么安娜抚养的英国女孩甘娜就不需要懂得物理学。

这话激怒了安挪。她认为这是对她的活动蔑视的暗示。她就反唇相讥,进行报复。

“我不指望您能像情人那样把我和我的感情放在心上,但希望您说话留点情面。”她说。

他气得满脸通红,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她不记得她用什么话回答他,只记得他显然有意刺痛她,说:“您对那个女孩子的宠爱我确实不感兴趣,因为我看有点不自然。”

她千辛万苦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小天地,以度过她的痛苦生活,却被他残酷地摧毁了。他还蛮不讲理地责备她装腔作势,不自然。他的残酷和蛮不讲理可把她激怒了。

“我觉得很遗憾,只有那种粗俗的物质的东西您才能理解,才觉得自然。”她说完就走出屋去。

昨天晚上,他到她屋里去,他们没有提这场争吵,觉得气氛缓和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今天,他整天都不在家,她觉得非常孤独。一想到同他的争吵就很难受,她情愿忘记一切,饶恕他,同他言归于好,情愿责备自己,替他辩护。

“都怪我自己不好。我脾气暴躁,无缘无故吃醋。我要同他和好,我们到乡下去,到了那里我就放心了。”她自言自语道。

“不自然!”她忽然想起最伤她心的这几个字。其实使她伤心的与其说是这几个字,不如说是他有意弄得她难堪。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不爱自己的女儿,却爱人家的孩子,这不自然。他怎么能懂得我对孩子们的爱,懂得我为他而牺牲的对谢辽查的爱?可是他还要伤我的心!不,他一定是爱上别的女人了,一定的。”

她看到,为了安慰自己,思想上又兜了一次不知已兜过多少次的圈子,到头来还是那样恼怒,她不禁对自己感到害怕。“难道我真的不能控制自己吗?真的不能吗?”她自言自语,在思想上又回到了原地,“他这人诚实,真挚,他爱我,我也爱他。这几天就可以办好离婚手续。我还需要什么呢?我需要安宁,需要信任,我来承担责任好了。好吧,等他一来,我就说都是我错,尽管我并没有什么错。我们这就一起走。”

为了不再胡思乱想,不再任意发怒,她吩咐仆人把箱子搬来,准备整理下乡的行装。

晚上十点钟,伏伦斯基回来了。

二十四

“怎么样,过得快活吗?”安娜带着悔罪的温顺神情出来迎接他,问道。

“还是老样子。”伏伦斯基一眼看出她的情绪很好,回答说。他对她的喜怒无常早已习惯了,但今天他特别高兴,因为他自己的情绪也很好。

“啊,都准备好了!那太好了!”他指指前厅里的皮箱说。

“是啊,得走了。我乘车去兜一回风,天气太好了,我真想到乡下去呢。没什么事拦着你吧?”

“我也这样希望呢。我去换换衣服,马上就来,我们再谈谈。你吩咐他们摆茶。”

他说完就到书房里去了。

他说“那太好了”的口气,带有几分侮辱人的味道,好像大人赞扬小孩不再淘气那样。特别叫人难受的是,她悔罪的语气同他那种趾高气扬的音调正好形成强烈的对照。刹那间,她真想再跟他吵一场,但她竭力克制,还是高高兴兴地迎接他。

伏伦斯基一进来,她就告诉他今天是怎么过的,以及下乡的计划。这些话她多半早就准备好了。

“不瞒你说,我这简直是心血来潮,”她说,“何必坐在这里等离婚呢?乡下还不是一样?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对离婚再不抱希望,再不愿听人家提到这件事。我决定不再让这事影响我的生活。你同意吗?”

“嗯!”他不安地望了望她那激动的脸色,说。

“您在那里究竟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人?”她沉默了一下,问。

伏伦斯基说了客人们的名字。

“酒席很精致,还有划船比赛,一切都满不错,不过莫斯科总免不了有些荒唐事。来了一位女人,据说是瑞典皇后的游泳教师,她表演了一番游泳技术。”

“怎么?她游泳了?”安娜皱着眉头问。

“穿着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又老又丑。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哪?”

“真荒唐!怎么,她游泳有什么特别吗?”安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径自说。

“根本没什么特别。我说,真是无聊透了。那么,你想什么时候走哇?”

安娜摇摇头,仿佛想摇掉什么不愉快的思想。

“什么时候走吗?越早越好。明天来不及了。后天吧。”

“嗯……不,等一下。后天是礼拜天,我要到妈妈那里去一下。”伏伦斯基说着露出尴尬的样子,因为一提到母亲,就发觉安娜狐疑的目光紧紧盯住他。他的窘态证实了她的猜疑。她顿时涨红脸,竭力躲开他。现在浮现在安娜眼前的已不是瑞典皇后的教师,而是那个同伏伦斯基母亲一起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索罗金娜公爵小姐了。

“明天你能走吗?”她问。

“不行!我要办的那件事的委托书和钱,明天都还拿不到。”他回答。

“既然如此,那我们索性不去了。”

“那又为什么呢?”

“再晚我就不去了。要走礼拜一走,不然就不走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伏伦斯基仿佛摸不着头绪地说,“简直没有道理!”

“对你来说是没有道理,因为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你不想了解我的生活。我在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照顾甘娜。你却说这是装腔作势。你昨天还说,我不爱女儿,却假装爱这个英国女孩,说什么这是不自然的;我倒很想知道,我在这里怎样生活才算自然!”

她猛地醒悟过来,对自己违反原来的主意感到大吃一惊。她明明知道这样会断送自己,但还是克制不住感情,不能不向他指出,他是多么错误,她不能对他让步。

“这话我从没说过,我只是说,我不赞成你突然喜欢起人家的孩子来。”

“你既然自命直爽,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我从来不自吹自擂,也从来不撒谎,”他竭力压制着冒上心来的怒火,低声说,“那太遗憾了,要是你不尊重……”

“尊重两字只是用来掩盖失去爱情的心。您要是不再爱我,那还不如直说。”

“不,简直叫人受不了!”伏伦斯基站起身来,大声叫道。他站在她面前,慢吞吞地说:“你为什么要试验我的耐性呢?”他说话的神气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克制着。“凡事总有个限度。”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嚷道,恐怖地凝视着他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双冷酷无情的眼睛里憎恨的光芒。

“我的意思是……”他刚开口,又停住了,“我倒想问问:您要我怎么样?”

“我能要您怎么样?我只能求您不要抛弃我,像您想的那样,”她说,明白他没有说出口来的话是什么,“不过这并不是我所要的,这是次要的。我要的是爱情,可是没有爱情。因此全完了!”

她向门口走去。

“等一下!你……等一下!”伏伦斯基仍旧皱着眉头,但拉住她的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们要推迟三天动身,你却说这是胡说,我这人不老实。”

“是的,我再说一遍:一个为我不惜牺牲一切的人竟然责备我,”她想起上次争吵时的话,说,“那就比一个不老实的人更坏,这种人没有心肝。”

“不,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大声嚷道,立刻把她的手放掉。

“他恨我,这很明显。”她想,接着就默默地头也不回,踉踉跄跄走出房去。

“他爱上别的女人了,这一点越发明显了。”她走到自己房里,自言自语。“我需要爱情,可是没有爱情,因此一切全完了,”她重复说过的话,“也应该完了。”

“可是怎么办?”她问自己,在镜子前面的安乐椅上坐下。

如今她到哪里去:到把她抚养成人的姑妈家去呢,还是到陶丽家去,或者独自出国?他此刻一个人在书房里做什么?这场争吵是决裂呢,还是又会言归于好?她在彼得堡的熟人会怎样谈论她呢?卡列宁对这事会有什么看法?他们的关系破裂以后将会怎样?形形色色的思想涌上心头,但她还没有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她心里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她对它很感兴趣,但究竟是什么,她还不明确。她又想到卡列宁,想到她产后的那场病,以及当时盘踞在头脑里的念头。“我为什么不死掉?”——她忽然想到她当时说过的话和当时的心情。她恍然大悟,她心里藏着一个念头。是的,这是解决一切烦恼的唯一办法。“是的,死!……”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耻辱,谢辽查的耻辱,还有我自己的难堪的耻辱——只要我一死,就都解决了。我一死,他就会后悔,就会可怜我,就会爱我,就会为我而悲痛。”她嘴角上挂着一丝自怜自爱的惨笑,坐在安乐椅上,把左手上的戒指取下又戴上,从不同角度生动地想象着她死后他的心情。

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声,搅乱了她的沉思。她假装在收拾戒指,没有回过头去。

他走到她跟前,拉住她的手,低声说:

“安娜,你想走,我们后天就走。我什么都同意。”

她没有作声。

“怎么样?”他问。

“你自己知道。”她说,这当儿她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抛弃我,抛弃我吧!”她边哭边诉,“我明天就走……我还要做出别的事来。我是什么人?我是个堕落的女人,是你身上的包袱。我不再折磨你,不再折磨你!我要让你自由。你不爱我,你爱上别的女人了!”

伏伦斯基请求她安静,向她担保她的妒忌毫无根据,他对她的爱情从没消失,今后也永远不会消失,他比以前更加爱她。

“安娜,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和折磨我呢?”他吻着她的手说。这会儿,他脸上洋溢着一片柔情,她听出他的声音里搀和着眼泪,她手里也感觉到湿润。安娜不顾死活的妒意一转眼就变成不顾死活的狂恋;她搂住他,在他的头上、脖子上和双手上印满数不清的热吻。

二十五

第二天早晨,安娜觉得他们已完全言归于好,就兴致勃勃地动手收拾行装。他们究竟星期一走还是星期二走,还没有最后确定,因为昨天双方互相谦让,但安娜还是积极准备动身,虽然她觉得早一天走还是晚一天走,现在都没有关系。当他穿戴好了,比平日早来到她的房里时,她正站在一个打开的箱子前面,挑选着衣服用品。

“我现在到妈妈那里去一下,让她把钱托叶戈罗夫转给我。明天就可以动身了。”他说。

尽管她的情绪很好,但一提到上他母亲别墅去,她的心又被刺痛了。

“不,我也来不及收拾呢。”她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想:“这样看来,可以按我的意图办了。”接着又说:“不,随你的便好了。你到餐厅去吧,我马上就来,我把那些用不着的东西挑出来。”她说着把一些东西放到安奴施卡手臂里,而安奴施卡身上已经堆了一大堆衣服了。

安娜走进餐厅的时候,伏伦斯基正在吃牛排。

“说来你也不会相信,这些房间使我腻烦透了,”她在旁边坐下来喝咖啡,说,“再没有比这种有摆设的房间更叫人讨厌的了,既没有表情,又没有灵魂。这挂钟,窗帘,特别是糊墙纸,简直像恶梦。我想念伏兹德维任斯克,就像想念天堂一样。你还没把马匹打发走吗?”

“没有,等我们走了再走。你要上哪儿去吗?”

“我要到威尔逊那儿去一下。我要给她送些衣服去。那么肯定明天走喽?”她喜气洋洋地说,但接着她的脸色突然变了。

伏伦斯基的侍仆进来要彼得堡来电的收据。伏伦斯基收到一份电报,原是不稀奇的,但他仿佛有什么事要瞒过她,说到书房里去拿收据,接着就慌慌张张地对她说:

“明天我一定把事情都办好。”

“谁的电报?”她不理他,问道。

“斯基华打来的。”他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难道斯基华对我还有什么事要隐瞒吗?”

伏伦斯基叫住仆人,要他把电报拿来。

“我不高兴给你看,因为斯基华是个电报迷。事情还没有眉目,何必来电报呢?”

“是离婚的事吗?”

“是的,但他说还毫无进展。答应一两天内给明确答复。喏,你拿去看吧?”

安娜双手哆嗦地接过电报,看到了伏伦斯基所说的内容。电文后面又加了一句:“希望甚微,当尽力而为。”

“我昨天说过,什么时候离婚,甚至离得成离不成,我都不在乎,”她涨红了脸说,“完全没有必要瞒着我。”接着她暗自想:“看来,他要是同别的女人通信,照样可以瞒着我。”

“雅希文同伏伊托夫今天早晨要来,”伏伦斯基说,“他看来赢了钱,弄得彼夫卓夫倾家荡产,简直无法偿还了。大约有六万卢布。”

“不!”她恼怒地说,因为他这样明显地改变话题,表示看出她在发脾气,“你怎么认为我对这消息会感兴趣,非得瞒过我不可呢?我说过,这事我连想都不愿意想,但愿你也同我一样。”

“我是关心的,因为我喜欢把事情弄明确。”他说。

“明确不在乎形式,在乎爱情,”她越说越恼火,倒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因为他说话的语气那么冷静,“你为什么希望这样呢?”

“天哪,又是爱情!”他皱着眉头想。

“你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为了你,也为了未来的孩子们。”他说。

“不会再有孩子了。”

“那未免太遗憾了。”他说。

“你只想到孩子们,可是为什么不替我想想呢?”她完全忘记了或者根本没听见他说的“为了你,也为了孩子们”,这样责问他。

能不能再有孩子,早就成了他们争论并使她恼怒的问题。她认为,他希望再有孩子,就是不珍惜她的美。

“唉,我明明说过:为了你,主要是为了你,”他仿佛忍痛皱着眉头,重复说,“我认为你心情烦躁主要是由于身份不明。”

“是的,他不再装模作样了。他分明对我怀着冷酷的仇恨。”她不听他的话,暗自寻思,但心惊胆战地凝视着他那像法官一样冷酷无情的挑战目光。

“那可不是理由,”她说,“我简直不明白,既然我现在完全听你摆布,怎么还会成为心情烦躁的原因呢?还有什么身份不明的呢?正好相反。”

“我觉得遗憾,你不想明白我的意思,”他执拗地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打断她的话,“你觉得身份不明,就在于你以为我是自由自在的。”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她说着背过身去喝咖啡。

她翘起小指,端起咖啡杯,举到嘴边。她喝了几小口,瞟了他一眼,从他的面部表情上清楚地看出,他讨厌她的手、她的姿势和她的声音。

“你母亲有什么想法,她要给你娶谁做媳妇,都不关我的事。”她用颤动的手放下杯子说。

“我们又不是谈这个。”

“不,就是谈这个。老实对你说,一个没有心肝的女人,不论她年老年轻,不论是你母亲还是别的什么女人,我都毫无兴趣,我根本不愿听到她的事。”

“安娜,我请求你谈到我的母亲时要尊重她。”

“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儿子的幸福和名誉,就是没有心肝。”

“我再一次请求你,谈到我所尊敬的母亲时要尊重她。”他提高嗓门,严厉地望着她说。

她没有回答。她凝视着他,凝视着他的脸和手,想起昨天他们和好时的种种景象,想起他热烈的爱抚。“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一定也这样热烈地爱抚过,今后也还会这样的!”她暗自想。

“你并不爱你母亲。你这都是嘴上一套,嘴上一套,嘴上一套!”她恨恨地望着他说。

“既然如此,那么就得……”

“就得决定一下,我已经决定了。”她说完要走,这当儿雅希文正好走进来。安娜同他招呼一下,站住了。

为什么当她思潮翻腾,感觉到可能会有可怕下场的生死关头,她要在一个早晚会知道一切的陌生人面前装模作样呢?她说不上来,但立刻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坐下来,同客人攀谈。

“嗯,您近来怎么样?欠账都收齐了吗?”她问雅希文。

“还好,我看收齐是不可能的,礼拜三我就得走了。你们呢?”雅希文眯缝着眼睛望着伏伦斯基说,显然猜到他们刚才吵过嘴了。

“大概后天吧。”伏伦斯基说。

“你们不是早就想走吗?”

“现在已经决定了。”安娜说,她望着伏伦斯基的那种眼神表示,他别想再言归于好了。

“难道您就不可怜可怜倒霉的彼夫卓夫吗?”她继续同雅希文谈话。

“我从来不问我自己是不是可怜他,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您看,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了,”他指指侧面的口袋,“现在我是个有钱人,可是今晚我到俱乐部去,说不定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叫花子了。老实说,谁同我坐下来一起赌钱,谁就想叫我输个精光,我对他也是这样。嗐,我们就是这样赌个你死我活,乐趣也就在这里。”

“噢,要是您结过婚,”安娜说,“您太太会怎么样呢?”

雅希文笑了。

“看来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没有结婚,也永远不打算结婚。”

“那么赫尔辛基的事呢?”伏伦斯基加入谈话说,接着瞧了一眼笑眯眯的安娜。

一遇到他的目光,安娜脸上立刻现出冷酷严厉的神情,仿佛对他说:“没有忘记呢。还是老样子。”

“难道您真的谈过恋爱吗?”她问雅希文。

“嚯,老天爷,谈过多少次了!不过,您要明白,有的人可以坐下来打牌,但只要幽会时间一到,站起来就跑。谈情说爱我也行,但不能耽误晚上的牌局。我就是这样安排的。”

“不,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真正的恋爱。”她本想说赫尔辛基的事,可是不愿重复伏伦斯基说过的话。

那个向伏伦斯基买马驹的伏伊托夫来了,安娜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临走以前,伏伦斯基走到她房里。她想假装在桌上找寻什么东西,但觉得装假是可耻的,就对住他的脸冷冷地瞧了一眼。

“您要什么?”她用法语问。

“甘必塔的证书,我把它给卖了。”他说话的语气比语言更清楚地表示:“我没有工夫解释,解释也没有用。”

“我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她,”他想,“如果她自讨苦吃,那是她自作自受。”不过,当他出去的时候,他仿佛觉得她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的心突然因为怜悯她而揪紧了。

“什么,安娜?”他问。

“没什么,”她依旧那么冷淡而镇静地回答。

“没什么,那你就自作自受去吧!”他暗自想,又冷了心,转身就走。出门的时候,他在镜子里看见她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想站住,说句话安慰安慰她,可是话还没有想好,两脚已出了房门。这天他整天都不在家。晚上回来,侍女对他说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头疼,请他不要到她房里去。

二十六

他们从来不曾闹过一整天别扭,今天是破题儿第一遭。其实也不是什么闹别扭,而是公开承认感情冷淡了。他到房里拿证书,冷冰冰地瞅了她一眼。他怎么能用这样的眼光瞅她呢?瞅了一眼,明明看见她绝望、心碎,怎能不吭一声,若无其事地走掉?他不仅对她冷淡,而且恨她,因为他显然爱上别的女人了。

安娜一面回想着他全部冷酷无情的话,同时想象着一些他显然想说而说不出口的冷言冷语,越来越恼火了。

“我不留您,”他会这样说,“您要去哪儿可以去哪儿。您不愿同您丈夫离婚,大概是想回到他那里去吧?您回去得了。您要是需要钱,我可以给您。您要多少卢布?”

在她的想象中,他说了只有粗汉才说得出口的种种最残酷的话,她不能饶恕他,仿佛他真的说过这些话。

“他这个忠厚老实人,昨天不是还发誓真心爱我吗?以前我不是也多次感到绝望,其实都没有必要吗?”她紧接着又自言自语。

除了访问威尔逊花去两小时外,安娜整天都沉溺在猜疑中:是一切全完了,还是有希望言归于好;是马上就走,还是再见他一面。她等了他一整天又一个黄昏,最后吩咐侍女转告他她头疼,自己走进卧室,同时心里合计着:“要是他听了侍女的话仍来看我,说明他还是爱我的。要是不来,那就是说一切全完了。我就得决定该怎么办!……”

晚上,她听见他的马车停下的声音、他的打铃声、他的脚步声和同侍女谈话的声音。他听了侍女的话,信以为真,不再探问什么,就到自己房里去了。可见一切全完了。

死现在是促使他恢复对她的爱情、惩罚他、让她心里的恶魔在同他搏斗中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这种死的情景生动地出现在她的眼前。

去不去伏兹德维任斯克,同丈夫离不离婚,如今都是小事,都是不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惩罚他。

她倒出通常服用的一剂量鸦片,并且想到只要把这整瓶药一饮而尽就可以死去,实在容易得很。她不禁又津津有味地想象着他将多么痛苦,悔恨和追忆对她的爱情,可是已来不及的情景。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在一支残烛的微光中望着天花板的雕花墙冠和屏风投上去的一小片阴影,脑子里生动地想象着,当她不在人间而只给他留下一个回忆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触。“我怎能对她说出那么冷酷的话来呢?”他会这样自怨自艾,“我怎能一言不发就离开她的房间?如今她已经没有了。她永远离开我们了。她在那里……”屏风的阴影突然摇曳起来,笼罩了整个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冠;同时有些阴影从另一个方向朝她袭来;刹那间阴影消失了,然后又飞快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摇曳着,融成一片。于是周围变得一团漆黑。“死!”她想。灭亡的恐惧攫住了她,她好半天弄不清她在什么地方。她想再点亮一支蜡烛来代替那支熄灭的残烛,可是双手哆嗦,怎么也找不着火柴。“不,什么都不要紧,只要活下去就行!因为我爱他,他也爱我!那些都是往事,什么都会过去的。”她一面说,一面感觉到欢庆复活的泪水沿着面颊滚滚而下。为了摆脱恐惧,她慌忙往他书房走去。

他在书房里睡得很熟。她走到他跟前,举起蜡烛照着他的脸,好一阵望着他。这会儿,他睡着了,她实在爱他,一看见他的模样,就忍不住流出爱的热泪。不过她知道,他一醒来,就会用自以为是的冷酷目光看她;她要向他倾诉爱情,首先非得向他证明是他负她不可。她没有弄醒他,回到自己房里,又服了一剂量鸦片,到天快亮时才睡去。但恶梦联翩,不断惊醒,始终没有完全失去意识进入睡乡。

早晨,她又做了同伏伦斯基结合前做过多次的那种恶梦,并且被吓醒了。一个胡子蓬乱的小老头,弯着腰摆弄一样铁器,嘴里喃喃地说着莫名其妙的法国话。每次做这种恶梦,她总是恐怖地发觉那乡下人并不理会她,却用铁器在她身上乱捅。她惊醒过来,一身冷汗。

她起床的时候,回想昨天的往事,好像隔着一片迷雾。

“吵过一次嘴。这种事发生过多次了。我说我头疼,他没有进来。我们明天就动身,我得去看看他,做好准备。”她自言自语道。听说他在书房里,她就去找他。她穿过客厅的时候,听见门口有辆马车停下来。她往窗外一望,看见一个戴紫帽的年轻姑娘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那个打门铃的仆人吩咐着什么。有人在前厅谈了几句话,走上楼去。接着就听见客厅外面传来伏伦斯基的脚步声。他快步走下楼去。安娜又走到窗前。她看见他没有戴帽子,走到台阶上,向马车走去。那戴紫帽的年轻姑娘交给他一包东西。伏伦斯基笑眯眯地对她说了一句什么。马车走了,他又急急地跑上楼来。

笼罩着她整个心灵的迷雾突然消散了。昨天的种种感受重又刺痛着她那颗受伤的心。她怎么也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不顾屈辱,在他房里待上一整天。她走进他的书房,去向他表明自己的决心。

“刚才索罗金娜母女路过这里,从妈妈那里给我带来钱和证件。我昨天没有弄到。你的头怎么样?好些吗?”他若无其事地说,不愿看到也不愿探究她那阴郁而得意的神色。

她站在房间中央,默默地凝望着他。他对她瞧了一眼,皱了皱眉头,继续看信。她转过身,慢吞吞地走出房去。他还来得及把她唤回来,但她走到门口,他还是不作声。只听见他翻阅信件的飒飒声。

“喂,我问你,”她已经走到门口,他这才开口了,“我们明天一定走,是不是?”

“您走,我不走!”她转身对他说。

“安娜,这种日子叫人怎么过呀……”

“您走,我不走!”她重复说。

“这简直叫人受不了!”

“您……您会后悔的!”她说着走了出去。

他被她说这话时的绝望语气吓坏了,霍地跳起来,想去追她,但定了定神,又坐下,咬紧牙关,皱起眉头。这种他认为无礼的威胁使他大为恼火。“我什么都试过了,”他想,“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置之不理。”于是他就准备进城,再到母亲那里去一次,请她在委托书上签个字。

她听见他在书房和餐厅里走动的脚步声。他在客厅门口站住了。但他没有拐到她的屋里来,他只关照仆人,他不在的时候可以让伏伊托夫把马驹带走。随后她听见马车驶过来,大门打开了,他又走到门外。接着他又回到门厅里,有人跑上楼来。原来是侍仆上楼拿主人忘记的手套。她走到窗口,看见他看也不看地接过手套,拍拍车夫的背,对他说了些什么。然后,他没有抬头望望窗口,同平常一样洒脱地坐上马车,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戴上手套,就在转角处消失了。

二十七

“他走了!全完了!”安娜站在窗前自言自语。回答她的只有蜡烛熄灭后的黑暗同恶梦留下的印象,她心里充满了冷彻骨髓的恐惧。

“不,这是不可能的!”她大声叫道,穿过房间,拼命打铃。这会儿,她真的害怕独个儿待着,不等人来,就走去迎接。

“去打听一下,伯爵上哪儿去了。”她说。

仆人回答说,伯爵到马厩去了。

“伯爵让我禀告您,您要是想出门,马车就会回来的。”

“好的。等一下。我这就写一张条子。叫米哈伊尔把条子送到马厩里去。快一点儿。”

她坐下来写道:

“是我错了。快回家,有话面谈。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回来,我害怕极了。”

她把信封好交给仆人。

现在她害怕独个儿等着,就随着仆人走出房间,往育儿室走去。

“嗐,怎么搞的,这不是他,不是他!他那双蓝眼睛和他那怯生生的可爱笑容在哪里?”她精神恍惚,原希望在育儿室里看到谢辽查,却看到了胖鼓鼓、红喷喷、长着一头乌黑卷发的小女孩,禁不住这样想。女孩子坐在桌旁,拿一个瓶塞子在桌上乱敲,一双乌溜溜的眼睛茫然地瞪着母亲。安娜回答英国保姆说,她身体很好,明天下乡去,接着就在女孩旁边坐下,拿瓶塞子在她面前旋转着。但孩子响亮的笑声和眉毛一扬的姿势太像伏伦斯基了,她好容易忍住呜咽,慌忙站起身来,走了出去。“难道真的一切全完了?不,这是不可能的,”她想,“他会回来的。他将怎样向我解释他和她谈话后的笑容和兴奋劲儿呢?但即使不解释,我也相信他。我要是不相信他,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我可不愿意。”

她看了看表。才过了十二分钟。“这会儿他接到条子,一定回家来了。要不了多少工夫,再过十分钟……万一他不回来怎么办?不,不会的。可不能让他看出我的眼睛哭过了。我去洗个脸。咦,我头发梳过了没有?没梳过?”她问自己,但是记不起来。她摸摸头。“哦,对,梳过了,可是什么时候梳的,一点也记不起了。”她甚至不相信自己的手,走到镜子前面照照,看是不是真的梳过了。头发是梳过了,但她记不起什么时候梳的。“这是谁呀?”她望着镜子里那个脸上发烧、两只异样地闪闪发亮的眼睛盯住她的女人,想,“对了,这就是我。”她恍然大悟,从头到脚打量着自己,突然觉得他在吻她的全身,她打了个哆嗦,耸耸肩膀。然后把手举到嘴边吻了吻。

“怎么啦,我疯了!”她走进卧室,安奴施卡正在收拾屋子。

“安奴施卡。”她唤了一声,在侍女面前站住了,眼睛瞪着她,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

“您得去看望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侍女懂事地说。

“去看望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吗?是的,我要去的。”

“十五分钟去,十五分钟来。他已经动身回来了,马上就要到了。”她摸出表,看了看,“可他怎么能这样撇下我自己跑掉呢?他不同我和好怎么能过日子呢?”她走到窗口,望望大街。算时间他该回来了。但也可能计算得不正确,她就重新回忆他什么时候走的,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

她刚走到挂钟前面去对表,就有人乘车来了。她往窗外一望,看见他的马车。但没有人上楼来,只听得楼下说话的声音。这是派去的仆人坐马车回来了。她下楼去迎接。

“伯爵没有碰到。他到下城车站去了。”

“你怎么啦?什么?……”她问那个把字条交还给她的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米哈伊尔。

“原来他并没有接到字条。”她恍然大悟。

“把这个条子送到伏伦斯基伯爵夫人的乡下去,你知道吗?立刻带回信来。”她对送信的人说。

“那么我自己……我自己做什么呢?”她想,“对了,我去看看陶丽,要不我会疯的。对了,我再打个电报去。”她拿起笔来写电文:

“我有话要谈,即来。”

她发了电报,去换衣服。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她又望了望身子发胖、样子文静的安奴施卡的眼睛。她这双善良的灰色小眼睛,显然露出同情的神色。

“安奴施卡,好朋友,叫我怎么办哪?”安娜边哭边说,颓然倒在安乐椅上。

“您不要这样难过,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这种事总是难免的。您出去走走,散散心吧。”侍女说。

“是的,我这就去,”安娜打起精神,站起来说,“要是我不在家有电报来,就送到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去……不,我会回来的。”

“是的,不要东想西想了,得做些事,出去,主要是离开这座房子。”她自言自语,恐怖地听着自己心脏的扑扑跳动,急忙走出大门,坐上马车。

“您上哪儿,夫人?”彼得还没有跳上驭座就问。

“到兹纳敏卡街,奥勃朗斯基家。”

二十八

天气晴朗了。下了一早上的蒙蒙细雨,这会儿刚刚放晴。铁皮屋顶、人行道石板、马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件、铜器和白铁,一切都在五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下午三点钟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套着一对灰马的舒适的弹簧马车在飞驰中微微摇晃,安娜坐在车上的一角,在一刻不停的辚辚声中,眼望着窗外瞬息万变的景象,重新回顾这几天来的事件,对自己处境的看法同在家里时完全不同了。死的念头现在对她已不那么可怕那么肯定,死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她责备自己竟这样妄自菲薄。“我求他饶恕。我向他屈服,主动认了错。何必呢?难道没有他我就不能过吗?”她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却看起商店的招牌来,“公司和仓库……牙科医生……是的,我要把一切全告诉陶丽。她不喜欢伏伦斯基。这是丢人的,痛苦的,但我要把一切全告诉她。她爱我,我愿意听她的话。我对他不再让步,我不许他教训我……菲里波夫,精白面包。据说他们是把发好的面团送到彼得堡来的。莫斯科的水真好哇。还有梅基兴的矿泉和薄饼。”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十七岁那年,同姑妈一起去朝拜三圣修道院,“当时是坐马车去的。难道一双手冻得红红的姑娘就是我吗?有多少东西,当时觉得高尚美好,如今却变得一钱不值,过去的东西再也要不回来了。当时我能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落到如此可耻的下场吗?他收到我的条子准会得意忘形了!但我会给他点颜色瞧瞧……这油漆味好难闻哪!他们怎么老是造个没完漆个没了的?……时装店和女帽店。”她又看看招牌。有个男人向她鞠躬。这是安奴施卡的丈夫。“是我们的寄生虫,”她想起伏伦斯基说过的话,“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不能拔掉,但可以忘却。我要把它忘却。”这时她想起同卡列宁的往事,想起她怎样把它从记忆中抹掉。“陶丽会以为我抛弃了第二个丈夫,因此当然是我的不是。我何必要人家说我是呢!我办不到!”她自言自语,伤心得想哭。但她立刻想,那两个姑娘什么事笑得那么开心。“大概是想到爱情了吧?她们不知道这事有多么痛苦,多么卑鄙……林荫道和孩子们。三个男孩在奔跑,玩着赛马游戏。唉,谢辽查!我失去了一切,也不能使他再回来了。是的,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失去一切了。说不定他赶不上火车,这会儿已经回家。我又要低三下四了!”她责备自己,“不,我要去找陶丽,向她坦白:我不幸,我自作自受,全是我不是,可我确实很不幸,你帮帮我忙吧……这两匹马,这辆马车——我坐着有多难受——都是他的,可我以后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安娜思考着她要向陶丽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不惜触痛自己的心,走上楼去。

“有客人吗?”她在前厅问。

“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列文来了。”仆人回答。

“吉娣!就是伏伦斯基恋爱过的那个吉娣,”安娜想,“他对她总是念念不忘。他后悔没有同她结婚。可他一想到我,总是怀恨在心,后悔同我结合。”

安娜到的时候,姐妹俩正在谈论哺育婴儿的事。陶丽单独出来迎接这位打断她们谈话的客人。

“哦,你还没有走吗?我正要去看你呐!”陶丽说,“我今天收到斯基华的信。”

“我们也收到他的电报了。”安娜一面回答,一面回头张望,找寻吉娣。

“他来信说,他不明白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究竟存什么心,但他得不到答复是不走的。”

“我想你有客人吧。可以让我看看信吗?”

“是的,吉娣在,”陶丽尴尬地说,“她在育儿室里。她生了一场大病。”

“我听说了。可以让我看看信吗?”

“我这就去拿。不过他并没有拒绝,相反,斯基华觉得蛮有希望呢。”陶丽站在门口说。

“我可不抱希望,我也没有这个要求。”安娜说。

“噢,吉娣是不是认为同我见面会辱没她的身份?”安娜剩下独自一人时想,“也许她是对的。但她不该……她这个同伏伦斯基恋爱过的人不该这样对待我,虽然这是事实。我知道,凡是正派女人都因我的身份不愿接见我。我知道,自从我为他牺牲一切的最初一刹那起,情况就是这样!这是报应!嗐,我真恨死他了!我来这儿干嘛呀?只有更痛苦,更难受!”她听见姐妹俩在隔壁商量,“如今叫我对陶丽说什么好呢?让吉娣看到我的不幸,我求她庇护,这样来安慰她吗?不,就连陶丽也不会理解的。我同她谈也没有用。我只要看看吉娣,让她知道现在谁也不放在我眼里,什么事也不放在我心上,我什么都不在乎,就行了。”

陶丽拿了信出来。安娜看完信,默默地交还给她。

“这些我全知道了,”她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那是为什么呀?我倒抱着希望呢。”陶丽好奇地瞧着安娜说。她从没见过安娜心情这样烦躁。“你什么时候动身?”她问。

安娜眯缝起眼睛望着前方,没有回答。

“吉娣怎么躲着我呀?”她望着门口,涨红了脸说。

“嗳,别瞎说!她在喂奶,她弄不来,我在教她……她听说你来很高兴呢。她马上就来,”陶丽不会撒谎,窘态毕露地说,“你看,她来了。”

吉娣知道安娜来了,本想不出来,但是陶丽把她说服了。吉娣鼓足勇气,走进来,脸涨得通红,走到安娜面前,伸出一只手。

“看到您我真高兴。”她声音哆嗦地说。

吉娣对这个不规矩的女人抱着敌意,但又想对她表示宽宏大量。在这种内心矛盾中,她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但一看到安娜美丽可爱的脸,对安娜的敌意就完全消失了。

“您要是不愿意同我见面,我也不会觉得奇怪的。什么事我都习惯了。您害过病了吗?是的,您的样子变了。”安娜说。

吉娣发觉安娜望她的目光带有几分敌意。她认为这是由于安娜以前庇护过她,如今自己却落到这个境地,因而感到难堪。吉娣心里替她难过。

她们谈到吉娣的病,谈到婴儿,谈到斯基华,但安娜对这些事显然毫无兴趣。

“我是来向你辞行的。”安娜站起来说。

“您什么时候动身?”

安娜又没有回答,转身继续同吉娣攀谈。

“是的,看到您我真高兴,”安娜笑眯眯地说,“我从各方面听到您的情况,甚至从您丈夫嘴里听到。他到我那里去过了,我很喜欢他。”安娜说这话显然不怀好意,“他现在在哪里?”

“他到乡下去了。”吉娣红着脸说。

“请代我向他致意,一定向他致意。”

“一定!”吉娣天真地重复她的话,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她的眼睛。

“那么,别了,陶丽!”安娜吻了吻陶丽,握了握吉娣的手,匆匆地走了。

“还是同原来一样,还是那么迷人,真美!”又剩下姐妹俩时,吉娣说,“不过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怜相!真可怜!”

“可不是,今天她有点异样,”陶丽说,“我送她到前厅,发觉她想哭呢。”

二十九

安娜上了马车,情绪比离家时更坏。除了原来的痛苦,又加上了被侮辱被唾弃的感觉,这是她在遇见吉娣时明显地感觉到的。

“您上哪儿,夫人?回家吗?”彼得问。

“是的,回家,”她说,现在根本不考虑她要到哪里去。

“他们瞧着我,就像瞧着什么稀奇古怪、神秘莫测的东西。他们那么起劲地谈些什么呀?”她望着两个步行的人想,“难道人能把自己的感受讲给别人听吗?我原来也想给陶丽讲讲,幸亏没有讲。她看到我的不幸会高兴的!表面上她会不动声色,但看到我由于她所妒忌的欢乐而受惩罚,她会感到高兴。吉娣会更加高兴。我可把她看透了!她知道我在她丈夫心目中特别有魔力,因此吃我的醋,恨我,瞧不起我。在她的眼里,我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我如果真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只要我高兴,早就把她的丈夫迷住了……我的确有过这样的念头……瞧这家伙好神气。”这时一个红光满面的胖子迎面而来,把她当作熟人,掀了掀他那亮光光的秃头上的亮光光的大礼帽,接着发觉认错了人。安娜看见他,这样想。“他还以为认识我呢。其实他并不认识我,天下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正像法国人说的:我只认识我自己的胃口。你瞧,他们要吃那种肮脏的冰淇凌。他们就知道吃,”两个男孩拦住卖冰淇淋的小贩,那小贩从头上放下木桶,用手巾擦擦汗淋淋的脸,安娜望着他们,心里想,“大家都喜欢吃可口的甜食。没有糖果,就吃肮脏的冰淇凌。吉娣也是这样:得不到伏伦斯基,就要列文。她还吃我的醋呢。她还恨我呢。我们彼此互相仇恨。我恨吉娣,吉娣恨我。这是事实……理发大师邱金。我总是请邱金替我梳头的……等他来了,我要告诉他。”她想着微微一笑,但立刻想到如今可没有人同她说笑话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笑的和好玩的。一切都叫人讨厌。晚祷的钟声响了,那个商人多么一本正经地画着十字!仿佛怕失掉什么。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谎言,都有什么用?无非是想掩盖我们彼此的仇恨,像这些破口对骂的车夫一样。雅希文说:‘他想使我输个精光,我对他也是这样。’这倒是真的!”

她在胡思乱想中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最后来到家门口。直到看见门房出来迎接她,才想起她发出的信和电报。

“有回信吗?”她问。

“让我看看。”门房回答。他朝桌上望了望,拿起一封薄薄的方形电报交给她。“十时前不能回来。伏伦斯基。”她念道。

“那么,送信的回来没有?”

“还没有,夫人。”门房回答。

“啊,既然如此,那我知道该怎么办,”她自言自语,心头起了一股无名火和复仇的欲望,她跑上楼去,“我亲自去找他。同他永别以前,我要把话同他说个明白。我从没像恨他这样恨过人!”她心里想。一看见衣帽架上挂着他的帽子,她嫌恶得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没想到他这个电报是回答她的电报的,他当时还没有收到她的信。她满心以为这会儿他正悠闲地同母亲和索罗金娜小姐聊天,拿她的痛苦取乐呢。“是的,得赶快走。”她对自己说,还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她想尽快摆脱她在这座可怕房子里所产生的情绪。仆人、墙壁、房子里的每样东西好像几座大山压在她身上,引起她的嫌恶和憎恨。

“对了,我得到火车站去,要是找不到他,就到那边去揭穿他的把戏。”安娜看了看报上的火车时刻表。晚上八点二十分有一班车,“是的,我赶得上的。”她吩咐换上两匹马,自己动手把几天需用的东西收拾到行李袋里。她知道再也不会回来了。在掠过头脑的种种计划中,她模模糊糊地选定了一种,也就是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庄园里闹了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在最先停靠的城里住下来。

晚饭已经摆好。她走到桌旁,闻了闻面包和奶酪,觉得样样食品都令人恶心,就吩咐仆人套好车,走出门去。房子已在整条街上投下阴影,天气晴朗,在夕阳下还很暖和。不论拿着行李送她出来的安奴施卡,还是把行李放上马车的彼得,或者情绪不佳的车夫,个个都使她讨厌,他们的言语和举动都惹得她生气。

“我不需要你了,彼得。”

“那么车票怎么办?”

“嗯,随你的便吧,反正都一样。”她不耐烦地回答。

彼得跳到驭座上,两手叉腰,吩咐车夫上火车站。

三十

“哦,又是那个姑娘!我什么都明白了。”马车刚走动,安娜就自言自语。马车在石子路上摇摇晃晃,发出辘辘的响声,一个个印象又接二连三地涌上她的脑海。

“嗯,我刚才想到一件什么有趣的事啦?”她竭力回想,“是理发大师邱金吗?不,不是那个。噢,有了,就是雅希文说的:生存竞争和互相仇恨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哼,你们出去兜风也没意思。”她在心里对一群乘驷马车到城外游玩的人说,“你们带着狗出去也没用。你们逃避不了自己的良心。”她随着彼得转身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喝得烂醉的工人,摇晃着脑袋,正被一个警察带走。“哦,他这倒是个办法,”她想,“我同伏伦斯基伯爵就没有这样开心过,尽管我们很想过这种开心的日子。”安娜这是第一次明白她同他的关系,这一点她以前总是避免去想的。“他在我身上追求的是什么呀?与其说爱情,不如说是满足他的虚荣心。”她回想起他们结合初期他说过的话和他那副很像驯顺的猎狗似的神态。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她的看法,“是的,他流露出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自豪。当然也有爱情,但多半是取得胜利时的得意。他原以得到我为荣。如今都已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得意的了。没有得意,只有羞耻。他从我身上得到了一切能得到的东西,如今再也不需要我了。他把我看作包袱,但又竭力装作没有忘恩负义。昨天他说溜了嘴,要我先离婚再结婚。他这是破釜沉舟,不让自己有别的出路。他爱我,但爱得怎么样?热情冷却了……那个人想出风头,那么得意扬扬的,”她望着那个骑一匹赛跑马的面色红润的店员想,“唉,我已没有迷住他的风韵了。我要是离开他,他会打心眼里高兴的。”

这倒不是推测,她看清了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在爱情上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他却越来越冷淡,这就是我们分手的原因,”她继续想,“真是无可奈何。我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我要求他也更多地为我献身,他却越来越疏远我。我们结合前心心相印,难舍难分;结合后却分道扬镳,各奔西东。这种局面又无法改变。他说我无缘无故吃醋,我自己也说我无缘无故吃醋,但这不是事实。我不是吃醋,而是感到不满足。可是……”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来,她激动得张开了嘴,在马车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我真不该那么死心塌地做他的情妇,可我又没有办法,我克制不了自己。我对他的热情使他反感,他却弄得我生气,但是又毫无办法。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他对索罗金娜没有意思,他不爱吉娣,他不会对我变心吗?这一切我全知道,但我并不因此觉得轻松。要是他并不爱我,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对我曲意温存,却没有我所渴望的爱情,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这简直是地狱!事情就是这样。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这些街道我全不认识了。还有一座座小山,到处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数不清的人,个个都是冤家……嗳,让我想想,怎样才能幸福?好,只要准许离婚,卡列宁把谢辽查让给我,我就同伏伦斯基结婚。”一想到卡列宁,她的眼前立刻鲜明地浮现出他的形象,他那双毫无生气的驯顺而迟钝的眼睛,他那皮肤白净、青筋毕露的手。他说话的腔调,他扳手指的声音。她又想到了他们之间也被称为爱情的感情,不禁嫌恶得打了个寒噤。“好吧,就算准许离婚,正式成了伏伦斯基的妻子。那么,吉娣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看我吗?不。谢辽查就不会再问到或者想到我有两个丈夫吗?在我和伏伦斯基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感情呢?我不要什么幸福,只要能摆脱痛苦就行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不,不!”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自己,“绝对不可能!生活迫使我们分手,我使他不幸,他使我不幸;他不能改变,我也不能改变。一切办法都试过了,螺丝坏了,拧不紧了……啊,那个抱着婴儿的女叫花子,她以为人家会可怜她。殊不知道我们投身尘世就是为了相互仇恨、折磨自己、折磨别人吗?有几个中学生走过来,他们在笑。那么谢辽查呢?”她想了起来,“我也以为我很爱他,并且被自己对他的爱所感动。可我没有他还不是照样生活,我拿他去换取别人的爱,在爱情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对这样的交换并不感到后悔。”她嫌恶地回顾那种所谓爱情。如今她把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看得一清二楚,她感到高兴,“我也罢,彼得也罢,车夫菲多尔也罢,那个商人也罢,凡是受广告吸引到伏尔加河两岸旅行的人,到处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当她的马车驶近下城车站的低矮建筑物,几个挑夫跑来迎接时,她这样想。

“票买到奥比拉洛夫卡吗?”彼得问。

她完全不记得她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费了好大劲才听懂他这个问题。

“是的。”她把钱包交给他说,手里拿了一个红色小提包,下了马车。

她穿过人群往头等车候车室走去,渐渐地想起了她处境的细节和她犹豫不决的计划。于是,忽而希望,忽而绝望,又交替刺痛她那颗受尽折磨扑扑乱跳的心。她坐在星形沙发上等待火车,嫌恶地望着进进出出的人(她觉得他们都很讨厌),忽而幻想她到了那个车站以后给他写一封信,信里写些什么,忽而幻想他不了解她的痛苦,反而向母亲诉说他处境的苦恼,就在这当儿她走进屋子里,对他说些什么话,忽而她想,生活还是会幸福的,她是多么爱他,又多么恨他呀;还有,她的心跳得好厉害呀。

三十一

铃声响了。有几个年轻人匆匆走过。他们相貌难看,态度蛮横,却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彼得穿着制服和半筒皮靴,他那张畜生般的脸现出呆笨的神情,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车。她走过站台,旁边几个大声说笑的男人安静下来,其中一个低声议论着她,说着下流话。她登上火车高高的踏级,独自坐到车厢里套有肮脏白套子的软座上。手提包在弹簧座上晃了晃,不动了。彼得露出一脸傻笑,在车窗外掀了掀镶金线的制帽,向她告别。一个态度粗暴的列车员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上了闩。一位穿特大撑裙的畸形女人(安娜想象着她不穿裙子的残废身子的模样,不禁毛骨悚然)和一个装出笑脸的女孩子,跑下车去。

“卡吉琳娜·安德列夫娜什么都有了,她什么都有了,姨妈!”那女孩子大声说。

“连这样的孩子都装腔作势,变得不自然了。”安娜想。为了避免看见人,她迅速地站起来,坐到面对空车厢的窗口旁边。一个肮脏难看、帽子下露出蓬乱头发的乡下人在窗外走过,俯下身去察看火车轮子。“这个难看的乡下人好面熟。”安娜想。她忽然记起那个恶梦,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向对面门口走去。列车员打开车门,放一对夫妇进来。

“您要出去吗,夫人?”

安娜没有回答。列车员和上来的夫妇没有发觉她面纱下惊惶的神色。她回到原来的角落坐下来。那对夫妇从对面偷偷地仔细打量她的衣着。安娜觉得这对夫妻都很讨厌。那个男的问她可不可以吸烟,显然不是真正为了要吸烟,而是找机会同她攀谈。他取得了她的许可,就同妻子说起法国话来,他谈的事显然比吸烟更乏味。他们装腔作势地谈着一些蠢话,存心要让她听见。安娜看得很清楚,他们彼此厌恶,彼此憎恨。是的,像这样一对丑恶的可怜虫不能不叫人嫌恶。

铃响第二遍了,紧接着传来搬动行李的声音、喧闹、叫喊和笑声。安娜明白谁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因此这笑声使她恶心,她真想堵住耳朵。最后,铃响第三遍,传来了汽笛声、机车放汽的尖叫声,挂钩链子猛地一牵动,做丈夫的慌忙画了个十字。“倒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安娜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想。她越过女人的头部从窗口望出去,看见站台上送行的人仿佛都在往后滑。安娜坐的那节车厢,遇到铁轨接合处有节奏地震动着,在站台、石墙、信号塔和其他车厢旁边开过;车轮在铁轨上越滚越平稳,越滚越流畅,车窗上映着灿烂的夕阳,窗帘被微风轻轻吹拂着。安娜忘记了同车的旅客,在列车的轻微晃动中吸着新鲜空气,又想起心事来。

“啊,我刚才想到哪儿了?对了,在生活中我想不出哪种处境没有痛苦,人人生下来都免不了吃苦受难,这一层大家都知道,可大家都千方百计哄骗自己。不过,一旦看清真相又怎么办?”

“天赋人类理智就是为了摆脱烦恼嘛。”那个女人装腔作势地用法语说,对这句话显然很得意。

这句话仿佛解答了安娜心头的问题。

“为了摆脱烦恼。”安娜摹仿那个女人说。她瞟了一眼面孔红红的丈夫和身子消瘦的妻子,明白这个病恹恹的妻子自以为是个谜样的女人,丈夫对她不忠实,使她起了这种念头。安娜打量着他们,仿佛看穿了他们的关系和他们内心的全部秘密。不过这种事太无聊,她继续想她的心事。

“是的,我很烦恼,但天赋理智就是为了摆脱烦恼;因此一定要摆脱。既然再没有什么可看,既然什么都叫人讨厌,为什么不把蜡烛灭掉呢?可是怎么灭掉?列车员沿着栏杆跑去做什么?后面那节车厢里的青年为什么嚷嚷啊?他们为什么又说又笑哇?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

火车进站了,安娜夹在一群旅客中间下车,又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躲开他们。她站在站台上,竭力思索她为什么到这里来,打算做什么。以前她认为很容易办的事,如今却觉得很难应付,尤其是处在这群不让她安宁的喧闹讨厌的人中间。一会儿,挑夫们奔过来抢着为她效劳;一会儿,几个年轻人在站台上把靴子后跟踩得咯咯直响,一面高声说话,一面回头向她张望;一会儿,对面过来的人笨拙地给她让路。她想起要是没有回信,准备再乘车往前走,她就拦住一个挑夫,向他打听有没有一个从伏伦斯基伯爵那里带信来的车夫。

“伏伦斯基伯爵吗?刚刚有人从他那里来。他们是接索罗金娜伯爵夫人和女儿来的。那个车夫长得怎么样?”

她正同挑夫说话的时候,那个脸色红润、喜气洋洋的车夫米哈伊尔,穿着一件腰部打折的漂亮外套,上面挂着一条表链,显然因为那么出色地完成使命而十分得意,走到她面前,交给她一封信。她拆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揪紧了。

“真遗憾,我没有接到那封信。我十点钟回来。”伏伦斯基潦草地写道。

“哼!不出所料!”她带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

“好,你回家去吧!”她对米哈伊尔低声说。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因为剧烈的心跳使她喘不过气来,“不,我不再让你折磨我了。”她心里想,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威胁自己,而是威胁那个使她受罪的人。她沿着站台,经过车站向前走去。

站台上走着的两个侍女,回过头来打量她,评论她的服装:“真正是上等货。”——她们在说她身上的花边。几个年轻人不让她安宁。他们又盯住她的脸,怪声怪气地又笑又叫,在她旁边走过。站长走过来,问她乘车不乘车。一个卖汽水的男孩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天哪,我这是到哪里去呀?”她一面想,一面沿着站台越走越远。她在站台尽头站住了。几个女人和孩子来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他们高声地有说有笑。当她在他们旁边走过时,他们住了口,回过头来打量她。她加快脚步,离开他们,走到站台边上。一辆货车开近了,站台被震得摇晃起来,她觉得她仿佛又在车上了。

她突然想起她同伏伦斯基初次相逢那天被火车轧死的人,她明白了她应该怎么办。她敏捷地从水塔那里沿着台阶走到铁轨边,在擦身而过的火车旁站住了。她察看着车厢的底部、螺旋推进器、链条和慢慢滚过来的第一节车厢的巨大铁轮,竭力用肉眼测出前后轮之间的中心点,估计中心对住她的时间。

“那里!”她自言自语,望望车厢的阴影,望望撒在枕木上的沙土和煤灰,“那里,倒在正中心,我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

她想倒在开到她身边的第一节车厢的中心。可是她从臂上取下红色手提包时耽搁了一下,来不及了,车厢中心过去了。只好等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投身到河里游泳的感觉攫住了她,她画了十字。这种画十字的习惯动作,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周围笼罩着的一片黑暗突然打破了,生命带着它种种灿烂欢乐的往事刹那间又呈现在她面前,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第二节车厢滚近拢来的车轮。就在前后车轮之间的中心对准她的一瞬间,她丢下红色手提包,头缩在肩膀里,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微微动了动,仿佛立刻想站起来,但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她对自己的行动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子,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她的脑袋上,从她背上轧过,“上帝呀,饶恕我的一切吧!”她说,觉得无力挣扎。一个矮小的乡下人嘴里嘟嚷着什么,在铁轨上干活。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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