耸肩和冷笑并没有使列文生气。“他还要干什么？”他心里想。
“我马上去叫他来。”
“这真是太荒唐了！”奥勃朗斯基听朋友说他被驱逐，在花园里找到正在那里踱步等客人离开的列文，这样对他说，“这简直可笑！什么毒蚊子把你叮了？简直可笑到极点了！要是一个青年人……你就认为……”
列文被毒蚊子叮过的地方显然还很疼，因为奥勃朗斯基刚想说出来，列文就脸色发白，慌忙打断他的话：
“请你不要问原因！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对你、对他都感到很不好意思。不过，我认为他离开这里是不会太难受的，可他在这里我和我妻子都觉得不愉快。”
“他会感到委屈的！再说，这实在太可笑了。”
“可是我觉得又委屈又痛苦！我没有任何过错，我没有理由应该受罪！”
“嗐，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吃醋也可以，但达到这样的程度，简直可笑之至！”奥勃朗斯基又夹着法语说。
列文迅速地转过身去，离开他走到林荫路深处，继续独自在那里踱步。不多一会儿，他听见马车的辘辘声，看见树木后面维斯洛夫斯基坐在干草上（倒霉的是马车里没有座垫），戴着他那顶苏格兰帽，顺着林荫道颠簸着离去。
“又有什么事？”列文看见仆人从房子里跑出来，拦住马车。原来是那个德国技工，列文已完全把他给忘了。那个德国人一面鞠躬，一面对维斯洛夫斯基说着什么，接着爬上马车。他们就一起坐车走了。
奥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对列文的行为感到气愤。列文觉得自己不仅可笑到了极点，而且罪孽深重，无脸见人；但是一想到他和他妻子所受的罪，他自问下次要是又遇到这样的事他将怎样处理，接着回答说，还是这样办。
虽然如此，到了晚上，除了公爵夫人不能饶恕列文的行为以外，大家又都显得非常轻松愉快，好像孩子受过了处分，大人结束了一次难堪的官场应酬一样。到了晚上，公爵夫人一走，他们谈到维斯洛夫斯基被驱逐的事，就像在谈一件久远的往事。陶丽从父亲身上继承了说笑话的才能，把个华仑加笑得前仰后合。她一次又一次地讲着，每次都添油加醋，增加些新的笑料。她讲到她刚准备系上新的蝴蝶结迎接客人，刚走到客厅，忽然听见一辆老爷马车的辘辘声。是谁坐在马车上啊？一看，原来是维斯洛夫斯基，头上戴着苏格兰帽，手里拿着抒情歌谱，脚上打着皮绑腿，坐在干草上。
“你至少也该弄辆轿车让他坐坐啊！没有，后来我又听见：‘站住！’哟，我想，准是大发善心了。我一看，原来是让那个德国胖子坐在他旁边，把他们一起送走……我这个新蝴蝶结就这样白系了！……”
十六
陶丽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动身去访问安娜。她感到抱歉，因为这事使妹妹伤心，使妹夫不愉快。她明白，列文一家不愿同伏伦斯基有任何来往，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她认为有责任去看望安娜，表示安娜的处境虽然起了变化，她对她的感情并没有改变。
陶丽这次旅行不愿依赖列文家，自己派人到乡下去租马。列文一知道这事，就走来责备她。
“你为什么以为你去我会不高兴？如果说这事使我不高兴，那你不用我的马，我就更加不高兴了，”列文说，“你从没对我说过一定要去。至于到乡下租马，这事首先使我不高兴，而主要的是他们会租给你，但不会把你送到目的地。马，我有的是。如果你不想使我难堪，你就用我的马。”
陶丽只好同意。到了约定的日子，列文为姨姐准备好四匹马，还有替换的马，都是从耕马和骑马中凑起来的，外表不太好看，但能当天把她送到目的地。当前，要送走公爵夫人和送走接生婆都需要马匹，这对列文来说是有为难之处，但从责任心出发，列文不能让陶丽租用马匹从他家动身；再说租一次马要花二十卢布，对她来说也是一大笔开支。陶丽手头拮据，列文是很同情她的。
陶丽听从列文的劝告，天没亮就动身了。道路平坦，马车舒服，马也跑得很起劲。驭座上除了车夫以外，还坐着账房，那是列文派来代替男仆护送陶丽的。陶丽在车上打起瞌睡来，直到到了换马的客店才醒。
陶丽在列文那次去史维亚日斯基家途中逗留过的富裕农民家喝了茶，同农妇们谈了一会儿孩子的问题，又同那老农谈到他很称赞的伏伦斯基伯爵的事，到十点钟才继续上路。她在家里忙于照顾孩子，从来没有时间思索。这会儿，在这四小时的旅途中，以前被压在心里的种种想法一下子都浮现出来了。她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她自己都觉得她的思想很怪。开头她想念孩子们，尽管公爵夫人，主要是吉娣（陶丽更相信她）答应照顾他们，她还是不放心。“但愿玛莎不再淘气，格里沙别让马给踢了，莉丽不再闹肚子。”接着，现实问题被即将发生的问题代替了。她开始想到，今年冬天要在莫斯科租一个新寓所，客厅家具要换一套新的，还要给大女儿做一件皮大衣。然后又想到较远的未来的问题：怎样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女孩子倒没什么，”她想，“可是男孩子怎么办？”
“现在还好，我可以自己管教格里沙，因为我现在没有怀孕，有的是时间。要斯基华管教，当然是靠不住的。我依靠人家的帮助，可以把他们抚养成人，但要是又怀孕呢……”她忽然想起一句俗话，“生儿育女是对女人的诅咒。”她觉得这话没有道理，“分娩倒无所谓，怀孕可真是件苦事。”她回忆最后一次怀孕和最小一个孩子的死亡，这样想。她又想到刚才在歇脚的地方同那个青年农妇的谈话。对有没有孩子这个问题，那个漂亮的年轻农妇快乐地回答说：
“有过一个小姑娘，但上帝把她接走了，过四旬斋时把她给埋了。”
“你是不是很舍不得她？”陶丽问。
“有什么舍不得的？老头儿的儿孙多的是。有了儿女就是麻烦，弄得你不能干活，什么事也不能做。只会束缚你的手脚。”
陶丽当时听了这回答很反感，尽管那个农妇待人和蔼可亲，现在她不由得想起这句话来。在这句不近人情的话里倒有一点道理。
“总而言之，”陶丽回顾她婚后十五年来的生活，想，“怀孕，呕吐，脑子迟钝，无所作为，主要是模样丑恶。吉娣，年轻美丽的吉娣，连她都变得那么难看了，我一怀孕就更丑。生产，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后关头……然后是喂奶，通宵不眠，这种可怕的痛苦……”
陶丽给每个孩子喂奶几乎都生奶疖，一想到这种苦，她浑身打了个哆嗦。“然后是孩子生病，无穷无尽地担惊受怕；再有教育，孩子的种种坏习惯（她想到玛莎在草莓丛里的过错），学习，拉丁文——这一切都那么麻烦，不好应付。最可怕的是孩子的夭折。”于是永远揪住做母亲的心的惨痛回忆又浮上她的脑海：那个最小的婴儿患喉炎夭折，他的葬礼，大家对那口粉红色小棺材的冷漠，以及那盖上带有金边十字架的粉红色棺材盖的一刹那，她面对生着鬈曲卷发的苍白小脑门，感到肝肠撕裂的痛楚。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只是：我得不到片刻安宁，一会儿怀孕，一会儿喂奶，老是闹脾气，发牢骚，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使丈夫讨厌，就这样过上一辈子，抚养出一批缺乏教养的不幸的小叫化子。这会儿，要不是在列文家过夏，我真不知道怎样对付过去呢。当然，列文和吉娣很体贴人，使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愉快，但总不能一直住下去呀。等他们有了孩子，他们就不能再帮助我们了。事实上，现在他们手头也并不宽裕。至于爸爸，他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财产，又怎么能照顾我们呢？这样，我自己连孩子都养不起，也不能低声下气去求人家接济呀。哦，就算最如意的打算吧，往后不再有孩子夭折，我也勉强把他们培养成人。他们最好也不过是不成为坏蛋。我所能希望的不过如此。可就是为了这个，我得吃多少苦，花多少心血呀……我这辈子也就完了！”陶丽又想到了青年农妇的话。想到这些，她又感到难过，但她不能不同意她的话还有一点粗鲁的道理。
“怎么样，还远吗，米哈伊拉？”陶丽问账房，想摆脱使她感到恐惧的思想。
“听说离这个村子还有七里地。”
马车沿着村道驶到一座小桥上。桥上走着一群快乐的农妇，她们肩上挂着一圈圈草绳，叽里呱啦地有说有笑，十分热闹。她们在桥上站住了，好奇地打量着马车。陶丽觉得她们的脸张张都是健康快乐的，都在用生的欢乐挑逗她。“人人都在生活，人人都在享受生的欢乐。”陶丽经过农妇们身边，往小山上驶去，身子又在老式马车柔软的弹簧上惬意地摇晃，心里这样想。“可是我像一个刚出狱的囚犯，心事重重，此刻总算有片刻的安宁。人人都在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不论是这些农妇，妹妹娜塔丽雅，还是华仑加，或者我现在去访问的安娜，可就是没有我的份儿。”
“他们攻击安娜。为了什么？难道我比她好吗？至少我还有一个心爱的丈夫。虽说不上称心如意，我还是爱他的，可是安娜不爱她的丈夫。她到底有什么过错？她要生活。上帝赋予我们心灵这样的欲望。要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也很可能这样做。在那可怕的日子里，她到莫斯科来看我。我至今不知道，我当时做得对不对。我当时应该抛弃丈夫，重新开始生活。我也可能真正去爱上一个人，真正被人家所爱。也许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不尊重他，不需要他，”她想到了丈夫，“但我容忍了他。这样是不是好？那时还会有人喜欢我，我还有几分姿色呢。”陶丽继续想，很想照照镜子。手提包里有一面旅行镜子，她很想取出来，但回头看看背后的车夫和那摇摇晃晃的账房，想到万一被他们看见，那可难为情了，结果没有把镜子拿出来。
但不照镜子，她心里还是在琢磨，她的年纪也不算太老，也还来得及。于是她想起了丈夫的朋友土罗甫春，他待她特别殷勤，在她孩子患猩红热的时候同她一起照顾他们，他爱上了她。还有一个年纪很小的青年——丈夫曾开玩笑地告诉她——认为她是三姐妹中最美的。于是陶丽头脑里幻想着最热烈最荒唐的风流韵事。“安娜的行动了不起，我说什么也不能责备她。她自己幸福，也使别人幸福，不像我这样逆来顺受。她一定还是像以往那样鲜艳、聪明和开朗。”陶丽心里这样想，嘴上浮起狡猾的微笑，特别是想到安娜的风流韵事。陶丽同时幻想自己也有了这样的风流韵事，一个她想象中的集种种优点于一身的男子被她迷住了。她也像安娜一样，把私情向丈夫和盘托出。奥勃朗斯基一听到这消息，又惊奇又窘困，使她禁不住笑了。
就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陶丽的马车离开大路，转弯向伏兹德维任斯克村驰去。
十七
车夫勒住四匹马，向右边黑麦田望了一眼，看见几个农民坐在那里的大车旁。账房本想跳下车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向一个农民命令似的吆喝了一声，招招手叫他过来。马车奔驰时吹拂着的微风，等车一停就静止了；汗淋淋的马身上落满了牛虻，马怒气冲冲地想把它们驱散。大车旁锤子敲击镰刀的铿锵声停止了。一个农民站起身，向马车走来。
“瞧你这么磨磨蹭蹭的！”账房向那个赤脚踩着留有车辙的坎坷道路慢慢走来的农民怒斥道，“快一点！”
这个卷发的老农头上扎着树皮绳子，弯着被汗水湿透的背，加快步子，走到马车旁边，伸出一只黧黑的手，抓住马车挡泥板。
“到伏兹德维任斯克去吗？到伯爵老爷的庄院去吗？”老农反复问，“走完这条坡路，向左拐，顺着大路一直往前就到了。你们要找谁呀？伯爵本人吗？”
“嗯，他们在家吗，老爷子？”陶丽含糊其词地说，她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向农民打听安娜的情况。
“多半在家。”老农两脚交替踩着泥地，清清楚楚地留下五个脚趾印。“多半在家。”他重复说，显然很想聊聊，“昨天还来了客人。客人多极了……你要什么呀？”他转身对在大车旁向他喊叫的小伙子说，“噢，对了！他们刚才骑马打这儿过，去看收割机。现在该回家了。你们是打哪儿来的？……”
“我们是远道来的，”车夫爬上驭座说，“那么不远了？”
“跟你说就在这里。你一走到路口……”老农摸着马车的挡泥板，说。
一个年轻矮壮的小伙子也走了过来。
“怎么样，收割缺少人手吗？”小伙子问。
“我不知道，老弟。”
“喏，你向左边一拐，就到了。”老农说，显然还想谈谈，不愿放他们走。
车夫催动了马，他们刚转弯，那个老农就叫道：
“站住！喂，朋友，站住！”两个声音同时叫起来。
车夫停下来。
“他们来了！瞧，这不是他们吗！”老农叫道，“瞧，大队人马！”他指着大路上四个骑马和两个坐敞篷马车的人说。
原来骑马的是伏伦斯基、赛马骑师、维斯洛夫斯基和安娜，坐在敞篷马车上的是华尔华拉和史维亚日斯基。他们出去兜风，还观看了正在开动的新收割机。
马车停下了，骑马的人也慢步走过来。安娜同维斯洛夫斯基并肩走在前头。安娜慢悠悠地骑着一匹鬃毛剪过的短尾英国矮脚马。她那戴着一顶高帽露出一绺绺乌黑头发的漂亮脑袋，她那丰满的肩膀，她那穿着黑色骑装的苗条身段，以及端庄优美的骑马姿势，这一切都使陶丽感到惊讶。
最初一刹那，她觉得安娜骑马有点不成体统。在陶丽的心目中，女人骑马是同年少轻浮、卖弄风情分不开的，因此就安娜的处境来说，骑马是不合适的；但当她走近仔细一看，就觉得她骑马也不错。何况安娜的优雅风度，她的姿态、服饰和举止都朴素文静，落落大方，十分自然。
在安娜旁边，维斯洛夫斯基骑着一匹灰色烈性的骑兵军马。他头戴一顶缎带飘动的苏格兰帽，向前伸着两条粗大的腿，扬扬自得。陶丽一认出是他，忍不住快活地笑了。他们后面是伏伦斯基。伏伦斯基骑着一匹纯种的深色枣红马，那马跑得浑身冒热气。他拉紧缰绳把它勒住。
伏伦斯基后面是一个穿骑装的矮个子。史维亚日斯基同公爵小姐坐着一辆崭新的敞篷马车，车上套着一匹高大的骊马，追赶着骑马的人。
安娜一认出那辆旧马车角落里蜷缩着的瘦小的人就是陶丽，顿时笑逐颜开。她尖叫一声，身子在鞍座上抖动了一下，催马奔驰起来。她驰到马车跟前，不用人家搀扶就跳下马，提起骑装，迎着陶丽跑去。
“我一直盼望你来，但又怕这是痴心妄想。嘿，我太高兴啦！你真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安娜一面说，一面把脸贴住陶丽的脸，吻着她，接着又把她推开，笑盈盈地打量着她。
“啊呀，我太高兴啦，阿历克赛！”安娜回头望了望那跳下马、向她们走来的伏伦斯基，说。
伏伦斯基脱下灰色高帽，走到陶丽跟前。
“您真不能想象，您来，我们有多高兴！”伏伦斯基特别加重语气说，笑眯眯地露出一排结实的雪白牙齿。
维斯洛夫斯基没有下马，只摘下帽子向客人致礼，喜气洋洋地在头上挥动帽子的飘带。
“这位是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当敞篷马车驶近时，安娜这样回答陶丽询问的目光。
“哦！”陶丽说，她的脸上不禁露出不满的神色。
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是她丈夫的姑妈。陶丽早就认识她，并且瞧不起她。陶丽知道，这位老小姐一辈子都在阔亲戚家里当食客；但她现在竟住在陌生的伏伦斯基家里，而又是她丈夫名下的亲戚，这就使陶丽觉得很丢脸。安娜察觉陶丽脸上的表情，感到很尴尬，脸涨得绯红，两手一松，骑装往下滑，把她绊了一跤。
陶丽走到停下的敞篷马车跟前，冷冷地同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打了个招呼。她同史维亚日斯基也是认识的。史维亚日斯基问起他那位怪癖的朋友和年轻妻子的情况，接着扫了一眼那几匹拼凑起来的杂牌马和那辆挡泥板打过补钉的老爷马车，就邀请太太们改坐他的敞篷马车。
“让我坐到那辆老爷马车上去吧，”史维亚日斯基说，“这匹马很听话，公爵小姐的驾驭本领也挺出色。”
“不，你们还是坐你们的一辆，”安娜走拢去说，“我们坐那一辆。”说着挽住陶丽的手臂，把她带走。
陶丽看到这辆从没见过的豪华马车，这几匹雄赳赳的骏马和周围这批风度翩翩的贵人，不禁眼花缭乱。但最使她惊奇的，还是她熟悉而喜爱的安娜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观察不像陶丽那样细致，不那么熟悉安娜，特别是没有像陶丽那样一路上产生过那些想法，她就看不出安娜身上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但这会儿，陶丽却在安娜脸上发现那种只有当女人在热恋时才会出现的昙花一现的美，因而感到十分惊讶。一切都在她的脸上表现出来：双颊和下巴上分明的酒窝，嘴唇的优美线条，荡漾在整个脸上的笑意，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动作的优美和灵活，说话声音的甜美和圆润，就连她回答维斯洛夫斯基（他要求骑她的马，好让他教会那马用右脚起步）时半是嗔怪半是撒娇的媚态——这一切都使人神魂颠倒。看来安娜自己也意识到这一层，因此扬扬得意。
她们同坐一辆马车，两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安娜感到不好意思，因为陶丽用那么专注的疑问目光打量着她；陶丽呢，因为史维亚日斯基说到老爷马车，而现在她同安娜就坐在这辆破旧的马车里，觉得不好意思。车夫菲利浦和账房也有同感。账房为了掩饰窘态，手忙脚乱地扶太太们上车；可是车夫菲利浦闷闷不乐，决心不因人家车子外表的华丽而低声下气。他看了一眼那匹骊马，心里就断定它只配拉敞篷车“兜兜风”，这样大热天一口气是跑不了四十里路的，因此冷笑了一声。
农民们都从大车旁站起来，好奇而又津津有味地望着客人们的会晤，品头评足。
“他们可高兴呢，好久没见面了。”那个头上扎着树皮绳子的卷发老头儿说。
“我说，盖拉西姆大叔，要是让那匹黑乌鸦来运麦子，那就快了！”
“嗨，看哪！那个穿马裤的是女人吗？”一个农民指着那坐到女用马鞍上的维斯洛夫斯基说。
“不，是个男的。瞧，骑上去多利索！”
“喂，弟兄们，今天我们不睡一会儿吗？”
“这会儿哪能再睡觉！”老农斜眼望望太阳说，“过了晌午了！大家拿起镰刀来干吧！”
十八
安娜望着陶丽消瘦、憔悴、皱纹里落满尘土的脸，本想直率地说，她觉得陶丽瘦了，但是一想到自己却变得更加丰满艳丽，陶丽的眼神也有这样的表现，她就叹了一口气，说起她自己的情况来。
“你望着我，一定在想，”安娜说，“我现在这样的处境，是不是觉得幸福？嗯，好吧！说出来真有点不好意思，我……我实在太幸福了。我身上发生了奇迹。我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吓得死去活来，突然醒了过来，却又觉得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我清醒过来了。我经历了痛苦和恐惧，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特别是自从我们来到这儿以后，我实在是太幸福了！……”安娜一面说，一面带着羞怯和探询的微笑瞧着陶丽。
“我太高兴了！”陶丽微笑着说，语气不禁变得冷淡了一些，“我真为你高兴。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
“为什么？……因为我不敢……你忘记我的处境了……”
“给我写信？你不敢？你真不知道我……我认为……”
陶丽很想说出她今天早晨的想法，但不知怎的这会儿又觉得不合适。
“不过，这事以后再谈。哦，这是些什么建筑物？”陶丽想转变话题，就指着刺槐和丁香构成的天然篱笆后面红绿相间的屋顶问，“简直像一座小城。”
但安娜没有回答。
“不，不！你怎样看待我的处境，你有什么想法？”安娜问。
“我认为……”陶丽刚开始说，不料这时维斯洛夫斯基已教会马用右脚起步，他那穿着短上衣的身子笨重地在女用马鞍上一起一伏，在她们旁边驰过。
“行了，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维斯洛夫斯基叫道。
安娜连一眼都没有瞧他，可是陶丽觉得在马车里不便长谈，就这样简单地回答。
“我没有什么想法，”陶丽说，“我一向都很喜欢你。我觉得要喜欢一个人，就该喜欢他这个实在的人，而不是喜欢凭空想象中的人。”
安娜不看朋友的脸，眯缝起眼睛（这是安娜的一个新习惯，陶丽以前没有见过），沉思起来，想领会这话的意思。接着显然按照自己的想法领会了，就对陶丽看了一眼。
“就算你有什么过错，”安娜说，“现在你一来，又说了这一番话，那就什么都可以饶恕了。”
陶丽看见安娜的泪水夺眶而出，默默地握了握安娜的手。
“那么这到底是些什么建筑物？这么多房子！”陶丽沉默了一会儿，又重新问道。
“这是佣人的下房、养马场和马厩，”安娜回答，“从这里开始是花园。原来全荒芜了，但阿历克赛把它修好了。他很喜欢这庄园，我怎么也没想到，他搞经济竟那么起劲。不过，他的天分也真高！不论什么事，他做起来都很出色。他不但不觉得乏味，而且劲道十足。我现在才知道，他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好当家，在农业上处处精打细算。不过也只限于农业。遇到几万卢布进出的事，他倒不会打算盘了。”安娜说时脸上露出得意而调皮的微笑，女人谈到只有她们才知道的爱人的优点时往往会流露出这样的表情，“你看见这个大建筑物吗？这是一座新医院。我想总要花十万以上吧。这是他的得意杰作。你知道这是怎么搞起来的？农民们要求他减少草地的租金，大概就是那么一回事，可是被他拒绝了。我责备他太小气。当然并不完全为了这事，还有其他各种原因加在一起，他就着手造这座医院，来证明他这人并不小气。说实在的，这都是些小事，可我却因此更加爱他。啊，你马上可以看到住宅了。那还是从他祖父手里传下来的房子，外表一点也没有变。”
“好漂亮！”陶丽露出情不自禁的惊讶目光，望着那座耸立在绿荫蔽天的古树丛中带圆柱的美丽住宅，赞叹说。
“确实很漂亮，是吗？从楼上望出去，景色也挺美。”
她们的马车驶进铺有碎石的院子，在大门口停下。院子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用粗糙多孔的石头砌花坛，坛里的泥土已耙松了。
“哦，他们已经到了！”安娜望着刚从台阶边牵走的坐骑，说，“这匹马很出色，你说是吗？这是匹矮脚马，我挺喜欢。牵到这里来，给我点儿砂糖。伯爵在哪里？”她问两个从房子里奔出来的服装体面的仆人。“啊，他来了！”安娜看见伏伦斯基和维斯洛夫斯基出来迎接她，说。
“您把公爵夫人安顿到哪里呀？”伏伦斯基用法语问安娜，不等她回答就再次向陶丽问好，还吻了吻她的手，“我看是不是住那个有阳台的大房间？”
“嗳，不，太远了！还是住转角的那一间，我们俩见面方便些。好，我们去吧。”安娜一面把仆人拿来的砂糖喂给她的爱马，一面说。
“您忘记您的责任了。”安娜对同时走到台阶上来的维斯洛夫斯基说了一句法语。
“对不起，我的责任有满满几口袋呢。”维斯洛夫斯基把手指插到背心口袋里，笑嘻嘻地也用法语回答。
“可是您来得太迟了！”安娜用手绢擦擦被马舔湿的手，又用法语说，接着她转身问陶丽，“你可以住一阵吧？只住一天吗？这可不行！”
“我答应过他们的，再说孩子们……”陶丽说，模样有点狼狈，因为她得从马车上取出手提包，而且知道自己一定是满面风尘。
“不，陶丽，我的好人……那么，咱们瞧着办好了。来吧，来吧！”安娜说着把陶丽领到她的房里。
这不是伏伦斯基提出的富丽堂皇的大房间，而是安娜要陶丽将就住住的那个房间。但就连这个房间也十分豪华，陶丽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她觉得简直像国外最讲究的旅馆。
“嘿，我的好人，我太幸福了！”安娜穿着骑装在陶丽旁边坐了一会儿，说，“告诉我你家里人的情况。我匆匆见过斯基华一面。可是他不会把孩子们的情况讲给我听。我的宝贝儿塔尼雅怎么样？我想该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吧？”
“是的，长得很大了。”陶丽简单地回答。她自己也弄不懂，有关孩子的事她竟回答得这样冷淡，“我们在列文家里过得很好。”她加了一句。
“嗐，要是我早知道你并没有瞧不起我……”安娜说，“那就应该请你们一家都来。要知道斯基华是阿历克赛很老的朋友哇！”她补充说，顿时脸红了。
“是的，不过我们过得很好……”陶丽不好意思地回答。
“说实在的，我简直高兴得语无伦次了。总之，我的好人，我见到你太高兴了！”安娜一面说，一面又吻她，“你还没告诉我，你对我有什么想法，我什么都想知道。不过我很高兴，你会看到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你不要以为我想自我表白什么。我不想表白什么，我只要生活；我不想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我有这样的权利，是不是？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们以后再好好谈吧。现在我要去换衣服了，我去给你派个侍女来。”
十九
当剩下陶丽一个人时，她就以主妇的目光仔细打量这个房间。她来到这座房子，在房子里面走过，此刻又住到这个房间里。她目睹的一切都给她留下富丽堂皇和充满现代欧洲奢侈生活的印象。这种豪华气派她只有在英国小说里读到过，在俄国可从来没有见过，更不要说在乡下了。从花纹新颖的法国糊墙纸到铺满整个房间的大地毯，一切都是崭新的。弹簧床上铺着厚垫子，床头放着别致的靠垫和套有缎子枕套的小枕头。大理石的洗脸盆、梳妆台、长沙发、桌子、壁炉上的青铜座钟、窗帘和门帘，一切都是贵重的，崭新的。
派来的侍女梳着时髦的发式，服装比陶丽还要摩登。这个漂亮的女仆打扮得像这个房间一样新颖华丽。陶丽对她的彬彬有礼、整齐清洁和殷勤周到很满意，但同她在一起又觉得局促不安，不好意思让她看到她那件打过补丁的短袄。那短袄是她错放在行李包里的。在家里，她以这些东补西缀的朴素衣着自豪，这会儿却感到害臊。在家里，她很清楚，做六件短袄需要二十四码棉布，每码棉布值六十五戈比，总共得花十五卢布以上，花边和人工还不算在内。这样修修补补，她就可以节省十五个卢布。这会儿在侍女面前，她并不觉得羞耻，但有点儿不自在。
陶丽早就认识的安奴施卡走进房里来的时候，她觉得轻松多了。女主人把那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侍女召回去，叫安奴施卡留在陶丽房里。
安奴施卡对这位夫人光临显然很高兴，不停地跟她说话。陶丽发觉她很想就女主人的处境，特别是伯爵对她的爱情和忠心，发表意见，可是陶丽一听她谈这事，就竭力制止她。
“我同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从小在一起长大，她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宝贵。当然，我们没资格评判这事。不过，看样子，爱情……”
“哦，方便的话，请你把这拿去洗一洗。”陶丽打断她的话。
“是，夫人！我们这里有两个专门洗衣服的女工，不过被单那种大东西是用机器洗的。什么事伯爵都亲自过问。真是个好当家……”
陶丽看见安娜进来，打断了安奴施卡的唠叨，感到很高兴。
安娜换了一件十分素净的麻纱连衫裙。陶丽仔细察看这件衣服。她懂得这种素净是怎么一回事，得付出多少代价。
“这是我的老朋友。”安娜指着安奴施卡说。
安娜已不再觉得局促了。她落落大方，镇定自若。陶丽看到她完全克服了由于她来临而产生的激动，说话客客气气，从容不迫，似乎把那通向她真实感情和内心思想的门关闭起来了。
“哦，安娜，你的女儿怎样了？”陶丽问。
“安妮（她这样称呼她的女儿）吗？好了，完全复原了。你想看看她吗？来吧，我陪你去看。为了保姆的事，真是伤透脑筋了，”安娜讲了起来，“我们用了一个意大利奶妈。人很好，可是蠢得要命！我们想把她辞掉，可是孩子跟她过惯了，所以还用着。”
“那么，你们是怎样处理那个问题的？……”陶丽刚要问那女孩子用谁的姓，但发觉安娜突然皱起眉头，就改变话题，“你们怎样……已经给她断奶了吗？”
但是安娜已经懂得了她的意思。
“你要问的不是这个吧？你是不是要问她姓什么？是吗？这事使阿历克赛苦恼。她没有姓。或者说她姓卡列宁。”安娜说，眯缝起眼睛，眯得只见合在一起的睫毛。“不过，”她的脸色突然又开朗起来，“这事我们以后再谈吧。来，我带你去看看她。这孩子可爱极了。她已经会爬了。”
整个房子里穷奢极侈的气派已使陶丽感到惊异，而育儿室里的豪华景象更使她咋舌。这里有从英国定购来的童车，有学步用的坐车，有专门为婴儿爬行用的像弹子台那样的沙发，有摇椅，有崭新的特种澡盆。一切都是英国货，结实，耐用，看得出都很贵重。房间高大宽敞，光线很好。
她们进去的时侯，小女孩穿着一件衬衣，坐在桌旁的小扶手椅上，正在吃肉汤。她衣服的前襟全被汤湿透了。那个专门照顾孩子的俄国侍女，一边喂给她吃，一边显然也在分享她的食物。奶妈和保姆都不在，她们在隔壁房里。那里传来她们用蹩脚法语说话的声音，这是她们唯一能够相互懂得的语言。
一个漂亮的高个子英国女人，脸上现出不愉快的神色和放浪的表情，一听见安娜的声音，就抖动浅黄色卷发，急急地走进门来，立刻替自己辩解，虽然安娜一句话也没有责备她。安娜每说一句话，那英国女人就连声用英语说：“是，夫人。”
这个黑头发、黑眉毛的小女孩，面色红润，强壮的粉红色小身体上起着鸡皮疙瘩。她看见陌生人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却逗得陶丽十分喜爱，她甚至有点羡慕这孩子的健康模样。小女孩爬行的样子她也很喜爱。她的孩子中就没有一个会像她这样爬的。这个小女孩穿上一件后面束住的衣服，被放到地毯上，模样可爱极了。她好像一只小动物，用她那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打量着大人，显然对人家欣赏她感到很高兴，笑眯眯地伸出两脚，使劲用双手撑起她的小身体，接着敏捷地收缩两腿，又用劲往前爬了一步。
但是，陶丽很不喜欢育儿室里的整个气氛，特别是那个英国女人。一个好女人是不肯到安娜这种不正常的家庭里来工作的——陶丽只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像安娜这样能干的人竟会雇用这样一个不可爱不稳重的英国女人。此外，陶丽从几句话里立刻听出，安娜、奶妈、保姆和婴儿之间很少接触，母亲难得到育儿室来。安娜想给孩子找一件玩具，可是找不到。
最使人惊奇的是，问到婴孩有几颗牙，安娜竟回答错了，她根本不知道她最近长出的两颗牙。
“我有时觉得很难受，我在这里好像一个多余的人。”安娜一面说，一面走出育儿室。她拉起裙子下摆，免得绊到门口的玩具，“生第一个孩子不是这样的。”
“我看正好相反。”陶丽怯生生地说。
“嗳，不是的！告诉你吧，我看到过他了，看到过谢辽查了，”安娜一面说，一面眯细眼睛，仿佛在凝视远处的什么东西，“不过，这事我们以后再谈。你真不会相信，我好像一个饿坏的人，忽然面前摆出一桌丰盛的饭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桌丰盛的饭菜就是你提供的，就是我不能同任何别人谈而只能同你谈的话。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可我决不会放过你的。我要把心里话统统说出来。对了，我先要给你介绍一下你在这里可能见到的那几个人，”安娜继续说，“先从太太们谈起。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你知道她，我也知道你和斯基华对她的看法。斯基华说，她为人在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她比卡吉琳娜·巴甫洛夫娜姑妈高明。这话是真的。不过她心地善良，我对她十分感激。在彼得堡，我一度非常需要一个女伴。就在这时侯，我遇见了她。说实在的，她心地很好。在当时的处境下，她使我大大减轻了痛苦。我看你不会了解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痛苦……在彼得堡，”她添了一句，“我十分安静，十分幸福。哦，这事以后再说。我得一个个说下去。然后是史维亚日斯基，他是首席贵族，是个很正派的人，但他有什么事要向阿历克赛求教。你要明白，阿历克赛有这样一笔财产，自从我们搬到乡下来住以后，他就有了一定的影响。然后是土施凯维奇，你见到过他，他以前常到培特西家去。如今他被抛弃了，就到我们这里来。他这人正像阿历克赛说的那样，他喜欢装成什么样子，你就只能把他当成什么样的人。这样，他倒很讨人喜欢。再有，据华尔华拉公爵小姐说，他这人很规矩。还有就是维斯洛夫斯基……这个人你是认识的。一个挺可爱的小伙子！”安娜说着嘴唇上又浮起调皮的微笑，“他同列文究竟搞了些什么鬼名堂？维斯洛夫斯基讲给阿历克赛听，我们都不相信。他这人倒是挺天真可爱的，”她夹杂着法语说，又露出了同样的微笑，“男人都需要消遣。阿历克赛需要客人，我也很看重他们。我们这里就是要热热闹闹，快快活活，这样阿历克赛就不会有别的心思了。你还会看到我们的管家。是个德国人，人品很好，也很能干。阿历克赛很器重他。还有医生，是个年轻人，未必是个虚无主义者，可是吃饭用刀子……但他是个很出色的医生。还有建筑师……这里简直像个小宫廷！”
二十
“啊，我把陶丽给您请来了，公爵小姐，您不是很想见到她吗？”安娜陪着陶丽走到石砌的大阳台上说，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正坐在刺绣架旁替伏伦斯基伯爵绣沙发套。“她说晚饭以前不想吃东西，您吩咐仆人给她弄些点心来，我去找阿历克赛，把他们全都带到这里来。”
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接待陶丽很亲切，但多少有点长辈的架子。她一见面就向陶丽解释，她住在安娜这里，是因为她一向比那个把安娜扶养长大的姐姐卡吉琳娜更爱她，现在大家都把安娜抛弃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她度过这最痛苦的日子。
“等她丈夫同意离婚了，我就回去过隐居生活，但现在我还有用，我要尽我的责任，不管这事有多麻烦，我可不像别人。你真可爱，你来真是太好了！他们过得活像一对恩爱夫妻；可以裁判他们的只有上帝，不是我们凡人。难道比留卓夫斯基和阿文尼耶娃……还有尼康德罗夫，还有华西里耶夫和玛蒙诺娃，还有李莎·尼普东诺娃……难道没有人说过他们的坏话吗？到头来大家还不是照样接待他们？再说，这是个可爱的上等家庭，他们过得和英国人一模一样。早晨在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各人做各人的事。晚饭以前，各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七点钟吃晚饭。斯基华叫你来这儿，真是太好了。伏伦斯基需要同大家来往。不瞒你说，他通过母亲和哥哥的关系什么事都办得到。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好事。他没有向你谈到他那所医院吗？真是太美了，什么都是从巴黎运来的。”
安娜在弹子房里找到那些男人，把他们带到阳台上，这样就把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同陶丽的谈话打断了。离开吃晚饭还有不少时间，天气又很好，大家提出了几种办法来消磨这剩下的两个小时。在伏兹德维任斯克消磨时间的方法很多，同波克罗夫斯克截然不同。
“让我们来一场草地网球吧，”维斯洛夫斯基笑容可掬地用法语说，“我再同您搭档，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
“不，太热了；还不如到花园里去散散步，划划船，让陶丽看看两岸的风光。”伏伦斯基提议说。
“我什么都行。”史维亚日斯基说。
“我想陶丽更喜欢散步，是吗？待会儿再去划船。”安娜说。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维斯洛夫斯基和土施凯维奇到游泳场去，答应在那里准备好船只等着。
安娜同史维亚日斯基，陶丽同伏伦斯基，他们两对在花园小径上散步。陶丽处身在这个陌生环境里，多少有点拘束。在理论上，她对安娜的行为不仅谅解，而且赞成。就像那些在品德操守上无可非议、但又对单调的正经生活感到厌倦的妇女那样，对待非法的爱情，她不仅不以为意，甚至还羡慕不止呢。何况她又是从心底里喜爱安娜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陶丽看见安娜处身在这样一群同她格格不入的人中间，看见她自己感到新奇的那种时髦风尚，觉得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因为在这里享受着舒服的生活，就纵容他们，陶丽觉得特别反感。
总之，陶丽抽象地赞成安娜的行为，可是一看见她为他这样做的那个男人，她就觉得很不愉快。再说，她一向不喜欢伏伦斯基。她认为伏伦斯基骄傲自大，除了财富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伏伦斯基在自己家里想使陶丽愉快，但陶丽同他在一起却觉得局促不安。这种感觉就像被那个侍女看到她的短袄一样。好像由于衣服上的补丁，她在侍女面前感到的不是羞耻而是尴尬一样，她为自己的拮据在伏伦斯基面前感到的也不是羞耻，而是局促不安。
陶丽感到很不自在，竭力搜索话题。她认为像他这样高傲的人，未必爱听人家对他住宅和花园的赞扬，但又想不出别的话题，只好说说她很喜欢他的房子了。
“是的，这建筑是很漂亮，风格也很古雅。”伏伦斯基说。
“我很喜欢门前这个院子。原来就是这样的吗？”
“嗳，不是的！”伏伦斯基回答说，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可惜今年春天您没有看见这个院子！”
伏伦斯基开始有点拘束，接着越来越眉飞色舞地引她注意房子和花园里的种种装饰品。显然他在装饰美化住宅上花了不少心血，觉得非在新来的客人面前夸耀一番不可。他对陶丽的赞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要是您不觉得累，还想看看医院的话，那么，路不远，我们去看看吧。”伏伦斯基察看了一下陶丽的脸色，好判断她是不是真的不觉得累，然后这样说。
“你去不去，安娜？”伏伦斯基问安娜。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安娜对史维亚日斯基说，“但可不能让可怜的维斯洛夫斯基和土施凯维奇在船上等太久啊。得派一个人去跟他们说一声。是的，那个医院是他在这里造的一个纪念碑。”安娜又带着原先谈到医院时那种调皮而懂事的微笑，对陶丽说。
“嘿，这可是个宏伟的工程！”史维亚日斯基说，但为了不让人家觉得他是在讨好伏伦斯基，立刻又补了一句略带批评的话。“不过，我弄不懂，伯爵，您在卫生方面为老百姓做了不少事，为什么对学校却这样漠不关心呢。”
“如今办学校没什么稀奇了，”伏伦斯基用法语说，“您要明白，问题不在这里，主要是我对办医院太感兴趣了。上医院往这儿走。”他指着林荫道旁一条小径，对陶丽说。
太太们打开阳伞，拐到小径上。转了几个弯，穿过一道栅栏门，陶丽看见前面高地上耸立着一座即将完工的式样别致的红色大建筑物。还没有漆过的铁皮屋顶在强烈的阳光下亮得耀眼。在这座快完工的建筑物旁边，另一座建筑物搭着脚手架，也已经动工了。工人们系着围裙站在脚手架上砌砖，从泥桶里倒着灰泥，用泥刀抹平。
“你们的工程进行得真快！”史维亚日斯基说。“我上次来，屋顶还没有盖好呢。”
“到秋天就可以全部完工。里面差不多都装潢好了。”安娜说。
“这座新房子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医生的治疗室和药房。”伏伦斯基回答，他看见穿短外套的建筑师向他走来，便向太太们道歉了一下，迎着他走去。
伏伦斯基绕过工人们正在拌石灰的坑，同建筑师一起站住，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什么。
“正面山墙还是太低。”安娜问他谈什么，他这样回答。
“我说，地基得再垫高一些。”安娜说。
“是的，再高一些当然更好，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建筑师说，“可惜来不及了。”
“是的，这事我很感兴趣！”史维亚日斯基对安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表示惊讶，安娜就这样回答他，“新建筑必须合乎医院的要求。不过，有些地方是事后才考虑到的，开头并没有什么计划。”
伏伦斯基同建筑师谈好话，就加入太太们一伙，领她们到医院里参观。
尽管房子外面还在做飞檐，底层还在油漆，楼上差不多已完工了。他们沿着宽大的铁楼梯上去，走进第一个大房间。墙壁用灰泥做成大理石花纹，高大的玻璃窗已经装好，只有镶木地板还没有完工。那些正在刨镶木地板的木匠，放下活儿，解下扎头发的带子，向老爷们致意。
“这是候诊室，”伏伦斯基说，“这里将来放一张写字台、一个桌子和一个书架，不再放别的东西了。”
“来，打这儿过去。不要靠近窗子，”安娜一面说，一面摸摸油漆有没有干，“阿历克赛，油漆已经干了。”她加上说。
他们从候诊室来到走廊。在这里，伏伦斯基指给大家看新式通风设备。然后他领大家参观大理石浴室和安有特种弹簧的病床。接着又逐一参观病房、储藏室和洗衣室，观看了新式锅炉，然后又观看了运送物品的无声手推车，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史维亚日斯基摆出一副新式东西行家的架势，对一切都赞不绝口。陶丽对没有见过的东西感到新奇，很想知道个清楚，就详细询问着，这使伏伦斯基很得意。
“是的，我看这是全俄国唯一一座设备完善的医院。”史维亚日斯基说。
“你们设不设产科呀？”陶丽问，“这在乡下是非常需要的。我常常……”
伏伦斯基一向讲究礼貌，但这会儿还是把她的话打断了。
“这又不是产院，这是医院哪！专门治疗各种疾病，传染病除外，”他说，“哦，您瞧瞧这个……”他说着把一辆新近从国外定购来的轮椅推到陶丽面前，“一个病人，要是身体虚弱或者腿有毛病，不能走路，可是他需要新鲜空气，就可以坐这种轮椅出去……”
陶丽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东西都喜欢，特别喜欢这个天真无邪、兴致勃勃的伏伦斯基。“是的，他是一个挺善良可爱的人。”她有时没有听他说话，而是盯着他瞧，琢磨着他的表情，设身处地替安娜考虑，同时心里这样想。他这种生气勃勃的英姿如今很使陶丽喜欢，也使她明白，安娜怎么会爱上他。
二十一
“不，我想公爵夫人一定累了，她对马也不会感兴趣的。”安娜建议去参观养马场，史维亚日斯基也想去看看那匹新到的种马，伏伦斯基就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去吧，我送公爵夫人回家。我想同您谈谈，要是您愿意的话？”他对陶丽说。
“我对马一窍不通，可是同您谈谈，倒是高兴的。”陶丽感到有点突兀，这样回答。
她从伏伦斯基的脸色上看出，他有事要她帮忙。她没有猜错。他们刚穿过栅门回到花园里，伏伦斯基就朝安娜走去的方向望了望，确信她既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也看不见他们，就开口了：
“您没想到我有话要同您谈吧？”伏伦斯基眼睛笑盈盈地望着陶丽说，“我很明白，您是安娜的好朋友。”他摘下帽子，掏出手帕擦擦开始秃顶的脑袋。
陶丽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怯生生地对他瞧了瞧。当她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侯，她突然感到害怕：那双含笑的眼睛和严厉的神气使她吃惊。
他要同她谈什么事？各种各样的猜测一下子掠过她的脑际：“他会要求我带着孩子到他们家来住一阵，那我只好拒绝了；也许是要我替安娜在莫斯科组织交际活动……会不会是维斯洛夫斯基同安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是有关吉娣的事，会不会他觉得对不起吉娣？”陶丽尽是猜想各种不愉快的事，可怎么也没猜到他要同她谈的话。
“安娜很听您的话，她很喜欢您，”伏伦斯基说，“您要帮帮我的忙。”
陶丽带着疑惑和畏怯的神情望着他那生气勃勃的脸。这脸忽而被菩提树林漏下的阳光整个照亮，忽而被照到一部分，忽而又被阴影遮住。她期待着他再说些什么，可是他拿手杖在石子路上戳戳，在她旁边默默地走着。
“在安娜的老朋友中，您是唯一来看望我们的女人——我不把华尔华拉公爵小姐算在里面——我认为您来看望我们，并不是因为您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您充分懂得这种处境的痛苦，您仍然那么喜欢她，您很想帮助她，我这样了解您，对不对？”伏伦斯基打量了陶丽一眼，问。
“嗯，是的。”陶丽收拢阳伞，回答，“不过……”
“不！”伏伦斯基打断她的话，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会使对方觉得尴尬，突然站住，弄得她也只好停下来，“安娜处境的困难，谁也没有我体会得深。只要您把我看作是个有良心的人，您准能明白这一点。是我造成她这样的处境，因此我有体会。”
“我明白，”陶丽说，很欣赏他这种坦率而肯定的语气，“但正因为您自认为是您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所以您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了，”她说，“她在社交界的处境很为难，这我明白。”
“她在社交界简直像在地狱里！”伏伦斯基阴郁地皱起眉头，急急地说，“她在彼得堡两个礼拜，精神上真是受尽了折磨……我对您说的是实话。”
“是的，但在这儿，安娜也好……您也好，都不需要什么社交界……”
“社交界！”伏伦斯基轻蔑地说，“我要社交界做什么？”
“直到现在，也许是永远，你们是安定幸福的。我看安娜是幸福的，十分幸福。她对我也这样说过。”陶丽笑眯眯地说。此刻她一面这样说，一面不禁怀疑安娜是不是真的幸福。
但看来伏伦斯基对这一层并不怀疑。
“是的，是的！”他说，“我知道她饱经痛苦后又恢复平静了。她是幸福的，真正幸福的。可是我呢？……我担心我们的前途……对不起，您想走吗？”
“不，没关系。”
“那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陶丽在花园小径转角的长凳上坐下来。伏伦斯基站在她的面前。
“我看到她是幸福的！”伏伦斯基重复说，但陶丽越来越怀疑她是不是真正幸福，“可是这样的局面能不能维持下去？至于我们做得对不对，这是另一个问题。如今木已成舟，”他改用法语说，“我同她这辈子的命运已经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是由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今后还可能再有孩子。可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都十分复杂，一言难尽。现在，在她经历了种种痛苦和磨难，精神上恢复平静以后，她却看不到这情况，她也不愿看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却不能不看到。我的女儿，在法律上不是我的女儿，而是卡列宁的女儿。我受不了这样的作弄！”伏伦斯基使劲摆了摆手，用忧郁和询问的目光对陶丽望了望，说。
陶丽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是瞧着他。伏伦斯基又说下去：
“要是明天再生一个儿子，我的儿子，可是在法律上他是属于卡列宁的。他既不能用我的姓，也不能继承我的财产。不论我们在家里过得多幸福，不论我们有多少孩子，我同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是卡列宁的孩子。您想想，这样的局面多么痛苦，多么可怕！我几次想同安娜谈谈这件事，可是一开口，她就发脾气！她不理解，我也不能对她把话说到底。再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有了她的爱情感到幸福，但我还得有我的事业。我找到了这样的事业，我以此自豪，认为它比我在宫廷和军队里的同僚们干的要高尚得多。我当然也不愿拿我的事业来换取他们的事业。我在家乡安顿下来，在这里工作，我感到幸福，满足，我们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我爱我的工作，倒并非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事可做，正好相反……”
陶丽发觉他讲到这地方有点含糊其辞。她不明白他为什么把话岔了开去，但是感觉到，既然谈起不能同安娜谈的心事，他——定会把事情和盘托出。他在乡下的活动，也像他跟安娜的关系一样，是他的一件心事。
“嗯，我再说下去，”他定了定神说，“主要的问题是，当我工作的时候，必须有一种信心，就是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死去，我将有继承人，可是现在我却没有。一个人预先知道，他和他心爱的女人生的孩子都不归他所有，而是属于一个憎恨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的人所有。请您想想，这样的处境是多么难堪哪！实在太可怕了！”
伏伦斯基说不下去，他太激动了。
“当然，这一层我是理解的。可是叫安娜有什么办法呢？”陶丽问。
“是的，这就要接触到我这次谈话的目的了，”伏伦斯基竭力克制感情说，“安娜是有办法的，这事全在她……就算请求皇上恩准我立嗣，也必须先办理离婚手续。而这事全在安娜。她的丈夫本来同意离婚，您的丈夫当时也做好了安排。我知道他现在也不会拒绝解决这问题。只要给他写一封信就行了。当时他就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如果她表示有这样的愿望，他绝不拒绝。当然，”伏伦斯基阴沉沉地说，“这是只有这种没有心肝的人才干得出来的法利赛人的残酷。他明明知道，她一想到他是多么痛苦，却偏偏要她写这样的信。我知道这在她是很痛苦的。但是，办理离婚手续太重要了，因此非克服这样的感情不可。这事关系到安娜和她孩子们的幸福和前途。至于我，那就不用说了，虽然我也痛苦，十分痛苦，”伏伦斯基露出一种仿佛在威胁一个使他痛苦的人的神情，夹杂着法语说，“因此您看，公爵夫人，我不怕难为情，像抓住救生圈那样把您抓住了。请您帮助我，叫她写一封信给他，要求离婚！”
“当然可以！”陶丽生动地回想起最后一次同卡列宁的见面，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可以！”她一想到安娜，就毅然地又说了一遍。
“请您利用您对她的影响，让她写封信。这事我不想同她谈，简直也无法同她谈。”
“好的，我去同她说说。可是她自己怎么会不考虑呢？”陶丽说，不知怎的突然想到安娜那种眯缝眼睛的古怪的新习惯。她也想到，安娜总是在接触到她的私生活问题时眯缝起眼睛。“她眯缝起眼睛，仿佛不愿看到生活的全貌。”陶丽心里这样想。同时为了回答伏伦斯基那种感激的表情，她说：“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她，我一定要同她谈一谈。”
他们站起身来，向房子里走去。
二十二
安娜发现陶丽已经回来，仔细望望她的眼睛，仿佛在问她同伏伦斯基谈了些什么，但没有问出口。
“看来该吃饭了，”安娜说，“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过呢。我希望晚上能有机会谈谈。现在该去换衣服了。我想你也该换一换。在建筑工地上，我们把衣服都弄脏了。”
陶丽走到房里，觉得好笑。她没有什么衣服可换，因为已经把最好的穿在身上了；但为了表示她对参加晚餐有所准备，她叫侍女刷干净衣服，换了一副袖口和蝴蝶结，头上系了一条花边带子。
“你瞧，我只能这样打扮。”陶丽看见安娜已换上第三套朴素大方的衣服走过来，含笑对她说。
“是的，我们这里太讲究礼节了！”安娜说，仿佛在为自己的漂亮服饰表示歉意，“你来，阿历克赛很高兴，这在他是难得的。他肯定很喜欢你！”她加上说，“可你不累吗？”
饭前没有时间谈论什么。她们走进客厅，看见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和几个穿黑礼服的男人已经在那里了。建筑师穿着燕尾服。伏伦斯基把医生和男管家介绍给客人。建筑师在医院里已经介绍过了。
肥胖的餐厅侍仆，滚圆的脸刮得精光，系着浆得笔挺的雪白领带，进来通报晚餐已准备好了。太太们都站起身来。伏伦斯基请史维亚日斯基陪安娜走进餐厅，自己走到陶丽跟前。维斯洛夫斯基抢在土施凯维奇前头，挽住华尔华拉公爵小姐，这样土施凯维奇同管家和医生就只好单独走了。
晚餐、餐厅、餐具、仆人和酒菜不仅同现代豪华住宅的气派相称，而且显得更加豪华，更加时髦。陶丽眼看着这种对她来说特别新鲜的豪华排场，并且作为一个善于治家的主妇，不由得仔细研究各种细节——虽然她并不希望在自己家里使用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些奢侈品是远远超过她家的生活水平的——同时心里琢磨着这一切都是谁安排的，怎样安排的。维斯洛夫斯基、她的丈夫，甚至史维亚日斯基和她所知道的许多人。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些事，并且轻易相信，凡是讲究礼节的主人总是希望客人们觉得，他家里安排得如此完美，并没费什么力气，而是本来就有的。但陶丽知道，即使孩子们当早餐吃的牛奶糊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像这样豪华而复杂的家庭生活一定是由谁苦心安排的。陶丽从伏伦斯基打量餐桌的目光，他对餐厅侍仆点头示意的姿态，以及他征求她吃冷汤还是热汤的口气上看出，一切都出自这位男主人的精心安排。安娜在这方面花的力气就同维斯洛夫斯基一样。安娜、史维亚日斯基、公爵小姐和维斯洛夫斯基全都是客人，都快活地坐享现成。
安娜只有在主持谈话上像个女主人。这种人数不多的宴会，有男管家和建筑师这样身份不同的人参加，他们面对这种叫人眼花缭乱的豪华气派都竭力装得大方，但在大家的谈话中却又插不上几句嘴。要主持这种宴会上的谈话是不容易的，但陶丽发觉安娜凭着她圆熟的交际手腕主持这种困难的谈话是那么从容自如，简直可以说是胜任、愉快。
谈话转到土施凯维奇同维斯洛夫斯基两人单独划船的事，土施凯维奇讲到彼得堡游艇俱乐部最近举行的划船比赛。但是安娜等到谈话一停下，立刻就同建筑师说起话来，让他也有机会说说话。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感到大为惊奇，”她是指史维亚日斯基，“自从他上次来到这里后，新的建筑工程进展得快极了。我天天都到那里去，对工程进展的速度总是感到吃惊。”
“同伯爵阁下一起工作很顺利，”建筑师含笑说（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彬彬有礼，镇定自若），“不比同地方当局打交道。那里动不动就得写公文请示，可这里只要向伯爵当面报告一下，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美国人的作风。”史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那里盖房子总是很合理的……”
谈话转到美国当局滥用权力的问题，但安娜立刻又转移话题，让管家有机会说话。
“你看到过收割机吗？”她问陶丽，“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刚好参观回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呢。”
“这种机器究竟是怎样收割的？”陶丽问。
“同剪刀一模一样。一块板，加上许多小剪刀。就像这个样子。”
安娜用她那戴满戒指的白嫩好看的手拿起刀叉，比划起来。她显然看出自己的讲解谁也听不懂，但知道她讲得很动听，她的手又美，因此继续讲下去。
“还不如说像卷铅笔刀。”维斯洛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讨好地说。
安娜隐隐约约地微微一笑，但没有回答他。
“是不是像剪刀一样啊，卡尔·菲多雷奇？”她问管家说。
“是的，”德国人用德语说，“这个简单得很。”接着就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它不会捆庄稼。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看见过一架，能用铅丝捆庄稼。”史维亚日斯基说，“那一种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一切都要看……必须把铅丝的价格计算一下。”那德国人被引得开了口，用德语对伏伦斯基说，“这是算得出来的，阁下。”德国人刚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随身必备的铅笔和笔记本，但一想到他坐在餐桌旁，又注意到伏伦斯基冷淡的眼色，就不动了，“太复杂了，一定会有许多麻烦的。”他归结说。
“谁要想赚钱，就不能怕麻烦。”维斯洛夫斯基用德语嘲弄地对德国人说。“我真喜欢德国话。”他又微笑着用法语对安娜说。
“得了吧。”安娜也用法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们还以为会在田野上遇见您呢，华西里·谢苗诺奇，”她对病容满面的医生说，“您到那里去过吗？”
“去过，但又溜了。”医生用忧郁的戏谑口吻回答。
“这么说，您又好好运动过了。”
“太好了！”
“那个老太婆的病怎么样？总不至于是伤寒吧？”
“伤寒倒不是，但病情恶化了。”
“真可怜！”安娜说。她和门客们应酬一通以后，就转身同亲友们攀谈起来。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照您说来，制造机器可真是不容易呀！”史维亚日斯基开玩笑说。
“不，怎见得？”安娜说话时满脸春风，表示她知道，在她描述机器操作时一定有什么动人的地方被史维亚日斯基发现了。她这种少女般卖弄风情的新作风使陶丽感到很不舒服。
“不过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实在叫人钦佩。”土施凯维奇说。
“可不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昨天还谈到什么防湿层和踢脚板呢，”维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那有什么稀奇，我看得多了，也听得多了！”安娜说，“您恐怕连房子是用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陶丽看出，安娜对自己同维斯洛夫斯基的戏谑并不满意，但又情不自禁地使用这样的腔调。
在这种场合，伏伦斯基同列文的态度截然不同。伏伦斯基对维斯洛夫斯基的胡诌显然毫不介意，相反还鼓励他这样做。
“您倒说说，维斯洛夫斯基，石头是用什么砌起来的？”
“当然是用水泥。”
“不错！那么水泥是什么呢？”
“嗯，有点像稀泥……不，像灰泥。”维斯洛夫斯基这样回答，引得哄堂大笑。
除了医生、建筑师和男管家严肃地保持着沉默外，其余用餐的人都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时而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时而纠缠什么问题，争论不休；时而嘲弄揶揄，挖苦什么人。有一次，陶丽被刺痛了，大为恼火，甚至脸涨得通红，事后想起，还担心当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史维亚日斯基提到列文，说他有一种怪论，认为机器对俄国农业是有害的。
“我没有认识这位列文先生的荣幸，”伏伦斯基微笑着说，“但是他恐怕从来没有见过他所指摘的那种机器吧。就算他见过也试用过，也一定是老爷机器，不是进口货，是俄国土造的。这样还谈得上什么观点呢？”
“总之，是土耳其人的观点。”维斯洛夫斯基笑嘻嘻地对安娜说。“我不能为他的意见辩护，”陶丽气得满脸通红说，“但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要是他在这里，他一定知道怎样回答你们，可是我说不出。”
“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同他也是老朋友了，”史维亚日斯基和蔼地微笑着说，“但是，恕我说句实话，他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譬如他硬说地方自治会和调解法官毫无用处，说什么也不愿参加。”
“这是我们俄国式的冷淡，”伏伦斯基把玻璃瓶里的冰水倒进一只高脚杯里，说，“没有感觉到我们的权利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因此把它推卸掉。”
“我不知道有谁比他责任心更强的了。”陶丽被伏伦斯基妄自尊大的语气激怒了，这样说。
“我恰恰相反，”伏伦斯基不知怎的显然被这场谈话刺痛了，继续说，“我恰恰相反，像我这样的人，靠了尼古拉·伊凡诺奇（他指指史维亚日斯基）的大力支持，当选为名誉调解法官，我很感激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我认为出席地方自治会和调解农民的马匹纠纷，同我所能担任的其他工作同样重要。要是选举我正式当地方自治会议员，我认为这是一种光荣。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偿还我作为地主所享受的利益。可惜大家都不理解大地主对国家的作用。”
陶丽感到奇怪的是，伏伦斯基在自己家里的餐桌旁竟那么自以为是。她想起，列文虽然见解不同，但在自己家里吃饭，往往也是那么过分自信。但她喜欢列文，因此站在他一边。
“那么，伯爵，下次开会能指望您参加罗？”史维亚日斯基说，“但是得早一些去，最好八点以前到那里。您能赏光到我家去吗？”
“我倒是有点同意你妹夫的看法的，”安娜说，“只是不像他那样激烈，”她笑眯眯地说下去，“我担心现在我们的社会公职太多了。就像从前官僚太多，什么事都要有个官到场，如今什么事都得有社会活动家参加。阿历克赛来到这里才六个月，已经担任五六个社会团体的职务了：什么慈善救济委员啦，调解法官啦，地方自治会议员啦，陪审员啦，还有什么马匹委员会啦。照这样生活下去，全部时间都要抛在这上面了。我怕事情太多，难免流于形式。尼古拉·伊凡诺奇，您有多少个公职啊？”她问史维亚日斯基，“总有二十来个吧？”
安娜开玩笑说，但从她的语气里听得出恼怒的成分。陶丽仔细观察安娜和伏伦斯基，立刻察觉到这一点。她还发觉在谈这问题时，伏伦斯基脸上现出严肃而固执的神气。陶丽注意到这一点，还察觉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为了改变话题，慌忙谈起彼得堡的熟人来，同时她又回想到伏伦斯基怎样在花园里不伦不类地谈到他的活动。她明白了，在社会活动这个问题上安娜同伏伦斯基暗地里有争吵。
饭菜、酒类、餐具，一切都很精美，但一切也同陶丽在她已好久没有参加的同类宴会和舞会上看到过的那样，千篇一律，而且使人感到紧张。在日常交际活动和朋友交往中，这一切也都给了她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饭后，大家坐在阳台上。过了一会儿，开始打网球。球员分成两组，分别站在碾得十分平整的槌球场上，中间的网挂在金色的柱子上。陶丽试打了一会儿，但不懂怎样打法，等到懂了一点，已经精疲力竭，只能同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一起坐着看人家打了。她的搭档土施凯维奇也打不动了，其余的人又继续打了好一阵。史维亚日斯基和伏伦斯基两人都打得很好很认真。他们机灵地注视着向他们打来的球，不慌不忙，又毫不迟疑地及时跑过去，等球一跳起来，就准确地把球打过网去。维斯洛夫斯基打得最差。他过分急躁，但他的快乐心情却鼓舞了所有打球的人。他的笑声和叫声没有停过。他也像其他男人一样，征得了女士们的许可，脱去上装。他那穿着雪白衬衫的健美身体、汗珠滚滚的红润脸庞和矫捷灵敏的动作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天夜里，陶丽躺下来睡觉，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维斯洛夫斯基在槌球场上奔跑的身影。
打球的时候，陶丽有点不高兴。她不喜欢维斯洛夫斯基同安娜打球时连续不断的戏谑，也不喜欢孩子们不在时成年人玩孩子游戏的那种别扭劲儿。不过，为了不扫别人的兴，消磨消磨时间，她休息了一会儿，又参加打球，并且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这一天她老是觉得，好像在跟一批比她高明的演员同台演出，她的拙劣演技把整台好戏都糟蹋了。
陶丽来的时候原打算住上两天，要是住得惯的话。但是傍晚打球的时侯，她决定第二天就回去。对那种做母亲的牵挂心情，她到这儿来的一路上还十分厌恶，此刻在离开儿女们一天以后，想法就完全不同，她又一心想起家来了。
在用过晚茶和划过夜船以后，陶丽独自回到房里，脱了衣服，松开她那稀疏的头发准备睡觉，她觉得轻松多了。
想到安娜马上就要来看她，她都觉得不愉快。她很想独自想想心事。
二十三
安娜穿着晨衣进来的时侯，陶丽已想躺下睡觉了。
这一天，安娜几次想谈谈自己的心事，但每次总是谈了几句就不谈了。“等一下吧，等剩下我们两人时再谈。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呢。”她说。
这会儿，只剩下她们两人，安娜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坐在窗口眼睛望着陶丽，头脑里拼命搜索原以为倾吐不尽的知心话，结果却一句也想不出来。这会儿，她仿佛觉得一切都已说过了。
“那么，吉娣怎么样？”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负疚地望着陶丽说，“你老实告诉我，陶丽，她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生气？不！”陶丽微笑着说。
“那么她恨我吗？瞧不起我吗？”
“嗳，不！不过你要知道，这种事人家是不会原谅的。”
“是的，是的！”安娜转过身去，望着打开的窗子，说，“可是我没有错。那么是谁的错呢？错在哪里呢？难道有别的办法吗？嗯，你有什么想法？你不做斯基华的妻子行吗？”
“我实在说不上来。那么你要告诉我的是……”
“是的，是的，不过吉娣的事我们还没有谈完。她现在幸福吗？听说他这人挺不错。”
“说挺不错还不够。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他更好的好人了。”
“啊，我真高兴！我真是太高兴啦！说他挺不错还不够。”安娜重复陶丽的话说。
陶丽微微一笑。
“那么，你给我说说你自己的事吧。我要同你好好谈一谈。我已经同……”陶丽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伏伦斯基。她觉得不好意思称他“伯爵”，也不好意思叫他“阿历克赛·基里洛维奇”。
“我知道你同阿历克赛谈过了，”安娜说，“但我要坦率地问你一句：你对我、对我的生活有什么看法？”
“一下子怎么说得清呢？我实在说不上来。”
“不，你还是对我说说……你现在看到我的生活了。不过你不要忘记，现在已是夏天了，现在也不是光我们两人在这里了……但我们是早春来的，当时冷清清只有我们两个人，今后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可是你想象一下，他不在，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这样的日子是要来的……我从各方面看得出，这种情况今后会常常发生，他会有一半时间不在家。”她说着站起来，坐得更靠近陶丽一些。
“当然！”陶丽想劝劝安娜，安娜却打断她说，“当然，我不会勉强要他留在家里。我也不会拖住他。哪天赛马，他的马要参加比赛，他都可以去。那很好。可是你替我想想，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唉，这有什么可谈的！”她微微一笑，“那么他到底同你谈了些什么？”
“他谈的正是我想说的，因此我很容易当他的辩护人。他谈到能不能……有没有可能……”陶丽讷讷起来，“补救，改善你的处境……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还是那一句话，要是可能，你们应该结婚……”
“你是说离婚吗？”安娜问，“你知道吗，在彼得堡唯一来看我的女人是培特西？你不是认识她吗？其实她是一个最放荡的女人。她同土施凯维奇有关系，用最恶劣的方式欺骗丈夫。可是她居然对我说，要是我这不合法的地位一天不改变，她就一天不愿理我。你别以为我在同人家比较……我是了解你的，我的好朋友。可是我不由得想起……那么，他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安娜又问。
“他说，他为你也为他自己感到很痛苦。你也许会说，这是自私自利，但这样的自私自利是合情合理的，是高尚的！他首先要使他的女儿合法化，他要你做他的妻子，对你享有合法的权利。”
“什么妻子？是奴隶，还不是像我现在这样当个十足的奴隶？”安娜闷闷不乐地打断陶丽的话说。
“主要的是他希望……希望你不再受苦。”
“这是办不到的！还有呢？”
“还有，最合情合理的是，他希望你们的孩子都有个合法的姓。”
“什么孩子啊？”安娜眼睛不看陶丽，皱起眉头说。
“安妮和未来的孩子……”
“这一点他可以放心，我不会再有孩子了。”
“你凭什么说不会再有了？……”
“不会有了，因为我不要了。”
安娜虽然很激动，但发现陶丽脸上现出好奇、惊讶和恐惧的神色，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上次病后医生对我说的……”
“不可能的！”陶丽睁大眼睛说。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现，最初一刹那，她只觉得无法完全领会，需要再三想想。
这个发现一下子向她解释了她以前弄不懂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有的家庭只生一两个孩子。这个发现还引起她许多思想、感触和感情上的矛盾，弄得她——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惊讶地睁大眼睛望着安娜。这正是她今天一路上所幻想的事，如今一知道这是可能的，她又感到害怕了。她觉得这个复杂的问题解决得太方便了。
“这样是不是不道德呢？”她沉默了一阵儿，用法语问。
“怎么会呢？你要知道，我只能在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怀孕，也就是害病，或者做我丈夫——事实上他等于丈夫——做我丈夫的朋友和伴侣。”安娜故意用一种轻浮的语气说。
“对呀，对呀！”陶丽说，听着她自己原来用过的论证，但觉得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说服力了。
“对你，对别人来说，”安娜说，仿佛猜度着她的思想，“也许还有怀疑，可是对我来说……你要知道，我不是他的妻子，他高兴爱我多久，就爱我多久。这样，叫我怎样来维持他的爱情呢？就用这个吗？”
她伸出一双雪白的手臂，在肚子前面围成半圆形。
种种想法和回忆，像平日心情激动时那样，一下子涌上陶丽的心头。“我总是不能把斯基华吸引住，”她想，“他抛下我去追求别的女人，但他为她而第一次对我变心的那个女人，虽然长得又漂亮又活泼，也没能长期迷住他。他把她抛弃了，又搞上另一个。难道安娜真能凭色相把伏伦斯基伯爵一直迷住吗？如果他追求的就是这个，那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打扮得更漂亮、风度更迷人的女人的。不管她那双光着的手臂多白多美，她那丰满的身段多么好看，她那衬托着乌黑头发的红润脸蛋多么标致，他也会找到更美的女人，就像我那个又可恶又可怜又可爱的丈夫那样。”
陶丽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安娜发觉这种叹息是表示不同意，就又说下去。她心里还有不少论证，而且有力得叫人无从反驳。
“你说这样做不好吗？可是得仔细想想，”安娜继续说，“你忘记我的处境了。我怎么能希望再有孩子呢？倒不是说痛苦，痛苦我不怕。请你想想，我的孩子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将成为用别人姓的不幸孩子。就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得不在父母和出生这些问题上蒙受耻辱。”
“就因为这个缘故，你们必须离婚。”
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很想把那几次三番说服自己的论点说完。
“如果我不运用我的智慧，少生几个不幸的人，那上帝何必赋予我智慧呢？”
她对陶丽望了望，但不等回答又说下去：
“面对这样一些不幸的孩子，我将永远觉得有罪，”她说，“如果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他们的不幸；他们如果不幸，那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
其实这也就是陶丽自己用过的论点，可是这会儿她听着，却不懂是什么意思。“怎么会在不存在的人面前觉得罪过呢？”她想。她心里突然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她的爱儿格里沙根本不存在，那还谈得上什么对他好不好呢？她觉得这问题实在太荒唐太怪诞了，就摇摇头，想把这叫人头晕目眩的狂想驱除掉。
“不，我不知道，但这样可不好。”陶丽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只说了这样一句。
“是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再有，”安娜添加说，似乎承认这样做是不好的，尽管她的论点理由充足，陶丽的论点却显得理由不足，“主要的是你不要忘记，我现在的处境同你不一样。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希望不再有孩子；可我的问题是：我是不希望有孩子。这是很大的差别。你要明白，就我的处境来说，不能存这样的希望。”
陶丽没有反驳。她忽然觉得，她同安娜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永远不会统一，还是不谈的好。
二十四
“这样就更需要解决你的处境问题了，要是可能的话。”陶丽说。
“是的，要是可能的话。”安娜突然改用一种温和而悲伤的语气说。
“难道就不能离婚吗？听说你丈夫已经同意了。”
“陶丽！我不愿意谈这事。”
“好，不谈就不谈吧！”陶丽发现安娜脸上痛苦的神色，慌忙说，“我只觉得你看事情太悲观了。”
“我？一点儿也不。我很高兴，也很满足。你也看到，还有人在追求我呢，维斯洛夫斯基……”
“是啊，说句实话，我可不喜欢维斯洛夫斯基的腔调。”陶丽想改变话题，这样说。
“哼，一点儿也不！这只会使阿历克赛感到有趣罢了。其实他还是个孩子，完全掌握在我手里。老实说，我可以随意摆布他。他等于你的格里沙……陶丽！”她突然改变话题，“你说我看事情悲观。你不理解。这事实在太可怕了。我尽量不去想它。”
“但我认为你必须处理。必须尽一切力量去处理。”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你说我应该同阿历克赛结婚，你说我不考虑这问题。我不考虑这问题！”安娜重复说，脸涨得通红。她站起身来，挺起胸脯。长叹一声，迈开轻盈的步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偶尔停一下。“我不考虑吗？我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不在考虑，不在责备自己考虑个不停……因为这样想个不停会叫人发疯的，会叫人发疯的！”她反复说，“我一想到这问题，不吃吗啡就睡不着觉。好吧，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吧。人家都要我离婚。第一，他不肯答应。现在李迪雅伯爵夫人把他控制住了。”
陶丽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露出痛苦的同情神色，转动脑袋注视着来回踱步的安娜。
“应该试一试。”陶丽低声说。
“就算我去试一试。可这意味着什么呢？”安娜说出了反复想过千百遍、背都背得出来的心事，“这意味着我虽然恨他，却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认错，我只好承认他宽宏大量，低声下气地写信给他……好吧，就算我努力去办，去把它办了。我也许会得到一个侮辱性的答复，也许会取得他的同意。好吧，就算我取得了他的同意……”安娜这时已走到屋子的另一头，站在那里摆弄着窗帘，“我取得了同意，可是儿……儿子呢？要知道他们是不肯把他给我的。要知道他将在被我抛弃的父亲家里长大，他将来会看不起我。你要明白，他们两个，谢辽查和阿历克赛，我可以说是一样爱，都超过爱我自己。”
她走到屋子中央，两手紧抱住胸膛，站在陶丽面前。她穿着雪白的晨衣，显得格外高大健美。她低下头，皱着眉，用泪光闪闪的眼睛，望着那激动得浑身哆嗦、穿着打过补丁的短袄、戴着睡帽的瘦小可怜的陶丽。
“世界上我只爱这两个人，可是他们互相排斥。我不能把他们两个联结在一起。可是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却是我唯一的愿望。这一点要是办不到，一切也就都无所谓了。一切，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随便怎样总会了结的，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不能也不喜欢谈这件事。你也不要责备我，不要非难我。你太单纯了，不可能了解我的全部痛苦。”
安娜走过去，坐在陶丽身边，负疚地凝视着她的脸，拉住她的手。“你有什么想法？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你不要歧视我。我不应该被歧视。我这人就是不幸。如果天下真有不幸的人，那就是我。”安娜说着扭过头去，哭了。
等剩下陶丽一个人，她做了祷告，躺到床上。刚才安娜同她说话，她满心可怜她，但这会儿她却不再想她了。对家庭和孩子的思念，特别迷人特别鲜明地在她心头翻腾。这会儿，她觉得她的小天地是那么宝贵那么可爱，她在外面简直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她决定明天回家。
就在这时候，安娜回到自己房里，拿起一只酒杯，倒了几滴吗啡，喝了下去，木然不动地坐了一会儿，带着平静而愉快的心情走进卧室。
她走进卧室，伏伦斯基仔细对她瞧瞧。他知道她在陶丽房里待了这么久，她们一定谈过话了，他就在安娜脸上找寻谈话的痕迹。但从她那激动而又抑制的隐瞒着什么事的脸色上，他什么也看不出来，只看到那虽然已经见惯但仍使他销魂的美，她对自己美的矜持，以及想使他动心的愿望。他不愿向她打听她们谈了些什么，但希望她自动说出些什么来。可是她只说：
“你喜欢陶丽，我很高兴。你喜欢她，是吗？”
“其实我早就认识她了。我看她这人很善良，但有点庸俗。不过她来了，我还是很高兴。”
他捉住安娜的手，询问似的对她的眼睛望了望。
安娜把他的眼色理解成别的意思，向他嫣然一笑。
第二天早晨，不管两位主人再三挽留，陶丽还是要回去。列文的车夫穿着他那件旧外套，戴着类似驿站马车夫戴的制帽，驾着一辆由几匹拼凑起来的杂色马拖拉的挡泥板补过的老爷马车，神色阴郁，断然地把车驶到铺满砂砾的大门口。
同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和那些男人告辞，陶丽觉得不痛快。待了一天，她也好，主人们也好，都觉得他们合不来，还不如不见面的好。只有安娜一人觉得伤心。她知道，陶丽一走，就再不会有人来触动她那潜藏在心底、因这次见面而翻腾起来的感情。触动这种感情很痛苦，但她知道这是她心灵中最美好的部分，它将很快在她的现实生活中泯灭。
陶丽乘马车来到田野上，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她刚想问问仆人，他们喜不喜欢伏伦斯基家，车夫菲利浦却出其不意地说：
“有钱人就是有钱人，但他们只给了我们三斗燕麦。天没亮就被马吃得精光。三斗燕麦顶什么用？只能当顿点心吃。如今燕麦也不过四十五戈比一斗。要是到我们家做客，要吃多少，就给多少。”
“他家老爷太小气。”账房附和说。
“那么，你喜欢他们的马吗？”陶丽问。
“马吗？没话说的。伙食也挺好。可是我觉得怪气闷的，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我不知道您觉得怎样。”账房转过漂亮而和善的脸，对陶丽说。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样，傍晚到得了家吗？”
“准能到。”
陶丽回到家里，大家平安无事，特别亲切，就兴致勃勃地给家里人讲了这次旅行的经过，他们怎样热情接待她，伏伦斯基家的生活多么阔绰，格调多么高雅，讲到他们怎样消遣，并且不让谁说他们半句坏话。
“你应该多了解安娜和伏伦斯基——我现在对他们比较了解了——才能知道他们为人多么可爱，多么叫人感动！”陶丽十分恳切地说，把她在那里感觉到的不满和局促忘记得干干净净。
二十五
伏伦斯基和安娜还是没有想出任何解决安娜离婚问题的办法，他们就这样在乡下过了一个夏天和部分秋天。他们决定哪儿也不去，但两人离群索居得越久，特别是秋天没有客人来，就越觉得这样的日子不好过，非改变一下不可。
乍一看来，他们的日子似乎不能更美满了：有足够的财产，有健康的身体，有孩子，各人都有自己的活动。没有客人来，安娜照样修饰打扮，还阅读大量图书，都是风行一时的小说和论著。凡是外国报刊推荐过的书籍她都订购，并像单身读书时那样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此外，她还通过书籍和专业刊物研究伏伦斯基所从事的各项事业，因此伏伦斯基常常就农业、建筑，甚至养马、运动等方面的问题向她请教。伏伦斯基对她的知识和记忆力感到惊讶，开头还不很相信她，要她提出证据。于是她就从书本里找出他需要的地方，指给他看。
她对医院的建设也很感兴趣，不仅帮了许多忙，而且亲自做了安排，出了点子。不过，她最关心的毕竟还是她自己，关心怎样博得伏伦斯基的欢心，怎样补偿伏伦斯基为她牺牲的一切。她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不仅讨他欢心，而且曲意奉承他。伏伦斯基对此很欣赏。不过，他对她竭力用情网来束缚他，又感到苦恼。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被这情网所束缚，越来越想——倒不一定要挣脱——试试，看它究竟是不是妨碍他的自由。要不是这种日益增长的获得自由的愿望，要不是每次到城里开会或赛马都要发生一场争吵，伏伦斯基对自己的生活真可以说是称心如意了。他现在的身份——构成俄国贵族核心的富裕大地主的身份——不仅完全符合他的愿望，而且在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以后，给他带来的乐趣也越来越大。他为事业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越来越多，事业也发展得越好。尽管医院、农业机器和从瑞士订购来的奶牛和其他许多东西花费了大量资金，但是他相信并没有浪费，而且增加了他的财富。凡是事关他的收入的，不论出卖森林、粮食或者羊毛，或者出租土地，伏伦斯基总是铁面无情，咬定价钱不放。不论在哪个田庄，凡是遇到数目较大的业务，他总是采用最稳当可靠的办法，即使遇到进出不大的经济问题，他也精打细算。那个德国管家诡计多端，引诱他买进什么，或者在制订预算时耍弄手法，先把数字定得很高，然后又说经过一番考虑可以低价买进，这样立刻就有利可图，但是伏伦斯基从不轻易听从他。只有遇到订购或者建设的东西是最新式的，在俄国还闻所未闻，可以引起轰动的，他才听从那管家的话，同他商量洽购。除此以外，只有当他手头有余款的时侯，他才肯大笔支出，而在支付时更是精打细算，竭力做到一本万利。因此从他经营业务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没有浪费而是增加了财产。
十月里，卡辛省举行贵族大选。伏伦斯基、史维亚日斯基、柯兹尼雪夫、奥勃朗斯基的田庄和列文的一小部分产业就在这个省里。
这次选举由于种种原因和参加的人物，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大家议论纷纷，积极筹备。莫斯科、彼得堡和国外的侨民，以前从没参加过选举，这次也都聚集到这里。
伏伦斯基早就答应史维亚日斯基去参加了。
大选以前，常来伏兹德维任斯克的史维亚日斯基顺路跑来邀请伏伦斯基。
前一天，为了这次预定的旅行，伏伦斯基和安娜几乎发生争吵。现在是秋季，正是乡下最寂寞无聊的时节，伏伦斯基思想上做好准备，要同安娜争吵一次，就板着脸，冷冷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向她宣布要出门了。但是，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安娜听到这消息竟若无其事，只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仔细对她打量了一下，弄不懂她怎么能这样泰然自若。她看到他的注视，微微一笑。伏伦斯基知道她有不动声色的本领，还知道只有当她暗地决定什么事却不告诉他时才会这样。他有点担心，但他很想避免纠纷，就装出一副深信不疑的神气（其实他多少也有点相信），相信她是通情达理的。
“我想你不至于感到寂寞吧？”
“我想不至于，”安娜说，“我昨天收到戈缔耶书店寄来的一箱书。不，我不会感到寂寞的。”
“她想装得毫不在乎，这样也好，”伏伦斯基想，“要不然又会来那一套。”
他没有要她坦白她的心事，就去参加选举。他没有同她说个明白就同她分手了，这在他们同居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一方面使他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又使他觉得这样倒更好些。“开头这样有点别扭，但以后她会习惯的。总之，我什么都可以为她牺牲，就是不能牺牲我男子汉的独立性。”他心里这样想。
二十六
九月间，列文为了准备吉娣生孩子搬到莫斯科去住。当柯兹尼雪夫——他在卡辛省拥有田产，很关心当前的选举——动身去参加选举时，列文在莫斯科已经闲居整整一个月了。柯兹尼雪夫邀请弟弟一起去，而列文在谢列兹聂夫斯克县是享有选举权的。此外，列文还要在卡辛省替侨居国外的姐姐办理一件有关托管和收取土地押金的要事。
列文一直犹豫不决，但吉娣看到他在莫斯科无聊，就劝他去，并且替他定制了一套价值八十卢布的贵族礼服。这笔定制礼服的八十卢布是促使列文决心去的主要原因。他就这样到卡辛去了。
列文来到卡辛已经六天了，天天出席会议，为姐姐的事到处奔走，但毫无结果。贵族领袖们都忙于选举，弄得一件同托管有关的普通事也无法解决。另外一件事——收取土地押金，同样遇到了因难。在经过一番奔走后，禁令取消了，押金准备付了，可是那位热心的公证人却不能签发支票，因为需要会长的签名，而会长正忙于开会，又没有指定人代理公务。这样东奔西走，同那些完全理解申请人的苦恼却又爱莫能助的好心人谈话，眼看各种麻烦事都是白费力气，毫无结果，列文觉得十分痛苦，好像一个人在恶梦中挣扎，却不能动弹一样。他同那位心地善良的律师谈话，就有这样的感觉。这位律师看来已经绞尽脑汁，竭尽所能，想帮助列文解决困难。“嗯，您这样试试，”他说过不止一次，“到某某地方去一次。”律师说着制订了一整套计划，怎样避开碍事的主要阻力。但他立刻又补充说：“恐怕还有困难，但不妨一试。”于是列文就去试了，又是四处奔走。遇到的人个个和蔼可亲，可是避开的阻力最后又冒了出来，又妨碍了事情的解决。特别使人恼火的是，列文怎么也不明白他在同谁冲突，他的事情迟迟不得解决究竟对谁有利。这一点看来谁也说不出，就连那律师也不知道。火车站买票必须排队，列文要是懂得这原因，他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和恼火了。同样，他在事务上遇到障碍，也没有一个人能向他说明原因。
不过，列文结婚以后人变了很多，他变得耐心了。每逢他不明白事情的原因时，就对自己说，不了解情况不要随便判断，大概非这样不可，就竭力忍耐着不生气。
现在，他出席会议，参加选举，也尽可能不指摘人家，不同人家争论，对他所尊敬的正直善良的人认真做着的工作，总是竭力去理解。结婚以后，列文发现许多重要的新事物，那些事物他以前由于轻率而不加重视，忽略了。对选举这件事，他现在也很重视，并且探究它的重大意义。
柯兹尼雪夫向他解释，通过这次选举将引起的变革的重大意义。省首席贵族按照法律规定掌管许多重要公务：又是负责托管机关（列文现在就由于这种机关在受罪），又是保管贵族的大量基金，又是主持男女中学和军事学校，又是负责新式国民教育，最后还有地方自治会。现在的省首席贵族斯涅特科夫是个老派贵族，挥霍光了巨额家产，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但是对新时代的要求一窍不通。他处处站在贵族立场，公然反对普及国民教育，并且使应该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地方自治会受阶级的局限。因此，必须选举一位具有现代思想、精明能干的新人来代替他，以便凭贵族（不是作为贵族，而是作为地方自治会的成员）的特权充分发挥对自治有利的作用。在这事事领先的富饶的卡辛省，如今集中了一大批优秀人士。这里的事情办得好，就可以成为其他各省和全国的典范。因此，这次选举具有重大的意义。代替斯涅特科夫当首席贵族的，已提出的候选人是史维亚日斯基，或者更恰当一些，聂维多夫斯基。聂维多夫斯基是位退休教授，绝顶聪明，也是柯兹尼雪夫的好朋友。
选举大会由省长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对贵族们说，选举公职人员不能讲情面，应该以功绩和造福祖国为出发点。他希望卡辛省尊贵的贵族像历届选举一样，神圣地执行自己的义务，以不负君主的厚望。
省长讲完话就离开会场。贵族们闹哄哄地、生气勃勃地甚至欢天喜地跟着他走出去。当他穿上外套，同首席贵族亲切交谈的时候，大家又把他团团围住。列文想知道细节，什么事也不愿放过，因此也站在人群里。他听见省长说：“请您转告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很抱歉，我妻子不能来，她到孤儿院去了。”接着贵族们快快活活地接过各人的外套，坐车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里，列文和大家一起举起手来，跟着大祭司念祷词，庄严地宣誓，愿意执行省长的一切要求。宗教仪式对列文总是影响很大，他嘴里说着“我吻十字架”，眼睛扫视说着同样话的老老少少，心里十分感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贵族基金和女子中学的问题，这些事正像柯兹尼雪夫说的，无关紧要。列文就四处奔走，去处理私事，没注意那些事。第四天，在省会上公开审查本省的基金。新旧两派第一次正式发生冲突。负责审查账目的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账目分毫不差。首席贵族站起身来，感谢贵族们对他的信任，激动得流泪。贵族们向他高声欢呼，一个个同他握手。但这时侯，柯兹尼雪夫一派里有个贵族说，他听说委员会并没有查过账，他们认为查账是对首席贵族的侮辱。委员会里有个成员鲁莽地证实了这一点。然后，一个个儿矮小、样子年轻、说话尖刻的绅士站起来说，首席贵族本来很愿意报告账目，说明公款用途，可是由于委员会过分客气，使他无法如愿。于是委员会就收回了这个报告。柯兹尼雪夫开始条理清楚地论述，他们要么宣布查过账目，要么承认没有查过账目，并且详细说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论点。反对派中一个口若悬河的人反驳了柯兹尼雪夫。接着史维亚日斯基发言，然后又是那个说话尖刻的绅士发表意见。辩论进行了好久，但毫无结果。列文感到惊奇的是，这事他们竟能辩论这许多工夫，特别是当他问柯兹尼雪夫，他是不是认为公款被盗用了，柯兹尼雪夫回答说：
“嗳，不！他是一个规矩人。不过，这种管理贵族事务的家长作风必须改变。”
第五天选举各县的首席贵族。这天在有几个县里特别热闹。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史维亚日斯基经全体一致同意当选为县首席代表。当天晚上在他家里大摆酒席庆祝。
二十七
第六天开始选举省首席贵族。大大小小的厅堂挤满身穿各种制服的贵族。有许多人是为了这天的选举特地赶来的。久未晤面的熟人，有的从克里米亚，有的从彼得堡，有的从国外来到这里，大家欢聚一堂。首席贵族的桌子上方挂着沙皇像，人们围着桌子进行热烈的讨论。
在大小厅堂里，贵族们三五成群，从他们含有敌意和猜疑的目光中，从外人走近时就停止谈话，以及其中有些人甚至避到走廊远处去交头接耳这些迹象上可以看出，每一方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表面上看来，贵族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老派多半穿着老式的紧身贵族服，佩着长剑，戴着礼帽，或者按照各人的身份穿着海军、骑兵、步兵等军服。老派贵族的制服式样很老，带有高耸的肩章，衣服又短又小，肩膀很窄，仿佛穿的人身子长得高大了。新派穿着低腰身、阔肩膀的宽大贵族制服，里面衬着白背心，或者穿着黑领子的有桂叶标志的司法官制服。穿宫廷制服的也属于新派，在人群中很显眼。
不过，年龄上老与少的区别并不完全符合政治上的派别。据列文观察，有些年轻人属于老派；反过来，有些年纪很老的贵族却在同史维亚日斯基低声说话，显然是热烈赞同新派的。
在吸烟和小吃的小厅里，列文站在朋友们旁边，倾听他们的谈话。他全神贯注，但还是听不懂他们在谈些什么。柯兹尼雪夫是他们一堆人的中心人物。这会儿，他在听史维亚日斯基同赫留斯托夫谈话。赫留斯托夫是另一个县的首席贵族，也属于他们一派。他不同意他一县的人去要求斯涅特科夫当候选人，但史维亚日斯基在劝他这么办，柯兹尼雪夫也赞成这个计划。列文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让一个希望他落选的反对派首席贵族再当候选人。
奥勃朗斯基穿着宫廷侍从制服，刚吃过点心，喝过酒，用洒过香水的镶边麻纱手帕擦着嘴，走过来。
“我们摆开阵势了，”他抚平络腮胡子说，“谢尔盖·伊凡诺维奇！”
奥勃朗斯基听他们谈话，支持史维亚日斯基的意见。
“一个县就够了，史维亚日斯基分明已成了反对派。”奥勃朗斯基这样说，除了列文，大家都懂得他的意思。
“啊，列文，看来你也懂得个中奥妙了，是吗？”他转身对列文说，同时挽住他的手臂。列文也很愿意懂得其中奥妙，可是他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稍稍离开人群，告诉奥勃朗斯基，他弄不懂为什么要请首席贵族再当侯选人。
“嘿，你太天真了！”奥勃朗斯基用拉丁语说，接着就扼要地对列文做了一番解释。
如果像历届选举那样，所有的县都提名省首席贵族当候选人，那么他不用选举就可以当选。这样可不行。现在有八个县同意提名，但要是有两个县反对，那么斯涅特科夫就可以拒绝当候选人。这样老派就可能推选别人，他们的计划就会完全落空。但要是只有史维亚日斯基的一个县提名，斯涅特科夫就可以当候选人。他们甚至还要选举他，设法使他增加票数，这样就把反对派的计划打乱。当人家提出我们一派的候选人时，他们就会投他的票。
列文有点懂了，但还没有完全清楚。他正想再提几个问题，突然大家都说起话来，闹哄哄地向大厅走去。
“什么？什么？谁呀？”“委托书吗？委托谁？什么？”“被否决了？”“没有委托书。”“不让弗列罗夫进来。”“受到审判有什么关系？”“这样谁也不让进去了。这太卑鄙了。”“遵守法律嘛！”列文听见四面八方传来的叫声，他跟着慌慌张张、唯恐错过什么的人群向大厅挤去。他夹在贵族中间，走近首席贵族的桌子。首席贵族史维亚日斯基和其他领袖正在那边起劲地争论着什么。
二十八
列文站得相当远。他旁边有一位贵族呼噜呼噜地拼命喘气，另一位贵族穿着厚底皮靴，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弄得他听不清楚。他只远远地听见首席贵族的温柔声音，接着是那个说话尖刻的贵族的尖细声音，然后是史维亚日斯基的声音。他从听得懂的话中听出，他们正在争论对一条法律的解释，以及对“在侦讯中”这个术语的理解。
人群散开来，让柯兹尼雪夫走到桌子旁边。柯兹尼雪夫等那个说话尖刻的贵族讲完就说，他认为最可靠的办法是查一查法律条文，并请书记把那一条找出来。原来法律条文规定，遇到意见分歧，必须投票表决。
柯兹尼雪夫念了一下法律条文，开始解释它的含义，但这当儿一个个子高大、背有点驼、小胡子染过色的地主，穿着一身高领子夹住后颈的狭窄礼服，打断了他的话。他走到桌子旁，用手上戴着的戒指敲敲桌子，大声叫道：
“投票！投票表决！不必多费口舌！投票表决！”
这时，突然有几个人同时说起话来。戴戒指的高个子贵族火气越来越大，叫得越来越响，但听不出在叫些什么。
他说的其实就是柯兹尼雪夫所建议的；不过，他显然很恨柯兹尼雪夫和他的一派，这种愤恨情绪影响了他一派的人，这样也就引起了对方的反击，虽然这种情绪表现得比较温和。大家叫嚷起来，刹时间乱成一团，省首席贵族不得不要求大家遵守秩序。
“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凡是贵族都会明白的。我们流血牺牲……皇上信任的……不准审查首席贵族，他又不是伙计……问题不在这里……让我们投票表决！真卑鄙！……”四面八方传出愤怒粗暴的呐喊声。每个人的眼神和脸色都比声音更愤怒粗暴。大家都现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列文看到大家的情绪为弗列罗夫的问题要不要表决而这样激动，感到惊讶，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他忘记了柯兹尼雪夫后来向他解释的三段论法：为了公共福利，必须撤换省首席贵族；要撤换省首席贵族，必须获得多数票；为了获得多数票，必须让弗列罗夫有选举权；为了使弗列罗夫取得选举权，必须解释法律条文。
“一票就可以决定全局，因此如果真愿为公共事业着想，必须严肃认真，贯彻始终。”柯兹尼雪夫这样归结说。
但是列文忘记了这一点。看到这些他所尊敬的好人情绪这样愤激，他觉得很难过。为了摆脱这种痛苦的心情，他不等辩论结束就来到大厅。那里除了茶座旁边有几个茶房外，不见一个人影子。列文看见茶房正忙着擦餐具，摆盘子和酒杯，看见他们镇定自若而生气勃勃的脸，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仿佛从一个乌烟瘴气的屋子里来到空气清新的地方。他高兴地走来走去，望着这些茶房。他特别高兴的是看到一个留灰白络腮胡子的茶房，对那些正在取笑他的年轻人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气，同时教他们怎样折叠餐巾。列文刚要同老茶房攀谈攀谈，贵族托管委员会秘书，一个具有熟悉全省贵族姓名和父名特长的小老头，叫他过去。
“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请过来！”小老头对他说，“令兄正在找您。要投票了。”
列文走进大厅，领到一个白球，就跟着哥哥柯兹尼雪夫走到主席台旁边。史维亚日斯基摆出煞有介事而又含嘲带讽的神气站在那里，把大胡子握在拳头里嗅着。柯兹尼雪夫把手伸向投票箱，把一个白球投进去。他站在一旁，给列文让出地位。列文走了过去，但是惊惶失措，问柯兹尼雪夫说：“往哪儿投？”他悄悄地问。当时旁边正好有人在说话，他希望没有人会听见他的问题。但是，谈话的人住口了，大家都听见了他这个可笑的问题。柯兹尼雪夫皱起眉头。
“这要看各人的信仰了。”他严厉地说。
有几个人笑了。列文涨红了脸，慌忙把手伸到票箱罩布下，投在右边，因为那球在他的右手。等投好了票，他才记起左手也应该伸进去，又连忙伸进去，但已经晚了，这样就更加窘态毕露，他慌忙往后排走去。
“赞成的一百二十六票！反对的九十八票！”口齿不清的秘书喊道。接着传出了一阵笑声：票箱里发现一个纽扣，两个核桃。弗列罗夫获得了选举权，新派胜利了。
但老派并不服输。列文听见有人要求斯涅特科夫当候选人，并且看见一群贵族围住这位正在说话的首席贵族。列文走近去。斯涅特科夫在回答贵族们的话时，说到贵族对他的信任，说到他们对他的爱戴使他受之有愧，他虽为贵族服务了十二年，但这是他的本分。他几次三番重复说：“我尽心尽力，效忠君王，承蒙各位信任，感激不尽！”他突然被眼泪哽住，说不下去，就离开会场。他的眼泪不知是由于想到他所受的委屈，还是由于对贵族的满腔热情，或者是由于他所处的四面楚歌的困境，但这种激动情绪影响了大家。多数贵族都很感动。列文对斯涅特科夫也发生了同情。
省首席贵族在门口同列文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请您原谅！”他像对陌生人那样说，但一认出是列文，便怯生生地微微笑了一笑。列文觉得他想说些什么，但由于激动而说不出来。当他匆匆走过时，他脸上的神色以及穿着制服和镶金边白裤、挂着十字勋章的姿态，使列文觉得他好像一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野兽，意识到大难临头了。他脸上的神色使列文特别感动，因为昨天刚为托管的事到他家里去过，看到他是一个相貌堂堂、和蔼可亲的人。一座摆设着古色古香旧家具的大房子；几个衣冠不讲究而且有点肮脏的毕恭毕敬的老仆人——显然是留在主人家里的农奴；他那位和蔼的胖太太，头戴一顶有花边的睡帽，身披一块土耳其式大披肩，正在抚爱她的小外孙女；他那个在念六年级的儿子，刚放学回家，吻了吻父亲的大手，向他致敬；主人威严而又亲切的语言和手势——这一切昨天都使列文肃然起敬，产生好感。这会儿，列文很怜悯和同情这位老人，很想安慰他几句。
“看来您还是我们的首席贵族。”他说。
“未必见得，”老头儿怯生生地环顾了一下，说，“我累了，老了。有人比我合适，比我年轻，让他们担任吧。”
首席贵族说完就往边门走去。
最庄严的时刻到了。马上要开始正式选举。这派和那派领袖都在掐着指头估计白球和黑球的数目。
辩论弗列罗夫选举资格的问题，不仅使新派获得了弗列罗夫的一票，而且使他们赢得时间，争取三个由于老派的阴谋而不能参加选举的贵族前来投票。两个贵族嗜酒成癖，被斯涅特科夫的党羽灌醉了；另外一个贵族的制服不翼而飞了。
新派得知这个情况，就趁辩论弗列罗夫资格问题的机会，派人乘马车给那个贵族送去一套制服，又把两个灌醉的人中的一个接来投票。
“一个接了来，用冷水把他冲醒了，”那个乘车去接的地主走到史维亚日斯基跟前说，“不要紧，能顶用。”
“醉得不太厉害吧，不会倒下吧？”史维亚日斯基摇摇头说。
“不要紧，他行的。只要不再给他喝酒就是了……我对茶房领班说过，说什么也不要再让他喝了。”
二十九
在供吸烟和小吃的小厅里挤满了贵族。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焦虑不安。情绪特别激动的是两派贵族的领袖，他们知道全部底细，算得出票数。他们是一场将要展开的战斗的指挥官。其余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此刻还在寻欢作乐。有些站着或者坐在桌旁吃点心；有些在狭长的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吸烟，一面同久未晤面的朋友谈话。
列文不想吃东西，也不吸烟。他不愿加入自己人的一伙，也就是柯兹尼雪夫、奥勃朗斯基、史维亚日斯基等人的一伙，因为那身穿宫廷武官制服的伏伦斯基正在兴致勃勃地同他们谈话。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看到他，就竭力避开他，不愿同他见面。列文走到窗口坐下，打量着周围的人群，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他觉得非常伤心，因为看到周围人人生气勃勃，奔走忙碌，只有他一人同旁边坐着的那个身穿海军服、没有牙齿、喃喃地说个不停的老头，对选举漠不关心，无事可做。
“他是个十足的骗子手！我对他说过，那样不行。可不是！他收了三年都收不齐。”一个个儿不高、背有点驼的地主，搽过油的头发耷拉在制服的绣花领子上，他使劲踩响那双因为参加选举才穿的新皮靴后跟，精神抖擞地说。那地主不满地向列文瞥了一眼，猛地转过身去。
“是的，这事可不体面，没话说的。”小个儿地主声音尖细地说。
一大群地主簇拥着一个胖将军，紧跟着他们，匆匆地走近列文。地主们显然在找寻一个人家听不到的地方谈话。
“他居然敢说是我指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看他是把裤子当掉买酒喝了。我才不管他什么公爵不公爵呢！他不该说这话，这个猪！”
“对不起，听我说！他们有条文作根据，”另外一伙中有人说，“太太应该登记成为贵族家属。”
“我他妈的才不管什么条文不条文！我说的是心里话。高尚的贵族就应该这样。要有信心。”
“阁下，来吧，喝一杯好香槟。”
再有一群人紧跟着一个大声叫嚷的贵族：他是三个被灌醉的人中的一个。
“我总是劝玛丽雅·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不租出去没有好处。”一个留灰白小胡子、穿旧参谋部上校军服的地主声音悦耳地说。这就是列文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遇见的那个地主。列文立刻认出了他。那地主也打量了一下列文。他们相互问好。
“看到你真高兴。可不是！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在首席贵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家里见到过您。”
“那么您的农庄弄得怎么样了？”列文问。
“还是那个样子，总是亏本。”那地主露出听天由命的苦笑和无可奈何的冷静神气回答，在列文旁边站住，“那您怎么会到我们省里来的？”他问，“来参加我们这里的政变吗？”他用咬音不准的法语着重说了“政变”两个字，“俄国文武百官都集中在这里了：又是宫廷侍从，又是各部大臣。”他指指身穿白裤和宫廷侍从服、仪表堂堂的奥勃朗斯基说。
“不瞒您说，我很不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那个地主对他望了望。
“这有什么好了解的？没有丝毫意义。这是一种没落的制度，完全靠惯性活动。您只要看看这些制服就明白了：都是些调解法官，终身官僚，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可就是没有贵族。”
“那您何必来呢？”列文问。
“按照习惯，这是一。再有，关系还得维持。而且也有道义上的责任。再有，说句实话，也有个人的利害关系。我女婿想弄个终身官职。他们没有钱，得提拔提拔他们。可是这些老爷跑来做什么呢？”他指指那个在主席台上发过言的说话尖刻的绅士说。
“他是新一代贵族。”
“新是新的，但不是贵族。他们是地主，我们可是乡绅。他们这些贵族在自取灭亡。”
“您不是说这是一种没落的制度吗？”
“没落尽管没落，但对他们还得客客气气。就拿斯涅特科夫来说吧……好也罢，歹也罢，我们毕竟有一千年历史了。譬如说，我们要在房子前面造个花园，要设计一下，可是这地方长着一棵百年老树……它尽管长得节节疤疤，老态龙钟，但我们可不会因为造花坛而把老树砍掉，我们将利用这棵树重新布置花坛。树不是一年长得起来的，”那个地主小心翼翼地说，接着立刻改变话题，“您的农场弄得怎么样了？”
“不好。只有五厘利润。”
“是的，但您还没有把您的劳动算进去。您的劳动不是也得花代价吗？就拿我来说吧。我在没有搞农场以前，每年有三千卢布官俸。如今我干得比当差还卖力，可是像您一样也只有五厘利润，而且还算走运呢。我自己的劳动还不算在里面。”
“既然是纯粹亏本的买卖，您何必还要干呢？”
“就这样干下去！您说有什么办法？习惯了，不得不这样。我还要对您说，”那个地主臂肘搁在窗口，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儿子对农业毫无兴趣。看来他要做个有学问的人。这样，我的事业就没有人继承了。可我还是照样干。最近我又办了个果园。”
“是的，是的！”列文说，“您说得很对。我总觉得搞农场没有实利，可我还是照样干……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务。”
“让我来讲件事给您听吧，”那个地主继续说，“有一个做买卖的邻居来看我。我们在农场里绕了一圈。还参观了果园。他说：‘啊，斯吉邦·华西里奇，您这儿什么都好，可就是果园荒芜了。’其实我的果园弄得很好。他还说：‘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把这些菩提树都砍掉了。不过要等到茂盛的时候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棵树可以锯两块厚板。如今厚板很值钱，还可以砍下来盖房子。’”
“他就可以用这笔钱去买牲口，或者低价买进土地，再分租给农民，”列文含笑替他把话说完，显然不止一次遇见过打这种如意算盘的人，“他就会大发其财。可是咱们能保住自己的产业，再能留些给孩子们，就算上上大吉了。”
“听说您结婚了，是吗？”那地主问。
“是的，”列文得意扬扬地回答，“说起来也真有点怪，我们就是这样毫无算计地过日子，好像命里注定了，只能跟灶王奶奶那样一辈子守着家。”
那地主在灰白的小胡子底下冷笑了一声。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凡诺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伏伦斯基伯爵，他们都想搞现代化农场，可是至今除了亏本毫无结果。”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商人那样办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树木砍成木材呢？”列文又回到吸引他的那个问题上来。
“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们守着家。那可不是贵族的事。我们贵族的事不是在这里选举大会上，而是在我们各自的角落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是根据我们的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也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农民总是竭力想多租些地种种。不管地多糟，还是一样种。结果也没有好处，总是净亏本。”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列文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他看见史维亚日斯基向他走来，加上说。
“自从上次在府上见面以来，我们这还是第一次碰头，”那个地主说，“可是已谈得很痛快了。”
“噢，是不是在骂新制度哇？”史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我们谈了个痛快。”
三十
史维亚日斯基挽住列文的手臂，把他带到他一派人那里。
如今列文要避开伏伦斯基已不可能。伏伦斯基同奥勃朗斯基和柯兹尼雪夫站在一起，眼睁睁地望着走近来的列文。
“见到您很高兴。我好像在……在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家见到过您。”伏伦斯基一面说，一面把手伸给列文。
“是的，那次见面我记得很清楚。”列文说着涨红了脸，立刻转过身去同哥哥谈话。
伏伦斯基微微一笑，继续同史维亚日斯基说话，显然不想同列文攀谈；但是列文一面同哥哥谈话，一面却不断打量伏伦斯基，心里考虑着同他说些什么话，来弥补刚才的失礼。
“现在问题究竟在哪里？”列文一面问，一面打量着史维亚日斯基和伏伦斯基。
“在于斯涅特科夫。他要么放弃，要么答应。”史维亚日斯基回答。
“他怎么样，答应了没有？”
“问题就在于他既不放弃又不答应。”伏伦斯基说。
“要是他放弃了，那么谁当候选人呢？”列文瞧瞧伏伦斯基问。
“谁都可以。”史维亚日斯基说。
“那您愿意吗？”列文问。
“只有我除外。”史维亚日斯基窘了，怯生生地瞧了一眼站在柯兹尼雪夫旁边那个说话尖刻的绅士，说。
“那么谁呢？聂维多夫斯基吗？”列文问，觉得自己有点语无伦次了。
但他这样一说就更尴尬了。聂维多夫斯基和史维亚日斯基两个本来就都是候选人。
“我可说什么也不干。”那个说话尖刻的绅士回答。
原来他就是聂维多夫斯基。史维亚日斯基替他同列文做了介绍。“怎么，连你也动心了？”奥勃朗斯基对伏伦斯基使了个眼色，说，“这好比赛马，可以赌输赢。”
“是的，这确实叫人动心，”伏伦斯基说，“既然上了手，就想干到底。这可是一场斗争！”他皱起眉头，绷紧刚毅的脸说。
“史维亚日斯基真是个干练的人！什么事到他手里都干净利落。”
“嗯，是的。”伏伦斯基心不在焉地说。
接着是一阵沉默。这时伏伦斯基对列文望望（他总得望望什么），望望他的脚和他的制服，又望望他的脸，发现他眼神忧郁地望着自己，就敷衍着说：
“您长期住在乡下，怎么不当调解法官呢？您没有穿调解法官的制服。”
“因为我认为调解法庭是一种愚蠢的机构。”列文一直在找机会同伏伦斯基谈谈，好冲淡刚才见面时的鲁莽，这样说。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伏伦斯基略带惊讶地说。
“那简直开玩笑，”列文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用不着调解法官。八年来我没有遇到过一件纠纷。有了事，判得也是颠三倒四的。调解法庭离开我有四十里路。为了解决两个卢布的纠纷，我得花十五卢布请一位律师。”
于是他就讲到，一个农民怎样偷了磨坊主的面粉，磨坊主向他提出，那农民反而控告磨坊主诽谤。这些话说得很不得体，很愚蠢。列文说的时侯自己也感觉到了。
“嗬，他可真是个怪人！”奥勃朗斯基带着甜腻腻的微笑说，“我们去吧，大概要投票了……”
他们就走散了。
“我真不懂，”柯兹尼雪夫注意到弟弟的笨拙行为，说，“我真不懂，一个人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手腕。对，我们俄国人就是缺乏政治手腕。现任首席贵族是我们的对头，你却同他热乎，还请他当候选人。伏伦斯基伯爵呢……我不会同他交朋友的；他请我去吃饭，我就不去；但他是我们方面的人，我们怎么能把他当作敌人呢？再有，你还问聂维多夫斯基当不当候选人。这太不成体统了。”
“咳，我真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小事。”列文闷闷不乐地说。
“你说这一切都是小事，可是你一插手，总是坏事。”
列文不作声。他们一起走进大厅。
现任首席贵族虽然感觉到有一种反对他的阴谋气氛，也不是个个人要求他当候选人，他还是决定参加竞选。大厅里一片肃静，秘书大声宣布，近卫军大尉斯涅特科夫被提名为省首席贵族候选人。
几个县首席贵族端着盛有选举球的小盘子，从自己的席位走到主席台，选举就这样开始了。
“投在右边。”当列文同哥哥跟着一位县首席贵族走近主席台时，奥勃朗斯基悄悄对他说。可是列文此刻忘记了原先向他说明过的办法，唯恐奥勃朗斯基说“投在右边”说错了。因为斯涅特科夫是他们的对头。他右手拿着球走近票箱，可是想了想，以为弄错了，在投入票箱前一瞬间把球换到左手。这样自然就投到左边去了。站在票箱旁边的一个老手，只要每个人的手臂一动，就知道球投到哪里了，这会儿不禁皱起眉头。他没有机会试一试他那明察秋毫的眼力。
一切又都归于沉寂，但听得数球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人宣布赞成和反对的票数。
现任首席贵族获得相当多的票数。人群又喧哗起来，争先恐后地向门口走去。斯涅特科夫走进来，贵族们把他团团围住，向他祝贺。
“那么，现在结束了吗？”列文问哥哥说。
“才开始呢，”史维亚日斯基笑着替柯兹尼雪夫回答，“另外两个候选人可能获得更多的票数。”
这事列文又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他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些奥妙的地方，但他极不愿意去回想究竟奥妙在哪里。他觉得闷闷不乐，很想离开这一伙人。
因为谁也不注意他，而且他认为谁也不需要他，他就悄悄地走到吃茶点的小厅里。他又看到那几个茶房，觉得轻松多了。那个小个儿老茶房请他吃点东西，他同意了。列文吃了一客青豆牛肉饼，同那老茶房谈谈他以前的主人。他不愿回到那乏味的大厅里，就往旁听席走去。
旁听席上挤满了衣饰华丽的贵妇人，她们伏在栏杆上，竭力不漏掉下面说的每一句话。贵妇人旁边坐着和站着一些风度翩翩的律师、戴眼镜的中学教师和军官。到处都在议论选举的事，谈到首席贵族脸色多么憔悴，争论多么有趣。列文听见有人在称赞他的哥哥。一位贵妇人对律师说：
“我听见柯兹尼雪夫的演讲，真是太高兴了！即使饿着肚子也值得一听。漂亮极了！一切都讲得那么清楚明白！你们的法庭里没有一个人说得像他那样好。只有马伊台尔还可以，但就是他的口才也差远了。”
列文在栏杆边上找到一个空位子，就伏在栏杆上观察和倾听。
贵族们全都按县份坐在各自的席位上。大厅中央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人，正在用尖细而响亮的声音宣布：
“现在表决骑兵上尉阿普赫金当首席贵族候选人！”
接着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然后听见一个老头儿有气无力的声音：
“没有人同意！”
“现在表决七等文官波尔当首席贵族候选人。”一个人宣布。
“没有人同意！”一个青年的尖嗓子叫道。
于是又从头来起，又是“没有人同意”。这样过了一小时光景。列文伏在栏杆上，一面观察，一面倾听。开头他觉得奇怪，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相信这种事他是无法理解的，开始感到无聊。后来他想起他在人人脸上看到的那种激动和凶狠的神气，他又觉得悲哀。他决定离开这地方，就往楼下走去。在旁听席外的走廊里，他遇见一个来回踱步的垂头丧气、眼睛红肿的中学生。在楼梯上，他又遇见一对人：一个穿高跟鞋匆匆跑上楼来的贵妇人和一个轻浮的副检察官。
“我对您说过不会迟到的。”当列文闪在一旁给贵妇人让路时，那副检察官说。
当秘书抓住列文的时候，列文已经走到出口的楼梯上，正在背心口袋里掏着外套的号牌。“请您快些来，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在选举了。”
正在表决那位坚决不肯当候选人的聂维多夫斯基。
列文走到大厅门口，门已经锁上了。秘书敲了敲门，门开了，两个面红耳赤的地主迎着列文溜出来。
“我受不了啦！”一个地主说。
紧接着露出了省首席贵族的脸。他的脸由于疲劳和恐惧显得很难看。
“我对你说过不要放任何人出去！”他斥责看门人。
“我是让人家进来，大人！”
“老天爷！”省首席贵族长叹一声，垂下头，无力地拖着他那穿白裤子的腿，向大厅中央的大桌旁走去。
果然不出所料，聂维多夫斯基得票最多，当选为省首席贵族。不少人喜笑颜开，不少人心满意足，不少人欢天喜地，但也有不少人垂头丧气，闷闷不乐。原来的省首席贵族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当聂维多夫斯基离开大厅的时候，人群围住他，兴高采烈地紧跟着他，那情况就像第一天大家簇拥着致开幕词的省长，也像簇拥着上次当选的斯涅特科夫一样。
三十一
新当选的省首席贵族和获得胜利的新派中的许多人，当天晚上都在伏伦斯基的住处聚餐。
伏伦斯基来参加选举，是因为待在乡下觉得无聊，同时表明他在安娜面前仍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再有是为了支持史维亚日斯基的竞选，报答史维亚日斯基为他在地方自治会选举上的奔走。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要严格履行他所选定的贵族兼地主这个身份的全部义务。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选举这件事竟那么使他感兴趣，那么打动他的心，而他干这种事又是那么得心应手。在贵族圈子里，他是一个崭新的人物，但显然已获得成功，并且自信在贵族中间有一定的势力，这也是事实。他所以拥有这种势力是由于他拥有财富和爵位，由于他在城里拥有豪华的住宅——这是从事财政工作、在卡辛开有生意兴隆的银行的老朋友席尔科夫让给他的——以及由于他有一个从乡下带来的出色的厨子，再有就是由于他同省长（他是伏伦斯基的同学，又曾得到过伏伦斯基的庇护）交谊深厚，而最主要的是由于伏伦斯基平易近人，很快就使多数贵族改变成见，不再认为他高傲无礼了。伏伦斯基自己觉得，除了那个娶了吉娣的狂妄自大的家伙，无缘无故怀着疯狂的仇恨对他胡言乱语了一通以外，他所认识的贵族个个都支持他。他清楚地看到，别人也都承认，聂维多夫斯基的成功是借助于他的大力支持。这会儿，伏伦斯基坐在他举办的宴席上，庆祝聂维多夫斯基当选，感到很得意。他对选举这件事大感兴趣，竟想到三年后下届选举前他要是结了婚，就要参加竞选，好像一个骑师赢了一笔赌注以后，就想亲自参加赛马一样。
现在正在庆祝骑师的胜利。伏伦斯基坐在主位上，他的右首坐着年轻的省长——一位侍从将军。对大家来说，他是一省之主，他在选举大会上郑重其事地致了开幕词，正像伏伦斯基亲眼目睹的，许多人对他卑躬屈节，肃然起敬。但对伏伦斯基来说，他还是小马斯洛夫·卡吉卡（他在贵胄军官学校里的绰号），他看见伏伦斯基便张皇失措，伏伦斯基却总是竭力给他鼓气。伏伦斯基左首坐着年少气盛、相貌阴险的聂维多夫斯基。伏伦斯基对他却坦率而有礼。
史维亚日斯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对他来说，这甚至不是什么失败，正像他举杯向聂维多夫斯基祝贺时说的那样，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能代表贵族所应遵循的新方向的合适人选了。因此，他说，凡是正直的人都拥护今天的胜利并且感到庆幸。
奥勃朗斯基也很高兴，因为这几天过得很愉快。大家都感到满意。在丰盛的宴席上，大家又提到了选举中的种种插曲。史维亚日斯基滑稽地模仿前任首席贵族声泪俱下的讲话，并且对聂维多夫斯基说，“阁下应该采取一种比眼泪复杂的审核基金的办法”。另一个爱说俏皮话的贵族说，前任首席贵族为了举行舞会，特地招聘了一批穿长袜的仆人，如今新任首席贵族要是不举行由穿长袜的仆人侍候的舞会，那就只好打发他们回家了。
在宴会中间，大家不断地称呼聂维多夫斯基“我们的省首席”“阁下”。
这种称呼使聂维多夫斯基心花怒放，好像人家把新娘称作“夫人”，并且对她用了夫家的姓一样。聂维多夫斯基装作无所谓，甚至蔑视这些称呼，不过显然很得意。他竭力克制感情，免得流露出在座全体自由主义新派人物所不欣赏的轻狂态度。
席间发了几份电报给关心这次选举的人。奥勃朗斯基兴致勃勃地发了一份电报给陶丽，全文是：“聂维多夫斯基以十二票优势当选。特此报喜。请转告。”他说：“要让他们高兴一下。”接着就口述了电文。不过，陶丽收到这份电报，只叹息又浪费了一个卢布的电报费，并且明白这又是宴会结束时的余兴节目。她知道斯基华一向有在宴会结束时“乱发电报”的毛病。
宴席上的食品，包括上等的菜肴和进口的各种美酒，都是名贵、纯粹和可口的。这一伙大约有二十个人，都是由史维亚日斯基从志同道合的自由主义新派人物中挑选出来的，个个都举止文雅，谈吐风趣。大家都半戏谑半认真地为新当选的首席贵族、为省长、为银行行长、为“我们亲切可爱的主人”的健康干杯。
伏伦斯基十分满意。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外省会有这样亲切的气氛。到宴会结束时，大家越发欢畅了。省长邀请伏伦斯基参加义演音乐会，那是由省长夫人举办的，她又很想同伏伦斯基认识。
“那里要开个舞会，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美人。那确实是很出色的。”
“我可是个门外汉。”伏伦斯基说了这句他很欣赏的英国话，微微一笑，但答应参加。
大家已经离开餐桌，开始抽烟。这时候伏伦斯基的侍仆端着放有一封信的托盘，走到他跟前。
“是专差从伏兹德维任斯克送来的。”他使了个眼色说。
“奇怪，他真像副检察官史文吉斯基。”当伏伦斯基皱着眉头看信的时候，有一位客人品评他的侍仆说。
信是安娜写来的。他没有看信，就知道内容了。他原以为选举五天就可以结束，因此答应星期五回家。今天是星期六了。他知道信的内容一准是责备他没有准时回去。他昨天晚上发出的信大概还没有送到。
信的内容果然不出他所料，但形式出乎意料，使他格外不愉快。“安妮病得很厉害，医生说可能是肺炎。我一个人手足无措。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不会帮忙，反而碍事。我前天、昨天一直等你来，现在派人探问：你在哪里？你怎么啦？我本想亲自跑一趟，但知道你会不高兴的，因此改了主意。不论怎样给我写个回信，我好知道该怎么办。”
孩子病了，她却想亲自跑一趟。又是女儿生病，又是这样不客气的口气！
选举是这么欢欣愉快，而逼得他非回去不可的爱情却又是那么沉重难受，这两者竟形成这么强烈的对照，伏伦斯基不禁感到惊讶。可是不能不回去。于是他就搭下一班火车连夜赶回家。
三十二
伏伦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安娜想到他每次出门他们总要发生争吵，这样只会影响他对她的感情而不能系住他的心，就决定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忍受这次离别。但是，伏伦斯基来告诉她出门消息时那种冷淡而严厉的目光可伤了她的心。他还没有动身，安娜平静的心情就已被破坏了。
后来剩下一个人，她又反复琢磨他那种表示享有自由行动权利的目光，她照例感到屈辱。“他有权利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但可以走，而且可以把我丢下。他享有一切权利，可我什么权利也没有。他明明知道这情况，就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究竟做了什么啦？……他用那么冷淡而严厉的目光瞧了瞧我。当然，他这种神气很难捉摸，但以前是没有的。他这目光包含着许多意思，”她想，“这目光表示他对我开始冷淡了。”
尽管她相信他对她开始冷淡了，她还是毫无办法，说什么也不能改变同他的关系。她还是像以前那样，只能用爱情和姿色来笼络他。也像以前那样，她白天用工作、夜里用吗啡来摆脱那种可能失宠的忧虑。不错，还有一个办法，不是去笼络他——别的她什么也不需要，她要的就是他的爱情——而是进一步密切同他的关系，使他无法抛弃她。这办法就是先离婚，再结婚。现在她愿意办手续了，并且下了决心，只要他或者斯基华一提出，她立刻同意。
安娜怀着这样的思想单独过了五天，也就是伏伦斯基预定去参加选举的五天。
散步，同华尔华拉小姐聊天，参观医院，主要是看书，一本又一本地看——她就这样消磨时间。但到了第六天，当车夫空车回来时，她觉得再也无法摆脱对他的思念，急于想知道他在那边做些什么。就在这时女儿病了。安娜亲自照顾她，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使她分心，何况女儿的病并没有危险。不论安娜怎样勉强自己，也无法爱这个女孩，而她又不会装出爱她的样子。当天傍晚，安娜剩下一个人，为他惶惶不安，决定到城里去找他，但仔细考虑了一下，就改了主意，写了伏伦斯基收到的那封前后矛盾的信，写好后也没有再看一遍，就派人送去了。第二天早晨，安娜接到他的信，后悔自己不该写那封信。她担心又会看到他临走时向她投来的那种严厉目光，特别是当他知道女孩病情并不严重的时候。但她写了信给他，还是感到高兴。现在安娜心里已经肯定他讨厌她了。他恋恋不舍地放弃自由回家，但她看到他归来，还是很高兴。让他去讨厌吧，只要他能回到她身边，让她看着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就好了。
安娜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丹纳的新作在灯下阅读，同时倾听门外的风声，时刻等待马车的来到。有好几次，她似乎听到了辘辘的车轮声，但每次都错了；最后她不仅听到了车轮声，而且听到了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下重浊的响声。就连正在独自摆牌阵的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一点。安娜立刻涨红了脸，站起来，但不像前两次那样下楼去，而是站住不动。她突然因为欺骗了他而害臊，但更担心的是不知他将怎样对待她。屈辱的感觉过去了；她现在害怕的只是他不高兴的神色。她想起女儿的病昨天就完全好了。她刚发出信，女儿的病就好了，她简直生起女儿的气来。然后她想起了他，想起了他的手、他的眼睛、他整个的人。她听到他的声音。她忘记了一切，欢天喜地地跑下楼去迎接他。
“啊，安妮怎么样？”他望着向他跑来的安娜，在下面提心吊胆地问。
他坐在椅子上，一个仆人正在替他脱暖靴。
“没什么，她好一些了。”
“你呢？”他身子抖动了一下，说。
安娜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手，把它拉过来搭住她的腰，同时盯住他的眼睛。
“噢，那太好了。”伏伦斯基说，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着她的发式和服装。他知道她是特地为他而打扮的。
这一切他都很欣赏，但已经欣赏过多少次了！这时他脸上又出现了她十分害怕的那种冷若冰霜的神色。
“噢，那太好了。那么你身体好吗？”他用手帕擦了擦潮湿的胡子，吻吻她的手说。
“不要紧，”她心里想，“只要他在这里就好了，他在这里就不会不爱我，不敢不爱我。”
他们同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一起快快活活地度过了黄昏。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抱怨说，他一走，害得安娜又服了吗啡。
“那有什么办法？我睡不着……一个人东想西想的。他在，我从来不吃。几乎从来不吃。”
伏伦斯基讲着选举的情况。安娜善于提问题引他谈到他最高兴的事——他的成功。她告诉他家里一切使他感兴趣的事。她讲的各种消息都是最令人高兴的。
深夜，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安娜看出她又完全控制了他的心，就想消除由那封信所造成的不愉快印象。她说：
“你倒坦白一下，收到我的信，你有没有气？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了？”
话刚一出口，她就明白，不管他现在对她怎样满怀热情，这件事他可不会原谅她。
“是啊，”他说，“那封信真是太吓人了。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又说你要亲自来。”
“这一切都是实话。”
“我并没有怀疑。”
“不，你怀疑了。你不高兴了，我看得出来。”
“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有点不高兴，这是真的，我不高兴的只是你不肯承认，我还有义务……”
“参加音乐会的义务……”
“好，我们不谈了。”他说。
“为什么不谈呢？”她说。
“我只是想说，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办不可的事。譬如说，现在我为了房产的事要到莫斯科去一次……嗐，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生气？难道你不知道我没有你就活不成吗？”
“如果是这样，”安娜突然改变语气说，“那你是讨厌这种生活了……哼，你回来一天又要走了，就要那些……”
“安娜，你太不讲道理了。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
但是她不听他的话。
“要是你去莫斯科，那我也去。我不愿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分手，要么生活在一起。”
“你要知道，这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但为了这个……”
“必须离婚，是吗？我来写信给他。我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不过，我要同你一起去莫斯科。”
“你这简直是在威胁我。其实，我要同你永远不分离，我没有比这更大的愿望了。”伏伦斯基微笑着说。
不过，他嘴里说着这样温柔的话，眼睛里却闪出又冷又凶的目光，就像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不顾死活的人。
她看到这目光，正确地猜到了它的含义。
“如果这样，那可太不幸了！”他的目光似乎在这样说。这只是一刹那的印象，但她却永远不会忘记。
安娜写了一封信给丈夫，要求离婚。十一月底，她同要到彼得堡去的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分了手，和伏伦斯基一起迁居莫斯科。现在，他们一面天天等待卡列宁的回信，好接着办离婚手续，一面像正式夫妻那样定居下来。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