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完全全相信。我觉得我们本来应该同他相处得很好。”她说过后，为自己说了这样的话吓了一跳。她回头望了望丈夫，眼泪簌落落地流了出来。
“是的，本来应该的，”他悲伤地说，“唉，他真是个所谓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可是我们还得挨好些日子，这会儿该睡觉了。”吉娣看了看她的小表，说。
二十
死
第二天，病人受了圣餐，行了涂油礼。仪式进行的时候，尼古拉热烈地祈祷着。他那双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花布桌上的圣像，流露出那么热烈的祈求和希望，使列文简直不敢看他。列文知道，这种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只有使他更舍不得离开他那么热爱的生活。列文了解哥哥，也知道他的思路。他知道他不信教并非因为不信教日子好过些，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把宗教信仰排挤掉了。因此他知道哥哥现在恢复信仰是不正常的，只是一种渴望痊愈的暂时的自私表现。列文也知道，吉娣对他讲那种她听来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增加了他的希望。这一切列文都知道，因此看到那种充满生之希望的哀求目光，看到那只勉强举起来在神情紧张的前额上画十字的皮包骨头的手，看到那突出的肩膀和那再也不能容纳病人所祈求的生命的呼噜呼噜喘气的空虚胸膛，他觉得难受极了。在行圣礼的时候，列文也做着祷告，做了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做过千百遍的事。他对上帝说：“要是你真的存在，你就使他复原吧（这套话其实已经重复过许多遍了），你救救他，也救救我吧！”
涂过圣油以后，病人好多了。他整整一小时没有咳嗽，微笑着，吻着吉娣的手，含着眼泪向她道谢，还说他觉得很好，哪儿也不痛，胃口也开了，力气也有了。给他送汤来的时候，他甚至坐了起来，还讨肉丸子吃。尽管他已病入膏肓，尽管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不会好的，列文和吉娣在这一小时里还是感到很高兴，战战兢兢地怀着一种唯恐丧失的希望。
“好一些吗？”“是的，好多了。”“真奇怪。”“一点也不奇怪。”“到底好一些了。”——他们这样相互微笑着，低声耳语着。
这种迷人的好景持续了没有多久。病人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但过了半小时，他又咳醒了。于是他周围的人和他本人的全部希望一下子消失了。痛苦的现实，无疑粉碎了列文和吉娣以及病人本人心里的一切希望，甚至连以前的希望也影踪全无了。
他不再想半小时前所相信的事，似乎想起来都感到害臊，却要求把那只盖着镂孔纸的碘酒瓶递给他。列文把吸瓶递给了他。他那受圣餐时出现过的充满希望的眼睛现在盯住了弟弟，似乎要求他证实医生说过的嗅碘酒能收奇效的话。
“怎么，吉娣不在吗？”列文勉强表示同意医生的意见，尼古拉听了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哑声说，“唉，可以这么说……我是为了她才演这场喜剧的。她太可爱了，可咱们不能欺骗自己。这一层我是相信的。”他说着用骨瘦如柴的手握住瓶子，嗅着碘酒。
晚上七点多钟，列文夫妇正在房里喝茶，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她脸色苍白，嘴唇直打哆嗦。
“他要死了！”她喃喃地说，“我怕他马上就要死了。”
夫妇俩一起跑到病人房里。他用一只臂肘撑着坐在床上，长长的脊背弯曲着，低垂着头。
“你觉得怎么样？”列文沉默了一阵低声问。
“我觉得我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异常清楚地从嘴里慢慢吐出话来。他没有抬起头，只把眼睛往上望，避开弟弟的脸。“吉娣，你出去！”
列文跳起来，低声吩咐她出去。
“我要去了。”他又说。
“你为什么这样想？”列文说，完全是没话找话。
“因为我要去了，”他仿佛很欣赏这句话，重复说，“完了。”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走到他面前。
“您还是躺下吧，躺下好过些。”她说。
“马上就要安安静静躺下了。”他说，“死了！”他又嘲弄又生气地说，“好，既然你们要我躺下，那就扶我躺下吧。”
列文帮哥哥平躺下去，坐在他旁边，屏息凝视着他的脸。垂死的人闭上眼睛躺着，只有前额上的肌肉偶尔还在抽动，好像在凝神深思。列文不由自主地思索着哥哥此刻在想什么，但是不管他怎样苦苦思索，他从那平静而严肃的脸容和眉头肌肉的抽动上看出，那对他还是漆黑一团的事，对垂死的人却是越来越分明了。
“对，对，就是这样，”垂死的人一字一顿地慢悠悠说，“等一下。”他又沉默了。“就是这样！”他忽然平心静气地拖长声音说，仿佛一切事情在他都已了结。“啊，主哇！”他喃喃地说，接着长叹一声。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摸摸他的脚。
“快凉了。”她低声说。
很长一段时间，列文觉得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病人躺着一动不动。但他还活着，偶尔叹着气。列文的神经紧张得有点疲劳了。他觉得他虽然拼命思索，还是不能理解他说的“就是这样”是什么意思。他觉得他已经远远落在垂死的人后面了。他对死这个问题已经无法思考，只不由自主地想着现在他应该做些什么：替死人合上眼睛，穿好衣服，置办棺材。说也奇怪，他觉得自己十分冷静，没有悲伤，没有哀悼，对哥哥更没有怜悯。如果说他有什么感触的话，那就是羡慕垂死的人懂得他所无法理解的事。
他在垂死的人旁边又这样坐了好一阵，一直等待着终结。但终结没有到来。门开了，吉娣出现了。列文站起来想拦住她。但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听见垂死的人动了动。
“别走。”尼古拉说，伸出一只手。列文把一只手伸给他，生气地向妻子挥动另一只手，要她走开。
他握着垂死的人的手坐了半小时，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不再想到死了。他想着吉娣在做什么，隔壁房里住着什么人，医生住的是不是他自己的房子。他很想吃东西，很想睡觉。他小心翼翼地抽出手，摸了摸垂死的人的脚。脚凉了，但他还有呼吸。列文又踮着脚尖想走开，但病人又动了动，说：
“别走。”
天亮了；病人的情况没有变。列文悄悄地抽出手，眼睛不看垂死的人，回到自己房里去睡觉。他醒来的时候，没有听到他预期的哥哥死亡的消息，却听说病人又恢复原来的状态。他又坐起来，咳嗽，又开始吃东西，说话；又不再谈到死，又表示希望恢复健康，变得更加暴躁更加忧郁了。不论做弟弟的，不论吉娣，谁也无法使他平静。他生每个人的气，对每个人都说不愉快的话，为他的痛苦而责备每个人，要求给他从莫斯科请一位名医来。人家问他觉得怎样，他总是恶狠狠地抱怨说：
“我痛苦极了，受不了啦！”
病人的痛苦越来越厉害，特别是由于无法医治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恼火，动不动责备他们，特别是因为没有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吉娣千方百计照顾他，安慰他，但一切都白费。列文看出她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疲劳不堪，虽然她自己并不承认。那天夜里，病人唤弟弟来准备同生命告别，因而在大家心里引起的死的感觉，现在被破坏了。大家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他已经死去一半了。大家只有一个希望——但愿他快点死，可是又都隐瞒着这种念头，给他服药，替他找药找医生，欺骗他，也欺骗自己，并且相互欺骗。这一切都是虚伪，都是侮辱人格、亵渎神明的可恶的虚伪。列文出于他的本性和比谁都热爱垂死的哥哥，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虚伪。
列文早就想使两位哥哥和解，哪怕在尼古拉临死前的时刻，他写信给柯兹尼雪夫哥哥，接着得到他的回信，他把这信读给病人听了。柯兹尼雪夫来信说，他不能来，但恳切地请求弟弟原谅。
病人一言不发。
“我该怎样给他写回信呢？”列文问，“我想你不生他的气吧？”
“不，一点也不！”尼古拉听到这问题，怒气冲冲地回答，“你写信去叫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又过了三天痛苦的日子，病人的情况还是这样。现在凡是看见他的人，不论旅馆茶房也好，旅馆老板也好，旅客也好，医生也好，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也好，列文也好，吉娣也好，都觉得他还不如死了的好。只有病人自己没有这个愿望，相反，因为没有替他请医生来而生气，并且继续服药，谈着生的问题。只有当鸦片使他暂时摆脱不停的痛苦时，他在迷糊中才偶尔说出他心里比谁都更强烈的真情：“唉，但愿快点完结！”或者：“什么时候才结束哇！”
越来越厉害的痛苦起了作用，使他准备死。没有一种姿势他不觉得痛苦，没有一分钟他能摆脱这种感觉，身上没有一处地方不疼痛，不在折磨他。甚至对这个身体的回忆、印象和思想都在他心里唤起嫌恶，就像他嫌恶自己一样。人家的模样，人家的话，他自己的回忆，对他来说一切都只有痛苦。他周围的人都觉察到这一点，在他面前都不知不觉地不让自己随便活动、谈话、流露自己的愿望。他的整个生命只剩下痛苦和希望解脱痛苦的欲望。
他身上显然正在发生变化，使他把死看作欲望的满足，看作幸福。以前，由痛苦或者贫乏而引起的各种欲望，例如饥饿、疲劳、口渴，总是由肉体机能上的满足而得到快感；现在呢，贫乏和痛苦并没有获得满足，而试图满足反而引起新的痛苦。因此全部欲望就汇合成一点：希望从一切痛苦和产生痛苦的根源——肉体中解脱出来。但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这种解脱的欲望。因此他不谈这事，却照例要求满足那些无法满足的欲望。“把我翻到那一边。”他说，但立刻又要求让他恢复原状，“给我喝点肉汤……把肉汤拿走……给我讲讲什么，你们怎么不说话？”但人家一开口，他就闭上眼睛，显出疲乏、冷淡和嫌恶的神气。
在他们来到城里的第十天，吉娣病了。她头痛，恶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
医生说，她的病是疲劳、激动引起的，要她安心静养。
但午饭以后吉娣起床了，照常带着针线活到病人房里去。她进去的时候，他严厉地对她瞧瞧，听说她病了，又轻蔑地冷笑一声。这一天，他不断地擤鼻涕，沉重地呻吟着。
“您觉得怎么样？”她问他。
“更坏了，”他好容易说出来，“疼得很！”
“哪里疼？”
“到处都疼。”
“今天要完结了，你们看吧。”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虽然说得很轻，但列文发觉病人的听觉特别灵，这话他一定听见了。列文对她低声嘘了一下，回头望了望病人。尼古拉真的听见了；但这些话对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目光始终是责难的，紧张的。
“您为什么这样想？”当她跟着列文来到走廊里时，列文问她。
“他开始在自己身上乱抓。”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说。
“怎么乱抓？”
“就是这样。”她一面说，一面撕着自己身上羊毛连衫裙的皱襞。真的，他发现病人这天整天都在自己身上乱抓，仿佛要撕掉什么东西似的。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预言是对的。傍晚病人已没有力气举起手来，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方，眼神呆滞不动。就连弟弟或者吉娣向他弯下身去，希望他能看见他们，他也还是那样呆呆地望着。吉娣派人去请神父来做临终祷告。
神父做临终祷告时，垂死的人没有流露任何生命的迹象；眼睛闭上了。列文、吉娣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站在床边。神父还没有做完祷告，垂死的人就伸了伸身体，叹了一口气，睁开眼睛。神父念完祈祷文，把十字架放在那冰凉的前额上，然后又慢条斯理地把十字架包在圣带里，又默默地站了两分钟，摸了摸那凉了的没有血色的大手。
“他去了。”神父说着要走；但突然死人粘在一起的小胡子微微动了动，在一片肃静中清楚地听见从他胸膛深处发出清晰的声音：
“还没有……快了。”
过了一分钟，脸色发白了，小胡子底下露出一丝笑意。聚集在周围的几个女人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收殓死人。
哥哥的模样和死的临近，使列文心里重又出现了恐惧。这种情绪是那年秋天黄昏哥哥来看他时产生的，也就是对死的无法理解、对死的临近和无可避免的恐惧。这种心情比上次更强烈了；他觉得他比以前更不理解死的意义，而对死的无可避免的恐惧也更厉害了。不过现在，亏得有妻子在身边，这种心情还没有使他绝望。虽然面对着哥哥的死，他还是觉得自己必须活下去，必须爱。他觉得是爱把他从绝望中救出来，在绝望的威胁下，这种爱就显得更强烈，更纯洁。
在他的眼前，不可思议的死的谜还没有解开，另一个同样不可思议的谜——号召人们去爱和生活的谜，又出现了。
医生证实了他对吉娣的推测。她身体不舒服是因为怀孕了。
二十一
卡列宁自从同培特西和奥勃朗斯基谈过话，知道对他的要求就是让妻子安宁，不要去打扰她，而妻子本人也有这样的愿望以后，他心烦意乱，六神无主，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一切都听从那些乐于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主意，什么样的意见他都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他的家，英国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该同他一起吃饭还是分开吃，他这才第一次彻底明白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惶不安。
在这种处境里，最使他痛苦的是，他怎么也不能把往事和现实统一起来，加以调和。使他心里难以平静的倒不是他同妻子一起度过的幸福日子。从那时的生活到发觉妻子变心，这个变化他已痛苦地经历过了。这种处境是痛苦的，但他能理解。要是妻子当时向他坦白自己的变心而离开他，他会觉得伤心，觉得不幸，但不会像现在这样陷入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么也不能把不久前他对患病的妻子和对别人的孩子的饶恕、怜悯和爱，同他现在的处境调和起来。也就是说，他现在落得孤零零一个人，受尽屈辱嘲弄，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仿佛这一切就是他饶恕和疼爱妻子所得到的报答。
妻子走后头两天，卡列宁照常接见来访者和秘书，出席会议，到餐厅吃饭。在这两天里，他竭力保持镇定甚至冷淡的模样，但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该怎样处理安娜的东西和房间时，他拼命装出一副神气，似乎新近发生的事并不意外，也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他的目的达到了：谁也看不出他心里有丝毫的绝望。但在安娜走后第二天，当柯尔尼交给他安娜一张未付款的时装店账单，并报告说店员就在门口等着时，他吩咐叫那店员进来。
“对不起，大人，恕我打扰您。如果您要我们直接去问夫人的话，能不能请您把她的地址告诉我们。”
卡列宁沉思起来——店员有这样的感觉——接着突然转过身，在桌子旁坐下。他把头埋在手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阵，几次想开口，但又停止了。
柯尔尼懂得老爷的心情，请那个店员下次再来。剩下卡列宁一个人，他明白他再也不能故作镇定了。他吩咐卸下那辆等着他的马车，关照不接见任何人，自己也不下楼吃饭。
他觉得他再也受不住普遍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了。这种表情他在那店员的脸上，在柯尔尼的脸上，在这两天里他所遇见的一切人的脸上，都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觉得他摆脱不了人家对他的憎恶，因为这种憎恶不是由于他坏（要是这样，他可以努力变得好一些），而是由于他不幸，可耻而又可恨的不幸。他知道就是因为这一层，就是因为他心碎肠断，人家才对他这样冷酷无情。他觉得大家在毁灭他，就像群狗咬死一只受尽折磨、痛得汪汪直叫的狗那样。他知道摆脱人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伤痕掩盖起来。他勉强试了两天，但现在他觉得已经无力继续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他意识到自己在悲痛中孤独无告，越发绝望。不仅在彼得堡，他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一诉衷肠，也找不到一个人不把他看作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而只是看作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那样来同情他；事实上，他在哪儿都找不到这样的人。
卡列宁从小就是个孤儿。他还有个哥哥。父亲他们不记得了，母亲死时卡列宁才十岁。财产很少。卡列宁的叔叔是一位高官，原是先皇的宠臣。他把他们抚养长大。
卡列宁在中学和大学全部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靠叔叔的帮助，他立刻踏上显要的仕途，从此醉心于功名。不论在中学里，大学里，还是任官职时，卡列宁都没有交上过一个知心朋友。哥哥是他最知心的人，但他在外交部任职，经常住在国外，卡列宁结婚后不久他就在国外去世了。
卡列宁做省长的时候，安娜的姑妈，当地一位有钱的贵妇人，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这个就年龄来说并不年轻，但就做省长来说却很年轻的人。这弄得他的处境十分为难：要么向她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地方。卡列宁犹豫了很久。当时肯定这一步和否定这一步的理由势均力敌，同时又缺乏充分理由使他改变遇到疑难问题要慎重处理的原则。但安娜的姑妈通过一个熟人向他暗示，既然他已影响到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责任心，就该向她求婚。他求了婚，并且把他可能倾注的感情都倾注到未婚妻身上，后来又倾注到妻子身上。
他对安娜的迷恋彻底消除了他同别人亲密交往的需要。现在，他在所有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交游广阔，但没有真正的友谊。
有许多人，卡列宁可以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请他们参与他关心的事，请他们声援某个请愿者，也可以同他们坦率地讨论别人的事和最高当局的问题，但他同这些人的关系只遵照一般的礼仪和习惯，从不越雷池一步。他有一个大学里的同学，毕业后彼此很亲近，他本可以向他倾吐他的悲伤，但这个同学在一个遥远的教育区当督学。在彼得堡的熟人中间，最亲密最谈得来的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和医生。
办公室主任史留丁是个朴实、聪明、善良和有道德的人，卡列宁对他很有好感，但五年来的同事关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妨碍他们推心置腹的交谈。
卡列宁在公文上签了字，沉默了好一阵，不时望望史留丁，几次想开口，但又开不出口。他心里准备好了这样一句话：“您听到我的不幸吗？”但结果还是照例说了一句：“那就请您替我办一办吧。”说完就让他走了。
另一个是医生，他待卡列宁也很好，不过他们之间早有一种默契，就是两人都非常忙碌，没有工夫闲聊天。
至于他的女友，首先是李迪雅，卡列宁根本就没有想到。女人毕竟是女人，对他说来都是又可怕又讨厌的。
二十二
卡列宁忘记了李迪雅伯爵夫人，她却没有忘记他。在这孤独绝望的痛苦时刻，她来看他，没有经过通报，就闯进他的书房。她看见他还是像原来那样双手抱头坐着。
“我破坏了禁律！”她快步走进来，由于兴奋和急促的动作而气喘吁吁，用法语说，“我什么都听说了！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的朋友！”她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她那双美丽而若有所思的眼睛盯住他的眼睛，继续说。
卡列宁皱着眉头站起身来，从她的掌握里抽出手，推给她一把椅子。
“您坐一下好吗，伯爵夫人？我不会客，因为我病了，伯爵夫人。”他说着嘴唇哆嗦起来。
“我的朋友！”李迪雅伯爵夫人继续盯着他，重复说。她突然倒竖双眉，额上出现了一个三角形，她那难看的黄脸因而变得更难看了，但卡列宁察觉到她为他难过得几乎要哭了。他深为感动，就抓住她那胖鼓鼓的手吻着。
“我的朋友！”她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您不应该过分悲伤。您的悲伤确实不轻，但您应该想开一点。”
“我垮了，我给毁了，我不能做人了！”卡列宁放下她的手，但继续盯住她那泪水盈眶的眼睛，说，“我的处境太糟，我哪儿也找不到支持，连自己身上也找不到。”
“您会找到支持的，您不要在我身上找，虽然我请求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她叹了口气说，“我们的支持就是爱，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爱。上帝要支持人是轻而易举的，”她带着卡列宁熟悉的欣喜若狂的眼神说，“上帝会支持您，帮助您的。”
这几句话表明她陶醉于自己崇高的感情，并且表达了近来在彼得堡广泛传播而卡列宁认为无聊的神秘情绪，但现在听起来，他却觉得高兴。
“我软弱无力。我给毁了。我原来怎么也没料到，现在怎么也弄不懂。”
“我的朋友。”李迪雅重复说。
“我不是为现在失去的东西而难过，不是的，”卡列宁继续说，“我并不为这难过。但就我现在这样的处境，见到人我不能不感到害臊。这很糟糕，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您那种饶恕人的崇高行为，我和大家都赞叹不止，但这不是您完成的，是您心中的上帝完成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十分激动地抬起眼睛说，“因此您不必为您的行为害臊。”
卡列宁皱起眉头，交叉双手，把手指弄得格格发响。
“什么琐碎的事情都得处理，”他尖声说，“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哪，伯爵夫人，我的精力已经用到极限了。现在我从早到晚整天都得处理，处理那些由于我孤独的新处境而产生（他在“产生”两个字上加强了语气）的家务。佣人啦，家庭教师啦，账目啦……种种琐事耗尽了我的精力，我再也受不了啦。吃饭的时候……我昨天差一点吃到一半走掉。我儿子瞧着我的那副神气，我真受不了。他没有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分明想问，我真受不了他那种眼神。他怕看我，但这还不算……”
卡列宁本想谈一谈给他送来的那张账单，可是声音发抖，就住口了。他一想到那张开着帽子和缎带欠款的蓝纸，就忍不住可怜起自己来。
“我了解，我的朋友！”李迪雅伯爵夫人说，“我全了解。您在我身上找不到帮助和安慰，但我来还是为了要帮助您，如果可能的话。要是我能给您解除这种种琐碎无聊的操劳……我了解这方面需要女人家的主意，女人家的安排。您肯把这些事交托给我吗？”
卡列宁一言不发，感激地握了握她的手。
“让我们一起来照顾谢辽查吧。我不善于办事，但我愿意担当起来，做您的管家。您不用感谢我。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
“我不能不感谢您。”
“但是，我的朋友，不要向您所说的那种感情投降，不要为一个基督徒至高无上的精神害臊，也就是：‘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您不用感谢我，您应该感谢上帝，祈求上帝保佑。只有在上帝身上我们才能找到平静、安慰、拯救和爱。”她说着抬起眼睛仰望苍天，祈祷起来。卡列宁从她的沉默中看出这一点。
卡列宁此刻听着她。她那些说教，他以前即使不觉得讨厌，也觉得是多余的，如今听来却觉得很自然，很使人宽慰。卡列宁原来不喜欢这种新的狂热精神。他是个信徒，对宗教发生兴趣主要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现在新教义对宗教做了一些新解释，引起了争论和分析，这样就从原则上使他产生反感。他以前对这种新教义很冷淡，甚至有点敌视，但同醉心于这种新教义的李迪雅却从来没有争论过，只是竭力用沉默来对付她的挑战。这会儿他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地听着她的话，内心也不反对。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的行为和您的话！”等她祷告完毕，他说。
李迪雅伯爵夫人又一次紧握她朋友的两手。
“现在我要做点事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擦去脸上的泪痕，微笑着说，“我去看看谢辽查。非万不得已我不来打扰您。”她说着站起身，走了出去。
李迪雅伯爵夫人走到谢辽查房里，用泪水濡湿受惊的孩子的双颊，还对他说，他的父亲是个圣人，他的母亲死了。
李迪雅伯爵夫人履行了她的诺言。她确实承担起责任来安排和料理卡列宁的全部家务。不过，她说她不善于办事，这倒不是谦虚。她对仆人的吩咐都需要修改，因为都行不通。卡列宁的佣人柯尔尼就往往做这种修改。事实上柯尔尼现在悄悄地在掌管着卡列宁的全部家务，他总是在替老爷穿衣服时小心谨慎地向他报告凡是需要报告的事。但是李迪雅的帮助还是极其有用：她给了卡列宁精神上的支持，使他感觉到她对他的友爱和敬意，特别使她想起来都觉得快慰的是，她几乎使他真正皈依了基督教，也就是说，把他这个冷淡疏懒的信徒变成一个近来在彼得堡流行的基督教新教义坚决热情的拥护者。卡列宁轻易地相信了这种新教义。也像李迪雅和其他具有同样见解的人那样，他完全缺乏深刻的想象力，缺乏心灵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由想象而产生的看法就会十分生动，势必要求其他看法和现实去同它相适应。例如，死对不信教的人是存在的，对他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具有十足的信仰，而他自己又是判断信仰的裁判员，在他的灵魂里没有罪恶，他在这个世界上已完全获得拯救——他看不出这些看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现实的地方。
不错，卡列宁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信仰的这种看法是轻率谬误的。他也知道，如果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饶恕是出于神力的驱使，而纯粹是凭感情行事，那就会比他现在想到基督活在心中，他签发公文是在执行神旨，更加幸福。但是卡列宁不能不这样想，他在他屈辱的处境中不能没有一个崇高的、哪怕是假想的立足点，使他这个被人人鄙视的人也可以鄙视别人，因此他就死抱住这个虚假的救星，把它当作真正的救星。
二十三
李迪雅伯爵夫人还是个年轻热情的姑娘时，就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心地善良而耽于酒色的纨袴子弟。婚后不到两个月，丈夫就把她抛弃了，对于她表示的热烈爱情，他只用嘲笑甚至敌意来回答。这种情绪，凡是知道伯爵的善心而在多情的李迪雅身上又看不到什么缺点的人，都无法解释。从那时起，他们虽然没有离婚，但是分居了。每当丈夫遇见妻子的时候，他总是莫名其妙地用刻毒的嘲笑来对待她。
李迪雅伯爵夫人早已不爱她的丈夫，从那时起从没有停止过同人家谈情说爱。她一下子爱上了好几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凡是有什么特点的人她几乎全爱上了。她爱上了所有新订婚的皇亲国戚，爱上了一位总主教、一位助理主教和一位神父；她爱上了一个新闻记者、三个斯拉夫主义者和康米萨罗夫；她爱上了一位大臣、一位医生、一位英国传教士，又爱上了卡列宁。这种朝三暮四的爱情并不妨碍她同宫廷和社交界保持广泛而错综的联系。但自从卡列宁遭到不幸，她对他实行特殊庇护以来，自从她关心卡列宁的幸福，在他家里操劳以来，她觉得其他的爱都是虚假的，现在她真正爱上的只有卡列宁一人。她觉得她现在对他的感情比以前对任何人的感情更强烈。分析自己的感情，拿这次感情同以前对别人的感情做比较，她清楚地看出要不是康米萨罗夫救了沙皇的性命，她是不会爱上他的；要是没有斯拉夫问题，她也不会爱上李斯季奇-库奇茨基。但她爱卡列宁是爱他这个人，爱他高深莫测的灵魂，爱他拖长音的尖细可爱的声音，爱他疲倦的眼神，爱他的性格，爱他青筋毕露的又白又软的手。她不仅高兴看见他，而且总是在他脸上察看他对她的反应。她希望他不仅喜欢她说的话，而且喜欢她整个的人。为了他，她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注意修饰打扮。她常常幻想，如果她没有结过婚，他也没有妻子的话，那又会怎么样。他一走进房里，她就兴奋得满脸通红。他对她说些什么愉快的话，她就克制不住由衷的微笑。
李迪雅伯爵夫人心神不宁已经有几天了。她听说安娜和伏伦斯基在彼得堡。一定要使卡列宁避免同她见面，甚至一定不能让他知道这件痛苦的事：这个可怕的女人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他随时都会遇见她。
李迪雅通过她的熟人去打听这两个“可恶的人”——她这样称呼安娜和伏伦斯基——在做什么，在这几天里竭力控制她这位朋友的行动，免得他同他们见面。一个年轻的副官，伏伦斯基的朋友——她通过他获得消息，他希望通过她获得某种特权——告诉她说，他们已经办完事情，明天就要走了。李迪雅刚刚放下心，不料第二天早晨就收到一封信，她恐怖地从信封上认出了笔迹。这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笔迹。信封厚得像树皮；在长方形的牛皮纸上写有巨大的花体字母；信里散发着芳香。
“是谁送来的？”
“旅馆里的听差。”
李迪雅伯爵夫人好一阵都无法坐下来看信。她激动得气喘病又发了。等她平静下来，她读了这样一封法文信：
伯爵夫人！基督徒的感情充溢您的心，也使我敢于冒昧给您信。我不幸离开了儿子。我恳求您让我在动身之前再见他一面。我打扰您，请您原谅。我写信给您而不写信给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只是为了我不愿使这位宽宏大量的人因想到我而难过。
我知道您对他的友谊，您一定会了解我的。您能不能把谢辽查送到我这里来，或者约个时间让我回家来看他，或者告诉我什么时候在别的什么地方我能看见他？我知道决定这件事的人的宽宏大量，我一定不会遭到拒绝。您准不能想象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他，因此您也不能想象您的帮助将怎样使我感激不尽。
安娜
这封信里的一切都使李迪雅伯爵夫人生气：不论信的内容，不论“宽宏大量”这四个字的含义，特别是那种她认为放肆的语气。
“对来人说没有回信。”李迪雅伯爵夫人说。接着她立刻翻开信纸，写信给卡列宁，说她希望中午在宫廷庆祝会上看见他。
我需要同您谈一件重大而痛苦的事。到那时我们再约个地方。最好在我家里，我将准备您所喜欢的茶。务必要来。上帝给了人十字架，也给了人忍受的力量。
李迪雅伯爵夫人通常每天都要给卡列宁写两三封信。她喜欢这种联络方式，因为写信要比当面交谈更具有风雅和神秘的色彩。
二十四
庆祝会结束了。散会后出来的人，大家见了面，交谈着新闻，谁获得了褒奖，谁提升要职。
“最好请玛丽雅·波里索夫娜伯爵夫人负责陆军部，再请华特科夫斯卡雅公爵夫人当参谋长。”一个穿金边制服、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对一个向他征求提升意见的高大漂亮的女官说。
“还有让我当副官。”女官笑嘻嘻地回答。
“您已经当上官了。您掌管教会部。卡列宁当您的助手。”
“您好，公爵！”小老头向走过来的一个人握握手说。
“您说卡列宁什么？”公爵问。
“他和普嘉托夫都获得了聂夫斯基勋章。”
“我还以为他原来就有了呢。”
“不。您看看他。”小老头用他的金边帽子指指卡列宁，他身穿朝服，佩着崭新的红色绶带，同一个有势力的议员一起站在门口，“他还挺神气活现。”他加了一句，站住同一个体格魁梧、相貌堂堂的宫廷侍从握手。
“不，他老多了。”宫廷侍从说。
“操劳过度。他现在一直在起草计划。现在他不把所有的条款都说清楚是不肯放走这个可怜人的。”
“怎么老了？他还在谈恋爱呢。我想李迪雅伯爵夫人现在正在妒忌他的妻子呢。”
“嗳！请您不要说李迪雅伯爵夫人的坏话。”
“她爱上了卡列宁，这有什么不好呢？”
“听说卡列宁夫人在这里，这是真的吗？”
“嗳，不是在这宫廷里，是在彼得堡。昨天我看见她和伏伦斯基在滨海街手挽着手走呢。”
“这种人没有……”宫廷侍从刚一开口就停止了，他给一位皇亲让路，还向他鞠躬。
大家就这样对卡列宁议论纷纷，责难他，嘲笑他。他呢，这时候正好拦住那个被他抓住的议员，一刻不停地向他说明他的财政计划，唯恐他走掉。
差不多就在妻子离家出走的同时，卡列宁遇到了一个官场中人最伤心的事——晋升的路断了。这件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卡列宁自己却没有发觉他的前程已经完了。不论是由于同斯特列莫夫冲突，还是由于同妻子之间发生的悲剧，也不论是官位已达到命定的极限，今年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卡列宁的前程已经完了。他还身居要职，他是许多委员会的委员，但他这个人已经过时，谁也不对他抱什么希望了。不论他说什么，不论他提什么建议，大家都觉得是老生常谈，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卡列宁并没有发觉这一点，相反，如今他不直接参加政府活动，却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出别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认为指出纠正的办法是他的责任。在同妻子分居后不久，他就动手写新的审判规章，这是他必须写而谁也不需要的无数小册子中的第一本。
卡列宁不仅没有注意到他在官场中的绝境，不仅不为这事忧虑，而且对他自己的活动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满意了。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使徒保罗说。现在卡列宁的一举一动都遵照《圣经》的教导，他常常想到这一段话。他觉得自从离开妻子以来，他就以这些行动来更好地侍奉上帝。
那位议员想摆脱他，脸上露出明显的不耐烦神气，却没有使他发窘。直到议员利用那位皇亲经过的机会溜掉，卡列宁才住了口。
只剩下卡列宁一个人，他垂下头，定了定神，这才漫不经心地回头望了一眼，向门口走去，希望在那里遇见李迪雅伯爵夫人。
“他们个个都那么强壮结实。”卡列宁望着那体格魁伟、留着散发出香气的络腮胡子的宫廷侍从和那个穿军装的公爵的红色脖子，这样想。他要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说得对，世间一切都是邪恶。”他又瞟了一眼宫廷侍从的小腿，想。
卡列宁不慌不忙地走过去，照例带着疲劳而不失威严的神气，向那些刚才在议论他的先生鞠了个躬。接着，眼睛望着门口，找寻着李迪雅伯爵夫人。
“啊！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当卡列宁走到一个小老头旁边，冷冷地向他点了点头时，小老头恶狠狠地闪动眼睛说，“我还没有向您道喜呢。”他指指卡列宁身上的新绶带说。
“谢谢您！”卡列宁回答，“今天天气真好哇！”他加上一句，照例特别强调“好”字。
他们都在嘲笑他，这点他是知道的。不过除了敌意外，他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别的什么。这种情况他已经习惯了。
卡列宁看见李迪雅伯爵夫人走进门来，看见她那从紧身衣里裸露出来的黄色肩膀和那双若有所思的诱人的美丽眼睛，他露出发亮的牙齿微微一笑，走到她跟前。
李迪雅近来总是刻意打扮，今天的打扮也煞费苦心。她现在的服饰同她三十年前所追求的完全相反。当年她总是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现在呢，要是她过分打扮就会同她的年龄和相貌不相称，因此她关心的只是怎样使她的外表和装饰不要太不相称。对卡列宁，她达到了这个目的，他觉得她是迷人的。对他来说，她是他在一片包围他的敌视和嘲笑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爱的孤岛。
他穿过嘲笑的目光的行列，自然地追求她那含情脉脉的眼神，就像植物追求阳光一样。
“我向您祝贺！”她用眼睛示意他的绶带，对他说。
他忍住得意的微笑，闭上眼睛，耸耸肩膀，仿佛这并不使他高兴。李迪雅伯爵夫人很懂得，受勋得奖是他人生的主要乐趣，虽然他自己从不承认。
“我们的小天使怎样了？”李迪雅伯爵夫人说，她指的是谢辽查。
“我不能说我对他完全满意，”卡列宁扬起眉毛，睁开眼睛说，“西特尼科夫对他也不满意。（西特尼科夫是谢辽查的家庭教师，负责他的世俗教育。）我对您说过，他对那些会感动每一个大人、每一个孩子心灵的重大问题有点冷淡。”卡列宁开始讲到他除了公务之外唯一关心的问题——儿子的教育问题。
卡列宁依靠李迪雅的帮助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和活动以后，觉得关心身边儿子的教育是他的义务。卡列宁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教育问题，现在就花一些时间来研究教育理论。他看了几本人类学、教育学和教学法的书，制订了一个教育计划，并且请彼得堡一位最卓越的教育家来指导，着手工作。这项工作是他经常关心的。
“是的，可是心呢？我看出他有一颗同父亲一样的心。一个孩子生有这样的心是决不会坏的。”李迪雅伯爵夫人激动地说。
“是的，也许是这样……至于我呢，不过是尽我的责任罢了。我也只能这样。”
“您到我家来一次，”李迪雅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下说，“咱们要谈一件使您伤心的事。我真情愿牺牲一切也不让您再想起那件不愉快的事，可是别人不这样考虑。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她在这里，在彼得堡。”
卡列宁一听到她提起妻子就浑身打了个哆嗦，脸上立刻现出死一般僵硬的神色，表示他对这事束手无策。
“我早就料到了。”他说。
李迪雅伯爵夫人痴情地对他望了望，为他灵魂的伟大而激动得热泪盈眶。
二十五
卡列宁走进李迪雅伯爵夫人那个陈列着古代瓷器、挂满画像的舒适小书房时，女主人自己还没有来。她在换衣服。
圆桌上铺着桌布，上面摆着中国茶具和一把烧酒精炉的银茶壶。卡列宁漫不经心地环顾了一下无数装饰着书房的画像，在桌旁坐下，翻开桌上的《新约》。伯爵夫人身上绸衣服的窸窣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好，现在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李迪雅伯爵夫人露出兴奋的微笑，急急地走到桌子和沙发中间说，“一边喝茶，一边谈谈了。”
李迪雅伯爵夫人说了几句开场白，就涨红了脸，呼吸急促地把她收到的那封信递给卡列宁。
他读着信，沉默了好一阵。
“我想我没有权利拒绝她。”他抬起眼睛，怯生生地说。
“我的朋友！您在谁身上都看不到邪恶！”
“相反，我看到世间一切都是邪恶。可是这样做是不是合理？……”
他脸上显示出犹豫不决和寻求帮助的神色，希望在他所不理解的事情上得到人家的劝告、支持和指导。
“不。”李迪雅伯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凡事都有个限度，我懂得什么叫伤风败俗。”她说得言不由衷，因为她绝对不懂得是什么引得女人伤风败俗的，“可是我不懂得冷酷无情，何况这又是对谁呢？是对您！她怎么可能待在您所在的城市里？唉，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正在研究您的崇高和她的卑鄙。”
“可是谁愿意落井下石呢？”卡列宁说，对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很满意，“我饶恕了她的一切，因此我也不能剥夺她心中的爱，对儿子的爱……”
“但那说得上是爱吗？我的朋友！那是出于真心实意吗？就算您已经饶恕了她，现在还在饶恕她……可是我们有权利去伤害这个小天使的心灵吗？他以为她已经死了。他为她祷告，祈求上帝赦免她的罪孽……这样倒好。他要是看见她，那会怎么想呢？”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卡列宁说，显然同意她的意见。
李迪雅伯爵夫人双手捂住脸，一言不发。她在祷告。
“要是您征求我的意见，”她祈祷完了，放下手说，“那我劝您不要这样做。难道我看不出您是多么痛苦，这事又揭开了您的创伤吗？就算您像平时那样不顾您自己吧，这又将造成什么后果呢？不是会给您重新带来痛苦，让孩子也受折磨吗？只要她稍微还有一点儿人心，她就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不，我毫不动摇，我劝您不要答应。要是您允许，我就写信给她。”
卡列宁同意她的意见。于是李迪雅伯爵夫人就写了这样一封法文信：
亲爱的夫人！
要是让您的儿子想到您，这就会使他产生一系列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不在孩子的心灵里灌输一种情绪，使他谴责他原来认为神圣的东西。因此我请求您以基督的爱的精神谅解您丈夫的拒绝。我祈求至高无上的神赐给您仁慈。
李迪雅伯爵夫人
这封信达到了李迪雅伯爵夫人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阴险目的。它狠狠地刺痛了安娜的心。
在卡列宁方面呢，他从李迪雅家回来以后，整整一天都无法处理例行公事，也得不到他作为一个灵魂得救的信徒最近所享有的内心平静。
妻子对他犯了这样的大罪，他自己又如李迪雅伯爵夫人公正地说过的那样像个圣人，照理说，回想到妻子是不应该心烦意乱的，可是他却不能平静。他看书看不进去，头脑里驱除不掉痛苦的回忆。他想起他同她的关系，他现在才感觉到他对她做过的错事。他想起从赛马场回来，他怎样听取她坦白自己的不贞，好像听取忏悔一样（特别是想到他只要求她保持体面，并不要求决斗），他感到十分痛苦。他想起他写给她的信，也觉得很难过；特别是一想起他那种谁也不需要的饶恕和他对别人孩子的关心，他的心就被羞耻和悔恨烧灼着。
这种羞耻和悔恨，现在当他回想起他同她的全部往事，回想起他经过长久迟疑之后向她求婚所说的蠢话时，又涌上心来。
“可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他自言自语。这个问题总是在他心里引起另一个问题：要是换了别人，譬如说，伏伦斯基、奥勃朗斯基和那些腿肚发达的宫廷侍从，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他们的恋爱和婚姻会有什么不同呢？他想象着这些身强力壮、信心十足的人，他们总是随时随地吸引他的好奇心。他努力驱除这些思想，竭力使自己相信，他活着不是为了今世暂时的生活，而是为了永恒的生活，他心里充满了平静和爱。但是在这暂时的无足轻重的生活里，他认为他犯了一些无足轻重的错误，这使他很痛苦，仿佛连他所信仰的永恒的得救都不存在了。不过，这种诱惑没有持续多久，卡列宁心里又恢复了平静和崇高的境界。有了这种心境，他才忘记他不愿想起的那些事情。
二十六
“怎么样，卡比东诺奇？”谢辽查在生日前一天散步回来，脸色红润，兴高采烈，他把有褶的外套交给那俯身向他微笑的高个子老门房，这样说，“怎么样，今天那个扎绷带的官来过吗？爸爸接见他了？”
“接见了。办公室主任一走，我就去通报了，”门房快乐地眨眨眼说，“让我来给您脱。”
“谢辽查！”斯拉夫家庭教师站在通里屋的门口说，“你自己脱。”
谢辽查听见家庭教师的微弱声音，却不理他。他一只手抓住门房的肩带站着，望着他的脸。
“怎么样，爸爸答应他的要求了？”
门房点点头。
那个扎绷带的小官吏已经来过七次，有什么事来求卡列宁，引起谢辽查和门房的注意。有一次谢辽查在门厅里遇见他，听见他哀求门房给他通报，说他和他的孩子们都快饿死了。
这以后，谢辽查在门厅里又一次遇见这个小官吏，对他很关心。“怎么样，他很高兴吗？”他问。
“怎么能不高兴呢！他走的时候简直手舞足蹈呢。”
“有人送东西来过吗？”谢辽查沉默了一会儿，问。
“啊，少爷，”门房摇摇头，低声说，“伯爵夫人有东西送来。”
谢辽查立刻明白了，门房说的是李迪雅伯爵夫人给他送来了生日礼物。
“真的吗？在哪里？”
“柯尔尼带给你爸爸了。准是件好东西！”
“多大？有这样大吗？”
“小一点，但是件好东西。”
“是一本书吗？”
“不，是样东西。去吧，去吧，华西里·鲁基奇在叫你呢。”门房听见教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小心翼翼地把那只抓住他肩带、手套脱了一半的小手拉开，接着眨眨眼，向教师华西里·鲁基奇走来的方向点点头。
“华西里·鲁基奇，马上就来！”谢辽查带着快活而亲切的微笑说。这种笑容总是能制服一丝不苟的华西里·鲁基奇的。
谢辽查实在太高兴了，太幸福了，他不能不让他的朋友——老门房分享家里的另一件喜事。这喜事他是在夏园散步时听李迪雅伯爵夫人的侄女说的。他觉得这喜事特别有意思，因为是同那个小官吏的喜事以及他自己收到玩具这样的乐事同时来临的。谢辽查觉得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应该人人高兴，个个快乐。
“你知道吗，爸爸今天得了聂夫斯基勋章？”
“怎么不知道！人家已经来道过喜了。”
“怎么样，他高兴吗？”
“皇上赐恩，他怎么会不高兴呢！这说明他是立了功的。”门房一本正经地说。
谢辽查沉思起来，凝视着他仔细研究过的门房的脸，特别是那夹在灰色络腮胡子中间的下巴。这下巴，除了总是向他仰视的谢辽查以外，谁也没有看清楚过。
“哦，你的女儿在你家里吗？”
门房的女儿是一个芭蕾舞演员。
“不是礼拜天怎么能来呢？她们也要上课。您也要上课了，少爷，去吧！”
谢辽查走进屋里，不坐下来读书，却对教师说送来的礼物一定是辆火车。“您看是什么？”他问。
但华西里·鲁基奇只想到要谢辽查预备语法，因为语法教师再过两小时就要来了。
“不，华西里·鲁基奇，您只要告诉我，”他已经坐到书桌旁，两手拿着书，忽然问，“什么勋章比聂夫斯基更高？您知道吗，爸爸得了聂夫斯基勋章了？”
华西里·鲁基奇回答说，比聂夫斯基勋章更高的是弗拉基米尔勋章。
“再高些呢？”
“最高是安德烈勋章。”
“比安德烈再高呢？”
“我不知道。”
“怎么，连您都不知道吗？”谢辽查两肘支着脑袋，沉思起来。他的思想错综复杂，五花八门。他想象他的父亲忽然同时得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德烈勋章，这样他今天来上课就会和气得多。等到他长大了，他将得到所有的勋章，到那时人家还会想出比安德烈更高的勋章。人家一想出来，他就得到。人家还会想出更高的勋章来，他也会立刻把它弄到手。
时间就在这样胡思乱想中过去。教师来上课，他有关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的状语没有预备好。教师不但很不满意，简直很伤心。教师的伤心触动了谢辽查。然而他觉得他没有预备好功课不能怪他；不管他怎样用功，他总是学不好。教师给他解释，他似乎懂了，但当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简直就想不起、弄不懂为什么“突然”这个常见的普通词是行为方式状语。不过使教师伤心，他总觉得内疚，想去安慰安慰他。
他选择了教师默默看书的时候，突然问：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您几时过命名日啊？”
“您最好还是想想您的功课，至于命名日，对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是毫无意义的。命名日也像平时一样，应该用功。”
谢辽查仔细望望教师，望望他稀疏的大胡子，望望他那副滑到鼻梁下面的眼镜，一心一意沉思起来，教师给他作的解释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明白教师嘴上讲的并不是他心里想的，他是从他的语气里听出来的。“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一个调子讲这种最乏味最无用的东西呢？为什么他疏远我，不喜欢我呢？”他忧郁地问自己，可是回答不上来。
二十七
语文教师上课以后是父亲的课。父亲还没有来，谢辽查就坐在桌旁玩弄一把小刀，同时想着心事。在谢辽查爱好的活动中，有一项就是散步时找寻母亲。他不相信人会死，特别不相信母亲会死，尽管李迪雅伯爵夫人告诉了他，父亲也加以证实，因此，即使在他们告诉他母亲已死的消息以后，他还是在散步时找寻她。凡是身体丰满、风度优美的黑头发女人都是他的母亲。一看见这样的女人，他的心头就会涌上一股亲切的暖流，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泪水也会夺眶而出。他就这样怀着满腔希望等待着，等着母亲走到他面前，揭开面纱，露出整个面孔，向他微笑，把他紧紧抱住。他会闻到她的气息，感觉到她手臂的柔软。他会幸福得哭出来，就像那天晚上躺在她脚边，她呵他的痒，他哈哈大笑，咬她那只戴戒指的白手一样。后来，他无意间从奶妈那里知道，他的母亲并没有死，父亲和李迪雅又向他解释，说她对他来说等于死了，因为她不好（这话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因为他爱她），但他还是到处找寻她，等待她。今天在夏园里有一位戴紫色面纱的太太沿着小径向他们走来，他克制住心悸注视着，满心希望就是她。这位太太没有走到他们面前，却在哪里消失了。今天谢辽查对母亲的爱比平时更强烈。这会儿，他在等父亲来上课，想得出了神，用小刀在旧桌子边上刻满刀痕，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前方，想念着她。
“爸爸来了！”华西里·鲁基奇把他叫醒了。
谢辽查跳起来，跑到父亲面前，吻了吻他的手，仔细望望他的脸，想看出他得了聂夫斯基勋章后高兴的迹象。
“你散步得快活吗？”卡列宁一面说，一面坐到他的扶手椅上，拉过《旧约》，把它翻开来。虽然卡列宁对谢辽查说过不止一次，凡是基督徒都应该熟悉圣史，但他自己上课却常常查阅《圣经》。这一点谢辽查是注意到的。
“嘿，非常快活，爸爸！”谢辽查说着在椅子边上坐下来，摇动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我看见了娜金卡（娜金卡是李迪雅抚养长大的侄女）。她告诉我说您得了新勋章。您高兴吗，爸爸？”
“第一，请你不要摇椅子，”卡列宁说，“第二，可贵的不是奖赏，而是劳动。这一点我希望你能理解。你瞧，如果你劳动、学习只是为了得奖，你会觉得劳动是辛苦的；可是当你劳动的时候，”卡列宁想到，今天早晨他怎样凭责任感签发了一百十八份公文，完成了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说，“如果你爱劳动，就会在其中得到奖赏。”
谢辽查的热情和快乐得晶晶发亮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在父亲的目光下垂下来。父亲对谢辽查说话一向用这样的口气，他早就听惯了，并且会模仿他。谢辽查觉得，父亲对他说话，总是像对一个凭空想象出来、只有书本里才有的孩子说话，完全不像对他谢辽查说话。谢辽查也总是竭力装得像书本里那样的孩子。
“我想你总该了解这个道理了吧？”父亲说。
“是的，爸爸。”谢辽查竭力装得像个模范孩子那样回答。
功课包括背诵福音书里的几节经文和复习《旧约》的开头部分。福音书里的几节经文谢辽查本来记得很熟，可是这会儿他在背诵时凝视着父亲骨头突出的前额，凝视得出了神，就在同一个字上把一节经文的结尾同另一节经文的开端混淆起来了。卡列宁认为他显然不了解他背诵的经文的意思，大为恼火。
他皱起眉头，开始解释谢辽查听过多次却怎么也记不住的经文，因为他太熟悉了，反而记不住，就像“突然”是行为方式状语一样。谢辽查怯生生地望着父亲，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父亲会不会叫他复述他说过的话？这种情况有时候是有的。这个念头使谢辽查很害怕，弄得他头脑有点糊涂。但父亲并没有叫他复述，就改上《旧约》课了。谢辽查叙述《旧约》里的事件叙述得很好，但要他回答某些事件说明什么问题，他却一无所知，虽然他为这门功课已经受过处罚。使他哑口无言，坐立不安，用刀划桌子，坐在椅上摇晃的，就是要他背诵洪水泛滥以前人类始祖的谱系。这些始祖他一个也不知道，只记得那个活着就被上帝带到天上去的以诺。以前他记得他们的名字，可是现在全忘记了，特别是因为在《旧约》中他只喜欢一个以诺，以诺活着升天这件事在他头脑里是同一连串思想活动联系着的。现在，当他眼睛盯住父亲的表链和背心上半解开的纽扣时，他就沉湎在这一连串的思想中。
对于人家常常对他说起的死这件事，他并不完全相信。他不相信他所心爱的人会死，特别不相信他自己会死。死对他是完全不可能的，是无法理解的。但人家对他说凡人都要死。他问过他所信任的人，他们也都肯定这一点，就连他的奶妈也这样说，虽然说的时候不太高兴。但是以诺没有死，可见不是人人都要死。“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博得上帝的恩宠，活着升天呢？”谢辽查想。坏人，也就是谢辽查所不喜欢的那些人，都会死，但是好人都可以像以诺一样活着升天。
“那么，有哪些祖先呢？”
“以诺，以诺。”
“这你已经说过了。这样不好，谢辽查，太不好了。如果你不努力记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事，”父亲站起身来说，“那还有什么事能使你留意呢？我对你不满意，彼得·伊格纳基奇（他是首席教师）对你也不满意……我得处罚你。”
父亲和教师对谢辽查都不满意，他学习得确实很糟。但决不能说他是一个低能的孩子。相反，他比教师举出来给他做榜样的孩子要聪明得多。照父亲看来，他不肯学习教师给他上过的功课。其实他是不愿学习。他之所以不愿学习，因为在他的心里存在着比父亲和教师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是矛盾的，因此他同教育他的人发生了冲突。
他现在九岁，还是个孩子，但他知道自己的心灵，他爱护它，就像眼皮保护眼珠一样。没有爱的钥匙，他就不让任何人闯进他的心灵。教师抱怨他不肯学习，其实他的心灵洋溢着求知欲。他向卡比东诺奇，向奶妈，向娜金卡，向华西里·鲁基奇学习，却不向教师们学习。父亲和教师的希望落空了，就像推动水车的水早就漏掉了，漏到别的地方去了。
父亲罚谢辽查不准去找李迪雅的侄女娜金卡，这正是谢辽查求之不得的。华西里·鲁基奇情绪很好，教他怎样做风车。整个晚上谢辽查都在做玩具风车，同时梦想做一个人可以待在上面转的大风车：或者双手抓住风车的翅膀，或者把自己缚在上面转。整个晚上谢辽查都没有想到过母亲，但是，上床以后，他忽然想到了她，就用他自己的话祈祷，恳求他母亲明天他生日不再躲着他而回家来看他。
“华西里·鲁基奇，您知道我另外还祷告什么吗？”
“是不是希望功课好一点哪？”
“不是。”
“玩具吗？”
“不。您猜不着。美极了，这是个秘密！等到实现了，我再告诉您。您猜不着吧？”
“是的，我猜不着。你说出来吧！”华西里·鲁基奇微笑着说，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嗯，睡下，我要吹灭蜡烛了。”
“灭了蜡烛，我祷告的东西就看得更清楚。哟，我差点儿泄漏秘密了！”谢辽查快活地笑出声来，说。
等到蜡烛拿走以后，谢辽查听见和感觉到他的母亲来了。她俯身站在他旁边，用慈爱的目光抚慰着他。可是又出现了风车、小刀，一切都混淆起来，他就这样睡着了。
二十八
伏伦斯基同安娜回到彼得堡，住在一家上等旅馆里。伏伦斯基单独住在楼下，安娜带着婴孩、奶妈和侍女住在楼上有四间房的大套间里。
他们到达那天，伏伦斯基就去看望他哥哥。他在那里遇见因事从莫斯科来到的母亲。母亲和嫂嫂照常迎接他。她们问他国外旅行的情况，谈到他们共同的熟人，但只字不提他同安娜的关系。第二天一早，哥哥就来看望伏伦斯基，主动向他打听她的情况。伏伦斯基坦率地告诉他，他把他同安娜的关系看得像结过婚一样，他希望她能办理离婚手续，到那时就可以同她正式结婚，而目前他也把她看作正式妻子。他请哥哥把他的意思转告母亲和嫂嫂。
“社会上赞成不赞成，我倒无所谓，”伏伦斯基说，“但我的亲人如果要同我保持亲属关系，那他们就应该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
哥哥一向尊重弟弟的见解，但在社会没有判断这件事以前，他不知道弟弟做得对还是不对。至于本人，他完全不反对这件事，因此就同伏伦斯基一起去看安娜。
伏伦斯基当着哥哥的面也像当着一切人的面那样，对安娜用“您”称呼，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知己朋友，但心照不宣；哥哥知道他们的真实关系，他们也就谈到安娜要到伏伦斯基庄园去的事。
伏伦斯基富于社会经验，但由于他现在的特殊处境，头脑十分糊涂。照说他应该明白，社交界的门对他和安娜是关着的，但他头脑里却昏昏然，以为那都是过去的情况，现在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他不知不觉成了一切进步事物的拥护者），现在社会的舆论变了，他们能不能被社交界接纳，这问题还很难说。“当然，”他想，“宫廷社会不会接待她，但是亲戚朋友能够而且应该理解他们。”
一个人可以用同一个姿势盘腿坐上几小时，如果他知道并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坐着；但一个人如果知道他非用这样的姿势盘腿坐上几小时不可，他的腿就会麻木痉挛，而竭力想伸到他希望伸的地方去。伏伦斯基对社交界就有这样的感觉。他心里明明知道社交界的门对他们是关闭着的，但他还是在尝试，看社交界的情况现在是不是有了改变，会不会接纳他们。但他很快就发觉社交界的门对他个人是敞开的，但对安娜却是关闭的。好像孩子们玩猫捉老鼠游戏一样，大家的手臂举起来放他进去，但接着就放下来拦住安娜。
伏伦斯基在彼得堡最早遇见的女人之一是他的堂姐培特西。
“到底回来了！”她高兴地迎接他，“安娜呢？见到你我真高兴啊！你们住在哪里？我能想象，你们做了一次这样愉快的旅行以后，我们这个彼得堡一定会使你们觉得讨厌。我能想象你们怎样在罗马度蜜月。离婚怎么样了？手续都办好了吗？”
伏伦斯基发觉，培特西听到离婚手续还没有办，她的热情就冷下来。
“我知道人家会攻击我，”她说，“但我要去看看安娜，是的，我一定要去。你们在这里不会住很久吧？”
果然，她当天就去看安娜，但她的语气和以前完全不同。她显然为自己的勇敢而扬扬得意，并且希望安娜珍重她的友谊。她待了不到十分钟，谈着社会新闻，临走时说：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办理离婚手续。就算我对人家的风言风语不加理会，可是你们不结婚，那些古板君子还是要冷淡你们的。这种情况现在一点也不稀奇。真是司空见惯了。那么，你们礼拜五走吗？真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伏伦斯基从培特西的语气中已经听出，社交界将怎样对待他们，但在他的家庭里，他又做了一番努力。他对母亲不抱希望。他知道，母亲最初见到安娜时，对她大为赞赏，可是现在对她冷酷无情，因为她断送了儿子的前程。不过他对嫂嫂华丽雅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他认为她不会攻击他们，一定会毅然去看望安娜，并且在家里接待她。
他们到后第二天，伏伦斯基就去看嫂嫂。他看到只她一人在家，就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希望。
“你要明白，阿历克赛，”她听完他的话说，“我是多么喜欢你，多么愿意为你效劳，可是我不吭声，因为知道我对你和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帮不了什么忙，”她在“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这个称呼上特别加强语气，“你不要以为我对她有意见。绝不是的，也许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会这样做。我不想也不能细谈，”她怯生生地察看着他那阴郁的脸，说，“但事实却不能不正视。你要我去看她，在家里接待她，好在社交界里恢复她的名誉；可是你要明白，我不能这样做。我两个女儿都长大了，还有，为了丈夫我也不能不在社交界应酬应酬。好吧，我会去看望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她会了解我为什么不能请她到家里来，就是请她来了，也要使她避免遇见有不同看法的人，要不然只会使她生气。我不能提高她的……”
“我认为她不会比你们所接待的成百个女人堕落！”伏伦斯基绷着脸打断她的话，知道嫂嫂的意见不可能改变，就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
“阿历克赛！你不要生我的气。你要了解这不能怪我。”华丽雅带着胆怯的微笑望着他，说。
“我并不生你的气，”他还是绷着脸说，“可是我心里加倍难过。我还感到难过的是，这样会损害我们的情谊。就算不是损害，至少也会削弱我们的感情。你要明白，我这是无可奈何。”
他说完这话，就从她家里出来。
伏伦斯基明白，再作努力也是白费，他们在彼得堡只得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那样再挨上几天，避开原来出入的社交界，免得遇到使他难堪的烦恼和屈辱。他在彼得堡极不愉快的一件事，就是卡列宁和他的名字无处不存在。不论谈什么事都会谈到卡列宁，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会遇见他。至少伏伦斯基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一个手指受伤的人，动不动就会让这个痛手指撞在什么地方。
伏伦斯基感到他们待在彼得堡很痛苦，还因为他看到，安娜心里总有一种他难以理解的古怪情绪。她时而仿佛很爱他，时而变得很冷淡，脾气暴躁，莫测高深。她因为什么事很苦恼，有什么事瞒着他，仿佛并没察觉毒害他生活的屈辱。这种屈辱因她的敏感一定使她觉得更难受。
二十九
安娜回国的目的之一就是看望儿子。自从她离开意大利那天起，同儿子见面的念头一直使她激动。她离彼得堡越近，就觉得这次见面的快乐和意义越大。她没有考虑过怎样安排这次见面。她认为只要同儿子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事是很自然很容易办到的。但她一到彼得堡，就清楚地看到她现在的社会地位，她懂得要安排同儿子见面是很困难的。
她回到彼得堡已经两天了。同儿子见面的念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可是她还没有见到儿子。直接到家里去，可能遇见卡列宁，她觉得她没有权利这样做。可能不让她进去，还要侮辱她。写信去同丈夫交涉，这在她是痛苦的，因为她一想到丈夫，心里就不能平静。打听到儿子什么时候出来散步，在什么地方看看他，这在她是不够的，因为她为这次见面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她多么想抱抱他，吻吻他呀。谢辽查的老保姆本来可以帮助她，教她怎么办。可是老保姆已经不在卡列宁家了。就这样，一面犹豫不决，一面找寻老保姆，过了两天。
安娜打听到卡列宁同李迪雅伯爵夫人的亲密关系，第三天就决定写一封信给她。她煞费苦心写成这封信，故意说允许不允许她看儿子，全凭丈夫的宽宏大量。她知道，只要这封信送到丈夫手里，他一定又会装得十分慷慨而不会拒绝她的要求。
信差给她带回来最残酷的意料不到的答复，就是没有回信。她把信差唤来，听他详细叙述他怎样等了一阵，然后人家对他说：“没有回信。”她听了他的叙述，觉得自己受到空前未有的屈辱。安娜觉得自己受侮辱，被损害，但她认为李迪雅伯爵夫人就她的观点来说是正确的。她的痛苦因为只能独自忍受，就显得特别厉害。她不能也不愿让伏伦斯基分担这份痛苦。她知道，虽然他是造成她不幸的主要原因，她同儿子见面这件事在他看来却是最无足轻重的。她知道，他决不会理解她的痛苦有多深；她知道，一提到这件事，他那种冷淡的语气就会惹得她恨他。这一点恰恰是她觉得天下最可怕的事，因此凡是牵涉到儿子的事，她总是瞒着他。
她在家里坐了一整天，考虑着同儿子见面的办法，终于决定写信给丈夫。当李迪雅的信送来时，她已经写好信了。伯爵夫人的沉默原来使她感到自卑，可是现在这封信，她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一切，却使她大为恼怒。她拿人家的恶毒用心同自己热爱儿子的正当感情一对照，就愤恨起别人来，不再自怨自艾了。
“这种冷酷无情，虚情假意，”她自言自语，“他们就是要侮辱我，折磨孩子，我会顺从他们吗？决不！她比我更坏。我至少不撒谎。”她当即决定明天，在谢辽查的生日，直接到丈夫家去，买通佣人，或者耍个花招，但无论如何要看到儿子，拆穿他们对不幸的孩子编造的无耻谎言。
她坐车到玩具店买了许多玩具，考虑好行动计划。她将一早去，八点钟就去，那时卡列宁一定还没有起身。她手头要准备好零钱给门房和仆人，这样他们就会让她进去。她将不揭开面纱，推说她是谢辽查的教父派她来祝贺的，她要把玩具放在孩子的床边。她就是没有考虑好对儿子说些什么话。不管她怎样反复考虑，还是毫无主意。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下来，在她原来的家的大门口打了打铃。
“你去看看什么事。是一位太太，”门房卡比东诺奇还没有穿好衣服，就披上大衣，趿着套鞋，从窗口看见门外站着一位戴面纱的太太，说。
门房的助手，一个安娜不认识的小伙子，刚一开门，她就走了进来，从手筒里摸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塞到他手里。
“谢辽查……少爷。”她说着向前走去。门房助手看了看钞票，在玻璃门前又把她拦住。
“您找谁呀？”他问。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什么也没回答。
卡比东诺奇发现这位陌生太太神态慌张，就亲自走到她面前，让她进了门，问她有什么事。
“斯科罗杜莫夫公爵派我来看少爷。”她说。
“他还没有起来呢。”门房仔细打量着她说。
安娜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座她住过九年的房子，门厅里的陈设虽依然如旧，竟会这样使她激动。种种往事，有欢乐的，有痛苦的，在她头脑里翻腾着。刹那间她竟忘记到这里来做什么。
“请您等一等，好吗？”卡比东诺奇一面帮她脱外套，一面说。
卡比东诺奇帮她脱下外套，望了望她的脸，认出了她，就默默地向她鞠躬。
“夫人，请进！”他对她说。
她想说些什么，可是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来。她用愧悔的恳求眼神望了望老头儿，步态轻盈地快步走上楼去。卡比东诺奇弯下身子，套鞋绊着梯级，跟在她后面，拼命想赶上她。
“教师在那里，说不定还没有穿好衣服。我这就去通报。”
安娜继续沿着熟悉的楼梯走上去，没有听清老头儿在说些什么。
“您请这边走，往左走。对不起，地方没收拾干净。少爷现在住到原来的会客室去了。”门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对不起，夫人，您等一下，我去看看。”他说着追过了她，打开一扇高高的门，消失在门里。安娜站在门口等。“他刚醒来。”门房又从门里走出来说。
就在门房说这话的时候，安娜听见孩子打呵欠的声音。光从这呵欠声她就听出是儿子，她仿佛看到儿子就在面前。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走吧！”她说，穿过那扇高高的门。门的右边放着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男孩子。那孩子只穿一件敞开的衬衫，弯着小小的身子，伸着懒腰，还在打呵欠。他闭上嘴唇，嘴角上浮起一丝睡意未消的幸福微笑。他带着这微笑，又惬意地慢慢躺下来。
“谢辽查！”她低声叫着，同时悄悄走到他旁边。
在她同他分离的时期，在最近她对他的母爱沸腾的时候，她总是把他想象成她最喜爱的四岁时的模样。现在他跟她离开时不同了，和他四岁时的模样更加不一样，长得更高了，但是瘦了些。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脸多么消瘦，他的头发多么短！一双手又多么长！自从她离开以后，他的模样变得多厉害！但这分明是他，是他的头型、他的嘴唇、他的柔软的细脖子和宽阔的小肩膀。
“谢辽查！”她弯下身，在孩子耳边又唤了一声。
他又用臂肘支起身来，转动乱发蓬松的脑袋，仿佛在找寻什么，接着睁开眼睛。他默默地用困惑的眼光对木然不动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望了几秒钟，随即幸福地微微一笑，又合上睡意未消的眼睛，倒下来，但不是往后躺，而是倒在母亲身上，倒在她的怀抱里。
“谢辽查！我的好孩子！”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双臂搂住他那胖鼓鼓的身体。
“妈妈！”他一面喊，一面在她的怀抱里扭动，使身体各部分都能接触到她的手臂。
他睡意蒙眬地微笑着，一直闭着眼睛，胖嘟嘟的小手从床边举起来，抓住她的肩膀，偎依着她，使她沉醉在孩子特有的可爱的睡意未消的香味和温暖中，并且用他的脸蛋摩擦着她的脖子和肩膀。
“我早就知道了，”他一面睁开眼睛，一面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会来的。我这就起来。”
他这么说着，又睡着了。
安娜贪婪地打量着他；她看到在她离家的这些日子里，他长大了，模样也变了。她又像认得又像不认得他那双露在被子外面的如今长得那么大的光腿，他那消瘦的面颊，他那后脑勺上剪得短短的卷发——她以前常常吻他的后脑勺。她抚摩着他身上的每个部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把她哽住了。
“你哭什么呀，妈妈？”他完全醒过来了，说，“妈妈，你哭什么呀？”他用哭一样的声音叫道。
“我吗？我不哭了……我是高兴得哭了。我那么久没有看见你了。我不哭了，不哭了。”她一面咽着眼泪，一面背过脸去说，“哦，现在你该起来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收起哭脸，又说。接着没有放开他的手，在床边放着他衣服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不在，你是怎么穿衣服的？你怎么……”她想说得轻松些，可是办不到，只得又背过身去。
“我不洗冷水澡了，爸爸不答应。你没看见华西里·鲁基奇吗？他会来的。你坐在我的衣服上啦！”谢辽查哈哈大笑起来。
她对他望望，也笑了笑。
“妈妈，心肝，宝贝！”他又扑到她身上，搂抱着她，叫起来。仿佛直到现在，看见她的微笑，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不要。”他一面说一面取下她的帽子。他看见她不戴帽子的样子，就像重新看见她一般，又扑上去吻她。
“那么你是怎样想我的？你没想过我死了吧？”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
“你不相信吗，我的宝贝？”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他反复说着这句喜爱的话，同时抓住她那抚摩着他头发的手，把她的手心紧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吻着。
三十
华西里·鲁基奇起初不知道这位太太是谁，后来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她就是那个抛弃丈夫的谢辽查的母亲（他到他们家来时她已经不在了），他迟疑不决，不知道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还是去报告卡列宁。最后，他考虑到他的职责就是叫谢辽查在规定的时间起床，因此谁在里面，是母亲还是别人，不关他的事，他只要尽他的责任就是了。于是他穿上衣服，走到门口，打开房门。
但是，母子的亲热，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谈话，这一切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又把门关上。“再等十分钟吧！”他自言自语，一面咳嗽几声，一面擦眼泪。
这时候，家里的仆人也发生了剧烈的骚动。大家都知道太太来了，是卡比东诺奇放她进来的，她此刻在育儿室里，而老爷八点钟以后照例将到育儿室去。大家心里都明白夫妻两人不能见面，必须设法防止。侍仆柯尔尼去到门房，查问是谁放她进来，怎么放她进来的。他知道是卡比东诺奇让她进来，把她带上楼去，就训斥老头儿。门房执拗地不吭声，但当柯尔尼对他说因此要把他开除时，卡比东诺奇霍地跳到柯尔尼面前，对着他的脸挥动双臂，大声说：
“哼，换了你当然不会让她进来！我在这里干了十年，只受到恩惠，没有别的。你现在倒跑上去说：‘走，滚开！’你这人真刁！就是这样！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怎样揩老爷的油，还偷他的皮外套！”
“你这王八蛋！”柯尔尼轻蔑地说，转身对着进来的保姆，“嘿，您倒来评一评，玛丽雅·叶斐莫夫娜，他对谁也不说一声，就让她进来了。”柯尔尼对她说：“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马上就要出来了，就要到育儿室去了。”
“糟了，糟了！”保姆说，“柯尔尼·华西里耶维奇，你最好想办法把他，就是把老爷拦一拦。我去想办法叫她走。糟了糟了！”
保姆走进育儿室的时候，谢辽查正在讲给母亲听，他同娜金卡怎样一起从山上滑雪下来摔了跤，一连翻了三个筋斗。安娜听着他的声音，看着他的脸和脸上的神情，抚摩着他的手，但没有听进他的话。得走了，得离开他了——这就是她所想和所感觉到的唯一事情。她听见走到门口咳嗽几声的华西里·鲁基奇的脚步声，听见走近来的保姆的脚步声；但是她却像石头人一样坐着，一动不动，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站起来。
“太太，我的好太太！”保姆走到安娜跟前，吻着她的手和肩膀说，“嘿，上帝赐给我们的小宝贝生日快乐。太太，您可一点儿也没变哪！”
“啊，我的好保姆，我不知道你在家里。”安娜暂时醒悟过来说。
“我不住在这里，我住在女儿那里，少爷今天生日，我是特地来祝贺的，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我的好太太！”
保姆突然哭出声，又吻起她的手来。
谢辽查眼睛闪闪发亮，脸上洋溢着笑意，一手拉住母亲，一手拉住保姆，一双光着的胖鼓鼓的小脚拼命跺着地毯。他心爱的保姆对他母亲的亲热情意使他特别高兴。
“妈妈！她常常来看我，来的时候总是……”他刚开始说话就停住了，因为发现保姆对母亲咬了个耳朵，母亲脸上就现出恐惧和羞愧的神色。这种表情跟母亲是多么不相称哪！
她走到他面前。
“我的宝贝！”她说。
她没有办法说“再见”，但她脸上的表情说明了她要说的话，而他也明白了，“我的宝贝，我的小查查！”她唤着她从前叫惯的小名，“你不会忘记我吧？你……”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以后她会想出多少话来对他说呀！可是此刻她却什么话也想不出来，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但谢辽查懂得她要对他说的一切。他懂得她是不幸的，但她是爱他的。他甚至懂得保姆对她低声说了些什么话。他听见她说：“他总是八点钟以后来。”他懂得这是在说父亲，母亲同父亲不能见面。这些他是懂的，只是一件事他弄不懂：为什么她脸上现出恐惧和羞愧的神色？……她没有什么过错，可是她怕他，还为什么事害臊。他很想问一问，来解除心里的疙瘩，可是他不敢问，因为他看到她很痛苦，他为她难过。他默默地紧偎着她，悄悄地说：
“你不要走。他不会马上就来。”
母亲把他推开一点，想看看他说这话是不是思考过的。她在他惊惶的神色中看出，他不仅在说他父亲，而且仿佛在问她，他该怎样看待父亲。
“谢辽查，我的孩子，”她说，“你要爱他，他比我好，比我善良，是我对不起他。等你长大了，你会明白的。”
“天下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谢辽查含着眼泪不顾死活地叫起来，同时抓住她的肩膀，一个劲儿地用他那双紧张得发抖的手臂把她紧紧抱住。
“我的孩子，我的心肝！”安娜唤着，也像他一样天真无邪地轻轻哭起来。
这时候，门开了，华西里·鲁基奇走进来。从另一扇门里传来脚步声，保姆惊慌失措地低声说：
“来了。”说着把帽子递给安娜。
谢辽查倒在床上，双手捂住脸哭起来。安娜拉开他的手，再次吻了吻他那湿漉漉的脸，快步走出门去。卡列宁迎着她走来。他一看见她，立刻站住，低下了头。
尽管她刚才说过他比她好、比她善良，但当她迅速对他扫了一眼，把他的整个身子和细小地方都看个清楚时，她心里顿时充满了对他的憎恨和因他独占儿子而产生的嫉妒。她连忙放下面纱，加快脚步，几乎像跑步一般从房里直奔出去。
她昨天怀着那么深挚的爱和悲伤在铺子里挑选的玩具，竟没有来得及拿出来，就这样又原封不动地带了回去。
三十一
安娜虽然那么渴望见到儿子，那么早就在思想上做好会面的准备，她可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见面会使她如此激动。她回到旅馆的单身房间，好半天弄不懂她怎么会来到这里。“是的，一切都完了，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她自言自语，帽子也不脱，就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上坐下。她眼睛紧盯着窗户之间桌上摆着的青铜时钟，沉思起来。
那个从国外带回来的法国侍女走进来请她换衣服。她惊奇地对她瞧瞧说：
“等一下。”
男仆问她要不要喝咖啡。
“等一下。”她说。
意大利奶妈把小女孩打扮好了，抱进来交给安娜。养得胖鼓鼓的小女孩，一看见母亲，伸出手腕胖得像有一根线扎着似的小手，手心向下，咧开没有牙齿的小嘴微笑着，两只小手像鱼鳍划水一样挥动，在浆硬的绣花小裙子上乱摸，发出飒飒的响声。看到她这副模样，谁也忍不住不微笑，不吻吻她；谁也忍不住不伸给她一个手指，好让她抓住，让她尖声叫喊，扭动整个小身子；谁也忍不住不把嘴唇凑过去，让她噘起小嘴，做出接吻的样子。这一切安娜都做了，她抱她，逗她跳跳，吻吻她那鲜嫩的面颊和露出的小肘。但看见这婴孩，她却更加清楚地觉得，她对她的感情如果同她对谢辽查的感情相比较，那简直说不上是爱了。这小女孩身上的一切都很可爱，但不知怎的，这一切都揪不住她的心。她把全部母爱都倾注在同她不爱的男人所生的头生孩子身上，还觉得不满足；这个小女孩是在最痛苦的境遇下生的，可是她倾注在她身上的感情还不如头生孩子的百分之一。此外，小女孩还没有长大，前途尚难以预料，可是谢辽查已经俨然像个成人了，而且是个可爱的人；各种思想感情已开始在他身上斗争；他了解她，爱她，评判她——当她回想到他的话和眼神时，她这样想。可是她却永远同他分离了，不仅肉体上而且精神上永远分离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她把小女孩交给奶妈，让她们出去，自己打开嵌有谢辽查照片的颈饰。当时谢辽查的年纪同这个小女孩差不多。她站起来，脱下帽子，从桌上拿起一本贴有谢辽查不同年龄照片的照相簿。她要拿这些照片进行比较，就把它们从照相簿上抽下来。她把所有的照片都拿了下来。只剩下一张，是最近的也是最好的一张。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骑在一把椅子上，皱着眉头，嘴上浮着微笑。这是他最有特色最可爱的表情。她用她那双小巧玲珑的手，用她那今天特别紧张的又白又细的手指，几次剔这张照片的角，可是怎么也剔不开来。桌上没有小刀，她撕下旁边一张照片（这是伏伦斯基在罗马拍的照片，他头戴圆礼帽，蓄着长头发），她就用这张照片把儿子的照片剔下来。“哦，是他！”她瞧了瞧伏伦斯基的照片说，接着突然想起谁是造成她今天不幸的罪魁祸首。整个早晨她都没有想到过他。但是，这会儿她一看到这样熟悉这样亲切的仪表堂堂的脸，心头不禁突然涌起一阵爱情的波涛。
“他现在在哪里？他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受苦呢？”她忽然带着一种责备的心情想，却忘记正是她自己对他隐瞒了有关儿子的一切。她派人请他立刻回来，苦苦思索着她要说些什么，好把一切都告诉他，幻想着他将怎样亲热地安慰她。她就这样等待着他。仆人回来说，他现在有客人，过一会儿就来，还问她愿不愿意让刚到彼得堡的雅希文公爵一起来。“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昨天午饭以后他就没有看到过我了，”她想，“他一个人来，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可是他要同雅希文一起来。”她心里忽然起了一个古怪的念头：要是他不再爱自己了怎么办？
她回顾这几天里发生的种种事情，觉得全都可以证实这个可怕的想法：他昨天没有在家里吃午饭，他坚持他们在彼得堡要分开住，甚至现在都不准备独自到她这里来，有意避免同她单独见面。
“但他应该把这事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真相。只要我知道真相，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她自言自语，简直无法想象要是他真的对她冷淡了，她将落得个什么下场。她想到他不爱自己了，觉得自己近乎绝望，因此特别焦急不安。她打铃唤侍女，然后走到盥洗室。她梳妆的时候比平时更加着意打扮，仿佛只要她穿上最合适的衣服，梳了最适宜的发式，他就会重新爱她。
铃响了，她却还没有梳妆完毕。
她走到会客室里，迎接她的不是他而是雅希文的目光。伏伦斯基正在观看她遗忘在桌上的她儿子的照片，并没有急于抬起头来看她。
“我们认识的，”她把她的小手放在窘态毕露的雅希文的巨掌里说。雅希文这副窘迫的神色同他魁伟的体格和粗鲁的面孔很不相称。“去年在赛马场上就认识了。给我。”她说着敏捷地从伏伦斯基手里抢过他正在观看的儿子的照片，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瞧着他，“今年赛马赛得好吗？我只在罗马的科尔索看过赛马。不过，您是不喜欢国外生活的，”她笑眯眯地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一切爱好，虽然我们很少见面。”
“这真使我惭愧，因为我的爱好多半都是不好的。”雅希文咬着左边的小胡子说。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雅希文发现伏伦斯基看了看表，就问她是不是还要在彼得堡住些日子，接着挺直他那魁梧的身子，拿起便帽。
“看来不会很久。”她瞟了一眼伏伦斯基，迟疑不决地说。
“那我们不能再见面了？”雅希文站起身来说，又转身问伏伦斯基，“你在哪里吃午饭？”
“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安娜断然地说，仿佛对自己的窘态感到生气，但照例因为在生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处境而涨红了脸，“这儿的饭菜虽然不好，但至少你们可以再见见面。在团里的老朋友当中，阿历克赛最喜欢您了。”
“那太荣幸了！”雅希文笑着说，伏伦斯基从他的微笑中看出，他很喜欢安娜。
雅希文鞠了个躬，走出去，伏伦斯基跟在他后面。
“你也走吗？”她对他说。
“我已经迟了，”他回答，“你去吧！我这就赶上来。”他对雅希文叫道。
她拉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竭力思索说些什么才能把他留住。
“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说，”她拉起他那粗短的手，把它紧贴在自己的脖子上，“哦，我叫他来吃饭没关系吧？”
“太好了！”他平静地微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吻吻她的手。
“阿历克赛，你对我没有变心吧？”她双手紧握住他的一只手说，“阿历克赛，我在这里真难受。我们什么时候走哇？”
“快了，快了。你真不会相信，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使我多么痛苦！”他说着抽回了手。
“嗯，走吧，走吧！”她委屈地说，从他身边急急地走开了。
三十二
伏伦斯基回来的时候，安娜不在家里。人家告诉他，他走后不久来了一位太太，安娜就同她一起出去了。她出去时没有说明到哪里，至今没有回来。她早晨还到什么地方去过，对他也只字不提——这一切，再加上今天早晨她那种兴奋得出奇的神色，以及她当着雅希文的面从他手里抢过儿子照片时那副敌对的态度，使他沉思起来。他决定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就在她的会客室里等她。但是安娜不是一个人回来，而是带着她那位没有出嫁的老姑母奥勃朗斯基公爵小姐一起来。她就是早晨来看安娜，同她一起出去买东西的那位太太。安娜似乎没有察觉伏伦斯基脸上那种焦虑和疑问的神色，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今天早晨买了些什么东西。他看出她内心有一种特殊的变化：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刹那间停留在他身上，显得紧张不安；她的言语和动作带有一种神经质的灵敏和妩媚，这在他们亲近的初期曾经使他神魂颠倒，现在却使他惶惑恐惧。
四人用的饭菜已经摆好。人都到齐了，大家正要走进小餐室，土施凯维奇带着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口信来找安娜了。培特西公爵夫人说她不能来送行，请安娜原谅；她身体不好，但请安娜在六点半到九点之间到她家里去一次。伏伦斯基听到这个规定的时间——显然有意不让她遇见任何人——对安娜瞟了一眼，但安娜似乎没有察觉。
“真抱歉，六点半到九点我正好有事不能去。”她略带笑意地说。
“公爵夫人会觉得很遗憾的。”
“我也是这样。”
“您大概要去听巴蒂的歌剧吧？”土施凯维奇说。
“巴蒂吗？您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要是定得到包厢，我一定去。”
“我可以定到。”土施凯维奇自告奋勇说。
“那真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安娜说，“您要不要同我们一起吃饭啊？”
伏伦斯基微微耸了耸肩。他实在弄不懂安娜的用意。她为什么把这位老公爵小姐带来，为什么留土施凯维奇吃饭，还有最叫人弄不懂的是，她为什么要他去定包厢？就她现在的处境，居然想到要去看巴蒂的歌剧，在那里肯定会遇到社交界的所有熟人，这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他一本正经地对她瞧瞧，但她还是用又像快乐又像绝望的莫测高深的挑战目光来回答他。吃饭的时候，安娜兴奋得好像在挑衅，又仿佛在向土施凯维奇和雅希文卖弄风情。吃完饭，大家站起来，土施凯维奇去定包厢，雅希文出去吸烟，伏伦斯基就同他一起到自己的房里去。他在楼下坐了一会儿，又跑上楼来。安娜已穿上她在巴黎定制的袒胸天鹅绒镶边浅色丝绸连衫裙，头上扎了一条富丽的镂空白带子，框住她的脸蛋，格外清楚地显出她那光艳照人的美。
“您真的要去看戏吗？”他竭力不去看她，说。
“您到底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呀？”她发现他没有看她，又觉得委屈，说，“到底为什么我不能去呀？”
她仿佛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当然没有什么理由！”他皱着眉头说。
“嗯，我也这么说呀！”她故意装作不懂他语气里的讽刺味儿，若无其事地拉上洒过香水的长手套，说。
“安娜，看在上帝份上，您倒说说，您这是怎么啦？”他说，像她丈夫以前对她说话那样提醒她。
“我不明白您问的是什么。”
“您要知道您可不能去呀！”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人去。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同我一起去，她现在换衣服去了。”
他带着困惑和绝望的神情耸耸肩膀。
“难道您还不知道……”他刚开始说。
“我可不想知道！”她差不多叫喊起来，“我不想。我对我所做的事后悔吗？不，不，不！即使一切都得从头来过，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我们，对你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就用不着考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分开住，彼此不见面？为什么我不能去？我爱你，别的我都无所谓，”她带着一种他无法捉摸的特殊眼神望了他一眼，用俄语说，“如果你没有变心。到底为什么你不瞧着我？”
他对她望了望。他看见她相貌和总是裁剪得很合身的服装的美。可是这会儿正是她的美丽和雅致使他恼火。
“我的感情不可能变，这您是知道的，但我请您不要去，我求求您！”他带着一种温柔的恳求语气又用法语说，但他的目光有点冷淡。
她没有听清他的话，但看见他冷淡的眼色，就怒气冲冲地回答说：
“我倒要请您解释解释，为什么我不应该去。”
“因为这会使您……”他犹豫了。
“我真弄不懂。雅希文不会损害我什么，华尔华拉也不比别人坏。啊，她来了。”
三十三
伏伦斯基因为安娜有意对她的处境装得满不在乎，第一次对她感到恼怒，甚至怨恨。由于他无法向她发作，这种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了。要是他能坦率地向她说出他的想法，他准会说：“你这样打扮，再同这位人人都认识的公爵小姐一起去看戏，这样就不仅承认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而且等于向整个社交界挑战，也就是说要从此同它决裂。”
他不能对她说这话。“可是她怎么会不懂这个道理？她心里有些什么变化？”他自言自语。他觉得他对她的尊敬减少了，但却感到她更美了。
他皱着眉头回到房里，坐在两条长腿搁在椅上的雅希文旁边。雅希文正在喝白兰地和矿泉水，伏伦斯基吩咐仆人也给他送一份来。
“说到兰科夫斯基的‘大力士’，这可是匹好马，我劝你买下来，”雅希文瞅了瞅朋友阴郁的脸，说，“它的臀部有点松弛，可是腿和脑袋好得不能再好。”
“我是想把它买下来。”伏伦斯基回答。
他对谈马是感兴趣的，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安娜，情不自禁地留神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看看壁炉上的钟。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吩咐向您报告，她到戏院去了。”
雅希文又把一杯白兰地倒进泡沫翻腾的矿泉水里，喝干了，这才站起身来，扣上纽扣。
“怎么样？我们去吧。”他说，小胡子底下露出一丝笑意，表示他明白伏伦斯基心情愁闷的原因，但并不把它当一回事。
“我不去。”伏伦斯基闷闷不乐地回答。
“我可要去，我同人家约好了。那么再见。要不然你就到正厅来，你可以坐克拉辛斯基的座位。”雅希文走到门口又说。
“不，我有事。”
“有了妻子麻烦，有了情妇更糟。”雅希文走出旅馆时想。
剩下伏伦斯基一个人，他站起身，在房里踱起步来。
“今天演什么？今天是第四场演出……叶戈尔夫妇一定在那边，还有我的母亲。这就是说，彼得堡的名流都会集中在那边。这会儿她走进去，脱下皮大衣，走到灯光底下。土施凯维奇、雅希文、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他想象着，“我这是怎么啦？是不是害怕了，还是把保护她的权利让给土施凯维奇了？不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愚蠢，愚蠢……为什么她要把我弄到这个地步？”他摆了摆手，自言自语。
他的手碰到放着矿泉水和白兰地瓶的小桌子，差点儿把它碰翻。他想扶住它，但没有扶住，就怒气冲冲地把它踢了一脚，接着打了打铃。
“要是你想在我这里做事，”他对走进来的侍从说，“那就记住你的本分。这样可不行。你应该把它收拾掉！”
侍从觉得这事不能怪他，想辩白几句，但他瞟了主人一眼，从他的脸色上看出还是不要吭声的好，就连忙弯下身子，趴在地毯上，动手收拾打碎的和没打碎的酒杯和瓶子。“这可不是你的事，去叫茶房来收拾，你把我的燕尾服拿来。”
伏伦斯基八点钟走进剧场。戏正演到高潮。包厢侍者，一个小老头儿，帮伏伦斯基脱下皮大衣，认出是他，就叫他“大人”，并且说他不必领号牌，要衣服叫他菲多尔就行。在灯火辉煌的走廊里，除了这包厢侍者和两个手拿大衣在门口听戏的仆人，一个人也没有。从虚掩的门里传出乐队小心翼翼地伴奏的弦乐断奏和一个吐词清晰的女歌手的歌声。门开了，包厢侍者溜了进去，那句将近结尾的歌词清楚地传到伏伦斯基的耳鼓里。但是门立刻又关上了，伏伦斯基没有听见歌词的结尾和音乐的尾声。从门里传出雷鸣般的掌声，表明乐曲已经结束。当他走进蜡烛和煤气灯照得光辉夺目的大厅时，喧闹声还没有静止。舞台上女歌手的光肩膀和钻石首饰闪闪发亮。女歌手弯着腰，微笑着，在拉住她手的男高音歌手的帮助下捡起杂乱地越过脚灯掷过来的花束，接着走到一位油光光的头发打当中分开的男人前面，那人正伸出长长的手臂从台下递给她一件东西。这当儿，正厅和包厢的观众全都骚动起来，身子前冲着，鼓掌，喝彩。乐队长坐在他的高椅上帮助递送花束，又整整他的白领带。伏伦斯基走到正厅中央，停住脚步，向周围张望。今天晚上，他比平时更不注意司空见惯的环境、舞台、喧哗，以及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的熟悉而乏味的五光十色的观众。
包厢里照例是那些有军官奉陪的阔太太；照例是那些身份不明的穿着奇装异服的女人，以及一些穿军服的或穿燕尾服的男子；照例是顶楼上那些肮脏的观众；在包厢和前排大约有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伏伦斯基立刻注意到了这块沙漠中的绿洲，同他们招呼起来。
他进去的时候。一幕戏刚完毕，因此他没有到哥哥的包厢里去，却走到正厅的第一排，同谢普霍夫斯科依一起站在脚灯边。谢普霍夫斯科依弯着一条腿，用靴跟敲敲脚灯，老远一看见他，就向他笑笑，叫他过去。
伏伦斯基还没有看见安娜，他故意不朝她那边望。但他从人们视线的方向看出她在什么地方。他若无其事地朝四周张望，但并不找寻她；他用眼睛找寻卡列宁，准备遇到最糟糕的局面。算他运气，卡列宁今天没有来看戏。
“啊，你身上剩下的军人味道太少了！”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他说，“一位外交官，一位演员，你就是这样。”
“是啊，我一回家就穿上燕尾服。”伏伦斯基微笑着回答，慢悠悠地拿出望远镜。
“在这方面，说实在的，我真羡慕你。我从国外回来穿上这衣服的时候，”谢普霍夫斯科依摸了摸他的肩章，“真舍不得我的自由。”
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伏伦斯基的前程早已不存什么希望，但他照旧喜欢他，待他特别亲切。
“你没有赶上看第一幕，真可惜。”
伏伦斯基心不在焉地听着，把望远镜从楼下厢座移到二楼，然后又望着一个个包厢。在一位扎着高髻缠发带的太太和一个怒气冲冲地转动望远镜、眨着眼睛的秃顶老头儿旁边，伏伦斯基突然看到安娜傲慢而美艳惊人、围着花边的笑盈盈的脸。她坐在五号包厢，离开他只有二十步路。她坐在前面，稍稍回过头来对雅希文说着什么。她那美丽宽阔的肩膀托着她的头，她的眼睛和整个脸上闪耀着抑制的兴奋光辉，使他想起当初在莫斯科舞会上看见她的模样。但现在他欣赏她的美，同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他对她的感情没有丝毫神秘的成分，因此虽然她的美比以前更使他倾倒，却使他感到不愉快。她没有朝他的方向望，但伏伦斯基发觉她已经看到他了。
当伏伦斯基又拿望远镜对着那个方向的时候，他看到华尔华拉公爵小姐的脸显得特别红，她不自然地微笑着，也不断往隔壁包厢张望；安娜折拢扇子，拿它敲着包厢的红丝绒栏杆，眼睛凝视着什么地方，却没有看见，显然也不愿看见隔壁包厢里所发生的事。雅希文脸上现出一副赌输钱时的倒霉相。他皱起眉头，把左边小胡子塞进嘴里，越塞越深，同时也斜眼瞅着隔壁包厢。
左边那个包厢里是卡尔塔索夫夫妇。伏伦斯基认识他们，并且知道安娜同他们也认识。卡尔塔索夫夫人是个瘦小的女人，站在他们的包厢里，背对安娜，正在穿丈夫递给她的披肩。她脸色苍白，怒气冲冲，情绪激动地说着什么。卡尔塔索夫是个秃顶的胖子，一面不断地回过头来看安娜，一面竭力安慰妻子。等妻子走了，丈夫迟疑了好一阵，用眼睛找寻安娜的目光，显然想向她鞠躬。但安娜分明有意不理他，回过头去对俯着身子、头发剪得短短的雅希文说话。卡尔塔索夫没有鞠躬就走了，留下一个空包厢。
伏伦斯基不明白卡尔塔索夫夫妇和安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看出，一定有什么事使安娜感到屈辱。从他看见的情景上，尤其是从安娜的神色上，他都看出了这一点。他知道安娜在竭力维护她所扮演的角色的体面。这种外表镇定的角色她演得很成功。凡是不认识她，不知道她那个圈子，没有听到女人们说她胆敢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并且扎着花边头带卖俏的人，都会对她的落落大方和美艳魅人惊叹不已，根本没有想到她此刻的感受就像一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示众的人。
伏伦斯基知道出了事，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他心里十分焦虑，希望打听一下，就向哥哥的包厢走去。他故意挑选安娜包厢对面的通道走去，正好看见老团长在跟两个熟人说话。伏伦斯基听见他们提到卡列宁夫妇的名字，并且发觉团长急忙意味深长地对那两个说话的人丢了个眼色，大声叫着伏伦斯基的名字。
“嘿，伏伦斯基！你什么时候回到团里来？我们总不能不请你吃一顿饭就让你走哇！你是我们最老的伙伴！”团长说。
“我没有空，真抱歉，下一次吧。”伏伦斯基说着，就上楼跑到哥哥的包厢里。
伏伦斯基的母亲，卷发灰白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哥哥的包厢里。华丽雅同索罗金娜公爵夫人在二楼走廊里遇见他。
华丽雅把索罗金娜公爵小姐送到母亲那里，伸出一只手给小叔子，立刻同他谈起他所关心的事来。他难得看见她这样激动。
“我觉得这很卑鄙很恶劣，卡尔塔索夫夫人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卡列宁夫人……”她开始说。
“什么事？我还不知道。”
“怎么，你没听说吗？”
“你要明白，这种事我总是最后才听到的。”
“天下还有比卡尔塔索夫夫人更恶毒的人吗？”
“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丈夫告诉我说……她侮辱了卡列宁夫人。她丈夫隔着包厢同卡列宁夫人说话，卡尔塔索夫夫人就闹了起来。据说她说了一句侮辱的话就走了。”
“伯爵，您妈妈叫您去呢。”索罗金娜公爵小姐从包厢里探出头来说。
“我一直在等你，”母亲嘲弄地笑着对他说，“可就是看不到你。”
儿子看出她高兴得忍不住笑。
“您好，妈妈。我来看您了。”他冷冷地说。
“你怎么不去巴结卡列宁夫人哪？”等到索罗金娜公爵小姐走到一边，她用法语说，“她引得全场都轰动了。为了她，大家把巴蒂都给忘了。”
“妈妈，我请求过您，不要对我提这件事。”他皱着眉头回答。
“我说的事大家都在说。”
伏伦斯基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对索罗金娜公爵小姐说了几句就走了。他在门口遇见哥哥。
“啊，阿历克赛！”哥哥说，“多么讨厌哪！一个十足的傻婆娘……我现在就到她那里去。我们一起去吧。”
伏伦斯基没有理他。他匆匆走下楼去。他觉得他应该做些什么，但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他恨她把她自己和他弄得这样尴尬，同时又可怜她的痛苦遭遇。这种心情使他不安。他走到正厅，一直向安娜的包厢走去。斯特列莫夫站在包厢旁边，同她谈着话：
“没有再好的男高音了。真是天下无敌！”
伏伦斯基向她鞠了个躬，站住向斯特列莫夫打招呼。
“您大概来迟了，错过了最精采的咏叹调。”安娜对伏伦斯基嘲弄地——他有这样的感觉——瞟了一眼，说。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他严厉地瞧着她说。
“就像雅希文公爵一样，”她笑嘻嘻地说，“他认为巴蒂唱得太响了。”
“谢谢您！”她伸出戴着长手套的小手，从伏伦斯基手里接过节目单，就在这一刹那，她那美丽的脸突然抽搐了一下。她站起来，走到包厢后面去了。
伏伦斯基发现下一幕开始时她的包厢空了。在观众刚安静下来倾听独唱的当儿，他站起来，在一片轻微的嘘声中走出剧场，坐车回家。
安娜已经回到家里。伏伦斯基走进她的房间，她仍穿着看戏时穿的那身衣服，一个人待着。她坐在靠墙的一把安乐椅上，眼睛瞪着前方。她对他望了望，立刻恢复原来的姿势。
“安娜。”他说。
“你，你，全得怪你！”她含着绝望和怨恨的泪水叫着站起来。
“我要求过你，要求你不要去，我早知道你去了会不愉快的……”
“不愉快！”她叫起来，“太可怕了！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天不会忘记这件事。她竟说坐在我旁边是一种耻辱。”
“一个傻婆娘的话，”他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要去惹事呢……”
“我恨你的冷静。你不应该使我落到这个地步。要是你爱我的话……”
“安娜！这事同我爱你有什么相干……”
“啊，要是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要是你像我一样痛苦……”她带着恐惧的神色凝视着他说。
他可怜她，但还有点恼恨。他向她保证永远爱她，因为看到现在只有这一点才能安慰她，他嘴里没有再责备她什么，但心里还在怪她。
他向她保证永远爱她，自己也觉得太庸俗，简直不好意思出口，她却如饥似渴地听了进去，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他们完全和好了，就一起动身到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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