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一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原来认为，在大斋期之前不可能举行婚礼，因为现在离大斋期只有五个礼拜，要在这期间置办嫁妆，连一半都来不及，但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公爵的一位老姑母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一旦服丧，婚期就会更往后推移。因此，公爵夫人终于同意在大斋期之前举行婚礼，把嫁妆分成大小两份，先办齐一份小的，大的一份以后补送。列文一直没有答复是不是同意这样做，这使她大为生气。新夫妇等婚礼完毕马上就要到乡下去，那里根本不需要大的嫁妆。这样，公爵夫人的打算就显得更加妥当了。
列文依旧处在神魂颠倒之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就是整个生存的主要目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目的。现在他不用做什么考虑，也不必操什么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对未来的生活，他没有任何计划和打算。他听任别人做主，相信一切都会得到妥善安排。哥哥柯兹尼雪夫、奥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都会指点他应该做些什么。他只要完全同意人家的一切建议就行了。哥哥替他筹款，公爵夫人要他结过婚就离开莫斯科，奥勃朗斯基劝他出国。他什么都同意。“只要你们高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很幸福，不论你们怎么办，我的幸福都不会受影响。”他想。
他把奥勃朗斯基劝他们出国的主意告诉吉娣，她不同意，她对他们的未来生活有她自己的一套打算，这使他大为吃惊。吉娣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心爱的事业。他知道她不仅不理解这事业，而且不想去理解。但这并不影响她认为这事业是很重要的。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安在乡下，她不愿到他们将来不准备长期生活的外国去，而要到他们安家的地方去。她这种明确的意图使列文感到惊奇，但他觉得到哪儿去都一样，就立刻要求奥勃朗斯基到乡下去一次——仿佛这是他不容推诿的责任——凭他卓越的审美观把那里的一切都布置好。
“我倒要问你，”奥勃朗斯基为新婚夫妇的来临把乡间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回来后有一天对列文说，“你有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了？”
“没有这个证书就不能结婚。”
“啊呀呀呀！”列文叫道，“我恐怕有八九年没有领圣餐了。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太好啦！”奥勃朗斯基笑着说，“可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这样不行。你得去领圣餐。”
“什么时候？只剩下四天了。”
这件事也由奥勃朗斯基替他做了安排。列文开始领圣餐。像列文这样不信教但尊重别人信仰的人，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是很痛苦的。现在，当他对一切都充满感情，心肠很软的时候，要他矫揉造作不仅很痛苦，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他却不得不撒谎或者亵渎神明。这两件事他都办不到。他几次三番问奥勃朗斯基不领圣餐能不能得到证书，奥勃朗斯基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两天工夫，这在你算得了什么？何况司祭是一位十分可爱的懂事的老头儿。他会不知不觉把你这颗病牙拔掉的。”
列文站着做第一遍礼拜时，竭力想恢复他十六七岁时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他立刻相信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试图把它看成是毫无意义的风俗习惯，像礼节性访问一样，但觉得连这样也绝对办不到。列文对宗教的态度也像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摇摆不定。他不信教，但也不能肯定这一切都是荒谬的。因此，他既不能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像例行公事那样淡然处之。在这领圣餐的全部时间里，他因为做着他自己也不理解的事，做着如他内心所提示的虚伪不好的事而感到羞耻和不安。
在做礼拜的时候，他一会儿听着祈祷，竭力用不违反他观点的意义来理解它，一会儿觉得他不能理解，甚至不得不加以谴责，就竭力不去听它，而沉湎于自己的思想、观察和回忆中。他无聊地站在教堂里，头脑中浮想联翩。
他做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起得比平时早，也不喝茶，早晨八点钟就上教堂做早祷和忏悔。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兵士、两个老婆子和几个教堂执事外，什么人也没有。
年轻的助祭穿一件显露出骨头突出的长脊背的薄薄法衣，走过来迎接他，然后走到靠墙的小桌旁，开始念祈祷文。当助祭念祈祷文的时候，特别是迅速地重复着“上帝怜悯”——听上去好像在说“饶恕，饶恕”——的时候，列文觉得他的思想仿佛被禁锢起来，贴上封条，不能活动，要不然就会引起混乱，因此他站在助祭后面，没有去听他，也不理会他，只管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她手上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他记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那张桌子旁的情景，心里想。在这种时候，他们照例想不出什么话说。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不断地张开又捏拢。她看着这动作，自己也笑了。他想起他怎样吻了吻这只手，然后仔细地看着这粉红色手掌上错综的脉纹。“又是饶恕，”列文想，同时画着十字，鞠着躬，望着正在行礼的助祭背部肌肉的活动，“她接着拿起我的手察看上面的脉纹。‘你的手真可爱！’她说。”他想到这里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助祭短小的手。“是的，这会儿快完了，”他想，“不，看来又从头念起了，”他听着祈祷文想，“不，要结束了。瞧，他已经一躬到地。结束前总是这样的。”
助祭从绒布袖口里伸出一只手，悄悄地接过一张三卢布钞票，说他要把列文的名字记下来。接着就精神抖擞地用他的新靴子咯咯地踩响空旷的教堂的石板，走上祭坛。过了一会儿，他从那里往外张望，招招手叫列文过去。到这时为止一直被压抑着的思想又在列文头脑里活动起来，他连忙把它驱散。“总会了结的。”他想着，向读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向右转弯，看见了司祭。司祭是个小老头儿，留着稀疏的灰白大胡子，生有一双疲劳的和善眼睛，站在读经台旁，翻着圣礼书。他向列文微微点点头，立刻用惯常的腔调念起祈祷文来。他念完祈祷文，一躬到地，脸转向列文。
“基督降临，不显形迹，正在听取您的忏悔，”司祭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他继续说，眼睛不看列文的脸，双手在圣带下面合拢来。
“我怀疑过一切，现在还是怀疑一切。”列文用他自己听来都觉得讨厌的声音说，说完就住口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说的，接着闭上眼睛，用弗拉基米尔口音急急地说：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我们应该祈求仁慈的上帝增强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孽？”他一停不停地说，仿佛不肯浪费一点时间。
“我的主要罪孽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大部分时间都在怀疑中。”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司祭重复说，“那么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情不自禁地说，接着又为这样的亵渎而感到惶恐。但列文的话对司祭似乎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怎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呢？”他露出一丝笑意，说。
列文不作声。
“您明明看见大地上创造出来的万物，怎么还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司祭用习惯成自然的腔调又急急地说，“是谁用星星来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样美丽的？没有造物主怎么行呢？”他用询问的目光对列文瞧了一眼，说。
列文觉得同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得体的，因此只就他的问话做了回答。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吗？那您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万物呢？”司祭带着快乐的困惑神气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涨红了脸说，觉得他的话很愚蠢，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实在愚蠢。
“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会有怀疑，也要恳求上帝加强他们的信心呢。魔鬼的力量大得很，我们一定要抵抗他。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祷告上帝吧！”他匆匆地一再说。
司祭稍微停了一下，仿佛在沉思。
“我听说您准备同我教区里的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是吗？”他微笑着加上说，“一位出色的姑娘！”
“是的，”列文回答，为司祭脸红。“在忏悔的时候他问这个干什么？”他想。
司祭仿佛知道他的心事，回答说：
“您准备结婚，上帝将赐给您子孙后代，是不是啊？啊，魔鬼诱使您不信神，要是您不能战胜这种诱惑，您能给您的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婉转的责难口气说，“要是您爱您的孩子，那您作为一个慈父，就不仅希望您的孩子荣华富贵，还希望他们得救，希望真理的光芒能照耀到他们的心灵。是不是啊？要是天真无知的孩子问您：‘爸爸！土地、江河、太阳、花草，世界上这一切使我喜爱的东西是谁创造的？’那您怎么回答他呢？难道就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既然上帝出于大恩大德向您展示了这一切，您又怎么能不知道呢？也许您的孩子会问您：‘在阴间有什么在等着我呀？’如果您什么也不知道，您怎么对他说呢？您让他去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这可不好哇！”他说着停住了，侧着头，用那双和善的眼睛望着列文。
列文什么也没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至今还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到将来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还有充分时间可以考虑该怎样回答呢。
“您踏进人生这一阶段，”司祭继续说，“您要选择道路，坚定地走下去。祷告上帝，凭主的仁慈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爱人的恩典饶恕这个儿子……”司祭念完赦罪文，给他祝福了一番，就放他走了。
那天列文回到家里，感到很高兴，因为结束了那种尴尬的局面，而且不用撒一句谎。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说的话，并不像他起初所想象的那样愚蠢，不过他的话里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弄个明白。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等将来有机会再说。”列文空前深切地感到，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明白不干净的地方，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像别人一样，可是以前他就因此反对人家，还责备过他的朋友史维亚日斯基。
那天晚上，列文同未婚妻一起在陶丽家里度过，感到特别高兴。他把他的兴奋心情告诉了奥勃朗斯基。他说他快活得像一头受过训练的狗，终于能领会人家要它做的事，尖声叫着，摇着尾巴，心花怒放地跳上桌子和窗台。
二
举行婚礼那天，列文按照风俗（公爵夫人和陶丽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风俗），事先不跟未婚妻见面，却同三个在旅馆里邂逅的单身朋友一起吃饭：一个是柯兹尼雪夫；一个是列文的大学同学卡塔瓦索夫，现在当上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街上遇见他，就把他拉到旅馆里来；一个是男傧相契利科夫，现任莫斯科调解法官，也是列文的猎熊朋友。这顿饭吃得很快活。柯兹尼雪夫情绪极好，很欣赏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玩笑。卡塔瓦索夫发觉他的玩笑得到重视和理解，便更加尽情发挥。契利科夫总是快乐而善意地参与各种谈话。
“你们看，”卡塔瓦索夫由于讲台上讲课养成的习惯，拖长字句说，“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过去是个多么能干的人哪！我说的是过去的他，因为现在他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爱好学术，通情达理。现在呢，他的一半才能都用来欺骗自己，另外一半为这种欺骗进行辩解。”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人了。”柯兹尼雪夫说。
“不，我并不反对。我赞成劳动分工。什么事也不会做的人，只好做些人出来，其余的人就得促进他们的教养和幸福。这就是我的看法。把这两种行当混为一谈的大有人在，可我不在其内。”
“有朝一日我知道您也在恋爱了，我将多么高兴啊！”列文说，“您一定要请我吃喜酒。”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你爱上墨鱼了。你知道吗？”列文转过来对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诺奇在写一本营养学著作……”
“嗳，别胡扯了！写什么都无所谓。不过我倒确实爱上了墨鱼。”
“可是它不会妨碍您爱妻子。”
“是不会妨碍，可是妻子要妨碍我呀。”
“为什么？”
“您会明白的。您现在爱农业，爱打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了，他说塘村那边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契利科夫说。
“嗳，我不去，你们去打好了。”
“哦，这倒是真的，”柯兹尼雪夫说，“今后打熊这件事就没有你的份了，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一想到妻子不会让他去打猎，他觉得很好玩，他情愿从此放弃猎熊的乐趣。
“不过，您不参加打这两头熊，毕竟很可惜。您还记得上次在哈比洛夫的事吗？那次打猎多有趣呀！”契利科夫说。
契利科夫认为不结婚也很快活，列文不愿打破他这种幻想，因此没有说什么。
“同单身生活告别的风俗可不是没有道理的，”柯兹尼雪夫说，“不管你怎样幸福，你总不能不为丧失自由而惋惜吧？”
“您承认您有果戈理笔下新郎那样的心情，想从窗口跳下去吗？”
“一定有的，就是不肯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着哈哈大笑。
“好吧，窗子反正开着……我们现在就到特维尔去！有一头母熊在，可以直捣它的巢穴。真的，坐五点钟的班车去吧！这里的事让他们去办。”契利科夫笑嘻嘻地说。
“啊，说句实话，”列文笑着说，“我心里可没有为失去自由感到惋惜！”
“对，您现在心里一片混乱，什么感觉也不会有，”卡塔瓦索夫说，“等您稍微冷静一点，您就会感觉到了！”
“不，尽管有了感情（他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说爱情）和幸福，丧失自由毕竟是可惜的，我多少总应该有点感觉呀……可是正好相反，我还因为失去自由而高兴呢！”
“糟糕！您这人真是不可救药！”卡塔瓦索夫说，“来，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者祝他实现他的梦想，哪怕只有百分之一。即使这样也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了！”
吃完饭，客人们走了，大家赶回去换衣服参加婚礼。
列文独自留下来，回想着这些单身汉的话，又一次问自己：他心里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因为丧失自由而感到惋惜？想到这问题，他微微一笑。“自由吗？要自由干什么？幸福就在于爱情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这就是幸福。根本用不着什么自由！”
“可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仿佛有一个声音突然低声问自己。他的笑容消失了，他沉思起来。一种奇怪的感觉支配了他。他觉得恐怖和怀疑，怀疑一切。
“万一她不爱我怎么办？万一她只是为结婚而同我结婚怎么办？万一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她的所作所为怎么办？”他问着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直到结了婚才明白她并不爱我，她不可能爱我。”于是他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恶劣想法。他像一年前那样嫉妒她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仿佛他看见她同伏伦斯基在一起还是昨天的事。他怀疑她没有向他坦白一切。
他霍地跳起来。“不，这样下去可不行！”他忘乎所以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问问她，最后一次对她说：我们两人都是自由的，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到此为止？不论怎样总比一辈子的不幸、耻辱和不贞要好！”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怀着对一切人、对自己和对她的愤恨走出旅馆，坐车到她家里去。
他在后屋里找到她。她正坐在箱子上，同侍女料理什么，挑选着散满椅背和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呀！”她一看见他，立刻容光焕发，叫了起来，“你怎么来的，您怎么来的（最近几天她总是忽而称呼他‘你’，忽而称呼他‘您’）？真没想到！我在整理我姑娘时期的衣服，准备送给人家……”
“噢！太好啦！”他闷闷不乐地望着那侍女，说。
“杜尼雅，你出去一下，我回头叫你，”吉娣说，“你怎么了？”她等侍女一出去，就断然地用“你”称呼他。她发现他的脸色激动、阴郁、异样，感到恐惧。
“吉娣！我很苦恼。我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苦恼。”他带着绝望的语气说，在她面前站住了，恳求般地望着她的眼睛。他从她那含情脉脉的诚恳的脸上看出，他想说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但他还是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事情还可以取消，挽回。”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啦？”
“我说过一千遍，我不能不想的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答应同我结婚。你想一想吧！你做了错事。你好好想一想吧！你不可能爱我的……要是……你最好说出来，”他没有望着她，说，“我会痛苦的。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论怎样总比不幸要好……趁现在还来得及……”
“我不明白，”她恐惧地回答，“你想取消……你不愿意了，是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她气得满脸通红，叫起来。
但他的脸色是那么可怜，她不由得忍住怒气，扔掉扶手椅上的衣服，在他旁边坐下。
“你在想些什么？全都说出来。”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天哪！叫我怎么办哪？……”她说着哭起来。
“嗐，我在干什么呀！”他叫道，在她面前跪下来，吻着她的双手。
过了五分钟，公爵夫人走进屋里，看见他们已经完全和好了。吉娣不仅使他相信她爱他，甚至解答了他的问题：她为什么爱他。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完全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爱什么，因为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是好的。他也觉得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并肩坐在箱子上，理着衣服，并且争论着。吉娣要把列文上次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连衫裙送给杜尼雅，他却坚持这件衣服不能送给任何人，她可以把一件浅蓝色连衫裙送给杜尼雅。
“你怎么不明白？她是个黑头发的姑娘，穿蓝衣服不合适……我什么都考虑过了。”
公爵夫人听说他来访的原因，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生起气来，叫他立刻回家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吉娣梳头，因为理发师沙尔里马上要来了。
“她这几天本来就没吃什么，人也瘦了，可你还要拿你那些蠢话来使她烦恼，”她对他说，“走，走，我的宝贝。”
列文感到内疚和害臊，但心里很踏实。他回到旅馆。他哥哥、陶丽和奥勃朗斯基全都穿戴好了，正准备拿圣像给他祝福。再不能耽搁了。陶丽还得回家去接她那个卷过头发、擦过发油的儿子，他将拿着圣像伴送新娘一起走。还得派一辆马车去接男傧相，另外一辆送走柯兹尼雪夫后再回来……总之，有大量琐事需要处理。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再拖延，已经六点半了。
圣像祝福仪式很不像样。奥勃朗斯基同妻子并排站着，摆出煞有介事的可笑姿势。他拿着圣像，叫列文一躬到地，带着和善的嘲笑吻了他三次。陶丽也这样做了，接着又匆匆走去调派马车，这可是件麻烦事。
“嗯，现在我们就这么办：你坐我们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要是同意，请他到了以后把车打发回来。”
“好，一定照办。”
“我们同他一起马上就来。东西送去了吗？”奥勃朗斯基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接着吩咐顾士玛把他的衣服拿来。
三
一大群人，其中多数是女人，围住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没有能挤进教堂的人，都聚集在窗口，拥挤着，争吵着，从窗栏杆外面往里张望。
在宪兵指挥下，已经有二十多辆马车排列在街上。一个警官不顾严寒，站在教堂入口处，身上的制服闪闪发亮。马车络绎不绝，一会儿是头上戴花、手里提着拖地长裙的太太，一会儿是脱下军帽或黑色礼帽的男人，陆续走进教堂。教堂内部，两盏枝形大吊灯光亮夺目，圣像前的蜡烛也全部点上了。圣像壁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色浮雕、枝形大吊灯和烛台上的银饰、地上的石板、垫毯、唱诗班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陈旧发黑的圣经、司祭和助祭的法衣，一切都沐浴在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手臂和戴长手套的人群中间，传出压低声音的热烈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下异样地回响着。每当教堂门打开发出尖锐的响声时，人群就不再说话，大家回过头去，希望看到新郎新娘进来。门开了差不多有十次以上，每次不是走到右边来宾席的迟到客人，就是欺骗或者说服警官混到左边人群里的观众。亲友和观众都等急了。
起初大家以为新郎新娘马上就要来了，没有去想他们为什么迟到。接着越来越频繁地向门口张望，谈论着会不会出什么事。后来，大家为新郎新娘的迟到越来越不安，但都装作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样子，径自谈着话。
大辅祭似乎要让人注意他的时间很宝贵，不耐烦地咳嗽着，咳得窗子的玻璃都震动了。唱诗台上的唱诗班等得有点厌烦，发出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司祭一会儿派执事，一会儿差助祭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法衣，束着宽腰带，也不断走到边门去等待新郎。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表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于是来宾个个感到不安，开始高声表示惊奇和不满。一个傧相乘车去探听消息。这时候，吉娣身穿雪白的连衫裙，披着长纱，头戴香橙花冠，早已准备就绪，同一位女主婚人和二姐娜塔丽雅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眼睛望着窗外，等男傧相来通知新郎的到来，已经白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这当儿，列文穿好长裤，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在旅馆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断地把头伸到门外，向走廊里张望。可是始终不见他所等待的人，只好绝望地回来，摆动双手，同悠然自得地抽烟的奥勃朗斯基说话。
“有谁遇到过这样尴尬的局面！”他说。
“是的，真要命！”奥勃朗斯基温和地微笑着表示同意，“不过你放心好了，马上就会来的。”
“不，怎么搞的！”列文克制着怒火说，“还有这种该死的敞胸背心！不行啊！”他望着身上衬衫揉皱的前襟，说，“要是行李已经送上火车怎么办！”他绝望地叫道。
“那你就穿我那件好了。”
“早就该这么办了。”
“招人笑话可不好哇……等一下！会解决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列文要换衣服的时候，他的老仆人顾士玛拿来了燕尾服、背心和其他必要的东西。
“衬衫呢！”列文叫了起来。
“衬衫在您身上。”顾士玛平静地微笑着回答。
顾士玛没有想到应该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听到吩咐要把全部行李收拾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新夫妇今晚就要从那里出发到乡下去——就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只留下一套礼服。列文的衬衫从早晨穿起，已经弄皱了，他穿着时式的敞胸背心，简直不像样子。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取，路又太远。他就差人到铺子里去另外买一件。仆人回来说，铺子都关门了，因为今天是礼拜天。派人到奥勃朗斯基家去取，可是借来的衬衫又宽又短，不能穿。最后只得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拆行李。大家都在教堂里等新郎，他却像笼子里的野兽，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断地向走廊张望，又恐惧又绝望地回想着他对吉娣说过的话，不知道她现在有什么想法。
最后，顾士玛惶恐得上气不接下气，拿着衬衫冲进屋子里。
“刚刚赶上。他们正在往大车上搬呢。”顾士玛说。
过了三分钟，列文不看一下表——怕心里难受——就拔脚穿过走廊跑去。
“用不着这么急，”奥勃朗斯基不慌不忙地跟在他后面，笑眯眯地说，“会解决的，会解决的……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嘛。”
四
“来了！”“就是他！”“哪一个？”“那个年纪轻些的，是吗？”“瞧她，我的宝贝，可把她急坏啦！”当列文在门口迎接新娘，同她一起走进教堂时，人群里纷纷议论着。
奥勃朗斯基告诉妻子迟到的原因，客人们都交头接耳，笑眯眯地低语着。列文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也没有看到，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说她最近几天憔悴多了，戴着花冠远没有平时好看，但列文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洁白鲜花的梳得高高的头发，她那像少女一般遮住长脖子两侧和后颈、只露出前面部分的高耸的打褶领子，以及她那细得惊人的腰身，觉得她比什么时候都迷人——并非因为这些花、这袭长纱、这件从巴黎定制的连衫裙增添了她的美，而是因为她那可爱的脸蛋、她的眼神和她嘴唇的表情与众不同，始终显得十分纯洁和诚挚。
“我还以为你想逃走呢！”她说，对他嫣然一笑。
“我干了一件傻事，简直不好意思说呢！”他红着脸说，看到柯兹尼雪夫走过来，只好去招呼他。
“你的衬衫事件真有意思啊！”柯兹尼雪夫摇摇头，笑嘻嘻地说。
“是的，是的。”列文随口回答，没听清对他说的是什么。
“喂，康斯坦京，现在得决定一下了，”奥勃朗斯基装出惊惶的样子说，“有个重大问题。这问题的重要性现在你才能理解。他们问我，要用点过的蜡烛还是没有点过的蜡烛？相差十个卢布，”他笑得噘起嘴唇，添加说，“我已经决定了，就是怕你不同意。”
列文懂得这是开玩笑，但他笑不出来。
“到底怎么办？用没有点过的蜡烛还是用点过的蜡烛？问题就在这里。”
“对，对！用没有点过的蜡烛。”
“啊，我很高兴。问题决定了！”奥勃朗斯基笑嘻嘻地说，“一个人在这种时候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当列文手足无措地对他瞧了瞧，向新娘走去时，奥勃朗斯基对契利科夫说。
“记住，吉娣，你要先踏到垫子上。”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这人真好！”她对列文说。
“怎么样，不害怕吗？”老姑母玛丽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你不冷吧？你的脸色这样白。等一下，把头低下来！”吉娣的二姐娜塔丽雅说，她举起她那丰满美丽的手臂，笑盈盈地理了理吉娣头上的鲜花。
陶丽走过来想说什么，可是说不出，哭了起来，接着又勉强笑着。
吉娣也像列文一样目光茫然地望着大家。不论人家对她说什么，她总是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这种微笑现在在她是很自然的。
这时候，神父们纷纷穿上法衣，司祭和助祭走到靠近教堂入口处的读经台上。司祭转身对列文说了一句话，列文却没有听清楚。
“您拉住新娘的手，把她领过去。”傧相对列文说。
列文好一阵弄不懂人家要他做什么。他们好一阵纠正他，几乎想撒手不管了，因为他不是伸错了自己的手，就是拉错了吉娣的手。最后他才明白，不要改变位置，用右手拉住吉娣的右手。等到他终于照规矩拉住新娘的手，司祭就在他们前面走了几步，在读经台旁站住了。一大批亲友窃窃私语，衣服发出窸窣的响声，向他们走去。有人弯下腰，把新娘的裙子拉拉挺。教堂里一片肃静，连蜡烛油滴落的声音都听得见。
小老头司祭戴着法冠，银光闪闪的卷发在耳后分成两股，背上系着金十字架。他从笨重的银色法衣下伸出干瘪的小手，在读经台旁翻弄着什么。
奥勃朗斯基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咬咬耳朵，对列文使了个眼色，又走回来。
司祭点着了两支花烛，用左手斜拿着，使蜡烛油慢慢滴落下来，接着向新郎新娘转过脸去。这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个老司祭。他用疲劳的忧郁眼神望望新郎新娘，叹了一口气，从法衣里伸出右手给新郎祝福，又同样地但格外温柔地把他那叠起的手指放在吉娣头上。然后他把蜡烛交给他们，拿起小香炉，慢悠悠地走开去。
“难道这是现实吗？”列文想，回头看了新娘一眼。他稍稍低下眼睛看着她的侧影，从她嘴唇和睫毛依稀可辨的动作上他知道，她觉察到了他的目光。她没有回过头去，但那打褶的高领子碰到了粉红色小耳朵，微微动了动。他看见她压抑着胸膛里的叹息，她那戴长手套、拿着蜡烛的小手抖动起来。
衬衫迟到所引起的麻烦，同亲友的交谈，他们的抱怨，他那尴尬的处境，这一切都突然消失了。他只觉得又快乐又害怕。
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大辅祭穿着银色法衣，卷发向两边分开，雄赳赳地走上前来，熟练地用两个手指提起肩衣，在司祭对面站住了。
“上帝赐福！”庄严的声音接二连三地慢慢传开，把空气都震动了。
“我主恩佑永存！”小老头司祭继续在读经台上翻弄着什么，恭顺地像唱歌一般回答。于是，一个看不见的合唱队的谐音整齐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响，从窗子到圆顶，充满了整个教堂。
大家照例为神赐的和平和拯救，为正教最高会议，为皇帝祈祷；为今天结婚的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京和叶卡吉琳娜祈祷。
“我们祈求主赐给他们完全的爱和平安，帮助他们！”大辅祭的声音响彻整个教堂。
列文听着他的祈祷，感到惊奇。“他怎么知道我需要的正是帮助呢？”他记起自己不久前的恐惧和疑虑，想道，“我知道什么呢？没有帮助我能做这样可怕的事吗？现在我需要的正是帮助。”
等助祭念完祈祷文，司祭手拿圣书对新郎新娘说：
“永恒的上帝，你把分离的两人合为一体，”他用温柔的唱歌般的声音念道，“让他们永结同心；你曾赐福以撒和利百加，并照圣约赐福他们的后裔，今求赐福你的仆人康斯坦京和叶卡吉琳娜，指引他们走上从善之路。上帝你爱世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现在，将来，直到永世。”“阿门！”无形的合唱声又在空中传播开来。
“‘把分离的两人合为一体，让他们永结同心。’这句话多么意味深长，同我现在的心情多么吻合！”列文想，“她的心情是不是同我一样呢？”
他回过头去，遇到了她的目光。
他从这目光里看出，她所理解的同他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几乎一点也不懂得祈祷文中的字句，甚至连听都不在听。她无法听，也无法理解，因为心里充满了一种感情，而且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一个半月来使她内心又快乐又痛苦的那件事终于实现了，她感到无比高兴。那天，在阿尔巴特街房子里，她穿着咖啡色连衫裙默默地走到他面前，并且许身于他时，她心里仿佛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了，一种对她来说陌生而又崭新的生活开始了，尽管她依旧过着原来的生活。这六个礼拜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和最苦恼的时期。她的整个生活、全部希望、全部心愿都集中在一个她还不理解的男人身上，而使她同他结合的却是一种更加难以理解的感情。这种感情忽而吸引她，忽而使她反感，她却继续过着原来的生活。她一方面过着原来的生活，一方面对自己、对自己这样完全漠视过去一切而感到吃惊。她对一切事物、习惯，对曾经爱她、现在还是爱她的人们，对由于她的冷淡而伤心的母亲，对以前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和蔼的父亲，都变得无法克服的冷淡。她有时因为这种冷淡而感到吃惊，有时又因为造成这种冷淡的原因而高兴。除了同这个人一起生活以外，她没有别的想法，没有别的愿望；可是这种新的生活还没有来到，她甚至无法清楚地想象这样的生活。她只是又惊又喜地期待着未知的新生活。现在这种期待，这种未知的状态，这种抛弃旧生活的惋惜心情就都要结束，新的生活将要开始了。这种新的生活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不能不使她感到害怕，但不管害怕不害怕，六个星期来它已经在她心里逐步形成，现在只不过正式加以肯定罢了。
司祭又转向读经台，好容易拿住吉娣小小的戒指，要列文伸出手来，把戒指套在他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京同上帝的仆人叶卡吉琳娜结成夫妻。”司祭把一只大戒指套在吉娣细得可怜的粉红色小手指上，说了同样的话。
新郎新娘几次都竭力揣摩他们该做什么，可是每次都弄错了，司祭就低声纠正他们。最后，他做完了各项应做的仪式，用他们的戒指画了十字，又把大戒指给了吉娣，把小戒指给了列文。他们又搞错了，把戒指传来传去传了两次，到头来还是没有做对。
陶丽、契利科夫和奥勃朗斯基走过来纠正他们。发生了一阵混乱、低语和微笑，但新郎新娘脸上那种庄严的表情并没有改变；相反，他们的手虽然弄错了，他们的神气却更加庄重、严肃。当奥勃朗斯基低声提示他们，现在他们应当戴上各自的戒指时，他的微笑不禁在嘴唇上消失了。他觉得不论怎样的微笑都会引起他们的不快。
“你起初创造男人和女人，”司祭在他们交换戒指后念道，“你使他们结成夫妻，生儿育女。啊，我们的上帝，你把天上的福气赏赐给你所选择的仆人，世世代代，未曾中断，今望你赐福给你的仆人康斯坦京和叶卡吉琳娜，使他们以信仰、思想、真理、爱情永结同心……”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关于结婚的一切想法，他关于安排生活的理想，都是很幼稚的，都是他至今不理解的，而且现在更加不理解了，虽然他正在亲身参与这件事。他的胸膛起伏得越来越厉害，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五
两家在莫斯科的亲友都聚集在教堂里了。在婚礼过程中，在灯火辉煌的教堂里，服饰华丽的妇女和姑娘，系白领带、穿燕尾服和穿制服的男人，一直都彬彬有礼地低声谈着话。谈话多半由男人开始，女人则聚精会神地观察着十分吸引她们的宗教仪式的细节。
新娘身边站着她的两个姐姐：一个是陶丽，一个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二姐——娴静美丽的娜塔丽雅。
“玛丽怎么穿起紫得发黑的衣裳来参加婚礼？”科尔松斯卡雅夫人说。
“对她那种脸色，这是唯一的补救办法……”德鲁别茨卡雅夫人回答，“我真弄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在傍晚举行婚礼。这是商人的作风……”
“这样更美些。我也是傍晚结婚的。”科尔松斯卡雅夫人回答。想起那天她多么漂亮迷人，丈夫爱她爱得多么可笑，现在事过境迁，一切都变了，她不禁叹了一口气。
“据说，做过十次以上傧相，自己就不想结婚了；我真想做第十次傧相，好给自己保上险，可是这一次已被人家占了位子了。”辛亚文伯爵向对他有意思的美丽的查尔斯卡雅公爵小姐说。
查尔斯卡雅小姐只报以微笑。她望着吉娣，心里想，有朝一日她也处在吉娣的地位而站在辛亚文伯爵旁边，她要向他提到他今天说的笑话。
谢尔巴茨基对上了年纪的宫廷女官尼古拉耶娃说，他想把花冠戴到吉娣的假发上使她幸福。
“她用不着戴假发的。”尼古拉耶娃回答，她早就打定主意，要是她所追求的那个老鳏夫同她结婚，他们的婚礼将极其简单，“我不喜欢这样的铺张。”
柯兹尼雪夫同达丽雅·德米特烈夫娜谈着话。他开玩笑说，婚后旅行的风俗所以流行，是因为新婚夫妇总未免有点害臊。
“令弟真可以感到自豪。她实在太可爱了。您羡慕他吗？”
“嗳，这种心情在我早已过去了，达丽雅·德米特烈夫娜。”他回答说，脸上突然现出忧郁而严肃的神色。
奥勃朗斯基正在给他的姨妹讲一句关于离婚的俏皮话。
“花冠得理一理。”她没有听他的话，回答说。
“真可惜，她变得那么憔悴，”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对娜塔丽雅说，“可他连一个手指都配不上她呢。对吗？”
“不，我很喜欢他。倒不是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妹夫，”娜塔丽雅回答，“他的态度多么大方！在这种场合要保持大方，不让人见笑，可不容易呀。他一点也没有惹人笑话的地方，也不紧张，但心情一定很激动。”
“您大概这样希望吧？”
“差不多。她一直爱他的。”
“嗯，让我们看看他们谁先踏上垫子。我提醒过吉娣了。”
“反正都一样，”娜塔丽雅回答，“我们都是顺从的妻子，我们生来就是这样的。”
“我当年就故意抢在华西里前面踏上垫子。你们呢，陶丽？”
陶丽站在他们旁边，听着他们的谈话，没有回答。她十分感动。她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她不哭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为吉娣和列文高兴。她回忆起自己结婚时的情景，不时望望容光焕发的奥勃朗斯基，忘记了当前的一切，一味回想着她那纯洁无瑕的初恋。她不仅回忆自己的往事，而且回忆到所有女亲友的往事。她想到她们一生中最庄严的时刻，想到她们也像吉娣一样戴着花冠站着，心里满怀爱情、希望和恐惧，同过去诀别，踏进神秘莫测的未来。在这些新娘中，她也想到了她亲爱的安娜。关于安娜将离婚的消息，她最近也听到了。安娜当年也是那么戴着香橙花冠，披着白纱，站在教堂里，显得那么纯洁。可是现在呢？
“这事真是难以理解！”陶丽不由得说。
注视婚礼仪式的不限于新郎新娘的姐妹、女友和亲戚。单纯来看热闹的女人也都呼吸急促，激动地观察着，唯恐漏掉新郎新娘的一个动作和一个表情。她们恼火地不理睬，甚至往往不听那些说着不三不四的戏谑话的冷淡的男人。
“她怎么满面泪痕哪？莫非她自己不愿意吗？”
“嫁给这样的好小子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他是公爵吗？”
“那个穿白缎子的是她的姐姐吗？你听那司祭在叫：‘妻子应敬畏丈夫。’”
“这是邱多夫教堂的唱诗班吗？”
“不，是西诺德教堂的。”
“我向跟班打听过了。他说马上就要把她带到乡下去。听说新郎很有钱呢。所以才把她嫁给他。”
“不，他们是很好的一对。”
“哼，玛丽雅·华西里耶夫娜，您还说她们穿裙子不用裙箍呢。你看那个穿紫褐色衣服的，据说是公使夫人，她的裙子多么飘……荡来荡去的。”
“这位新娘真可爱，就像一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羊！不管怎么说，我们女人家总是同情自己的姐妹的。”
挤进教堂里来看热闹的女人们就这样议论纷纷。
六
结婚仪式第一部分结束时，助祭把一块粉红色绸子铺在教堂中央的读经台前，唱诗班唱起动听的几部合唱的赞美诗来，男低音和男高音互相呼应着。于是，司祭回过头来，做手势要新郎新娘踏上这块粉红色绸子。列文和吉娣都曾多次听说，谁先踏上这垫子，谁将成为一家之主，但当他们向前跨上两三步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他们也没有听见大声的议论和争吵。有些人说是新郎先踏上去的，又有些人说是两人同时踏上去的。
在照例问过他们愿不愿意结成夫妻，他们有没有同别人定过亲，而他们做了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奇怪的回答以后，第二部分仪式开始了。吉娣听着祈祷文，想听懂它的意思，可是听不懂。欢乐兴奋的情绪随着仪式的进行越来越充满她的心，使她丧失了注意的能力。
他们祈祷着：“你赐他们以贞洁与子女，使他们儿孙绕膝。”接着又提到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他的妻子，“使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此乃一大神秘”。他们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多子多福，像赐福给以撒和利百加、约瑟、摩西和稷普拉一样，使他们看到他们儿子的儿子。“这一切都很美，”吉娣听着这些话想，“一切都理应如此。”于是在她开朗的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微笑，并且感染了所有望着她的人。
“戴好！”当司祭给他们戴上花冠，谢尔巴茨基抖动他那戴着三颗纽扣的长手套的手，又把花冠高高地举在她的头上时，有人这样劝告说。
“戴上吧！”她笑眯眯地低声说。
列文回头对她瞧了瞧，被她脸上焕发的快乐光辉感动了。这种感情不觉也传染给了他。他也变得像她一样心花怒放。
他们听着读《使徒行传》，听着大辅祭声音洪亮地读着最后一节诗篇——那是观众急不可待地等待着的——觉得很快活。他们从浅杯里喝着搀水的温葡萄酒，觉得更快活了。当司祭一下脱掉法衣，拉住他们的手，在男低音激动的“荣耀归主”声中，领着他们绕过读经台时，他们觉得更加兴高采烈。小谢尔巴茨基和契利科夫扶着花冠，不时被新娘的裙裾绊住。他们也愉快地微笑着。司祭一站住，他们不是撞在新郎新娘身上，就是落在后面。吉娣身上燃起的幸福火花仿佛感染了教堂里每一个人。列文仿佛觉得司祭、助祭也像他一样都想笑。
司祭从他们头上取下花冠，读了最后一篇祈祷文，向他们祝贺。列文瞧了瞧吉娣，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现在这个样子。她脸上洋溢着新的幸福光辉，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列文想对她说些什么，但他不知道仪式有没有结束。司祭把他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他嘴上挂着慈祥的微笑，低声说：
“吻您的妻子，吻您的丈夫。”说着，他接过他们手里的蜡烛。
列文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她那笑盈盈的嘴唇，伸出手臂让她挽着，心里产生一种新奇的亲密感，走出教堂。他不相信，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他们惊奇而羞怯的目光相遇时，他才相信，他觉得他们已经合成一体了。
当天夜里，新郎新娘吃过晚饭就到乡下去了。
七
伏伦斯基同安娜一起在欧洲旅行已有三个月了。他们游览了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来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准备在那里居住一个时期。
漂亮的茶房头儿，一头浓密的搽过油的头发从颈根分开，穿着燕尾服，胸口露出一大块白麻纱衬衫，圆滚滚的大肚子上挂着一串吊满饰物的链条，双手插在口袋里，轻蔑地眯缝着眼睛，严厉地回答着一个站在他面前的先生的问题。他一听见另一边入口处有人上楼就回过头去，看见是那个租用他们头等房间的俄国伯爵，就恭恭敬敬地从口袋里抽出手，鞠了一躬，报告说刚才有个信差来过，租用别墅的事已经办好，经理准备签订合同了。
“啊！那太好了，”伏伦斯基说，“太太在家吗？”
“太太出去散步已经回来了。”茶房回答。
伏伦斯基摘下头上宽边的软礼帽，用手帕擦擦汗滋滋的前额和头发。他的头发长得遮住半个耳朵，往后梳，掩盖着他的秃顶。他心不在焉地向那个还站在那里向他凝视的先生望了望，正要走开。
“这位俄国先生也问起您呢。”茶房头儿说。
伏伦斯基带着一种又烦恼又期待的复杂心情——烦恼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逃避不了熟人，期待的是能找到什么事来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回头望望那个走开又站住的先生。就在这同一时刻，两人的眼睛都发亮了。
“高列尼歇夫！”
“伏伦斯基！”
这真的是伏伦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高列尼歇夫。高列尼歇夫在学校里是个自由派，以文官资格毕业，但哪里也没有供过职。两个朋友毕业后就各奔前程，这以后只见过一次面。
那次见面，伏伦斯基知道高列尼歇夫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派的活动，并且蔑视伏伦斯基的事业和地位。因此，伏伦斯基见到高列尼歇夫，就用他惯用的那种冷淡而高傲的态度来对待他，意思就是说：“您喜欢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我都无所谓。您要了解我，就得尊敬我。”然而高列尼歇夫对伏伦斯基说话还是带着轻蔑和冷淡的口气。这次见面看来只会加深他们的隔阂。可是现在他们彼此一认出来，就容光焕发，高兴得叫起来。伏伦斯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看见高列尼歇夫会那么高兴，但他自己恐怕也没意识到他其实是多么无聊。他忘记了上次见面时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脸上浮起开朗的微笑，向老同学伸出手去。高列尼歇夫脸上不安的神色也被同样的喜悦神色所代替。
“看见你我真高兴！”伏伦斯基说，亲切的微笑使他露出雪白的坚实牙齿。
“我听说来了一位伏伦斯基，但不知道是哪一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我们里面坐。哦，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一年多。我在写东西。”
“噢！”伏伦斯基很感兴趣地说，“我们进去吧。”
接着，他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凡是不愿让仆人听懂的话不说俄语，却说法语。
“你认识卡列宁夫人吗？我们在一块儿旅行。我现在正要去看她。”他一面用法语说，一面留神地打量着高列尼歇夫的脸色。
“哦！我倒不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高列尼歇夫若无其事地回答，“你来了很久了吗？”他添上一句。
“我吗？第四天。”伏伦斯基回答，又一次留神地打量着老同学的脸。
“是的，他是个正派人，看事通情达理，”伏伦斯基懂得高列尼歇夫脸上表情和转变话题的意义，心里想，“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通情达理地看待这事的。”
伏伦斯基同安娜在国外度过了三个月，不论遇见什么人，他总是暗暗自问，这个人将怎样看待他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男人们看待这事多半都是通情达理的。但要是问问他或者问问那些“通情达理”地看待这事的人，究竟他们是怎样看待的，他自己也好，他们也好，都会茫然不知所答。
事实上，伏伦斯基认为有“通情达理”看法的人并没有什么看法，他们只是像一般有教养的人对付从四面八方包围生活的复杂难解的问题那样，抱着彬彬有礼的态度，避免作任何暗示和提出不愉快的问题罢了。他们装出完全理解这种局面的神气，承认它，甚至赞成它，但认为解释这一切是不得体的，多余的。
伏伦斯基立刻看出高列尼歇夫就是这一类人，因此看见他特别高兴。果然，当高列尼歇夫被领到卡列宁夫人面前时，他的态度正是伏伦斯基所希望的。显然，他毫不费力地避开一切不愉快的话题。
他以前没有见过安娜，这会儿见了，深深被她的美貌，尤其是她那种随遇而安的落落大方态度所激动。当伏伦斯基带着高列尼歇夫进去的时候，她的脸红了。他非常喜欢她开朗而美丽的脸上的这种孩子气的红晕。他特别喜欢她当着客人的面，仿佛怕人家误会，有意亲热地叫伏伦斯基“阿历克赛”，并且说他们将搬到这里叫别墅的新租房子里去。高列尼歇夫喜欢她这种对自己处境若无其事的大方态度。他认识伏伦斯基，也认识卡列宁，因此瞧着安娜这种诚恳快乐、生气勃勃的模样，觉得十分了解她。他觉得他理解这件她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那就是她抛弃了丈夫和儿子，使丈夫遭到不幸，自己也坏了名誉，却还能这样生气勃勃，感到如此幸福。
“这房子在旅行指南里也有，”高列尼歇夫提到伏伦斯基租用的别墅说，“里面有丁托列托的杰作，是他晚期的作品。”
“我说，天气这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一下吧。”伏伦斯基对安娜说。
“太好了，我去戴帽子，马上就来。您说今天热吗？”她在门口站住，询问地瞧着伏伦斯基，说。她的脸上又泛起一片红晕。
伏伦斯基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待高列尼歇夫，她怕她的举动不合他的心意。
他用温柔的目光对她望了一阵。
“不，不太热。”他说。
安娜觉得什么都明白了，主要是明白他对她的举动很满意。接着，对他嫣然一笑，快步走出门去。
两个朋友对望了一眼。两人脸上都出现了迟疑的神色，高列尼歇夫显然很欣赏她，想说句恭维话，可是想不出来。伏伦斯基呢，又希望又害怕他这样说。
“那么，”伏伦斯基为了找点话说，便先开口，“那么你在这里定居吗？你是不是还在干那一行？”他继续说，想到人家告诉他高列尼歇夫在写作什么……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高列尼歇夫听到这话，高兴得涨红了脸，“说得确切一些，我还没有写，但在做准备，在收集材料。第二部的内容将要广泛得多，几乎触及一切问题。在我们俄国，大家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他热烈地滔滔不绝谈起来。
高列尼歇夫像谈什么名著一样谈到的《两个原理》第一部，伏伦斯基实在不知道，因此起初觉得很窘。后来，高列尼歇夫开始叙述他的见解，伏伦斯基虽然对《两个原理》一无所知，但能听懂他的意思，就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高列尼歇夫讲得很动听。但高列尼歇夫在谈到他所研究的题目时那种怒气冲冲的激动模样，却使伏伦斯基感到惊奇和不快。高列尼歇夫越说眼睛越亮，越急于反驳他的假想敌人，脸上的神色也变得越发激动和愤慨。伏伦斯基回想起高列尼歇夫原是个瘦削、活泼、善良和高尚的孩子，在学校里总是名列第一，也就怎么也无法理解他现在为什么这样愤怒，也不赞成他这样急躁。他特别不高兴的是，像高列尼歇夫这样教养有素的人竟会变得像讨厌的无聊文人一样。犯得着这样吗？伏伦斯基不喜欢这样，但他觉得高列尼歇夫是不幸的，他可怜他。他的不幸简直像是精神错乱，这可以从他激动的漂亮的脸上看出来，因为连安娜进来他也没有发觉，仍旧情绪激昂地急急忙忙谈他那些事情。
当安娜戴好帽子，披上斗篷，用她纤细的手摆弄着阳伞，站在旁边时，伏伦斯基松了一口气，摆脱了高列尼歇夫紧盯住他的贪婪的眼睛，带着新的爱意瞧了一眼他那迷人的生气蓬勃的快乐女伴。高列尼歇夫好容易才镇静下来，开头有点沮丧和忧郁，但对谁都亲切温柔的安娜，很快就以她淳朴而快乐的态度使他活跃起来。她试用了各种不同的话题，然后引到绘画上去。高列尼歇夫谈得很精彩，她留神听着。他们徒步走到他们所租的那座房子，进去观看了一番。
“有一点我很高兴，”回来的路上安娜对高列尼歇夫说，“阿历克赛将有一间出色的画室。你一定要使用那间屋子。”她用俄语对伏伦斯基说，并且亲切地用“你”来称呼他，因为她懂得，高列尼歇夫将成为他们隐居生活中的密友，在他面前不用顾忌。
“你画画吗？”高列尼歇夫连忙转身问伏伦斯基。
“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画了。”伏伦斯基红着脸说。
“他很有才气，”安娜快乐地笑着说，“当然，我不是行家！不过行家也这么说过。”
八
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复原的初期，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不可饶恕。她浑身充满生的欢乐。回忆丈夫的痛苦并没有损害她的幸福。一方面，这种回忆太可怕了，她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痛苦又使她太幸福了，因此她一点也不后悔。回想她病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同丈夫和解、决裂、伏伦斯基的负伤、他的重新出现、准备离婚、离开丈夫的家、同儿子诀别——这一切她觉得就像一场怪诞的梦。她同伏伦斯基到了国外，才从这场梦中清醒过来。回想到她对丈夫所犯的罪过，她产生了一种嫌恶的感觉，好像一个将要灭顶的人摔掉一个抱住他的人一样。那个人就这样淹死了。这样做当然是卑鄙的，但却是她唯一获救的办法。这些可怕的事还是不要去想的好。
在刚同丈夫决裂的时候，她对自己的行为有过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如今记起种种往事，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使这个人痛苦是无可奈何的，”她想，“但我不愿利用他的痛苦。我现在也很痛苦，今后也会痛苦的：我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了坏事，因此我不指望幸福，不指望离婚，我将忍受耻辱，忍受离开儿子的痛苦。”但是，不论安娜怎样真心实意地愿意受苦，她其实并不痛苦。她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在国外，他们避免同俄国女人接触，巧妙地避免撒谎作假，过虚伪的日子。他们在各地遇见的人，总是装得很了解他们的关系，了解得甚至比他们自己更清楚。离开心爱的儿子，最初她也不觉得痛苦。女儿是他的孩子，长得十分可爱，深受安娜的宠爱，因为只剩下她这样一个孩子，安娜就格外宝贝，更难得想到儿子了。
随着健康恢复而增长的生的欲望是那么强烈，生活环境又是那么新鲜，那么使人愉快，安娜觉得自己幸福得不可饶恕。她对伏伦斯基越了解，就越爱他。她爱他，为了他，也为了他对她的爱情。能够完全占有他，这一直使她感到快乐。同他亲近，她总觉得很快乐。她对他的性格特点越来越了解，觉得他无比亲切可爱。他改穿便服后的翩翩风度格外迷惑她，就像迷惑着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不论他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她都觉得特别崇高，特别美好。她对他的迷恋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竭力想在他身上找出一点不好的东西，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不敢在他面前暴露自卑感，她觉得这种情绪万一被他发觉，他可能不再爱她。现在她再没有比失去他更可怕的事了，虽然毫无理由这样害怕。她不能不感激他对她的情谊，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重这样的情谊。照她看来，他显然赋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理应担任重要的职务，但他却为她牺牲了功名，并且从无怨言，他对她越来越宠爱，时刻留意不使她觉得所处的地位不光彩。像他这样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仅从来不敢违抗她的心愿，而且简直毫无自己的意志，总是一味迁就她。她不能不珍惜这份情谊，虽然他对她的过分体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有时使她觉得受不了。
不过，伏伦斯基实现了他的宿愿，却并不觉得特别幸福。不久他就觉得，这种欲望的满足只是他所期望的幸福中的沧海一粟。他看到满足于这种欲望，就是犯了人们常犯的那种无法挽救的错误，人们往往把欲望的满足看成幸福。在他同她结合、改穿便服的初期，他尝到了以前没有尝到过的自由的快乐，自由恋爱的快乐，因此感到很满足，但这样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很快就觉得心灵里产生了一种最难满足的欲望，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他不由自主地抓住这种刹那间的怪念头，把它当作愿望和目的。每天都得设法消磨十六个小时，因为在国外他们过的是无拘无束的生活，远离彼得堡那种耗费时光的社交生活。至于以前在国外享受过的单身汉生活的乐趣，伏伦斯基现在连想都不敢想了，因为他稍作这样的尝试，同几个朋友晚餐回来得迟一些，就会引起安娜意料不到的忧郁和烦恼。同当地人士和俄国侨民交际，又因他们的关系不明确而无法进行。游览名胜古迹吧，且不说他们都已经游览遍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把这事看得很重要。
这样，伏伦斯基就像一头饥不择食的动物，不由自主地忽而研究政治，忽而阅览新书，忽而从事绘画。
他从小就有绘画的才能，现在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花钱，于是开始收集版画，自己也画起画来，把要求消耗的过剩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
他赋有鉴赏艺术和别具一格地摹仿艺术品的才能。他自以为具备做一个艺术家的条件，但在选择哪一类绘画上费了一番踌躇：画宗教画呢，历史画呢，风俗画呢，还是写实画？他懂得各类绘画，不论画哪一类都有灵感，但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对绘画其实一无所知，他只是兴之所至地画着，不管画出来的东西像哪一类。他不懂得这一点，他的灵感也不是直接来自生活，而是间接地从艺术品中所体现的生活中得来的，因此他的灵感来得很快很容易，他画出来的东西也同样很快很容易就做到酷似他所摹仿的那种绘画。
在各种画派中，他最喜欢优美动人的法国画。他就摹仿这种绘画，给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画肖像。这幅肖像他自己和看到的人都认为画得很成功。
九
这座古老荒废的宫殿式别墅有高高的雕花天花板和壁画，镶木地板，高大的窗门上挂着厚实的黄窗帘，花架和壁炉上摆着大花瓶，门上雕着花，阴暗的大厅里挂着许多图画。他们搬进去以后，这座别墅的外表使伏伦斯基有一种愉快的错觉，仿佛他并不是一个俄国地主，一个退职的军官，而是一个开明的艺术爱好者和保护人，而且还是一名清高的艺术家，为了心爱的女人放弃了社交活动、亲友和功名。
伏伦斯基住进这座别墅后，他安排的活动也很得体。他通过高列尼歇夫的关系认识了几个有趣的人物，开头一个时期生活得优游自在。他在一位意大利美术教授的指导下练习写生，并研究意大利中世纪生活。这种生活使伏伦斯基着了迷。他甚至按照中世纪的样子戴帽子，把斗篷搭在一边肩膀上。这种打扮对他倒是挺合适的。
“我们住在这里，简直什么也不知道。”有一次伏伦斯基对一早走来看他的高列尼歇夫说，“你见过米哈伊洛夫的画吗？”他递给高列尼歇夫一份早晨刚收到的俄国报纸，指着上面一篇文章说。这篇文章是写一位也住在这个小城里的俄国画家的，他刚完成一幅传说已久的画，但这幅画已被人家定购去了。文章谴责政府和美术学院对这样一位杰出的画家不予奖励和帮助。
“见过了，”高列尼歇夫回答，“当然，他不是没有才能，但走的完全是邪路。他对待基督，对待宗教画还不是伊凡诺夫、施特劳斯、雷农那一套？”
“他画的是什么？”安娜问。
“基督在彼拉多面前。基督被新派现实主义画成犹太人了。”
话题一转到高列尼歇夫最喜爱的绘画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起来：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在艺术大师们的作品里，基督的形象已经定型了。因此，如果他们不画上帝，而要画革命家或者圣贤，他们尽可以挑选历史人物，如苏格拉底、弗兰克林、夏洛特·科尔德，又何必挑选基督呢？他们所挑选的基督恰恰是艺术上无法表现的人物，再说……”
“那位米哈伊洛夫真的那么穷吗？”伏伦斯基问，他自以为是个庇护文艺的俄国财主，因此不管他画得怎样，都应该帮助他。
“我看不见得。他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他画的华西里奇科娃像您见过吗？不过，他可能不再画肖像了，因此生活很拮据。我是说……”
“能请他给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画幅像吗？”伏伦斯基问。
“给我画像做什么？”安娜说，“你已经替我画了像，我再不要别人画了。还不如给安尼（她这样叫她的女儿）画一张吧。啊，她来了。”她望了一眼窗外那个抱着婴儿走进花园的漂亮的意大利奶妈，添上说。接着又偷偷地瞟了伏伦斯基一眼。这个漂亮的意大利奶妈，伏伦斯基替她画过头像，是安娜生活中唯一的隐患。伏伦斯基给她画了写生，很欣赏她的美丽和中世纪式的风韵。安娜心里也不敢承认，她唯恐吃这个奶妈的醋，因此特别宠爱她和她的小儿子。
伏伦斯基也向窗外望了一眼，又望望安娜的眼睛，立刻又转身对高列尼歇夫说：
“你认识那位米哈伊洛夫吗？”
“我见到过他。他是个怪物，一点教养也没有。说实在的，他是时下常见的那种野蛮的新派人，就是在没有信仰、否定一切和唯物主义的思想直接影响下培养出来的自由思想家。从前，”高列尼歇夫说，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不顾安娜和伏伦斯基都想说话，“从前的自由思想家是用宗教、法律和道德观念培养起来，经过自身的奋斗和努力才领会自由思想的；现在却出现了天生的新式自由思想家，他们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道德、宗教，还有权威，他们是在否定一切的思想中成长的，所以说他们是野蛮人。他就是这种人。他大概是莫斯科宫廷总管的儿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后来进了美术学院，有了名气，他也不是傻子，就想再受点教育。他开始阅读他认为是知识源泉的杂志。我对您说，从前不管是谁，就说法国人吧，想受点教育总是先研究各种古典作品：神学啦，悲剧啦，历史啦，哲学啦，那些摆在他面前的智慧成果。可是现在呢，人们一下子掉进否定主义的书堆里，马上沾染了否定主义的习气，就是这样。不仅如此，二十年前还能够在这种书籍里发现同权威抵触、同几世纪以来的传统观念抵触的地方，还能够从这种抵触中发现别的东西；可是现在呢，一下子就陷进这种书籍里，甚至不屑同旧观念争论，明目张胆地说：除了进化、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什么也没有，就是这样。我在我的文章里……”
“我说，”安娜说，她早就偷偷同伏伦斯基交换着眼色，知道伏伦斯基对这位艺术家的教养不感兴趣，他只是想帮助他，请他画一幅肖像罢了，“我说，”她毅然打断谈得津津有味的高列尼歇夫，“我们去看看他！”
高列尼歇夫镇静下来，高兴地同意了。这位画家住得很远，他们决定乘马车去。
一小时后，安娜同高列尼歇夫并排，伏伦斯基坐在前座，一起来到远处住宅区里一座漂亮的新房子门前。出来迎接的看门人妻子告诉他们，米哈伊洛夫通常是在画室里见客的，但此刻他在几步外的寓所里。他们就请她把名片递给他，要求让他们看看他的画。
十
伏伦斯基伯爵和高列尼歇夫的名片送进来的时候，画家米哈伊洛夫照例正在工作。早晨，他在画室里画一张巨幅油画。回到家里，他对妻子大发雷霆，怨她不会对付前来讨账的房东太太。
“我对你说过二十回了，叫你不要多啰唆。你本来就很傻，再用意大利话啰唆，那就傻上加傻了。”争论了好一阵以后，他这样说。
“那你不该拖欠这么久，这不能怪我。要是我有钱……”
“看在上帝分上，你让我安静点吧！”米哈伊洛夫带着哭声嚷道。接着他捂住耳朵，走到隔壁工作室里，随手把门锁上。“傻婆娘！”他自言自语，在桌旁坐下来，打开画夹，格外起劲地继续画那张开了头的素描。
他平时工作，从来没有像在生活困难，尤其是在同妻子吵嘴的时候那样卖力，那样顺利。“唉，真想逃到什么地方去呀！”他一面工作，一面想。他正在画一个怒气冲天的人物。这张画是以前画的，但他不满意。“不，那一张好一点……放到哪儿去了？”他回到妻子那里，皱着眉头，眼睛没有看她，却问大女儿，他给她们的那张纸哪里去了。这张被丢掉的画稿找到了，但弄得很脏，沾满了蜡烛油。他把画稿放在桌上，身子退后一点，眯起眼睛，打量它。他忽然微微一笑，快乐地摆了摆手。
“对啦，对啦！”他说，拿起铅笔立刻迅速地画起来。蜡烛油的污点反而使画中人看上去别有风味。
他在画这个人物的时候，忽然想起那个雪茄商刚毅的脸容和突出的下巴，他就照这张脸和这个下巴画下去。他高兴得笑起来。这画像就从没有生气的虚构变得生气勃勃，再也不能改了。这幅画像有了生命，轮廓清楚，无疑已经定形。根据人物的需要，这幅画还可以做些修改，两腿的摆法可以而且应该改一改，左臂的姿势可以重画，头发可以向后梳，但这些改动已不会改变总的形象，只会再去掉一些掩盖人物性格的东西，他仿佛把盖着这像的一层遮布拉掉了；增加的每一笔只是使整个形象更加刚毅，就像蜡烛油滴上去后产生的效果一样。仆人把名片递交给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心地画完这幅像。
“就来，就来！”
他走到妻子面前。
“够了，萨莎，别生气了！”他羞怯而温柔地笑着对她说，“你错了。我也错了。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他同妻子言归于好，穿上天鹅绒领子的橄榄色外套，戴上帽子，到画室去。他已把那幅成功的画像忘记了。这会儿，几位俄国贵客乘四轮弹簧马车来访使他快乐和兴奋。
关于画架上的那幅画，他只想到这样的画还从来没有人画过。他并不认为他的画比拉斐尔的画还好，但他知道那幅画里所表现的内容至今没有人表现过。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在他开始画的时候就知道了；但人家的意见，不管什么意见，对他都很有价值，使他深为感动。任何评语，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哪怕评论的人只看到极微小的一点，都使他感激不尽。他总认为评论家的理解比他自己深刻得多，因此总希望听到人家指出他自己没有发觉的毛病。他常常从参观者的意见中发现问题。
他大踏步向画室走去，心情很激动，可是那站在门口阴影处的安娜的妩媚形象仍使他大吃一惊。安娜正在听高列尼歇夫滔滔不绝地谈着什么，显然很想看看这位走拢来的画家。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当他走近他们时，就把这最初的印象一下子抓住，吞了下去，就像抓住那个雪茄商的下巴一样，并且把它收藏好，一旦需要时再拿出来。伏伦斯基和安娜事先听了高列尼歇夫对这位画家的介绍已有点失望，现在看到他的外貌就更加失望了。米哈伊洛夫中等身材，体格强壮，步伐轻松，戴着咖啡色礼帽，穿着橄榄色外套和窄小的裤子——虽然当时已流行宽大的裤子——特别是他那张俗气的阔脸，以及那种又畏怯又想装作威严的神情，都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请进！”他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接着走进门廊，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
十一
走进画室，画家米哈伊洛夫再次打量了一下客人们，把伏伦斯基的面部表情，特别是他的颧骨，记录在头脑里。他的艺术家本能在不停地收集素材，他因为即将听到人家评论他的作品而越发激动，但还是敏捷细致地通过一些不易察觉的特征构成了对这三个人的印象。那个男人（高列尼歇夫）是侨居当地的俄国人。米哈伊洛夫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见过，同他谈过什么话。他只记得他的面孔，就像记得他见过的一切人的面孔那样。他还记得它属于高傲自大和缺乏表情的那一类面孔。浓密的头发和十分开阔的前额使他的脸显得很神气，但脸上只有一种活泼天真的表情，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狭窄的鼻梁上。伏伦斯基和安娜，在米哈伊洛夫看来，都是有钱有势的俄国人，但也像一切有钱有势的俄国人那样，对艺术一窍不通，却装作艺术的爱好者和鉴赏家。“他们一定已看遍了古董，现在又在周游现代画家、德国江湖骗子、英国拉斐尔前派傻子的画室；到我这儿来也只是为了补齐他们的参观罢了，”他想。他清楚地懂得，那些艺术上的半瓶子醋（他们越聪明越坏）巡视现代画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断定美术已经衰落，现代画家的作品看得越多就越相信，古代大师们的作品是无法逾越的。这一点，他从他们的脸色上看得出来，从他们互相交谈，观看人体模型和胸像，无拘无束地走来走去，等待揭去画上遮布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上也看得出来。虽然如此，他翻开一张张画稿，拉开窗帘，揭去遮布，还是感到非常兴奋。虽然他认为凡是有钱有势的俄国人都是畜生和傻子，却很喜欢伏伦斯基，尤其是安娜。
“啊，请看！”他步伐轻灵地退到一旁，指着一幅画说，“这是彼拉多的训诫。《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他说，自己觉得嘴唇都激动得哆嗦起来。他往后退了几步，站到他们后面。
在来访者默默观看那幅画的几秒钟里，米哈伊洛夫也观看着，用旁观者的冷静眼光观看着。在这几秒钟里，他相信，这几位刚才还被他蔑视的来访者将做出最高明最公正的评判。他忘记了他在作这幅画的三年里对它的想法；他忘记了原以为无可置疑的优点——他用旁观者那种冷静的新眼光看着这幅画，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他看见前景中彼拉多恼恨的脸和基督镇静的脸，还看见后景中彼拉多的仆从和观看动静的约翰的脸。每一张脸都经过长期琢磨，反复修改，都具有不同的性格。每一张脸都曾带给他多少痛苦和欢乐呀，为了全画的协调不知修改过多少次，在处理色彩浓淡和明暗上都曾煞费苦心——这一切如今从旁观者的眼光看来，都千篇一律，庸俗得很。那张成为全画中心的基督的脸，当初他最得意，画成后感到十分高兴，如今他用旁观者的眼光一看，却觉得毫无价值。他看出他所画的（根本谈不上好，他清楚地看出许多缺点）只是摹仿提香、拉斐尔、鲁本斯的无数基督像，摹仿他们的无数兵士和彼拉多罢了。这一切都很庸俗，贫乏，陈旧，色彩斑剥，笔力软弱，简直画得很糟。客人们当着画家的面说些虚伪的恭维话，背后却在怜悯他，嘲笑他，但这可不能怪他们。
沉默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他却觉得十分难受。为了打破沉默而且表示他并不激动，他强作镇定，对高列尼歇夫说起话来。
“我好像有幸见到过您。”他一面说，一面不安地望望安娜，又望望伏伦斯基，唯恐看漏他们的一丝表情。
“是啊！我们在露西家一次晚会上见过面，那天有位意大利小姐——一位新的拉契尔朗诵剧本。”高列尼歇夫活泼地说，目光毫不留恋地离开那幅画。
不过，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在等待他对这幅画发表评语，就说：
“您的画比我上次看到的大有进步。不过，彼拉多的形象像上次那样使我非常感动。你太了解这个人物了，他是个善良可爱的家伙，但又是个彻头彻尾的官僚，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过我觉得……”
米哈伊洛夫活泼的脸顿时容光焕发，他的眼睛发亮了。他想说些什么，可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就假装咳嗽。不管他多么轻视高列尼歇夫的艺术鉴赏力，不管高列尼歇夫对彼拉多这个官僚面部表情的正确评语多么无足轻重，不管他的评语多么令人生气地没有接触到要害，米哈伊洛夫还是十分高兴。他自己对彼拉多这个人物的看法同高列尼歇夫一样。这个看法只是米哈伊洛夫所坚信的无数正确看法之一，但他觉得这并没有贬低高列尼歇夫的评语。这个评语使他对高列尼歇夫发生好感，他的心情顿时由沮丧变得兴奋。整幅画在他面前立刻显得生气勃勃，充满丰富多彩得无法形容的生命特征。米哈伊洛夫又想说他很了解彼拉多，可是嘴唇情不自禁地抽搐着，他说不出话来。伏伦斯基和安娜也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故意压低声音，一方面是怕伤了画家的感情，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大声说出蠢话来。这种蠢话，人们在美术展览会上谈论艺术时，是很容易脱口而出的。米哈伊洛夫觉得这幅画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他走到他们面前。
“基督的神情多么奇妙哇！”安娜说，在整幅画中她最喜欢这表情。她认为这是全画的中心，对它的称赞一定会使画家高兴，“显然他很怜悯彼拉多。”
在他的画里，在基督的形象中，这只是可以提出的无数正确看法之一罢了。她说基督怜悯彼拉多。在基督的表情中应该有怜悯，因为在他身上有爱，有天国的宁静，有从容就义和不尚空谈的表情。既然彼拉多是肉体生活的化身，基督是精神生活的化身，前者有官僚神气，后者有怜悯之情，那是理所当然的。在米哈伊洛夫的头脑里又掠过各种各样的思想。他又高兴得容光焕发了。
“嗯，这像是怎么画的，空气多么浓厚！人简直像可以走进去呢！”高列尼歇夫这样评论说，对这幅画的内容和构思显然并不欣赏。
“是的，功力真了不起！”伏伦斯基说，“后景中的人物多么突出！这才是真正的技巧。”他对高列尼歇夫说，暗示他们上次的谈话。那天伏伦斯基表示，他没有希望达到这样的技巧。
“是的，是的，真了不起！”高列尼歇夫和安娜附和说。米哈伊洛夫虽然情绪很好，但评语中提到技巧还是伤了他的心。他怒气冲冲地对伏伦斯基望了望，突然皱起眉头。他常常听到技巧这个名词，但他实在不明白它的含义。他知道这个名词一般是指同内容无关的绘画技术。他发觉人们往往把技巧和内在价值对立起来，就像现在这种称赞，仿佛依靠技巧就可以把坏的内容画好似的。他知道，要去掉表面的东西而不损害作品的价值，要把所有表面的东西都去掉，必须十分小心；而描绘艺术品是不能依靠技巧的。要是让孩子或者厨娘看看他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也一定会把所有表面的东西剥掉。一个技巧娴熟的老画家，如果头脑里没有内容，光凭技巧是什么也画不出来的。米哈伊洛夫也知道，即使谈到技巧，他也没有资格受到赞扬。在他完成和没有完成的作品里，他看到了刺眼的缺点。这些缺点就由于他在去掉表面东西时不慎重而出现的，现在再修改一定会损害整个作品。他看到，几乎每个人的身体和面孔都留有损害绘画的没有去干净的表面东西。
“只有一点意见，要是您不见怪的话……”高列尼歇夫说。
“啊，那太好了，我正要请教。”米哈伊洛夫勉强笑着说。
“那就是您画出来的是人化的神，而不是神化的人。不过我知道您是有意这样画的。”
“我画不出那个我心里不存在的基督。”米哈伊洛夫不快地说。
“是的，既然这样，您要是让我直说……您的画是那么完美无缺，我的意见是丝毫也不会损害它的。再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您有您的想法，您的动机不同。不过，就拿伊凡诺夫来说吧。我认为，要是把基督贬低到历史人物的地位，那么伊凡诺夫还不如选择没有人画过的其他历史题材好。”
“但这不是摆在艺术面前最伟大的主题吗？”
“存心去找，还是找得到其他题材的。问题在于艺术不能容忍争吵和议论。看到伊凡诺夫的画，不论信徒还是非信徒都会问：这是不是神哪？这样就不能给人一个统一的印象。”
“这是为什么呀？我觉得，有教养的人是不会有什么争论的。”米哈伊洛夫说。
高列尼歇夫不同意这个意见，始终坚持统一的印象是艺术所不可缺少的，驳斥了米哈伊洛夫的话。
米哈伊洛夫很激动，但说不出一句话来为自己的想法辩护。
十二
安娜同伏伦斯基早就在相互使眼色，对于这位朋友的能言善辩感到厌烦。伏伦斯基终于不等主人过来，就径自走到另一幅不大的图画前面。
“啊，真美呀，太美啦！真是奇迹！太美啦！”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什么东西他们那么喜欢哪？”米哈伊洛夫想。他把那幅三年前作的画完全忘记了。他忘记了他几个月里日日夜夜全神贯注地作这幅画时的痛苦和欢乐，就像他平时总是把画好的画都忘记了那样。他连看都不愿看它，现在摆出来展览，只是为了等一个想买它的英国人。
“哦，那只是一幅旧的习作。”他说。
“真美呀！”高列尼歇夫说，显然也被这幅画的美迷住了。
两个男孩子在柳树荫下钓鱼。大的一个刚抛下钓钩，正在灌木丛后面全神贯注地收回浮子；小的一个躺在草地上，双手托着淡黄色乱发的脑袋，一双若有所思的蓝眼睛瞧着水面。他在想些什么呢？
对这幅画的赞赏唤起了米哈伊洛夫旧日的兴奋，但他害怕并且不喜欢无谓的怀旧情绪，因此，他听了这种赞赏虽然很高兴，还是想让来访者观看第三幅画。
伏伦斯基却问这幅画卖不卖。米哈伊洛夫被来访者的称赞弄得很兴奋，听到有关金钱的话，觉得很不快。
“摆出来就是卖的。”他闷闷不乐地皱着眉头回答。
等来访者们走了，米哈伊洛夫在那幅彼拉多和基督的画前坐下来，心里重温着他们说过的话，以及虽然没有说过但是暗示过的话。说也奇怪，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当他按照他们的观点看待问题的时候，有些意见他认为十分重要，可是这时这些意见忽然变得毫无意义了。他开始用纯粹艺术家的目光来看待自己的画，这才满心相信它是完美的，因此也是有价值的。只有具备这样的信心，才能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作画。只有这样，他才能好好工作。
基督的一只脚照透视学看来是画得不正确的。他拿起调色板，工作起来。他一面修改那只脚，一面不断地注视着后景中约翰的像。这像来访者们都没有注意，但他觉得是完美无缺的。改好脚，他想把整个像再加加工，但心情太激动了，无法再动笔。当他过分冷静的时候，他无法工作；当他过分兴奋，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同样无法工作。只有从冷静到产生灵感，在这个过渡阶段，他才能工作。可是今天他太兴奋了。他刚想把画遮起来，却又站住，手里拿着遮布，得意扬扬地微笑着，对约翰的形象看了好一阵。最后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遮布，又疲劳又幸福地走回家去。
伏伦斯基、安娜和高列尼歇夫回家途中特别兴奋和快乐。他们谈论着米哈伊洛夫和他的画。“才气”这个东西被他们看成是一种同智慧和感情无关、近乎生理的天赋能力。他们用这个词来解释画家的一切感受。在他们的谈话里，这个词用得特别多，因为他们非用它来说明他们一窍不通而偏偏要谈论的东西不可，他们说他的才气是无可否认的，但他的才气因为缺乏教养——俄国画家的通病——而不能发挥。但那幅表现两个男孩子的画却深印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几次三番谈到它。
“真是太美啦！他画得多么朴素，多么成功！他自己还不知道这幅画有多么出色。是的，不能错过机会，一定要把它买下来。”伏伦斯基说。
十三
米哈伊洛夫把他的画卖给了伏伦斯基，并答应替安娜画一幅肖像。在约定的那一天，他来了，动手工作。
这幅肖像连续画了五次，结果使大家惊叹不止，特别是伏伦斯基，因为它不仅十分逼真，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美。真奇怪，米哈伊洛夫怎么能发现她那种特有的美。“要像我这样了解她，爱她，才能抓住她那最可爱的灵魂的表现。”伏伦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通过这幅画才真正领略她最可爱的灵魂的表现的。但这表情是那么真挚，使他和其他人都觉得他们早就熟悉了。
“我努力画了那么多时间，毫无成绩，”他说到他自己替她画的那幅像，“而他只看了看，就画出来了。这就叫技巧。”
“不要急，”高列尼歇夫安慰他说。他认为伏伦斯基既有才能，又有卓越的艺术素养。高列尼歇夫相信伏伦斯基的才能还有一原因，就是他需要伏伦斯基对他的文章和思想表示赞同和欣赏，他认为赞赏和支持应该是相互的。
在别人家里，特别是在伏伦斯基的别墅里，米哈伊洛夫同在自己画室里完全不同，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仿佛害怕同他所不尊敬的人接近，总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对伏伦斯基称“阁下”，并且不顾安娜和伏伦斯基的盛情邀请，从来不留下来吃饭，除了画画也从来不上他们家的门。安娜待他比待谁都亲切，因为画像而很感激他。伏伦斯基对他更是毕恭毕敬，显然很想听听这位画家对他的画的意见。高列尼歇夫从不放过机会向米哈伊洛夫灌输真正的艺术观。但米哈伊洛夫对他们依旧十分冷淡。安娜从他的目光中察觉他很喜欢看她，但他避不同她谈话。伏伦斯基谈到他的画，他总是固执地保持沉默。人家拿伏伦斯基的画给他看，他也同样固执地保持沉默。显然，他讨厌高列尼歇夫的谈话，但也不去反驳他。
总之，当他们较深地了解了米哈伊洛夫的为人以后，他们对他那种拘谨而不愉快、几乎近于敌意的态度，都很反感。等到写生完毕，他们拿到一幅优美的肖像，他就不再上门了，这时大家都如释重负。
高列尼歇夫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心里的想法，就是米哈伊洛夫只是嫉妒伏伦斯基罢了。
“就算他因为自己有才能并不嫉妒；但是一个宫廷官员，一个富家子弟，再说还是位伯爵（要知道他们一提到爵位都是深恶痛绝的），没有经过勤学苦练，居然也能从事那种他米哈伊洛夫毕生献身的工作，即使没有超过他，也毕竟使他恼火。尤其因为他缺乏那样的教养。”
伏伦斯基嘴上替米哈伊洛夫辩护，心里却也相信高列尼歇夫的看法，因为照他看来，一个属于下层社会的人是不可能不嫉妒的。
伏伦斯基和米哈伊洛夫都替安娜写生，他们的画照理应该让伏伦斯基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别，可是他却看不出来。直到米哈伊洛夫的画完成以后，他才决定停笔不再替安娜画像，认为没有必要再画下去了。至于那幅表现中世纪生活的画，他却继续画下去。他本人，还有高列尼歇夫，特别是安娜，都认为他画得不错，因为他的画比米哈伊洛夫的画更近似名画。
至于米哈伊洛夫，他虽然热衷于替安娜画像，但当写生完毕，可以不再听高列尼歇夫有关艺术问题的谬论，可以把伏伦斯基的绘画忘记时，他就显得比他们更高兴。他知道不能禁止伏伦斯基对绘画喋喋不休，也知道这些艺术上的半瓶子醋享有要画什么就画什么的权利，但他总觉得嫌恶。一个人用蜡塑造了一个大玩偶，并且去亲吻她，你也不能禁止他呀！但要是这个人带了玩偶走来，坐在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面前，并且动手抚爱这玩偶，就像谈恋爱的人抚爱他的情人那样，那就会使谈恋爱的人觉得嫌恶了。米哈伊洛夫看见伏伦斯基的画，他所感到的就是这种嫌恶。他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又可怜又可恨。
伏伦斯基对绘画和中世纪的迷恋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对绘画的滋味领略得够了，再也无法把那幅画画完。画到一半停止了。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的缺陷开始时还不显著，但要是继续画下去，就会叫人受不了。他和高列尼歇夫有同样的感觉。高列尼歇夫觉得他没有话可说，经常用构思还未成熟和正在收集材料来欺骗自己。高列尼歇夫痛恨这样的情况，但伏伦斯基呢，他既不会欺骗自己，也不会折磨自己，更不会痛恨自己。他性格果断，既不做解释，也不进行辩护，就搁笔不画了。
但是，不画画，伏伦斯基觉得他和安娜——她对他的灰心丧气感到惊奇——在意大利的生活太乏味了，宫殿式别墅突然显得那么破旧肮脏，窗帘上的污点、地板的裂缝和檐板上剥落的灰泥又都那么刺眼，老是高列尼歇夫、意大利教授和德国旅行家，又那么叫人讨厌，因此非改变一下生活不可。他们决定回国，住到乡下去。在彼得堡，伏伦斯基打算同他哥哥分家，安娜则想看看儿子。他们打算在伏伦斯基家乡的大庄园里过夏天。
十四
列文结婚有两个多月了。他很幸福，但完全不像预期的那样。他时刻感到以前的梦想破灭了，同时却遇到新的意料不到的赏心乐事。列文很幸福，但开始家庭生活以后，他处处发现，事情同他原来的想法截然不同。他处处感到好像那种欣赏过别人在湖上平稳而幸福地泛舟的人，一旦自己坐到船上，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他发现，泛舟并非只是平平稳稳地坐着，没有什么摇摆，而是需要思考，片刻不能忘记该往哪儿航行，不能忘记脚下是水，必须不停地划桨，而没有划惯桨，双手是很痛的。这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虽说有趣，却很费劲。
在他独身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夫妇生活，看到他们琐碎的家务、争吵、吃醋，他就在心里嘲笑他们。照他看来，他未来的夫妇生活不仅不会产生这种情况，而且整个家庭生活方式也将与众不同。没想到他同妻子的生活不仅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而且也充满琐碎的家务。这种琐碎的家务以前他不屑一顾，如今却显得如此重要，无法回避。列文看到，所有这些家务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么容易处理。尽管列文自以为对家庭生活持有最正确的观点，但他也像一切男人那样，不知不觉把家庭生活纯粹看作爱情的享受，不应遇到任何阻碍，也不该受任何琐事的干扰。他认为他应该专心做他的工作，工作以后在爱情的幸福中得到休息。她应当被宠爱，此外再不能有别的要求了。他也同一切男人一样，忘记她也需要工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那个像诗一样美的吉娣，在婚后头几个星期，甚至开头几天，就在考虑和张罗着桌布、家具、客房床垫、托盘、厨子、饭菜等家务。还在他们订婚以后，她就拒绝出国旅行，决定回乡生活，仿佛她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除了爱情，她还能考虑别的事。她的果断使他吃惊。这种态度当时曾使他不愉快，如今她这样操劳家务，又多次引起他的烦恼。他看出她需要这种操劳。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忙忙碌碌，并且嘲笑种种琐事，但他爱她，不能不欣赏她的这些活动。他嘲笑她怎样摆设从莫斯科运来的家具，怎样重新布置她自己的房间和他的房间，怎样挂窗帘，怎样为来客和陶丽准备好客房，怎样给她的新侍女安排房间，怎样吩咐老厨子准备饭菜，怎样同阿加菲雅吵嘴，从她手里接管了食品贮藏室。他看到老厨子怎样笑嘻嘻地欣赏她，听着她那些缺乏经验的不切实际的吩咐。他看到阿加菲雅对这位年轻主妇就贮藏室做出的新安排怎样若有所思地慈祥地摇着头。他看到吉娣又哭又笑地走来向他诉苦，说侍女玛莎仍把她当小姐看待，因此谁也不听她的话，他却觉得她格外可爱。他觉得这很有趣，也很新奇。但他想，要是没有这些事，那就更好了。
他不懂得她婚后心情的变化。她在娘家有时很想吃点卷心菜加克瓦斯或者糖果，可是吃不到。如今她可以随意吩咐，要买多少糖果就买多少糖果，要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要定制什么点心就定制什么点心。
现在她满心希望陶丽带孩子们来住一阵，尤其因为她可以给孩子们定制各人喜爱的点心，陶丽也准会赞扬她家务上的种种新安排。她自己也弄不懂是什么道理，但家务对她确实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她凭本能感觉到春天临近了，她也知道将会有春雨绵绵的日子，就加紧筑巢，边筑边学筑巢的方法。
吉娣悉心操持琐碎的家务，这同列文原先崇高的幸福观极其格格不入。这也是他失望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尽管不理解她这种操心的意义，却觉得她很可爱，情不自禁地加以欣赏，把它看作一种新的赏心乐事。
另一种失望和赏心乐事就是吵嘴。列文从来没有想到，他同妻子除了温存、尊敬和恩爱之外还可能有别的态度。婚后没有几天，他们竟突然吵嘴了。她说他并不爱她，只爱他自己，说着就哭起来，摆动双手。
他们第一次吵嘴是因为列文到一个新的田庄去，回家时想抄近路，结果迷了路，迟到半小时。他一路上都想着她，想着她的恩爱，想着自己的幸福。离家越近，对她的爱情也越热烈。他怀着当初到吉娣家去求婚那样热烈、甚至比那时还要热烈的感情冲进房里，没想到遇到的竟是他在她脸上从没见过的一种忧郁的表情。他想吻她，却被她一把推开了。
“你怎么啦？”
“你倒开心……”她开口说，竭力想装得镇定而刻毒。
但她一开口，责备、莫名其妙的醋意、刚才一动不动地呆坐窗前半小时所经受的折磨，就一古脑儿发泄出来。这当儿，他才清楚地明白了他在婚礼结束后把她从教堂里领出来时还没有明白的事情。他明白了她不仅同他十分亲近，而且明白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界线现在已分不清了。这一层，他是从刹那间出现的双重心理中懂得的。他先是很生气，但立刻又觉得他不能生她的气，因为她同他是两位一体，不能分成你我的。他最初一刹那的感觉就像一个人背后突然受到一记沉重的打击，但等到他怒气冲冲地回过身去，想找到仇人报复，却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无意中打了自己一下，他不好对谁生气，只得默默地忍受疼痛，自己安慰自己。
后来他再也没有如此强烈地产生过这种感觉，但此刻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很自然地想替自己辩护，向她证明是她错了；但证明她错就会更加激怒她，就会扩大那条成为一切痛苦根源的裂痕。照习惯他想把过错加到她身上；但另一种更加强烈的情绪却要他尽快消除裂痕，不让它扩大。这种莫须有的责难确实使他很难过，但进行辩解，使她痛苦，那就更糟。好像一个人在半睡不醒中感到一阵剧痛，想把身上的痛处挖掉、除去，等到苏醒过来，才明白原来全身都在作痛。除了默默忍受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就竭力克制自己。
他们和好了。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嘴里没有承认，只是对他更加温柔。他们加倍体会到爱情的幸福。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后再不会发生类似的冲突；冲突甚至发生得更加频繁，而且往往是由于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引起的。发生这一类冲突常由于彼此还不了解对方的脾气，由于结婚初期两人的情绪常常不正常。当一个情绪好，另一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和睦还不会遭到破坏；但当两人都情绪不好时，就会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冲突，事后甚至记不起来，他们究竟为什么吵嘴。不错，当两人都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加倍幸福。但结婚初期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段不好过的日子。
在婚后最初一段日子里，他们感到特别紧张，仿佛有一条链子把他们系住，从两端拉紧。总之，他们的蜜月，也就是婚后的第一个月，列文对它怀着满腔希望，结果不但并不甜蜜，而且是他们一生中最委屈痛苦的日子。当时他们确实难得心平气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后来却竭力想把这段不愉快日子里种种不正常的可耻情况从记忆里抹掉。
直到婚后第三个月，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回家以后，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过得比较平稳。
十五
他们刚从莫斯科回来，剩下两人在一起，感到很高兴。列文坐在书房的写字台旁写东西。吉娣穿着那件婚后最初几天穿过，因此他特别喜爱、特别欣赏的深紫色连衫裙，坐在从列文的祖父起一直摆在书房里的那张老式皮沙发上绣花。他一面想，一面写，一直快乐地意识到她就坐在身边。他没有放弃他的农事，也没有停止写他那部要阐明他的新农业体制基本观点的著作。过去，他觉得这些活动和思想同笼罩着他生活的阴影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而现在，他觉得它们同未来生活的光辉灿烂的幸福比较起来同样是无足轻重的。他继续从事他的工作，但觉得他的注意重心转移了，因此对工作也就有了更加明确的看法。以前，这些工作只是他逃避生活的手段。以前，他觉得没有这些工作他的生活就太无聊。而现在，他需要这些工作是为了避免幸福的生活过分单调。他又拿起稿子，把写好的东西重读一遍。他高兴地发现这工作还是值得做的。这是一项新鲜而有益的工作。他觉得以前许多想法未免有些偏激。他重新回顾全部事业，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变得明确了。他正在写新的一章，论述俄国农业衰落的原因。他论证俄国贫穷的原因不仅在于土地所有权分配的不合理和方针的错误，还由于俄国近来不合理地引进外来文明，特别是交通事业，铁路，促使城市人口集中，奢侈成风，工业、信贷和随之产生的交易所投机事业恶性发展，因而损害了农业。他认为，只有当国家的财富正常发展，相当多的劳动力用在农业上，农业处于合理的至少是稳定的状态，真正的文明才能出现。他认为，国家财富应当按比例发展，尤其是其他领域的财富不应该超过农业。他认为，交通事业应当同农业相适应，在我国土地使用不当的情况下，铁路的修筑不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因此为时过早，它不仅不能像预期那样促进农业，反而阻碍了农业，促使工业和信贷发展。好像动物身体里某种器官片面的早熟会妨碍身体的全面发育，信贷、交通事业、工厂企业的发展，在欧洲无疑是必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可是从俄国财富总的发展上来说，它们只会挤掉整顿农业这个当前的主要课题，造成危害。
当他写作的时候，她却想着，在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年轻的察尔斯基公爵怎样笨拙地向她献媚，引起丈夫的猜疑。“他吃醋了。”她想，“天哪！他这人真可爱，真傻。他在为我吃醋！他不知道这些人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厨子彼得高明呢。”她一面想，一面怀着一种她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占有欲，瞧着他的后脑勺和红脖子。“我舍不得妨碍他工作（但他有的是时间！），可是真想看看他的脸。他会不会感觉到我在看他？我真希望他回过头来……啊，真希望！”她把眼睛睁得老大，想这样来加强视力。
“是的，他们吸去全部精华，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他停下笔，喃喃地说，发觉她在笑盈盈地望着他，就回过头来。
“怎么？”他微笑着站起来，问。
“他回过头来了。”她想。
“没什么，我就是要你回过头来。”她说，眼睛盯着他，想看出他有没有因为她打扰而不高兴。
“啊，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真是太好啦！我有这样的感觉。”他走到她面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
“我真高兴！我哪儿也不去了，特别是莫斯科。”
“那么你在想什么呀？”
“我吗？我在想……不，不，写你的吧，不要分心了，”她噘着嘴说，“现在我要剪这些小孔了，你看见吗？”
她拿起剪刀，剪起来。
“不，你还是说说，你在想什么？”他说着在她身边坐下，注视着小剪刀怎样剪着圆孔。
“嗯，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莫斯科，想你的后脑勺。”
“为什么这样的幸福正好落在我的头上？真奇怪。但太美了！”他吻着她的手说。
“我倒正好相反，我觉得越幸福，越自然。”
“啊，你有一绺头发松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头转过来，说，“一绺头发。你瞧，可不是！不，不，我们正在工作呢。”
可是工作继续不下去了。直到顾士玛进来报告茶点已经准备好的时候，他们才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慌忙分开。
“他们从城里回来了吗？”列文问顾士玛。
“刚回来，正在拆邮包。”
“你快来，”她一面走出书房，一面对他说，“要不我不等你来就要读信了。让我们去弹个二重奏吧。”
只剩下一个人，他把稿纸放进她买来的新文件夹里，在那随同她一起出现的配有精致用具的新洗脸盆里洗了洗手。列文嘲笑自己的一些想法，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种近乎忏悔的心情苦恼着他。他现在的生活有一种可耻的、懒散的、贪图享受的习气。“这样过生活可不好哇！”他想，“唉，将近三个月了，我几乎什么事也没做。今天可以说还是第一次认真工作，可是结果怎样呢？刚一上手，就丢下了。连日常的事务差不多都丢下了。农田我也几乎一直没有去看过，我有时舍不得把她丢下，有时看见她寂寞。从前我以为婚前生活很无聊，没有意思，婚后会开始真正的生活。如今结婚近三个月，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虚度过光阴。不，这样可不行，得重新开始。当然，她没有过错，不能怪她。我自己应该振作起来，保持男子汉的独立性。要不我会一直虚度光阴，把她也带坏……当然，她是没有过错的。”他自言自语。
不过，要一个心怀不满的人不责怪别人，特别是最亲近的人，那是困难的。列文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不能怪她（她不可能有任何过错），却要怪她所受的教育，过分庸俗无聊的教育。（“那个向她献媚的傻瓜察尔斯基说过：我知道她想阻止他，可是无能为力。”列文想。）“是的，除了对家务的兴趣（这种兴趣她是有的），除了打扮和绣花，没有什么事她真正感兴趣。对我的事业也好，对农庄也好，对农民也好，对她擅长的音乐也好，对读书也好，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什么事也不做，却心满意足。”列文心里这样责备她，不了解她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今后繁重的家务，她是丈夫的妻子，一家的主妇，还将生产、抚养和教育孩子们。他根本没有想到，她凭本能知道今后会有怎样的生活，正在积极迎接这种繁重的劳动，并不因现在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岁月和爱情的幸福而感到负疚，同时正兴致勃勃地筑着她未来的巢。
十六
列文走到楼上，看见妻子坐在一把崭新的银茶炊旁边，面前摆着一套崭新的茶具。她让老保姆阿加菲雅坐在一张小桌旁，给她倒了一杯茶，自己正在读陶丽的来信。他们同陶丽经常有书信来往。
“您瞧，您这位太太要我坐着陪她呢！”阿加菲雅说，亲切地对着吉娣微笑。
从阿加菲雅这句话里，列文听出她最近同吉娣发生的纠纷结束了。他看到新主妇尽管夺了阿加菲雅的权力而使她伤心，但还是征服了她，并且赢得了她的欢心。
“你瞧，我把你的信看过了，”吉娣说着把一封文理不通的信交给他，“这大概是你哥哥的那个女人写来的……”她说，“我没有看完。这是我家里和陶丽的来信。你真不会想到，陶丽把格里沙和塔尼雅带到萨玛茨基家去参加儿童舞会，塔尼雅还扮演侯爵夫人呢！”
不过列文并没有注意听她的话；他涨红了脸，接过哥哥旧情妇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信，看了起来。这已是她第二次来信了。在第一封信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写道，哥哥无缘无故把她赶了出来，还真挚动人地说，她虽然又落到很贫穷的地步，但她一无所求，一无所想，只是担心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身体这样虚弱，她不在旁边他会死去。她要求做弟弟的照顾他。现在她又来信了。她找到了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在莫斯科又和他同居，接着又一起迁到省城。他在那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他在那边又同长官闹翻了，回到莫斯科，可是路上病得很厉害，恐怕再也起不来了——她这样写着：“他一直在挂念您，再说，钱一点儿也没有了。”
“你看看，陶丽提到你了。”吉娣刚笑眯眯地开口说，发现丈夫脸色变了，就慌忙住口。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她写信来说，尼古拉哥哥快死了。我要去看看他。”
吉娣的脸色顿时变了。关于塔尼雅扮侯爵夫人，关于陶丽，这一切念头全消失了。
“那你什么时候走哇？”她问。
“明天。”
“我同你一起去，可以吗？”她说。
“吉娣！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什么‘什么意思’？”她生气了，因为他似乎很生气，不情愿接受她的提议，“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我不会妨碍你的。我……”
“我去是因为我哥哥快死了，”列文说，“可是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吗？为了和你同样的原因。”
“在这种紧要关头，她只想到一个人待在家里寂寞。”列文想。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她还要强词夺理，这可使他恼火了。
“这不行！”他严厉地说。
阿加菲雅眼看两口子就要吵起来，悄悄把茶杯一放，走出去了。吉娣甚至没有注意到她。丈夫说最后那句话时的口气伤了她的心，特别因为他显然不相信她的话。
“我对你说，要是你去，我就同你一起去，我一定要去！”她急急忙忙、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说不行？”
“因为天知道这是往哪儿走，走的是什么道路，住的又是怎样的客店。你会妨碍我的。”列文说，竭力克制着自己。
“绝对不会。我没有什么要求。你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
“哼，不说别的，单说那个女人，你怎么好去同她接近呢？”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谁在那边，有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丈夫的哥哥快死了，丈夫去看他，我同丈夫一起去，这样好……”
“吉娣！别生气。你倒想想，情况这么严重，你还要任性，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想想也难受。唉，要是你一个人寂寞，那你就到莫斯科去吧。”
“哼，你总是把我想象得很坏很卑鄙，”她含着委屈和愤怒的眼泪说，“我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软弱，也没有……我只觉得丈夫有苦难，我有责任陪着他，可是你存心伤我的心，故意装作不懂……”
“不，这太可怕了。简直像做奴隶！”列文站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他的愤怒，大声嚷道。但就在这同一刹那，他觉得他是在自己打自己。
“那你何必结婚？不结婚，不是很自由吗？既然后悔，当初又何必急着结婚呢？”她说着霍地跳起来，往客厅里跑去。
他追了上去，她不停地抽泣。
他开始说，竭力找些话，目的不是要说服她，而是要安慰她。但她不听他的，说什么也不肯罢休。他向她俯下身去，捉住那只推开他的手。他吻吻她的手，吻吻她的头发，又吻吻她的手，她一直不吭声。但当他双手捧住她的脸，叫了声“吉娣！”时，她顿时镇静下来，放声痛哭，接着他们就和好了。
终于决定明天两人一起去。列文对妻子说，他相信她要去是为了帮他的忙，并且同意妻子的意见，认为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待在哥哥身边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妨碍；但一路上他心里对她和对自己都很不满意。他对她不满意，因为在需要的时候，她不肯放他走（不久以前他还不敢相信他能享受被她爱的幸福，如今他又因为她太爱他而觉得不幸，这种情况他想想也觉得太奇怪了！）。他对自己不满，因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心里特别不满意的是，她并不把哥哥身边那个女人放在眼里。他提心吊胆，唯恐她们两人发生冲突。一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吉娣，将跟一个妓女同住一室，他就嫌恶和恐怖得哆嗦起来。
十七
尼古拉·列文借宿的省城旅馆是按照改良的新式省城旅馆设计的，注重整洁、舒适，甚至优雅，但由于过往旅客的糟蹋，很快就变成装潢时髦的肮脏酒馆，而经过这样的装潢，它却比老式肮脏的旅馆更叫人恶心。这个旅馆已变成了这种样子：一个穿脏制服的士兵在门口抽着烟卷，充当看门人；一座阴暗难看的穿孔铁梯子；一个身穿肮脏燕尾服的没精打采的茶房；一间桌上摆着积满灰尘的蜡制假花的公共食堂；到处都是肮脏、灰尘、凌乱，以及由现代铁路带来的喧嚣忙乱——这一切都使新婚不久的列文夫妇产生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特别是这座旅馆的虚假豪华同他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多么格格不入哇！
旅馆老板照例问了他们要什么价钱的房间，他们这才知道上等房间已全部客满：一间住着铁路视察员，另一间住着莫斯科来的一位律师，再有一间住着乡下来的阿斯塔菲耶娃公爵夫人。只剩下一个肮脏的房间，旅馆老板还告诉他，隔壁一个房间到傍晚也将空出来。列文生妻子的气，因为不出他所料，他一到就急于想去看望哥哥，好知道他的情况，却不能立刻就去，而不得不先把妻子领到他们租用的那个房间。
“去吧，去吧！”她用怯生生的负疚目光瞧着他说。
他默默地走出房间，立刻就碰到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她知道他来了，却不敢走进去看他。她同他在莫斯科看见时一模一样：还是穿着那件毛料连衫裙，光着双臂和脖子，还是那张稍微有点发胖的善良而呆板的麻脸。
“嗯，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了？”
“病得很重。起不来了。他一直在盼您来。他……您……同您的夫人。”
列文最初一刹那不明白她为什么发窘，但她立刻对他做了解释。
“我走了，我要到厨房里去一下，”她说，“他会高兴的。他听见了，他认得她，记得在国外看见过她。”
列文明白她是指他的妻子，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走吧，走吧！”他说。
但他刚一举步，他的房门就打开，吉娣探出头来望了一眼。列文脸红了，因为妻子弄得他们俩都很尴尬，又是害臊又是气愤。不过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脸红得更厉害。她身子缩成一团，脸红得要哭出来，两手抓住头巾梢头，用发红的手指捻弄着，不知道说什么和做什么才好。
最初一刹那，列文发觉吉娣望着这个她觉得不可理解的可怕女人的目光中，有一种好奇的神情，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
“啊，怎么样？他怎么样了？”她先问丈夫，又问她。
“我们总不能站在走廊里说话呀！”列文说，怒气冲冲地望着一个抖动双腿、径自在走廊里走动的男人。
“哦，那么进来吧，”吉娣对镇定下来的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说，但她一发现丈夫脸上惊惶的神色，就说：“你们去吧，回头来叫我。”她说着独自回到房间里。列文就向哥哥的房间走去。
他在哥哥房间里看到和感觉到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满以为哥哥还是同秋天来看他时一样，处在自我欺骗的状态。他听说肺痨病人往往是这样的。他预料会在他身上看到更接近死亡的症状，看到他更加虚弱，更加消瘦，但大体上总还是原来的样子。他预料他将再次感到丧失心爱的哥哥的悲伤和对死的恐惧，就像上次那样，只是程度上更厉害罢了。他在思想上做了这样的准备，却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那样。
在一个肮脏的小房间里，描花的四壁上布满唾沫痕迹，透过薄薄的隔板听得见隔壁说话的声音。在令人窒息的恶浊空气里，在一张离墙摆放的床上，躺着一个盖被子的人。一条手臂露在被子外面，像耙柄一样粗大的手腕不可思议地连结在一根从一端到中间都很细很直的骨头上。头在枕头上侧躺着。列文看见两鬓上汗湿的稀疏头发和瘦得皮包骨头的前额。
“这个可怕的人不可能是我的尼古拉哥哥。”列文想。但走近一些，看见了他的脸，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尽管尼古拉脸上有了这样可怕的变化，但列文只要瞧一瞧那双抬起来望着走进房间的人的灵活眼睛，察觉到汗湿的小胡子底下嘴巴的轻微抽动，就肯定了可怕的现实：这个死尸般的身体确实就是他还活着的哥哥。
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严厉地、责备似的对进来的弟弟扫了一眼。这眼光顿时在两个活人之间确立了活的关系。列文在向他射来的目光里立刻察觉到责备的神色，并且因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内疚。
列文拉住他的手，尼古拉微微一笑。这笑是轻微的，几乎看不出来，而且尽管在微笑，严厉的眼神并没有改变。
“你没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吧？”尼古拉好容易说。
“是的……哦，不！”列文语无伦次了，“你怎么不早一点通知我，就是说，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呢。”
要避免沉默，必须说话，可是列文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尤其因为哥哥什么也不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显然在琢磨每一句话的意思。列文告诉哥哥，他的妻子跟他一起来了。尼古拉显得很高兴，但说他怕他现在这个模样会使她吃惊。接着是一阵沉默。尼古拉忽然转动身子，说起话来。列文从他面部的表情上猜想他会说出什么特别重要的话来，可是尼古拉只谈他的健康情况。他责怪医生，抱怨本地没有莫斯科的名医。列文明白他还抱着希望。
等到谈话一停止，列文立刻站起身来，想摆脱痛苦的感觉，哪怕只是片刻也好。他说他去把妻子带来。
“嗯，好的，我叫他们弄弄干净。我想，这里又脏又臭。玛莎！把房间收拾一下，”病人费劲地说，“等收拾好了，你就走开。”他一面说，一面用询问的眼光瞧着弟弟。
列文什么也没回答。他走到走廊里，站住了。他说他去把妻子领来，但这会儿他回味自己的感受，决定竭力劝说她不要到病人房里去。“何必让她像我一样受折磨呢？”他说。
“嗯，什么？怎么样？”吉娣神色惊惶地问。
“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何必来呢？”列文说。
吉娣沉默了几秒钟，胆怯而怜悯地瞧着丈夫；接着走近去，双手抓住他的臂肘。
“康斯坦京！带我到他那儿去吧，我们一起去要好受些。你只要把我带去，把我带去，然后你走开好了，”她说，“你要明白，我看见你，却没有看见他，我就更加难受。到那边我对你，对他，也许都会有点用处的。请你答应我！”她恳求丈夫，仿佛她一生的幸福全在这件事上了。
列文只好答应她。他镇定下来，把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完全忘记了。他带着吉娣回到哥哥的房间里。
吉娣迈着轻盈的步子，不断地望着丈夫，向他露出勇敢和同情的脸色，走进病人的房间，然后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轻轻地关上门。她悄没声儿地迅速走到病人床前，又绕了过去，使病人不用转过身来，接着就用她柔嫩的手握住他那皮包骨头的大手，用女人所特有的充满同情的温柔而活泼的语气同他说话。
“我们在索登见过面，但那时还不认识，”她说，“您没想到我会做您的弟媳妇吧？”
“您恐怕不认得我了？”她一走进去，他脸上就泛起笑容，说。
“不，我认得。您通知我们，真是太好了！康斯坦京没有一天不想起您，不挂念您呢。”
但病人的兴致没有持续多久。
不等她说完话，他的脸上就现出垂死的人羡慕健康的人那种严厉责难的神色。
“我怕您住在这里不太舒服吧，”她说，避开他那盯着的目光，打量这房间，“得向老板另外要一个房间，”她对丈夫说，“这样我们可以靠近一点。”
十八
列文无法平静地望着哥哥，在他面前无法装得自然和镇定。他一走进病人的房间，他的眼睛和注意力就不由自主地模糊了。他看不见，也分不清哥哥身体的每个部分。他闻到的是难堪的臭味，看见的是肮脏、凌乱和痛苦的景象，听见的是呻吟，但是他束手无策。他根本没有想到分析分析病人的情况，想想他的身体怎样躺在被子底下，他那皮包骨头的膝盖、大腿和脊背怎样缩成一团，能不能使他躺得稍微舒服一点，即使不能使他好过一点，至少也不要让他太难受。列文想到这些问题，他的背上不禁起了一阵寒颤。他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办法能延长哥哥的生命，或者减轻他的痛苦。病人也觉察到了，自以为完全没有希望，因此脾气更坏了。列文却因此觉得更加难过。坐在病人房里他觉得痛苦，但离开他却更加难受。他不断找借口离开病房又回到病房，因为他无法单独待着。
但吉娣所想、所感觉和所做的完全不同。她看见病人，很可怜他。不过，怜悯在她女性的心灵里唤起的绝不是恐怖和嫌恶，像在她丈夫心灵里所唤起的那样，而是一种积极行动、要弄清他的情况和帮助他的愿望。她毫不怀疑她应该帮助他，也毫不怀疑她能够帮助他。她立刻动手。那些琐碎的事情她丈夫一想到就害怕，却立刻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派人去请医生，到药房去配药，叫她带来的侍女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一起打扫，擦地板，洗东西，亲自洗着什么，把一件东西垫到病人褥子底下。按照她的吩咐，有些东西拿到病房里来，有些东西从病房里拿出去。她几次回到自己房里，毫不理睬遇见的男人，把被单、枕套、手巾和衬衫拿来。
正在公共食堂给几个工程师开饭的茶房，一听见她的召唤，露出愤怒的神色，却不能不照她的吩咐去做，因为她的吩咐是那么亲切而执拗，使人无法拒绝。列文不赞成这一切，他不相信这样做对病人有好处。他尤其怕病人因此生气。但病人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在意，没有生气，只是感到害臊。总的说来，他对她为他所做的事似乎感到新奇。列文被吉娣派去请医生回来，推开房门，正碰上大家在照吉娣的吩咐给病人换衬衣。长长的皮包骨头的白脊背，两边突出的巨大肩胛骨，根根可数的肋骨和椎骨，全都暴露无遗。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同茶房一起替他换衬衫，弄乱了袖子，怎么也不能把他软弱无力的长手臂穿进去。吉娣等列文一进来，就把门关上，没有往病人那边望，但病人一呻吟，她就连忙走过去。
“快一点！”她说。
“嗳，你不要来，”病人怒气冲冲地说，“我自己……”
“您说什么？”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问。
但吉娣听见他的话，明白他在她面前赤身露体，感到不好意思。
“我不看，我不看！”吉娣把他的手臂穿进去，说，“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您到那边去，把衬衫拉一拉。”她又说。
“请你去一下，我的手提包里有一个瓶子，”她对丈夫说，“嗯，就在旁边口袋里，请你把它拿来。这儿马上就可以收拾好了。”
列文拿着瓶子回来，看到病人已经安顿好了，他周围的一切全变了样。难闻的臭气已经换成了醋和香水的气味。吉娣正噘着嘴，鼓起绯红的双颊，用一根小管子喷着香水。室内没有一点灰尘，床底下铺了地毯。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药瓶和水瓶，还有必需的衬衣和吉娣的刺绣架。靠近病床的另一张桌上，放着饮料、蜡烛和药粉。病人洗过脸，梳过头发，穿着干净的衬衫，雪白的领子围着瘦得可怕的细脖子。他躺在干净的床单上，背后垫着高高的枕头，脸上带着新的希望的神色，眼睛紧盯着吉娣。
列文请来的医生——这医生是在俱乐部里找到的——不是原来替尼古拉治过病、尼古拉对他很不满意的那一个。这位新医生拿出听诊器，替病人听诊了一下，摇摇头，开了药方，详详细细地说明了药的服法，然后规定了饮食。他劝病人吃生鸡蛋或者半生不熟的鸡蛋和温度适当的矿泉水掺鲜牛奶。医生走后，病人对弟弟说了几句话。但列文只听见“你的吉娣”几个字。列文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在赞美她。他像列文一样叫她“吉娣”，把她唤到床前。
“我觉得好多了！”他说，“嗐，我要是同你们在一起，早就好了。太好了！”他拉住她的手，把它拉到自己的嘴唇边，但似乎怕她会不喜欢，就改了主意，又把它放下了，只抚摸了一下。吉娣双手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着。
“现在把我翻到左边，你们去睡吧。”他说。
谁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只有吉娣明白。她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注意他需要什么。
“翻到另外一边，”她对丈夫说，“他总是朝那边睡的。你给他翻个身，叫佣人来太麻烦。我不行，您能吗？”她问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
“我怕也不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回答。
不管列文觉得双手抱住这可怕的身体，接触到被子底下他不愿接触的地方是多么可怕，他还是听从妻子的指使，脸上现出他妻子所熟悉的果断神色，两手伸进去抱住那身体。他的力气虽然很大，但这虚弱的身体沉重得出奇，使他大为吃惊。列文给他翻身，尼古拉那皮包骨头的大手搂住他的脖子。这当儿吉娣就迅速地、悄悄地翻过枕头，把它拍拍松，扶正病人的头，又理理那粘住太阳穴的稀疏头发。
病人把弟弟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列文觉得他要拿他的手做什么，用力把它拉过去。列文一动不动地听他摆弄。果然，他把它拉到自己嘴边，吻了吻。列文呜咽得身子直打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走出了病房。
十九
“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天晚上列文同妻子谈话时对她有这样的想法。
列文想到福音书里的箴言，并非因为他自认为是聪明通达人。他并不自认为是聪明通达人，但自信比他妻子和阿加菲雅聪明。他也相信，他是集中全部心力来思索死的问题的。他也知道，许多伟大的男思想家（他在书本里读过他们关于死的见解）思索过这个问题，可是他们这方面的知识，还不及他妻子和阿加菲雅的百分之一。不管这两个女人，阿加菲雅和他的妻子，是多么不同，她们在这方面倒是十分相似的。她们无疑都知道，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她们虽不能回答，甚至不能理解列文所思索的那些问题，但她们都不怀疑生死的意义。对这个问题，不仅她们两人的观点一致，她们同千百万人的看法也一样。她们明确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她们一下子懂得该怎样照顾临死的人，对他们也不觉得害怕。像列文这一类人可以对死的问题发表许多高论，但其实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害怕死，看到临死的人就束手无策。要是现在只剩下列文同他哥哥两人在一起，他准会恐惧地望着他，并且会更加恐惧地等待着，什么事也不做。
不仅如此，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怎样看、怎样走才好。谈些不相干的事，他觉得不得体，不行。谈死，谈消极的事，也不行。沉默呢，也不行。“我要是看着他，他会以为我在观察他；要是不看他，他会以为我在想别的事。要是我踮着脚尖走路，他会不高兴；要是放开脚步走，我又觉得不好意思。”吉娣呢，她显然没有想到自己，也没有时间想到自己。她只替他着想，她知道该做些什么，因此一切都很顺利。她把自己的一些事讲给他听，她讲到她的婚礼，她向他微笑，同情他，安慰他，谈到人家病愈的例子。一切都很顺利，可见她知道该怎么办。她和阿加菲雅的行动不是出于本能，不是动物性的，不是没有理性的，因为除了肉体上的护理和减轻痛苦以外，阿加菲雅和吉娣都为临死的人操心比肉体上的护理更重要的事，同肉体完全无关的事。阿加菲雅谈到一个死去的老人时说：“啊，赞美上帝，他受过圣餐，行过涂油礼，但愿上帝让人人都死得像他一样。”吉娣也同她一样，除了关心衬衣、褥疮、饮料之外，第一天就说服病人必须领受圣餐和行涂油礼。
晚上，列文从病人那里回到自己房里，垂下头，不知道做什么好。不要说吃晚饭，睡觉，考虑他们应该怎么办，就是同妻子说话他都做不到，因为他感到害臊。吉娣呢，正好相反，比平时更加能干。她甚至比平时更加活跃。她吩咐开晚饭，亲自打开行李，亲自帮助铺床，也没有忘记撒除虫药粉。她精神抖擞，思想敏捷，好像一个面临决战的男子，在紧要关头显示出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说明他的一生并没有虚度，而是一直在准备应付这场考验。
什么事到她手里都得心应手。还不到十二点钟，一切都已安排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旅馆变得像她家里一样：床铺好了，刷子、梳子、镜子都摆了出来，桌布也铺好了。
列文觉得现在吃饭、睡觉，甚至说话都是不应该的，他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不得体的。吉娣却整理着刷子，而且做得一点也不使人觉得讨厌。
不过，他们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很晚还没有上床，上了床也好久睡不着觉。
“我真高兴，我已经说服他明天行涂油礼了。”她说，穿着短衫坐在折镜前面，用一把细密的梳子梳理着她那芳香的柔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但我知道，妈妈告诉过我，有一种祷告是专门祈求恢复健康的。”
“你真以为他还能复原吗？”列文说，望着她那圆圆的小脑袋后面的一绺头发怎样不时被梳子遮没。
“我问过医生，他说他活不满三天了。可是医生知道什么呢？不论怎么说，我说服了他行涂油礼，我还是很高兴的，”她透过头发缝瞅着丈夫，说，“什么事情都很难说。”她添上一句，脸上露出她谈到宗教时所特有的调皮神态。
他们订婚后谈到过宗教问题，此后就没有再谈到过，不过她照旧上教堂，做礼拜，并且始终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尽管他说着相反的话，她却坚信他是一个比她更虔诚的基督徒，他嘴上这样说，完全是一种可笑的怪脾气，就像他谈到刺绣时说，人家在补洞她却在挖洞一样。
“是的，那个女人，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不会处理这种事，”列文说，“还有，我应该承认，你这次来，我真高兴，真高兴。你是这样纯洁……”他拉住她的手，但没有吻它（他觉得在这死神临近的时刻吻她的手是不适宜的），只是露出悔罪的表情，望着她那双晶晶发亮的眼睛。
“要是你一个人来就更难受了，”她说，高高地举起两臂，遮住她那高兴得发红的面颊，把发辫盘在脑后，用发夹叉住，“要不，”她又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幸亏我在索登学到了不少。”
“难道那边也有这样的病人吗？”
“还要厉害呢。”
“我特别难受的是，我不能不想到他年轻时的模样……你真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个多么可爱的青年哪，可是我那时不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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