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卡列宁夫妇仍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天天见面，但彼此完全像陌生人。为了避免仆人们的口舌，卡列宁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天天同妻子见面，但有意不在家吃饭。伏伦斯基从不到卡列宁家来，只在别的地方同安娜见面。这一点做丈夫的是知道的。
这样的局面使他们三个人都很痛苦，要不是相信它早晚会改变，相信它只是一种暂时的苦恼折磨，这样的生活他们中间任何一个是一天也过不下去的。卡列宁希望妻子的恋情也能像一切事物那样总有一天会过去，大家都会忘记这件事，他的名声也能保持清白。安娜所以能忍受这样的局面——这种局面是她造成的，因此她比谁都痛苦——是因为她不仅希望并且坚信这事不久一定会解决，一定会有个结果。这样的局面她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但她相信解决办法不久就会出现。伏伦斯基呢，不由自主地服从她的意志，也希望有什么办法一下子就把一切苦恼解决掉，并且无需由他负责。
仲冬，伏伦斯基过了一星期很无聊的日子。他负责招待一位来彼得堡游览的外国亲王，陪他参观彼得堡的名胜古迹。伏伦斯基风度翩翩，举止大方，善于同这种人交际，因此奉命招待亲王。但这个差事他觉得很苦恼。亲王将来回国后，人家会问他在俄国看到什么，因此任何游览胜地他都不肯放过；再说他自己也希望尽情享受俄国的各种赏心乐事。伏伦斯基不得不同时在这两方面替他当向导。每天早晨，他们驱车游览名胜古迹；每天晚上，他们沉湎于俄国式的欢乐。亲王体格特别强壮，这在别的亲王也很少见。他用体操和其他养生之道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虽然纵欲无度，他的外表还是像荷兰大黄瓜那样光泽发亮。亲王游览过许多地方，认为现代交通发达，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享受各国特有的欢乐。他到过西班牙，在那边沉溺在小夜曲中，并且同一个弹曼陀林的西班牙女人打得火热。在瑞士，他杀过小羚羊。在英国，他穿着大红上装骑马越过障碍，并且同人打赌要猎取两百只野鸡。在土耳其他到过后宫，在印度他骑过大象。如今来到俄国，就希望尝尝俄国特有的各种乐事。
伏伦斯基简直成了他的典礼官，把各种人向亲王建议的俄国式娱乐煞费苦心地加以安排。赛马啦，吃俄国薄饼啦，猎熊啦，乘三驾马车啦，和吉卜赛人玩乐啦，还有把碗碟都砸个粉碎的俄国式狂饮啦。各种俄国习气亲王一下子就沾染了，他砸碎盛满碗碟的盘子，再拉个吉卜赛女人坐在膝上，还问人家说：还有什么呀？难道俄国风俗只有这些吗？
其实在俄国的各种娱乐中，亲王最喜欢的是法国女演员、芭蕾舞女和白封的香槟。伏伦斯基同亲王之流打惯交道，但不知是他自己最近变了呢，还是他同这位亲王的交往太密切了，总之，他觉得这一星期的日子特别难过。在这一个星期里，他一直有一种感觉，仿佛被派去照管一个危险的疯子，他既害怕疯子，又怕同他太接近自己的精神也会失常。伏伦斯基经常意识到，为了自己不受屈辱，必须时刻保持彬彬有礼、不亢不卑的态度。有些人拼命讨好亲王，竭力向他提供各种俄国式娱乐，使伏伦斯基感到惊奇，但亲王对他们却抱着轻蔑的态度。他要研究俄国女人，对她们评头品足，几次三番使伏伦斯基气红了脸。伏伦斯基之所以特别讨厌亲王，主要还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在这面镜子里照到的东西，并不能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这位亲王只是个十分愚蠢、十分自信、十分健壮、十分整洁的人罢了。他是一位绅士——这是事实，伏伦斯基也不能否定。他对上级抱平等态度，并不奉承拍马；对同辈坦率直爽；对下级则抱着居高临下的宽厚态度。伏伦斯基自己也是这样的，还认为这是很大的美德；但同亲王在一起他似乎要低人一等，而这种居高临下的宽厚态度却使他大为生气。
“笨蛋！难道我也是这样的吗！”他想。
第七天，亲王动身去莫斯科，伏伦斯基同他道了别，接受了他的谢意，还因为摆脱了这种不愉快的处境和这面讨厌的镜子而感到很高兴。他们猎熊猎了一个通宵，显示了俄国式的胆魄，到第二天早晨，就在车站上分手了。
二
伏伦斯基回到家里，看到安娜的来信。她写道：“我病了，心里烦恼。我不能出门，但再不见到您，可实在受不了。今天晚上来吧！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七时要出去参加会议，到十时才回来。”他想了想，她不顾丈夫的禁令叫他直接到她家里去，他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决定去一下。
伏伦斯基今冬升了上校，离开团，单独居住。他吃过午餐，随即躺在沙发上。过了五分钟，这些日子所目击的种种丑恶景象、安娜的形象和那个在猎熊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农民的形象，在他脑子里搅成一团。伏伦斯基就这样睡着了。他在黄昏醒来，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连忙点亮蜡烛。“什么事？什么事？我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是的，是的，参加打猎的那个身材矮小、肮脏、胡子蓬乱的乡下人，弯下腰去做着什么，忽然用法语说着奇怪的话。是的，梦见的就是这个。”他自言自语。“可是怎么这样可怕呀？”他又鲜明地回想着那个乡下人，还有他所说的莫名其妙的法国话，他的背上又掠过一道恐怖的寒噤。
“真荒唐！”伏伦斯基一面想，一面看了看表。
已经八点半了。他打铃叫来仆人，慌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完全忘记了刚才的梦，只担心不要迟到。他乘雪橇来到卡列宁家门口，又看了看表，已经九点差十分了。门口停着一辆又高又窄的轿车，套着两匹灰马。他认出是安娜的马车。“她要到我那边去呢，”伏伦斯基想，“这再好不过了。我真不高兴走进这所房子。但也无所谓，我总不能躲起来呀。”他想。于是伏伦斯基带着从小养成的毫无顾忌的洒脱态度跳下雪橇，走到门口。门开了，那个手里搭着羊毛车毯的看门人在叫唤马车。伏伦斯基一向不注意细节，这时却发现看门人瞧他一眼时露出惊奇的神情。就在门口，伏伦斯基差点儿同卡列宁撞了个满怀。煤气灯照亮了卡列宁黑色大礼帽下那张苍白瘦削的脸和海龙皮领子衬托下白得耀眼的领带。卡列宁那双浑浊呆板的眼睛直盯着伏伦斯基的脸。伏伦斯基鞠了个躬，卡列宁咬咬嘴唇，一只手举到帽檐边，走了出去。伏伦斯基看见他头也不回坐上马车，从车窗口接过毛毯和望远镜，就消失了。伏伦斯基走进前厅。他皱着眉头，眼睛里露出愤怒而矜持的光芒。
“这局面真糟！”他想，“要是他出来干涉，保护他的名誉，我倒可以有所作为，可以表示我的感情；可是他那么怯懦，那么卑鄙……他使我成了骗子，可我从来不愿做骗子呀。”
自从安娜在傅列达花园里同他谈话以后，伏伦斯基的思想大大改变了。安娜完全委身于他，一心一意等他决定她的命运，任何安排都愿意接受。他呢，情不自禁地顺从安娜的软弱，早就不像原来那样以为他们的关系可以结束了。他那猎取功名的计划又退到次要地位。他觉得他已摆脱了决定前途的活动圈子，完全沉溺在爱情里。这爱情越来越紧地把他同她缚在一起了。
他还在前厅就听见她走远去的脚步声。他知道她在那里等过他，留神听着，这会儿刚回客厅去。
“不！”她一看见他就叫起来，同时眼泪夺眶而出，“不，要是这样的局面再继续下去，事情就会发生得更快，更快！”
“你说什么，我的宝贝？”
“什么？我等你，苦苦地等着你，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不，我不要！……我不要同你吵嘴。你一定是没有办法。不，我不要！”
她双手搭在他的肩上，用深情、热烈、询问的目光对他望了好半天。她仔细察看着他的脸，以补足没有看见他的那段时间的损失。每次相逢，她总是竭力把想象中的他（无比英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同实际的他融成一体。
三
“你遇见他了吗？”他们在桌旁灯光下就座后，她问，“瞧，这就是对你迟到的惩罚。”
“是啊，这是怎么搞的？他不是应该去开会吗？”
“他去过，回来了，现在又不知上哪儿去了。但这没关系。咱们不去谈它。你到哪儿去了？还在陪那个亲王吗？”
她对他生活中的细节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想说他因为一夜没睡，所以睡着了，但看见她那张兴奋的幸福的脸，心里感到惭愧，就说，亲王走了，他得去复命。
“那么现在结束了？他走了吗？”
“感谢上帝，总算结束了。你真不相信我是多么讨厌这种差事啊。”
“为什么呀？你们年轻男人还不是过惯这样的生活吗？”她皱紧眉头说。接着拿起桌上的编织物，眼睛不看伏伦斯基，抽出插着的钩针。
“我早就抛弃那种生活了。”他说，对她脸色的变化感到惊奇，竭力想捉摸它的意义。“老实说，”他笑眯眯地说，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这个星期我看着那种生活就像在照镜子一般，我觉得厌恶。”
她手里拿着编织物，但并不编织，却用一种异样的、闪烁的、怀有敌意的目光望着他。
“今天早晨丽莎拐到我这儿来过——她们可不怕李迪雅·伊凡诺夫娜，敢于来看我。”她插上一句说，“她把你们的雅典晚会讲给我听了。真是太下流啦！”
“我正要说呢……”
她不让他说下去。
“你认识的那个泰丽莎也在吗？”
“我正要说……”
“你们男人真卑鄙！难道你们不了解做女人的永远不会忘记那种事吗？”她说着越来越气。她的话泄露了她气愤的原因。“特别是一个无法知道你生活的女人。我现在知道什么？我以前知道什么？”她说，“我只知道你告诉我的那一些。可我怎么知道你对我说的是实话还是……”
“安娜！你冤枉了我。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没有什么思想瞒着你吗？”
“是的，是的！”她说，显然在竭力驱逐嫉妒的念头。“可是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痛苦哇！我相信你，相信你……那么你要说什么？”
他一下子想不起要说什么。她这种醋性最近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这使他感到恐怖，而且，不论他怎样掩饰，这种心情毕竟使他对她变得冷淡了，虽然他知道她是因为爱他才嫉妒的。他曾几次三番对自己说，她的爱情对他真是幸福；可是她爱他，就像那种把爱情看成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幸福的女人所能爱的那样，而他现在比起从莫斯科一路跟踪她来的时候，离开幸福却要远多了。当时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幸福，但幸福在前头；现在呢，他觉得最幸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已经完全不像他最初看见她时那样诱人。无论精神上，肉体上，她都不如从前了。她整个身子变宽了，当她谈到那个女演员的时候，她脸上现出一种使她变得难看的愤恨神色。他望着她，好像望着一朵摘下已久的凋谢的花，他很难看出它的美——当初他就是为了它的美把它摘下来，而因此也把它毁了的。他觉得那时他的爱情强烈得多，但只要他横下一条心，还是可以把这种感情从心里压下去的；现在呢，他觉得他对她并不那么爱了，但他知道，他同她的关系却是再也割不断了。
“嗯，关于那个亲王，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呢？我把那魔鬼赶跑了，赶跑了！”她又说。魔鬼是他们用来称呼她的嫉妒的。“是啊，你不是刚要谈那个亲王吗？你为什么那样讨厌他呢？”
“哎，真受不了！”他说，竭力想抓住被打断的思路。“他不是那种你同他交往越久就越觉得可爱的人。要是给他下个评语，他是展览会上稳得头奖的一头饲养得很好的牲口，就是这样。”他带着一种讨好她的恼火口吻说。
“不，怎么能这样说呢？”她反驳道，“他毕竟是见过世面，很有教养的吧？”
“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教养——他们的教养。看来他受的教养，就是为了要蔑视教养，就像他们除了肉体的快乐之外蔑视一切一样。”
“可你们不是个个都喜欢肉体的快乐吗？”她说。他又在她逃避他的目光中看出忧郁的神色。
“你怎么为他辩护哇？”他笑嘻嘻地说。
“我不是为他辩护，那与我无关；但我想，要是你自己也不喜欢这种快乐，那你可以拒绝。可是你也喜欢看那个一丝不挂的泰丽莎……”
“魔鬼，魔鬼又来了！”伏伦斯基拿起她放在桌上的一只手吻着，说。
“是的，可是我受不了！你真不知道我等你等得有多苦！我想我这人醋性不大，醋性不大。你在这儿，同我一起，我相信你，可是当你一个人在别处过着那种我不了解的生活时……”
她摆脱了他，终于把钩针抽了出来，开始用食指帮助，迅速地一针又一针地编织着在灯光下白得耀眼的毛线，她那纤细的手腕在绣花袖口里神经质地迅速颤动着。
“哦，怎么样？你是在哪里遇见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她忽然很不自然地问。
“我们在门口碰上了。”
“他还是向你鞠了躬吗？”
她板起面孔，眼睛半睁半闭，一下子改变了脸上的表情，停止手里的活儿。伏伦斯基忽然在她美丽的脸上看到了卡列宁向他鞠躬时的那副表情。他微微一笑，她却用她那动听的胸音快乐地笑起来——这笑正是她最使人销魂的魅力之一。
“我实在弄不懂他，”伏伦斯基说，“如果你在别墅里向他坦白以后，他同你一刀两断；如果他要求同我决斗……可是我实在弄不懂：他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境况？他很痛苦，这看得出来。”
“他吗？”她冷笑一声说，“他满足得很呢！”
“既然一切都称心如意，我们又何必苦恼呢？”
“只有他才不苦恼。难道我还不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一个人只要有一点感情，能够像他同我这样过日子吗？他什么也不明白，什么感觉也没有。一个人只要多少有一点感情，难道能同有罪的妻子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吗？难道能同她说话吗？能叫她亲爱的吗？”
她又忍不住摹仿他的口气：“安娜，安娜，我亲爱的安娜！”
“他不是男子汉，不是人，他是块木头！谁也不懂得他，只有我懂得。哼，要是我换了他，我早就把我这种妻子杀掉，撕成一块块，也决不会说：‘安娜，我亲爱的安娜。’他不是人，他是一架做官的机器。他不明白我是你的妻子，他是外人，是个多余的人……不，我们不谈这个！……”
“你这话不公平，不公平，我的宝贝！”伏伦斯基说，竭力安慰她。“但没关系，我们不谈他。告诉我，你这一阵在做些什么？你怎么了？你这是什么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她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气望着他。显然她又想起丈夫什么可笑的地方，正在伺机说出来。
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这不是病，这是你怀了孕。产期在什么时候？”
嘲笑的神气在她眼睛里熄灭了，但由于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和内心的忧郁，另一种微笑替换了她原来的表情。
“快了，快了。你说我们的处境很痛苦，必须把它结束掉。你真不知道这种处境使我多么痛苦，但为了能自由自在地爱你，我什么牺牲都可以忍受！我真不愿意用嫉妒来折磨自己，来折磨你……这事快了，但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快。”
一想到将来会怎样，她觉得自己实在可怜，眼泪就簌簌地流出来。她说不下去了。她把手放在他的袖口上，钻石戒指和雪白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烁。
“不可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这话我本不愿对你说，可是你逼得我说。快了，一切都快结束了，我们大家都可以安静了，可以不再受苦了。”
“我不明白！”他嘴里这样说，其实心里是明白的。
“你问什么时候吗？快了。我过不了这一关。你别打断我。”她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要死了，我很高兴，我要死了，这样你我都可以解脱了。”
泪水不断地从她眼睛里涌出来。他弯下腰去吻她的手，竭力掩饰毫无缘由却又无法克制的激动。
“是的，还是那样好，”她说，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们就剩这一条，这一条路了。”
他省悟过来，猛然抬起头。
“真荒唐！你说的真是太荒唐了！”
“不，这是真的。”
“什么，什么真的？”
“我要死了。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梦？”伏伦斯基问，立刻想到他梦见了那个乡下人。
“是的，一个梦。”她说，“我早就做过这种梦了。我梦见我跑进卧室，我要到那里去拿样东西，找件什么东西。你知道梦里是有这种事情的，”她说，恐怖地睁大眼睛，“在卧室里，在角落里站着一个东西。”
“嗐，真荒唐！怎么可以相信……”
但她不让他打断她的话。她说的事对她关系太大了。
“那个东西转过身来，我一看，原来是个乡下人，他胡子蓬乱，个儿矮小，样子真是可怕。我想逃走，可是他向一个口袋弯下腰去，双手在里面乱掏乱摸……”
她装出他在口袋里乱掏乱摸的样子，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伏伦斯基一想到他的梦，感到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同样的恐惧。
“他乱掏乱摸，嘴里急急地说着法国话：‘得把那铁敲平，打碎，揉压……’我吓得拼命想醒过来，好容易才醒了……但醒了又做梦。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科尔尼就对我说：‘您要死了，夫人，死在生产中，死在生产中……’我这才真正醒了……”
“真荒唐，真荒唐！”伏伦斯基说，但连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话没有一点说服力。
“好吧，咱们不谈它。你打一下铃，我叫他们送茶来。你等一下，我不久就要……”
她说到一半忽然停住。她脸上的神气一下子变了。恐惧和激动忽然被宁静、严肃和幸福的表情所代替。他无法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她感到一个新的生命在她身体里蠕动。
四
卡列宁在家门口遇见伏伦斯基后，仍乘车去看意大利歌剧。他在那里坐到两幕演完，看到了他要看的人。回到家里，仔细看了看衣帽架，发现军大衣已经不在了，就照例走到自己房里。但是，他违反平时的习惯，没有上床睡觉，却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一直踱到半夜三点钟。妻子不顾体面，不遵守他向她提出的唯一条件——不要在家里接待情人，这使他大为生气，心里不能平静。她既然不遵守他的要求，他就要惩罚她，实行他的警告：提出离婚，夺走儿子。他知道这样做有不少困难，但他既然这样说过，现在就非得这样做不可。李迪雅伯爵夫人也曾向他暗示，这是他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近来，离婚手续已十分完善，卡列宁看到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祸不单行，处理非俄罗斯人事务的问题和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工作的问题给卡列宁带来很多麻烦，弄得他心情十分烦躁。
他通夜没有合眼。他的愤怒与时俱增，到天亮达到顶点。他慌忙穿好衣服，仿佛端着一个盛满愤怒的杯子，唯恐把它泼翻，又唯恐由于愤怒丧失他同妻子谈判所需要的力量，因此一听到她起来，就走进她的房里。
安娜自以为深知丈夫的为人，但看到他走进来的那副神气，也大吃一惊。他皱起眉头，眼睛阴郁地盯着前方，嘴巴坚决而轻蔑地闭得很紧。在他的步伐上，在他的举动上，在他的声音里，妻子发现一种他身上从没有过的坚决和果断的神气。他走到房里，不同她打招呼，一直走到她的写字桌旁，拿起钥匙，打开抽屉。
“您要什么？！”她叫起来。
“您情人写来的信！”他说。
“不在这里。”她关上抽屉说。但他从她这一举动上看出，他猜得对，就粗暴地把她的手推开，迅速地抓住他知道放着那些信件的文件夹。她想夺回那文件夹，但他猛地把她推开了。
“坐下，我有话要同您谈谈！”他说，把文件夹挟在腋下，用臂肘把它紧紧挟住，弄得一边的肩膀都耸了起来。
她又惊奇又胆怯地默默望着他。
“我对您说过不许您在家里接待您的情人。”
“我需要看见他，是为了……”
她停住了，找不到什么借口。
“我不需要追究一个女人想看她情人的原因。”
“我要，我只是……”她涨红了脸说。他这种粗暴的态度激怒了她，使她增添了勇气。“您不觉得您太随便侮辱我吗？”她说。
“对正派的男人和正派的女人才说得上侮辱，但对贼说他是个贼，这只是确认事实罢了。”
“您的本性竟这么残酷，我以前都还不知道。”
“做丈夫的让妻子自由，衷心给她庇护，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全面子。难道这叫残酷吗？”
“这比残酷还要坏，老实对您说，这是卑鄙！”安娜怒不可遏，大声嚷道。她站起来想走。
“不！”他声音比平时更尖锐刺耳地叫起来，接着用他粗大的手指紧紧抓住她的手腕，抓得手镯在她腕上留下红色的痕迹。他使劲把她按在她的座位上。“卑鄙吗？假如你喜欢使用这个字眼，那么我说，为了情人，抛弃丈夫，抛弃儿子，却又吃着丈夫的面包，这才叫卑鄙！”
她低下头来。她昨天对情人说，他是她的丈夫，丈夫是多余的。然而这话她此刻不仅没有说，连想都没有想到。她觉得对方的话是完全对的，只低声说：
“我的处境有多坏，您怎么也不会比我自己更了解，可是您何必把它讲出口来呢？”
“我何必把它讲出口来吗？何必吗？”他继续那么怒气冲冲地说，“就是要让您知道，既然您不尊重我要您顾全面子的愿望，我就要采取措施来结束这样的局面。”
“快了，本来就快结束了。”她说，一想到她想快一点死的愿望，眼泪又夺眶而出。
“那会结束得比您和您的情人所想象的更快！你们需要的是肉体上的满足……”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打一个倒下的人，这不仅有失厚道，而且不体面。”
“是的，您只顾到您自己。至于别人的痛苦，曾经做过您丈夫的人的痛苦，您却漠不关心。您就不管他的一生都给毁了，不管他的通……通……通苦。”
卡列宁说得太快，以致口吃了。他怎么也说不出“痛苦”这个字眼，结果就说成了“通苦”。她觉得好笑，但立刻想到在这样的时刻还有心情去笑话他，就又感到害臊。她刹那间头一次觉得同情他，可怜他，为他难过。可是她能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呢？她垂下头，不作声。他也沉默了一阵，然后用不很尖锐刺耳的声音冷冷地说下去，任意在一些没有特殊意义的字眼上加重语气。
“我是来告诉您……”他说。
她对他瞧了一眼。“不，这只是我的想象，”她记起他说“通苦”这个字眼时脸部的表情，心里想，“不，一个人眼神那么迟钝，神气那么悠然自得，难道会有什么感情吗？”
“我什么也不能改变！”她喃喃地说。
“我是来告诉您，明天我就要到莫斯科去，我再也不回到这座房子里来了。您将通过我所委托的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知道我的决定。我的儿子将住到我姐姐家去。”卡列宁说，好容易记起他要提一下儿子。
“您要谢辽查只是为了使我痛苦，”她皱起眉头瞧着他说，“您并不爱他……把谢辽查留下吧！”
“是的，因为我对您的厌恶影响到儿子，我甚至不爱他了。但我还是要把他带走。再见！”
他说完就要走，但这回她把他拦住了。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把谢辽查留下吧！”她又一次喃喃地说，“我没有别的要求了。把谢辽查留下，直到我……我快要生了，把他留下吧！”
卡列宁脸涨得通红，挣脱她的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屋子。
五
卡列宁走进彼得堡一位著名律师的接待室时，那里已坐满了人。三位贵妇人：一位老的，一位年轻的，还有一位是商人的妻子。三位先生：一位是手上戴戒指的德国银行家；一位是留大胡子的商人；一位是穿文官制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怒气冲冲的官员，显然已等了好久了。两个助手伏在桌上写着什么，笔尖发出沙沙的响声。文具非常精美，卡列宁一向爱好讲究的文具，这会儿自然注意到了。一个助手没有站起来，眼睛半睁半闭，愤愤地对卡列宁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现在有事。”助手用笔指指等候着的人，严厉地回答，接着继续写他的东西。
“他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呀？”卡列宁问。
“他没有空，他一直很忙。请您等一下。”
“那么劳驾把我的名片递给他。”卡列宁看到不得不暴露身份，煞有介事地说。
助手接过名片，对上面的名字显然没有好感，但走进门去。
卡列宁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但由于他知道上层官场的内情，他不太赞成把公开审判的细节也原封不动搬到俄国来。他还以他对任何钦定规章所许可的程度对它进行谴责。他在官场中混了一辈子，因此，即使不赞成某一件事情，也往往由于懂得凡事不可能没有毛病，毛病是可以纠正的，从而缓和了这种不赞成的态度。他不赞成新的法院规定律师辩护制度。不过，他从没同律师打过交道，因此只在理论上不赞成它。这会儿，他在律师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印象，使他对它更加反感了。
“他马上就来。”助手说。过了两分钟，门口果然出现了那个刚同律师商谈完毕的高个子老法学家和律师本人。
律师身材矮壮，头上秃顶，有着深褐色大胡子、浅色长眉毛和突出的前额。他衣着漂亮，像个新郎，从领带、双重表链到漆皮靴子都很讲究。他的面孔聪明而粗鲁，他的服装精致而俗气。
“请进！”律师对卡列宁说。他板着面孔让卡列宁先进去，然后关上门。
“请坐！”他指指摆满文件的写字桌旁一把扶手椅，在主位上坐下来，然后侧着头，搓搓他短短的手指上长满白毛的小手。他刚坐定，就有一只飞蛾在写字台上飞过。律师以叫人意料不到的敏捷分开双手，捉住飞蛾，又恢复原来的姿势。
“在谈我这件事以前，”卡列宁惊奇地注视着律师的动作，说，“我要声明，我同您谈的事必须严守秘密。”
一个隐约的微笑分开了律师两撇下垂的褐色小胡子。
“我要是不能保守人家信托我的秘密，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但如果您需要保证……”
卡列宁往他的脸上瞧了一眼，看出他那双聪明的灰色眼睛在笑，仿佛什么都知道了。
“您知道我的名字吗？”卡列宁继续说。
“在俄国，人人知道您，”律师又捉到一只飞蛾，“知道您所做的有益事业，我也不例外。”他低下头说。
卡列宁叹了一口气，鼓起勇气来。但一旦下定决心，他就用他那尖嗓子说下去，既不胆怯，也不口吃，有几个字眼特别加重语气。
“我不幸成了被欺骗的丈夫，”卡列宁开始讲道，“我希望根据法律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要做到儿子不归母亲一方。”
律师的灰色眼睛竭力忍住笑，但高兴得忍不住不断眼。卡列宁看出，他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不仅是揽到一笔好生意的人的欣喜，而且还有胜利和快乐，还有如同他在妻子眼睛里所看到的幸灾乐祸的光芒。
“您要我帮助您办离婚手续吗？”
“对，正是这样，但我应该预先向您声明，我也许会浪费您的时间。我今天只是先来同您商量一下。我希望离婚，但采取什么形式对我关系很大。要是形式不合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放弃法律途径。”
“哦，那个当然，”律师说，“事情当然要由您决定。”
律师觉得他那种克制不住的幸灾乐祸的神气会得罪主顾，就垂下眼睛望着卡列宁的脚。他望了望在自己鼻子前面飞过的飞蛾，挥了挥手，但出于尊重卡列宁的身份，没有当着他的面捉飞蛾。
“虽然有关这类案件的法令我也略知一二，”卡列宁继续说，“但我想知道办理这类案件的具体手续。”
“您要我告诉您能实现您愿望的各种途径吗？”律师没有抬起眼睛回答，得意地学着主顾的腔调说。
看到卡列宁点头表示同意，他继续说下去，只偶尔瞟一眼卡列宁涨得红斑点点的脸。
“根据我国法律，”他对俄国法律稍稍露出不满的神色说，“可以离婚的有下述情况……等一下！”他对在门口探进头来的助手说，但还是站起身，说了几句话又坐下了。“有下述情况：夫妻一方生理上有缺陷，分离五年音讯不明。”他弯起一个生满汗毛的短手指说，“再就是通奸（他说这个字眼时显然兴致勃勃）。分得细一些就是（他继续弯曲粗短的手指，虽然这样再分是重复的）：丈夫或妻子生理上有缺陷，再就是丈夫或妻子与人通奸。”他把五个手指都弯起来了，因此只好把它们伸直，再说下去，“这是理论观点，但承蒙下问，我想您要知道的是实际条款吧。因此，根据先例，我应该向您奉告，离婚案件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我想生理上的缺陷是不存在的吧？也不是分离而不通音讯吧？……”
卡列宁肯定地点点头。
“那就不外乎以下情况：夫妻一方与人通奸，一方犯罪的罪证经双方承认，或者未经承认，罪证是非自愿提供的。老实说，后面那种情况实际上很少。”律师说着，偷偷地瞟了卡列宁一眼，不作声了，好像一个手枪商人在介绍了各种枪支的优点以后，等待着顾客的选择。可是卡列宁没有答腔，律师就继续说：“我认为最简单省事、最合理的是夫妻双方都肯定是通奸。要是同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我也不会这样说了，但我想这事我们是懂得的。”
卡列宁心情十分紧张，一下子弄不懂双方肯定通奸是否合理，目光中露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于是律师赶快向他解释：
“两个人无法再共同生活下去，这是事实。如果双方肯定这一点，那么细节和手续就无所谓了。这也就是最可靠最省事的办法。”
现在卡列宁完全明白了。但他有宗教上的戒律，不能采用这个办法。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他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有一些信件足以成为非自愿提供的罪证。”
一提到信件，律师就抿紧嘴唇，发出一种尖细、怜悯而轻蔑的声音。
“请您注意！”他开始说，“这一类事情，您也知道，通常由教会处理；大司祭神父他们对这类事情是要追根究底的，”他露出一种和神父同样感兴趣的微笑，说，“信当然可以成为部分证明，但在法律上必须有直接的罪证，就是说要有证人。总之，既然承您信托我，那就请允许我选择适当的办法。要达到目的，只好不择手段。”
“要是这样……”卡列宁顿时脸色发白，正要说什么，但这当儿，律师站起身来，又走到门口，同打断他们谈话的助手说话。
“告诉她我们这里不是在拍卖商品！”他说完又回到卡列宁旁边。
他回到坐位上，又悄悄地捉住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有一套好窗帘了！”他皱着眉头想。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将把我的决定用书面通知您。”卡列宁站起身来说，同时扶住桌子。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说：“从您的话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婚是办得到的。请您把您的条件告诉我。”
“完全办得到，如果您让我有充分行动自由的话。”律师不回答问题，说，“我几时可以得到您的消息？”律师边问，边向门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皮靴子都闪闪发亮。
“过一个星期。至于您是否愿意接受办理这个案件，还有条件怎样，也请费神通知我。”
“好极了。”
律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送当事人走出门去，接着一个人留下来，陶醉在快乐的心情中。他心里那么高兴，甚至一反常规，给那个讨价还价的贵妇人让了步，也不再捉飞蛾，最后下定决心在冬天以前把家具都换上天鹅绒面子，就像西戈宁家一样。
六
卡列宁在八月十七日委员会的会议上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次胜利的结果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调查非俄罗斯人情况的新委员会得到卡列宁的鼓励，非常迅速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并被派到目的地去。三个月以后就提出一份调查报告。从政治、行政、经济、人种、物质和宗教各方面调查了非俄罗斯人的情况。一切问题都解答得冠冕堂皇，不容有丝毫怀疑，因为它们不是易犯错误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官方活动的结果。解答都是根据省长和主教提供的官方材料，这些材料根据的又是县官和监督司祭的报告，而县官和监督司祭的报告根据的又是乡公所和地方教士的报告，因此所有这些解答无疑都是正确的。为什么歉收？当地居民为什么坚持自己的信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借助官方机构的便利，原是永世不得解决的，如今却都取得了明确的解答。这种解答对卡列宁的意见是有利的。但是上次会上受到沉重打击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就采取了卡列宁意料不到的策略。斯特列莫夫拉了一帮子人，忽然站到卡列宁一边来，不仅热烈支持他所提出的各种措施，而且根据这种精神提出更加极端的措施。这些违反卡列宁本意的过火措施被通过了，而斯特列莫夫的策略也就暴露了。这些极端的措施一下子显得十分荒唐，以致引起政府官员、社会舆论、聪明的贵妇人和报纸异口同声的攻击，他们还对这些措施和公认的倡议人卡列宁表示愤慨。斯特列莫夫却推卸责任，装作他只是盲目追随卡列宁的计划，对所做的事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和愤慨。这给了卡列宁一个沉重的打击。卡列宁不顾健康衰退，不顾家庭痛苦，并不屈服。委员会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部分委员为他们的错误辩解，说他们错信了卡列宁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个委员会的报告胡说八道，是一纸空文。卡列宁和他一伙人看出这种对待公文的过激态度是危险的，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在上层和社会上就造成一片混乱，而且，虽然大家对这事都极其关心，但谁也弄不清楚，非俄罗斯人真的是趋向贫穷灭亡呢还是兴旺发达。由于这件事，同时也由于妻子不贞而对他的轻蔑，卡列宁的地位已变得岌岌可危。卡列宁处于这样的境况，做了一项重要决定。他宣布他要求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使委员会感到惊讶。卡列宁取得许可后就动身到遥远的省份去了。
卡列宁的出门引得大家议论纷纷，尤其因为在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拨给他到达目的地的十二匹驿马费。
“我觉得他这样做很有气派。”培特西同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谈到这事说，“大家都知道现在铁路四通八达，何必付驿马费呢？”
但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不同意她的话，培特西的意见甚至使她生气。“您说得倒漂亮。”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您有几百万家产，但我倒很希望丈夫有机会夏天去视察视察。出门对他的健康和心情很有好处，我还准备用这笔出差费给自己买一辆马车，雇一个车夫呢。”
在去遥远省份的途中，卡列宁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
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他去访问总督。在一向车水马龙的报馆街旁边的十字路口，卡列宁忽然听见一个洪亮愉快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他不由得回过头去。在人行道的转角处站着奥勃朗斯基。他快乐年轻，容光焕发，身穿时髦的短大衣，头上歪戴着时髦的低顶帽子，笑得鲜红的嘴唇间露出雪白的牙齿。他拼命叫着，要马车停下来。他一只手按住停在街角的一辆马车的窗子，窗子里探出一个戴天鹅绒帽子的太太和两个孩子的头。奥勃朗斯基满面笑容，向妹夫招手。那位太太露出和善的微笑，也向卡列宁招招手。原来是陶丽和她的两个孩子。
卡列宁不愿在莫斯科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到他的内兄。他掀了掀帽子想继续赶路，可是奥勃朗斯基叫住他的车夫，踏着雪地向他跑去。
“你怎么好意思不通知一下！来好久了吗？我昨天在杜沙旅馆的旅客牌上看到‘卡列宁’这名字，没想到原来是你！”奥勃朗斯基把头伸到车窗里说，“不然我早就进去看你了。我看到你真高兴！”他一面说，一面两脚相撞，把雪抖掉，“你怎么好意思不告诉我们一声！”他重复说。
“我没有工夫，我太忙了。”卡列宁冷冷地回答。
“到我妻子那边去一下，她真想看见你呢。”
卡列宁拉开包住他那双怕冷的脚的车毯，走下马车，踏着雪地向陶丽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您为什么这样躲开我们？”陶丽笑眯眯地说。
“我太忙了。看见您很高兴，”他用分明极不高兴的语气说，“您身体好吗？”
“嗯，我那位亲爱的安娜怎么样？”
卡列宁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就想走。可是奥勃朗斯基把他拦住了。
“你听我说，我们明天这样安排。陶丽，你请他明天来吃饭！我们叫柯兹尼雪夫和彼斯卓夫也来，让他领教领教莫斯科的知识分子。”
“对，务必请您来！”陶丽说，“要是您高兴，那就请在五六点钟来。嗯，我那位亲爱的安娜怎么样？好久没……”
“她很好。”卡列宁皱着眉头，喃喃地说。“我很高兴！”他说着就向自己的马车走去。
“您来吗？”陶丽大声问。
卡列宁喃喃地说了些什么，陶丽在嘈杂的马车声中听不出来。
“我明天去看你！”奥勃朗斯基对他叫道。
卡列宁坐上马车，坐得很深，使自己看不见人，人家也看不到他。
“怪人！”奥勃朗斯基对妻子说，接着看了看表，举起手做了个手势，表示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抚，就雄赳赳地沿着人行道走去了。
“斯基华！斯基华！”陶丽涨红了脸叫道。
他回过头来。
“我不是要给格里沙和塔尼雅买大衣吗？给我点钱！”
“不要紧，你说记我的账就是了。”他说着快乐地向一个坐车经过的熟人点了点头，就不见了。
七
第二天是星期日。奥勃朗斯基到大剧院去看芭蕾舞排演，把昨晚答应的珊瑚项链送给他最近捧场的漂亮舞女玛莎·契比索娃，并且在灯光暗淡的后台，偷吻了一下她那张因他的礼物而喜气洋洋的美丽脸蛋。除了赠送礼物以外，他还要约她在排演结束后见一次面。他向她说明芭蕾舞开场时他不能来，但答应在最后一幕结束前赶到，并带她去吃晚饭。奥勃朗斯基出了剧院，到猎品市场亲自选购了鱼和芦笋，十二点钟来到杜沙旅馆。他要看的三个人碰巧都住在这个旅馆里：刚从国外归来借住在这里的列文，来莫斯科视察的新上任长官，以及他一定要接回家去吃饭的妹夫卡列宁。
奥勃朗斯基喜欢吃喝，更喜欢请客，而且在菜肴、饮料和宾客的挑选上都很讲究。今天这场宴会的安排使他特别满意：有活鲈鱼、芦笋和主菜——非常美味的普通煎牛排，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酒。这是吃的和喝的。客人有吉娣和列文，而且为了不使人感到突兀，还有一个堂妹和吉娣的弟弟小谢尔巴茨基，而主客则是柯兹尼雪夫和卡列宁。柯兹尼雪夫是莫斯科人，哲学家；卡列宁是彼得堡人，政治家。还邀请了出名热心的怪人彼斯卓夫。他是个自由派，健谈家，音乐家，历史学家，又是个极其可爱的五十岁老青年。他将成为柯兹尼雪夫和卡列宁的“调味品”或“配菜”。
卖掉树林的第二期付款已经领到，还没有用光；陶丽近来很温柔体贴；这次宴会的安排处处都使奥勃朗斯基满意。他情绪极好。有两件事不太愉快，但这两件事都淹没在他内心欢乐的海洋里了。第一件事就是：昨天他在街上遇到卡列宁，发觉他对他态度冷淡。卡列宁脸上出现这样的表情，他不去看他们，他来莫斯科也不通知他们一声，这些情况再联系到有关安娜和伏伦斯基的传说，使奥勃朗斯基猜想夫妇之间一定出了什么事。
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另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是，新来的长官，也像一切新上任的长官那样，是个出名可怕的人物。他清早六点钟起床，干工作像一匹马，并要求下属也像他那样工作。此外，这位新长官的作风以像熊一样粗暴出名，而且据说他的观点同原来的长官正好相反，因此也就同奥勃朗斯基的观点正好相反。昨天奥勃朗斯基穿着制服去上班，新长官却很亲切，像老朋友一样同他谈了话；因此奥勃朗斯基认为应该穿着礼服去拜访他一次。奥勃朗斯基想到新长官也许不会很热情地接待他，但是又本能地感觉到，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大家都是凡人，你我都一样，何必生气争吵呢？”他一面想，一面走进旅馆。
“你好，华西里！”他歪戴着帽子沿长廊走去，对一个熟识的茶房说，“你留起络腮胡子来啦？列文住在七号吧？请你带我去。再有，你去打听一下，安尼奇金伯爵（就是新来的长官）见不见客？”
“是，老爷，”华西里笑容可掬地回答，“您好久没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昨天来过，不过走的是另一道门。这是七号吗？”
奥勃朗斯基进去的时候，列文正站在房间中央，同特维尔的一个乡下人用尺量着新鲜熊皮。
“啊，是你们打死的吗？”奥勃朗斯基大声问。“好东西！是头母熊吗？你好，阿尔希普！”
他握了握那个乡下人的手，没有脱外套和帽子，在椅子上坐下。
“把外套脱下，坐一会儿！”列文给他摘下头上的帽子说。
“不，我没空，我只坐一秒钟。”奥勃朗斯基回答。他敞开外套，接着又脱了下来，整整坐了一个钟头，同列文谈打猎的事，又说了一番知心话。
“嗯，你倒说说，你在国外做了些什么呀？你到过什么地方？”等乡下人走了，奥勃朗斯基问他。
“我到过德国、普鲁士、法国、英国，但不是到京城，是到工业城市，看到不少新鲜玩意儿。我走了一趟，很高兴。”
“是的，你想解决工人问题的想法我是知道的。”
“根本不对：在俄国谈不上工人问题。在俄国是农民对土地的关系问题；他们那里也有这问题，但他们是改正缺点的问题，而我们……”
奥勃朗斯基用心听着列文的话。
“对，对！”他说，“很可能你是对的。”他说，“你精神这样饱满，又猎熊，又工作，兴致勃勃，我真高兴。谢尔巴茨基告诉我——他见到过你——你心情忧郁，老是谈到死……”
“那有什么办法？我还是要想到死，”列文说，“真的，是死的时候了。这一切都很无聊。老实对你说：我对我的思想和工作是很重视的，可是，你倒想想，我们这个地球算得了什么？无非是生长在宇宙里的一小块青苔罢了。可我们还自以为很了不起，什么思想啊，事业呀！其实都只是沧海一粟。”
“老兄，这可是老生常谈哪！”
“是老生常谈，但要知道，等你看穿了，一切就都无所谓了。只要你懂得人早晚总要死，什么东西也不会留下，那就一切都无所谓了！我认为我的理想很重要，其实它同样是无所谓的，即使实现，还不是同包围这头熊一样没意思。因此，打猎也好，工作也好，无非是消磨消磨日子，度过一生，免得想到死罢了。”
奥勃朗斯基听着列文的话，露出微妙而亲切的微笑。
“嗬，说得太妙了！现在你同意我的意见啦！你曾经攻击我生活上追求享乐，你还记得吗？嗳，道学先生，别这么一本正经啦！……”
“不，生活中确实还有些美好的东西……”列文有点困惑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不久都会死的。”
“为什么说‘不久’哇？”
“你要知道，你一想到死，生活就不那么有魅力了，但心里倒会平静些。”
“正好相反，生命越到尽头越是甜。哦，我该走了。”奥勃朗斯基一面说，一面第十次站起身来。
“不，你再坐一会儿！”列文挽留他说，“我们几时再见哪？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这人真要命！我是特地来的……你今天一定要到我家来吃饭。你哥哥要来，我的妹夫卡列宁要来。”
“难道他在这里吗？”列文说。他想打听打听吉娣的消息。他听说初冬她在彼得堡那个嫁给外交官的姐姐家里，不知道她有没有回来，但接着又改变主意，不想问了。“她来不来还不是一样。”他想。
“那么你来吗？”
“当然来。”
“那么五点钟来，穿上礼服。”
奥勃朗斯基说着站起身，走到楼下去见新来的长官。他的直觉没有欺骗他。模样可怕的新长官原来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奥勃朗斯基同他一起吃午饭，坐了好半天，直到三点多钟才来到卡列宁下榻的房间。
八
卡列宁做过早弥撒从教堂回来，整个早晨都没出去。早上他有两件事要办。第一，接见那个要去彼得堡、目前正在莫斯科的非俄罗斯人代表团，并对他们作指示；第二，按照约定，写信给律师。这个代表团虽是根据卡列宁的建议派出的，但有许多麻烦甚至危险。他能在莫斯科见到他们，感到很高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对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一无所知。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的任务只是汇报他们的贫困和实际情况，请求政府援助，根本不懂得他们的某些声明和要求反而支持了反对派，因此毁了整个事业。卡列宁同他们谈了好一阵，给他们拟了一个共同守则；把他们打发走了以后，他又写了两封信到彼得堡协助代表团活动。办这件事的主要助手是李迪雅伯爵夫人。她在派代表团的事上是个行家，没有人比她更能安排和指导代表团的活动了。办完这件事，卡列宁便写了一封信给律师。他毫不迟疑地允许律师酌情办理他的案件。随信还寄去伏伦斯基给安娜的三封信，都是从那个抢来的文件夹里找到的。
自从卡列宁抱着不再回家的决心出走，又去找了律师并向他单独说了自己的意图，尤其是自从他把这个生活中的问题变成白纸黑字以来，他对自己的意图考虑得更成熟了，信心也更大了。
当他听见奥勃朗斯基的洪亮声音时，他正在封缄给律师的信。奥勃朗斯基正在同卡列宁的仆人争吵，坚持要他进去通报。
“不要紧，”卡列宁想，“这样反而好，我马上把我对他妹妹的态度告诉他，向他说明我为什么不能到他家去吃饭。”
“请进来！”他把文件收拾好，放进文件夹里，大声说。
“你胡说，他明明在家！”传来奥勃朗斯基回答那个不让他进来的仆人的声音。他说着一路上脱外套，走进屋子。“啊，找到你真高兴！我真希望……”奥勃朗斯基高兴地开口说。
“我不能去。”卡列宁冷冷地站着说，也没请客人坐下。
卡列宁想一开始就用冷淡的态度对待内兄，他认为他正在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对待妻子的哥哥应该用这样的态度；但他没有想到奥勃朗斯基心里热情翻腾，待他还是这样友好。
奥勃朗斯基闪闪发亮的眼睛睁得老大。
“你为什么不能去？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疑惑不解地用法语问，“不，你这可是答应过的。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去。”
“我要告诉你我不能到你家里去，因为我们的亲戚关系要断绝了。”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奥勃朗斯基面带笑容问道。
“因为我正要同你的妹妹，也就是同我的妻子，办理离婚手续。我不得不……”
不等卡列宁把话说完，奥勃朗斯基便出人意料地惊叫了一声，颓然在扶手椅上坐下来。
“不，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你这算什么话！”奥勃朗斯基叫道，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
“就是这样。”
“对不起，我说什么……说什么也不能相信……”
卡列宁坐下来，觉得他的话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还得做一番解释，但他觉得，不论他怎样解释，他同内兄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是的，我要求离婚实在是万不得已。”他说。
“我只要说一句话，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你是一个杰出的正派人，我知道安娜——对不起，我不能改变对她的看法——是一个很贤慧的女人，因此，对不起，我不能相信这事。这里一定有误会。”他说。
“是啊，要是误会就好了……”
“对不起，我明白。”奥勃朗斯基打断他的话说，“不过，当然……一句话：不要操之过急。无论如何不要操之过急！”
“我并没有操之过急，”卡列宁冷冷地说，“这种事又不能跟谁商量。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这太可怕了！”奥勃朗斯基长叹了一声说，“要是我的话，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有一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我要求你也这样做！”他说，“我想，诉讼还没有开始吧。在你起诉以前，请你同我妻子见一次面，同她谈一谈。她爱安娜就像爱亲妹妹一样，她也爱你。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看在上帝分上，你同她谈一谈！你就赏我这个脸吧，我求求你！”
卡列宁沉思起来。奥勃朗斯基满怀同情地望着卡列宁，不去打扰他。
“你能去看看她吗？”
“我说不上来，所以我也没到你家去。我想我们的关系应当改变了。”
“究竟为什么呀？我不明白。对不起，照我想，除了亲戚关系之外，我一向对你很友好，你对我也多少有点情谊……而且我也衷心尊敬你，”奥勃朗斯基握着他的手说，“就算你最坏的推测是正确的，我也不会，永远不会评判你们任何一方，我也不明白我们的关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改变。是啊，你无论如何要去看看我的妻子。”
“嗳，我们对这事的看法不一样。”卡列宁冷冷地说，“不过，我们不谈这个吧。”
“不，你到底为什么不能去？为什么今天不能去吃顿饭？我妻子在等你。请你去一下吧！主要是同她谈一谈。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看在上帝分上，我跪下来请求你！”
“既然您那么要我去，那我就去一次。”卡列宁叹了口气说。
为了改变话题，他问起他们两人都关心的事——奥勃朗斯基的新长官，一个年纪不老却忽然升到这样高位的人。
卡列宁本来就不喜欢阿尼奇金伯爵，总是同他意见不合，如今更无法克制对他的憎恨——一个宦途失利的人对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的憎恨。这种情绪在官场中是容易理解的。
“哦，你看到他了？”卡列宁带着恶毒的嘲笑说。
“当然，他昨天到我们那里去办过公了。看来，他很懂行，精力旺盛。”
“哦，他的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啊？”卡列宁说，“用在事业上还是用在改变人家已完成的事情上？我们国家的不幸就在于善于做官样文章，纸上谈兵，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地方。他的方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奥勃朗斯基回答，“我刚才在他那里，说实在的，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们一起吃了早点，我还教了他怎样做橘子酒。这种饮料很清凉。真奇怪，他居然连这都不知道。但他很喜欢这种酒。啊，说实在的，他是个十分出色的人。”
奥勃朗斯基看了看表。
“啊呀，已经四点多了，我还得到陶尔果伏辛那儿去一下！那么，请你务必来吃饭。你要是不来，你真不知道会使我和我妻子多么难过。”
卡列宁送内兄走的时候，态度同刚才见到他的时候完全两样了。“我答应了，我一定去。”他没精打采地回答。
“你可以相信，我非常感激。我希望你也不至于后悔！”奥勃朗斯基微笑着回答。
他一面走一面穿外套，一只手拍拍仆人的头，笑着走了出去。“五点钟，请你穿礼服来！”他回到门口，又大声说了一遍。
九
主人回到家里已经五点多了，有些客人也来了。他和同时到达的柯兹尼雪夫与彼斯卓夫一起走进门来。这两个人，正像奥勃朗斯基说的，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两人在性格和智力上都很受人尊敬。他们相互也很尊敬，但几乎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属于对立的两派，恰恰是由于属于同一个阵营（他们的论敌就把他们混为一谈），但在同一个阵营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天下没有比在半抽象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更难调和的了，因此，他们不仅从来没有意见一致过，而且早就惯于心平气和地嘲笑对方无法改正的谬误。
奥勃朗斯基赶上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谈论着天气走进门来。客厅里已经坐着奥勃朗斯基的岳父老公爵，小谢尔巴茨基，土罗甫春，吉娣和卡列宁。
奥勃朗斯基一眼看出，客厅里缺了他，局面就很尴尬。陶丽穿一件华贵的灰绸连衫裙，愁眉不展，因为孩子们得在育儿室里单独吃饭，丈夫不在，她又没有办法使客厅里气氛融洽些。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坐得“像牧师太太做客”（照老公爵的说法），显然都弄不懂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只是为了避免冷场，勉强挤出一两句话来。敦厚的土罗甫春显然感到很不自在，他一看见奥勃朗斯基，厚嘴唇上就浮起微笑，仿佛在说：“嘿，老兄，你把我放在一批有学问的人中间啦！让我到‘花花世界’去喝一杯，那才有劲呢。”老公爵默默地坐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斜睨着卡列宁。奥勃朗斯基明白，老公爵一定想出了一句什么妙语来形容这位大人物——他就像鲟鱼一样是让客人在宴席上共享的。吉娣望着门口，故作镇定，使自己在列文进来的时候不致脸红。小谢尔巴茨基还没有同卡列宁正式介绍过，竭力装出毫不在乎的神气。卡列宁遵照彼得堡的习惯，同贵妇人一起进餐总是穿燕尾服，系白领带。奥勃朗斯基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来赴宴纯粹是为了践约，他坐在这群人中间是在尽痛苦的义务。其实他是奥勃朗斯基到来以前制造冷气，使所有的客人冻僵的罪魁祸首。
奥勃朗斯基走进客厅，向大家道歉，说他被一位公爵——这位公爵永远是他迟到早退的替罪羊——留住了，接着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相互介绍认识了，又把卡列宁同柯兹尼雪夫拉在一起，鼓动他们讨论波兰的俄国化问题。他们立刻就同彼斯卓夫一起抓住这个题目议论起来。他拍拍土罗甫春的肩膀，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好笑的话，让他坐在妻子和公爵旁边。然后他对吉娣说她今天很漂亮，又把谢尔巴茨基介绍给卡列宁。一会儿工夫，他就把这个社交界面团完全揉匀了，客厅里活跃起来，洋溢着一片笑语声。只有列文一个人不在。但这样也好，因为奥勃朗斯基走进餐室，惊奇地发觉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都不是从列维而是从德普雷买来的，他就吩咐车夫立刻赶到列维去重新买过，自己又回到客厅里。
他在餐室门口遇见列文。
“我没有迟到吧？”
“你还会不迟到！”奥勃朗斯基挽住他的手臂说。
“客人很多吗？有些什么人？”列文不禁涨红了脸，用手套拂去帽子上的雪，问。
“都是自己人。吉娣也在。来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卡列宁。”
奥勃朗斯基虽然自由主义思想很浓，但他知道人家同卡列宁认识是会觉得很荣幸的，因此要让所有这些好朋友都分享这份荣幸。但列文此刻却无心同卡列宁认识。自从他遇见伏伦斯基那个难忘的晚上以来，他没有再见到过吉娣，如果不算那次在大路上看见她一眼的话。他从心底里知道，今天晚上他会在这里看见她。但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不受这事束缚，他竭力不去想它。现在呢，他分明听说她在这里，顿时感到又惊又喜，简直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他说不出他想说的话。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像从前一样呢还是像马车里那样？陶丽说的要是真话，那该怎么办？又怎么会不是真话呢？”他心里琢磨着。
“哦，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卡列宁吧！”列文好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鼓足勇气迈步走进客厅。他看见了吉娣。
吉娣既不像从前那样，也不像马车里那样，她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她惊惶，畏葸，羞怯，因此也更加迷人。列文走进屋子的一刹那，吉娣就看见了他。她正在等他。她很高兴，高兴得心慌意乱，以致当他向女主人走去而又瞟她一眼时，她自己和他，还有看到这一切的陶丽，都觉得她会忍不住哭出来。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木然不动，只有嘴唇在微微哆嗦，等他走过来。列文走到她跟前，鞠了一躬，默默地伸出一只手。要不是她的嘴唇在微微哆嗦，眼睛因为潮润而更加明亮，她说话时的微笑就会显得十分安详。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吉娣说着用冰凉的手毅然握了握他的手。
“您没有看见过我，我可看见过您了。”列文露出幸福的微笑说，“您从火车站乘车到叶尔古沙伏去的时候，我看见过您。”
“什么时候？”吉娣惊奇地问。
“您乘车到叶尔古沙伏去的时候。”列文说，他心里充溢着幸福，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了。接着他想：“我怎么可以把不纯洁的念头同这个楚楚动人的小东西联在一起呢！是的，看来陶丽说的是实话。”
奥勃朗斯基挽住列文的手臂，走到卡列宁面前。
“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他说了两人的名字。
“又看见您真是高兴！”卡列宁握住列文的手，冷冷地说。
“你们原来就认识吗？”奥勃朗斯基惊奇地问。
“我们在同一节车厢里待过三小时，”列文笑着说，“可是一下车就像从化装舞会里出来一样，完全糊涂了，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家请吧！”奥勃朗斯基指着餐室说。
男宾走进餐室，来到桌子旁边。桌上放着六种伏特加、六种干酪，有的干酪盘子里有小银匙，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鲱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一片片法国面包的盘子。
男宾站着，围住香喷喷的伏特加和点心，柯兹尼雪夫、卡列宁和彼斯卓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化的讨论也因等待宴席开始而停止了。
柯兹尼雪夫善于出其不意地用雅谑来结束一场最抽象和认真的争论，并以此转变对谈者的情绪。现在他也这么办了。
卡列宁认为，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当局采用高级措施才能实行。
彼斯卓夫坚持说，一个民族只有人口密度较大才能同化另一个民族。
柯兹尼雪夫同意双方的意见，但有保留。他们走出客厅时，柯兹尼雪夫为了结束谈话，笑着说：
“因此，要实行非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多生孩子。我们哥儿俩最不行了。你们，结过婚的先生们，特别是您，斯吉邦·阿尔卡迪奇，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您有几个呀？”他亲切地笑着问主人，同时把一只小酒杯举到他面前。
大家都笑起来，奥勃朗斯基尤其高兴。
“对，这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嘴里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倒在递过来的酒杯里。原来的谈话果然就在这戏谑中结束了。
“这干酪不坏。您要来一点吗？”主人说。“你真的又在做体操吗？”
他问列文，左手捏捏他的肌肉。列文微微一笑，弯起手臂。于是，奥勃朗斯基的手指就隔着礼服的薄呢摸到一块像圆干酪那样的坚硬肌肉。
“好硬的肌肉！简直像参孙！”
“我想猎熊一定要有很大的力气。”卡列宁说，关于打猎的知识他是很可怜的。他撕下一块薄得像蛛网的面包瓤，加上干酪。
列文微微一笑。
“完全不是。相反，一个孩子都能打死一头熊。”他说着，向那些跟主妇一起走到桌旁来的女宾微微躬身，让到一旁。
“我听说您打死了一头熊，是吗？”吉娣说，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滑溜溜不听话的蘑菇，因此抖动着那透露出她雪白小手的袖口花边，但还是叉不住。“你们那里真的有熊吗？”她向他半侧着美丽的头，笑盈盈地又说。
吉娣的话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对他来说，她的每个声音，她的嘴唇、眼睛和手的每个动作，都具有多少不可言喻的意义呀！这里有求饶，有信任，有柔情，羞怯而深切的柔情，有许诺，有希望，有对他的爱情——那种他不能不相信，并且使他幸福得喘不过气来的爱情。
“不，我们是到特维尔省去打来的。归来的途中，我在火车上遇见您的姐夫或者说姐夫的妹夫。”列文含笑说，“那次见面可有意思了。”
于是列文就兴致勃勃地讲着，他怎样通宵不睡觉，穿着土羊皮袄闯到卡列宁的车厢里。
“列车员像俗话说的那样，根据衣衫要把我赶出去；但我立刻引经据典，故弄玄虚……您起初也因为我的土皮袄想把我赶出去，”他忘记卡列宁的名字，对他说，“但后来您就帮我说话，我真感激您哪。”
“总的说来，乘客挑选座位的权利太不明确了。”卡列宁用手帕擦擦手指尖，说。
“我看出您对待我还有点犹豫不决，”列文朴实地笑着说，“我就连忙说点聪明话来补救土皮袄引起的误会。”
柯兹尼雪夫继续同女主人谈话，一只耳朵却听着弟弟说话，斜着眼睛向他望望。“他今天怎么啦？简直像打了一场胜仗。”他想。他不知道列文今天仿佛长了一对翅膀了。列文知道吉娣在听他说话，她很高兴听他说话。只有这件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在他看来，不仅在这个屋子里，而且在整个世界，只有他——他变得身价百倍了——和她两个人。他觉得自己处在令人头晕目眩的高空，所有这些善良可爱的卡列宁们、奥勃朗斯基们和整个世界都在遥远的下方。
奥勃朗斯基也不对列文和吉娣瞧一眼，就让他们坐在一起，仿佛没有什么用意，只因为没有别的空位置了。
“哦，你就坐在这儿吧。”他对列文说。
筵席像奥勃朗斯基爱好的餐具一样精美。玛丽·路易汤十分出色；小巧的馅饼入口即化，无懈可击。两个男仆和马特维系着雪白的领带，利落地悄悄伺候着酒食。这次宴会在物质方面是成功的，在非物质方面也不逊色。谈话一会儿集中，一会儿分散，始终没有停顿，到宴会结束气氛一直非常活跃，男宾们站起来离开餐桌都没有停止说话，连卡列宁都变得活泼了。
十
彼斯卓夫喜欢把讨论进行到底，他对柯兹尼雪夫的话并不满意，况且他觉得他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决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密度的问题，”他一面吃汤，一面对卡列宁说，“这问题要同基础联系起来，不能光凭几条原则。”
“我认为，”卡列宁从容不迫地懒洋洋回答，“这是一样的。照我看来，只有比较文明的民族才能影响另一个民族……”
“但问题就在这里。”彼斯卓夫用他的男低音插嘴说。他说话总是很急，而且仿佛总是把整个心都放到所说的话里。“什么叫比较文明呢？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谁是最文明的？谁能同化谁呢？我们看到莱茵区法国化了，但德国人的文明并不比人家差！”他叫道，“这里另有规律！”
“我认为只有真正文明的民族才有影响。”卡列宁微微扬起眉毛说。
“那么，文明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彼斯卓夫问。
“我想这些标志是大家都知道的。”卡列宁说。
“都知道得很清楚吗？”柯兹尼雪夫微妙地笑着说，“现在大家都承认，真正的文明只能是纯粹古典的文明；可我们看到双方争论激烈，却也不能否认对方有他的有力论据。”
“您是个古典派，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要来点红葡萄酒吗？”奥勃朗斯基说。
“我并不评论这种或那种文明，”柯兹尼雪夫像对待孩子一般露出宽厚的微笑说，同时把酒杯递过去，“我只说双方都有有力的证据。”他又对卡列宁说：“就所受的教育来说，我是个古典派，但在这场争论中没有我的地位。我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论据，可以证明古典教育比现代教育优胜。”
“自然科学同样具有培养教化的作用，”彼斯卓夫附和说，“就说天文学吧，就说植物学吧，或者具有一系列规律的动物学吧！”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一点。”卡列宁回答，“我想我们不能不承认，研究语文本身对心灵的发展有特别良好的作用。此外，无可否认，古典作家会对道德发生高度的影响。不幸的是，成为当代祸害的虚伪学说，往往同自然科学的教授有关。”
柯兹尼雪夫想说些什么，可是彼斯卓夫用他沉厚的低音打断了他。他激烈地斥责这个荒谬的意见。柯兹尼雪夫沉着地等待机会说话，显然已准备好反驳，而且充满胜利的信心。
“但是，”柯兹尼雪夫终于微妙地笑着对卡列宁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要不是古典教育具有像您所说的优点，即道德的作用，说得更明白些，反虚无主义的作用的话，要确切衡量各种科学的利弊是困难的，究竟该选择哪些科学，这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彻底解决。”
“那不成问题。”
“要不是古典教育具有这种反虚无主义的作用，我们也会多考虑考虑，多权衡权衡两者的利弊了，”柯兹尼雪夫微妙地笑着说，“我们也会给两者都提供发展的条件了。但现在我们知道，古典教育这种丸药具有反虚无主义的疗效，因此我们就大胆地提供给我们的病人……但万一没有疗效怎么办呢？”他又用雅谑来结束。
柯兹尼雪夫一提到丸药，大家都笑了。土罗甫春笑得特别洪亮，特别高兴，因为他听着这场谈话，一直希望能听到什么可笑的话，这下子终于听到了。
奥勃朗斯基请彼斯卓夫出席没有请错。有彼斯卓夫在场，谈话总是饶有趣味，而且一刻也不会冷场。柯兹尼雪夫刚用一句俏皮话结束谈话，彼斯卓夫立刻又提出新的话题。
“我甚至不能同意，”他说，“政府抱有这样的目的。政府显然是受舆论支配的，它根本不关心它采取的措施会有什么影响。譬如，妇女教育应该说是有害的，可是政府开办了女子学校和女子大学。”
于是，话题立刻转到女子教育问题上。
卡列宁发表意见说，妇女教育往往同妇女解放问题混为一谈，因此有人就认为妇女教育是有害的。
“我倒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彼斯卓夫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妇女由于缺乏教育而被剥夺权利，她们没有权利，所以就缺乏教育。不要忘记，妇女被奴役是那么普遍，那么悠久，以致我们往往不肯承认她们同我们之间存在的鸿沟。”
“您说权利，”等彼斯卓夫说完，柯兹尼雪夫接着说，“是指当陪审员、地方自治会议员、参议会会长的权利，当官员、国会议员的权利吗？”
“当然。”
“就算妇女作为少数例外可以担任这些职务，我认为您用‘权利’这个字眼也是不恰当的。还不如说‘义务’来得好。谁都能同意，担任陪审员、地方自治会议员、电报局职员的工作，我们觉得是尽一种义务。因此，说得恰当些，妇女是在寻求义务，而且完全是合法的。她们想协助男子共同劳动，这种愿望我们是不能不同情的。”
“一点不错，”卡列宁附和说，“我觉得问题在于她们能不能胜任这种义务。”
“一定能胜任愉快，”奥勃朗斯基插嘴说，“只要教育能在她们中间普及。这一点我们看得出来……”
“那句俗话是怎么说的？”老公爵早就注意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时闪动他那双滑稽的小眼睛，说，“我可以当着女儿们的面说：‘女人头发长，可是……’”
“黑奴解放前人们就是这样看待黑人的！”彼斯卓夫愤愤地说。
“我觉得很奇怪，妇女在寻求新的义务，”柯兹尼雪夫说，“可是我们却不幸看到，男子总是在逃避义务。”
“义务总是离不开权利。妇女所追求的就是：权力，金钱，荣誉。”彼斯卓夫说。
“这好比我去追求当奶妈的权利，看到人家出钱雇用妇女，却不要我，我就生气。”老公爵说。
土罗甫春爽朗地哈哈大笑。柯兹尼雪夫惋惜这样的妙语不是他说的。连卡列宁也扑哧一笑。
“是的，男子是不能喂奶的，”彼斯卓夫说，“可是妇女……”
“不，有个英国人曾经在船上给自己的小孩喂奶。”老公爵不顾当着女儿们的面，放肆地说。
“有多少这样的英国人，就有多少女人可以做官。”柯兹尼雪夫说。
“是的，可是叫一个没有家庭的姑娘怎么办呢？”奥勃朗斯基想到他念念不忘的契比沙娃，插嘴说。他同情彼斯卓夫，支持他的意见。
“要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姑娘的身世，那您就会知道，是这个姑娘抛弃了家庭——或者是她自己的家，或者是她姐妹的家——本来她满可以在家里干干女人家的活的。”陶丽突然怒气冲冲地插进来说，大概猜到奥勃朗斯基所说的姑娘是谁。
“但我们维护一个原则，一种理想！”彼斯卓夫用响亮的低音反驳说，“妇女渴望得到独立和受教育的权利。要是想到不能获得这种权利，她们会觉得委屈和难受的。”
“可我觉得委屈和难受的是，人家不要我当奶妈。”老公爵又说，引得土罗甫春哈哈大笑，把一大块芦笋都抖落在酱油碟里了。
十一
人人都参加这场谈话，只有吉娣和列文例外。开头谈的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列文不禁想到他对这问题有话要说。这事原来他觉得很重要，此刻却像梦里的幻象一般，引不起他丝毫兴趣。他甚至觉得奇怪，他们何必那么起劲地谈论这种与谁都无关的问题呢。大家又谈论起妇女的权利和教育问题。吉娣对这事原来也很感兴趣。以前她一想起她在国外的朋友华仑加，想到华仑加寄人篱下的痛苦生活，她就一再思考这个问题；她多少次思考过自己的问题，想到要是她不结婚，她会有怎样的结局；她多少次为这事同姐姐争论过！可是现在她对这事毫无兴趣。她正同列文单独谈着话，不是一般的谈话，而是一种神秘的交流。这种交流使他们越来越接近，并且使他们对正在踏入的那个未知世界感到又惊又喜。
开头，吉娣问列文去年是怎么看见她在马车里的。列文告诉她，他怎样从割草场走大路回家，半路上看见了她。
“那天大清早，您大概刚醒来，您妈妈还睡在角落里。这是一个可爱的早晨。我一面走，一面想：这辆四驾马车里坐的是谁呀？一辆有铃铛的讲究的四驾马车，您在上面一掠而过。我看见您坐在窗口，双手拉住睡帽的带子，您正想得出神呢，”他微笑着说，“我真想知道您当时在想些什么。您在想什么要紧事啊？”
“我当时是不是披头散发呢？”吉娣想。不过，看见列文在回忆细节时浮起欢乐的微笑，她明白，她当时给他的印象很好。她涨红了脸，高兴地笑起来。
“我实在不记得了。”
“土罗甫春笑得多快活呀！”列文欣赏着他那双笑得泪汪汪的眼睛和哆嗦的身子，说。
“您早就认识他了吗？”吉娣问。
“谁不认识他！”
“您大概认为他是个坏人吧？”
“不是坏人，是个小人。”
“不对！您快别这样想！”吉娣说，“我以前也很瞧不起他，其实他是个极其可爱、极其善良的人。他的心是金子做的。”
“您怎么能看出他的心来呢？”
“我同他是老朋友了。我很了解他。去年冬天，在……在您来到我们家以后不久，”吉娣露出歉疚和信任的微笑说，“陶丽的几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他碰巧去看她。您真不能想象，”她低声说，“他是多么为她难过，他就留下来帮她照顾孩子。他在他们家里待了三个星期，像保姆一样照顾孩子。”
“我在讲给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听，在猩红热流行时土罗甫春怎样照顾孩子们。”吉娣俯身对姐姐说。
“是的，他真好，真了不起！”陶丽望望土罗甫春说。土罗甫春发觉他们在谈他，就和蔼地对列文笑笑。列文又对土罗甫春瞧了一眼，弄不懂以前他怎么没发觉这个人的优点。
“该死，该死，我以后再也不把人往坏处想了！”列文快活地说，老实说出了他此刻的心情。
十二
在谈到妇女权利时，接触到在太太们面前不便谈的婚姻权利不平等的问题。彼斯卓夫在席上几次提到这问题，但柯兹尼雪夫和奥勃朗斯基都小心地回避了。
等大家从餐桌旁站起身来，太太们走开了，彼斯卓夫没有跟着她们走，却转身同卡列宁交谈，说出这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照他看来，夫妇之间的不平等，在于妻子不贞和丈夫不贞在法律上和舆论上受到的制裁都不一样。
奥勃朗斯基匆匆走到卡列宁跟前，向他敬烟。
“不，我不抽烟。”卡列宁镇定地回答，接着似乎故意要表示他并不怕谈这事，带着冷冷的微笑同彼斯卓夫说话。
“我认为这种观点的根据在于事物本身。”卡列宁说着想到客厅里去，但这当儿土罗甫春出其不意地对卡列宁说起话来。
“你们该听到过普里雅奇尼科夫的事吧？”土罗甫春问。他喝了香槟酒兴奋了，一直在等待机会打破难堪的沉默。“华夏·普里雅奇尼科夫，”他那红润的嘴唇上浮起善良的微笑，他主要是对主客卡列宁说的，“今天我听人家说，他在特维尔同克维茨基决斗，把克维茨基打死了。”
痛疮疤往往最容易触到，而奥勃朗斯基就觉得今天的谈话不幸每分钟都触到了卡列宁的痛疮疤。他又想把妹夫拉走，可是卡列宁却好奇地问：“普里雅奇尼科夫为什么决斗哇？”
“为了妻子。他做得像个男子汉！他去挑战，并把对方打死了！”
“啊！”卡列宁冷冷地说，扬起眉毛，往客厅里走去。
“您来了，我很高兴，”陶丽带着怯生生的微笑，在前厅遇见他说，“我有话要同您谈。就在这里坐吧。”
卡列宁还是扬起眉毛，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陶丽旁边坐下来，勉强装出笑容。
“好的，”他说，“我也要请您原谅，我马上就要告辞了。明天我就要出门。”
陶丽坚信安娜是清白的，面对着这个冷酷无情、不动声色地要毁灭她那无辜的好朋友的人，她气得脸色发白，嘴唇发抖。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她不顾一切地盯住他的眼睛说，“我问您安娜的情况，您没有回答我。她怎么啦？”
“她身体看来很好，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卡列宁回答，眼睛没有看她。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对不起，我是没有权利……但我像亲姐妹一样爱安娜，尊重安娜；我要求您告诉我，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她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卡列宁皱起眉头，几乎闭住眼睛，垂下头。
“我想您丈夫一定告诉过您，我认为我同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关系必须改变的原因吧！”卡列宁说，没有对着她的眼睛看，却很不高兴地望着走过客厅的谢尔巴茨基。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能相信！”陶丽把她那双瘦骨嶙峋的手紧握在胸前，有力地挥动着说。她迅速地站起来，一只手放在卡列宁的袖口上。“这里太闹。我们到那边去吧。”
陶丽的激动影响了卡列宁。他站起身来，顺从地跟着她走进儿童读书室。他们在一张铺着被削笔刀划满刀痕的漆布的桌子旁坐下来。
“我不信，我不信！”陶丽说，竭力捕捉他那避开她的目光。
“我们不能不相信事实，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卡列宁说，特别强调“事实”两个字。
“她做了什么事？”陶丽问，“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她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欺骗了自己的丈夫。这就是她所做的。”卡列宁说。
“不，不会的！不，恕我直说，您错了！”陶丽双手按住两鬓，闭上眼睛，说。
卡列宁光用嘴唇冷冷地一笑，想让她看看他的决心，并以此来加强自己的决心。陶丽这种热情的庇护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却触痛了他的伤疤。他情绪激动地谈了起来。
“既然妻子亲口告诉丈夫她做了这种事，还说她八年的生活以及生了一个儿子这些都错了，她要重新开始生活，那就不可能弄错。”卡列宁鼻子里哼了一声，怒气冲冲地说。
“安娜和罪恶——我无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无法相信这件事。”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卡列宁说，这会儿对着陶丽激动的善良的脸瞧了一眼，话匣子不由自主地打开了，“我真希望这事只是一种猜疑。以前，当我这样猜疑的时候，我觉得痛苦，但比现在还是好过些。当我这样猜疑的时候，还有希望；可是现在没有希望了。不过，我还是怀疑一切。我怀疑一切，甚至恨我的儿子，我有时简直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我真不幸！”
这些话他都不需要讲。他向陶丽脸上瞧上一眼，陶丽就明白了。她开始可怜他，对她好朋友清白的信念也动摇了。
“啊呀！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难道您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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