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采取最后手段。我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陶丽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不，不是没有办法！”她说。
“这种痛苦同别的痛苦不一样。别的痛苦，譬如说，丧偶，死亡，你只要背上十字架，默默地忍受就是了，可是遇到这种痛苦，你必须行动，”卡列宁说，仿佛在捉摸她的思想，“你必须摆脱这种屈辱的处境，总不能三个人一起生活呀！”
“我明白，这事我很明白！”陶丽说着，垂下了头。她沉默了一会儿，想着她自己的事和她自己家庭的痛苦，接着突然激动地昂起头，合拢双手做出恳求的姿势。“但是慢着！您是个基督徒。您替她想想吧！要是您把她抛弃了，她会怎样呢？”
“我想过，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我想得很多。”卡列宁说。他脸上泛起红斑，浑浊的眼睛直盯着她。陶丽现在已经满心可怜他了。“当她亲口把我的耻辱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这么做了，我让一切都维持原状。我给她悔过自新的机会，我竭力挽救她。可是结果呢？她不肯遵守最起码的要求——顾全面子！”卡列宁怒气冲冲地说，“只有自己不愿毁灭的人，人家才能救他；但要是本性败坏了，堕落了，她认为毁灭就是得救，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都行，就是不要离婚！”陶丽回答。
“‘什么都行’指什么呀？”
“不，这太可怕了。她不再是谁的妻子，她会毁灭的！”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卡列宁耸起肩膀，扬起眉毛，说。一想到妻子最近的行为，他恼火极了，他又变得像开始谈话时那样冷酷。“我很感谢您的同情，可是我得走了。”他站起身来说。
“不，等一下！您千万不要毁了她。等一下，让我把我自己的事告诉您。我结了婚，可是丈夫欺骗了我；我又气愤又妒忌，想抛弃一切，想自己一个人……可是我清醒过来；是谁使我清醒的？是安娜，是安娜救了我。我现在照旧生活。孩子们在成长起来，丈夫回到家里，认识到自己的不是，他变得规矩了，正派了，我也就这样生活……我饶恕他了，您也应该饶恕她！”
卡列宁听着，但她的话对他已不起作用。他的心里又升起了他决定离婚那天同样的怒火。他仿佛抖掉什么东西似地抖动了一下身子，用尖锐响亮的声音说：
“饶恕，我不能够，我也不愿意，而且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我对这个女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她却把一切都践踏到她所喜欢的污泥里。我不是一个狠心的人，我从来没有恨过什么人，但我现在打从心底里恨她，我不能饶恕她，我恨透她对我所做的坏事！”他说，愤恨得嗓子都被眼泪哽住了。
“爱那些恨您的人……”陶丽怯生生地说。
卡列宁哼地冷笑了一声。这话他早就知道了，但不适用于他现在的处境。
“爱那些恨您的人，却不能爱您所恨的人。我打扰了您，请原谅。各人有各人说不完的苦恼！”卡列宁冷静下来，振作精神告了别，走了。
十三
大家离开餐桌的时候，列文很想跟着吉娣到客厅里去；但又怕这样向她献殷勤太露骨了，她也许会不高兴。列文只得留在男宾圈子里，参加大家的谈话。他眼睛没有朝吉娣望，却感觉到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目光和她在客厅里的位置。
他立刻轻而易举地实践对她所作的诺言——永远往好处看人，永远爱一切人。谈话转到了农民村社的问题。彼斯卓夫认为农民村社具有特殊的原则，他把它称为“合唱原则”。列文既不同意彼斯卓夫的意见，也不同意他哥哥的意见。他哥哥与众不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俄国农民村社的意义。但列文同他们谈话，竭力为他们调解，缓和他们的争论。他一点也不注意他自己在说些什么，更不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他只有一个愿望：让他和大家都高高兴兴，快快活活。现在他只关心一个人。这人起初在客厅那边，后来移过来，停留在门口。他没有回头，却感觉到倾注在他身上的目光和微笑。他忍不住回过头来：她同弟弟一起站在门口，望着他。
“我还以为您要去弹钢琴呢，”他走到她面前说，“我们乡下就缺少一样东西：音乐。”
“不，我们只是来找您，来谢谢您的光临，”她说，同时像赠送礼物似的送给他一个微笑，“何必这么起劲地争论不休呢？谁也说不服谁的。”
“是啊，说得对，”列文说，“人们争论得很起劲，往往就因为弄不懂对方究竟想证明什么。”
列文常常发现，当聪明人争论时，双方花了极大的力气，费了许多口舌，用了大量巧妙的逻辑，最后发现他们苦苦争辩的东西，原来在争论一开始大家就已明白了，但他们始终各执一词，又不愿直说，唯恐遭到对方攻击。他还有这样的体会：在争论中，有时你明白了对方所喜欢的东西，自己也忽然喜欢它了，就立刻表示同意。这样，就什么论据也用不着了。有时正好相反：你终于说出了你所喜欢的东西，要是说得好，说得恳切，对方也会同意，不再争论。这就是他所要说的话。
她皱起眉头，竭力想领会他的意思。不过，他刚一开始解释，她就明白了。
“我明白：一个人必须懂得他为什么争论，他喜欢的是什么，这样才可以……”
她完全领会，并且表达了他表达不清的意思。列文高兴地微微一笑：他同彼斯卓夫和哥哥啰啰唆唆争论了好半天，她竟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他最复杂的思想表达出来了。这使他感到惊奇。
谢尔巴茨基从他们身边走开了。吉娣走到摆开的牌桌旁边，坐下来，拿起一支粉笔，动手在崭新的绿呢上画着一个个圆圈。
他们继续谈论饭桌上谈到的那些问题：妇女自由和就业问题。陶丽认为一个未婚的姑娘应该待在家里做做家务。列文同意她的意见。他的理由是，没有一个家庭可以缺乏女助手，家庭不论贫富，都不能没有保姆，不论是雇用的还是亲属。
“不，”吉娣涨红了脸说，同时用她那双诚恳的眼睛更大胆地望着他，“一个姑娘刚过门，难免不受屈辱，可她自己……”
列文明白她的暗示。
“哦！是的！”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您说得对，您说得对！”
看到吉娣心目中少女的恐惧和屈辱，他顿时明白了彼斯卓夫吃饭时关于妇女自由的一番话。他爱她，体会到了这种恐惧和屈辱，立刻放弃了他的论点。
接着是一片沉默。吉娣一直拿粉笔在桌上描画着。她的眼睛闪出宁静的光辉。他受到她的情绪的影响，觉得周身充满越来越浓烈的幸福。
“呀！我涂了一桌子！”她放下粉笔说，接着动了动身子，好像要站起来。
“我怎么能让她走掉，自己留下来呢？”列文恐惧地想着，拿起粉笔。“等一下，”他说着在桌旁坐下来，“我早就想问您一件事。”
列文盯住她那双亲切而惶恐的眼睛。
“请您问吧。”
“您瞧，”列文说着写了十四个字母，加上一个问号。那是组成十四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意思就是：“您上次回答我‘这不可能’，是说永远呢还是指当时？”吉娣能不能懂得这个复杂的句子，他毫无把握，但他望着她的那副神情，仿佛他一生的命运都决定于她能不能懂得这句话。
吉娣一本正经地对他瞧了一眼，一只手支着紧蹙的前额，读了起来。她偶尔对他瞧瞧，仿佛在问：“我猜得对吗？”
“我明白了。”吉娣涨红了脸说。
“这是个什么字眼？”列文指着代表“永远”一词的那个字母问。
“这表示‘永远’，”她说，“但这不是真心话！”
列文迅速地把所写的句子擦掉，把粉笔给了她，站起身来。吉娣也写了六个字母。
陶丽看见这一对人，她同卡列宁谈话所引起的烦恼顿时消失了。她看见吉娣手里拿着粉笔，脸上挂着羞怯而幸福的微笑，抬头望着列文；又看见他那俊美的身子伏在桌上，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忽儿瞧瞧桌子，忽儿瞧瞧吉娣。他突然容光焕发，他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当时我不能不这样回答。”
列文怯生生地对她抛去一个疑问的眼光。
“只限于‘当时’吗？”
“是的。”她微笑着回答。
“那么……那么现在呢？”他问。
“嗯，那您念吧。我把心里的希望告诉您。我真希望啊！”吉娣又写了八个字母，意思是：“希望您能忘记并饶恕过去的事。”
列文用紧张得发抖的手指抓住粉笔，折断了，写了几个字母，意思是：“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您。”
她一直微笑着，对他瞧了一眼。
“我明白了。”她悄悄地说。
列文坐着，又写了一个长句子。她全明白了，没有问他：“对不对？”拿起粉笔，立刻就回答他。
列文好一阵看不懂她所写的字母，不时望望她的眼睛。他幸福得头晕目眩，怎么也猜不透她所写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从她那双洋溢着幸福的迷人眼睛里，他明白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于是他写了三个字母。但不等他写完，她就跟着他手的动作读了出来，又自己拼成句子，接着写了回答：“对。”
“你们在猜字谜吗？”老公爵走过来说，“要是你们看戏不愿迟到，那就该走了。”
列文站起身来，把吉娣送到门口。
他们谈话时什么都谈到了。吉娣说她爱他，她会告诉爸爸妈妈他明天早晨要来。
十四
吉娣一走，列文剩下一个人。他觉得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希望明天赶快到来。这样他又可以看见她，可以同她永远结合在一起了。他是那么焦急，害怕那看不到她的未来十四个小时，就像害怕死一样。为了避免孤独，消磨时间，他需要找一个人谈谈。奥勃朗斯基原是他最愉快的谈伴，但他要走了，说是去赴晚会，其实是去看芭蕾舞。列文只来得及对他说，他很幸福，他喜欢他，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他的帮助。奥勃朗斯基的眼神和微笑向列文表示，他很懂得他的心情。
“怎么样，是死的时候了吗？”奥勃朗斯基情绪激动地握着列文的手说。
“不——不！”列文说。
陶丽同他告别时也像祝贺一般说：“您同吉娣又见面了，我真高兴，要珍惜旧日的友谊啊。”
陶丽这句话却使列文不高兴。她不理解这种感情在列文是多么崇高，是她根本无法领会的，她也不应该提到它。
列文同她们告了别，但不愿一个人独处，就抓住他的哥哥。
“你上哪儿去？”
“我去开会。”
“哦，我跟你去。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一起去吧！”柯兹尼雪夫微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了？”
“我吗？我太幸福了！”列文放下马车关着的窗子，说，“你不在乎吧？不然我要闷死了。我太幸福了！为什么你一直不结婚？”
柯兹尼雪夫微微一笑。
“我很高兴，她看来是个好姑娘……”柯兹尼雪夫说。
“别说，别说，别说！”列文两手抓住他的皮外套领子，把他的脸盖住，大声说。“她是一个好姑娘”这句话太普通，太平凡了，同他的心情太不协调了。
柯兹尼雪夫高兴地笑出声来，这在他是很难得的。
“啊，不论怎么说，这事使我很高兴。”
“这事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要谈了！不要谈了，不要谈了！”列文说，又用外套领子把脸盖住，加了一句：“我真喜欢你！怎么样，我可以去参加会议吗？”
“当然可以。”
“今天你们讨论什么？”列文问，一直笑着。
他们来到会场。列文听着秘书结结巴巴地念着显然连他自己也不懂的记录；但列文从秘书的相貌上看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人。这从他宣读记录时那副惶惑的窘态可以看出来。接着辩论开始。他们争论某宗款项的调拨和某处水管的敷设问题。柯兹尼雪夫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大通，挖苦两个议员。另一个议员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开头有点胆怯，但接着就又辛辣又和好地对他做了答辩。接着史维亚日斯基（他也在场）也说了一通，说得十分漂亮得体。列文听着他们的辩论，听出根本没有什么调拨款项和敷设水管的问题，根本没有这些事，他们也根本没有真正生气，他们都是些善良可爱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好很亲密的。他们不妨碍谁，大家都高高兴兴。最妙的是列文今天把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从以前没有觉察到的细微特征上看出每个人的心灵，看出他们个个都是好人。今天大家都特别喜欢他。这从大家同他说话的态度，从大家——甚至包括不认识他的人——望着他时那种亲切友好的神气上可以看出来。
“怎么样，你满意吗？”柯兹尼雪夫问他。
“太满意了。我简直没有想到这个会那么有意思！好极了，太美了！”
史维亚日斯基走到列文跟前，请他到他家去喝茶。列文怎么也弄不懂，也回想不起来，他对史维亚日斯基什么地方不满意，对他有什么要求。他是一个又聪明又极其善良的人。
“我很高兴！”列文说，接着问候他的妻子和姨妹。根据他那古怪的思路，史维亚日斯基的姨妹在他头脑里总是同婚姻联系在一起，因此列文觉得把他的幸福告诉史维亚日斯基的妻子和姨妹比告诉谁都合适。他欣然同意去看看她们。
史维亚日斯基向他打听乡下的情况，照例认为欧洲没有的东西在俄国也不可能有。但现在列文听了，一点也不生气。相反，他觉得史维亚日斯基是对的，他经营的全部事业都毫无意义。他还发现史维亚日斯基有意不把自己的正确意见说出来，他的为人确实很厚道，很能体贴人。史维亚日斯基家的两位女人也特别可爱。列文觉得，那件事她们已经全知道了，并且同情他，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说出来。他在他们家里坐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再暗示充满他心里的那件事。他没有发觉，他已经使他们感到很厌烦，他们早就要睡觉了。史维亚日斯基打着呵欠把他送到前厅，弄不懂这位朋友的情绪怎么有点异样。已经一点多钟了。列文回到旅馆里，想到他还得独自熬过剩下的十个小时，感到害怕。值班的茶房没有睡觉，给他点亮蜡烛，正要走，但列文把他留住了。这个茶房叫叶果尔。列文以前没有注意，今天才发现他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心地十分善良。
“怎么样，叶果尔，不睡觉很难受吧？”
“有什么办法！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老爷家里干活轻松一点，但在这里进账多一点。”
原来叶果尔家里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做裁缝的女儿，他想把女儿嫁给马具店一个店员。
列文趁这机会把他的想法告诉叶果尔。他说，结婚的主要条件是爱情，有了爱情就一定幸福，因此幸福全在自己。
叶果尔用心听着，看来完全懂得列文的意思，但他在表示赞同他的话的时候却出乎列文的意料，讲了他的看法。他说他在好的老爷家里干活，总是感到很满意，对他现在的主人也很满意，虽然他是个法国人。
“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列文想。
“嗯，叶果尔，当年你结婚的时候爱不爱你的妻子啊？”
“怎么会不爱呢！”叶果尔回答。
列文看到叶果尔很兴奋，很想讲讲自己的心情。
“我这一辈子也很怪。我从小就……”他开始说，眼睛闪闪发亮，显然受到列文兴奋的传染，好像人们打呵欠受到传染一样。
这时候铃声响起来，叶果尔走了，剩下列文一个人。他在午餐时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里又谢绝了茶点和晚餐，他根本不想吃晚饭。昨夜他没有睡觉，现在也不想睡。屋子里很凉快，他却觉得闷热。他打开两扇气窗，坐在对窗的桌子上。在白雪皑皑的屋顶那边望得见系着链子的雕花十字架，再高一些就是御夫星座和黄澄澄的五车二星所组成的三角形。他一会儿望望十字架，一会儿望望星星，吸着那均匀地吹进屋里来的清凉空气，同时像做梦一样追逐着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一个个形象和回忆。三点多钟，他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就向门外望了望。原来是他所认识的赌徒米亚斯金从俱乐部回来了。他皱着眉头，神情忧郁地走过，不断咳嗽。“可怜的人，真不幸！”列文想，因为怜爱这个人，眼泪竟夺眶而出。列文想同他谈谈，安慰安慰他；但想到自己只穿一件衬衫，就改了主意，又在气窗前面坐下，沐浴在凛冽的空气里，抬头望着那默默无声而对他意义深长的美丽的十字架和那冉冉上升的黄澄澄的星星。六点多钟，传来擦地板的声音和教堂的钟声。列文觉得身子冷得有点僵了。他关上气窗，洗了脸，穿上衣服，走到街上。
十五
街上还是空荡荡的。列文向谢尔巴茨基家门口走去。大门关着，万物都在沉睡中。他回到旅馆，又走进房间，要一杯咖啡。端咖啡来的日班茶房不是叶果尔。列文想同他攀谈攀谈，但是听见有人打铃，那茶房就走了。列文试图把咖啡喝光，把面包圈放进嘴里，可是他的嘴简直不知道怎样对付面包。列文吐掉面包，穿上外套，又走了出去。他第二次来到谢尔巴茨基家门口时，已经九点多了。房子里的人刚起来，厨子出去买菜了。他至少还得等两个钟头。
这个通宵和整个早晨，列文一直昏昏沉沉，并且完全摒弃了物质生活。他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两夜没有睡觉，不穿外衣在凛冽的空气中待了几小时，不仅觉得神清气爽，简直有点飘飘欲仙：一举一动都毫不费力，而且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自信可以飞上青天，或者推开屋角，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不断看表，东张西望，在街上度过剩下的时间。
他当时看见的景象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特别使他感动的是两个上学去的孩子，几只从屋顶飞到人行道上的瓦灰鸽，几个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摆在窗口的小圆面包。这些面包、鸽子和两个男孩都不是尘世的东西。一个男孩跑去追鸽子，笑嘻嘻地对列文瞧了一眼；一只鸽子鼓动翅膀，在太阳底下，在漫天飞舞的雪粉中闪烁着飞走了；窗子里冒出新鲜烤面包的香味，摆出来几个小圆面包。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这一切合在一起真是美好得出奇，列文不由得笑了起来，快乐得流出眼泪。他在报馆街和基斯洛夫卡大街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旅馆，把表放在面前，坐下来，等候到十二点钟。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谈论机器，谈论一个骗局，还有早晨刚醒来后的咳嗽声。他们不知道时针已接近十二点。十二点到了。列文走到门口。马车夫们显然什么事都知道了。他们喜气洋洋地围住列文，争先恐后，兜揽生意。列文竭力不得罪另外几个马车夫，答应下次雇他们的车，就坐上一辆，吩咐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这车夫穿——件雪白衬衫，衬衫领子贴住强壮红润的脖子，露在长袍外面，模样洒脱不羁。这车夫的雪橇很高很舒服，这样好的雪橇列文以后再也没有坐到过。马也很出色，一个劲儿地飞奔，但看上去仿佛没有在动。那车夫认得谢尔巴茨基家。他把双臂弯成一个圆圈，表示对乘客特别尊敬，嘴里叫了声“普鲁”，在大门口停下来。谢尔巴茨基家的看门人准是什么都知道了。这从他眼睛里的笑意和说话的神情上看得出。他说：
“嘿，您好久没来了，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
他不仅知道了一切，而且十分高兴，竭力掩饰着内心的喜悦。列文望了望他那双苍老而和蔼的眼睛，甚至发觉在自己的幸福里还有一种新的东西。
“都起来了吗？”
“请进！放在这里吧。”当列文转身想取回帽子时，他笑嘻嘻地说。列文这样迟疑是有道理的。
“请问该向哪一位通报？”仆人问。
这仆人年纪很轻，是个新来的，穿得像花花公子，但是亲切善良，他也知道了一切。
“公爵夫人……公爵……公爵小姐……”列文说。
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林侬小姐。她走过客厅，她的鬈发和脸都焕发着光彩。他刚开始同她谈话，忽然听到门外有衣服的窸窣声。于是林侬小姐立刻从列文的眼睛里消失了。他感到幸福临近的喜滋滋的恐惧。林侬小姐慌忙离开他，往另一扇门走去。她刚一出去，镶木地板上顿时响起一阵非常急促的轻盈脚步声。于是他的幸福，他的生命，他自己——比他自己更好，他追求和渴望那么久的东西，一下子临近了。她不是自己走过来，而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送到他面前。
他只看见她那双明亮诚实的眼睛，像他的内心一样，洋溢着又惊又喜的爱情的光芒。这双眼睛越来越近，爱情的光芒耀得他眼花缭乱。她站在他面前，接触到他了。她的双手举起来，落在他的肩上。
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她跑到他跟前，羞怯而快乐地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他。他拥抱了她，把嘴唇紧贴在渴望他的亲吻的嘴上。
她也通宵没有合眼，一上午都在等他。她的父母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了这事，为她的幸福而感到幸福。她等着他。她要亲自第一个向他宣布他们俩的幸福。她准备单独同他见面，想到这一层，她又胆怯又害臊，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门外等林侬小姐走开。林侬小姐走了。她不假思索，毫不迟疑地走到他面前，做了她刚才所做的事。
“我们到妈那里去！”她拉着他的手说。他久久地说不出话来，这与其说是因为怕语言亵渎他的崇高感情，不如说每当他想说话时，总觉得幸福的泪水把他哽住了。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
“难道这是真的吗？”列文终于哑着嗓子说，“我不能相信你会爱我！”
吉娣看见他说话的亲热语气和瞟她一眼的畏怯眼神，不禁嫣然一笑。
“真的！”她意味深长地慢悠悠说，“我多幸福哇！”
吉娣没有放下他的手，拉着他走进客厅。公爵夫人一看见他们，便呼吸急促，哇的一声哭出来，接着又立刻笑了，以列文意料不到的矫捷步伐跑到他面前，抱住他的头，吻了吻他。她的泪水把他的面颊都弄湿了。
“那么一切都定啦！我高兴极了。你要爱她。我高兴极了……吉娣！”
“解决得好快呀！”老公爵故作镇定地说，但列文转身向他说话时，发现他的眼睛也湿了。
“我早就盼望着了！”他捉住列文的手，把他拉过来说，“当这个轻浮的孩子还没想到……”
“爸爸！”吉娣叫起来，用双手捂住他的嘴。
“哦，我不说了！”他说。“我太……太……高……嗐，我真糊涂……”
他抱住吉娣，吻着她的脸，她的手，又吻了吻她的脸，在她身上画了十字。
列文看见吉娣怎样好一阵亲热地吻着她父亲肥胖的手，他对这位以前不熟悉的老公爵也发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
十六
公爵夫人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脸上露出微笑。公爵坐在她旁边。吉娣站在父亲的椅子旁，一直拉住他的手不放。大家都默不作声。
公爵夫人首先说出她的想法，把她想到和感觉到的事组织成为实际问题。最初一刹那，大家都觉得这事有点别扭和苦恼。
“什么时候哇？还得订婚，发请帖。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呀？你看怎么样，阿历山大？”
“问他，”老公爵指指列文说，“这事他是主角。”
“什么时候吗？”列文红着脸说，“明天。既然你们问我，那么我说，今天订婚，明天结婚。”
“嗳，我的宝贝，别说傻话了！”
“那么就过一星期。”
“他简直疯了。”
“不，怎么见得？”
“啊呀，老天爷！”公爵夫人看到他这样性急，高兴地笑着说，“那么嫁妆呢？”
“难道还要什么嫁妆吗？”列文恐惧地想，“不过，嫁妆也罢，订婚也罢，这些东西总不会损害我的幸福吧？一定不会的！”他瞧了吉娣一眼，发现她一点也没有因想到嫁妆而烦恼。“看来这是必要的。”他想。
“其实我什么也不懂，我只是说说我的愿望罢了。”列文表示歉意说。
“那就让我们来商量商量吧。订婚，发请帖，那些事现在就可以办了。就是这样。”
公爵夫人走到丈夫面前，吻了吻他，想走，但他把她留住了，拥抱她，而且像年轻的情人那样，笑眯眯地热烈地吻了好几次。这对老夫妇一时间简直有点糊涂，弄不清究竟是他们又在恋爱了，还是他们的女儿在恋爱。等公爵夫妇走了，列文走到未婚妻面前，拉住她的手。此刻他已镇静下来，能够说话了。他有许多话要对她说，但他说的完全不是他所想说的。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从来不敢这样希望，但心里总是相信，”他说，“我相信这是命里注定的。”
“至于我，”她说，“即使当时……”她停了停，用她那双诚实的眼睛毅然望着他，又说下去，“即使当我推掉自己的幸福时，我也相信。我一直只爱您一个人，可那时我昏了头。我应该说……您能忘记这事吗？”
“也许这样更好些。我有许多地方要请您原谅。我应该告诉您……”
他决定告诉她一些事。一开始他就决定告诉她两件事：他不像她那样纯洁，他不信教。这在他是很苦恼的，但他认为应该把这两件事都告诉她。
“不，现在不谈，以后告诉您！”他说。
“好的，那就以后说吧，但您一定要告诉我。我什么也不怕。我需要知道一切。咱们讲定了。”
他补充说：
“咱们讲定了，不论我是个怎样的人，您都要我，您都不会抛弃我，是吗？”
“是的，是的！”
他们的谈话被林侬小姐打断了。林侬小姐虽然有点装腔作势，但是和蔼地微笑着，走来向她心爱的学生祝贺。她还没有走，仆人就一个个走来道喜。随后，亲戚纷纷来到。这样大家就喜气洋洋地忙碌了一阵，直到结婚后第二天，列文才空下来。列文一直感到窘困，厌烦，但幸福的程度不断增长。他一直觉得人家对他的要求很多，但究竟要求什么却不知道。他只照人家的话去做，而这一切都给他带来幸福。他原以为他的求婚将与众不同，普通的求婚条件会损害他的特殊幸福；但结果他所做的同别人并没有两样，而他的幸福不断增加，变得越来越特殊，越来越与众不同了。
“今天我们要吃糖了。”林侬小姐说。于是列文就坐车去买糖果。
“啊，我太高兴了！”史维亚日斯基说，“我劝您到福明花店去买些鲜花来。”
“这个需要吗？”于是列文就坐车到福明花店去。
哥哥对他说，得借些钱来，因为开销很多，要买礼物……
“还要礼物吗？”于是列文赶到傅尔达珠宝店去。
在糖果店，在福明花店，在傅尔达珠宝店，列文发现大家都在等候他，大家都为他高兴，个个向他道喜，就像这几天他所接触到的人那样。奇怪的是，不仅大家都喜欢他，而且以前对他没有好感的、冷漠无情的人也都称赞他，处处顺着他，体贴入微地尊重他的感情，并且同他一样相信，他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的未婚妻十全十美。吉娣也有同样的感觉。当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竟然暗示她希望有更好的未婚夫时，吉娣大为生气，断然说天下再没有比列文更好的人了，弄得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不得不同意，而在吉娣面前遇见列文的时候，总是露出赞赏的微笑。
他答应向她坦白他的秘密，这在当时是很痛苦的。他同老公爵商量了一下，征得他的同意，把记录着他的忏悔的日记交给吉娣。他当时写这日记，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给未婚妻看的。有两件事使他苦恼：他丧失了童贞和他不信宗教。他不信宗教的自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是信教的，对教义从没有怀疑过；他形式上不信教，她却毫不在意。她怀着满腔爱情，了解他的整个心灵，在他的心灵里发现她所需要的东西。至于他这种心灵状态叫作“不信教”，在她是无所谓的。他坦白的另一件事却使她伤心得流泪。
列文把日记交给她，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他认为在他和她之间不能也不该有什么秘密，因此决定这样做；但他没有考虑过这事对她会有什么影响，他没有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直到那天晚上，他去看戏以前来到她家里，走进她的屋子，看见她那泪痕斑斑、由他一手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痕而引起的既可怜又可爱的脸时，他才看出了在他可耻的往事和她鸽子般纯洁的心灵之间的鸿沟，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惶恐。
“拿去，把这些可怕的本子拿去！”她推开面前的日记本，说，“您拿这些本子来给我看做什么！……不，这样也好，”她看到他那绝望的脸色，很怜悯他，补充说，“但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垂下头，一言不发。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您不会原谅我！”他喃喃地说。
“不，我原谅您，但这太可怕了！”
不过，他的幸福是那么巨大，这种自白不仅没有损害它，而且给它增添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原谅了他，但从此以后他更觉得自己高攀不上她，在品德上比她卑下，因此也就更加珍惜自己不配享受的幸福。
十七
卡列宁一面情不自禁地回忆着席间和饭店的谈话，一面走进自己冷清清的房间。陶丽关于饶恕的话只有使他恼火。基督教的教义对他是不是适用，这是个很大的难题，简直说不清楚，但卡列宁对这问题早就做了否定的回答。在大家说过的话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愚蠢而善良的土罗甫春的那句话：“他做得像个男子汉！他去挑战，并把对方打死了！”显然，大家都同意他的话，尽管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
“不过，这事已经定了，想也没意思。”卡列宁自言自语。他只想着当前的旅行和调查的事，走进房里，问那个送他进来的看门人，他的跟班到哪里去了。看门人说他的跟班刚刚出去。卡列宁吩咐拿茶来，就在桌旁坐下，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行程。
“有两封电报。”跟班回来，走进房间说，“请您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一下。”
卡列宁拿起电报，拆开来看。第一封电报是宣布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那个职位。卡列宁把电报一扔，涨红了脸，在屋里踱起步来。“上帝要毁灭谁，就使谁发疯。”他想起了这句拉丁文谚语。这里的“谁”，他现在指的是那些促成这项任命的人。他恼恨的不是他没有得到这个位置，不是人家故意忽视他，而是他弄不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夸夸其谈的斯特列莫夫担任这个职位比谁都不合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提出这项任命是怎样毁了他们自己，怎样损害他们的威信哪！
“又是这一类事吧？”他一边拆开第二封电报，一边恼怒地自言自语。电报是妻子打来的。蓝铅笔写的“安娜”这个名字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我要死了，求你务必回来。如能得到饶恕，我死也瞑目。”他看完电文，冷笑了一声，扔下电报。最初一刹那，他认为这无疑是个骗局，是个诡计。
“她什么欺骗的事做不出来呀！多半她要生孩子了。也许是生产上的什么病吧。但他们要我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使生下来的孩子取得合法身份，破坏我的名誉，还是阻碍离婚？”他心里琢磨着。“可是电报里明明写着：我要死了……”他重新读了一遍，电文里的字句突然使他吃惊，“万一真是这样怎么办？”他自言自语，“万一她真的在临终前的痛苦中忏悔了，我却看作她又在欺骗，拒绝回去，那又怎么样？这样不仅太不近人情，会叫人家都说我的不是，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也未免太愚蠢了。”
“彼得，去叫一辆马车来，我要到彼得堡去。”他吩咐跟班说。
卡列宁决定到彼得堡去看看妻子。如果她的病是假的，那他就一言不发走掉。如果她真的病危，临终前想看他一面，那他就饶恕她，只要她还活着；要是去晚了，那就最后一次尽他做丈夫的责任，给她料理后事。
一路上，他不再考虑他应该做些什么。
卡列宁带着乘一夜火车所产生的疲劳和风尘，在彼得堡的朝雾中，坐马车经过空荡荡的涅瓦大街，眼睛望着前方，头脑不去思考有什么事在等着他。他不能思考这事，因为一想到将要出现的局面，他无法排除一个念头，就是只要她一死，就会立刻解除他的困境。面包房、关着门的铺子、夜间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工人在他眼前掠过。他观察着这一切，竭力不去想那将要出现的局面。他不敢希望有那样的局面，但毕竟抱着很大的希望。他的马车驶近大门口。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和一辆轿车，轿车上坐着的马车夫在打瞌睡。卡列宁走进门去，仿佛从头脑底里掏出了主意，镇定下来。这主意就是：“如果是骗局，那就泰然置之，加以蔑视，返身就走。如果是真的，那就遵守礼节，照章办事。”
不等卡列宁打铃，门房早就把门打开了。门房彼得罗夫，又名卡比东诺奇，穿一件旧礼服，不打领带，脚上套着一双便鞋，模样十分古怪。
“太太怎么样？”
“昨天平平安安生了个孩子。”
卡列宁站住了，脸色发白。现在他才明白，他是多么希望她死啊。
“她身体好吗？”
柯尔尼系着早晨惯系的围裙，跑下楼来。
“很不好，”他回答，“昨天会诊过了，此刻医生还在。”
“把行李拿进来。”卡列宁听到还有死的可能，松了一口气，就一面吩咐仆人，一面走进前厅。
衣帽架上挂着一件军大衣。卡列宁注意到了，就问：
“有谁在？”
“医生，接生婆，还有伏伦斯基伯爵。”
卡列宁走到里屋。
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接生婆头戴紫色绸带的软帽，听到他的脚步声，从安娜的起居室里走出来。
她走到卡列宁面前，由于产妇病危而不拘礼节，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到卧室里。
“感谢上帝，您回来了！一直在问起您，一直在问起您呢！”她说。
“快拿冰来！”医生在卧室里用命令的口气说。
卡列宁走进安娜的起居室。伏伦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两手捂住脸哭着。他一听见医生的声音便霍地跳起来，放下手，这样就看见了卡列宁。他一看见她的丈夫，尴尬极了，又坐下来，头缩到肩膀里，仿佛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但他还是竭力振作精神，站起来说：“她快死了。医生都说没有希望了。我完全听凭您的处置，但请您让我留在这里……不过我听从您的吩咐，我……”
卡列宁看见伏伦斯基的眼泪，心慌意乱——他看见别人的痛苦总是这样的——立即转过脸去，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向门里走去。卧室里传出安娜的说话声。她的声音是愉快的，富有生气，音调非常清楚。卡列宁走进卧室，走到床跟前。她脸朝他的方向躺着。她的双颊绯红，眼睛闪闪发亮，一双雪白的小手从上衣袖口里露出来，玩弄着毯子的一角，把它扭来扭去。她看上去不仅容光焕发，身体健康，而且情绪极好。她说话很快，很响，音调十分清楚，充满感情。
“因为阿历克赛，我是指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两人的名字一样，都叫阿历克赛，命运真是太奇怪太捉弄人了，是吗？）阿历克赛不会拒绝我。我可以忘记过去，他也会饶恕的……他怎么还不来？他这人真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人有多好。唉！我的上帝，我烦死啦！快给我一点水！嗐，我这样对待小女儿可不好哇！好，那就把她交给奶妈吧。是的，我同意了，还是这样好。他一回来，看见她会难受的。把她抱去吧！”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他来了。您看，他来了！”接生婆说，竭力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卡列宁身上。
“嗐，胡说八道！”安娜没有看见丈夫，继续说，“把她给我，把小女儿给我！他还没有来。您说他不会来，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所以我觉得难受。他的眼睛，说真的，谢辽查的眼睛同他一模一样，所以我不敢看谢辽查的眼睛……给谢辽查吃过饭没有？我知道大家全会把他忘记的。他可不会忘记。得让谢辽查搬到角房里去，叫玛丽爱特陪他睡。”
突然她身子缩成一团，住了口，恐惧地把双手举到脸上，仿佛在等待打击，实行自卫。她看见了丈夫。
“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历克赛，你过来。我急死了，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马上又要发烧，又要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我还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卡列宁皱着眉头，现出痛苦的神色。他拉住她的手，想说些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下唇打着哆嗦，他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激动，只偶尔对她望望。每次他对她望的时候，总看见她那双盯住他的眼睛流露出那么温柔而狂喜的神色，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等一下，你不知道……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仿佛在拼命集中思想。“对了，”她又说，“对了，对了，对了。我就是要说这个。你别以为我怪。我还是同原来一样……可是另外一个女人附在我身上，我怕她，因为她爱上了那个男人，所以我恨你，可是我忘不了原来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才完完全全是我。我要死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你问问他吧。我现在觉得很沉，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手指都很沉。你瞧，我的手指有多大！不过这一切都快完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饶恕我，完完全全饶恕我吧！我这人坏，但奶妈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人——她叫什么呀？——她还要坏。我要到罗马去，那里是一片荒野，这样我就不会碍着谁了，我带谢辽查去，还有小女儿……不，你不会饶恕我！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的！不，不，走吧，你这人太好了！”她用一只火热的手抓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把他推开。
卡列宁的心越来越慌乱，此刻已经慌乱得不再去克制它了。他忽然觉得，他所谓心慌意乱其实是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使他体会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幸福。他没有想到，他终生竭力遵循的基督教教义要求他饶恕和爱他的仇敌，不过他的心里充满了饶恕和爱仇敌的快乐。他跪在床前，头伏在她的臂肘上，她火热的手臂透过上衣烧灼着他的脸，他像孩子般痛哭起来。她搂住他那半秃的头，身子挨近他，挑战似地傲然抬起眼睛。
“他来了，我知道！现在您饶恕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哇？……把这些个皮外套拿掉！”
医生拿开她的手，小心翼翼地让她躺到枕头上，用毯子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天躺着，目光炯炯地望着前面。
“记住一点，我只要求饶恕，别的什么也不要……他，怎么还不来？”她接着对门外的伏伦斯基说，“来吧，来吧！把手给他。”
伏伦斯基走到床边，一看见她，又用双手捂住脸。
“把脸露出来，瞧瞧他。他是个圣人！”她说。“把脸露出来，露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让他把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
卡列宁捉住伏伦斯基的双手，把它们从脸上拉开。伏伦斯基的脸由于痛苦和羞愧显得十分难看。
“把手给他！你饶恕他吧！”
卡列宁把手伸给他，眼泪忍不住滚滚而下。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舒齐了。只要把我的腿稍微拉拉直就好了。对了，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一点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糊墙的花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几时才完结呀？给我点吗啡。医生！给我点吗啡。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在床上翻来复去。
医生们说这是产褥热，死亡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她整天发高烧，说胡话，处于昏迷状态。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去知觉，几乎连脉搏都停止了。
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
伏伦斯基回家去了，但一早又跑来探问病情。卡列宁前厅遇见他说：
“您留着，她也许会问到您。”说着亲自把他领到妻子的起居室里。
到早晨，病人又兴奋起来，思潮翻腾，胡言乱语，接着又昏迷了。第三天还是这样，但医生说有希望了。那天，卡列宁走进伏伦斯基坐着的房间，关上门，在他对面坐下来。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伏伦斯基感到是表态的时候了，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我什么也不明白。您饶恕我吧！不论您多么痛苦，我还是请您相信，我比您更难受。”
他想站起身来，但卡列宁拉住他的手说：
“我请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向您说明我的感情，那以前支配我、今后还将支配我的感情，免得您误解我。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了。不瞒您说，开头我拿不定主意，我很痛苦；我老实对您说，我有过对您和对她进行报复的欲望。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到这里来的，说得更明白些：我但愿她死。可是……”他沉默了一下，考虑着要不要向他坦白自己的感情，“可是一看见了她，我就饶恕她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责任。我完全饶恕了她。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有人夺我的外衣，我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我恳求上帝，但愿不要从我身上夺去饶恕的幸福！”他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那明亮、安详的目光使伏伦斯基感动，“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踩在污泥里，使人家都取笑我，我可不会把她抛弃，也不会说一句责备您的话，”他说下去，“我的责任给我明白规定：我应当同她在一起，我将同她在一起。要是她想见您，我会通知您的，但现在，我想您还是离开的好。”
卡列宁站起身来，失声痛哭，再也说不下去。伏伦斯基也站起来，弯着身子，皱着眉头，仰望着他。他不理解卡列宁的感情，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崇高的、具有像他这种世界观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感情。
十八
同卡列宁谈过话以后，伏伦斯基走到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站住了，好容易才想起他在什么地方，他要到哪儿去。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无法洗刷他的屈辱。他觉得自己被迫离开他一直轻松而自豪地走着的那条轨道。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和准则，以前看来是那么坚定不移，如今突然显得荒谬而不适用了。受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是个可怜的人物，是他幸福的一个偶然而有点可笑的障碍，如今突然被她亲自召来，并且推崇到凌驾一切的高度。这个丈夫处在这样崇高的地位，并不奸刁，并不虚伪，并不可笑，而是善良、朴实而高尚。伏伦斯基情不自禁地有这样的感觉。角色突然变了。伏伦斯基觉得他崇高，自己卑鄙；他正直，自己堕落。他觉得她的丈夫尽管痛苦，还是宽宏大量；而他自己公然骗人，显得堕落渺小。不过，在这一向被他无理蔑视的人面前感到自己卑劣，这只是他痛苦的一小部分原因。他觉得无比痛苦的是，他认为近来渐渐冷下去的对安娜的热情，如今因为意识到他将永远失去她而变得空前强烈。他在她患病期间彻底认识了她，了解了她的心，他觉得以前他其实并不爱她。如今呢，他了解了她，真正爱上了她，他却在她面前受到屈辱，永远失去她，只在她心里留下一个可耻的回忆。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当卡列宁拉开他蒙着羞愧的脸的双手时，他现出那种又可笑又可耻的模样。他站在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茫然不知所措。
“您要叫辆马车吗？”门房问。
“好，叫一辆。”
伏伦斯基在三夜没睡觉以后回到家里。他不脱衣服，俯卧在沙发上，合拢两手，枕在脑门下。他的脑袋很重。浮想、回忆和种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清晰地一个又一个在头脑里迅速交替起伏：忽儿是他给病人倒药水，药水溢出茶匙；忽儿是接生婆的一双白手；忽儿是卡列宁跪在床前地板上的古怪姿势。
“睡吧！别想啦！”他对自己说，像一般健康人那样充满平静的信心，认为只要想睡就会立刻睡着。果然，在同一刹那，他的头脑昏昏沉沉，他跌进了忘川。恍恍惚惚的生命的波涛刚袭上他的头脑，就仿佛有一道强烈的电流突然贯串了他的全身，他猛地惊醒了，一骨碌从沙发上爬起来，两手一撑，恐惧地跪了下来。他圆睁着两眼，仿佛根本没有睡过似的。一分钟前脑袋沉重和四肢软弱的感觉顿时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踩在污泥里。”他听见卡列宁的话。他看见他站在面前，他看见安娜热辣辣的绯红面颊和她那双热情地望着卡列宁而不望着他的水汪汪眼睛。他看见卡列宁拉开他蒙住脸的手时他那副愚憨可笑的模样。他又伸直两腿，照原来的姿势一下子躺到沙发上，闭上眼睛。
“睡吧！睡吧！”他一再对自己说，但一闭起眼睛，却更清楚地看见那难忘的赛马前夕安娜的脸。
“这一切都完了，从此完了。她想把这些从记忆里抹掉，可是我没有她就活不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和好呢？怎样才能和好呢？”他说出声来，无意地重复着这句话。这样重复着，使塞满他脑子里的种种形象和回忆无法翻腾起来。但这样抑制他的胡思乱想并没有多久。最美好的时光和他不久前所受的屈辱，一幕接着一幕，又飞快地在他头脑里掠过。“把他的手拉开！”这是安娜的声音。他放下手，感到自己脸上那副羞愧愚憨的表情。
他一直躺着，竭力想睡着，虽然觉得毫无希望。他不断地低声重复着所想事情中的个别字句，希望借此制止出现新的形象。他留神倾听，只反复听见古怪的疯狂低语：“我不会珍惜，不会享受；我不会珍惜，不会享受。”
“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疯了？”他自言自语。“也许是吧。人们怎么会发疯，怎么会开枪自杀？”他自己作着回答，接着睁开眼睛，惊奇地发现头旁放着他嫂嫂华丽雅亲手做的绣花靠枕。他摸摸靠枕的流苏，竭力想着华丽雅，想着他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但要去想这种无关的事情是很痛苦的。“不，得睡觉了！”他推了推靠枕，把头靠在上面，但要使眼睛闭住却很费劲。他跳起来，又坐下了。“我完蛋了！”他自言自语。“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办。还有什么呀？”他的思潮迅速地流遍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他同安娜的恋爱。
“功名心吗？谢普霍夫斯科依吗？社交界吗？宫廷吗？”什么问题他都无法认真思索。这一切以前觉得都很重要，现在却觉得都无所谓了。站起身来，脱下上装，解开皮带，露出毛茸茸的胸脯，好呼吸得更舒畅些，然后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人就是这样发疯的，”他反复说，“就是这样自杀的……免得受耻辱。”他慢吞吞地加了一句。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目光呆滞，咬紧牙关，走到桌旁，拿起手枪，察看了一下，转动弹膛，沉思起来。他垂下头，脸上露出冥思苦想的神气，手里拿着手枪，一动不动地站了两分钟光景。“当然！”他自言自语，仿佛长时间合乎逻辑的冷静思索使他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其实，他所深信的这个“当然”，只是他在这一小时里兜了几十个圈子的回忆和想象的又一次循环罢了。无非是重温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往事，无非是想到毫无意义的茫茫的未来生活，无非是感到自己身受的屈辱，无非是这些思想感情的不断重复出现。
“当然！”他第三次沿着那荒诞的回忆和思索的圈子打转时，重复说。他整只手使劲握住手枪，仿佛把它紧握在拳头里，枪口对住左胸，扳动了枪机。他没有听见枪声，但胸口上猛烈的枪击使他站不住脚跟。他丢掉手枪，想抓住桌子边缘，但身子一晃，在地上坐下来。他惊奇地向周围打量着，从地板上仰望桌子的曲腿、字纸篓和虎皮毯子，连自己的房间也不认得了。仆人急急忙忙地走过客厅，他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来。他定神思索，才明白他坐在地上。他看见虎皮毯子和手上的血，才明白他开枪自杀了。
“笨蛋！没有打中。”他用手摸索手枪，反复说。手枪就在旁边，他却伸手到远处去找。他继续摸索，手伸到另一边，但没有力气使身子保持平衡，又倒下了。血不断地流出来。
那个留络腮胡子的文静的仆人，经常向熟人诉说自己神经衰弱，这会儿看见老爷躺在地板上，吓坏了，竟让他留在血泊中，自己跑去求救。一小时后，嫂嫂华丽雅带着她从各处请来而同时到达的三位医生走进屋子，他们把伤者抬到床上，她自己留在旁边照顾他。
十九
卡列宁的错误在于他同妻子见面前没有料到这样的可能：妻子会诚心诚意忏悔，他会饶恕她，而她结果没有死。这个错误的后果，在他从莫斯科回来两个月后充分显示出来了。不过他所以犯这个错误，不仅因为他没有料到这些可能，还因为在那天他同垂死的妻子见面以前，他不了解自己的心。他在妻子的病榻旁生平第一次被怜悯心所支配。这种感情是由别人的痛苦引起的，以前他把它当作一种有害的缺点而羞于承认。对她的怜悯，对于希望她死这种心理的忏悔，尤其是饶恕的快乐，这一切不仅使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体会到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内心的平静。他忽然觉得，原来使他痛苦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他精神上快乐的源泉；当他谴责、非难和憎恨人的时候，一切事情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但当他饶恕人和爱人的时候，一切都显得简单明白，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他饶恕了妻子，为她的痛苦和忏悔而怜悯她。他饶恕了伏伦斯基，怜悯他，特别是在听到他的绝望行为以后。他比以前更加怜爱儿子，责备自己太不关心他。他对新生小女儿的感情更是特殊，不仅怜悯，而且充满慈爱。开头他只是出于怜悯而照顾这个柔弱的新生儿。她不是他的女儿，在她母亲生病的时候被弃在一边。要不是他关心，她准会死去。但他自己也没有注意，他是多么喜爱她呀。他每天总要到育儿室去好几次，在那里坐上好一阵，使得原来害怕他的奶妈和保姆见了他也不以为意了。有时候，他一连半小时默默地瞧着睡熟的婴儿毛茸茸的、皮肤松软的番红花般的小脸，观察着她那起皱的前额，还有那双握着拳头用手背擦着小眼睛和鼻梁的胖鼓鼓的小手。在这样的时刻，卡列宁心里觉得特别平静，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觉得心安理得的处境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他感到，除了支配他心灵的善良的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粗暴的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支配他的生活，这种力量不让他保持他所渴望的内心宽厚的平静。他觉得大家都带着疑惑不解的目光瞧着他，不了解他，期望他会有什么行动。特别是他觉得他同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
当由于死亡临近而产生的宽厚心情过去以后，卡列宁发觉安娜怕他，看见他就觉得痛苦，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却又不敢说，似乎也感觉到他们的关系不可能维持下去，而对他有所期待。
二月底，安娜新生的女儿，名字也叫安娜，忽然病了。早晨卡列宁走到育儿室，吩咐仆人去请医生，自己到部里去了。办完公事回家已经三点多钟。他走进门厅，看见一个漂亮的仆人，身穿饰金制服，头戴熊皮帽子，手里拿着一件白裘斗篷。
“谁来了？”卡列宁问。
“培特西公爵夫人。”仆人回答。卡列宁觉得他似乎在笑。
在这个痛苦的时期里，卡列宁发现，他在上流社会的熟人，特别是妇女，对他和他的妻子特别关心。他发现所有的熟人都勉强掩饰着喜悦，也就是上次在律师眼里、现在在这个仆人眼里所看到的得意扬扬的神色。大家似乎都兴高采烈，仿佛在办喜事。人家遇见他，总是勉强掩饰住内心的喜悦，向他打听他妻子的健康情况。
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到来，同她有关的一些回忆，以及对她的反感，使卡列宁觉得不快，他一直往育儿室走去。在第一间育儿室里，谢辽查伏在桌上，两脚搁在椅子上，一面描着什么，一面兴致勃勃地说着话。英国女教师在安娜病中代替法国女教师，坐在他旁边编织披肩，慌忙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拉了拉谢辽查。
卡列宁摸摸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对太太健康的问候，又问婴儿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只要给她多洗洗澡，老爷。”
“可是她一直很不舒服哇！”卡列宁倾听隔壁房里婴儿的哭声，说。
“我想是那个奶妈不好，老爷。”英国女教师断然地说。
“何以见得？”他站住问。
“同保罗伯爵夫人家一样，老爷。他们给孩子看病，发现原来只是孩子饿了，奶妈没有奶，老爷。”
卡列宁沉吟了一下。他站了几秒钟，走到隔壁房里。女孩仰天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动，不肯衔拉给她吃的丰满的乳房，也不理睬奶妈和伏在她身上的保姆两人的逗弄，哭个不停。
“还是没有好吗？”卡列宁问。
“很不安静。”保姆低声回答。
“爱德华小姐说，会不会是奶水不足。”他说。
“我也这样想，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
“那您为什么不说呀？”
“对谁说呢？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一直不舒服。”保姆不满意地说。
保姆是家里的老仆人。从她这简单的一句话里卡列宁听出对他地位的暗示。
婴儿哭得更响了，挣扎着，呜咽着。保姆摆了摆手，走到她跟前，从奶妈手里把她抱过来，一面走一面摇着她。
“得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一下。”卡列宁说。
样子强壮、衣着整洁的奶妈唯恐被解雇，嘴里嘀咕着，藏起丰满的乳房，对人家怀疑她奶水不足，轻蔑地微微一笑。在她这个微笑里，卡列宁也看出了对他地位的嘲弄。
“不幸的孩子！”保姆说，同时哄着婴儿，继续来回踱步。
卡列宁在椅子上坐下来，脸上露出痛苦颓丧的神情，望着来回踱步的保姆。
等到婴儿安静下来，被放到一张栏杆很高的小床里，保姆把枕头拉拉整齐，走开了，卡列宁这才站起来，吃力地踮着脚尖走到婴儿旁边。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颓丧地望着那婴儿；但突然一个微笑牵动他的头发和额上的皮肤，浮现在他的脸上。接着他悄悄地走出屋子。
他在餐室里打了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生妻子的气，因为她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婴儿。在这种恼怒的心情下，他不愿到妻子那儿去，也不愿看到培特西公爵夫人，但妻子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像平常那样到她那里去，因此他就勉强忍住怒气，走到她的卧室里。他踏着柔软的地毯走到门口，无意中听见了他不愿听见的谈话。
“要是他不出门，那我能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不过，您的丈夫应该大方些。”培特西说。
“我不愿意这样倒不是为了丈夫，是为了我自己。这事别提了！”安娜声音激动地说。
“是的，但您总不会不愿意同一个为您自杀的人告别一下吧……”
“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愿意。”
卡列宁脸上露出惶恐和负疚的神色停住脚步，想悄悄地走开。但想了一想，觉得这样有失体面，又回过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说话声停止了，他走了进去。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晨衣，圆圆的头上盖着剪得很短的浓密的乌黑头发，坐在长沙发上。一看见丈夫，她脸上的活泼神气照例顿时消失。她垂下头，不安地对培特西望了一眼。培特西穿着十分时髦，帽子高耸在头上，好像煤油灯上的灯罩，身穿一件青灰色连衫裙，连衫裙上的深色斜条子花纹一半在上半身的一边，一半在裙子的另一边。她坐在安娜旁边，高高的扁平身躯挺得笔直。她低下头，露出嘲弄的微笑迎接卡列宁。
“啊！”她仿佛吃惊似地说，“您在家里，我很高兴。您哪儿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生病以来，我没有看到过您。您的种种操心，我都听说了。是的，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丈夫！”她带着意味深长和亲切可爱的神气说，仿佛因为他对待妻子的行为，她要给他发一枚宽宏大量勋章似的。
卡列宁冷冷地点了点头，吻了吻妻子的手，问了问她的健康情况。
“我觉得好一些了。”她说，避开他的目光。
“可是您的脸色像在发烧一样。”他说，把“发烧”两字说得特别响。
“我同她谈话谈得太多了，”培特西说，“我觉得这是出于我这一方面的自私。我要走了。”
她站起身，但安娜忽然涨红了脸，急忙抓住她的手。
“不，请您等一等。我有话要对您说……不，是对您说，”她对卡列宁说，她的脖子和前额都涨红了，“我不愿意也不能向您隐瞒什么事。”她说。
卡列宁把手指扳得咯咯响，低下头。
“培特西说，伏伦斯基伯爵动身到塔什干以前，想到这里来辞行。”她眼睛不望丈夫，显然急于要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这在她是多么困难，“我说我不能接待他。”
“您说，我的朋友，这要看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思。”培特西纠正她的话。
“不，我不能接待他。这完全没有……”她忽然停住，询问似地对丈夫瞧了一眼（他没有朝她看）。“总而言之，我不要……”
卡列宁上前一步，想拉住她的手。
她的第一个动作是缩回她的手，想避开他那只青筋突出的湿润的手，但她显然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握住了他的手。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可是……”他说，又困惑又恼怒地感到，他自己本来可以轻易做出决定的事，却不能当着培特西的面来讨论，因为他认为她就是当着世人的面主宰他的生活并妨碍他表示爱和饶恕的暴力的化身。他望着培特西公爵夫人，住口了。
“哦，再见，我的宝贝！”培特西站起来说。她吻了吻安娜，走了。卡列宁送她出去。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您是一个真正宽宏大量的人。”培特西在小客厅里站住了说，又一次特别紧地握了握他的手。“我是个局外人，可是我实在爱她，也实在尊敬您，因此斗胆向您进一个忠告。您就接待他一次吧。阿历克赛·伏伦斯基是个正直的人，他要到塔什干去了。”
“我谢谢您的关心和忠告，公爵夫人。至于妻子能不能接待什么人，这问题可以由她自己决定。”
他照例神气活现地扬起眉毛说，但立刻想到，不论他说什么话，就他的处境来说都是不可能神气的。这一点，他从培特西听了他最后一句话以后脸上露出的那种抑制着的嘲弄的奸笑里看出来了。
二十
卡列宁在大厅里向培特西鞠了一躬，走到妻子那里。安娜躺在床上，但是一听见他的脚步声，连忙照原来的姿势坐起来，惶恐地瞧着他。卡列宁看见她在哭。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他简单地用俄语重复了一遍当着培特西的面用法语讲过的话，在她旁边坐下来。他用俄语称呼她“你”，这种亲昵的叫法使安娜怒不可遏。“我也很感谢你的决定。我也认为伏伦斯基伯爵既然要走，那就毫无必要到这里来。不过……”
“我已经这样说了，还要重复做什么？”安娜突然克制不住怒气，打断他的话。“哼，毫无必要！”她心里想，“一个人为了他所爱的女人情愿毁灭自己，而且已经毁了自己，她没有他也不能生活，如今他来同她告别，竟毫无必要！”她闭紧嘴唇，垂下闪闪发亮的眼睛，看着他那双青筋毕露、慢慢地搓着的双手。
“这事我们再也不要谈了！”她镇定地补充说。
“这个问题我让你来决定。我很高兴看到……”卡列宁又开口了。
“看到我和您的愿望是一致的。”她迅速地替他把话说完，他说话的那种慢吞吞的样子使她恼火，况且她又知道他要说什么。
“是的，”他肯定说，“培特西公爵夫人干涉人家最复杂的家庭问题是很不妥当的。特别是她……”
“人家说她的闲话，我一句也不信，”安娜急急地说，“我知道她是真心爱护我的。”
卡列宁叹了一口气，不作声了。她烦躁地摸弄着晨衣的流苏，带着一种难堪的生理上的厌恶望着他。她为这种情绪而责备自己，但无法加以克制。她现在唯一的愿望是不要看见他，免得使她感到厌恶。
“我刚才吩咐他们去请医生了。”卡列宁说。
“我身体很好，给我请医生做什么？”
“不是的，小宝宝老是哭，他们说奶妈的奶水不足。”
“为什么我当初要求喂奶您不答应？不管怎么说（卡列宁明白，‘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是个小娃娃，他们会把她折磨死的。”她打了打铃，吩咐仆人把婴儿抱来。“我要求喂奶，不让我喂，现在又来责备我。”
“我并没有责备……”
“有的，您在责备我！我的上帝！我为什么不死呀！”她哭了起来。“原谅我，我太激动了，是我不对。”她冷静下来说。“你走吧……”
“不，这样下去可不行！”卡列宁断然地对自己说，走出妻子的房间。
他在世人眼中的难堪处境，妻子对他的憎恨，以及那种神秘的暴力——它违反他的心意，支配他的生活，强迫他服从它的意志并使他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这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分明看到，整个社会和妻子对他都有所求，但他不明白所求的究竟是什么。他觉得他的内心正在滋长一种破坏他精神安宁和一生修养的愤恨感情。他认为安娜最好割断她同伏伦斯基的关系，但要是他们认为办不到，他甚至情愿容许他们恢复这种关系，只要两个孩子不受羞辱，他不失掉他们，也不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行。不论这种情况多糟，总比决裂要好，因为一旦决裂，她就会处于走投无路的可耻境地，他也将失去他所爱的一切。但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他早知道大家都会反对他，不许他做他现在认为合情合理的事，而要强迫他去做不合理的、但他们认为正当的事。
二十一
培特西还没有出大厅，就看见奥勃朗斯基走进了大门。奥勃朗斯基刚从叶里赛耶夫饭店来，那里到了一批新鲜牡蛎。
“啊！公爵夫人！这可是一次愉快的见面哪！”他说，“我去拜访过您了。”
“只能见个面，因为我要走了。”培特西一面戴手套，一面笑眯眯地说。
“嗳，公爵夫人，您慢点儿戴手套，让我吻吻您的小手。恢复旧习惯，没有比吻手礼更称我的心了。”他吻了吻培特西的手，“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哪？”
“您才不配呢！”培特西笑嘻嘻地回答。
“不，我才配呢，因为我已变成一个极其安分的人了。我不仅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系，还在帮助别人解决家庭问题呢！”他煞有介事地说。
“呦，我太高兴啦！”培特西回答，她立刻明白他说的是安娜。他们一起回到大厅，站在一个角落里。“他在折磨她，”培特西意味深长地低声说，“这样可不行，这样可不行……”
“您有这样的想法，我很高兴，”奥勃朗斯基摇摇头，露出严肃、痛苦和同情的脸色说，“我就是为这事到彼得堡来的。”
“城里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她说，“这种局面是维持不下去的。她一天比一天瘦。他不了解，像她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把感情当儿戏的。出路只能从两者中挑选一条：不是他拿出点魄力来把她带走，就是同她离婚。要不然会把她活活闷死的。”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说……”奥勃朗斯基叹息道，“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专门为了那件事……我当上了侍从官，嗯，我得来道谢。不过，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啊，上帝保佑您！”培特西说。
奥勃朗斯基把培特西公爵夫人送到门廊，又一次在她手腕上吻了吻，也就是在手套以上、脉搏跳动的地方，对她说了一句极不体面的调戏话，弄得她又好气又好笑。接着他就往妹妹那里走去。他看见安娜正在流泪。
奥勃朗斯基刚才还兴致勃勃，但一看见她，立刻就怀着满腔怜悯，伤感起来，同她的心情很协调了。他问起她的健康情况，还问她早晨过得怎样。
“坏透了，坏得不能再坏了。白天，早晨，过去，未来，都是这样。”她说。
“我觉得你要给悲伤压垮了。应该振作起来，应该正视人生。我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但是……”
“我听说女人爱男人，往往连他们的缺点也爱，”安娜忽然开口说，“可是我恨就恨他的道德。我不能同他生活在一起。你要明白，我一看见他那副模样就反感，就生气。我不能，不能同他生活在一起。叫我怎么办呢？我一向很不幸，我常常想，没有人比我更不幸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到现在这样可怕的处境。你也许不相信，我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不多见的正派人，我抵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可我还是恨他。我恨就恨他的宽宏大量。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
她想说“死”，但奥勃朗斯基不让她说下去。
“你有病，容易激动，”他说，“相信我，你言过其实了。事情并没有这样糟。”
奥勃朗斯基微微一笑。要是换了别人，谈到这种绝望的事是决不会笑的（这时笑会显得粗鲁无礼），但是在他的微笑里包含着无限善良和近乎女性的温柔，因此他的笑不但不使人感到屈辱，反而使人觉得亲切，安慰。他那平心静气的劝慰和微笑像杏仁油一样有舒松镇定的作用。安娜立刻感觉到这一点。
“不，斯基华，”她说，“我完了，完了！比完了还要糟糕。不，我还没有完，我不能说一切都完了，相反，我觉得一切都还没有完。我好像一根绷紧的弦，快要断了。但还没有断……结局一定很可怕。”
“不要紧，可以把弦慢慢放松。天无绝人之路。”
“我想了又想。只有一条路……”
他又从她那惊惧的目光中看出，她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他不让她把话说完。
“完全不是，”他说，“听我说。你对你的处境没有我看得清楚。让我把我的想法坦白告诉你。”他又小心翼翼地露出杏仁油一般滑腻的微笑。“我从头说起：你嫁了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丈夫。你没有爱情，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却结了婚。就算这是一个错误吧。”
“一个可怕的错误！”安娜说。
“但我要再说一遍：这事真所谓木已成舟了。后来，我们不妨说，你爱上了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这事很不幸，但这也是木已成舟了。这事被你丈夫知道，他饶恕了你。”他每说一句停一停，等待她反驳，可是她什么也没回答。“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跟你丈夫生活下去？你愿不愿意这样？他愿不愿意这样？”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但你亲口说过，你没办法跟他过下去。”
“不，我没有说过。我否认这话。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
“是的，但你让我……”
“你无法理解。我觉得我是在一头栽进深渊里去，我不应该得救。我也无法得救。”
“不要紧，我们会想办法把你拉住，把你救出来。我了解你，了解你无法把你的希望、你的感情说出来。”
“我什么希望，什么希望也没有……但愿一切都就此完结。”
“可他看到这一点，明白这一点。难道你以为他没有你痛苦吗？你痛苦，他也痛苦，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只有离婚才能解决一切。”奥勃朗斯基好容易才说出他的中心意思，意味深长地对她望了望。
她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否定地摇摇她头发剪得很短的头。但从她那突然恢复本来的美丽的脸上，他看出她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她认为这种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
“我实在替你们难过！要是能办成这事，我将多么幸福哇！”奥勃朗斯基说，笑得大胆些了，“你不要说，什么也不要说！但愿上帝让我说出心里想说的话来。我现在就去找他。”
安娜用她那双若有所思的亮晶晶的眼睛对他望了望，什么话也没有说。
二十二
奥勃朗斯基脸上带着像进入会议主席座那样庄重的神气，走进卡列宁的书房。卡列宁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步，想着奥勃朗斯基跟他妻子谈的同一件事。
“我不打扰你吧？”奥勃朗斯基说，一看见妹夫，突然产生一种他很少有的窘态。为了掩饰这种窘态，他掏出刚买的新式开法的皮烟盒，闻了闻皮革，取出一支烟来。
“不。你有什么事啊？”卡列宁不乐意地回答。
“是的，我要……我要……是的，我要同你谈谈。”奥勃朗斯基说，对自己身上很少出现的畏怯感到惊奇。
这种畏怯的心情很意外，很奇怪，奥勃朗斯基简直不相信这是出于良心的呼声，提醒他打算做的事是不对的。他振作精神，克服这种畏怯的心情。
“我希望你相信我对妹妹的友爱和对你的尊敬。”他红着脸说。
卡列宁站住了，一言不发，但他脸上那种逆来顺受的神色使奥勃朗斯基吃惊。
“我想，我要同你谈谈妹妹和你们两人关系的问题。”奥勃朗斯基说，还在竭力克制不习惯的羞怯感。
卡列宁苦笑了一声，望望内兄。他没有回答，走到桌子旁边，拿起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交给内兄。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正在写的信，我想我还是用书面表达更清楚些，再说我在场也会使她激动的。”他把信交给奥勃朗斯基说。
奥勃朗斯基接了信，疑惑不解地望望那双盯住他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开始读信。
我知道您看到我就感到厌恶。不管相信这一点在我是多么痛苦，我看事实就是如此，无可奈何。我不责备您，当我在您病中看见您时，我诚心诚意决心忘记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重新生活。这一点，上帝可以给我作证。我对我所做的，现在不懊悔，将来也永远不会懊悔；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您的幸福，您灵魂的安宁，但现在我明白这是无法实现的。请您坦率告诉我，怎样才能使您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内心的平静。我完全服从您的意志和您公正的感情。
奥勃朗斯基把信交还给妹夫，又疑惑不解地对他望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样的沉默对他们两人都很难堪，因此，奥勃朗斯基嘴里不作声，嘴唇却神经质地抽动不停，眼睛一直盯住卡列宁的脸。
“这就是我要对她说的话。”卡列宁转过身去说。
“是的，是的……”奥勃朗斯基没有办法回答，眼泪哽住了他的喉咙。“是的，是的。我了解您。”他终于这样说。
“我希望知道她要求什么。”卡列宁说。
“我怕她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她没有办法判断，”奥勃朗斯基镇定下来说，“她被压垮了，被您的宽宏大量压垮了。要是让她读到这封信，她会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只会把头埋得更低。”
“是的，既然这样，那怎么办呢？怎样说明……怎样了解她的愿望呢？”
“如果你允许我说出我的意见，那么我想，要结束这样的局面，该采取什么措施，只能请你直率指点了。”
“这么说来，你认为一定要结束这样的局面吗？”卡列宁打断他的话说。“可是怎样结束呢？”他双手在眼前做了一个难得做的手势，补充说，“我看不到任何出路。”
“不论什么处境都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奥勃朗斯基站起来，精神振奋地说，“你一度想同她断绝……要是你现在相信你们彼此不能使对方幸福的话……”
“对幸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就说我同意一切，一无所求吧。我们的处境究竟有什么出路呢？”
“要是你愿意知道我的意见。”奥勃朗斯基说，脸上露出同安娜谈话时一样使人心宽的杏仁油般滑腻的微笑。这善良的微笑具有那么强大的说服力，以致卡列宁不由得感到自己无力反驳而受它的支配，愿意听信奥勃朗斯基的话。“那么我要说，她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有一件事是可能的，有一件事也许是她所希望的，”奥勃朗斯基说下去，“那就是断绝你们之间的一切关系，排除一切同这种关系有联系的回忆。照我看来，你们之间必须确立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只有双方获得自由才能建立。”
“离婚！”卡列宁嫌恶地插嘴说。
“对，我认为就是离婚。对，离婚！”奥勃朗斯基红着脸重复说，“对于像你们这种关系的夫妇，不论怎么说，这都是最明智的出路。既然夫妇双方都觉得无法共同生活，还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卡列宁长叹一声，闭上眼睛。“只有一点需要考虑：夫妇中是不是有一方想重新结婚？如果没有，那就很简单。”奥勃朗斯基说，越来越没有拘束了。
卡列宁激动得皱起眉头，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一句话也不回答。奥勃朗斯基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卡列宁却反复考虑了千百遍。这一切他觉得不仅不很简单，甚至是根本办不到的。离婚的详细手续他已经知道，他觉得是办不到的，因为他的自尊心和宗教信仰不允许他随便控告人家通奸，更不允许他已经得到饶恕的心爱的妻子遭到告发和羞辱。他认为不可能离婚，还有更重大的原因。
要是离婚，儿子会怎么样？把他留给母亲是不幸的。离了婚的母亲将会有一个非法的家庭，在这种家庭里，前夫儿子的处境和教育肯定会很糟。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吗？他明白那将是出自他这一方面的报复，他可不愿意这样做。不过，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卡列宁觉得不可能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同意离婚，他将毁了安娜。他心里牢记着陶丽在莫斯科说的话。她说，他决定离婚是只顾自己，而没有考虑到他将无可挽回地把她毁掉。现在他把这话同他对她的饶恕和他对两个孩子的热爱联系起来，他对这话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同意离婚，给她自由，他认为这就是剥夺成为他生活最后依恋的他心爱的孩子，同时也是剥夺她走正路的最后依据，使她彻底毁灭。他知道，要是她离了婚，她将同伏伦斯基结合，这种结合是非法的，犯罪的，因为照教会规矩，这样的女人当丈夫在世的时候是不能再结婚的。“要是她同他结合，过了一两年不是他把她抛弃，就是她同别的男人搞上关系。”卡列宁想，“我要是同意这种非法的离婚，我将成为促使她毁灭的罪人。”这一点他反复考虑了几百遍，深信离婚不仅不像他内兄所说的那样简单，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奥勃朗斯基的话他一句也不信，每句话他都有千百条理由加以驳斥。卡列宁听他说话的时候，觉得他的话正是表现了那种支配他生活、强迫他服从的强大的暴力。
“问题只在于你同意离婚有什么条件。她毫无所求，也不敢向你要求什么，她完全听凭你的宽宏大量。”
“天哪！天哪！这为的是什么呀？”卡列宁记起离婚的琐碎手续，丈夫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像伏伦斯基那样羞愧得双手蒙住了脸。
“你很激动，这我明白。但你要是好好考虑一下……”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卡列宁想。
“对，对！”他尖声嚷道，“我可以忍受耻辱，我甚至可以放弃儿子，但是……但是好不好不提这事呢？不过，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说着转过身去，使内兄看不见他的脸，接着在窗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感到悲伤，他感到羞耻；但除了悲伤和羞耻，他又为自己高尚的谦逊而高兴和激动。
奥勃朗斯基被感动了。他沉默了一会儿。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请你相信我，她很看重你的宽宏大量。”他说。“但显然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加了一句，但出口以后立刻觉得这话是愚蠢的。他好容易忍住对自己愚蠢的嘲笑。
卡列宁想回答些什么，但是眼泪把他哽住了。
“这是命里注定的不幸，只好逆来顺受。我认为这是既成事实，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你们两人。”奥勃朗斯基说。
奥勃朗斯基从妹夫房里出来，非常感动，但这并不影响他因为顺利办妥这件事而产生的得意心情，他相信卡列宁是不会收回说过的话的。除了得意之外，他还有一个想法：等到这事办成功了，他将问问妻子和好朋友：“我同皇帝有什么差别？皇帝调动军队，谁也没有好处；可是我拆散夫妻，三人皆大欢喜……或者说：我同皇帝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到那时……我会想出更妙的话来。”他笑嘻嘻地自言自语着。
二十三
伏伦斯基的伤势很危险，尽管没有触及心脏。有好几天他处在死亡的边缘。他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只有嫂嫂华丽雅一人在他房里。
“华丽雅！”他一本正经地望着她说，“我无意间失手把自己打伤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人家问起，你就这么对他们说好了。要不然太惹人笑话了！”
华丽雅没有回答，只弯身向着他，笑眯眯地望望他的脸。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没有发烧的样子，但眼神很严肃。
“啊，赞美上帝！”她说，“你不痛吗？”
“这里稍微有一点。”他指指胸口。
“那么让我替你换换绷带吧。”
他默默地咬紧宽阔的牙关，瞧着她替他换绷带。等她换好了，他说：
“我不是在说胡话；请你设法不要让人家说闲话，说我是有意开枪把自己打伤的。”
“没有人会这样说。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无意间失手开枪了。”她带着会意的微笑说。
“总该不会了，但最好是……”
他苦笑了一下。
他这些话和这种苦笑虽然使华丽雅吃惊，但是当他伤口的炎症消失，身体复原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悲伤已减轻了。他仿佛以这个行动洗刷了他所蒙受的羞耻和屈辱。现在他可以心平气和地想到卡列宁了。他承认他宽宏大量，但也不觉得自己卑微。同时，他又恢复了生活的常规。他觉得他可以问心无愧地正视人家的眼睛，又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只有一种心情他无法排遣，虽然他不断设法加以克服：他将永远失去她而抱恨终身。他在她丈夫面前赎了罪，现在就应该放弃她，不再成为她同她的忏悔和她的丈夫之间的绊脚石，这一点他是下定决心了；但他无法从心里驱除丧失她爱情的遗恨，无法从头脑里抹去同她一起度过幸福时刻的回忆。这些时刻他在当时并不那么珍惜，现在却觉得无限留恋，难以忘怀。
谢普霍夫斯科依建议他到塔什干去任职，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离开出发的时间越近，他越觉得他无可奈何地做出的牺牲是多么痛苦。
他的伤痊愈了。他各处奔走，准备动身去塔什干。
“再见她一面，然后隐居起来，一直到死。”他想。当他向培特西辞行的时候，就把这念头告诉了她。培特西负着这项使命来到安娜家里，又给他带回否定的答复。
“这样也好，”伏伦斯基得到这答复，想，“这是我的弱点，当面去向她告别会弄得我不能自制的。”
第二天，培特西一早亲自去看他，说她从奥勃朗斯基那里听到可靠消息，卡列宁同意离婚，因此他可以去看她。
伏伦斯基连培特西走都没有送一送，忘记了他原来做出的决定，也没有问一声什么时候可以去，她丈夫在什么地方，就立刻动身到卡列宁家去。他一口气跑上楼梯，什么也不看，一个劲儿地冲进她的房间。他没有考虑，也没有注意屋里还有没有人，就搂住她，在她的脸上、手上和脖子上吻个不停。
安娜对这次见面已有准备，考虑过对他说些什么，可是这会儿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的热情支配了她。她想使他镇静，使自己镇静，但是已经迟了。他的感情传染给了她。她的嘴唇直打哆嗦，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的，你把我占有了，我是你的人。”她把他的手紧贴在胸口，终于说。
“这个当然！”他说，“我们活一天，就应该这样过一天。这一点我现在明白了。”
“这话很对。”她说，脸色越来越苍白，抱住他的头。“出了这么些事情，想想毕竟可怕。”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们的爱情，要是还能更强烈些，就因为其中有些可怕的地方。”他抬起头来，笑得露出坚固的牙齿，说。
她也不得不用微笑来回答他——不是回答他的话，而是回答他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她拿起他的一只手，要他抚摸她那冷冷的面颊和剪短的头发。
“你的头发剪得这样短，我简直认不出了。你太美了。简直像个男孩子。可是你的脸色多苍白！”
“是的，我身体很虚弱。”她笑眯眯地说。她的嘴唇又哆嗦起来。
“我们到意大利去吧，你的身体会复原的。”他说。
“难道我同你真能做夫妻，真能成立家庭吗？”她紧盯着他的眼睛说。
“我感到奇怪的只是这事为什么不早些实现。”
“斯基华说他什么都同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宽宏大量。”她不看伏伦斯基的脸，若有所思地说，“我不要离婚，现在我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只是不知道谢辽查的事他想怎样决定。”
他怎么也无法理解，在他们现在见面的时刻，她怎么会想到儿子，想到离婚。这些有什么要紧呢？
“别谈这些，别去想它！”他说，用自己的手翻弄着她的手，竭力引她注意他，可是她一直不对他瞧。
“唉，我为什么不死啊，还是死的好！”她说，无声的眼泪沿着双颊直往下流，但她还是强作欢笑，免得他难过。
拒绝那项到塔什干去的迷人而危险的任命，照伏伦斯基以前的看法，是可耻的，办不到的。但现在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项任命，并且发觉上级对他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他就立刻辞职了。
一个月以后，安娜没有获得离婚，并且断然放弃这个要求，她撇下了卡列宁父子两个，同伏伦斯基一起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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