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在长期脑力劳动之后想休息一下。他不像往年那样出国旅行，却在五月底来到乡下弟弟家里。他认为田园生活是最美好的，如今就到弟弟家来享受这种生活。列文看到他来特别高兴，因为知道今夏尼古拉哥哥不会来了。不过，尽管列文很敬爱柯兹尼雪夫，他同哥哥一起在乡下生活却觉得无聊。看到哥哥对乡村的态度，他就觉得别扭，简直还有点不愉快。对列文来说，乡村是生活的地方，是欢乐、痛苦和劳动的地方；对柯兹尼雪夫来说，乡村既是劳动后休息的场所，又是驱除都市乌烟瘴气的消毒剂，他相信它的功效，乐于享用。对列文来说，乡村好就好在它是劳动的场所，而劳动又是绝对有益的；对柯兹尼雪夫来说，乡村所以特别好，就因为住在那里可以而且应当无所事事。此外，柯兹尼雪夫对老百姓的态度，也使列文有点生气。柯兹尼雪夫说，他了解并且喜爱老百姓，常常同农民谈话，善于同他们交谈，不装腔作势，十分自然，每谈一次话，都使他得出有利于老百姓的结论，因此足以证明他了解他们。列文不喜欢像哥哥这样对待老百姓。对列文来说，老百姓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加者。不过，虽然他对农民怀着敬意和一种近乎骨肉之情——他自认为所以有这种感情，多半是由于吮吸了农家出身的乳母的奶汁的缘故——虽然他同他们一起劳动时，对他们的力气、温顺和公正感到钦佩，但当共同的事业需要其他品德时，他又会对他们的粗心、疏懒、酗酒和撒谎感到恼火。要是有人问列文爱不爱老百姓，他一定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对老百姓也像对其他一切人那样，又爱又不爱。当然，他为人心地善良，对任何人都是爱超过不爱，对老百姓也是这样。但是，他不能把老百姓当作一种特殊的人物来对待，因为他不仅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不仅同他们利害完全一致，而且因为他自以为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没有看到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不能拿自己同老百姓进行对比。此外，虽然他作为东家和调解人，尤其是作为顾问（农民都很信任他，往往从四十里外跑来向他求教），长期同农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对老百姓却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问他了解不了解老百姓，那也会像问他爱不爱老百姓那样，使他感到难以回答。说他了解老百姓，那等于说他了解一切人。他经常观察和研究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农民。他认为他们是善良而有趣的，他在他们身上不断发现新的特点，因此不断改变对他们的看法，同时也在不断形成新的观点。柯兹尼雪夫正好相反。他拿他所不爱好的生活同田园生活相比较，因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同样，他拿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同老百姓相比较，因而也就喜欢老百姓，而且把老百姓看得同其他人截然不同。在他那思路清楚的头脑里对老百姓的生活明确地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这种观念部分来自生活本身，但多半是由于同别种生活相比较而产生的。他对老百姓的看法和对他们的同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每逢兄弟俩对老百姓的意见发生争论时，柯兹尼雪夫总是占上风。柯兹尼雪夫对老百姓的为人、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趣味有一定的看法，而列文却没有固定的见解，因此逢到争论时，列文往往自相矛盾。
在柯兹尼雪夫看来，他的弟弟是个好青年，良心放在正中（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虽然头脑灵敏，但容易凭一时观感行动，因此往往前后矛盾。他有时以做哥哥的宽厚胸怀来对他进行谆谆教导，但同他争论却觉得索然无味，因为他实在不堪一击。
列文认为哥哥是个才智卓越、教养有素的人，道德高尚，办公益事业有特殊才干。但是，列文年纪越大，对哥哥的了解越深，在他的内心深处就越发经常想，这种他自己完全缺乏的办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不是什么特长，相反，倒是由于身上缺乏一种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正直、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活力，缺乏所谓良心这种东西，缺乏志向，缺乏那种促使一个人从无数生活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为之奋斗终身的志向。他对哥哥了解越深，越发现哥哥和其他许多办公益事业的人并不真正关心公益，而只是理智地认为这工作是正当的，因此才认真去做罢了。使列文增强这种信念的是，他发现哥哥对公共福利和灵魂不朽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对棋局或者一架灵巧的新机器更感兴趣。
除此以外，列文同哥哥在一起感到别扭，还因为夏天在乡下列文总是忙于农活，白天虽然很长也来不及把各种工作做完，而柯兹尼雪夫却在休息。不过，他现在虽在休息，也就是说不在写作，却习惯于脑力活动，喜欢把浮上脑际的思想，用简明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喜欢讲给别人听。他最经常和天然的听众就是他的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密无间，列文觉得丢下他一个人总有点说不过去。柯兹尼雪夫喜欢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晒得热乎乎的，同时懒洋洋地聊聊天。
“你真不会相信，”他对弟弟说，“这种乌克兰式的懒散对我有多么惬意。头脑里空空如也，一片宁静。”
但是列文坐着听他说话觉得无聊，特别是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农民就会把厩肥运到没有耕过的地里，要是他不在旁边监督，天知道他们会把它扔在什么地方；犁铧也不会拧紧，听任它们脱落，然后说什么新式犁不中用，还不如他们的老式犁好，等等。
“这样热的天，你跑得也够了。”柯兹尼雪夫对他说。
“不，我还要到账房去一下。”列文说着又往田野里跑去。
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老保姆兼管家阿加菲雅把一罐刚腌好的蘑菇往地窖里送时，滑了一下，跌倒了，伤了手腕。当地一位医生，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饶舌青年跑来诊治。他检查了手腕，说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绷带。他留下来吃饭，显然很高兴能有机会同大名鼎鼎的柯兹尼雪夫谈话。为了表示他对事物抱有开明观点，就把当地一切流言蜚语统统告诉他，还抱怨地方自治会干得不好。柯兹尼雪夫用心听着，不时向他提出些问题。他因为来了一位新听众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谈个不休，发表了一些很有水平的一针见血的见解，博得了青年医生的钦佩。这样，他又处在他弟弟熟悉的那种经过一场精彩热烈的谈话后就会出现的兴奋状态。医生走后，柯兹尼雪夫想带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似乎还因为有这种无聊的嗜好而沾沾自喜。
列文要到耕地和牧场上去，就自告奋勇，驾马车把哥哥带去。
这是夏季收播交接的时节。今年的收成已成定局，开始准备明年的播种，而割草的时候也到了。现在，黑麦已全部抽穗，但颜色还是灰绿的，没有灌浆，轻轻地迎风摇摆；幼嫩的燕麦，夹杂着一簇簇黄草，参差不齐地生长在迟种的田野上；早荞麦长势旺盛，盖没了土地；休耕地被牲口踩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已经翻耕好一半，只留下一条条田间小路；黄昏时分，分布在田野里的一堆堆干粪的味儿混和着青草的蜜香，散发开来；在洼地上，河边的草地伸展得像一片海洋，中间夹杂着一堆堆酸模的黑色茎秆，正等待着收割。
这是一年一度紧张收获前的短暂休息时节。丰收在望，白天晴朗炎热，夜晚短促多露。
兄弟俩到草地上去要穿过树林。柯兹尼雪夫一路上欣赏着枝叶扶疏的树林的美景，时而给弟弟指指阴面发黑、夹杂着黄色托叶的含苞待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指今年新生幼树的翡翠般嫩芽。列文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听哥哥对自然景色的赞叹。他觉得语言会破坏自然美景。他只随声附和着，心里却不断想着别的事。过了树林以后，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引住了。在休耕地里，有的地方野草正在发黄，有的地方被践踏过了，割成一块块方格，有的地方积着一堆堆厩肥，有的地方已经翻耕过了。有一队大车在田野里前进。列文数了数大车，看到需要的东西都运出来了，心里很高兴。他一看到草地，思想就转到割草问题上去了。他对于割草总是特别兴奋。到了草地上，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茂密的矮草上。柯兹尼雪夫怕沾湿脚，要求弟弟把马车驶过草地，直到钓鲈鱼的柳树丛旁。列文很舍不得他的草，但还是把马车赶到草地上。长得高高的草温柔地缠绕着车轮和马脚，把种子沾在湿漉漉的车辐和车毂上。
哥哥整理好钓竿，坐在树丛下。列文从车上解下马，把它拴好了，走进密不通风的灰绿色野草的海洋中。在积水的洼地上，丝带一般柔软光泽的草长得齐腰高，结满了成熟的种子。
列文穿过草地，走到大路上，遇见一个老头儿，一只眼睛浮肿着，掮着个蜂箱。
“怎么？你捕获了一窝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是捕获的，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能保住自己的就算不错了。这已经是第二次离窝了……亏得小伙子们把那窝蜂捉了回来。他们当时正在耕您的地。他们解下马，骑着就赶上了……”
“喂，福米奇，你倒说说，现在就动手割草还是再等几天？”
“还等什么！照我们的习惯，是得等到圣彼得节。不过您总是比人家割得早一些。那就不等了，上帝保佑，草好得很呢！这些草料够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么样？”
“那可要看老天爷了。天气八成不会错的。”
列文走到哥哥跟前。柯兹尼雪夫一无所获，但并不感到无聊，而且情绪很好。列文看出他同医生谈得津津有味，还想再谈谈。列文呢，正好相反，他一心想早些回家，好安排明天割草的人，解决他十分关心的割草问题。
“好了，我们走吧。”他说。
“忙什么呀？再坐一会儿。瞧你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虽然没有钓到鱼，我可很高兴。钓鱼打猎的好处就是可以接近大自然。这蓝莹莹的水真是太美啦！”他说，“这种芳草萋萋的河岸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语——你知道是什么吗？‘草对河水说：我们总是摇摆不停，摇摆不停。’”
“我不知道这个谜语。”列文没精打采地回答。
三
“你知道吗，我在想你的事。”柯兹尼雪夫说，“照那位医生的话看来，你们县里的情况真是太糟了。那小子生得倒不笨。我以前对你说过，现在我还是这么说：你不出席会议，完全不过问地方自治会的事，这样不好。要是正派人推开不管，事情就糟了。我们出了钱，付了工资，可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药房，什么也没有。”
“唉，你要知道，我试过了，”列文不大乐意地低声回答，“我不行！有什么办法呢！”
“为什么你不行？老实说，我不明白。不关心，没有能力，我看都不是；难道只是因为懒惰吗？”
“统统不是。我试过了，我明白我无能为力。”列文说。
他不太注意哥哥说的话。他望望河对岸的耕地，看见一个黑魆魆的东西，但看不清光是一匹马，还是管家骑在马上。
“你到底为什么会无能为力呀？你试过了，你认为没有成功，因此就灰心丧气了。你怎么这样没有自信心哪？”
“自信心嘛！”列文被哥哥的话刺痛了，说，“我不明白。我念大学的时候，要是有人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我不懂，我就会觉得丧失自信心。但这里首先得肯定，干这种事要有一定的才干，首先必须相信这种事是很重要的。”
“怎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柯兹尼雪夫说。使他不快的是，弟弟并不重视他关心的事，尤其是弟弟简直没有在听他。
“我并不认为重要，也不感兴趣，那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他看出骑马跑来的确是管家。管家准是已让农民们离开耕地，他们正在把犁翻转过来。“难道真的已经全耕完了？”他想。
“嗯，你听我说，”哥哥聪明俊美的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说，“凡事总有个界线。不随波逐流，做个忠厚老实、不爱虚伪的人，这当然很好，这一切我都明白。不过，你说的话要不是毫无意思，就是十分荒谬。你既然热爱老百姓，怎么能认为为老百姓做的事并不重要，还肯定……”
“我可从来没有肯定过。”列文心里想。
“……你可知道他们没有人帮助就会活不成？无知的娘们把孩子活活折磨死，老百姓愚昧保守，听凭乡下文书摆布，你有力量，却不去帮助他们，因为你认为这事并不重要。”
柯兹尼雪夫认为弟弟所以这样，不出以下两种原因：“不是智力不足，看不出自己能做些什么，就是不愿牺牲个人的安宁和放下架子，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出于哪一种原因。”
列文觉得他除了屈服或者承认自己对公益事业不热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使他感到委屈和痛苦。
“两者都有，”他毅然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能……”
“什么？合理安排资金，给人医疗条件，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我觉得不可能……我们这个县的面积有四千平方里，一旦冰雪融化，路上一片泥泞，再加上暴风雪，农活忙，实行全县的免费医疗就不可能。再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医药。”
“嗳，对不起，这话可是不公平了……我可以给你举出千万个例子来……那么学校呢？”
“学校有什么用？”
“你这算什么话？难道教育的作用都可以怀疑吗？假如教育对你有好处，那么它对别人也会有好处的。”
列文觉得哥哥怀疑他的品德，为此感到委屈，并且十分气恼，不由得说出他对公益事业冷淡的主要原因来。
“也许这一切都是好的。可是我何必为了我从不请教的医疗机构，为了我将来决不会把我孩子送去而农民也不愿把他们孩子送去的那种学校而操心呢？再说，我还不信有必要把他们送去。”他说。
这个出其不意的反驳使柯兹尼雪夫听了一愣，但他随即想出一个新的进攻办法来。
他沉默了一下，拉起一根钓竿，又抛到水里，笑嘻嘻地对弟弟说：
“嗯，对不起，你听我说……首先，医疗站总是需要的。你瞧，我们不是请来了站里的医生给阿加菲雅治伤吗？”
“嗐，我看她的胳膊伸不直了。”
“现在还难说……再说，会读书写字的农民、雇工对你也更有用处，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都行，”列文断然回答，“雇工会读书写字反而更糟。他们又不会修路，桥一造好，又会被偷掉。”
“问题不在这里。”柯兹尼雪夫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人家说话自相矛盾，特别是在辩论中不断改变论点，使人无从回答。“请问，你是不是承认教育对老百姓是有益的？”
“我承认。”列文漫不经心地说，但立刻感到他说的不是心里话。他觉得，要是他承认这一点，那就证明他的话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不知道哥哥将怎样论证，但知道从逻辑上看，哥哥准会向他论证的。他期待着这样的论证。
事实上，哥哥的论证要比列文所预期的简单得多。
“如果你承认教育是有益的，”柯兹尼雪夫说，“那么，你既然是个正直的人，就不能不热爱、不能不支持这项事业，不能不甘心乐意为它出力。”
“但我还不能承认这是好事。”列文涨红了脸说。
“怎么？你刚才不是说……”
“我是说，我既不承认这是好事，也不认为它是办得到的。”
“你不花点力气，不可能理解这件事。”
“好，就算是这样吧。”列文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完全不是这么想，“就算是这样吧，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为这种事操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既然我们已经讨论开了，那你就从哲学观点上给我解释一番吧！”列文说。
“我不明白这同哲学有什么关系。”柯兹尼雪夫说，列文觉得他的口气等于表示，对方没有资格谈论哲学。这可使列文大为生气。
“我老实对你说吧！”列文情绪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无非是个人幸福。我是一个贵族，在地方自治会里，我看不到有什么东西会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进，也不会改进；我的马只好拖着我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医生和医疗站我不需要，调解官我也用不着，我以前从不去麻烦他，以后也不会去麻烦他。我不但不需要学校，而且——我也对你说过——学校简直是有害无益。在我看来，地方自治机关只会使人增加负担，要每亩地缴纳十八戈比，还得坐车赶到城里去，在旅馆里过夜喂臭虫，听各种胡言乱语。何况个人利益也刺激不了我。”
“听我说，”柯兹尼雪夫笑着打断他的话，“我们在为解放农民而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个人利益的刺激呀，可我们还不是照样干啊。”
“不！”列文越来越激动地说，“解放农民，那可是另一回事。这里夹杂着个人利益。我们想摆脱那压在我们这一切善良人身上的枷锁。但是做一个地方自治会议员，就得讨论需要多少名清道夫，怎样铺设城市的下水道，可我又不住在城里；当陪审员去审判一个偷咸肉的农夫吧，那又得一连六小时听辩护人和检察员的胡言乱语以及审判长的问话；审判长问那个傻老头阿廖沙：‘被告先生，您承认偷窃咸肉这一事实吗？’老头儿却问：‘您在说什么呀？’”
列文说得忘乎所以，摹仿起审判长和傻老头阿廖沙的模样来。他自以为他的话都说在点子上。
柯兹尼雪夫却耸耸肩膀。
“吓，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说，那些同我……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在任何时候我都会全力去保卫。当年宪兵来搜查我们学生的信件时，我就曾全力保卫我们的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享受自由的权利。我懂得服兵役的意义，知道它关系到我的孩子、兄弟和我自己的命运。我愿意讨论那些同我有关的事，可是要我决定怎样支配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子阿廖沙——我实在不懂这些事情，我也无能为力。”
列文的话好像决了堤，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柯兹尼雪夫微微笑了笑。
“也许明天就要审问你了。难道你情愿在旧刑事法庭上受审吗？”
“我不会受审的。我从来不杀人，没有理由审判我。就是这样！”他继续说，接着又扯开去了，“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就像三一节插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欧洲土生土长的桦树林，其实我真不愿意给它们浇水，也不相信它们会成长！”
柯兹尼雪夫耸耸肩膀，表示弄不懂在他们的争论中怎么忽然冒出个桦树林来，虽然他立刻明白了弟弟这番话的意思。
“对不起，这样是永远得不出结论来的。”他批评弟弟说。
不过，列文自己也知道他不关心公益事业，却还要为这个缺点辩护。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列文说，“任何活动如果没有个人利益做基础，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是个极其普通的哲学道理。”他说。他故意重复着哲学两个字，表示他同别人一样也有资格谈论哲学。
柯兹尼雪夫又微微一笑。“他也有一套合乎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吓，哲学，你还是别谈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寻求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必要联系。这且不去说它，我现在只想纠正你的比喻。桦树不是插的，桦树是栽培的，是播种的，而且需要细心照顾。一个民族，只有认识他们制度的长处，并且加以重视，才有未来，才有历史地位。”
柯兹尼雪夫把问题引到列文所不懂的哲学和历史的范畴，并且指出他观点中的种种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恕我直说，这是出于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贵族老爷的习气。我相信这是你一时的糊涂，将来会改正的。”
列文不作声。他觉得他被全面击败了，但又觉得哥哥并不理解他的话：这是由于他说话词不达意呢，还是由于哥哥不想理解他的意思，或者无法理解他呢。他没有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反驳哥哥，却想到一件与此完全无关的私事。
柯兹尼雪夫收起最后一根钓竿，解下马，他们就回家了。
四
列文在同哥哥谈话时想到的那件私事就是：去年有一次去看割草，对管家大为生气，他就使用他那种控制情绪的方法——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镰刀，亲自动手割草。
他很喜欢割草，亲自参加过好几次。他割了房子前面的一大块草地，而且今年开春就定下计划，要从早到晚同农民一起割几天草。哥哥来后，他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去割草。让哥哥一个人整天待在家里，他觉得于心不安，又怕哥哥因此取笑他。但当他走过草地时，割草的情景便又浮上脑海，他几乎决定再次到草地上去劳动。在同哥哥做了那场激动的谈话以后，他又想到还是去割草好。
“我需要体力劳动，要不我一定又会发脾气了。”他想着，决定亲自去割草，也不管在他哥哥面前和老百姓面前会有多么尴尬。
傍晚，列文来到账房，安排好工作，派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割草的人，一起割那块最大最好的卡里诺夫草地。
“请您把我的镰刀送去给基特，叫他磨好明天送来，说不定我要亲自去割草。”他说，竭力装得若无其事。
管家笑了笑说：“是，老爷。”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把这事告诉了哥哥。
“看样子天气稳定了，”他说，“明天我要去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劳动。”柯兹尼雪夫说。
“我太喜欢了。我有时就同农民一起割草，明天我要割它一整天。”
柯兹尼雪夫抬起头来，好奇地望望弟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割上一整天？”
“是的，干这活可有劲儿啦！”列文说。
“作为一种运动，这是再好也没有了，只怕你未必受得了。”柯兹尼雪夫一本正经地说。
“我试过了。开头很累，后来也就习惯了。我想我不会落后的……”
“噢，原来如此！那么你倒说说，农民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恐怕他们会笑老爷是个怪人吧。”
“不，我想不会。这是一项愉快而辛苦的劳动，大家根本没工夫想什么。”
“那你怎么同他们一起吃饭呢？总不能把法国红葡萄酒和油炸火鸡送到那边去吧？”
“没问题，我只要在休息时回家一次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列文起得比平时早，可是因为安排农活耽搁了一会儿，当他来到草地上的时候，农民们已经在割第二行了。
他在山上就看见下面那片已经割了一部分的茂盛草地，还有一行行割下的灰草和一堆堆衣服——那是割草人在割第一行时脱下的。
他骑马跑得越近，就越清楚地看见一长串割草的农民，他们挥动镰刀的姿势各各不同，有的穿着上装，有的只穿一件衬衫。他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二个。
他们在高低不平的低洼草地上慢慢移动，那里曾经有一个古老的堤坝。列文认出几个熟人，其中有叶米尔老头，他穿着很长的白衬衫，弯着腰挥动镰刀；还有小伙子华西卡，他给列文赶过车，此刻正大刀阔斧地割着每一行草；还有列文的割草师父基特，这是一个瘦小的农民。基特走在最前面，也不弯腰，仿佛在随意舞弄镰刀，却割下很宽的一行草。
列文下了马，把它系在路旁，走到基特跟前。基特从灌木丛里拿出一把镰刀，交给他。
“磨好了，老爷；它快得像剃刀，草一碰上就会断掉。”基特微笑着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列文。
列文接过镰刀，试了试。割草的农民割完一行，满头大汗，高高兴兴地一个个走到大路上，来同老爷打招呼。他们都望着他，但没有一个人开口，直到一个身穿羊皮短袄、满脸皱纹、没有胡子的高个子老头向他说话，大家才说起话来。
“老爷，您得留神，既然上了手，可不能掉队呀！”他说。列文听见割草农民勉强克制的笑声。
“我尽力不掉队就是了。”他说，站在基特后面，等待开始。
“留点神哪！”老头儿又说。
基特让出了地位，列文就跟在他后面。草很短，靠近道路的地方特别韧。列文好久没有割草了，又受到众人的注视，因此有点紧张，他虽然拼命挥动镰刀，开头还是割得很糟。他听到背后人家在议论他：
“镰刀装得不好，柄太长了，瞧他的腰弯得太低了。”一个人说。
“握得低一些就好了。”另一个说。
“不要紧，没关系，割割就会好的。”老头儿继续说，“瞧他干起来了……你割得太宽了，这样会累坏的……东家在为自己卖力气呀！瞧他割得多不整齐！要是我们这样干，就要挨骂了。”
后面的草比较柔软。列文听着他们的话，没有搭理，跟在基特后面，竭力想割得好一些。他们前进了一百步光景。基特一停不停，一个劲儿向前割去，没有丝毫疲劳的样子；可是列文已经在担心，怕不能坚持到底，他实在累坏了。
他觉得他的力气已经使尽，就决定叫基特停下来。但就在这时候，基特自动停了下来，弯下腰抓起一把草，把镰刀擦擦干净，动手磨刀。列文伸伸腰，叹了一口气，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一个农民走在他后面，显然也累了，因为他没有走到列文跟前，就站在那儿，磨起刀来。基特磨快自己的镰刀，又替列文磨了磨。他们继续前进。
第二次还是这样。基特连续不断地挥动镰刀，一停不停，也不觉得疲劳。列文跟在他后面，竭力不落后。他感到越来越累，觉得身上的力气一点也没有了，就在这时，基特停下来磨镰刀。
他们就这样割完了第一行。割完这一长行，列文觉得特别费力。等到割完了，基特把镰刀往肩上一搭，沿着刚才割草时留下的足迹慢吞吞地走回来，列文也就沿着他自己的足迹往回走。尽管汗水从他面颊上，从他鼻子上雨水般流下来，他的背也湿透了，像刚从水里起来一样，他还是感到很高兴。他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他能够坚持下去了。
使他扫兴的是，他的那一行割得很难看。“我要少动胳膊，多动身子。”他一面想，一面拿基特割的笔直的一行同自己割的弯弯曲曲、参差不齐的一行作着比较。
列文发现，基特割第一行割得特别快，而这一行又特别长，大概是有意想试试老爷的力气。以后几行就比较省力了，但列文还是得使出浑身力气，才不至于落在农民后面。
他什么也不想，也不希望什么，一心只求不落在农民后面，尽可能把活儿干好。他耳朵里只听见镰刀的飒飒声，眼睛前面只看见基特越走越远的笔直的身子、割去草的弧形草地、碰着镰刀像波浪一样慢慢倒下去的青草和野花，以及前面——这一行的尽头，到了那儿就可以休息了。
在劳动中，他忽然觉得他那热汗淋漓的肩膀上有一种凉快的感觉，他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产生的。他在磨镰刀的时候抬头望望天空。飘来一片低垂的沉重乌云，接着大颗的雨点就落下来了。有些农民走去把上衣穿起来；有些农民像列文一样，只感到清凉舒服，愉快地耸耸肩膀。
他们割了一行又一行，有的行长，有的行短，有几行草好，有几行草差。列文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压根儿不知道此刻是早是晚。劳动使他起了变化，给他带来很大的快乐。在劳动中，有时他忘乎所以，只觉得轻松愉快。在这样的时刻，他割的那一行简直同基特割的一样整齐好看。但他一想到他在做什么，并且存心要割得好些，就顿时感到非常吃力，那一行也就割得很糟了。
他又割完一行，正要换行，可是基特停下来，走到高个子老头儿跟前，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两人都望望太阳。“他们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他不换行啊？”列文想，没有考虑到他们已经不停地割了四个多钟头，该吃早饭了。
“该吃饭了，老爷。”老头儿说。
“到时候了吗？啊，那就吃吧！”
列文把镰刀交给基特，同那些到放衣服的地方去拿面包的农民们一起，穿过被雨稍稍淋湿的一大片割过的草地，向他的马走去。这时他才想到，他看错了天气，他的干草都被雨淋湿了。
“干草要糟蹋了。”他说。
“不要紧，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嘛！”老头儿说。
列文解下马，回家去喝咖啡。
柯兹尼雪夫刚刚起床。列文喝完咖啡，又去割草。这时柯兹尼雪夫还没有穿好衣服进餐室呢。
五
早饭以后，列文在行列中的位置变了，他的一边是个爱开玩笑、要求同他并肩割草的老头儿，另一边是那个去年秋天刚成亲、头一次出来割草的小伙子。
那老头儿挺直身子，两脚向外撇，稳健地大踏步向前走去，同时像走路时随便摆动两臂那样，轻松地把草割下来，堆成整齐的高高的草垛。仿佛不是他，而是锋利的镰刀自动割下多汁的青草。
小伙子米施卡走在列文后面。他那青春焕发的可爱脸庞因为使劲而牵动着，他的头发用新鲜的草扎住。不论谁向他瞧瞧，他总是露出微笑。看样子，他是死也不肯承认，干这活儿是很累的。
列文夹在他们两人中间。他觉得大热天割草并不太费力。浑身出汗使他感到凉快，而那烧灼着他的脊背、头部和肘部以下裸露的双臂的太阳，却给他增添了劳动的毅力和干劲。他越来越频繁地处在那种忘我的陶醉状态。镰刀自动地割着草。这真是幸福的时刻。更愉快的是，当他们走到行列尽头的河边时，老头儿用湿草擦擦镰刀，把刀口浸到清清的河水里洗濯，又用装磨刀石的盒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喂，尝尝我的克瓦斯！怎么样，味道好吗？”他眨眨眼睛说。
列文确实从没喝过这种带有绿萍和铁皮磨刀石盒锈味的温水。喝过水以后，他一只手撑着镰刀，心旷神怡地慢慢踱着步。这当儿，可以拭去流下来的汗水，深深吸一口气，望望排成一长行的割草人以及树林里和田野上的景色。
列文割得越久，越频繁地处在忘我的陶醉状态中，仿佛不是他的双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本身充满生命和思想，自己在运动，而且仿佛着了魔似的，根本不用思索，就有条不紊地割下去。这实在是最幸福的时刻呀。
只有当他遇到土墩或者难割的酸模，需要考虑该怎么割时，他才停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感到劳动是费力的。老头儿干这活儿一直很轻松。遇到土墩，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刀刃，时而用刀尖，小幅度地从两边割去土墩周围的草。他一面割，一面总是留神观察前面的景象。他一会儿割下一段酢浆，自己当场吃掉或者给列文吃；一会儿用刀尖割下一段树枝；一会儿看看鹌鹑的巢，母鸟怎样从刀尖下飞走；一会儿又在路上捉到一条蛇，用镰刀像叉子一样把它挑起来，给列文看看，又把它扔掉。
列文也好，他背后那个小伙子也好，要这样改变劳动姿势都很困难。他们两人不断重复着一种紧张的动作，沉浸在劳动的狂热中，没有本领改变这动作和观察前面的景象。
列文没有注意时间在怎样过去。要是有人问他割了多久，他会说才半小时，其实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割完一行转过身来时，老头儿叫列文看看那些从四面八方走来的男女孩子。他们的小手拿着一袋袋沉甸甸的面包和用破布塞着的一罐罐克瓦斯，穿过几乎遮没他们身子的高高的草丛和道路，向割草的农民走来。
“你瞧，那些小虫子爬来了！”他指指孩子们说，接着手搭凉棚望望太阳。
他们又割了两行，老头儿站住了。
“哦，老爷，该吃饭了！”他断然说。割草的农民走到河边，穿过刚割过的一行行草地，向堆放衣服的地方走去。送饭来的孩子正坐在那边等他们。农民们聚集起来：远的聚在大车旁边，近的聚在铺着青草的柳树底下。
列文坐在他们旁边，他不想走开。
农民们在老爷面前早已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了。他们在准备吃饭。老头儿们在洗脸，小伙子们在河里洗澡，也有人在安排休息的地方。他们解开面包袋，打开装克瓦斯的罐子。那老头儿把面包掰碎，放在碗里，用匙柄揉压，从磨刀石盒里倒些水，再捏些面包进去，又撒了些盐，接着就向东方祷告。
“哦，老爷，您尝尝我的泡面包吧！”他跪在碗前面说。
这泡面包味道实在好，列文吃得不想回家去吃饭了。他同老头儿一起吃饭，跟他闲话家常，并且把自己的事和老头儿可能感兴趣的情况全告诉了他。他觉得他对待这老头儿比对待哥哥还亲。想到他竟会有这样的感情，他不禁亲切地笑了。老头儿又站起来，做了祷告，然后拿一把草当枕头，在矮树旁躺下。列文也照他的样做了。尽管太阳底下有纠缠不清的苍蝇和爬得他汗湿的面孔和身体发痒的虫子，但他很快就睡着了。直到太阳移到矮树的另一边，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醒过来。老头儿早已起来，坐在那里给小伙子们磨镰刀。
列文向四下里看了一下，简直不认得这地方了。一切都变了样。有一大片草地割过了，它在夕阳的斜照下，连同一行行割下的芬芳的青草，闪出一种异样的光辉。那河边被割过的灌木，那原来看不清的泛出钢铁般光芒的弯弯曲曲的河流，那些站起来走动的农民，那片割到一半的草地上用青草堆起来的障壁，那些在割过的草地上空盘旋的苍鹰——一切都显得与原来不同了。列文清醒过来，估量着已经割了多少，今天还能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割草的成绩很不错。这块大草地，在农奴制时代三十个人要割两天，如今已全部割好了。只剩下几个短行的边角还没有割。列文希望这一天割得越多越好，因此看到太阳很快就要落山，有点懊丧。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一心只想尽可能多干些，干得快些。
“我们把马施金高地也割了，你说怎么样？”他问老头儿。
“看上帝的意思吧。太阳已经不高了。您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好不好？”
午饭以后，大伙儿又坐下来，吸烟的人吸起烟来，这时候老头儿向大家宣布：“割完马施金高地，请大伙儿喝伏特加。”
“嘿，行啊！走吧，基特！我们加把劲！晚上来喝个痛快吧。走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不等吃完面包，就又干了起来。
“喂，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基特说着，一马当先，像跑步一般走去。
“走吧，走吧！”老头儿说着，跟在他后面，一下子就赶上了他，“当心哪！我可要赶过你了！”
小伙子和老头儿都争先恐后地割着草。他们割得很快，却没有把草糟蹋，一行行照样割得整整齐齐。剩下的一个角落只花五分钟就割完了。最后几个人割完他们剩下的几行，前面几个已拿起上衣往肩上一搭，穿过大路向马施金高地走去。
当他们带着叮当作响的磨刀石盒，走进马施金高地树木茂盛的谷地时，太阳已经快落到树梢后面了。谷地中央的草长得齐腰高，草茎很软，草叶很阔，树林里处处都是三色堇。
大家简短地商量了一下，究竟直割好还是横割好，然后叶尔米林一马当先，向前走去。他个儿高大，皮肤黧黑，也是个出名的割草能手。他走在行列前头，回过头来，开始割草。大家跟在他后面，沿着谷地走下山坡，又来到山坡上树林的边缘。太阳落到树林后面去了。已经有露水了，割草的农民只有在小山上才照得到太阳，但在有雾霭升起的低地和小山的另一边，他们就在阴凉的露珠滚滚的地方割草。活儿干得热火朝天。
割草时，野草飒飒作响，散发出芬芳的香味，高高地堆成一行又一行。割草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短短的一行行草地上，把磨刀石盒震得铿锵作响，一会儿是镰刀的碰击声，一会儿是磨刀声，一会儿又是欢乐的喧闹声，大家都你追我赶地割着。
列文仍旧夹在小伙子和老头儿中间。老头儿穿上羊皮袄，还是兴致勃勃，说着笑话，动作很麻利。树林里，杂生在青草丛中的肥大的桦树菌，不时被镰刀割断。老头儿一遇到蘑菇，就弯下腰，捡起来放在怀里。“再给老太婆送个礼。”他每次总是这样说。
尽管刈割湿润而柔软的草并不费劲，但是沿着谷地的斜坡爬上爬下却很吃力。可是老头儿满不在乎。他仍旧那样挥动镰刀，他那穿着一双大树皮鞋的脚，稳稳当当地迈着小步，慢吞吞地爬上斜坡。虽然由于使劲，他整个身子和拖到衬衫下面的短裤都在不断晃动，但他并不放过一根小草，一个蘑菇，而且仍旧跟农民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跟在他后面，常常觉得拿着镰刀爬那种空手都很难爬的陡坡准会摔跤；但他还是爬了上去，做了应该做的事。他觉得仿佛有一种外力在推动着他。
六
农民们割完马施金高地，割净最后几行草，就穿起上衣，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列文骑上马，恋恋不舍地同他们分了手，跑回家去。他从高地上回头望了一下，看到洼地上升起一片迷雾，农民们已经看不见了，只听到他们快乐而粗野的说话声、笑声和镰刀互相碰击的声音。
列文满头大汗，蓬乱的头发黏在前额上，晒得黑黑的脊背和胸部也汗水淋漓。他兴高采烈地冲进哥哥房里。这时候，柯兹尼雪夫早已吃过午饭，在屋里喝着放冰块的柠檬水，翻阅着刚从邮局送来的报纸和杂志。
“嘿，我们把一块草地全割完啦！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列文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说。
“老天爷！你弄成个什么样子啦！”柯兹尼雪夫不高兴地望望弟弟，说，“喂，门，快把门关上！”他叫起来，“准有十只苍蝇被你放进来了。”
柯兹尼雪夫最讨厌苍蝇，他的房间只有夜间才开窗，门一直关得很紧。
“我保证一只也没有。就是放进来，我也会把它捉住的。你真不知道割草有多愉快！你今天一天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很好。难道你真的整整割了一天草吗？我想你一定饿得像头狼了。顾士玛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不，我并不想吃。在那边吃过了。我现在去洗个脸。”
“哦，去吧，去吧，我回头就到你那里去。”柯兹尼雪夫望着弟弟摇摇头，说。“快去吧！”他微笑着加了一句，然后收拾好书报，准备走。他忽然高兴起来，不愿意离开弟弟。“刚才下雨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那算什么雨？只下了几滴。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过得很好，是吗？啊，那太好了！”列文说着就去换衣服。
过了五分钟，兄弟俩在餐室里又相遇了。列文并不觉得饿，他坐下来吃饭只是为了不让顾士玛扫兴，但是他一开始吃，却又觉得这顿饭特别香。柯兹尼雪夫笑眯眯地望着他。
“哦，对了，你有一封信。”他说，“顾士玛，请你去拿一拿，在楼下。别忘了把门关上。”
信是奥勃朗斯基寄来的。列文把它读了出来。奥勃朗斯基从彼得堡写道：“我收到陶丽来信。她在叶尔古沙伏，一切都很不顺利。请你到她那里去一下，给她出出主意，你什么事都在行。她看到你一定很高兴。她只剩下一个人，怪可怜的。我岳母一家还在国外。”
“啊，太好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她，”列文说，“要不我们一块儿去。她这人挺好。不是吗？”
“他们离这儿远吗？”
“有三十里的样子。不，恐怕有四十里。不过路很好走。坐车去很方便。”
“那太好了！”柯兹尼雪夫一直微笑着，说。
弟弟那副样子使他也高兴了。
“嗬，你胃口不错呀！”他望着他那伏在盘子上的晒得黑里透红的脸和脖子，说。
“好极了！你真不会相信，这是治疗各种傻气的妙方呢。我要给医学增加一个新名词：劳动疗法。”
“嗳，我看你用不着这样治疗。”
“是的，但凡是神经有毛病的人都用得着。”
“但这得验证一下。我本想到割草场去看看你，可是天气热得实在叫人受不了，我走到树林那儿就不想再走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就穿过树林走到村子里，遇见你的奶妈，向她打听农民对你的看法。据我了解，他们并不赞成你的做法。她说：‘这不是老爷做的事。’总之，我觉得老百姓对他们所谓‘老爷的’活动有很严格的规定。他们不让老爷们做超过他们规定的事情。”
“也许是这样，但这种乐趣是我生平从没尝到过的。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不是吗？”列文回答，“如果他们不高兴，那又有什么办法？不过我想不要紧。是吗？”
“总之，”柯兹尼雪夫说下去，“我看你今天过得很满意。”
“十分满意。我们把整块草地都割好了。我还在那边认识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儿！你真想不到他这人多有意思！”
“那么，你今天过得很满意喽。我也是这样。首先，我解决了两个棋题，其中一个特别妙，一开头就出卒子。这我待会儿要走给你看的。后来我又想到了我们昨天的那场谈话。”
“什么？昨天的那场谈话？”列文说。他怡然自得地眯着眼睛，饭后饱得鼓起腮帮，实在想不起昨天有过一场什么样的谈话。
“我认为你有几分是对的。我们的分歧在于，你把个人利益当作动力，我却认为凡是有一定教养的人都应当关心公共福利。你说的可能也有道理，从物质利益出发开展活动更合乎大家的愿望。总的说来，你的脾气太容易激动了——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心血来潮，要干就干；你要么凭一股热情拼命大干，要么什么事也不做。”
列文听着哥哥的议论，却什么也没听明白，他也不想明白。他只担心哥哥会向他提出什么问题来，因为这样就会被哥哥看出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了。
“就是这样，老弟。”柯兹尼雪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是的，那个当然。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并不坚持我的意见。”列文带着孩子气的羞怯微笑回答。他想：“我同他究竟争论过什么事？当然啰，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一切都很好。我现在要到账房去把事情安排一下。”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脸上浮起微笑。
柯兹尼雪夫也微微一笑。
“你要出去，那我们一起走吧！”他不愿离开他那生气勃勃、精神抖擞的弟弟，说，“既然你要到账房去，我们就一起走吧。”
“哎呀，老天爷！”列文大叫一声，弄得柯兹尼雪夫吃了一惊。“什么事，什么事？”
“阿加菲雅的手怎样了？”列文敲敲脑袋说，“我把她给忘了。”“好多了。”
“哦，我还是跑去看她一下。不等你穿好衣服，我就可以回来了。”说着他像打响板一样啪的一声碰响靴跟，跑下楼去。
七
奥勃朗斯基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公务到彼得堡去。这种公务局外人无法理解，但对官场中人来说却是最自然不过的。不完成这种公务就无法在官场供职，无法使部里想到自己。在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奥勃朗斯基几乎随身带上家里所有的钱，兴致勃勃地在赛马场和别墅里消磨日子。就在这时候，陶丽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住，以便尽可能节约开支。她来到了叶尔古沙伏村，那边的地产原是她的陪嫁，也就是春天刚卖掉林产的地方，离列文的波克罗夫斯克村大约有三十里。
叶尔古沙伏巨大的旧宅早已拆毁，老公爵就把厢房重新翻造，加以扩建。二十年前，当陶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厢房还很宽敞舒服，虽然也像一般厢房那样盖在甬道的一侧，方向也不朝南。如今厢房已经破旧了。当奥勃朗斯基春天出卖林产的时候，陶丽就要求他看看房子，吩咐管家做些必要的修理。奥勃朗斯基也同一切变心的丈夫一样，特别关心妻子生活上的舒适，亲自察看房子，做了他认为必要的安排。他认为必须把全部家具都换上新的提花装饰布，挂上窗帘，整理好花园，在池塘上架一座小桥，种上各种花草；可是他忘记其他许多必要的事情，弄得陶丽后来受罪不浅。
奥勃朗斯基虽然竭力想做个体贴入微的父亲和丈夫，却总是不能牢记他是个有家室的人。他喜欢过单身汉生活，迷恋这种生活方式。他一回到莫斯科，就得意扬扬地向妻子宣布，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房子修缮一新，布置得像个神话世界。他再三劝她搬到那里去住。在奥勃朗斯基看来，妻子下乡的好处很多：可以增进孩子们的健康，可以节省开支，他自己也可以更自由些。陶丽则认为到乡下过夏对孩子们是必要的，特别是对那个患猩红热后还没有复原的女孩子，再说还可以借此摆脱那经常折磨她的种种屈辱，暂时拖延木柴商、鱼贩和鞋匠的小额欠款。此外，她高兴下乡，还因为想把吉娣叫到乡下来住一阵。吉娣将在仲夏时节回国，医生要她用水浴疗法。吉娣从温泉写信来说，同陶丽一起到充满童年回忆的叶尔古沙伏来消夏，她觉得没有比这更令人神往的事了。
村居头几天，陶丽觉得生活很艰苦。她小时候在乡下住过，在她的印象中，乡村是逃避城市各种烦恼的场所，乡下的生活虽然十分冷清（这一层陶丽是不在乎的），但很便宜舒服：样样东西都有，样样都很便宜，样样都可以弄到，对孩子们也很有好处。这回她作为一个主妇来到乡下，却发现根本不像她原先所想的那样。
她们到乡下的第二天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夜里，走廊和育儿室里漏水，只得把小床搬到客厅。找不到厨娘；九头母牛，照挤奶妇说，有的已怀孕，有的刚养过头胎，有的太老，有的奶汁很少；没有奶油，连孩子吃的牛奶都不够。鸡蛋也没有。母鸡弄不到，只好拿一些又老又瘦的公鸡来煮和油炸。找不到洗地板的女工，因为大家都到马铃薯地里去了。不能乘马车出去玩，因为马的性子很躁，不能拉车。没有地方洗澡，因为整个河滩都被牲口踏坏了，而且暴露在大路旁；连散步都不行，因为牲口穿过坍倒的栅栏，到处乱闯，还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大声吼叫，看来像要顶人。可以放衣服的柜子也没有一个。衣柜是有的，但柜门不是关不拢，就是逢到人在旁边走过就会自动打开来。铁锅和瓦罐也没有，洗衣室里没有蒸汽锅，下房里连烫衣板都没有一块。
开头几天，陶丽没有片刻安宁和休息，却遇到对她来说是可怕的灾难，使她大失所望。她竭力张罗，还是觉得束手无策，时刻都在忍住涌上眼睛的泪水。管家原是司务长出身，生得相貌堂堂，彬彬有礼，很得奥勃朗斯基的欢心，因此从看门人的职务被提升上来，可是他一点也不能体会陶丽的苦恼，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毫无办法，老百姓就是这样可恶。”但什么忙也帮不了。
看来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但是在奥勃朗斯基家里，也像在别的家庭里那样，有一个不受人注目却极其重要、极其有用的角色，那就是马特廖娜。马特廖娜安慰太太，向她担保说，一切都会解决的（这是她的口头禅，马特维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说着她自己也就不慌不忙地干起活来。
马特廖娜立刻同女管家搞好关系，第一天就同她和管家一起在槐树下喝茶，商量各种问题。不久，槐树下就成了马特廖娜的俱乐部。就在这里，通过这个由女管家、村长和办事员组成的俱乐部，生活上的困难渐渐克服，一个礼拜以后，所有的问题真的都解决了。屋顶修好了；厨娘（村长的干亲）找到了；母鸡买来了；母牛开始出奶了；花园用栅栏围起来；木匠做了个轧布机；衣柜装上搭钩，门就不会自动打开；还做了块用粗布包住的烫衣板，搁在安乐椅扶手和五斗橱上；下房里也就散发出烫衣服的味儿来了。
“您瞧！您不是总以为没有办法吗？”马特廖娜指着烫衣板说。
他们甚至用干草搭了一个洗澡棚。莉莉首先到那儿去洗澡。对陶丽来说，她的部分愿望实现了，她开始享受虽然还不安宁但还算舒服的乡村生活。带着六个孩子，陶丽是不得安宁的。平常总是一个孩子病了，另一个孩子像要生病的样子，第三个孩子缺乏营养，第四个孩子显得脾气暴躁，等等。难得，十分难得有几天太平日子。但这些操劳和忧虑，对陶丽来说，却是唯一能够获得的幸福。要是没有这些事情，她就会独个儿思念那并不爱她的丈夫。不过，虽然常常担心孩子们生病，有的孩子真的病了，有的孩子爱发脾气，这些都使做母亲的十分苦恼，然而孩子们如今也都开始以微小的快乐来补偿她的苦难了。这种快乐是那么微小，就像沙里的金子一样。在她不愉快的时刻，她只看到苦难，只看到沙子；但在心情愉快的时刻，她却只看到快乐，只看到金子。
现在，在这种冷清清的乡村生活中，她越来越经常地意识到这种快乐。她往往静静地望着他们，竭力在心里说服自己，她做得不对，她作为母亲，太偏爱自己的孩子了；但她还是无法不对自己说，她的六个孩子个个都很可爱，尽管长得不一样，却都是少见的好孩子，她因此感到幸福，感到自豪。
八
五月底，村居生活大致安排好了，陶丽收到丈夫来信，回答她对乡间紊乱情况的诉苦。他在信里请求她原谅，因为他考虑得不周到，并且答应一有机会就来看望他们。但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六月初陶丽还是单身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前的礼拜天，陶丽带着全体孩子到教堂去领圣餐。她在同妹妹、母亲和朋友推心置腹地谈论哲学问题时，她在宗教上的自由思想常常使她们感到惊奇。她笃信奇怪的轮回说，却很少关心宗教教义。不过，在家庭里她却严格遵守一切教规，并且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诚心诚意。孩子们将近一年没有领受圣礼了，这使她很不安，因此在马特廖娜的完全赞同和支持下，她决定今夏去参加这种仪式。
陶丽几天前就在考虑怎样打扮她的几个孩子。衣服有的要缝制，有的要改，有的要洗，还要利用褶边和绉边放长，钉上纽扣，准备好缎带。
为了英籍家庭女教师替塔尼雅改制的那件衣服，陶丽大为生气。那英国女人改这件衣服时，弄错了地位，肩膀开得太高，结果把整件衣服都糟蹋了。塔尼雅穿在身上，肩膀窄得极其难看。亏得马特廖娜设法嵌进一块三角衬，再加上一个披肩，才把这缺点掩盖了。衣服总算补救好，但陶丽差点同那英国女人吵起嘴来。不过第二天一切都舒齐了，不到九点钟——九点钟是他们要求牧师举行圣餐的时间——孩子们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高高兴兴地站在门口马车旁边，等着他们的母亲。
靠了马特廖娜的情面，他们套车不用烈性的黑马，而用管家那匹棕色马。陶丽因梳妆打扮而耽搁了一阵，终于穿着一身雪白的薄纱连衫裙，出来坐上马车。
陶丽兴奋地用心梳好头发，穿上衣服。她从前梳妆打扮是为了自己，为了使自己美丽动人。后来，年岁越大，她就越不喜欢打扮；她发觉自己年老色衰了。但今天她又心情愉快地打扮了一番。她不是为自己打扮，不是要自己好看，而是因为她是这几个可爱的孩子的母亲，她不愿损害他们一家给人的总印象。她最后照了一次镜子，感到满意了。她确实很美。不是她以前参加舞会时的那种美，而是适合她今天地位的那种美。
教堂里除了农民、佣人和他们的家眷外没有别的人。但是陶丽看出，或者感觉到，她和她的孩子们引起了他们的赞叹。孩子们不仅因为打扮漂亮而显得好看，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很可爱。不错，阿廖沙站得不太好，老是回过头去想看看自己上衣的背部，但还是显得十分可爱。塔尼雅站着像个大人，照顾着弟妹。最小的女孩莉莉对什么都露出天真的惊讶神气，特别招人喜爱。她领过圣餐，又用英语说了一句：“请再给我一点儿。”这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仿佛做了一件庄严的事，个个都很安静。
到家以后一切也都很顺利，可是吃早餐的时候，格里沙吹起口哨来，更坏的是不听英国教师的话，因此被罚不准吃馅饼。在这种高兴的日子，要是陶丽在场的话，她是不会同意罚孩子的，可是她当时不在，事后又不能不维持英国教师的威信，只好同意罚格里沙。这件事使大家多少有点扫兴。
格里沙哭着说，尼古拉也吹过口哨，却没有受罚，他哭不是为了吃不到馅饼——这个他不在乎——他哭是因为对待他不公平。这事确实叫人太难过了。陶丽决定同英国教师商量一下，饶恕格里沙。她就去找她。但就在这当儿，当她经过客厅的时候，看到一个动人的景象，使她心里乐滋滋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她也就饶恕了这个罪人。
罪人坐在客厅的角窗上，塔尼雅拿着盘子站在他旁边。她假装要喂洋娃娃吃点心，要求英国教师答应她把她的一客馅饼拿到育儿室，其实却把这客馅饼拿去给弟弟吃。他一面继续哭诉着对他的处分不公平，一面吃着姐姐送来的馅饼，同时抽抽噎噎地说：“你自己也吃吧，我们一起吃……一起吃。”
塔尼雅先是因为怜悯格里沙，后来又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高尚，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她并没有拒绝吃她的一份点心。
他们看见母亲来了，吓了一跳，但仔细察看她的脸色，懂得他们做得对，就笑起来。他们嘴里鼓鼓地塞满馅饼，双手擦着微笑的嘴唇，把他们容光焕发的脸涂满眼泪和果酱。
“我的妈呀！一件雪白的新衣服哇！塔尼雅！格里沙！”母亲说着，竭力想保住塔尼雅的连衫裙，但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浮起幸福的微笑。
新衣服都脱下来了，给女孩子们换上短衫，男孩子们换上旧上装，还吩咐预备好马车——使管家懊恼的是他那匹棕色马又被套上车了——出去采蘑菇和洗澡。育儿室里响起一片欢腾的尖叫声，直到他们出发才停止。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蘑菇，连莉莉都找到了桦树菌。以前总是古里小姐先找到，再指给她看，可是今天她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桦树菌，引得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找到了大蘑菇！”
随后他们来到河边，把马拴在桦树下，就下去洗澡。车夫杰仑基把不断摆动尾巴驱逐苍蝇的马拴在树上，自己在草地上躺下来，在桦树荫下抽烟斗；从浴场那边不断传来孩子们欢乐的尖叫声。
照顾这些孩子，不让他们调皮捣蛋，可费劲呢；要记住从各人身上脱下的袜子、裤子和鞋，解开又系上带子和扣好纽扣，也很麻烦，但陶丽自己一向喜欢洗澡，认为洗澡对孩子们的健康很有益处，因此觉得没有比同孩子们一起洗澡更快乐的事了。检阅一双双胖鼓鼓的腿子，给他们穿上长袜，把他们光溜溜的小身体抱在怀里，再浸到水中，同时听着他们又惊又喜的尖叫；看着这些气喘吁吁的小天使，浑身淌着水，睁着一双双惊奇而快乐的眼睛，她觉得有说不出的快乐。
有一半孩子已穿好衣服。这时候有几个出来采药草的农妇，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到洗澡的地方，怯生生地站住了。马特廖娜叫住了一个，要她把掉在水里的浴布和衬衫拿去烘干。陶丽同农妇攀谈起来。那些农妇开头都捂着嘴笑，没有听懂她问的话，但不多一会儿胆子大了，开始说话，并且由于对孩子们表示了真心的叹赏，使陶丽对她们发生好感。
“啊呀，你真是个小美人，像砂糖一样白，”一个农妇欣赏着塔尼雅，摇摇头说，“就是太瘦了……”
“是啊，她生过病。”
“瞧你，她们也给你洗澡了。”另一个对着婴儿说。
“没有，他才三个月呢。”陶丽得意扬扬地回答。
“是吗！”
“那么，你有孩子吗？”
“本来有四个，现在只剩下两个了：一男一女。女儿今年春上才断了奶。”
“她多大了？”
“两岁。”
“你喂奶怎么喂得这么长啊？”
“我们的习惯要喂三个斋期……”
接着谈到了陶丽最关心的问题：分娩的情况怎样？婴儿得过什么病？丈夫在哪里？是不是经常回家？
陶丽简直不愿离开这些农妇，因为同她们谈话实在太有趣了，她同她们的趣味实在太一致了。陶丽最高兴的是，她清楚地看到，这些农妇都很羡慕她有这许多孩子，而且他们又长得这样可爱。她们使陶丽感到好笑，却使那个英国女人生气，因为她成了她们哄笑的对象。她衣服穿得最慢，有一个年轻的农妇眼睛一直盯住她。当她穿第三条裙子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农妇忍不住评论说：“哎，穿了一条又一条，简直穿不完了！”她这样一说，引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九
当陶丽头上包着围巾，由那群刚洗过澡、头发湿漉漉的孩子簇拥着，乘车回家去的时候，车夫说：
“有位老爷来了，大概是波克罗夫斯克的老爷。”
陶丽往前一望，看见了列文熟悉的身材，他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大衣，向他们迎面走来。她感到很高兴。她一向高兴看到他，这会儿，在她开心的时候看到他，就格外高兴。再没有人比列文更能赏识她的人品了。
他一看见她，眼前就浮现出他想象中的未来家庭生活的画面。
“您简直像只母鸡，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
“啊，我见到您真高兴！”她向他伸出手去说。
“您高兴见到我，却不让人家知道您在这里。我哥哥住在我那里。我收到斯基华的信，才知道您到乡下来了。”
“斯基华给您写信了吗？”陶丽惊奇地问。
“是的，他来信说您搬来了，他想您会答应让我来帮您点儿忙的。”列文说。这话他一出口，立刻感到尴尬，连忙住了口，默默地跟着马车一起走。他摘下菩提树的嫩芽，放在嘴里咀嚼。他觉得尴尬，因为他猜想，这种本来应该由丈夫做的事情，现在却要外人来帮助，陶丽会不愉快的。奥勃朗斯基拿自己的家务事去麻烦别人，这种作风陶丽确实很不喜欢。她也立刻明白，列文懂得这一层。就因为列文懂得这种细致的感情，陶丽才特别喜欢他。
“当然，我明白，”列文说，“这只是说您想看看我，我也很高兴看到您。当然，我能想象，您这位城里太太一定觉得这里太不文明了。要是您有什么需要的话，我愿意为您效劳。”
“嗳，不！”陶丽说，“开头是有点不方便，亏得我这位老保姆，如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了。”她说着指指马特廖娜。老保姆知道在说她，快乐而亲切地对列文微微一笑。她认识列文，知道他是小姐的理想对象，很希望这桩婚事能够成功。
“您请上车吧，我们这里可以挤一下。”她对他说。
“不，我要走走。孩子们，谁愿意同我一起跟马赛跑哇？”
孩子们不大认得列文，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他，但他们看见他并不觉得畏怯和嫌恶——孩子们遇到装腔作势的大人往往会产生这种古怪的感觉，而且感到难受。不论在什么场合，装腔作势也许能欺骗最精明老练的大人，但你即使掩饰得再巧妙，也仍然骗不过一个最迟钝的孩子。列文身上纵然有缺点，他却从不装腔作势，因此孩子们很喜欢他，就像他们从母亲脸上看出她对他的感情那样。听到他的邀请，两个大孩子立刻跳下车来，同他一起奔跑，就像他们同奶妈、古里小姐或者母亲一起奔跑那样。莉莉也要求到他那里去，母亲就把她交给他；他就让她坐在肩上，掮着她跑。
“您不用害怕，您不用害怕，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列文一面说，一面快乐地向她微笑，“我不会摔倒，她也不会掉下来的。”
母亲看到他那灵活有劲、小心翼翼而过分紧张的动作，放心了。她望着他，脸上露出快乐而赞许的微笑。
在这乡下，同孩子们和他所喜欢的陶丽在一起，列文不禁产生了孩子般快乐的心情。陶丽特别喜欢他这种心情。列文一面同孩子们跑步，一面教他们体操，又用他的蹩脚英语逗得古里小姐咯咯发笑。他还把他在乡下的情况讲给陶丽听。
午饭以后，陶丽同列文坐在阳台上谈天，谈到了吉娣。
“您知道吗？吉娣要到这儿来同我一起过夏天。”
“真的吗？”他涨红了脸说，接着为了改变话题又说，“那么，给您送两头母牛来好吗？如果您一定要算钱，那就每个月付给我五个卢布，只要您不怕难为情。”
“不，谢谢您。我们全安排好了。”
“哦，那么让我看看您的牛。要是您答应，我来指点指点怎样喂饲料。关键在于饲料。”
列文为了改变话题，就跟陶丽大谈养牛之道，指出一头母牛就是一架把饲料加工成牛奶的机器，等等。
他嘴里这样说，心里却极想听听有关吉娣的详细情况，但又怕听到。他怕的是他心里好容易才平静下来，这一回又要被破坏了。
“是的，不过这些事得有人照料，可是叫谁来照料呢？”陶丽垂头丧气地回答。
她靠了马特廖娜的帮助，已经把家务安排得妥妥帖帖了。她不愿作任何变动，再说她也不相信列文的农业知识。说母牛是制造牛奶的机器，她是怀疑的。她觉得这种理论只会妨碍农业。她觉得这一切其实要简单得多：只要像马特廖娜说的那样，给花牛和白肚牛多喂一点饲料和饮料，不让厨子把泔脚拿去喂洗衣妇的母牛就是了。这道理很清楚。至于说到面粉饲料和草类饲料的理论，那是靠不住的，听不懂的。不过，最主要的是她想谈谈吉娣的事。
十
“吉娣写信给我，说她现在最希望的是孤独和安静。”陶丽沉默了一会儿，说。
“她的身体好一点吗？”列文激动地问。
“感谢上帝，她完全复原了。我从来就不相信她会有痨病。”
“啊，那太好了，我真高兴！”列文说。当他说这话并且默默地瞧着她的时候，陶丽觉得他脸上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可怜神气。
“您听我说，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陶丽脸上露出善良而带有几分嘲弄的微笑，说，“您为什么生吉娣的气呀？”
“我？我没有生气。”列文说。
“不，您生气了。您在莫斯科的时候，为什么不到我们家来，也不到她们那边去呢？”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一直红到头发根，“我简直弄不懂，像您这样好心肠的人，怎么会没发觉这一层。您怎么一点都不同情我，当您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
“您总知道，我去求过婚，但被拒绝了。”列文说。刚才他对吉娣还满腔柔情，这时却因为觉得受到了侮辱而愤恨起来。
“为什么您认为我会知道呢？”
“因为这件事人人都知道了。”
“嗳，这一层您可错了。这事我确实不知道，虽然也猜想过。”
“噢，那您现在知道了。”
“我原先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很痛苦的事，但她请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件事。既然她没有告诉我，那她也决不会对别人说的。你们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您告诉我吧。”
“我已经告诉您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最后一次去你们家那一天。”
“我老实对您说吧，”陶丽说，“我非常、非常可怜她。您痛苦的只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也许是吧，”列文说，“但是……”
她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她这个可怜的人，我真替她难过。现在我了解您了。”
“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站起来说，“我走啦！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再见。”
“不，等一下！”她抓住他的袖子说，“等一下，再坐一会儿。”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这事我们不要再谈了！”他一面说，一面坐下来，觉得被埋葬了的希望又在他心里翻腾起来了。
“如果说我以前不喜欢您，”陶丽说，眼睛里洋溢着泪水，“如果说我以前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
那种原以为已经消逝的感情逐渐复活，控制了列文的心。
“是的，我现在全明白了，”陶丽继续说，“这一点您是不会了解的；你们男人自由自在，可以任意选择对象，你们自己总是很清楚，爱的是谁。可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总是那么害羞，她只能远远地看着你们男人，听到什么话都只好相信，而且一个姑娘往往还感到她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是的，如果心里没有明确的想法……”
“不，心里想法是有的，可是您要明白：你们男人看上一个姑娘，就找上门去，去接近她，观察她，看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等到您确信您爱她时，就去求婚……”
“嗯，情况并非完全这样。”
“反正等到你们的爱情成熟了，或者在两个对象中选定了一个，你们就去求婚。可是人家不会去问一个姑娘。即使希望她自己选择，她也不可能选择，她只能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
“是啊，她在我和伏伦斯基之间做了选择。”列文心里想。希望在他的心里复活，接着又死去了，只是痛苦地揪着他的心。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衣服或者别的什么商品是这样选择的，可爱情不是。选择定了就好了……可不能反复哇。”
“唉，自尊心哪自尊心！”陶丽说，仿佛自尊心是女人所理解的感情中最卑下的一种，因此很蔑视它。“当时您向吉娣求婚，她正好无法回答您。她犹豫不决。犹豫的是：要您还是要伏伦斯基。当时她天天都看到他，却好久没有看到您了。要是她年纪大一些，要是我处在她的地位，就不会犹豫了。我一向对他很反感。事情也就这样完啦。”
列文想起了吉娣的回答。她当时说：“不，这不可能……”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冷冷地说，“我珍重您对我的信任，但我想您误会了。不过，不管我做得对不对，您那么蔑视的自尊心却使我不可能去想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说实在的，绝对不可能。”
“我只想再说一句：您要明白，她是我的亲妹妹，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不说她爱您，我只想说，她当时的拒绝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列文跳起来说，“您真不知道您是怎样刺痛了我的心哪！好比您死了一个孩子，人家还要对您说：他是一个多好的孩子啊，他理应活下去呀，您看到他会多高兴啊！可是事实上，他死了，死了，死了……”
“您这人真可笑。”陶丽不管列文的激动，带着苦笑说，“是的，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说下去，“那么，等吉娣来了，您不到我们这儿来吗？”
“不，我不来。当然，我并不是要避开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不过我尽量避免因我在场而使她不愉快。”
“您这人真是太可笑了。”陶丽亲切地凝视着他的脸，重复说，“好，那就算我们根本没谈过这事。塔尼雅，你来做什么？”陶丽用法语问进来的女孩子。
“妈妈，我的铲子在哪儿啊？”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女孩子想说，可是忘记法语铲子该怎么说。母亲提示了她，塔尼雅就用法语又问了一遍，铲子在哪里。这使列文觉得很反感。
现在他觉得陶丽的家庭和她几个孩子完全不像以前那么可爱了。
“她为什么要同孩子们说法语？”他想，“这有多别扭，多做作呀！孩子们也感觉到这一点。学会了法语，却牺牲了朴素的语言。”他心里想。他不知道这一层陶丽已反复思考过不知多少次了，但尽管她觉得牺牲了朴素的语言，还是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来教孩子们。
“那您还要赶到哪儿去呀？坐一会儿吧。”
列文留下来喝茶，但他已经兴致索然，感到坐立不安了。
喝过茶，列文走到门厅吩咐套车。他回到屋子里，看见陶丽神情激动，脸色阴郁，眼睛里含着泪水。当列文出去吩咐套车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下子把她今天的快乐和因孩子而自豪的情绪粉碎了。原来格里沙和塔尼雅为了争皮球而打起架来。陶丽听见育儿室里的叫声，跑了过去，看见一个不愉快的场面。塔尼雅揪住格里沙的头发，格里沙气得脸色发青，挥动拳头在她身上乱打。陶丽看到这情景，她的心都要碎了，仿佛黑暗笼罩了她的生活：她明白她那么引以自豪的孩子其实都是些极其平凡的，甚至是不好的，教养很差，染有野蛮粗暴习气的坏孩子。
她无法说和考虑别的事情，她不能把她的不幸讲给列文听。
列文看见她很不高兴，就竭力劝慰她，说这并不证明有什么不好，凡是孩子都喜欢打架。他嘴里虽这样说，心里却想：“不，我不会装腔作势同孩子们说法语；只要不宠坏孩子，不损害他们的天性，他们就会长得很可爱了。是的，将来我的孩子不会是这样的。”
他告辞了，她也不再挽留。
十一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克二十里的列文姐姐地产所在地的村长来见列文，报告农业和割草的情况。他姐姐地产的收入主要靠春季水淹的草地。往年，割下的草是以每亩二十卢布的价钱卖给农民的。列文掌管这份地产后，他观察了割下来的草，发现价值应该高些，就定了每亩二十五卢布。农民不肯出这个价钱。列文还怀疑他们挡掉了其他买主。这样，列文就亲自跑到那里，决定部分用雇工、部分按收成分摊的办法来割草。当地农民千方百计阻挠这种新办法，可是列文坚持这样做，结果第一年草地的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前年和去年农民继续反对，但收割工作还是顺利进行。今年农民按三分之一分成的办法割草，现在村长跑来报告说草已经割完，他怕天下雨，就请了账房，当着他的面分了草，而且已给东家收了十一堆干草。列文问起那块大草地上总共收了多少干草，那个没有征得同意就擅自分了草的村长回答时吞吞吐吐。列文又从一个农民的语气中听出，这次分草有毛病，就决定亲自到那边去检查一下。
列文在午饭时刻来到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奶妈的丈夫——他的一个老头儿朋友——家里，再到养蜂场去看这个老农，想从他那儿了解割草的详细情况。巴孟内奇老头相貌端正，喜欢饶舌，高高兴兴地接待列文，陪他参观他的全部产业，详细介绍了他的蜜蜂和今年蜜蜂分群的情况。但是列文问起割草的事，他却含糊其辞，不乐意回答。这就更加证实了列文的猜测。他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干草不可能有五十车。为了拆穿农民们的花招，列文吩咐立刻把运干草的大车拉来，运一堆干草到仓库里去。结果一堆干草只有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辩解，说干草很松，一堆起来就压实了，也不管他怎样赌咒发誓，列文还是坚持说，干草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分掉了，因此不能按每堆五十车接收。经过好一阵争论，问题解决了，这十一堆干草每堆按五十车计算归农民，东家的一份重新分配。这场谈判和干草的分配一直继续到下午。当分配到最后一批干草时，列文委托账房监督余下的工作，自己坐在用柳枝标出的干草堆上，欣赏着人声鼎沸的草地。
在他的面前，在沼泽后面的河湾上，有一群穿得花花绿绿、快乐地高声谈笑的农妇；松散的干草在嫩绿的草地上很快堆成一排灰色的长条草垛。农民们拿着草叉，跟在妇女后面，把草垛成一个个又宽又高的松软草堆。左边，大车在割过的草地上辘辘滚过，干草被一大叉一大叉地抛起来，草堆一个个消失，变成了一车车芬芳的干草，车上的干草满得一直垂到马尾上。
“真是割草的好天气！干草可出色啦！”坐在列文旁边的老头儿说，“简直香得像茶叶，不是干草！就像小鸭子捡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指人们正在用草叉装车的一个干草堆说，“午饭后已经运走一大半了。”
“这是最后一车吗？”他大声问一个站在大车前座上挥动缰绳的小伙子。
“最后一车了，老爷！”小伙子勒住马，笑嘻嘻地回过头去，望望那坐在大车上也在微笑的面颊红润的农妇，大声回答，接着又赶车前进。
“这是谁呀？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儿亲切地微笑着说。
“多好的小伙子！”
“小伙子还不赖。”
“成亲了吗？”
“两年多了。”
“有孩子没有？”
“什么孩子！整整一年啥事也不懂，还怕羞呢。”老头儿回答。“瞧这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香！”他想改变话题，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
列文留神打量着伊凡·巴孟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装草。伊凡·巴孟诺夫站在大车上，接收、铺平和踏实大束大束的干草，那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递给他的。她先是一大把一大把地抱给他，然后又用叉子灵活地叉给他。她干得轻松、利落、愉快。压实的干草不容易叉起来。她先把草耙松，把叉子戳进去，然后以富有弹性的敏捷动作把全身重量压在叉子上，接着又弓起系着红色宽带的脊背，再昂起身子，挺出她那白围裙下的丰满胸部，灵活地挥动叉子，把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到车上。伊凡显然竭力想使她避免重复劳动，大大地张开双臂接住她抛来的干草，然后把它平铺在大车上。年轻的农妇耙拢最后一些干草，掸掉落到脖子里的草屑，拉正滑到没有晒黑的雪白前额上的头巾，钻到大车底下去捆车。伊凡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哈哈大笑着。在这两口子的脸上洋溢着刚刚觉醒的强烈的青春的爱情。
十二
草车装好了。伊凡跳下车来，牵住那匹肥壮骏马的缰绳。他的妻子把耙扔在大车上，雄赳赳地摆动双臂，向聚在一起跳轮舞的农妇们走去。伊凡把车拉到大路上，加入干草车的队伍里去。农妇们又把耙掮在肩上，晃动花花绿绿的衣衫，尖声尖气地大声说笑，跟在草车后面。一个女人的粗野嗓子带头唱起歌来，唱到反复的地方，就有四五十个五花八门的嘹亮嗓子，有的粗犷，有的尖细，接下去，从头唱起这首歌来。
唱歌的女人们走近列文。他觉得仿佛是一片欢声雷鸣的乌云向他袭来。这乌云越来越近，包围了他。于是他躺着的草堆，还有别的草堆和大车，还有整块草地以及遥远的田野，一切都随着这片夹杂着呼喊、口哨和怪叫的粗野欢乐的歌声的节拍振动着，起伏着。列文羡慕这种健康的欢乐情景，很想参加到这种愉快的生活里去，但是他什么也不会，只有躺着旁观、倾听的份。当载歌载舞的农民消失时，一种因自己的孤独、无所事事和愤世嫉俗而产生的惆怅揪住了他的心。
有几个农民为干草的事同列文争得很凶，有的被他责骂过，有的想欺骗他，就是这些农民此刻都高高兴兴地向他鞠躬致意，显然一点也没有记他的恨，一点也没有后悔，甚至不记得他们曾经想欺骗他。这一切都淹没在欢乐的集体劳动的海洋里。上帝赐与光阴，上帝赐与力量。光阴和力量又都贡献给劳动，劳动本身就是奖赏。可是为谁去劳动？劳动会产生什么果实？这些事都无足轻重，微不足道。
列文一向很欣赏这种生活，一向很羡慕过这种生活的人，可是今天头一次，在他看见伊凡·巴孟诺夫对待年轻妻子的景象以后，他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要把他如此乏味、空虚、不自然的独身生活变成这种勤劳、纯洁、集体的美好生活，关键全在他自己。
跟他坐在一起的老头儿早就回家，人们都走散了。路近的回家去；路远的准备吃晚饭，在草地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察觉，继续躺在草堆上，观察着，倾听着，思索着。留在草地上过夜的人们，在这短促的夏夜几乎没有睡觉。先是听见一起晚餐时欢乐的谈笑，后来又听见歌声和笑声。
漫长的一天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黎明以前万籁俱寂。只听得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晨雾弥漫的草地上马的嘶声。列文苏醒了，从草堆上爬起来，仰望星星，他知道天快要亮了。
“啊，叫我怎么办呢？我做什么好呢？”他自言自语，竭力想把在这短促的夏夜所产生的思绪理出来。他的思绪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抛弃他过去的生活，抛弃他那毫无用处的知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使他感到快乐，感到轻松。第二方面是关于他现在所向往的那种生活。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生活的朴实、纯洁和合理，并且相信在这种生活中他能获得他所缺乏的满足、安宁和高尚品德。第三方面是怎样把现在的生活改变成新生活。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一种是明确的。“娶一个妻子吗？要有一个工作，非有一个工作不可吗？离开波克罗夫斯克吗？再买些田地吗？加入农民村社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应该怎么办？”他又问自己，但不得要领。“不过，我通夜没有睡觉，头脑不清，”他自言自语，“以后会明白的。但有一点很清楚：我的命运昨天晚上决定了。我原来关于家庭生活的梦想都是荒唐的，不切实际的。事实上，一切都要简单得多，美好得多……”
“多美呀！”他仰望天空，凝视着那奇异的珍珠母壳般的朵朵白云，想，“在这美好的夜晚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哇！这种珍珠母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刚才我望望天空，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只有两片白云。是的，我对人生的看法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的！”
他走出草地，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吹起了阵阵微风，天空变得阴沉灰暗了。黎明前光明战胜黑暗的阴晦时刻来到了。
列文冷得瑟缩发抖，眼睛望着地面，急急地走去。“这是什么？有人来了。”他听见铃铛声，抬起头来，想。在四十步开外的地方，一辆顶上载着行李的四驾马车，正沿着野草丛生的大路迎面驰来。那两匹辕马避开车辙紧挨着辕杆，但是斜坐在驭座上的老练马车夫却让辕杆对准车辙，这样车轮就可以在平滑的地方滚动了。
列文只注意到马车，没有想到来的是谁，漫不经心地望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瞌睡，窗口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双手拉住白色睡帽的绸带，看来刚刚睡醒。她容光焕发，若有所思，内心充满列文所不熟悉的复杂而细腻的活动，没有看见他，眺望着远方的曙光。
就在这个景象消失的一刹那，她那双恳切的眼睛对他瞧了一下。她认出他来了。一阵惊奇的喜悦使她的脸更加开朗了。
他不会看错的。这样的眼睛天下只有一双。能够把他全部生活的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的，天下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她。这个人就是吉娣。他知道她刚从火车站出来，到叶尔古沙伏去。于是在这不眠之夜使列文激动的一切，他所做出的各种决定，一下子都消失了。他嫌恶地回忆起要娶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只有在这辆向另一头驰去的马车里，才能解决近来弄得他如此苦恼的生活之谜。
她没有再往外眺望。马车弹簧的声音听不见了，只有铃铛的声音还隐约传来。狗的吠声表明马车已经过了村庄，周围只剩下一片空旷的田野和前面的村子，还有他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单独在荒凉的大路上走着。
他望望天空，满心希望再看到他刚才欣赏过的珍珠母壳般的云朵，因为这朵云象征着他今天夜里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天空中再没有像珍珠母壳一般的东西了。那边，在那高不可攀的空中发生了神秘的变化。珍珠母壳的痕迹也消失了，半边天空像铺着地毯一般，浮动着越来越小的云朵。天空变得蔚蓝而明朗了，但带着同样的温柔和同样的冷漠来回答他询问的目光。
“不，”他自言自语，“不论这朴实勤劳的生活多么美好，我可不再回来了。我爱她。”
十三
除了卡列宁最亲近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极其冷静理智的人，却有一个同他整个性格格格不入的弱点。卡列宁听到或者看到孩子和女人的眼泪，总不能无动于衷。一看到眼泪，他就会手足无措，完全丧失思维能力。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知道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上诉的女人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哭，如果她们不愿坏事的话。“他会生气，这样就不会听您的话了。”他们总是这样说。真的，在这种场合，眼泪往往会破坏卡列宁的情绪，使他突然发起火来。“我可无能为力。请您走吧！”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这样叫嚷。
安娜从赛马场回来向他坦白了她同伏伦斯基的关系，接着就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卡列宁当时对她虽然十分生气，但还是被她的眼泪弄得心慌意乱。他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这种时刻流露感情是不合适的，就竭力克制，一动不动，也不望她一眼。他的脸上因此露出死人一般异样的僵硬表情，使安娜感到惊讶。
他们回到家里，他扶她下了马车，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像平日一样彬彬有礼地同她道了别。作为缓兵之计，他说明天将把他的决定告诉她。
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使他心里产生剧烈的创痛。这创痛由于她的眼泪引起他对她的怜悯而加剧了。可是当卡列宁单独坐在马车里的时候，他觉得完全摆脱了这种怜悯以及近来常常折磨他的猜疑和妒忌的痛苦。这使他又惊又喜。
他的感觉就像拔掉一只痛了很久的蛀牙。在经受了可怕的痛楚以后，仿佛从牙床上拔掉一样比脑袋还大的东西，他忽然发觉那长期妨碍他生活并且支配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不再存在，他又可以照旧生活，思索和关心牙齿以外的事情了。这样的幸福他简直无法相信。卡列宁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这种古怪而可怕的痛楚，如今过去了，他真的又能照旧生活，又能不只考虑妻子的事了。
“她没有廉耻，没有良心，没有宗教信仰，完全是个堕落的女人！这一层我早就知道，早就看到了，虽然为了顾惜她，竭力欺骗自己。”他对自己说。他确实觉得他早就看到这一层。他回忆起他们以往生活的细节。以前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这些细节却清楚地表明，她本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在生活上同她结合，这是一个错误，但这事不能怪我，因此我不该受罪。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过错在她。但她不干我的事。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他不再关心她和儿子将遭到什么命运。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变了。现在他只关心一件事，怎样用最妥善、最得体、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合理的方式洗雪由于她的堕落而使他蒙受的耻辱，继续沿着积极、诚实和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
“我不能因一个下贱女人犯罪而遭殃，我只要能脱离她使我陷入的困境就好了。我一定能脱离的！”他自言自语，眉头越皱越紧，“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且不说历史上的事例，就从给大家新鲜印象的墨涅拉俄斯的《美丽的海伦》开始，当代上流社会里妻子对丈夫不贞的一系列事实，浮上卡列宁的脑海，“达利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巴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还有德拉姆……像他这样正直有为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果宁，”卡列宁回想着，“就算人家会刻薄地嘲笑他们，我可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我总是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很不幸。”卡列宁对自己说，虽然这并不是事实。他从来没有对这种不幸表示过同情，而且听到妻子对丈夫不贞的事越多，越是沾沾自喜。“这种不幸人人都可能遇到，如今我也碰上了。问题在于怎样能不失面子，忍受这样的境遇。”于是他开始逐一分析落入跟他同样处境的人们的应付办法。
“达利亚洛夫同人决斗了……”
卡列宁年轻时对决斗特别关心，因为他天生胆小，而且在这一点上有自知之明。卡列宁一想到手枪对准自己，就不能不毛骨悚然。他一生从来没有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从小就常常使他想到决斗，使他设想把生命置于这种危险之下的情景。后来，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早就把这种心情忘记了。可是习惯势力十分顽固，卡列宁担心自己胆怯的心情会重新出现，他又反复想着决斗的问题，想得出神，虽然知道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别人决斗。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还很野蛮（不比英国），有许多人（其中有些人的意见卡列宁特别看重）从好的方面来看决斗这种事；可是这种事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假定我找人决斗，”卡列宁继续想，生动地想象着在他挑战以后将要度过的夜晚，想象着瞄准他的手枪，他打了个寒噤，自己明白他决不会这样做，“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会我怎样射击，怎样站立，我扳了扳枪机，”他闭上眼睛，自言自语，“结果我把他打死了。”卡列宁对自己说，接着摇摇头，想驱除这种无聊的想法。“为了明确自己对犯罪的妻子和儿子的态度而去杀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我还得因此做出决定，应该拿她怎么办。但更可能的是我将被打死或者打伤。我是无辜的，是牺牲品，如果我被打死或者打伤，那就更没有意思了。不仅如此，从我这方面提出决斗，也是不应该的。难道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决不会让我去决斗的，决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去冒生命危险的吗？这样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事先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却要用这种挑战来给自己增添虚假的光彩。这是不正派的，是虚伪的，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没有意义的，谁也不希望我决斗。我的目的只是要保持我的名誉，保持继续顺利办公务所必需的名誉。”卡列宁一向把公务看得很重，如今就更加重视。
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抛弃了决斗这个主意以后，卡列宁想到了离婚——他所记得的那些被欺骗的丈夫选择的另一个办法。卡列宁逐一分析他记得的离婚案件（在他所熟悉的上流社会里这是屡见不鲜的），却找不到一件是出于和他相同的目的。在这些案件中，做丈夫的不是出让就是出卖不贞的妻子；对方因为犯罪而无权结婚，就同新的配偶结上不光明的非法婚姻关系。就他的情况来说，卡列宁看出，只把犯罪的妻子休掉的所谓合法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他所处的复杂生活环境，不可能提供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犯罪的丑恶证据；他看出，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他们所过的体面生活也不允许他提出来；提供这样的证据，一定会在舆论上使他遭到比她更严重的损害。
企图离婚只会弄得在法庭上当众出丑，成为仇人们诽谤他和贬低他崇高社会地位的良机。他的宗旨是息事宁人，这是不可能通过离婚达到的。此外，一旦离婚，甚至企图离婚，妻子显然将同丈夫断绝关系，而同情人结合。卡列宁虽然觉得他现在对妻子十分鄙视和冷淡，但心底里对她还剩下一种感情，那就是不愿看到她同伏伦斯基自由结合，犯了罪反而开心。这样的想法使卡列宁大为恼火。他一想到这种情景，心里就难受得呻吟起来，在马车上欠了欠身，换了换座位，然后好一阵皱起眉头坐在车上，拿毛茸茸的毯子包住他那双怕冷的瘦骨嶙峋的腿。
“除了正式离婚以外，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巴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就是说同妻子分居。”他平静下来，继续想；但这个办法也同样会出丑。更重要的是，分居也同正式离婚一样，会把他的妻子推到伏伦斯基的怀抱里去。“不，这可不行！不行！”他又把毯子拉了拉，高声说，“我不该倒霉，她和他也不应幸福。”
在真相不明时折磨过他的妒忌心，经过妻子向他坦白，就像忍痛拔掉病牙一样，已经消失了。但它被另一种感情所取代：他希望她不仅不能如愿以偿，而且将为自己的犯罪而受到惩罚。尽管他不承认有这样的感情，但在灵魂深处，他很希望她因为破坏他的安宁和名誉而吃苦。卡列宁再次分析了决斗、离婚和分居等办法，再次把它们抛弃。他深信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发生的事隐瞒起来，采用一切办法斩断他们的私情，但最主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不承认——要惩罚她，用这种方式把她留在身边。“我应当向她宣布我的决定：在仔细考虑了她一手造成的家庭痛苦以后，任何其他办法对双方都比维持现状更坏，只要她严格遵守我的决定，即断绝同情人的关系，我同意维持现状。”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为了证实它的正确，卡列宁想出了一个重要理由。“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办，才符合宗教教义，”他对自己说，“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办，我才没有抛弃犯罪的妻子，并且给她以悔改的机会，甚至——不管这在我是多么痛苦——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来使她悔改并挽救她。”虽然卡列宁明明知道，他不可能在道德上影响妻子，一切促使她悔改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虽然他经历了痛苦的时刻，却从来没有想到从宗教中去寻找指导。现在，当他认为他的决定合乎宗教要求时，这种宗教上的许可使他十分高兴，他的内心也比较平静了。一想到在他一生中如此重要的关头，谁也不能说他的行为不符合宗教教义——在对宗教普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他始终高举宗教的旗帜——他就觉得很高兴。卡列宁进一步仔细考虑今后的生活，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同妻子恢复原来的关系。毫无疑问，他再也不能恢复对她的尊敬；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因为她是一个堕落不贞的妻子，就非得把他自己的生活弄乱，使他自己忍受痛苦不可。“是的，时间会过去，时间会安排一切，原来的关系又会恢复的，”卡列宁自言自语，“恢复到这样的地步，使我不再觉得生活中有过变故。她活该倒霉，可我没有过错，我不能因此受罪。”
十四
当卡列宁的马车驶近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肯定了这个决定，而且打好了写给他妻子信的腹稿。卡列宁走进门房，瞧了一下部里送来的信件和公文，吩咐拿到他的书房里去。
“把马卸下吧，我谁也不见。”他回答门房说，特别强调“谁也不见”几个字，但从语气中听出他的情绪很好。
卡列宁在书房里来回踱了两次，在仆人预先点好六支蜡烛的大写字桌旁站住，咯咯地扳响手指，坐下来，摆好文具。他两肘搁在桌上，侧着头，想了一会儿，就一个劲儿地写起信来。他对她不用称呼，而且用法文写，因为法文里的“您”这个代词不像俄文里那样使人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我曾向您表示，有关这次谈话的问题我将把我的决定书面告诉您。在仔细考虑了全部情况以后，现在我就抱着实践这个诺言的目的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论您的行为怎样，我认为我无权割断上苍把我们结合起来的关系。家庭不能因任性、专横或者夫妻中一方犯罪而被破坏，我们的生活应当像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我，对您，对我们的孩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促使我写这封信的事件已经后悔，并且还在后悔；您会同我齐心协力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忘记往事。否则您自己一定也能预见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这一切我希望详细面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结束，我请求您尽速回彼得堡，至迟不要过星期二。我为您的回来做好一切准备。请您务必注意，我亟盼您能实行我的要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用款——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特别是他没有忘记送钱给她；既没有苛刻的措辞，也没有责备，也没有姑息。最重要的是为她的归来搭了一座金桥。他把信折好，用象牙裁纸刀压平，把钱也装进信封，同时因使用精美的文具而感到愉快，然后打了一下铃。
“把这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面交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他站起来说。
“是，大人。茶要给您送到书房里来吗？”
卡列宁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以后，一面玩弄着沉甸甸的裁纸刀，一面走到安乐椅旁。那边已经摆好了灯和一本打开的论述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安乐椅上挂着一个椭圆形金边镜框，里面嵌着由一位名画家出色地画成的安娜肖像。卡列宁对它瞧了一眼。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嘲弄而傲慢地望着他，就像他们最后一次交谈时一样。画家卓越地画成的肖像，头上扎着黑色花边，头发乌黑，双手白嫩好看，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由于带着一种高傲和挑战的神气，使卡列宁感到无法忍受。他对画像望了一会儿，浑身打了个哆嗦。他嘴唇发抖，嘴里吐出“布尔尔”的声音，急忙转过身去。他连忙在安乐椅上坐下来，打开书本。他想看书，可是怎么也不能恢复他原来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浓厚兴趣。他眼睛看着书，心里却在想别的事。他想的不是妻子，而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他最关心的复杂案件。他觉得现在他比以前更深入了解这个案件了，并且，他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心里有了一个好主意，能把它彻底解决，用来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威望，打败敌人，因此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等仆人摆好茶，一走出房间，卡列宁就起身走到写字桌旁。他把公文夹推到桌子中央，露出隐隐约约的得意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心致志地阅读有关当前这个复杂案件的报告。卡列宁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作为一个步步高升的官僚，一向追逐功名，注意克己，力求公正，但刚愎自用。他的特点是轻视官样文章，精简公文往返，总是竭力要求直接掌握可靠材料，并且节约官厅支出。恰巧那个著名的“六月二日委员会”提出了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问题。这个省是属卡列宁的部管辖的，而那边的灌溉工作正好是铺张浪费和官样文章的突出实例。卡列宁知道情况属实。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工作是卡列宁前任的前任创办的。这项工作确实花费了而且还在花费大量资金，但毫无成效，显然以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卡列宁一上任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想处理这件事，但开头他觉得他的地位还不稳固，他知道这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是不明智的，后来忙于别的事，干脆把这件事忘记了。这事也就像别的许多事那样无人过问。（有许多人靠这项事业生活，特别是一个很有教养的爱好音乐的家庭；个个女儿都会拉提琴。卡列宁认识这一家人，他还给一个大女儿主过婚。）一个同他作对的部提出这个问题来，卡列宁认为不公平，因为每个部都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但由于官场的习惯，没有人提出来罢了。现在，既然人家已向他挑战，他也就只好勇敢地应战，并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工作。但他是决不会向那些先生示弱的。他还要求任命一个处理非俄罗斯人事务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处理非俄罗斯人事务的问题，是“六月二日委员会”偶然提出而得到卡列宁积极支持的，因为非俄罗斯人的悲惨处境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委员会里，几个部因此发生争论。同卡列宁作对的那个部证明，非俄罗斯人的处境很好，提出的改革只会破坏他们的繁荣，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只是因为卡列宁的部没有实行法律规定的措施。现在卡列宁打算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成立新的委员会，负责就地调查非俄罗斯人的状况；第二，如果非俄罗斯人的状况确如委员会掌握的材料所说的那样，那么另外成立一个学术委员会，从（甲）政治上，（乙）行政上，（丙）经济上，（丁）人种学上，（戊）物质上和（己）宗教上来研究造成非俄罗斯人悲惨状况的原因；第三，要求作对的那个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非俄罗斯人目前这种不幸状况曾采取什么措施；第四，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按照委员会所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第一七〇一五号和第一八三〇八号报告看来，该部行动正好违反……根本法和组织法第十八条和第三十六条的附款。当卡列宁迅速记下这些想法的提纲时，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他写满一张纸，站起身来，打了打铃，叫仆人把一张条子送给办公室主任，要他给他收集必要的资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步，又望了那画像一眼，皱起眉头，轻蔑地冷笑了一下。卡列宁翻阅了一下那本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又提起兴致来，看到十一点钟才上床。他躺在床上想起同妻子发生的纠纷，觉得这事完全不像他原来所想的那样可悲。
十五
伏伦斯基对安娜说，她不能这样过日子，劝她向丈夫坦白她的秘密。安娜虽然固执而且恼怒地反对他的意见，但在心底里却觉得她的处境确实是虚伪和可耻的，她衷心希望改变这样的处境。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她在激动之下把自己的秘密向他和盘托出。当时虽然觉得很难受，但她还是高兴的。丈夫撇下她走了以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明确了，至少再不用虚伪和欺骗了。她觉得毫无疑问，她的地位从此永远明确了。这种新的地位也许很糟，但它是明确的，不会再有暧昧和谎言了。她想，她坦白了一切，使自己和丈夫都感到痛苦，但如今情况明确，这样也就得到了补偿。当天晚上，她同伏伦斯基见面，并没有把她和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明确她的地位，是必须告诉他的。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她首先想到的是她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她觉得那些话实在可怕，如今简直无法理解，她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粗鄙的话来，也无法想象这会有什么后果。但话已经说出口，卡列宁也已一言不发地走掉了。“我见了伏伦斯基，也没有告诉他。他走的时候，我想叫他回来，告诉他，可是又改了主意，因为一开头我没有对他说，现在再说就有点别扭。为什么我想告诉他却又没告诉他呢？”回答这问题的，是她脸上涌起热辣辣的羞愧的红晕。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这样做；她明白她感到害臊。她的地位，昨天晚上还觉得那么明确，今天忽然变得不但不明确，而且是走投无路了。她由于突如其来的羞耻而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的丈夫会怎么办，心里就浮起最可怕的念头。她想到，管家立刻会来把她赶出屋子，普天下的人都会知道她的耻辱。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屋子，她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她找不到答案。
她想到伏伦斯基，她仿佛觉得他不爱她了，他开始感到她是他的累赘，她不能献身于他，因此对他产生了敌意。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所说的并且在自己头脑里盘旋的那些话，她已对所有的人都说过了，大家都已听见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侍女，更不敢走到楼下去看望儿子和家庭教师。
侍女在门外留神听了好一阵，才进屋来。安娜询问似地瞧了她一眼，恐惧地涨红了脸。侍女说她仿佛听见在叫她，就走了进来，因此向她赔礼。她拿来衣服和一张条子。条子是培特西写的。培特西提醒她，今天上午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将带她们的崇拜者卡鲁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头到她那里去打槌球。“您来呀，就算是来研究研究风俗。我等您。”她在结尾这样写道。
安娜读完条子，长叹一声。
“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奴施卡说，“你去吧，我现在要穿衣服出门。是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
安奴施卡出去了，但安娜并没有动手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垂下头和双手，只偶尔打个哆嗦，仿佛想做什么手势，说些什么话，接着又木然不动。她反复说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在她都是毫无意义的。为自己的处境向宗教求救，也像向卡列宁求救一样，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尽管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把她教养成人的宗教。她早就知道，只有她抛弃那构成她全部生活意义的东西，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她才能向宗教求救。她不仅觉得痛苦，而且开始对那种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新的精神状态感到恐惧。她觉得一切在她心里都变成双重的了，就像疲倦的眼睛看东西一样。有时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她害怕的和希望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唉，我这是在做什么呀！”她忽然觉得两边太阳穴作痛，自言自语。当她醒悟过来时，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抓住两鬓的头发，并且挤压着太阳穴。她跳起来，开始踱步。
“咖啡煮好了，老师和谢辽查在等着呢！”安奴施卡回来发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说。
“谢辽查？谢辽查怎么样？”安娜整个早晨第一次想到儿子，兴奋地问。
“他大概做了什么错事。”安奴施卡笑嘻嘻地回答。
“怎么做了错事？”
“您把桃子放在角房里，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提到儿子，立刻就使安娜从绝境中得救了。她想到了这几年来她这做母亲的为儿子而生活的职责——这种职责是真心诚意的，虽然被大大夸大了。她高兴地感到，她在目前的困难处境中，除了同丈夫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儿子。不管她处在什么境地，她都不能抛弃儿子。即使丈夫羞辱她，驱逐她，即使伏伦斯基冷淡她，继续过他那种独立不羁的生活（她又带着恼恨和责难想起了他），她也不能放弃儿子。她有她的生活目的。她必须行动，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儿子的这种地位，不让人家把他从她手里夺走。甚至必须赶快，必须赶快行动，趁现在人家还没有把他从她手里夺走。她必须把儿子带走。这就是她当前要做的唯一的事。她必须定下心来，摆脱这种痛苦的处境。想到同儿子直接有关的事，想到立刻就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她心里才平静下来。
她迅速地穿好衣服，走到楼下，步伐稳健地走进客厅。咖啡、谢辽查和家庭教师照例在那边等着她。谢辽查穿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弯着背和头，聚精会神地——这种神态是她所熟悉的，很像他的父亲——摆弄着手里的鲜花。
家庭教师的神气特别严肃。谢辽查像平日那样尖声叫起来：“啊，妈妈！”接着他犹豫不决了，该放下花，走过去迎接母亲呢，还是做好花环，然后拿着走过去。
家庭教师向她请过早安以后，详细报告谢辽查的行为，但安娜并没有听她的话；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也带走。“不，不带！”她打定主意，“我一个人走，光带儿子。”
“是的，这样做很坏。”安娜说。她抓住儿子的肩膀，对他望了望——她的目光不是严厉的，而是胆怯的，使孩子又困惑又高兴——又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感到惊异的家庭教师说着，没有放掉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来。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竭力想从她的表情上猜测为了桃子的事会把他怎么样。
“谢辽查，”等家庭教师一走出屋子，她就说，“这样做很坏，你以后再不会这样做了吧？你爱我吗？”
她觉得眼泪夺眶而出。“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难道他真会同他父亲一起来折磨我吗？难道他真的不怜悯我吗？”眼泪已沿着她的面颊滚滚而下。为了掩饰泪痕，她蓦地站起来，简直像跑步一般冲到阳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天气变得晴朗而寒冷了。灿烂的阳光穿过被雨水冲洗过的叶子，空气很冷。
由于寒冷和内心的恐惧，她浑身打了个哆嗦。在户外清新的空气里，这种寒冷和恐惧更加强烈地袭击着她。
“去吧，到玛丽爱特那里去吧！”她对跟着她出来的谢辽查说，接着就在阳台的草毯上踱来踱去。“难道他们不能饶恕我吗？不了解这事是无可奈何的吗？”她自言自语。
她停住脚步，望了望随风摆动的白杨树树梢和它那些被雨水冲洗过、在寒冷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叶子。她明白他们是不会饶恕她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现在都像这树木一样，一点也不怜悯她。她又觉得在她的内心里出现了两重人格。“不要想了，不要再想了！”她对自己说，“要准备动身。上哪儿去？什么时候去？带谁一起去？对，上莫斯科，乘夜车去。带安奴施卡和谢辽查去，只带些最必要的生活用品。但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人。”
她迅速地走进屋子，走到起居室，在桌旁坐下来给丈夫写信：
自从发生那事以后，我无法再留在您的家里了。我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我不懂法律，因此不知道儿子应该跟父母中的哪一方；但我把他带走了，因为没有他我不能生活。请您宽宏大量，把他留给我吧！
她顺利地一口气写到这个地方，但是当写下了要求她认为他所缺乏的宽宏大量的话，还要考虑应该用什么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时，她停住了。
“要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和悔恨，我可不愿意，因为……”
她的思路连贯不起来，她又停住了。“不，”她自言自语，“什么也不必写了。”接着就把信撕掉，重新写过，根本不提什么宽宏大量，就把信封起来。
另外还要写一封信给伏伦斯基。“我向丈夫坦白了。”她写道，但坐了好一阵，再也写不下去。这样太粗野了，太不像女人的做法了。“可我还能给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羞耻的红晕又涌上她的脸，她想到他的冷静。于是对他的恼恨又使她把写了一句话的信纸撕个粉碎。“什么也不用写了。”她自言自语，接着收起信纸，走上楼去，向家庭教师和仆人宣布，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说完就动手收拾行李。
十六
门房、园丁和仆人在别墅的几个房里走来走去，搬运行李。衣橱和五斗柜都打开了；派人到店里去买了两次绳子；地板上撒满报纸。两个大箱子、几个行李袋和用皮带扎住的羊毛毯被搬到前厅。一辆自备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大门口。安娜忙于收拾行装，暂时摆脱了内心的骚乱。她站在自己房里的桌子旁，正在收拾旅行包。这当儿，安奴施卡告诉她有一辆马车驶来。安娜往窗外瞧了一眼，看见卡列宁的信差站在台阶上打门铃。
“去看看什么事！”她两手放在膝盖上，在安乐椅上坐下来，带着一种准备应付任何局面的镇定态度说。仆人拿进来一个由卡列宁亲笔写的大信封。
“信差奉命要回音。”他说。
“好的。”她说，等仆人一走，就手指发抖地拆开了信。一卷没有折叠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出来。她打开信，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回来做好一切准备。……我亟盼您能实行我的要求。”她读着，从下面往上读，接着又倒过来，从头到尾把信再读一遍。她读完感到浑身发冷。一种意料不到的灾难落到了她的头上。
早晨，她后悔不该向丈夫坦白，恨不得收回当初向他说的一番话。她但愿他的信能证明她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使她安心。可是，这封信在她看来比什么都可怕，她想不出比这更可怕的东西了。
“他对！他对！”她说，“当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徒，他宽宏大量！呸，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这一点，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谁也不会了解，可我又不能说出来。人家会说，他是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聪明正直的人；可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时时刻刻都在侮辱我，自己还扬扬得意。难道我没有尽力，尽我所有的力量，去找寻生活的意义吗？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他吗？当我没有办法爱他时，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儿子吗？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恋爱，我需要生活。现在怎么样呢？要是他把我杀了，要是他把他杀了，我都可以忍受，我都可以原谅，可是不，他……”
“我怎么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他来这一手正是出于他那卑劣的本性。他总是对的，可我这个被糟蹋的人却被糟蹋得更厉害更可怕……”她又记起信里的话：“您自己一定也能预见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这是他威胁要把儿子夺走，而按照他们愚蠢的法律，大概是可以这样做的。难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话吗？他连我爱儿子这一点都不相信，都加以轻视（本来就一向是加以嘲笑的），轻视我这种感情，但他知道我不会抛弃儿子，我不能抛弃儿子，没有儿子，即使同我所爱的那个人在一起，我也不能生活。他也知道，我如果抛弃儿子，离开他，就将成为一个最堕落最下贱的女人——这些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我是没有力量这样做的。”
“我们的生活应当像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记起信里另一句话。“这种生活过去已经够痛苦的了，如今变得越发可怕。今后又将怎样呢？这一切他明明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要活命、要恋爱而后悔；他知道这样生活下去，除了谎言和欺骗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可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知道他，知道他在谎言里生活得很不错，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优游自在。不，我不让他这样优游自在，我要冲破他这张想束缚我手脚的谎言的罗网。该怎样就怎样吧！不论什么总比谎言和欺骗好！”
“可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还有像我这样不幸的女人吗？……”
“哼，我要冲破它，冲破它！”她忍住眼泪，叫着跳起来。她走到写字桌旁，想另外给他写一封信。但她在心底里感觉到，她无力冲破任何罗网，无力摆脱这样的处境，不论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坐到写字桌旁，但是不写信，却把双臂搁在桌上，头伏在臂上，哭了起来。她呜咽着，整个胸脯一起一伏，哭得像个孩子。她哭，因为她想把自己地位肯定下来的幻想从此破灭了。她预料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甚至比过去还要糟得多。她觉得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早晨看来还如此卑微，对她却是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一个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情人姘居的女人的那种可耻地位；她觉得不论怎样努力，她都不能使自己变得坚强些。她永远得不到恋爱的自由，却从此要成为一个有罪的妻子，时刻提心吊胆，唯恐自己的罪行被揭露，让人家看到她为了同一个无法跟她共同生活的独立不羁的陌生男人发生可耻关系而欺骗丈夫。她知道情况就是如此，但这实在太可怕了，她简直无法想象结局将会怎样。于是她呜呜地哭个不停，好像一个受到惩罚的孩子。
听见仆人的脚步声，她清醒过来。她转过脸去，假装在写信。
“信差要求回音。”仆人报告说。
“回音吗？好的，”安娜说，“让他等一下。回头我会打铃的。”
“我能写什么呢？”她想，“我独自能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要什么？我爱什么？”她觉得心里又出现了双重人格。她害怕这种感觉，为了摆脱这些思绪，就抓住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去做。“我得去看看阿历克赛（她在心里这样称呼伏伦斯基），只有他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要到培特西家去，说不定我能在那边看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昨天她还对他说过她不再到培特西家去，他说他因此也不再去了。她走到桌旁，给丈夫写了个条子：“来信收到。安。”她打了铃，把它交给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对进来的安奴施卡说。
“一直不走了？”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打开，叫马车等着。我要上公爵夫人家去一下。”
“您出门穿什么衣服哇？”
十七
培特西公爵夫人邀请安娜参加的槌球赛，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贵妇人是彼得堡一个出色的新社交团体的显要代表。这个团体摹仿人家用得很滥的名称，叫作“世界七奇”。她们确实属于上流社会，但同安娜经常出入的社交界却是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头，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卡列宁的政敌。安娜由于这些顾虑，原来不预备去，而培特西公爵夫人唯恐她拒绝，就在信上做了暗示。这会儿，安娜希望看到伏伦斯基，就急于想去。
安娜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比其他客人都早。
她进去的时候，伏伦斯基的那个络腮胡子梳得像宫廷侍从一样整齐的仆人，也正要走进去。他在门口站住，脱下帽子，让她先走。安娜认出他来，这时她才想起伏伦斯基昨天说过，今天他不来了。他大概是为这事送条子来的。
她在门厅里脱外套的时候，听见那个像宫廷侍从一样打官腔的仆人说：“伯爵给公爵夫人的。”说着就把条子送进去。
她很想问问他家老爷在什么地方。她想回去，送一封信给他，叫他到她那儿去，或者她自己去找他。可是，两样都不行：宣布她到来的铃声早已响过了，培特西公爵夫人的男仆已经侧身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她走进里屋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去通报。您高兴到花园里去吗？”另一个仆人在另一个房间里报告说。
安娜仍像在家时那样感到心神不宁，甚至更厉害些。她什么事也不能做，也无法见到伏伦斯基，可是得留在这里，留在那些同她的心情格格不入的外人中间。不过，她穿着一套很合身的服装；她并不孤独，周围是她所熟悉的悠闲的人们，她觉得比在家里轻松些，她不用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安娜看见培特西穿着一身雅致得使她惊奇的雪白衣裳，像平时一样向她微微一笑。培特西公爵夫人同土施凯维奇和一位亲戚小姐一起走来。这位小姐的父母住在外省，知道女儿能在赫赫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度过夏天，十分高兴。
安娜的神色有点异样，立刻被培特西察觉了。
“我没有睡好。”安娜一面回答，一面凝视着向她们走来的仆人。她猜想他一定是送伏伦斯基的条子来了。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