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来了，我很高兴。”培特西说，“我累了，趁他们没有来，我想先喝一杯茶。您还是去吧，”她对土施凯维奇说，“同玛莎一起去试试槌球场上那块割过的草地。咱们一面喝茶，一面谈谈心。咱们来好好聊一聊，好吗？”她笑眯眯地夹着英语对安娜说，握住她那只拿伞的手。
“好，不过我不能在您这儿待很久，我还得去看傅列达老小姐。我答应去看她都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是违反她的天性的，不过在社交场中说谎不仅毫不费力，甚至使她感到快乐。
她为什么要说一秒钟以前还没想到的事，她自己也不能解释。她这样说，只因为想到伏伦斯基不来了，她要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设法看到他。但她为什么偏偏要提到傅列达老小姐，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她没有理由特别需要看到傅列达。不过，她要看见伏伦斯基，确实再也没有比这更巧妙的办法了。
“不，我说什么也不放您走。”培特西回答，仔细打量着安娜的脸，“说实话，要不是我喜欢您，我准会生气的。您仿佛担心同我的朋友们交往会损害您的名誉似的。请你把茶给我们送到小客厅里去。”她照例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她接过条子，读了一下。“阿历克赛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了。”她同样若无其事地说，仿佛伏伦斯基对安娜来说除了打槌球，就没有别的意义了。
安娜明白培特西什么都知道，可是听培特西当着她的面这样说到伏伦斯基，她一时竟相信，她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哦！”安娜冷冷地说，仿佛对这事不感兴趣，接着又含笑说，“您的朋友们怎么会损害人家的名誉呢？”这样说俏皮话，这样隐瞒秘密，对安娜也像对一切女人那样，是很有吸引力的。倒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有什么目的要隐瞒，而是隐瞒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都是社交界中的大明星。他们处处受欢迎，我呢！”她在“我”字上加强了语气，“可从来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我确实没有工夫。”
“不，您也许是不愿遇见斯特列莫夫吧？他同卡列宁在委员会里斗法，这让他去，这同我们不相干。但在交际场中他可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人，他还是个槌球迷。您可以看到，这位拜倒在丽莎脚下的老情人，处境固然可笑，但他很有办法应付这种可笑的局面！他这人很有意思。萨福·施多茨您认识吗？这可是一位崭新的新派人物。”
培特西不停地说着话，但从她那快乐聪明的眼光中，安娜察觉她有几分了解她的处境，正在替她做着安排。她们坐在小起居室里。
“我得写回信给阿历克赛。”培特西说着在桌旁坐下，写了几行，套上信封。“我叫他来吃午饭。我说我这里有位太太，吃饭少一个男伴。您看这样能说服他来吗？对不起，我要失陪一会儿。请您封好信，叫人送去。”她走到门口说，“我得去安排一下。”
安娜毫不犹豫，拿着培特西的信在桌旁坐下，看也不看就在下面加了两句：“我必须见到您。到傅列达家花园来。六点钟在那边等。”她封好信，培特西一回来，就当着她的面叫人把信送去。
茶已给她们送来，摆在凉快的小客厅的茶几上。这两位女人在客人到来以前，真的像培特西所说的那样，谈起心来。她们评论着她们等待中的客人，然后谈到了丽莎·梅尔卡洛娃。
“她这人很可爱，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对您迷得很呢。昨天赛马结束后她来看我，没有遇见您，感到很扫兴。她说您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要是个男人，准会为您神魂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其实已经神魂颠倒了。”
“可是请您告诉我，我怎么也弄不懂，”安娜沉默了一会儿说，她的语气表明她问的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她问的事对她特别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同卡鲁日斯基公爵，那个被人唤作米施卡的，关系怎么样？我难得见到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培特西眼睛笑了笑，仔细望望安娜。
“新作风，”她说，“他们都选择这种新作风。他们毫无顾忌，想怎样就怎样。这可是一种新作风。”
“哦，那么她同卡鲁日斯基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培特西突然忍不住快乐地哈哈大笑起来，这在她是很难得的。
“您这可侵犯米雅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这问题太孩子气了。”培特西显然想忍住笑，但是忍不住，于是爆发出一阵富有传染性的哈哈大笑。只有不常笑的人才会这样大笑。“您应该去问问他们自己呀！”她噙住笑出来的眼泪说。
“哈，您笑好了，”安娜也不由得笑着说，“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我不理解丈夫是做什么的。”
“丈夫吗？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只是给她拿拿毛毯，随时侍候侍候她罢了。至于内幕究竟怎样，谁也不想知道。您也知道，在上流社会里即使梳妆打扮这类事也是没有人谈，没有人想的。这事也是如此。”
“罗兰达卡夫人的庆祝会您去不去？”安娜问，想转变话题。
“我不想去。”培特西回答。她眼睛不看朋友，小心地把香茗倒在透明的小茶杯里。她把茶杯推到安娜面前，掏出烟卷，插在银烟嘴里，把它点着了。
“您也知道，处在我的地位是很幸福的。”她端起茶杯，收住笑容说，“我了解您，也了解丽莎。丽莎这人很单纯，像孩子一样不识好歹。至少她年轻的时候很不懂事。现在她知道，像这样的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她也许故意装作不懂事，”培特西微妙地笑着说，“但不管怎样，这样对她是合适的。您也明白，同样一件事可以用悲观的眼光去看，因此感到痛苦，但也可以把它看得无所谓，甚至觉得快乐。也许您看事太悲观了。”
“我真希望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别人，”安娜若有所思地一本正经说，“我比人家坏，还是比人家好？我想比人家坏。”
“你这人真是太孩子气了，太孩子气了！”培特西又说，“啊，他们来了。”
十八
传来了脚步声和男人的声音，接着是女人的说话声和笑声。不多一会儿，进来了期待中的客人：萨福·施多茨和一个叫华西卡的健康得红光满面的青年。显然，他的身体从不缺乏带血的嫩牛排、地菇和布尔冈红葡萄酒的营养。华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躬，对她们瞧了一眼，但只有一刹那工夫。他随着萨福走进客厅，在客厅里跟着她走来走去，仿佛绑在她身上似的。他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一直盯住她，好像要把她吃掉。萨福·施多茨是个金发的黑眼睛女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矫捷的小步走进来，像男人一样同两位太太紧紧握手。
安娜从没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对她的美貌、过分时髦的打扮和大胆的举止感到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有真的，也有假的）梳得高高的像座炮台，使她的头部同她袒露的丰满胸部一样大小。她的动作非常敏捷，每走一步，她那浑圆的膝盖和大腿的轮廓就在衣服底下显露出来，使人不禁发生这样的疑问：在这撑得很宽大的摇摇晃晃的裙子底下，她那上半身充分袒露、下半身和背部掩蔽得严严实实的苗条身子究竟有多大？
培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您真不会想到，我们差点儿轧死两个兵士，”萨福·施多茨立刻笑眯眯地讲了起来，同时挤眉弄眼，拉拉一下子歪在一边的裙裾。“我同华西卡一起坐车来了……哦，你们不认识吧。”她说了他的姓，向她们做了介绍，脸涨得绯红，咯咯地大笑起来，因为她当着陌生女人的面竟叫了他的小名。
华西卡又向安娜鞠了一躬，但没有对她说什么。他对萨福说：
“您赌输了。我们先到了。您付钱吧。”他笑嘻嘻地说。
萨福笑得更欢了。
“总不能现在就付哇！”她说。
“那也行，我以后来拿好了。”
“好的，好的。哦，”她忽然对女主人说，“我这人真糟糕……我可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客人来了。就是他。”
萨福带来而又被她忘记的这位意外的青年可是个了不起的贵客。尽管他年纪很轻，两位太太却都站起来迎接。
这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也像华西卡一样，跟住她寸步不离。
一会儿，卡鲁日斯基和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来了。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消瘦的黑发女人，生有一张慵懒的东方面孔和一双难以捉摸的美丽眼睛。她那身深色的服装（安娜立刻注意到了，并且大为欣赏）同她的美貌十分相称。萨福有多少强壮和洒脱，丽莎也就有多少娇弱和妩媚。
不过，按照安娜的审美观，丽莎要迷人得多。培特西对安娜说，她装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但当安娜亲眼看到她以后，觉得并非如此。其实丽莎是个不懂事、被惯坏，同时又唯命是从的可爱女人。真的，她的风度和萨福的风度相同；她也像萨福一样，有两个崇拜者，一老一少，跟住她形影不离，并且用他们的眼睛吞噬她；但她身上有一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特点，犹如金刚钻在玻璃器皿中闪出夺目的光辉一样。这光辉是从她那双美丽的、真正难以捉摸的眼睛里闪耀出来的。她那从黑眼圈中流露出来的慵倦而热烈的目光，以它特有的诚挚无邪而动人心魄。不论谁瞧见这双眼睛就会觉得完全了解她，而一旦了解了，就不能不爱她。一看见安娜，丽莎脸上立刻浮出快乐的微笑。
“嘿，看到您真高兴！”她走到安娜跟前说，“昨天在赛马场上我刚要到您那儿去，您却走了。昨天我特别想看到您。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是吗？”她用那种能穿透人的整个灵魂的目光盯着安娜说。
“是的，我真没想到会那样叫人激动。”安娜红着脸说。
这时大家都站起来，准备到花园里去。
“我不去。”丽莎说，笑盈盈地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槌球有什么好玩的！”
“不，我喜欢。”安娜说。
“嗳，您怎么会不觉得无聊呢？人家看您总是兴致勃勃的。您真会生活，可我感到无聊。”
“您怎么会无聊？你们是彼得堡最快乐的人。”安娜说。
“也许有比我们更无聊的人，但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我感到无聊得要命。”
萨福点着了烟，同两个青年到花园里去了。培特西和斯特列莫夫留下来喝茶。
“怎么，无聊吗？”培特西说，“萨福说，她们昨天在你们家里过得很快活呢。”
“唉，真乏味呀！”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赛马结束后大家都到我家里去。老是那些人，老是那些人！老是那个样子。整个黄昏大家都躺在沙发上。这有什么意思呢？嗯，您倒说说，您怎么会不觉得无聊呢？”她又对安娜说，“只要对您瞧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您这个女人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不会觉得无聊的。您教教我，您怎么能做到这一步？”
“我什么也没做。”安娜回答，由于这种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涨红了脸。
“啊，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斯特列莫夫年纪五十光景，头发灰白，还很精神，长得丑陋，但显得聪明，富有个性。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一有空就同她待在一起。他虽然是卡列宁的政敌，但看见安娜·卡列尼娜，他这个老于世故的聪明人，就竭力装得对她格外亲切。
“‘什么也没做’，”他微妙地笑着应和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早就对您说了，”他对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要不感到无聊，就不要去想您会觉得无聊。好比您害怕失眠，就不要怕您会睡不着觉。这一层道理，也就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刚才对您说的。”
“我要是这样说过，那我可太高兴了，因为这样说不仅聪明，而且千真万确。”安娜笑眯眯地说。
“不，您倒说说，为什么人会睡不着觉，为什么人不能不感到无聊呢？”
“要睡好觉，必须工作；要心里高兴，也必须工作。”
“要是我的工作谁也不需要，我又何必工作呢？可是装模作样我不会，我也不愿意。”
“您这人真是无可救药，”斯特列莫夫眼睛不看她，说；接着又同安娜说话。
他难得遇到安娜，除了敷衍性的客套外，对她说不出什么话，但他说这种客套时——譬如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李迪雅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总让人觉得他在千方百计讨好她，想对她表示敬意，甚至是一种超过敬意的感情。
土施凯维奇走进来，宣布大家都在等他们去打槌球。
“不，不要走，请您不要走！”丽莎·梅尔卡洛娃知道安娜要走，请求说。斯特列莫夫也给她帮腔。
“离开这个地方，到傅列达老婆子家去，”他说，“这可是天壤之别了。再说，您去只会成为她诽谤的对象，您在这儿却会唤起最美好的感情，同诽谤截然不同的一种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迟疑地想了一会儿。这个聪明人的奉承话，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的同情，以及她所习惯的社交界的这种气氛——这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而等待她去处理的事却是那么麻烦，使她一时间犹豫不决：要不要留下来，把向伏伦斯基解释的难堪时刻往后推。但是，一想到如果不做出决定，她独自回家后将会怎样，一想到自己双手抓住头发的那种想想也可怕的姿势，她就同大家告别，走了。
十九
伏伦斯基表面上过着轻浮的社交生活，实际上却是个办事有条有理的人。当他年纪很轻，还在武备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遭到拒绝，他感到屈辱，从此就再没有在经济上弄得很狼狈过。
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始终保持有条不紊，他根据情况，或多或少，每年总有四五次独自关起门来处理经济事务。他把这叫作结算或者清理。
赛马后的第二天，伏伦斯基很晚才醒来。他不修面，不洗澡，穿上直领制服，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动手工作。彼特利茨基知道伏伦斯基在这种时候脾气很大，醒来看见他坐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上衣服，不去打扰他，走了出去。
凡是碰到个人私事繁杂琐碎的人，总以为只有他才会遇到这种繁杂琐碎和难以处理的麻烦事，根本没想到别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伏伦斯基就有这种想法。他心里不免有点骄傲，也不无理由地认为，要是任何人处在这种困境，早就会弄得很狼狈，以致会做出什么不好的行为来。伏伦斯基觉得要避免尴尬的局面，现在必须理一理账目，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弄个明白。
伏伦斯基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事，就是财务。他用蝇头小楷把他所欠的债务都写在一张信纸上，结算下来，他共欠人家一万七千多卢布。为了计算方便起见，他把零头去掉。他数了数现款和银行存款，发现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而在新年以前不会再有什么收入了。伏伦斯基重新算了一下债务，把它分成三类抄下来。第一类是必须立刻偿还的，或者说必须准备好现款，以便债主来讨时随时都能偿付的。这样的债务将近四千卢布：一千五百卢布是买马的欠款，两千五百卢布是他要为年轻的同事维涅夫斯基付的保证金，因为维涅夫斯基当着伏伦斯基的面赌钱输给了一个骗子。伏伦斯基当场就想把钱付清（他当时身边有钱），可是维涅夫斯基和雅希文都坚持由他们自己付，而不应该让没有赌钱的伏伦斯基付。这事本来也无所谓，伏伦斯基知道，他卷入这桩丑事只不过因为替维涅夫斯基做了口头保证，但他一定得准备好这两千五百卢布，以便掷给那个骗子，不再同他多费口舌。为了偿付这一类迫切的债务，他需要四千卢布。第二类是比较次要的债务，共计八千卢布。主要是欠赛马场马房、燕麦和干草供应商、英国马师和马具商等人的债务。在这些债务名下也须先付那么两千卢布，才可以定心。最后一类债务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这些倒不用忧虑。这样，他目前至少需要六千卢布来开销，可是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像伏伦斯基那样被认为每年有十万卢布进款的人来说，偿付这些债务似乎不成问题，但困难在于，他根本没有十万卢布收入。他父亲留下大宗遗产，单是这一项每年就可有二十万卢布收入，但兄弟之间还没有分过财产。他的哥哥同没有任何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华丽雅·契尔科娃公爵小姐结婚，背了一身债。阿历克赛几乎把父亲遗产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哥哥，只给自己留下每年两万五千卢布。阿历克赛当时对哥哥说，在他结婚以前，这些钱尽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不会结婚。他的哥哥正统率一个最豪华的团，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予。他的母亲也有一份产业，除了上述两万五千卢布以外，每年又给阿历克赛两万卢布，但总是被阿历克赛花个精光。最近，母亲因他的不正当关系和离开莫斯科同他吵过嘴，不再寄钱给他。这样一来，过惯每年开销四万五千卢布生活的伏伦斯基，今年只有两万五千收入，境况自然就很困难了。他又不能向母亲要钱。他昨天收到母亲的一封信，特别生气，因为信中暗示，她愿意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取得成功，但不愿支持他过有失上流社会面子的生活。母亲想用金钱来收买他的企图，深深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然而，他又不能收回他已出口的慷慨诺言，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可能出什么事，觉得当时的诺言未免太轻率了，他这个没有成家的人也可能需要十万卢布的收入。但收回诺言是不可能的。他只要一想到嫂子，想到这位亲切可爱的华丽雅一有机会就要提到他的慷慨，说尽好话，他就明白要收回那项赠予是不应该的。这就同殴打妇女、偷窃或者说谎一样不应该。只剩下一个办法，伏伦斯基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了：向高利贷者借一万卢布（这是没有困难的），节约开支，再卖掉几匹跑马。他一做出这样的决定，就立刻写信给再三要向他买马的罗兰达卡。然后他差人去请英国骑师和高利贷者来，又照账单分配好他手头所有的钱。做完这些事，他写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给母亲。接着又从皮夹子里取出安娜的三张条子，重读一遍，把它们都烧掉了。他又想到昨天同她的谈话，便沉思起来。
二十
伏伦斯基的生活特别幸福，因为他有一套原则，明确规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套原则包括的范围虽然有限，却是不容怀疑的。伏伦斯基从不越出这个范围，遇到他该做的事，他从来不犹豫不决。这套原则明确规定：欠职业赌棍的赌债必须还清，但欠裁缝的工钱可以不付；对男人不能撒谎，但对女人可以瞎说；不可以欺骗人家，但可以欺骗丈夫；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但可以侮辱人家，等等。这种种规则也许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但它们是不容怀疑的。伏伦斯基遵守这些原则，感到心安理得，可以在人前昂首阔步。直到最近，一涉及他同安娜的关系，他才开始觉得他的原则并非处处适用，将来还会出现一些找不到指导方针的困难和疑问。
他现在同安娜和她丈夫的关系，他觉得是简单明了的。在指导他行动的原则里，对这个关系有明确的规定。
她是一个正派女人，把爱情献给了他。他也爱她，因此在他看来，她应该获得与合法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要他用言语，用暗示去侮辱她，或者仅仅不向她表示一个女人应得的尊敬，那是宁可砍掉自己的手也不干的。
他对社会的态度也是明确的。这件事大家可能知道，可能怀疑，但谁也不应该把它说出口来。要不然他会想办法叫那个饶舌的人闭嘴，并且尊重他心爱的女人虚假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就更明白不过了。自从安娜爱上伏伦斯基以来，他就认为他对她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这人的处境无疑很可怜，但有什么办法呢？丈夫的唯一权利就是要求决斗，而这一着伏伦斯基在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了。
但是最近，在他和她之间出现了新的不可告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捉摸不定，使伏伦斯基害怕。昨天她刚向他宣布她怀孕了。他觉得这个消息和她对他的期待完全超越了指导他生活的那套原则。他确实感到惊惶失措了。在她向他宣布她怀孕的最初一刹那，他内心提醒他，要她抛下丈夫。他当时说了这话，但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不要那样做的好。同时，他心里一想到又觉得害怕——那样做恐怕不好吧？
“既然我叫她抛下丈夫，这就是说同我结合。我有那样的准备吗？现在我没有钱，叫我怎么把她带走呢？就算可以想办法……但我现在在服兵役，怎么能把她带走呢？不过，既然我这样说了，就得这样做，也就是得想办法筹款和退伍。”
他沉思起来。退不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蔽而重要的生活趣味上来。
他从小就向往功名。这种向往，他自己并不承认，却十分强烈，以致这种欲望现在同他的爱情发生了冲突。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最初几步是成功的，可是两年前他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想表示他这人独立不羁，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步步升级，竟谢绝了人家向他提供的职位，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得到更高的声誉。可是事实证明，他太自信了，人家从此不再过问他的事。他无可奈何，只得硬充好汉，装得落落大方，仿佛他不生任何人的气，也没有丝毫委屈情绪，只求人家不去干涉他的事，因为他很快乐自在。其实他去年去了一次莫斯科以后，心里就不快活了。他觉得做一个无所不能并且无求于人的人，已没有什么了不起，许多人开始觉得他毫无作为，只是个正直善良的小子罢了。他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倒给他增添了新的光彩，使折磨他的功名心得以暂时平息，可是一星期前它又在他身上觉醒了。跟他同样出身、同一圈子里的童年朋友，又是中等武备学校同届毕业生谢普霍夫斯科依，在学业和体操上，在惹是生非和追求功名上，一向都是他的劲敌，最近从中亚细亚回来。他在那边连升两级，获得了青年将军难得到手的奖章。
他一到彼得堡，大家就把他当作初露光芒的一级明星，议论纷纷。他和伏伦斯基又是同学，又是同年，却已当了将军，并且可能获得一个左右政局的要职。伏伦斯基呢，虽然独立不羁，风头很健，并且得到一个绝色女人的爱情，但毕竟只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当然，我并不羡慕也不能羡慕谢普霍夫斯科依，但他的升级提醒我，只要时机成熟，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可以很快飞黄腾达的。三年前他的地位还跟我一样。我要是退伍，就会葬送自己的前途。留在军队里，就什么也不会丧失。她自己说过，她不愿改变现状。不过，既然我有了她的爱情，就不应该羡慕谢普霍夫斯科依。”他拈着小胡子，慢慢地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的眼睛更加闪闪发亮。他觉得心情平静、愉快，这是每当他明确了自己的处境之后所常有的。一切都清楚明了，就像每次处理财务以后那样。他修了面，穿上衣服，洗了个冷水澡，出去了。
二十一
“我是来接你的。你今天处理了半天，”彼特利茨基说，“还没有处理完吗？”
“处理完了。”伏伦斯基回答，眼睛里露出笑意，小心翼翼地拈着胡子尖，仿佛把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以后，任何粗鲁的动作都会把它破坏似的。
“你每次处理完事情就像洗过澡一样。”彼特利茨基说，“我从格里茨基（他们那么称呼团长）那儿来，大家都在等你。”
伏伦斯基没有回答，他眼睛看着伙伴，心里却想着别的事。
“噢，这音乐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吗？”他留神听着传到他耳朵里的熟悉的管乐器的低音以及波尔卡和华尔兹的乐曲，说，“他们在庆祝什么呀？”
“谢普霍夫斯科依回来了。”
“啊！”伏伦斯基说，“我还不知道呢。”
他的眼睛笑得更亮了。
既然伏伦斯基确信爱情就是他的幸福，情愿为恋爱牺牲功名，至少认为自己已经抱定这样的宗旨，他也就不妒忌谢普霍夫斯科依，也不因为他回到团里不先来看他而生气。谢普霍夫斯科依是他的好朋友，这次回来他自然高兴。
“嘿，我太高兴啦！”
团长杰明占用了地主的一座大房子。宾主全部聚集在楼下宽敞的阳台上。在院子里，首先投入伏伦斯基眼帘的是一批站在大酒桶旁边、穿直领制服的歌手，以及被军官们簇拥着的团长强壮快乐的身子。团长走到阳台的第一级上，对站在一旁的兵士做着手势，大声吩咐着什么，声音压倒正在演奏奥芬巴赫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几名兵士、一个骑兵司务长和几个下士同伏伦斯基一起走到阳台旁边。团长回到桌子旁，拿了一杯酒，又走到台阶上，举杯祝酒说：“为我们的老同事和勇敢的将军谢普霍夫斯科依公爵的健康干杯。乌拉！”
紧接着团长之后，谢普霍夫斯科依手里拿着酒杯，笑嘻嘻地走了出来。
“你越活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直立在他面前的司务长说。那个司务长已在服第二期兵役，但仍两颊红润，样子很年轻。
伏伦斯基三年没有看见谢普霍夫斯科依了。谢普霍夫斯科依蓄了络腮胡子，显得老成，但风采不减当年。他的相貌和风姿与其说是英俊动人，不如说是温文尔雅。伏伦斯基在他脸上看出的唯一变化，就是焕发着那种一帆风顺而又受到普遍尊重的人所常有的镇定自若的容光。伏伦斯基熟悉这种容光，因此立刻就在谢普霍夫斯科依身上察觉了。
谢普霍夫斯科依从台阶上下来，看见伏伦斯基。快乐的微笑使他更加容光焕发了。他向伏伦斯基抬抬头，远远地举起酒杯向他致意，同时用这个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应酬一下司务长。那位司务长已经伸长脖子，噘起嘴唇等待着接吻。
“啊，他来了！”团长叫起来，“雅希文还对我说你心情不好呢。”
谢普霍夫斯科依吻了吻英俊的司务长湿润娇嫩的嘴唇，又用手帕擦了擦嘴，走到伏伦斯基跟前。
“嘿，我太高兴啦！”他说，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您招待他一下！”团长指着伏伦斯基，大声吩咐雅希文。接着就走到兵士们站着的地方。
“你昨天为什么没去赛马场？我还以为可以在那边看见你呢！”伏伦斯基打量着谢普霍夫斯科依说。
“我去是去的，可是迟到了。真该死！”谢普霍夫斯科依回答，接着对副官说：“请您替我平分给大家吧！”
于是他涨红了脸，匆匆地从皮夹子里掏出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
“伏伦斯基！要吃点东西还是喝点酒？”雅希文问。“喂，拿点东西来给伯爵吃！先喝了这个吧！”
团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好久。
酒喝了很多。大家把谢普霍夫斯科依抬起来摇荡和抛掷了好一阵。接着又抬起团长来摇荡。然后团长亲自同彼特利茨基一起在歌手们面前跳起舞来。后来团长有点累了，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向雅希文证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进攻这方面。宴会暂时停了一下。谢普霍夫斯科依走进屋子，到盥洗室去洗手，却在里面看见伏伦斯基。伏伦斯基正在用水冲头。他脱下制服，把汗毛很多的红色脖子伸到龙头底下，用手洗着脖子和头。伏伦斯基洗完了，在谢普霍夫斯科依旁边坐下来。两人坐在长沙发上，展开了一场彼此都很感兴趣的谈话。
“我从妻子那儿经常听到你的消息。”谢普霍夫斯科依说，“你常常看到她，我很高兴。”
“她同华丽雅很好。她们是我在彼得堡高兴会见的仅有的几位妇女。”伏伦斯基笑着回答。他预见到了他们谈话的题目，他对这题目很感兴趣。
“仅有的几位吗？”谢普霍夫斯科依微笑着问。
“我也知道你的情况，可不光是通过你的夫人。”伏伦斯基说，脸上露出严肃的神气来制止这样的暗示，“我为你的成功感到十分高兴，但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原希望你取得更大的成功呢。”
谢普霍夫斯科依微微一笑。伏伦斯基这种评语他听了显然很高兴，而且他认为无需掩饰这种心情。
“我呢，正好相反，老实说，我原来还不敢指望这么多。不过我是高兴的，十分高兴。我爱好功名，这是我的弱点，我承认。”
“如果你没有取得成就，你也许就不会承认了。”伏伦斯基说。
“那也不见得。”谢普霍夫斯科依又笑着说，“我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成就就活不成，但那太无聊了。当然可能是我错了，但我觉得我干自己所选择的这个行当还是有些才能的，而且不论什么权力落到我手里，总要比落到我认识的一些人手里好些，”谢普霍夫斯科依得意扬扬地说，“因此我掌的权越大，就越是高兴。”
“这情况对你也许是这样，但不见得对别人都如此。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我现在认为不值得光为这个而活着。”伏伦斯基说。
“对啦！对啦！”谢普霍夫斯科依笑着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听到了你的情况，听到你拒绝了……当然，我是赞成你的行为的。不过，干什么事都有一定的方法。我认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好的，可是你的做法不对头。”
“既然做了也就算了。你知道我这人做事从不后悔。再说我现在也很不错。”
“很不错，这是暂时的。你不会就这样满足的。我对你哥哥就不说这种话了。他是个好小子，就像这里的主人一样。哦，他来了！”他又说，同时倾听着“乌拉”的叫喊声，“他很快活，可是你不会就此满足的。”
“我没有说就此满足了。”
“不仅如此，像你这样的人是很需要的。”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统统都会完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指别尔特涅夫那个反俄国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吗？”
“不！”谢普霍夫斯科依因为人家怀疑他这样荒谬而气得皱起眉头，说，“这都是胡诌。这样的胡诌是永远避免不了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但搞阴谋的人总要捏造出一个有害的危险政党来。这是他们的惯伎。现在需要一个像你我这样独立自主的人组成的强大政党。”
“这是为什么呀？”伏伦斯基说出几个当权者的名字。“为什么他们不能算是独立自主的人呢？”
“因为他们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没有高贵的门第，不像我们这样生下来就接近太阳。他们会被金钱或者恩惠收买。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想出一套理论来。他们宣扬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很有害的理论，目的只是为了取得官邸和俸禄。你看看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过如此。也许我不如他们，我比他们愚蠢，虽然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就不如他们。不过，至少有一点我们比他们强得多，就是我们不容易被收买。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
伏伦斯基用心听着，但吸引他注意的与其说是谢普霍夫斯科依的话，不如说是他对事业的态度。谢普霍夫斯科依已经在考虑同当权者斗争，并且有他的爱憎，可是他自己在公务上的兴趣，却只限于骑兵连。伏伦斯基也明白，谢普霍夫斯科依思考问题、理解事情的突出能力，他的聪明和口才在他所生活的圈子里是少见的。伏伦斯基在这方面妒忌他，虽然觉得这是可耻的。
“这方面我毕竟缺少一样重要的东西，”他回答，“我对权力不感兴趣。以前有过兴趣，但是过去了。”
“对不起，你这可不是真心话。”谢普霍夫斯科依笑嘻嘻地说。
“不，是真心话，是真心话！……现在是这样。”伏伦斯基为了表示真诚，加上说。
“是的，现在是真心话，这可是另一回事了；但这个现在不是永久的。”
“也许是的。”伏伦斯基回答。
“你说，也许！”谢普霍夫斯科依仿佛猜透了他的心思，继续说，“但我要对你说必定。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想看到你。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一点我明白，但你不应当固执。我只要求你给我行动自由。我并不要庇护你……其实我为什么不能庇护你呢？你庇护过我多少次了！我希望我们的友谊重于一切。是的，”他像女人一样温柔地微笑着对他说，“你给我行动自由，退出你的团，我再悄悄地提拔你。”
“但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伏伦斯基说，“但求一切保持原状。”
谢普霍夫斯科依立起身来，面对他站着说：
“你说但求一切保持原状。我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但你听我说：我们的年纪相同，也许你认识的女人比我多。”谢普霍夫斯科依的微笑和姿势表示，伏伦斯基不用害怕，他会小心翼翼地轻轻接触他的痛处的。“但是我结过婚了，你可以相信我。正像谁说过的那样，你只要了解一个你所爱的妻子，你就比认识几千个女人更了解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伏伦斯基对那个向屋子里张了一眼并请他们到团长那儿去的军官大声说。
伏伦斯基此刻很想听下去，想知道谢普霍夫斯科依还要对他说些什么。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女人——这是男子事业上的一大绊脚石。爱上一个女人，又要做一番事业，这很难。既要避免障碍又要随心所欲地爱一个女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怎么把我的想法说给你听呢？”爱好打比喻的谢普霍夫斯科依说，“等一等，等一等，有了，这好比背上有包袱，却要腾出双手来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包袱绑在背上。这就是结婚。我结了婚，就有这样的体会。我的双手一下子腾出来了。但要是不结婚而背着这样的包袱，你的一双手就腾不出来，你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你看看马桑科夫，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因为女人而毁了前程。”
“那是什么样的女人！”伏伦斯基想到同这两个人搞上关系的法国女人和女演员，说。
“女人的社会地位越巩固，情况就越糟。好比你不光是用双手背着包袱，而是先要从别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伏伦斯基低声说，眼睛瞪着前方，心里想着安娜。
“也许是的。但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再说：女人总是比男人更讲究物质。我们把恋爱看得很伟大，她们却总是很实际。”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他对进来的跟班说。其实跟班并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样来请他们去。跟班交给伏伦斯基一封信。
“是仆人从培特西公爵夫人那儿给您带来的。”
伏伦斯基拆开信，脸刷地红了。
“我有点头痛，我要回家了。”他对谢普霍夫斯科依说。
“哦，那么再见了。你给我行动自由吗？”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会在彼得堡找到你的。”
二十二
已经五点多钟了，为了能及时赶到那里，并且不用大家都认识的马，伏伦斯基坐上雅希文的出租马车，吩咐车夫拼命快跑。这辆四座老式马车很宽敞。他坐在角落里，两腿搁到前座上，沉思起来。
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的财务已处理好了，模模糊糊地回想到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他的友谊，还夸奖他是个有用的人才，还有最重要的事——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都溶合成生活的全部欢乐。这种心情是那么强烈，他不由得笑了。他放下两腿，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用手抱住，又摸摸昨天从马上掉下来摔坏的富有弹性的小腿。接着身子向后一仰，深深地舒了几口气。
“好哇，真好哇！”他自言自语。以前他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可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珍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身体。他那强壮的腿稍微有点疼痛，他觉得很愉快；他深呼吸时胸部肌肉抽动，他也觉得很愉快。这晴朗而带点凉意的八月天气，使安娜感到心灰意冷，却使他觉得精神振奋，连刚才用水冲洗过的脸和脖子也感到爽快。在这户外的新鲜空气里，他觉得小胡子上搽过的润发油香得特别舒服。他从马车窗口望见的一切，在带有凉意的澄澈空气里的一切，在淡淡的夕阳下都显得像他一样健康、愉快和精神。在落日的余晖里闪耀着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清楚轮廓，偶尔出现的行人和马车，一片宁静碧绿的树木和青草，种着马铃薯的畦沟整齐的田野，以及房屋、树木、灌木和马铃薯畦投下的斜影，一切都很美，就像一幅刚画好、上过光的风景画。
“快一点，快一点！”他把头伸到窗外，对马车夫说。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塞到回过头来的马车夫手里。马车夫的手在车灯旁边摸索了一下，于是响起了呼呼的扬鞭声，马车就在平坦的大路上飞驰起来。
“除了这幸福，我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他眼睛盯着车窗之间的骨制铃钮，回忆着最近一次看到的安娜的模样，心里想。“我越来越爱她了。哦，傅列达官邸别墅的花园到了。她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她怎么样？为什么她要约我在这里见面？为什么她要在培特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他直到现在才考虑这问题，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马车还没有驶进林荫道，他就命车夫停车。接着不等车停住，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来，走进通房子的林荫道。林荫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可是他向右边看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她。她脸上遮着面纱，但他神魂颠倒地用目光捉住她那独特的步态、倾斜的肩膀和头部的姿势，他的全身立刻像通过了一股电流。他又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从两腿富有弹性的动作，直到肺部的呼吸。他的嘴唇微微哆嗦起来。
她走到他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吧？我非找到你不可。”她说。他透过面纱看见她紧闭嘴唇的严肃神气，心情立刻变了。
“我，我会生气！你怎么来的，要到哪儿去？”
“这没关系，”她说，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来吧，我要跟你谈谈。”他明白出了什么事，这不是一次欢乐的幽会。他在她面前不知所措；他还不知道她惊慌的原因，却感到这种情绪已经不知不觉传染给了他。
“什么事？什么事？”他问，用臂肘夹紧她的手臂，努力想从她的脸色上看出她的心事来。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竭力振作起精神来，接着忽然站住了。
“我昨天没有告诉你，”她急促地喘着气，开始说，“我同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回家，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我说我不能再做他的妻子……我什么都说了。”
他听着她说，不由得整个身子都向她倾侧过去，仿佛这样可以减轻她处境的痛苦。但她刚说了这几句话，他立刻就挺直身子，脸上露出高傲和严厉的神气。
“是的，是的，这样更好些，好上一千倍！我明白这在你是多么痛苦！”他说。
但她并没有听他的话，她琢磨着他脸上的表情。她看不出他心中首先出现的念头：如今一场决斗无法避免了。其实她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决斗的念头，因此她对他脸上刹那间的严厉神气，做了别的解释。
她接到丈夫的信以后，心里明白一切都会照旧不变，她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的状况，抛弃儿子，同情人结合在一起。在培特西公爵夫人家里过了一个早晨，更加强了这种想法。但这次约会对她来说还是极其重要的。她希望这次约会将改变他们的处境，将会拯救她。假如他听到这消息，果断地、热情地、毫不迟疑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走！”她会抛下儿子，跟他一起跑掉的。可是这消息并没在他身上激起她所预期的变化，他只是好像受到了什么侮辱。
“我一点也不觉得痛苦。这是必然的事，”她恼怒地说，“你看……”她从手套里拉出丈夫的信。
“我明白，我明白！”他接过信，打断她的话说，但没有看信，竭力安慰她，“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打破这种局面，为你的幸福献出我的一生。”
“你对我说这话做什么？”她说，“这一层难道我还会怀疑吗？要是我怀疑……”
“谁来了？”伏伦斯基突然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个女人说，“万一她们认识我们呢，”他慌忙拉住她，拐到旁边一条小路上。
“唉，我不在乎！”她说。她的嘴唇哆嗦起来。他觉得，她的眼睛带着异样的愤恨从面纱底下看着他。“我说问题不在这儿，这一层我不会怀疑的；可是他写信给我说些什么，你看看吧。”她又站住了。
又像最初一刹那听到她同丈夫决裂的消息时那样，伏伦斯基一面看信，一面不知不觉又想到他同那个被侮辱的丈夫之间的关系。现在，他手里拿着他的信，不由得想象着早晚总会收到的挑战书，想象着决斗的场面，那时他将像现在一样脸上露出冷淡而高傲的神气，向空中开一枪，然后面对着被侮辱的丈夫的枪弹。这当儿，他的头脑里又闪过了刚才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他说的话，以及他自己早晨的想法——最好不要使自己受到束缚，但他知道这想法是不能告诉她的。
他一面看信，一面抬起眼睛来看她。他的眼神里没有果断的表情。她立刻看出，这件事他早就想过了。她知道，不论他对她说什么，他都不会把他的全部想法告诉她。她明白，她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这不是她所期待的局面。
“你看他算是一种什么人，”她颤声说，“他……”
“请你不要见怪，这样我倒觉得很高兴。”伏伦斯基打断她的话，“看在上帝分上，让我把话说完，”他继续说，眼神要求她让他说明他的意思，“我很高兴，因为事情不可能，决不可能像他所想的那样维持原状。”
“为什么不可能啊？”安娜噙着眼泪说，显然已不再重视他说的话了。她觉得她的命运已经定了。
伏伦斯基本来想说，只要举行一场他认为无法避免的决斗，这种局面就不会再继续下去，但他说了别的话。
“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他。我希望，”他感到困惑，脸也红了，“你能允许我来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刚开始说。
她不让他把话说完。
“那么儿子呢？”她叫道，“你看到他信上的话吗？他要把他留下，我可不能也不愿这样办。”
“可是，看在上帝的分上，究竟怎么好呢？把儿子留下还是继续过这种屈辱的生活？”
“谁过屈辱的生活？”
“所有的人，尤其是你自己。”
“你说屈辱的……不要这样说吧。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思了，”她颤声说。她现在不要听他的假话。她心中只剩下他的爱情，她要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那天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对我来说天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的爱情。只要有了它，我就觉得自己很高尚，很坚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屈辱的。我以我的处境自豪，因为……我自豪的是……自豪的是……”她说不出她自豪的是什么。羞耻和绝望的眼泪把她哽住了。她停住脚步，放声痛哭起来。
他也感到喉咙里有一样东西哽住，他的鼻子发酸，生平第一次觉得想哭。他说不出究竟什么事使他这么感动，他可怜她，但他觉得又无法帮助她，并且知道他是造成她不幸的原因，他做了错事。
“难道不能离婚吗？”他有气无力地问。她摇摇头，没有回答。“难道不能带着儿子离开他吗？”
“是啊，但这一切要由他决定。现在我得到他那里去了。”她冷冷地说。她认为，一切都将维持原状的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礼拜二我就要回彼得堡，一切都会解决的。”
“是的，”她说，“这事我们不要再谈了。”
安娜打发到傅列达花园门口来接她的马车已经到了。安娜同他告了别，乘车回家。
二十三
星期一是“六月二日委员会”的例会。卡列宁走进会议厅，照例同主席和委员们一一问好，这才一手按住给他准备好的文件，在他的座位上坐下来。在这些文件中有他所需要的材料和他准备做的声明提纲。其实他并不需要材料。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无需背诵他要说的话。他知道，到了时候，当他看见政敌徒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时，他的演说就会滔滔不绝地脱口而出，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更出色。他觉得他的演说内容是那么重要，句句话都意味深长。不过，在听例行报告时，他也会现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气。瞧着他那筋脉毕露的白手，那么斯文地用长长的手指抚摸着面前白纸的两边，瞧着他那露出倦容的头微微侧向一边，谁也不会想到马上就会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地吐出一些话来，引起轩然大波，促使委员们叫嚣和对骂，弄得主席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等报告一结束，卡列宁就用平静而尖细的嗓子宣布，关于处理非俄罗斯人的问题，他也有些意见要发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卡列宁咳清喉咙，眼睛不看他的政敌，但像平时发言一样，选定坐在他面前的第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里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的小老头——作为视线的对象，开始叙述他的意见。当他谈到实质性问题时，他的政敌就跳起来反驳。这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斯特列莫夫也被触怒，和他辩论起来。于是会议上就发生了一场风波，但卡列宁胜利了，他的建议通过了。成立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一定的圈子里都在纷纷谈论这次会议。卡列宁的成功甚至超过他的预料。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卡列宁醒来以后得意扬扬地想到昨天的胜利。当办公室主任想讨好他，把听到的有关委员会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想装得若无其事，但还是忍不住微微笑了笑。
卡列宁同办公室主任一起研究公务，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规定安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仆人走来向他报告她来到时，他感到惊讶和不快。
安娜一早就到达彼得堡。根据她的电报，派了马车去接她，因此卡列宁不会不知道她的来到。但她到家的时候，他没有出来迎接她。仆人告诉她他还没有出门，正在同办公室主任谈公事。她吩咐仆人告诉丈夫她已经来了，随即走进自己的房间，一面动手解开行李，一面等他进来。可是过了一小时还不见他来。她借口安排家务走到餐室，故意大声说话，希望他会过来，可是他没有来，虽然她听见他把办公室主任送到门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上班，她很想在他出去以前看到他，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明确下来。
她在大厅里来回走了一会儿，断然向他那里走去。她走进他的书房，看见他穿着一身文官制服，显然就要出门，但他坐在小桌子旁边，双臂搁在桌上，眼睛无精打采地瞪着前方。他还没有看到她，她就先看到他。她看出他在想她的事。
他一看见她，想站起来，但又改了主意，接着他的脸刷地红了，这是她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他迅速地站起来，迎着她走来，没有看她的眼睛，却朝上看看她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拉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您回来了，我很高兴。”他在她旁边坐下，说。他显然还想说些什么，嗫嚅了一下。他几次想开口，可是说不出来……她原来想好这次见面要奚落他责备他，但现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而且可怜起他来了。这样沉默了好一阵。“谢辽查身体好吗？”他问，但不等回答又继续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午饭，我现在就要走了。”
“我要到莫斯科去。”她说。
“不，您回来了，这很好，很好！”他说了一句，又停住了。
看到他没有力量开口，她就先开口了。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她凝视着他说，并没有在他盯住她头发的执拗目光下垂下眼睛，“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和那天对您说的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作什么改变。”
“我并没有问您这个，”他突然坚决而愤恨地直盯住她的眼睛说，“我料到会这样。”在愤怒之下，他显然又恢复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不过，正像我上次对您说过，又在信里写了的那样，”他声音尖锐地说，“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需要知道这个。这事我不加过问。做妻子的并非个个都像您这样贤惠，会这么急急忙忙地把如此愉快的消息告诉做丈夫的。”他特别强调“愉快的”三个字。“在社会上没有知道这事以前，在我的名誉没有受到损害以前，我对这事可以不加过问。因此我只是警告您，我们的关系应该维持原状，只有在您自己毁坏自己的名誉的情况下，我才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但我们的关系不可能维持原状。”安娜怯生生地说，恐惧地瞧着他。
她又看见他那种镇定自若的姿态，那种像小孩子一样尖的嘲弄声音，她对他的嫌恶又压倒了对他的怜悯，她只感到害怕，但无论如何她要明确她的地位。
“我不能再做您的妻子了，既然我……”她刚刚开口。
他恶毒而阴冷地笑了起来。
“准是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您的思想。我既很尊敬您，又很轻视您……我尊敬您的过去，我轻视您的现在……您对我的话的理解离开我的原意很远。”
安娜叹了一口气，垂下头来。
“不过，我不能理解，像您这样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情绪激动地说下去，“竟会对丈夫坦率说出自己的不贞，却不觉得这有什么不体面，仿佛您认为妻子忠于丈夫倒是不体面似的。”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么样？”
“我要我不至于在这里遇见那个人，要您的行为不至于使社会和仆人对您有闲话……要您不再同他见面。这看来不算过分吧。这样您就可以享受一个规矩妻子的权利，而不履行一个规矩妻子的义务。我要对您说的就是这一些。现在我得走了。我不回家吃饭。”
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让她先走。
二十四
列文躺在草堆上过的一夜，并不是虚度的。他经营的农业使他产生反感，已经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致了。尽管是丰收的年景，但像今年这样遇到这么多挫折，他同农民之间发生这么多争执，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至少他觉得从来没有过。发生这些挫折和争执的原因，现在他完全明白了。他在工作中所尝到的乐趣，他通过劳动同农民的接近，他对他们、对他们生活的羡慕，他想过那种生活的愿望——这种愿望那天夜里对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计划，实行这个计划的详细办法他都考虑过了——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他对自己所经营的农业的看法，使他再也没有原来那样的兴致了。而且，他也不能不看到作为这个事业的基础的他同劳动者之间的不愉快关系。一群像巴瓦一样的良种母牛，全部耕过的肥沃土地，九块用灌木围住的平坦耕地，九十亩施过基肥的田地，几架条播机，等等——这一切都很优越，如果这些活儿是他自己或者他和同情他的人一起干的。可是现在他清楚地看到（他正在写一部有关农业的书，说明农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这对他是很有帮助的），他所经营的农业只是一场他同劳动者之间的残酷而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他那方面，自始至终要求努力把农活做得尽善尽美，而另外那方面，则是一切听其自然。在这场斗争中他还看到，他这方面是竭尽努力，而那一方面却是毫不出力，甚至毫无要求，结果工作做得对谁都没有好处，只白白糟蹋了很好的农具、很好的牲口和土地。最糟糕的是，不仅完全浪费了花在这方面的精力，而且现在，当他明白了这工作的意义以后，他不能不感觉到，他花费这些精力的目的也是毫无价值的。说实在的，他们之间在斗些什么呢？他竭力争取每一个小钱（他不得不争取，因为只要稍稍放松，他就没有足够的钱来偿付劳动者的工资），他们却坚持工作要轻松愉快，也就是像他们所习惯的那样。从他的利益出发，每个劳动者应该尽量多干活，应该经常留心，不要损坏播种机、马拉耙、打谷机，应该经常想到他在干什么；可是劳动者却希望工作尽可能轻松愉快些，多休息休息，尤其要紧的是要无忧无虑，不动脑筋。今年夏天，列文到处看到这样的情景。他挑定了长满野草和艾蒿的坏田，叫人在那里割苜蓿做干草，可他们总是割那些留种的好苜蓿田，借口是管家叫他们割的，还安慰他说，干草一定很出色，但他知道，他们这样做只是由于这些田割起来省力些。他派了一架翻草机去翻草，可是没有翻动几排草就坏了，因为农民坐在驭座上，看着巨大的机翼在头上挥动，觉得气闷，没有管好。他们对他说：“老爷，您不用操心，婆娘们马上就会把它翻好的。”几架犁都损坏不能用了，因为农民在掉头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把犁头升起来。这样既折磨马匹，又毁坏田地，可是他们还叫列文不用担心。马随意闯进小麦田，因为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当守夜人。农民们违反列文的吩咐，还是轮流值夜，结果凡卡在白天干了一天活以后，在值夜时睡着了。他表示悔恨说：“随您怎么处分好了。”三头最好的小牛胀死了，因为把它们放到再生的苜蓿田里，又不给它们水喝。他们还怎么也不相信，小牛是吃苜蓿吃得太多胀死的，还说什么有个邻居三天之内就倒毙了一百十二头牲口。这种种事故的发生，并非因为有谁对列文或者他的农场怀恨在心；正好相反，他知道大家都很爱戴他，认为他这个老爷没有架子（这是最高的颂扬）。至于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故，只因为他们希望干活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他的利益，他们不但不关心，不理解，而且肯定同他们最公正的利益相对立。列文早就不满于自己对待农业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船漏水，但他并没有去找寻漏洞，也许是故意欺骗自己吧。如今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他所经营的农业，不仅不能吸引他，而且使他觉得厌恶。他再也干不下去了。
再说，吉娣现在离开他只有三十里，他想看到她，但又看不到。当他在她家的时候，陶丽曾经请他再去，去向她重新求婚。她还向他暗示，妹妹现在会接受他的求婚的。列文自从再次看见吉娣以后，自己觉得还是爱她的，但他不能到奥勃朗斯基家去，因为知道她在那里。他向她求婚而遭到拒绝，这件事就成了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能因为她不能成为她所爱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语。这种想法使他对她变得冷淡和充满敌意了。“如今我同她说话不能不带责备的语气，看见她不能没有气，她也只会更加恨我，这是一定的。再说，在陶丽对我说了这番话以后，我怎么能再上她们家去呢？难道我能装作不知道她告诉我的情况吗？我去就要装得宽宏大量，原谅她，饶恕她。我要在她面前扮演一个饶恕她、把爱情恩赐给她的角色！……陶丽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番话呢？我要是在无意中看见她，一切就很自然，可是现在已经办不到了，办不到了！”
陶丽给他送来一封信，要他借一副女式马鞍给吉娣。“我听说您有马鞍，”她在信里写道，“我希望您亲自把它带来。”
这可实在使他忍无可忍了。一个聪明体贴的女人怎么可以这样贬低自己的妹妹！他写了十次字条，都撕掉了，最后就不附回信，派人把马鞍送去。写信说他会去，那不行，因为他不能去；写信说他不能去，因为有事没工夫或者要出门去，那就更糟。他把马鞍送去不写回信，又觉得做了一件丢脸的事。第二天，他把感到厌烦的农事交托给管家，自己动身到遥远的苏罗夫斯基县去拜访他的朋友史维亚日斯基。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附近有一些大鹬繁殖的沼泽，他不久前写信给列文，要他履行很早答应的到他家小住的诺言。苏罗夫斯基县大鹬出没的沼泽早就吸引列文了，但他因为农忙一再延期没去。现在他很高兴远远离开谢尔巴茨基家，尤其是摆脱他的农活去打猎，因为在他心里烦恼的时候，打猎是最好的消遣。
二十五
到苏罗夫斯基县去既没有铁路，也没有驿车。列文就乘自备的老式四轮马车前去。
半路上，他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停下来喂马。一个红光满面的秃头老农，留着宽阔的两颊上已发白的红棕色大胡子，出来开门。他靠在门框上，让这辆四轮马车驶进去。老头儿给车夫指指屋檐下一个座位，又请列文走进正房。新修的宽大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面摆着几具烧焦的木犁。一个服装整洁的少妇，赤脚穿着套鞋，弯着腰，正在擦新盖的门廊里的地板。她被列文后面的猎狗吓了一跳，叫了起来，但后来知道这狗不会咬人，又立刻对自己的恐惧笑起来。她用光胳膊指指正房的门，又弯下腰，藏起她那美丽的脸，继续洗地板。
“您要茶炉子吗？”她问。
“好，麻烦你了。”
正房很大，里面有一个荷兰式火炉，还有隔板。圣像底下摆着一张描花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门旁有一个食器柜。百叶窗关着，苍蝇很少，屋子里那么洁净，使列文担心那一路上跑来、又在水潭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把地板弄脏，便强迫它留在门边的角落里。列文观察了一下正房，就走到后院去了。一个漂亮的少妇脚上穿着套鞋，摇晃着一担空水桶，跑在他前头，到井边去打水。
“快一点儿！”老头儿快乐地对她叫道，接着走到列文跟前。“啊，老爷，您是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去的吧？那位老爷也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双臂靠在栏杆上，兴致勃勃地同列文攀谈起来。
老头儿正在讲他同史维亚日斯基的交情，大门轧轧地响了，在田里干活的人拉着犁和耙走进院子里。套着犁和耙的马匹很高大，皮毛很光泽。干活的显然都是家里人：两个小伙子穿着花布衬衫，戴着便帽；另外两个是雇工，一个年老，一个年轻，都穿着麻布衬衫。老头儿走下台阶，动手解马。
“他们在耕什么地？”列文问。
“耕马铃薯地。我们也算租了一小块地。费多特，你不要把骟马放出去，把它牵到食槽那儿，我套别的马。”
“哦，爸爸，我要的犁铧拿来了吗？”体格魁梧的小伙子问。他显然是老头儿的儿子。
“在……在门廊里，”老头儿把解下的缰绳绕了几圈扔在地上，回答，“趁他们在吃饭，你把它装好。”
相貌漂亮的少妇挑着满满一担水走进门廊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来了几个女人：有年轻美貌的，有中年的，有年老难看的，有的带着孩子，有的不带孩子。
茶炉子的烟囱咝咝地响了。干活的人和家里人安顿好马匹，坐下来吃饭。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请老头儿一起喝茶。
“啊，我们喝过了，”那老农说，可是他显然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现在再陪您喝一杯吧。”
喝茶的时候，列文打听到这个老农的全部家史。十年前，老头儿向一个女地主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把这些地买了下来，又向邻近一个地主买了三百亩。他把一小部分最坏的地租给人家，自己一家人和两名雇工种了四十亩光景。老农诉苦说他的情况不好。但列文懂得，老头儿诉苦完全是客套，其实他的农场很兴旺。要是境况不好的话，他也不会以每亩一百零五卢布的价钱买进土地，也不会给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娶媳妇，也不会在火灾以后两次盖房子，而且越盖越好了。老头儿嘴里尽管诉苦，但看得出他为自己的富裕，为他的儿子、侄儿、儿媳妇、马匹、母牛，特别是为他所经营的整个农场，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从老农的谈话中列文知道，他还采用了一系列新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列文坐车经过时就看到他种的马铃薯已经开过花，在结实了，而他列文的马铃薯才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犁耕马铃薯地。他种小麦。老头儿筛黑麦，把筛下来的麦屑喂马。这件小事使列文特别钦佩。列文自己有多少次看到这种好饲料被糟蹋，总想把它收拾拢来，但总是办不到。这一点这个老农做到了，列文对他大为赞赏。
“娘儿们做什么吗？她们把它装起来放在大路上，大车来了就运走。”
“唉，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列文递给他一杯茶说。
“谢谢！”老头儿接过茶杯，回答，但指指他吃剩的一块糖，谢绝在茶里放糖。“同雇工怎么搞得好呢？”他说，“只会搞得你破产。就拿史维亚日斯基家来说吧。我们知道他家的土地黑得像鸦片，可是收成没有什么好称赞的。就因为照顾得不好嘛！”
“你种田不是也雇工吗？”
“我们干的是庄稼活儿。我们什么事情都自己动手。雇工不好，可以走，我们就自己来。”
“爸爸，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走进来说。
“就是这么一回事，老爷！”老头儿站起来说。他画了好一阵十字，向列文道了谢，走出去了。
列文走到下房去叫车夫，看见全家的男人都围着桌子吃饭。婆娘们站在旁边侍候。年轻力壮的儿子嘴里满口麦粥，正在讲着什么笑话。大家都哈哈大笑，特别是那个穿套鞋的少妇，一边把菜汤倒在碗里，一边笑得非常快乐。
这个农家的幸福生活给列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很可能同穿套鞋的少妇的美貌有关，但这印象是那样强烈，使列文怎么也不能忘记。从老农家到史维亚日斯基家的一路上，他不时想到这个农家，仿佛在这印象里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了他。
二十六
史维亚日斯基是本县的首席贵族。他比列文大五岁，早就结婚了。他家里住着年轻的姨妹，列文很喜欢她。列文还知道，史维亚日斯基夫妇很想把这个姑娘嫁给他。他像一切未婚青年那样，对这种事是很敏感的。尽管他从来没有对谁谈起过，他心里却很清楚。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从各方面看来这位迷人的姑娘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但他同她结婚就像登天一样不可能，即使他没有爱上吉娣。这种想法使他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做客所希望得到的快乐大打折扣。
列文接到史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立刻就想到这件事。虽然如此，他认为史维亚日斯基有这种意思，完全是他毫无根据的猜想，但他还是去了。此外，他在内心深处，还想考验一下自己，看看究竟对这位姑娘有没有感情。史维亚日斯基家的生活是极其愉快的，史维亚日斯基本人又是列文认识的最优秀的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列文对他很有好感。
史维亚日斯基是列文觉得困惑不解的一个人物。他们这种人的理论振振有词，但总是脱离实际，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却非常刻板，一成不变，完全和理论不符，甚至是南辕北辙。史维亚日斯基是个极端的自由派。他蔑视贵族，认为多数贵族是秘密的农奴主，仅仅由于胆怯而不敢公开表态。他把俄罗斯看成像土耳其一样是个衰亡中的国家。他觉得俄国政府坏透了，简直不值得去认真批评政府的行为，但他又在为那个政府办事，是个模范的首席贵族。出门总是戴缀有帽徽的红帽圈制帽。他认为只有在国外才能真正像人那样生活，因此一有机会就出国，但他在俄国又经营着复杂的技术先进的农业，并且兴致勃勃地注意和了解俄国发生的一切。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但在地方自治会里谁也不愿像他那样同农民握手，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不信神，不信鬼，什么也不信，却很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维持他们的收入，还竭力保存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是个激进派，主张妇女绝对自由，尤其认为妇女应该有劳动权。他虽然没有孩子，不过，他的和睦的家庭生活却使大家羡慕。他为妻子安排的生活，使她除了同丈夫一起关心怎样使时间消磨得更如意更快乐以外，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能做。
要不是列文具有从最好方面看人的特点，他要了解史维亚日斯基的性格原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会对自己说：“不是傻瓜就是坏蛋。”事情也就一清二楚了。但他不能说他是“傻瓜”，因为史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个聪明人，而且很有教养，平易近人。没有什么问题他不知道，但他非万不得已，不轻易显露自己的知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个坏蛋，因为史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工作积极热情，一向得到周围人们的赞扬。他确实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可是无法理解，而且总是把他和他的生活看成一个难解的谜。
史维亚日斯基同列文相处很好，因此列文敢于去试探他，去了解他对人生的基本观点，但总是徒劳。每当列文试图闯入史维亚日斯基内心世界的密室时，他就发现史维亚日斯基总有点狼狈，他的眼睛里总会现出隐约的恐惧，好像生怕列文看透他，他总是婉转地加以拒绝。
现在，在对农业感到失望以后，列文特别高兴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去。且不说这一对万事如意的幸福夫妇和他们的安乐窝总会使他快乐。现在，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极其不满，他就更想知道史维亚日斯基所以对生活如此开朗、坚定和快乐的秘诀。此外，列文知道他会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遇到邻近几个地主，他现在特别想谈谈、听听有关收成、雇工等农事方面的问题。他知道一般都认为谈这些事是很庸俗的，但现在他却认为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在农奴制时代也许并不重要，在英国也许并不重要。在这两种环境里，规章制度都已确立，但现在，在我们俄国，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在这种时候，怎样确立规章制度，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列文想。
打猎的成绩比列文预料的要差。沼泽干了，大鹬几乎没有了。他走了一整天，只带回来三只，但也像每次打猎回来那样，胃口和心情都很好，同时由于剧烈的体力活动，精神也很振奋。在打猎的时候，他仿佛什么也不想，可是情不自禁地又回忆起那个老农和他的一家。他们给他留下的印象，仿佛不仅要求他注意，并且要求他解决什么同他有关的问题。
晚上喝茶的时候，有两个地主为了委托代管产业的事跑来。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列文所希望的有趣的谈话。
列文坐在茶桌旁，靠近女主人。他不得不同她和坐在对面的主人的姨妹谈话。女主人是个圆脸、淡黄头发、个儿矮小的女人，脸上一直现出酒靥和微笑。列文竭力想通过她解答她丈夫使他产生的重大哑谜，但他无法充分自由思索，因为感到局促不安。他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坐在他对面的姨妹穿着一件领口开成梯形的连衫裙，露出雪白的胸部。列文认为她是特意为他穿这件与众不同的服装的。她的胸部是那样白，或者说她的皮肤是那样白，这个敞胸的大开领就弄得列文心神不定了。他想象着，也许是错误地想象着，这开领是专门为他设计的。他认为他没有权利看它，就竭力不去看，但觉得她的领口开成这样都是他的过错。列文觉得他仿佛欺骗了谁，他要做一番解释，可是怎么也无法解释，因此一直红着脸，感到手足无措。他的局促不安也传染给了男主人漂亮的姨妹。但女主人看来并没留心这一点，有意拉她的妹妹一起加入谈话。
“您说，”女主人把开了头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任何俄国东西都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他喜欢出国，但在国外从来不像这里这样自由自在。在这里，他觉得是在自己人中间。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天生对什么事都感兴趣。哦，您还没有到我们学校里去过吧？”
“我看到了……就是那所爬满常春藤的房子吗？”
“是的，这是娜斯嘉的事业。”她指指妹妹说。
“您在亲自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避免看她的领口，但不论他往哪里看，总是避不开它。
“是的，我一直在教书，但我们有一位很好的女教师。我们还在教体操呢。”
“不，谢谢，茶我不要了。”列文说。他觉得这样有点失礼，但他无法继续谈下去，就红着脸站起来。“那边谈得很有趣呢，”他又说了一句，向桌子另一头走去。男主人和两个地主就坐在那里。史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手臂搁在桌上，用这只手转动着茶杯，另一只手握住他的大胡子，把它弯到鼻子底下，再放下，仿佛在嗅着它。他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盯住那个留灰白小胡子的神情激动的地主，显然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那地主在抱怨农民。列文明白，史维亚日斯基知道该怎样回答地主的这种抱怨，他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把他的话驳倒，但就他的身份来说，他不会这样回答，只能有趣地听着地主这番可笑的话。
这位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显然是个顽固的农奴主，长期住在乡下，对农业很热心。从他的服装——那件有点别扭的老式旧礼服，从他那双聪明忧郁的眼睛，从他那口条理清楚的俄语，从显然是长期习惯了的命令口气，从他那只被太阳晒黑的好看大手的果断动作，以及无名指上戴着的那个老式订婚戒指上，列文看出了他这个特点。
二十七
“哼，要不是舍不得抛弃长期经营的事业……花了那么多心血……我早就把它丢掉，卖掉，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事……去听听法国歌剧。”那个地主的苍老而聪明的脸上浮起愉快的微笑。
“可是您始终没有把它抛弃哇！”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史维亚日斯基说，“可见还是有好处的。”
“好处只有一点，就是可以住在自己家里，不吃人家的饭，不受人家的气。再说，总希望农民将来会变得文明一点。可是，说起来您也许不会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放荡！他们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家，分得没有一匹马，没有一头牛。他穷得快饿死了，可是您去雇他来干活呢，他就会给您捣蛋，还要去向调解法官申诉。”
“那您也可以向调解法官申诉哇！”史维亚日斯基说。
“我申诉？我才不干呢！准会弄得流言蜚语满天飞，谁还高兴去申诉！譬如在饲养场，他们预支了工资，跑了。调解法官能拿他们怎么办？把他们释放了。只有乡法院和乡长才能维持秩序。乡长照老规矩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你只好抛弃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了！”
这个地主显然在嘲弄史维亚日斯基，但史维亚日斯基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他这人很好玩。
“可是我们管理我们的产业并不用那一套，”他笑着说，“我也好，列文也好，他也好。”
他指指另一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也在经营，可是您问问他，情况怎么样？难道那样的经营合理吗？”这地主说，显然故意用“合理”这个形容词。
“我经营的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感谢上帝。我经营的方式就是到秋天付税以前把钱准备好。农民们跑来，‘啊呀，老爷，爸爸，救救命吧！’唉，都是自己的邻居农民，可怜哪。唉，我就给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同时对他们说：‘记住，孩子们，我帮了你们忙，以后如果有需要，你们也得帮我的忙：种燕麦也好，割草也好，收麦子也好。’同时讲定每户出多少劳役。他们中间也有没良心的，这是事实。”
列文早就熟悉这种宗法制作风，同史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同那个留灰白胡子的地主说话。
“那您认为该怎么办？”他问，“现在应该怎样经营呢？”
“嗯，就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那么办嘛，或者收成对分，或者租给农民；这样办是行的，可就是毁了国家的总财富。我的土地用农奴劳动可以收种子的九倍，可是用对分制只能收三倍。解放农奴把俄国给毁了！”
史维亚日斯基眼睛里含着微笑对列文瞧了瞧，甚至露出一种隐约可辨的嘲弄神气；但列文并不觉得那地主的话可笑，他了解他们，超过了解史维亚日斯基。那地主继续说下去，反复证明为什么解放农奴毁了俄国，列文觉得他的话很对，对他来说很新鲜，是驳不倒的。这地主说的显然是他个人的想法，这是很难得的。他有这种想法，并非头脑闲着没事胡思乱想的结果，而是由于处在这种生活环境，由于过着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并且经过反复思考才产生的。
“您要明白，问题在于，一切改革都是强制推行的。”他说，显然想表示他并不缺乏教养，“您只要看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亚历山大皇帝的改革，或者看看欧洲的历史就行了。特别是农业方面的进步。就说马铃薯吧，在我国也是靠强制才推广的。从前连木犁也不用。木犁恐怕还是封建时代输入的，而且一定也是强制推广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解放前就采用了各种改良农具，又是烘干器，又是扬谷机，又是肥料车，这种种农具我们都是强制推广的。农民们先是反对，后来就学我们的样。一到废除了农奴制，把我们的权力给剥夺了，我们的农业原来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如今又落后到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我是这样看的。”
“这怎么会呢？既然是合理的，你们还是可以照样雇人干活呀！”史维亚日斯基说。
“没有权啦！请问，我能靠谁去干呢？”
“对了，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靠雇工。”
“雇工不愿好好干活，他们不肯用好的农具。我们的雇工只知道一件事——喝酒，喝得像猪一样烂醉，把你给他的东西统统毁掉。把马饮伤，把很好的马具弄断，拿轮胎去换酒喝，把铁片放到打谷机里弄坏打谷机。凡是不称他心的，他就讨厌，因此弄得整个农业水平都下降了。土地荒芜了，长满了野草，或者给农民瓜分了，原来可以收到一百万，现在只能收几十万；国家的总财富减少了，要是不那么搞，情况就不同了……”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所设想的农奴解放计划，按照他的计划，这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
列文对他的话不感兴趣，但等他讲完，列文又谈起他最初的意见。他对史维亚日斯基说着，竭力想引他说出他的真实意见来：
“农业水平在不断下降，就我们现在同雇工的关系来说，要实行合理的经营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事实。”他说。
“我不同意，”史维亚日斯基一本正经地反驳说，“我只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农业，而且，在农奴制时代，我们搞农业的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的役畜，没有管理制度，我们不会算账。您去问问当家人，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干有利，怎么干不利。”
“意大利式的会计！”那地主挖苦说，“不管你怎么算，他们总会把什么都糟蹋掉，弄得一点好处也没有。”
“为什么会被他们糟蹋呢？一架老爷打谷机，或者你们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弄坏，可是我那种蒸汽机他们就不会破坏了。一匹俄国马又怎么样呢？蹩脚种，揪住尾巴才肯跑，这样的马他们会给您糟蹋，可是荷兰马或者别的名种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一定要提高农业水平。”
“要是有条件就好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您有办法，可是我要维持一个儿子上大学，几个孩子念中学，我可买不起荷兰马呀。”
“可以向银行贷款嘛。”
“要把我最后剩下的东西都拍卖掉吗？不，谢谢啦！”
“说农业水平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我可不同意。”列文说，“我在干这件事，我有本钱，可是我毫无办法。我不知道银行对谁有利。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的钱，全都亏本：养牲口，亏本；用机器，还是亏本。”
“这话很对！”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高兴得笑起来，附和说。
“也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列文接下去说，“凡是合理经营农业的地主都是这样，除了少数例外，全都亏本。对了，您倒说说，您经营农业有利可图吗？”列文说。这当儿，他发现史维亚日斯基的目光中刹那间又出现了恐惧的神色。每次他想进入史维亚日斯基内心世界的密室，就会看到这种神色。
列文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太诚恳的。女主人刚才喝茶的时候已经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了一位德国会计师来，他收取五百卢布的报酬，替他们核算了全部经济，发现他们亏空了三千多卢布。到底亏空了多少，她记不清楚，但那德国人连一分一毫都算出来了。
列文一提到史维亚日斯基的农庄有利可图，那地主就忍不住笑了笑，显然知道这位当上首席贵族的邻居会有什么好处。
“也许无利可图，”史维亚日斯基回答，“这只能说明，或者我是个坏当家，或者我把钱用在提高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奇地嚷道，“在欧洲也许可以有地租，那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就变好了，可是我们这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却变得更坏了，越耕越糟糕，所以谈不到什么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这是法则呀！”
“那我们是违反法则的：地租对我们来说毫无作用，相反，它只会坏事。不，您倒说说，地租的理论到底有什么意思……”
“你们要来点酸牛奶吗？玛莎，给我弄点酸牛奶或者草莓来，”他对妻子说，“今年的草莓熟得特别晚。”
史维亚日斯基高兴地站起来，走开去，显然认为谈话已经结束。列文却觉得谈话才开始呢。
列文失去一个谈话的对手，只好同那个地主继续谈论。他竭力想对那个地主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雇工的特点和习惯所造成的；但那个地主也像一切离群索居、独自思考的人那样，不善于理解别人的思想，特别固执己见。那个地主说，俄国农民都是懒猪，喜欢过猪一样的生活，要他们摆脱这种生活，需要权力，可是现在没有权力；需要大棒，可是我们变得太自由了，用了一千年的大棒忽然被什么律师和监狱所代替，在监狱里，他们供给该死的臭农民很好的汤，还要给他们计算有多少立方英尺空气。
“为什么您认为，”列文竭力想回到本题上来，说，“不可能建立一种对待劳动者的关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吗？”
“对俄国农民，这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权力呀！”那个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定出新的条件来呢？”史维亚日斯基吃过酸牛奶，点着一支烟，重新参加讨论。“对待劳动者的一切关系都是明确的，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原始公社和它的连环保自然而然地瓦解了，农奴制消灭了，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动的形式是确定不移的，非采用不可。雇农、短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欧洲不喜欢这些形式。”
“是不喜欢，所以在研究新形式。总会研究出来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列文回答，“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研究呢？”
“因为这同重新研究造铁路的方法一样。铁路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
“但如果他们搞的对我们不适合，如果并不高明，那怎么办？”列文说。
在史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他又发现了恐惧的神色。
“嗳，这样我们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们已经研究出欧洲正在研究的东西啦！这种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欧洲在劳动组织问题上有些什么作为吗？”
“不，不很知道。”
“这个问题欧洲最优秀的人物现在都在研究。舒尔茨·特里奇运动……再有，拉萨尔论工人问题的大量著作……穆尔豪森市的试验——这些您大概也知道吧？”
“我知道一点，但不太清楚。”
“不，您不用客气；这一切您知道得不会比我差。我当然不是社会学教授，但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要是您也感兴趣的话，您就去研究研究吧。”
“那么他们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对不起……”
两个地主站了起来。史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了列文想窥察他内心世界秘密的讨厌习惯，走出去送客人。
二十八
这天晚上，列文同太太们在一起感到很无聊。他想到，对农业不满，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要使劳动者对待劳动处处都像他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去途中那个老农那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想法使他特别激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应该设法解决。
列文向太太们道了晚安，答应明天再待一天，同她们一起骑马到公家树林里去参观一个有趣的天然陷坑。他在睡觉以前走进主人书房，去借史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有关劳动问题的几本书。史维亚日斯基的书房很大，四壁摆满书橱，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一张是圆桌，桌子中央放着一盏灯，周围呈星形陈列着各种文字的最新报刊。写字台旁边放着一个文件柜，每个抽屉都标着金字。
史维亚日斯基取出书，在摇椅上坐下来。
“您在看什么呀？”他问站在圆桌旁翻阅杂志的列文。
“哦，对了，这里面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史维亚日斯基就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说，“原来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完全不是腓特烈。”他兴致勃勃地说，“原来……”
于是他以他特有的明快语言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十分重要而有趣的新发现。列文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农业方面的问题，但他听着主人的话，心里不禁问：“他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对瓜分波兰那样感兴趣？”等史维亚日斯基讲完了，列文不禁问：“那又怎么样？”可是史维亚日斯基什么也没回答。他感兴趣的只是“原来”怎么样。他没有说明，并认为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他感兴趣。
“唉，我对那个好生气的地主倒很感兴趣呢！”列文叹了一口气说，“他这人很聪明，懂得许多道理。”
“哼，算了吧！他是个顽固的暗藏的农奴制拥护者，他们全是的！”史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领头人哪……”
“是的，只是我把他们往另一个方向领。”史维亚日斯基笑着说。
“我最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得对，他说我们要合理经营农业行不通，只能像那位文静的地主那样放放高利贷，或者用最普通的方式经营农业。这该怪谁呢？”
“当然应该怪我们自己。再有，说行不通也是不对的。华西里契科夫就行通了。”
“工厂……”
“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事使您感到惊奇。农民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都还很低，他们总是反对他们所不熟识的东西。在欧洲，合理经营农业行得通，因为农民受过教育。因此，我们也一定要教育农民——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究竟怎样教育农民呢？”
“教育农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您自己刚才说，农民的物质水平很低。学校又有什么用呢？”
“哦，您使我想起一个劝告病人的笑话来：‘您最好试一试泻药。’‘试过了，反而更糟。’‘试一试水蛭疗法。’‘试过了，反而更糟。’‘啊，那就只好祷告祷告上帝了。’‘试过了，反而更糟。’我同您也是这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反而更糟。我说社会主义，您说反而更糟。我说教育，您说反而更糟。”
“那么学校到底有什么用呢？”
“学校能满足农民的其他需要。”
“哦，这我可怎么也弄不懂！”列文情绪激动地反驳说，“学校怎么能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呢？您说学校、教育会满足他们的其他需要。这就更糟了，因为这些需要他们无法满足。加减法和教义问答怎么能帮助他们改善物质条件呢？这我可永远也弄不懂。前天晚上，我遇见一个农妇抱着奶娃娃，我问她到哪儿去。她说：‘去找巫婆，哭鬼缠住了娃娃，我抱他去治一治。’我问，巫婆怎么能治好哭病呢？‘她会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再念念咒。’”
“瞧，您自己回答了问题！要她不把孩子抱到鸡笼上治哭病，这就需要……”史维亚日斯基快乐地笑着说。
“嗳，不，”列文沮丧地说，“我只是用这种治疗方法来比喻用学校治疗农民。农民贫穷无知，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像农妇看见哭鬼一样，因为那孩子在哭。至于为什么学校能治这贫穷无知的毛病，那就不明白了，就像为什么鸡笼可以治疗哭病一样。要把农民贫穷的病根治好。”
“啊，您至少在这一点上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不谋而合了。他也说，教育可能是生活福利和舒适的结果，像他所说的，是经常洗涤的结果，可不是会读书和计算的结果……”
“嗯，说我同斯宾塞不谋而合，我很高兴，或者相反，我感到很不高兴。其实这一层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处，有用的是那种可以使农民富裕些、空闲些的经济设施——到那时也就会有学校了。”
“现在全欧洲的学校都是义务的。”
“那您自己在这方面同斯宾塞怎么这样一致呢？”列文问。史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又闪过恐惧的神色，接着他微笑着说：
“嘿，这个治疗哭病的故事太妙啦！真是您亲自听见的吗？”
列文明白，他是无法找到这个人的生活同思想之间的联系的。他的议论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显然毫不在乎，他只要议论议论就行了。当他的议论不能自圆其说时，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出现这样的局面，总是竭力避免，把话题引到别的有趣的事情上去。
这一天的全部印象，从途中那个老农给他的印象——这个印象成了一天里所有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起，都使列文十分激动。这位可爱的史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他显然还有一些列文所不知道的生活原则，同时他同无数群众在一起，用一些同他自己格格不入的思想来指导舆论；那位牢骚满腹的地主，他因在生活中感到苦恼而发的议论很对，可是他对整个阶级、对俄国最优秀阶级的怨气却是不对的；还有，列文不满于自己的活动，并且模模糊糊地希望能纠正这些情况，这一切都交集在一起，使他感到苦恼，并期望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列文独自待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躺在手脚稍一活动都会弹起来的弹簧垫子上，好久睡不着觉。史维亚日斯基虽然说了许多聪明话，列文却一点也不感兴趣；但他觉得那个地主的意见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在心里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这样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由于农民憎恨一切改良，要实行改良非强制不可。如果您的农业不改良就毫无办法，那么这话是对的。其实只要雇工能像途中看到的那个老农那样干活，农业还是搞得上去的。我们大家都对农业现状不满，这说明不是我们错了，就是雇工们错了。我们一向照我们的方式，照欧洲的方式，一个劲儿地干，也不问劳动力究竟怎样。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劳动力看作理想的劳动力，应该承认它是具有独特本能的“俄国农民”，并根据这情况来安排农事。假定说，我应该这样对他说，‘您像那位老农一样经营农业，您有办法使雇工关心收成，并且找到他们所能接受的改良办法，那么，您就不会糟蹋土地，就可以使收成增加一倍或者两倍。您把收成对分，一半给劳动者。这样，您自己留下的会多得多，劳动者也会得到更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缩小经营规模，促使雇工关心农业收成。至于怎样做，这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无疑是办得到的。’”
这个想法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考虑怎样实行这个想法。他本来不打算第二天回去，但现在决定明天一早就回家。还有，这个穿敞领连衫裙的姨妹使他产生一种近乎做了什么坏事后的羞耻和悔恨的感觉。主要的是他必须毫不迟疑地立刻回去，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提出新的计划，好用新的办法来下种。他决心彻底改变他的农业经营方法。
二十九
列文实行他的计划，遇到许多困难。他努力奋斗，成绩虽然不如他的期望，但他确实尽了力，并相信这事是值得做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农事已在进行，不能中途停顿，从头来起，只好在运转中调整这架机器。
他回家的当天晚上，就把计划告诉了管家。管家欣然同意他的一部分话，就是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荒唐的，不合算的。管家说，这意见他早就说过了，但老爷就是不肯听他的话。至于列文建议让他同劳动者合伙经营各种农业，管家听了垂头丧气，没有表示任何明确意见，接着就立刻说到明天必须把剩下的黑麦捆运走，派人去耕第二遍地，这就使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列文同农民们谈起按新的条件把土地出租给他们时，他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是那么忙于当天的农活，根本没有工夫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头脑简单的饲养员伊凡似乎完全懂得列文的建议——让他全家分享饲养场的利益——完全赞成这个建议。但当列文反复说明未来的利益时，伊凡的脸上却现出焦虑和歉疚的神色，表示他不能再听下去了，还匆匆地给自己找些刻不容缓的工作：忽而拿起叉把干草从牲口棚里叉出来，忽而去打水，忽而去出厩肥。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尽量掠夺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他们坚信，不管他对他们怎样说，他的真正目的是永远不会告诉他们的。他们自己呢，发表意见时会说许多话，可是也决不会说出他们的真正目的来。此外，列文认为那个满腹牢骚的地主说得对，农民在订任何契约时，最重要的不可动摇的一条就是，不能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的耕作方法，使用新式农具。他们承认，新式犁耕地耕得比较好，快速犁用起来更顺手，可是他们会举出千万条理由来拒绝使用任何新式犁。列文相信这样一定会降低农业水平，但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秋天就开始实行新计划，至少他认为是这样。
起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按照新的条件出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不久他相信这是办不到的，就决定把农场分成几部分。饲养场、果园、菜园、草地和分成几块的耕地，都应该分开来管理。列文觉得，头脑简单的饲养员伊凡比谁都理解他的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家里人组成的合作社，加入了饲养场。远处一块荒了八年的耕地，靠着聪明的木匠雷祖诺夫的帮助，由六家农民照新的合作条件负责耕种。农民舒拉耶夫按照同样的条件，负责管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照原来方式耕种，但这三个组是新法经营的开端，列文也全力以赴。
真的，饲养场的情况至今没有好转。伊凡坚决反对牛棚保暖和提取新鲜奶油，认为牛养在冷的地方可以少吃饲料，做酸奶油比新鲜奶油更有利可图。他还要求同过去一样付工资给他，对于他所领到的不是工资，而是利润的一部分预支，他丝毫不感兴趣。
事实上，雷祖诺夫的合作社借口时间来不及，没有照合同规定耕两遍地。结果是，这个社的农民虽然应按照新的条件耕作，却不把土地看作共同的土地，而仍旧看成对分制的租地。这个社的农民和雷祖诺夫本人都对列文说：“您最好还是收收地租，这样您省事些，我们也自由些。”此外，这些农民还用种种借口，一再拖延契约规定的盖饲养场和干草棚的事，一直拖到冬天。
舒拉耶夫应该把他负责的菜园分块租给农民，可是他显然曲解了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而且看来是故意曲解的。
还有，当列文同农民谈话，向他们说明计划的种种好处时，他常常发觉农民们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并且不管他怎么说，他们总是表示决不受骗上当。这一点，当他同那个最聪明的农民雷祖诺夫谈话时，感觉特别强烈。他还在雷祖诺夫的眼睛里看出一副神气，就是分明在嘲笑他列文，还明确表示，即使有人受骗上当，可决不是他雷祖诺夫。
但是，尽管有这些情况，列文还是觉得计划可行，只要严格实行核算，坚持他的意见，将来总能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事情自然也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
这些事情，加上手头其他事务和书房里的写作占用了列文整个夏天的时间，使他简直没有工夫打猎。八月底，他从陶丽派来还马鞍的仆人那里知道，奥勃朗斯基一家到莫斯科去了。他由于现在想起来都不能不脸红的粗野无礼，当时没有给陶丽写回信。这个行为真是破釜沉舟，使他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他和史维亚日斯基不告而别，也同样粗野无礼。他再也不会去看他们了。现在他对这些事都毫不在乎。经营农业的新计划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有生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如此吸引过他。他翻阅史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所没有的资料，翻阅有关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作，但不出他所料，找不到同他所进行的事有关的资料。他希望从政治经济学里，譬如从他最早热心研究过的穆勒的著作里，获得他所关心的问题的解答，却只找到从欧洲农业情况中得到的规律，但他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怎么会具有普遍意义。他在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不论是学生时代迷惑过他、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或者是改良和挽救欧洲农业现状的办法，都同俄国农业毫无关系。政治经济学里说，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性的，不变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却说，按照这种规律发展，最后必然灭亡。前者和后者不仅都没有解答，甚至没有稍稍暗示，他列文，以及俄国所有的农民和地主，该怎样用千百万双手去耕种千百万亩土地，来提高生产，增进公共福利。
既然他已着手研究，就认真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书籍，还准备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以避免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往往他刚开始理解对方的思想，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对方就会突然对他说：“那么考夫曼、琼斯、杜波依斯、米契里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吧？您去读一读，这个问题他们早就研究过了。”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契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看到俄国拥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有些场合，譬如途中那个老农，劳动者和土地能提供丰富的产品；但在多数场合，用欧洲方式投资，产量就很少。这完全是因为劳动者只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才愿意工作，才肯好好工作。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同人民的精神密切关联的。他想，俄国人民负有自觉地开发广大荒地的使命，直到荒地开完为止，他们为此沿用适当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坏。这一点，他想在他的著作里用理论来加以阐述，在他的农业实践中加以证明。
三十
九月底，为了在租给合作社的土地上建筑牲口棚，运来一批木材，还卖掉了奶油，分配了利润。事实上，农事搞得很出色，至少列文认为是这样。为了要在理论上阐明一切，完成著作——按照他列文的梦想，不仅要在经济学方面引起一场革命，而且要彻底破除旧的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新科学的基础——必须出国访问一次，去实地考察这方面的情况，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列文只等小麦卖掉，弄到一笔钱就出国去。但是天开始下雨，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无法收割，弄得一切工作都停顿了，连小麦都无法卖出去。道路一片泥泞，无法通行；两架风车被洪水冲走，天气越来越坏。
九月三十日，太阳一早就出来了。列文满以为天气好了，断然开始准备动身。他吩咐把小麦装车，派账房到商人那里去取钱，自己骑上马到农场各处去，以便在动身前最后作些安排。
列文办完一切事，浑身湿透，雨水从皮衣领子流进他的脖子，流进他的皮靴，但他傍晚回家，心里很兴奋。傍晚天气更坏了，大粒的雪糁沉重地打着浑身湿透、耳朵和脑袋直打哆嗦的母马，使它侧着身子走，但列文戴着风帽觉得很舒服。他兴致勃勃地向周围眺望，忽而望望流着浑浊的水的车辙，忽而望望每条光树枝上淌着的水滴，忽而望望桥板上点点没有融化的白色雪糁，忽而望望光秃的榆树周围堆得厚厚的充满液汁的新鲜落叶。周围的景色虽然阴沉，可他还是异常兴奋。他同较远村子的农民谈话，发觉他们对新的关系已开始习惯了。他走到一个管房子的老头儿家里去烤衣服，那老头儿显然很赞成列文的计划，自动提出要求入伙购买牲口。
“只要坚定不移地努力工作，就一定能达到目标，”列文想，“努力工作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公共福利的问题。整个农业，主要是全体农民的处境，必须彻底改变。必须以人人富裕来代替贫穷，以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总之，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极其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扩展到全省，然后全俄国，然后全世界。一种正确的思想决不会没有成果。是的，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至于我列文曾经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向吉娣求婚遭到拒绝，而且自己觉得那么可怜，那么不中用——这一切都无足轻重。我相信，富兰克林想到自己，也一定会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对自己毫不信任。这都无足轻重。他一定有他的阿加菲雅，可以把他的计划向她和盘托出。”
列文就这样沉思着摸黑回到家里。
到商人那里去的账房回来了，带回一部分小麦钱。同管房子人的合同订好了。账房一路上看见田野里到处堆着麦子，他们没有来得及把一百六十堆麦子运走，同人家简直不能相比。
晚饭后，列文照例拿了一本书坐到安乐椅上，一面看书，一面继续想着同著作有关的当前这次出国旅行。今天他特别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工作的全部意义，他的头脑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整段整段说明他思想的文章。他想：“应该把它记下来，它可以成为一篇简短的序言。我原以为这是不必要的。”他起身向写字台走去；躺在他脚边的拉斯卡伸了个懒腰，也站起来，对他望望，仿佛在问到哪里去。但列文没有来得及把他的想法记下来，因为几个管事的农民来了，列文只得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明天的工作安排完毕，又接见了几个有事找他的农民以后，列文回到书房里，坐下来工作。拉斯卡躺在桌子底下；阿加菲雅坐在她的老位子上织袜子。
列文写了一会儿，忽然历历在目地想到了吉娣、她的拒绝和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您可用不着烦恼，”阿加菲雅对他说，“哎，您为什么老坐在家里呀？可以到温泉去住一阵，反正您要出门去。”
“我准备后天就去，阿加菲雅。我得把事情办完哪。”
“哼，您有什么事情！难道您奖赏庄稼汉奖赏得还不够吗！人家已经在说：‘你们家老爷会得到皇上恩典的。’真奇怪，您替庄稼汉操心干什么？”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是为自己工作。”
列文的农业计划阿加菲雅全都知道。列文常常把他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她，不时同她争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这会儿她完全误解了他的话。
“当然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灵魂。”阿加菲雅叹息道，“嗯，就说巴尔汶·杰尼索奇吧。虽说他不识字，却死得清白，但愿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她说到不久前死去的男仆，“给他授了圣餐，涂了圣油。”
“我说的不是这个，”列文说，“我是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是庄稼汉干活干得卖力，我的好处也就大了。”
“哼，不管您怎样做，假如他是个懒鬼，他处处都会偷懒的。假如他有良心，他会好好干；假如他没有良心，你也毫无办法。”
“哦，可是您自己不是也说，伊凡照顾牲口比以前好了。”
“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阿加菲雅回答，显然不是随口说说，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您该成亲了，真的！”
阿加菲雅提到的这件事——列文刚才也想过——使他觉得又伤心又委屈。他皱起眉头，没有回答她，又坐下来工作，重新思考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一片肃静中，他只间或听到阿加菲雅编织袜子的声音，不禁又想到了他不愿想到的事，就又皱起眉头来。
九点钟，他听见铃铛声和马车在泥地上滚动的重浊响声。
“啊，有客人来看您了，不会冷静了。”阿加菲雅说，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但列文抢在她的前头。这会儿他的工作不顺手，正欢迎有客人来，不管是谁都好。
三十一
列文跑到半楼梯，听见前厅里传来熟识的咳嗽声；但因为自己脚步声的影响听不清楚，他很希望是他听错了。接着他就看见一个熟识的瘦骨嶙峋的高高的身影，看来是不会错的，但他还是希望是他弄错了，希望这个脱下外套、咳清喉咙的高个子不是他的哥哥尼古拉。
列文爱他的哥哥，但同他在一起总感到痛苦。这会儿，列文由于袭上心头的思绪和阿加菲雅提到他的心事，正心烦意乱，同哥哥见面就觉得格外不舒服。他希望见到的是那种心情开朗、身体健康的外来客人，好在这心绪不佳的时刻给他解解闷儿，可是现在来的却是他的哥哥，他对弟弟的心事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会唤起他最隐秘的思想，迫使他把他的心事和盘托出，而这却是他所不愿意的。
列文一面因产生这种要不得的感情而生自己的气，一面跑到前厅。他一到近处看看他的哥哥，那种失望的心情立刻消失了，代替它的只是怜悯。哥哥尼古拉的消瘦和病容以前就够可怕的了，现在变得更瘦更憔悴了。他简直是一具皮包骨头的架子。
他站在前厅里，抽动细长的脖子，摘下围巾，异样地苦笑着。列文一看见他这种朴实谦卑的微笑，觉得喉咙里有样东西哽住了。
“啊，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一直盯住弟弟的脸，哑着嗓子说，“我早就想来了，但身体老是不好。现在可好多了。”他用瘦削的大手摸摸胡子，说。
“噢，噢！”列文答应着。他亲吻时感到哥哥皮肤的干枯，又那么接近地看到哥哥那双流露出异样光辉的大眼睛，他越发觉得害怕了。
几个星期前，列文写信给哥哥，告诉他家里那块未分的产业卖掉了，他现在可以分到近两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现在来拿这笔钱，但更重要的是到老家来住一阵，接触接触家乡的泥土，好像古代勇士那样养精蓄锐，来应付面前的工作。他虽然更加弯腰曲背，高高的个子瘦得更加刺眼，他的动作却依旧很敏捷急促。列文把他领到书房里。
哥哥精神抖擞地换了衣服（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梳了梳又稀又直的头发，微笑着走上楼去。
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列文记得他小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他甚至毫无怨言地提到柯兹尼雪夫。看见阿加菲雅，他同她有说有笑，还向她打听几个老仆的情况。巴尔汶·杰尼索奇的死讯使他很难过。他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但立刻又镇静下来。
“他确实很老了。”他说了一句，随即改变话题，“哦，我要在你这里住上一两个月，再到莫斯科去。不瞒你说，米亚赫科夫答应给我弄个位置，我要去当差了。今后我要彻底改变生活，”他继续说，“不瞒你说，我离开那个女人了。”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吗？怎么搞的，为了什么呀？”
“哎，她是个讨厌的女人！她给我添了一大堆麻烦。”但他没有讲是些什么麻烦。他不能说，他把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赶走是因为茶煮得太淡，还因为她像照顾病人那样照顾他。“再说，我今后要彻底改变生活了。我当然也同别人一样，做过许多傻事，不过财产是最没有意思的东西，我一点也不看重。只要身体健康，而我的身体，感谢上帝，现在完全好了。”
列文听着，想说些什么，可是怎么也想不出说什么好。尼古拉大概也感觉到这一点，就问起弟弟农业方面的事。列文也高兴谈谈自己的事，因为谈这类事不用装腔作势。他把他的计划和活动告诉了哥哥。
哥哥听着，但显然不感兴趣。
这两个人相互是那么亲近，那么了解，就连最微细的动作和音调都能比任何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
这会儿，他们两人只有一个思想——尼古拉的病和接近死亡——压倒了一切。但他们中间谁也不敢说出口来，因此避开这个盘踞在他们心头的思想，他们就只能说说谎话了。等过了黄昏，到了就寝的时刻，列文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便同什么客人在一起，随便什么礼节性的访问，他都没有感到像今晚这样不自在，这样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在和感到悔恨，他变得更加不自在了。他真想对着这位垂死的心爱的哥哥大哭一场，可是他却不得不听着哥哥讲他将怎样生活下去，并且附和着这样的谈话。
由于房子潮湿，只有一个屋子生火，列文就让哥哥同他一起睡在他的卧室里，中间只有一道隔板。
哥哥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但也像一般病人那样翻来覆去，不断咳嗽，有时咳不出来，嘴里就嘀咕着。一会儿他呼吸困难，就说：“唉，上帝呀！”一会儿他被痰塞住了，就怒气冲冲地骂道：“哼！活见鬼！”列文听着他的动静，好半天没睡着。列文脑子里千头万绪，但归结到一点：死。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归宿，头一次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呈现在他面前。而在这个睡意蒙眬中呻吟、习惯成自然地忽而祷告上帝、忽而咒骂魔鬼的亲爱的哥哥身上，死就绝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遥远。死也同样在他身上存在着，这一层他是感觉到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再过三十年，那还不是一样？至于这无可避免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不仅不知道，不仅从来没有想过，而且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想。
“我在工作，我要做点什么，可是我忘记了，到头来一切都要完结，一切都要死。”
他在黑暗中蜷缩着身子，抱着双膝，坐在床上，同时屏住气息不停地冥思苦想。但他越是冥思苦想，就觉得越清楚，事实无疑是这样：他在生活中确实忘记了、忽视了一个平凡的情况——死一定要来，一切都要完结，什么事也不值得动手，而且是无可奈何的。是的，这很可怕，但是事实。
“可我现在还活着。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亮蜡烛，小心翼翼地从床上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的脸色和头发。是啊，两鬓有点花白了。他张开嘴巴。臼齿开始坏了。他露出他的肌肉发达的双臂。是的，力气很大。但现在靠残肺呼吸的尼古拉以前身体也很强壮啊。他忽然回想起来，他们小时候怎样睡在一起，怎样等家庭教师费多尔一出房门，就相互扔枕头，哈哈大笑，笑得忘乎所以，连对费多尔的畏惧也抑止不住这种沸腾的生活幸福。“可是现在只剩下凹陷的皮包骨头的胸部……我呢，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咳！咳！哎，活见鬼！你怎么跑来跑去不睡觉哇？”哥哥对他吆喝道。
“没什么，不知怎的，我失眠了。”
“我倒睡得很好，我现在不出汗了。你看，你摸摸我的衬衫。不是没有汗吗？”
列文摸了摸，走到隔板后面，吹熄蜡烛，但还是好一阵没有睡着。他刚刚有点弄明白怎样生活的问题，却又冒出一个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死。
“唉，他快要死了，恐怕活不到春天了，该怎么救救他？叫我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方面我知道些什么呢？我简直忘记有这么一回事了。”
三十二
列文早就发现，谁要是过分谦让恭顺而使人感到不安，往往会很快变得过分苛刻挑剔而叫人难受。他觉得他哥哥就是这样一种人。果然，尼古拉哥哥的温良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暴躁起来，拼命同弟弟为难，有意触动他的痛处。
列文觉得自己错了，但又不能改正。他觉得，如果他们两人都不勉强敷衍，而是所谓推心置腹地谈话，就是把他们所想的和所感觉的说出来，那么他们就只能相对无言，列文只能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尼古拉也只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可是我害怕，害怕，害怕！”如果他们只说真心话，那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但这样就无法生活，因此列文竭力去做他试了一辈子都没有学会、而许多人照他看来不但做得很好、而且非如此不能生活的事：竭力说些违心的话，但又总是感到这样做十分虚伪，哥哥会看破他的谎言并因此大为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又促使弟弟讲述他自己的计划，而且不仅指责他，还故意把他的计划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你只不过借用别人的思想，但把它歪曲，还想把它应用在不能应用的地方。”
“我要告诉你，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一点共同之处的。他们否定私有财产、资本和遗产的合理性，可是我不否定这种重要刺激（列文本来讨厌使用这种字眼，但自从他开始著作以来，就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种外来语了）的作用，我只是要调节劳动。”
“问题就在这里，你借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它有力的地方，还要人家相信这是一种新东西。”尼古拉怒气冲冲地扭动他那系着领带的脖子，说。
“可是我的思想和人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们那边，”尼古拉眼睛里闪出凶焰，冷笑着说，“他们那边至少还有一种所谓几何学的美——清楚，明确。那也许是乌托邦。但如果真能把过去的东西一笔勾销，废除财产，废除家庭，那么劳动也就可以调整了。可是你呢，你什么也没有……”
“你为什么要混淆黑白呀？我从来不是个共产主义者。”
“我原来倒是的，不过发现目前还不是时候，但它是合理的，是有前途的，好像早期的基督教那样。”
“我只是认为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待劳动力，也就是说要研究它，承认它的特点……”
“这可是完全不必要的。劳动力本身会按照发展的阶段产生一定的活动形式。最初到处是奴隶，后来是佃农，现在又有对分制，又有地租，又有雇工——你还要找什么呢？”
列文一听到这话大为恼火，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唯恐这话是真的，他确实想调和共产主义和现存制度，但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找寻一种生产率高的劳动方式，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劳动者。我要组织……”他暴躁地回答。
“你并不想组织什么。这是你的一贯作风，你要标新立异，要表示你不只是剥削剥削农民，还抱有什么理想。”
“哼，既然你这么想，那就别管我！”列文回答，觉得他左颊上的肌肉在抑制不住地跳动。
“你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什么信仰，你只想满足你的自尊心。”
“哼，说得好，你别管我！”
“我才不来管你！早就该滚蛋啦！我真后悔跑了来！”
不管列文后来怎样竭力劝慰哥哥，尼古拉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什么还是分手的好。列文明白，哥哥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了。
列文再次走到尼古拉面前，尴尬地说，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请他原谅，但尼古拉已在收拾行李准备走了。
“哟，好宽宏大量啊！”尼古拉微微一笑，说，“如果你要人家说你正确，那我可以让你满足。但即使你是对的，我可还是要走！”
直到临别的时刻，尼古拉吻了吻弟弟，突然严肃得异样地对弟弟瞧了一眼说：
“无论如何你不要记我的恨，康斯坦京！”他的声音哆嗦了一下。
这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唯一真心话。列文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看见并且知道我身体很坏，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列文懂得这意思，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又吻了吻哥哥，可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出国去了。他在火车站遇到吉娣的堂兄谢尔巴茨基，他那副忧郁的神气使这位堂兄感到惊奇。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唉，没什么，人生快乐的事本来就很少。”
“怎么很少？同我一起到巴黎去吧，何必到什么牟罗兹去！您去看看，那边多开心哪！”
“不，我完了。我快要死了。”
“哦，原来如此！”谢尔巴茨基笑着说，“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不久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列文确实说出了他最近的心情。他处处只看见死和死的临近。但他所设想的事业却越来越吸引他。在死没有来到之前，总得活下去。他觉得黑暗笼罩了一切；但正因为这样黑暗，他觉得事业才是这黑暗中唯一的指路明灯，因此抓住它不放。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