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对开放的海洋与封闭的陆地、普通法与成文法等各种秩序逻辑的讨论，最终都回避不了一个最硬核的问题：战争才是确定秩序的终极手段。美国作为当今的世界霸主，这个位子究竟能否坐下去，与其军事能力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经常可以听到唱衰美国的声音，其中包括对美国军事能力的唱衰。无论我们对美国的军事能力是唱衰还是叫好，都必须先弄明白该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否则就是盲目乐观或悲观。军事能力中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战争的意志，一个是战争的能力。我们就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美国。

清教精神的核心——信仰的无条件性

要理解美国的意志，首先得理解作为美国立国精神的清教精神。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美国在日常时期经常表现得很松散，但在非常时期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两种看似矛盾的表现，其奥秘都在清教精神当中。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快被人说滥了的清教伦理的经济精神，而是清教伦理的政治精神；无论是清教的哪一种精神，其精神根基都是信仰的绝对无条件性。这个根基是生活在非一神教传统中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但不理解它就没法真正理解美国。

不过我还是得先岔开话题，简单说一下清教是怎么来的。从中世纪一直到16世纪初，整个西欧都是天主教的世界，但是时不时会有被教会判作异端的宗教反抗者。反抗者都被镇压了，直到1517年第一个成功的反抗者马丁·路德，开启了宗教改革，才有了今天流行于北欧的路德宗。1536年，加尔文把改革更推进了一步，才有了今天统领北美精神秩序的加尔文宗（或曰清教）。

清教有着强烈的犹太创世论伦理品性。在清教看来，尽管天主教也脱胎于犹太教，继承了创世论观念，但其中杂糅了太多异教的内容，创世论品性已不纯粹，从而背离了上帝；清教则要回归更纯粹的犹太创世论伦理。这种创世论最难为生活在非一神教传统中的中国人所理解的核心在于，创世是“无中生有”，也就是说，上帝创世并不像女娲用泥巴捏人或者盘古劈开混沌那样，依托于预先存在的材料，而后者的所谓创造只不过是改变材料的属性；上帝创世时什么都不依靠，只依凭自己的意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现了，不需要依赖任何材料或条件，完全是从“无”当中创造出“万有”。女娲或盘古则是改变“有”的形态，在创世论看来，这个不叫创世，而叫手工。

“无中生有”的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因为一切都依凭上帝的意志，不受制于任何材料或者条件，它当然“全能”；因为一切都来自上帝的创造，它当然“全知”；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于上帝之外，自然也就没有可以用来评判上帝的道德标准，相反上帝的意志才是一切的判准，是“善”的来源，它当然也是“全善”的。而女娲、盘古就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们创造时需要依靠一些预先存在的材料和条件，他们控制不了这些材料和条件，反倒要受其约束。

作为非信徒，我们未必会接受创世论的这种理念，但是必须搞明白那些接受这种理念的信徒是如何想问题的，才能知道如何去理解他们的行为。

信徒会如何思考问题呢？很简单，因为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所以信仰必须是无条件的。如果你认为信仰还要有个条件，不满足那个条件你就不信仰上帝，那你信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个条件，然而，根本就没有什么独立于上帝之外的所谓“条件”。

信仰的无条件性达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体现在《圣经·旧约·约伯记》当中。上帝纯粹为了跟魔鬼打赌，就放任魔鬼把信仰虔诚、为人善良的约伯蹂躏得死去活来，约伯一度对上帝发怒、抱怨，但被上帝痛斥之后马上悔改，从此更加虔诚地信奉上帝。在非一神教信徒看来，约伯好人没好报，无辜被玩弄却还要被强迫虔诚信奉，这样的上帝简直太邪恶了，怎么可以信仰？

但是在一神教信徒看来，这才证明了信仰的无条件性。一个人信仰上帝并不是因为信仰上帝有好处，而是因为信仰上帝是对的。为什么信仰上帝是对的呢？因为上帝是一切意义的来源。如果没有好处你就不信上帝，那只不过证明你信仰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个好处。如果追求好人一定要有好报，那就是背弃上帝而追逐“好报”

（好处）。如果你说自己并不是追求好处而是追求正义，“好人没好报”是违背正义的，那就意味着你认为还有独立于上帝之外的道德标准，连上帝都不能违背这些标准；但一神教信徒认为这种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它想做什么，什么就是善的。倘若你要上帝符合你内心确信的条件才肯信仰上帝，那也意味着你根本就背弃上帝了，因为你否认它的全知、全能、全善。所以，如果要追求正义，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无条件地信仰上帝。

维特根斯坦的惊人之语

我们还可以通过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犹太人维特根斯坦的一句惊人之语，来进一步了解这种精神结构。它也更能让你体会到，这种精神结构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陌生。

“二战”后，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好多人都在质疑，在奥斯威辛之后，是否仍然可能信仰上帝。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可你们在集中营里都那么悲惨了，上帝为什么还不施以援手呢？明天你们就要进焚尸炉了，今天上帝仍然不管你们，这一刻上帝在哪儿？这样的上帝还值得信仰吗？

维特根斯坦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像约伯一样，越发虔诚地信神，明知道马上就要进焚尸炉了，你对神无比虔诚的信仰却依旧没有丝毫动摇，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这种说法对非一神教信徒来说简直匪夷所思，这也太阿q了吧？但这恰恰反映了犹太教创世论的底层精神结构。

如果明天就要死了，上帝却不来救你，于是今天你就不信了，那你信神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你信神只是为了活命这个最大的好处，如果没有，你就不信了。那此时你信的究竟是神，还是你从神那儿得到的好处呢？如果你是因为有好处才信神，那就意味着你的内心实际上是被外在物质所决定的；从哲学意义上讲，你这个人就跟动物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你选择信神，是因为这是对的，而不是因为这样做能给你带来好处，这才意味着你已经在真正意义上证明了，你的心灵不再被任何外部世界的物质条件所决定，而可以按照自己内在的信念自主抉择，所以你的心灵是真正自由的。

你以这种极致的方式，真正证明了你的精神是自由的，灵魂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信的东西别人接不接受，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你的这种道德抉择，证明了人的内心、人的灵魂是可能自由的，可以不被物质所决定，从而证明了人之为人的伟大性，体现出人跟动物的根本性区别。

如果你明天要进焚尸炉了，今天你就不信了，那么希特勒杀你，在绝对意义上，他不是没道理的。因为希特勒杀犹太人的理由就是，犹太人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们把社会给搞坏了。如果你因为上帝没来救你就不信了，那你的确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但如果希特勒明天就把你杀掉，你今天还能照旧虔诚信神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此时希特勒杀的就不再是犹太人了，而是一群真正证明了人性之伟大、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心高尚且灵魂上永远无法被毁灭的人。在一神教信徒看来，在这个意义上你已经获得救赎了，因为这样无条件相信神的强大内心，不是个人靠自己就能够获得的，要靠神的恩典才能获得。神要救赎的就是你的精神，而不是你的肉体。

正因为你的信仰是无条件的，你能够像约伯那样坚持下去，你的内心才是不被物质所决定的，是真正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杀犹太人这件事便无条件地成了反人类罪，否则他就是反犹太人罪。通过你的死，你真正证明了人之为人的伟大性、人之为人的高尚性，你的灵魂获得了升华，于是犹太人的死就不再是一种生物性的死亡，它开始被圣化为牺牲；牺牲才构成人类可宝贵的东西，它是真正能够引领人走向更高的精神世界的路标。这个故事虽然是关于犹太人、犹太教的，但是坚持信仰的无条件性和内心决不妥协的精神结构，在最原初的基督教中也是一样的，也是后来的清教徒所追求和信仰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对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难以理解的观念。但这恰恰是美国的立国精神所在，也是要真正理解美国就必须先理解的一种观念。

清教伦理下的个人主义政治原则

我们在创世论伦理和非创世论伦理之间做个对比就会发现，创世论伦理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所以没有什么是上帝克服不了的，上帝不需要任何中介，直接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个人除了上帝的意志不受制于任何东西；非创世论伦理则认为，有一些东西是无论什么力量都克服不了的，甚至连神都要服从它，这些东西就构成了人们必须服从、无从摆脱的命运。在基督教的几大教派中，清教对创世论伦理的坚持是最为纯粹的，在它看来，天主教已经背离了这种创世论伦理，背离了上帝。

对非创世论伦理来说，既然在个人之上还有一种个人无法摆脱的命运，那么个人的最高德行就在于对命运的顺应、对自我欲望的克服。天主教在千余年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有些非创世论的要素融入进来，比如它主张“因功称义”，也就是努力行善就能获得救赎，这就相当于主张有一种连上帝都必须服从的道德原则——“好人应当有好报”。这些道德原则是基于传统的，而寄托在民族文化中的传统，又被转化为个人应当顺服的命运；在近代世界，它们又在政治实践中被进一步表达为民族主义。出身于特定的民族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命运，而他应当认同源自传统的民族；忠于民族的事业，是一种至高的德行。

清教则在纯粹创世论背景下否定命运—传统对人的束缚，强调上帝与人的约法。十诫当中第一诫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如若承认个人必须接受命运—传统，无异于承认在上帝之外另有一个神，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清教徒的政治抉择是拒绝命运—传统的束缚，在与上帝之约的基础上自我立法、自我治理。对他们而言，政治的基础是上帝赋予个体的道德责任，也就是自由意志（前面维特根斯坦的惊人之语以极端的方式说明了自由意志的内涵），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应当自主决断、自我负责，而绝不应顺服什么命运—传统预先给定的框架。

简单来说，在非创世论背景下，既定的命运是主宰，个体要顺从命运；在纯粹的创世论背景下，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才是主宰，它赋予个体以自由意志，个体要去主宰、创造自己的命运。

于是，清教伦理下的政治一定是个人主义的，而非集体主义的。这种个人主义不承认“民族”“国家”之类的东西会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只能来自上帝对个人的直接赋予，个人是独立地对上帝负责、对自己负责的。这种个体性的道德责任不指向任何特定的族群或文明，只指向上帝，它会表达为一种可以超越任何疆界、任何人群的普遍价值。

这与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和道德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族主义认为世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不可被还原的国际法实体（国家）组成的，每个国家都以其自己的命运—传统或曰民族为认同的基础，个体要从属于国家、民族；清教政治伦理则将世界作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来看待，个体才是权利的基础，国家则是个体聚合在一起，用来为每一个个体服务的工具。

逃离旧大陆去往北美新大陆的清教徒，在其登陆之前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便深刻浸透着清教政治伦理的表达。清教徒结成的政治秩序也会形成其传统，但该传统不是实体性的民族精神之生长，而是会表达为一种抽象的法律秩序之延续，这是对犹太教—清教约法传统的继承。清教精神是美国政治的深层精神结构，其内在的普遍价值对国界的穿透性，是美利坚对所有个体吸引力的奥秘所在。正因如此，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诗句：

“旧世界，留着你过去的壮丽恢宏！”

她沉默的双唇喊：

“给我，你那疲惫、困顿、

渴求自由呼吸的芸芸众生，

你那挤满海岸的可怜贱民！

把他们，把那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者送来，

我在这金色的门边举灯相迎！”

才会如此地撼人心魄。也正因如此，美国价值观会成为美国所定义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基于民族主义的德意志帝国依托于特定的日耳曼文明，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自我局限，无法精神性地跨越国界，否则“德将不德”，这是其最终无法与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对抗的精神性原因。

美国的两面——日常时期的松散与非常时期的力量

对美国人来说，其立国精神便是清教精神，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会把本国视作一个清教共同体。

清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所拣选救赎的人，世间是充满邪恶的，所以自己所属的清教徒共同体（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世界上便有着特殊的使命，要把对神的服从、对公义的光大作为自己的责任。

然而，负有特殊使命的是清教徒共同体，也就是这个国家，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这个共同体选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人皆有原罪，即便是上帝已经拣选的清教徒也无法摆脱欲望的诱惑，所以政府本身也是人们要警惕的对象；但是清教徒共同体要履行面对世界的使命时，政府是必要的工具。

也就是说，对清教徒而言，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建制，而且它可能是恶的；但它应该是善的，因为清教徒共同体本身肩负的使命是善的。清教徒的这种立国精神，使得美国的国民有着强烈的国家道义感，而这种道义感又可以与对本国政府的高度不信任相结合。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只有在清教政治伦理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深刻理解。

因为对本国政府高度不信任，所以美国联邦政府获得的授权有限，在很多事情上都被束缚住了手脚，不能去做，于是从外观上来看，美国就很松散。不过，人们日常要面对的大部分事情靠地方的自组织机制就能搞定。但美国的地方自治高度发达，一方面，这来源于《五月花号公约》所留下来的清教自治精神以及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另一方面，这又得益于美国优越的地缘环境，它不需要面临任何陆地上的强敌，不需要强大的陆军，于是中央政府没有能力集权以压制社会。这就让绝大部分小事都在地方自治层面被搞定，没有机会发酵上升为不得不“集中力量”应对的“大事”。

有一些似乎是“大事”的事情，比如建设横跨东西的大铁路、铺设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络、开发石油，实际上在美国也不是靠集中力量完成的，而是靠民间资本完成的，在市场的驱动下，效率非常高。今天，效率之所以看上去不那么高了，是因为已经没有那么多要做的了。而市场一旦真出现要做的，民间资本也会很快把“大事”搞起来，比如页岩气的开发。

还有一些事情看上去是“大事”，实际上对不同群体的利益的影响可能非常不一样——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制约就会让这些“大事”也办不成。

疫情期间我曾和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朋友讨论到这一点，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评价：“美国是一个无法被从上到下动员起来的国家，这个国家很难被惹急。但一旦它被惹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被动员起来的力量惊人，全民都是自发的，要捍卫自由。”他说到的“很难被惹急”，并不是因为美国人脾气好，而是因为各种“大事”有的被地方自治消化掉了，有的被市场消化掉了，还有的在各种群体的相互制约中弥散掉了，国民很难整体性地被动员起来。从外部看上去，就是“很难被惹急”。

然而，一旦触及美国人共识的底线，“大事”就出现了，整个清教共同体就会很快被动员起来，也就是被“被惹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了，进入了非常状态。此时清教共同体对世界的特殊使命感被激活，全民自发动员起来，其效率根本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能比拟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我要做”，后者是“要我做”。前者是不惜代价地自发集体行动起来，捍卫自己最珍视的价值，这是一种集体心流的状态；后者是被组织整合起来，需要精细复杂的监督与控制机制，很多资源会被消耗在这些方面。

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就小看了美国，认为这是一个大大咧咧、马马虎虎、贪生怕死、不能办大事的国家。尤其是美国面对在欧洲和亚洲这两个战场已经打了几年的战争时始终保持中立、态度暧昧，更让日本看不起。所以日本就决意冒险偷袭珍珠港，灭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想一举成为太平洋霸主。

没想到，在偷袭之前，美国人还处在“很难被惹急”的状态，可偷袭事件一下就把美国人惹急了，他们瞬间被自下而上地动员起来，凝聚成一个整体，迸发出可怕的力量，能办的事之大，远非日本人所能想象。

1941年年底，珍珠港被偷袭，美国在这一年的坦克产量是4052辆，到1943年，产量近3万辆。美国参加“二战”的4年时间里，共生产了8万辆坦克、1400万辆汽车、30万架各类飞机，建成航母131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355艘、护卫舰498艘、潜艇203艘、登陆艇64500艘；而同时期的日本共生产坦克5000辆，建成航母17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63艘、潜艇126艘。虽然日本在前期占尽了优势，但当美国“被惹急”了开动战争机器后，日本便以可怕的速度快速失去其优势。美国在“二战”中的巅峰时期，每周就能有1艘新航母下水。

在欧洲战场上，德国虎式坦克每击毁1辆谢尔曼坦克，就有4辆谢尔曼走下生产线并被装船运往欧洲战场。这种生产力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加起来都比不上的。

今天的美国看似不以制造业见长了，看似不再拥有那种力量，那些辉煌也已成明日黄花，但要知道，那是因为今天仍然是日常状态，美国人还没有“被惹急”。美国一旦“被惹急”，进入非常状态，将近80年前的历史不是不可能重现。

在和那位朋友讨论的时候，我回复道：“美国人被惹急了之后就是全民心流，碾压性力量席卷而来，《圣经》里有个说法叫‘万军之耶和华’，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这是清教的政治效应。”

写下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5年前在日本的一座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幅画。那并非什么名画，而是我在一个日本历史展览中碰到的一幅关于“二战”的画。它画的是惊涛怒号的大洋中，美军战舰劈波斩浪而来。战舰在愤怒的大海上疾驶，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种铺天盖地的力量感当中。画面让我想起了《圣经·旧约》中上帝的雷霆之怒。

毫无疑问，“被惹急”的美国人用两颗原子弹的雷霆万钧之力，让日本人真正地理解了什么是美国人的“大事”，理解了美国的力量所在。

核武器对战争的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