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小摊还是开商场

要解释清楚前述问题，还得解释一下超大规模国家的“国家利益”问题。

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理解成在商场里做生意，商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商家。中小商家只是在商场里租了一个铺面，其利益就在于自己这个铺面流水的增加。它们可以拼命增加自己的流水，甚至不惜以损害邻居的利益为代价。比如我是卖自行车的，隔壁是修自行车的，隔壁为了扩大业务，不惜收购了几个图钉摊位，到处撒图钉。于是修自行车的铺面流水变多了，利益扩大了。尽管卖自行车的利益受损了，但这对修自行车的来说并没有太直接的影响，因为还有那么多骑自行车的，修自行车仍然会有收益。

中小规模国家相当于商场里的中小商家，它们只有自己的铺面，所有利益都来自这个铺面流水的增加。但是超大规模国家就不一样了，它们不仅在这个商场里有一个较大的铺面，还是这个商场的大股东。作为大股东，最大的利益来源绝不是自己铺面的流水的增加，而是从所有人那儿收的租。

那么问题来了，中小商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大股东，在有两个商场竞争的情况下，它们凭什么愿意到你那儿交租呢？它们会对两个商场进行对比再做出选择。

首先，要对比一下两个商场的物业管理水平分别是怎样的，是不是里面到处都是撒图钉的。我们可以假设这两个商场都有能力整治撒图钉的流氓。那么第二个标准就是要看一下两个商场的管理规则，是用来约束包括大股东本身在内的所有商家的，还是只用来约束中小商家，中小商家的利益都要围绕大股东转的。如果是普遍约束所有商家的，那么中小商家就知道大股东的行为底线在哪里，知道自己可以期待什么；它们当然知道自己作为小商家没机会吃到肉，但确信自己能喝到汤。但如果一个商场的管理规则都是围绕大股东的利益转，那么中小商家会发现自己不仅吃不到肉，能不能喝到汤也没把握，弄不好自己还随时可能变成肉被大股东吃掉。在后一种商场里，大股东基本上是在以一种摆小摊的心态经营大商场。这种情况下，中小商家会选择哪一边就不言自明了。

历史上是否有过两种商场竞争的状况呢？其实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当时英美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就是管理规则对所有人有普遍约束力的商场；而德国提出的方案则是围绕德国利益转的商场——如果规则对我不利，我可以随意改规则。当然德国也有它的“道理”：因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当然要让最伟大的民族成功，这对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进化来说是“最理想的”。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争霸全球的战争，是不可能依靠闪击战完成的。最终能否在这种战争中获胜，不取决于你有几个军事天才，而取决于你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否支撑你持续不断地耗下去，能耗到最后的人才会胜利。

对纳粹德国而言，它除了自己的资源，谁的资源也动员不起来，而英美能够动员起除了德国之外所有国家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战争究竟谁胜谁败，从刚开始打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只不过无法确定究竟会打几年，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波折。

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纳粹德国的路数注定会失败。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如果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方案、摆小摊的姿态和格局来面对世界，那它既无法获得其他中小国家的信任，也会真正损害自身的利益。直到“二战”之后，德国才放弃了民族主义方案。我们看到今天的德国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历史上任何时候，同时不再有任何国家害怕它，不少欧洲国家还希望德国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原因就是在“二战”之后，德国终于实现了自我超越，从摆小摊的心态和格局转化成了真正的开商场的心态和格局。

看清了这个逻辑，我们也就知道了对中国最有利的国际战略。中国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心态和格局，从开商场的战略格局出发，主动为已经存在但遭遇失衡的全球秩序提供公共品。也就是说，中国应当承认：在美国作为大股东所经营的这个大商场中，美国有主导性；但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可以和美国坐到桌子前来谈一谈股权结构改造的事情了。这是完全可以谈的，并且这种做法会吸引大量的中小国家来支持。因为美国这个大股东在经营大商场的时候，经常会有不合规矩、说话不算话的情况，这对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利益都有损害；如果有人能成为另一个股东，对美国产生一定的制衡，以便让这个商场真正遵守其最初的承诺，那么中小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当然愿意支持。

问题又来了，美国凭什么会接受这种股权结构改造的谈判呢？这又和美国的双重属性有关了。

美国的国家性和世界性

就当今的国际政治格局而言，人们必须认可的一大前提是，美国依旧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和普遍秩序的担纲者。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点也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那些所谓的美国衰落论，只是一知半解的认识而已。

而今天的美国和此前的霸主——大英帝国，都是有双重属性的。

一重属性是国家性。在这方面，它们和别的国家没有区别，都会有各种各样自利的追求，和其他国家是利益对抗的关系。还有一重属性是世界性。它们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而这个秩序是超越于单个国家之上，为全世界而存在的。英美作为主导者来维护这种世界秩序，也高度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又和其他国家是利益交融的关系。

用一个商业上的概念来打比方，就是作为霸主的英美首先是做平台的，当然它们也会做自己的产品，但是它们最大的利益来自做平台，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自己的产品利益而牺牲平台利益。其他国家都是产品型国家，而英美是平台型国家。

尽管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平台型政策是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的，但从内部具体的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产品型政策更符合特定群体的需求。如果这些代表具体利益的群体在特定时期对内政的影响力比较大，就有可能生成不那么符合平台逻辑的政策。用国际政治学话语来表述就是，美国的国家性可能会伤害其世界性。

一旦我们承认了美国作为霸主这个前提，并且能够区分美国的国家性和世界性，从世界秩序的健康运转来考虑问题，那么它就转化为：如何才能有效地抑制住美国国家性的那一面，防止它伤害到其世界性的那一面。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需要一个力量来制衡美国。非常重要的是，这里的制衡不是挑战美国世界性的那一面，而仅仅是制衡美国国家性的那一面。而且，这个力量越是制衡美国国家性的那一面，就越能成就美国世界性的那一面。

今天，大概只有中国有这种力量去实现这种制衡了。但中国能否恰当地运用它的这种能力呢？这取决于中国能否理解前面说的两个前提，也就是美国霸主地位的不可替代性，以及美国本身的双重属性。如果不对美国的双重属性进行区分、而只是笼统地反美，那就会连带着反对了美国世界性的那一面。但世界性这一面并不专属于美国，而是属于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品，所以反美就会把绝大部分国家都推向中国的对立面。一旦能够区分美国的双重属性，仅仅反对它的国家性，那么绝大部分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盟友。而中国越是反对美国的国家性，就越能成全它的世界性，进而就越能成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长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盟友。也正是因为其双重属性，美国才有了接受股权改造谈判的可能性。于是问题便转化为，中国究竟是如何认识这些问题的。如果中国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思维格局，便很难对未来的秩序逻辑有恰当的理解，“股权改造”的问题也就较难谈到点子上。

忒修斯之船的隐喻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感觉很不过瘾，凭什么就得接受美国作为霸主呢？中国也具有双重属性，中国来当霸主，不是更好吗？

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没有能力当这个霸主。我们基于前面的讨论已经可以看出，全球霸主需要是特定意义上的岛国，没有强大的陆地邻居，才能集中精力去主导联通全世界的海洋；同时，全球霸主需要是全球金融中心，而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又需要有普通法的法系作为前提；另外，全球霸主需要是创新能力的全球引领者，这又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软环境；还有，全球霸主需要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理想的担纲者，才能吸引全世界的支持者。

这里说的还只是一部分必要条件。具备所有这些条件的，目前只有美国。有些条件是其他国家慢慢努力也能具备的，比如制度软环境、强大社会的发育，但有些条件是努力了也改变不了的，比如地缘处境、法律系统。只有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才更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中国虽然无法成为美国那样的全球霸主，却有另外一种机会。我先来讲一个古希腊的故事——忒修斯之船，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中国的这个机会了。

有一艘自上游向下游航行的忒修斯之船，在航行的过程中，船上的一块木板坏了，于是水手就抽出这块木板换上一块新的。在继续向下游航行的过程中，又有一块木板坏了，于是水手就再把它抽出来换掉；一再重复后，等船航行到最下游时，所有的木板都被换过一遍了。那么问题来了，此时它还是忒修斯之船吗？如果你用换下来的那些木板再造出一艘船，这艘船是不是忒修斯之船呢？这些都说不清楚了。

切换回美国霸主这个问题上，美国主导着世界秩序，但是需要中国来不断制衡其国家性，以便成就其世界性。说起来很抽象，但这个过程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各种国际组织、各种双边和多边条约的谈判中具体展开的。

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展开，这个世界秩序中就会渗入大量中国的色彩，它不再是美国单方面行为的产物，而是中国和美国不断互动的产物。尽管它仍然是由美国主导的，但没有中国的互动，它也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样一来，中国的色彩就会渗入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到那时，你说这个秩序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呢？这就像忒修斯之船一样，你会发现已经说不清楚了，实际上也没必要说清楚了，因为它已经成了属于全世界的普遍秩序。

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中国所拥有的力量才会真正地转化为对国际责任的担当，这会是中国对世界秩序、人类历史以及自身国家利益的最佳实践。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刚刚提到了普通法对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性，而英美作为世界霸主，之所以能够有前述的双重属性，也跟普通法逻辑相关。下一章我们再来仔细讨论一下普通法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