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国之间基本的信任关系还在的时候，人们都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可一旦基本信任关系被破坏，人们就会转而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此前的贸易战中，利益之争的成分大于价值之争，也就还未侵蚀到基本信任关系；可一旦没有了基本信任，西方国家就可能会不惜代价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这会带来极为深远的连锁反应，贸易战便可能出现另一种走向。

要强调的是，刚刚说的这些更多的是在分析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这绝不是说其他国家没问题。但是在这种时候，过多地指责别国意义不大，这就好比做生意时遇到麻烦，好的管理层不会把精力放在指责竞争对手上，而会反思自己是否本应做得更好。这样才能让自己在竞争中真正地掌握主动权；至于对手的问题，如果真是问题，市场迟早会给它教训的。

“从0到1”与“从1到n”的区别

要解释清楚西方国家可能“不惜代价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得先看一下中国与西方各自在制造业上的结构性位置。前面已经大致说过，这里再稍微展开一下。

就全球制造业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中低端制造业，西方的比较优势是高端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基础在于成本优势，而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基础在于技术优势。技术优势是难以被超越的，而成本优势则只有在不涉及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才是不能被超越的；一旦涉及安全问题，成本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进攻性封装式思维”会严重恶化中国跟世界的互信关系，刺激西方国家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不惜代价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那么，究竟什么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呢？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它既与技术有关，因为技术会改变“安全”的意涵；也与基本信任关系相关，这会改变人们对“安全”的感知。

过去，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军工类的产业。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再怎么往外移，这些产业也仍然在他们自己手里，因为这种产业是不能从成本角度来考虑的。但是今天，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很可能不只是军工产业了。比如，2020年3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重建一系列产业，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产业，以确保美国在这些方面不依赖其他国家。

所以，西方对安全问题的界定是变化的，与他们对中国的信任程度有重要的关联。互不信任的程度越深，安全问题的范围就会越宽。这会压低西方的经济效率，压缩中国的市场空间，是个双输的局面。但并不是说因为是双输，这种可能性就不会出现。熟悉博弈论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两个理性的人，最终选择出的结果从整体上看却是不理性的。

如果西方真的重建生产体系了（尽管目前这还不是个大概率事件，但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小概率事件），可能会怎样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下沙盘模拟实验。

首先，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定义的边界即便扩大，最终也不会特别大。一个原因是，无论边界怎么扩大，绝大部分产品仍然只是日常消费品，与安全相关的永远是一小部分，在总的制造业当中的占比仍然不是特别大。正因为比例不是特别大，西方国家在“不惜代价”重建时，也才付得起这个代价。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主体地位的，还是那种与安全无关的日常消费产品。所以，从中短期来看，西方即便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对中国制造业也不会形成太大的压力。而且从中短期来看，很可能中国经济比西方国家还会更加亮眼。因为西方“不惜代价”重建是一种非市场行为，会带来很多资源错配的问题，压低经济发展的效率；而中国虽然会失去一部分海外市场，但由于政府不断拉动、刺激经济（虽然刺激的效率越来越低，毕竟整体的经济规模还在继续扩大），所以凭借强大的内需，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往前跑。由于外部对中国的隔离态度，国内对外部的对抗态度会强化；并且由于中国经济的表现更加亮眼，国内还会有一波新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出现，欢呼“伟大的胜利”，甚至把隔离所带来的痛苦审美化，让自己深受感动。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从中短期来看；从长期来看，中国则面临着重大隐忧。那些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即便西方重建了起来，中国的相关产业也并不会就此消失，毕竟庞大的国内市场还在，结果很可能会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从中会进一步演化出两套平行的技术路线。

重要的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往往都是技术演化的前沿领域，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非常重要的核心技术，比如集成电路、互联网，都是美苏冷战时期从军工企业中率先发展起来的，后来逐渐扩散到民用领域，这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发展。两套平行的技术路线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就要看它们各自的创新迭代效率了；遗憾的是，中国在这种技术创新迭代的效率上很可能与西方有较大差距。

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技术创新不是“从1到n”的创新，而是“从0到1”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从1到n”的创新，需要的首先是庞大的市场，以及大规模的组织技术，中国在这两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显著的优势；中国在各种技术应用及商业模式方面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此直接相关。所以，中国的优势在于可以迅速把一项技术落地，并且凭借巨大的市场优势把产品卖成“白菜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做出很多创新。“从0到1”的创新，需要的则是发达的基础研究、自由的研究环境、能够吸引高端人才源源不断到来的制度条件，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这几方面，西方比中国有更大的优势；真正原创性的创新能力主要出现在西方，与此直接相关。

“从0到1”的创新具有引领性，“从1到n”的创新则主要是跟随性的，两者对经济的拉动方式和效应是大不一样的。中国有很多网民说我们可以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就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二三十年一样。然而，只有在那些非引领性、非前沿领域中，自力更生才是可能的；在前沿领域的引领性尖端技术上，靠自力更生是根本不行的。

把各种制度环境放在一边，我仅从纯技术角度举一个例子。比如，材料科学是现在的前沿技术领域之一。2011年，美国宣布了一个“材料基因组计划”，把已知的10000多种材料的数据数字化，通过人工智能学习，开始模拟各种材料组合的性能。这就极大地提升了新材料的研发效率，科学家已经用这个办法发现了很多新材料。

于是，材料科学的发展速度便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密切相关。人工智能的发展，除了需要足够数量的程序员、工程师，还需要两大基础：数据和算法。中国在数据规模方面有较大的优势，美国则在算法方面有较大优势；而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还是算法。算法的根本，则是基础性的数学研究，这种数学研究和奥数完全是两回事，中国还差得很远。

另外，将基础数学转化为算法还依托于一系列编程语言。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开源代码社区，这是全球性的程序员社区，是程序员们追踪软件技术趋势最好的窗口。如果中国跟国际上形成技术隔离了，就意味着跟这些全球趋势也隔离了。中国当然还是可以用这些代码来开发，但很可能不再能获得授权并使用了，由此中国所生产的使用这些系统的产品就只能在国内销售，没法销售到国际上去。这样一来，产品的市场就被大幅压缩，但企业还是那么多，国内的竞争就会变得极为激烈，最终大家只能拼价格。惨烈的价格战又会大幅压缩企业利润，从而蚕食掉企业的后续研发能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案例以非常粗糙的方式呈现出，“从0到1”的技术迭代背后依托着怎样复杂的系统。中国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够紧紧跟上世界技术前沿的脚步，否则，在技术迭代上大概率会被西方甩开。

于是，虽然从中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表现会更加亮眼，但这更多是量的膨胀，而较少是“从0到1”的创新所牵引的质的跃迁。到了十几年或二十年后，西方完成了技术迭代，进入下一代技术，而中国的技术迭代能力跟不上，中西方有了技术代差，中国经济的大麻烦才会真正到来。

值得提出的是，当今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信息技术是这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而在信息经济时代，最有价值的资产是数据。这就意味着，如果信任严重丧失，西方一定会把与信息经济及数据相关的产业都定义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中国的优势在于重化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和电子产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但这两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产业都相当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设施，它们的意义和演化逻辑是被信息技术产业反向定义的。中国在信息产业上，并没有什么难以被替代的优势，在一些关键领域还大大落后于西方。如果中国和西方在信息技术产业上的技术也脱钩了，那么前面说的“十几年或二十年”这个时间周期可能还会缩短。

德国的启示

刚刚的这个沙盘模拟过程很令人悲观。幸好，要走到这一步，现在还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它已经是个不可忽视的小概率，并且，如果“进攻性封装式思维”不被有效超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互不信任继续加深，双方的情绪继续毒化，这个概率就会不断变大，走到那个临界点不是不可能的。

是否有突破这种可怕前景的可能性呢？当然有。不过，突破的前提是，让世界相信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供应链能力“政治化”。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看一下德国的历史，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二战”之后，德国被打得一塌糊涂，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意识到，战后的德国必须同时完成两个艰巨的任务，但这两个任务又彼此矛盾。先说第一个任务，德国需要完成重建，否则德国的经济一路崩溃下去，可能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最后整个德国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圈，这对西方世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再说第二个任务，德国必须获得邻居的信任，否则没法获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行重建。但是，获得邻居信任的前提却是德国不能重建，它一旦重建了，变得强大，邻居就会很恐惧；可是德国不重建的话，它就可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邻居就会更加恐惧。德国就此陷入两难困境。

到底该怎么办呢？阿登纳想出一个办法：德国必须放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这种观念，让德国变成“欧洲人的德国”。这样一来，德国的复兴就相当于欧洲的复兴，德国才有机会同时完成两个任务。但这种理念空口说没有用，必须纳入某种具体可执行、可验证的制度框架当中，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煤和钢是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原材料，所以，德国就拉上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推动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将煤和钢的生产纳入一个跨国的联营委员会来统一管理。德国生产多少煤和钢，对委员会的其他国家来说都是透明的，这些煤和钢究竟会被怎么使用也是透明的。同样，别的国家生产多少煤和钢，对德国也是透明的。六个成员国各自把一部分经济主权拿出来，交给一个超国家的委员会来管理，这样各国就可以彼此信任了，此时德国的复兴也就等于欧洲的复兴了。阿登纳所要追求的那两个彼此矛盾的任务，由此也可以同时得到完成。

这就相当于，德国通过一种新的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去政治化”，或者说得更深刻些，“去武器化”了。这样之后才能重建并保有自己的生产能力，同时仍然获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不肯把生产能力去政治化/去武器化，德国反倒没有机会保有生产能力。

到了今天，德国是欧洲人的德国，而欧洲也已经成为德国人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没有任何人恐惧它，相反，有很多国家都在主张德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国放弃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方案，才真正地兑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自己成长的果实能够真正地被收获。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逻辑和阿登纳时代已经有巨大区别了，但是人性是恒定的，信任机制如何能够建立起来，也有一些恒定的基本原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全球化到底会走向何方

有了这些沙盘分析和历史回顾，我们再把眼光转回到现实，看看在各种因素的牵扯下，全球化到底会走向何方。毕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基础信任关系已经遭到侵蚀了，但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逆；要实现逆转，当然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但我们首先还是要把现实搞清楚，才能知道中国应努力的方向，如何才是真正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首先，仅就制造业而言，各国之间在生产流程层面已经是跨国性分工的状态了，这个大趋势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是市场自发演化的结果，是微观层面一系列公司、商人活动的结果，不是任何国家有意设计出来的。这种演化的驱动力不是价值观或生活方式，而是简单的成本机制。这种成本机制也不是哪个国家的政策改变得了的，除非该产品被界定为与安全相关。

因此，疫情过后，全球化可能面临一种精神分裂。经济层面上的全球化还会继续，不过主要是在与安全不相关的产业中；政治层面的全球化则可能遭遇明显退潮，疫情当中西方国家会扩大定义与安全相关的产业的边界，这些产业可能会退出经济全球化。其中蕴含着中国与西方的技术脱钩的风险，从长远来看，这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在退潮的政治全球化当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只不过这是先从西方国家的区域化进程开始的，在区域化进程中，追求一种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具体说来就是，我们不能光看见特朗普让美国从各种多边组织中“退群”，却看不见他同时在拉各种新的“群”。比如，在特朗普的大力推动下，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替代了已运行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大大提升了自由贸易的标准；特朗普仍在推动与欧洲以及日本进行新的自由贸易谈判，基本上是以usmca作为谈判模板的。待这些谈判陆续达成，就是以若干个原则基本相同的双边协定替代了wto的多边协定；多个双边协定事实上可以大致起到多边协定的作用，但标准明显更高。对西方国家来说，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起到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其经济局限在本国市场，以致经济效率过低。

1996年，有33个国家共同签订了《瓦森纳协定》，成员国承诺不向非成员国（当然包括中国）出口该协定清单中列出的高端技术和军民两用产品。比如，由于《瓦森纳协定》，中国就无法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于是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比世界先进水平始终差一代以上。协定的成员国中，除了通常所理解的西方国家，还有东欧国家，以及南非、印度、俄罗斯等国。如果由疫情导致的不信任使得与安全相关产业的边界进一步扩大，那么《瓦森纳协定》的清单会不会变得更长？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瓦森纳协定》？从西方的自由贸易标准进一步提高的区域化来看，这种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

从长期来看，西方推动的这个区域化进程迟早会扩展为新的全球性进程，也会推动新的政治全球化的展开。只不过我们现在根本说不清楚，它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实现扩展。我在《溢出》一书中认真分析过的非国家的商人秩序，很有可能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把视野放大、时间段放长，我们又会发现，自2020年以来，人们不停惊呼的“见证历史”实在不值一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惊心动魄的经济大危机、冷战的爆发、朝鲜战争、非殖民化进程、五月风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石油危机、苏联的解体……哪一个都比今天的危机与动荡要深刻几个数量级。但是全球化并未因此止步，而是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全球化就是危机推动的结果，每一次危机都带来了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的契机。

全球化之所以不会止步，在于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已经联结为一个世界市场。任何国家的政策都必须落实为一套财政方案，任何财政方案都依托于本国经济，但任何国家的经济又都受制于超出本国政治控制范围的世界市场，而人类在世界市场上的相互依赖，今天已经发展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的状态。

所以，经济全球化会不断拖着政治全球化往前走，前面说的区域化也迟早会扩展为新的全球化进程。如果哪个国家自外于这个进程，就只能在本国市场上活动。市场规模决定了经济效率，效率低的小市场迟早会被效率高的大市场击败并吸收掉，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仔细看过往数百年历史的话，我们又会发现，虽然全球化是危机驱动型的，但人类在每次危机中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实现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这一次的危机，我们可能会付出多大的代价，伊于胡底，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无疑可以知道，中国会如何选择，是影响此次危机走向的一个重要变量。

中国应当如何抉择呢？这又取决于中国如何理解自己在当今国际秩序当中的比较优势——世界工厂地位。搞清楚中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工厂的，以及这一地位未来可能会如何演化，是进一步讨论中国该如何抉择的基本前提。

参阅施展：《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信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