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秩序中，一个正在发生但经常会为我们所忽视的事实是，过去30年来国际经济上发生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了。

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日益分离

一些简单的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一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中有70%是制成品贸易。这就意味着，大部分产品都在单个国家内完成生产，各国之间是在不同的产品层面实现国际分工的。而依据2018年的数据，国际贸易中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贸易。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都是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各国之间是在生产流程层面实现国际分工的。

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30年前是你做汽车，我做电脑，他做缝纫机，咱们相互贸易；今天是你完成汽车的一部分生产流程，我完成汽车的另一部分流程，他再完成汽车的一部分流程，协作着生产出汽车。同样，你完成电脑的一部分生产流程，我完成电脑的另一部分流程，他再完成电脑的一部分流程，协作着生产出电脑……随着技术和生产逻辑的演化，可以预期，未来中间品贸易的比例很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一件复杂产品的生产有一整套流程：从它所需的最基础零部件的生产，到完成终端产品的组装。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流程所发生的物理空间称为“经济空间”，会发现由商人们撑起来的经济空间与由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之间的重叠部分在这30年中大幅减少了，经济空间在深刻地穿透到政治空间中。这还仅仅是就制造业而言，如果再看看互联网所引导的信息产业，它早就是穿透国界的存在了。

这种变化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基于美国创新经济的转型与中国经济的迅猛成长而演化出来的。具体的演化过程与机理留待下一章再来展开，这一章我们要先来看看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贸易战的因与果

这种变化让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失效了。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若干重要的全球经济组织支撑的，这些组织都是由主权国家主导的。在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还大致重合的时候——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差不多仍是这样，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大致还是匹配的；但是随着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日益分离，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之间就开始出现各种摩擦。

这些摩擦可能会导致全球化在政治层面上出现某些逆转，表现之一就是贸易战。贸易战是由国家发动的。但由于经济的实际运转已经进入另一种与国家空间大不相同的空间逻辑，所以经济全球化并不会因贸易战而发生实质性的逆转。但是毫无疑问，贸易战会给经济全球化增加很多额外的成本。

这些变化发生在最近这十几年中，一线企业界的人对此已经颇有感受，但是在公共舆论中用以解读这些问题的常见理论范式，可能还是30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留下的。所有这些理论范式都有一个关键的隐含前提，就是它们都以国家为思考经济问题的基本单位，这就是上一章提到过的“封装式思维”。

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试图通过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关税，将制造业从中国挤出去。中国产品向美国的出口确实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不少生产商被迫从中国迁出，但其迁出逻辑和人们最初对此的预判并不一致。

我们前面说到，30年前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这首先是因为那时候产品的绝大部分生产流程是在单个工厂内部完成的，只不过分配在不同的车间里。所以30年前如果说某种产品迁出，那就是整个工厂搬走了，很可能意味着该产品全生产流程的迁出。

但在今天，各国之间在生产流程层面进行分工，这首先是因为过去一个工厂里的不同车间，现在已经独立成不同的工厂了。工厂互为配套关系，组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网络内部工厂间的配套关系会不断进行动态重组。单个工厂里有多个车间的话，车间只能分布在一个很有限的地理空间中，难以跨越国界；但是在车间都独立成新的工厂之后，新工厂的地理分布就不一定受国界的局限了。所以，很可能贸易战中实际迁出的仅仅是负责最终组装环节的那个工厂，因为只有这个环节才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终端产品，其他的生产环节并不向美国出口，不受到关税的直接影响。

打个比方，在贸易战之前，组装环节的工厂可能在东莞，而上游的零部件供应商在武汉，武汉的工厂把产品卖到东莞就行了；在贸易战之后，东莞的工厂迁到了越南，武汉的工厂就转而把产品卖到越南。由于武汉工厂不与美国市场发生直接联系，所以无须迁出。2019年，我到越南对中国制造业的转移逻辑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发现了大量类似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确实会有影响，但影响的逻辑和各方基于“封装式思维”所形成的预判并不一样，与其说是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莫如说是中国制造业向外“溢出”。

不过，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溢出”仅仅是从制造业环节来看问题，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上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制造业。所以“溢出”首先回答的还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位置是否保得住的问题。如果把问题延伸到产业中更多的环节，就会看到更复杂的情况。

那些看不见但更加深远的影响

举一个我身边朋友的例子。2020年3月初，一位做实业的朋友跟我说，因为疫情，他原本要去德国参加的一个行业展会被取消了。那段时间，由于疫情的蔓延，多个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展会都被延期或取消了。例如全球照明行业影响力最大的法兰克福照明展，五金行业全球规模最大的德国科隆五金展览会，全球美容品牌第一展意大利博洛尼亚美容展。

展会取消对中国企业有不小的影响。中国企业想去参加这种展会，主要目的不是获得国际亮相机会，而是要在展会上把握行业的前沿技术和产品走向，这对自己未来的生产布局极为重要。

这些展会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结构性位置：中国在制造流程上具有巨大的规模性优势，但是在许多行业并没有核心技术优势，欠缺对先进技术路线和产品理念的引领能力。西方国家尽管在中低端制造业上无法与中国竞争，但在高端制造业上有不容动摇的优势地位；这里所谓的高端制造业不仅仅是生产芯片或者高精度机床之类的，更包括对未来技术路线及产品理念的研发、规划和引领，从而规定下游中低端制造业的演化逻辑的能力。

比如前面说的这三个取消了展会的行业（照明、五金、美容），它们都是市场规模达万亿元以上的巨大产业，中国在每个领域的规模优势都非常明显。然而，真正有影响力、具有行业引领价值的展会，并不在中国举办；不仅如此，中国企业在这样的国际展会上并没有多大的声音。

举个例子，法兰克福照明展总共大约有10个展馆，但是举办方只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展馆（通常固定是10号馆），不允许中国企业去别的馆参展。这个馆代表的就是低端，连展馆内部的设计、管理都比其他馆明显要差很多。2018年，为了摆脱低端形象，中国某龙头照明企业想去别的馆参展，无奈只能通过在荷兰注册的一家公司去申报展位，才得以和其他国际品牌出现在一个展馆。

展馆上的如此安排，可能会挑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神经，觉得中国企业受到了歧视，这种展览不去也罢。然而真正在行业中做事的人才知道，这种安排只是真实反映了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因为中国企业拿出来的确实属于比较低端的产品，其他展馆展出的都是高精尖或者有独特设计感的产品。这些展会通常是本行业技术、设计、流行趋势的风向标，基本上都是被欧、美、日、韩等细分市场的龙头企业所引领的。实际上，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每年的计划，在相当大程度上要看欧、美、日、韩的龙头企业，因为它们掌握着技术方向和产品调性，有着市场引领能力。

所以，中国企业去参加这种展会，主要是为了学习，为了了解市场趋势和行业前沿技术，以便规划接下来的产品、生产及相关资源的配套安排。国际展会是中国企业了解相关信息的重要平台。疫情导致这些重要的展会被取消或推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接下来国际市场走势的判断。在趋势判断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在投资方面就会变得非常谨慎和迟疑。

这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为行业外的人所知，却比疫情的影响更为长久和深远。

当然，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当国际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需要进行规模化量产的时候，中国的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脱离西方的技术和理念的引领，中国制造业就很容易与世界市场的发展方向脱轨；但是如果脱离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效应，西方的技术和理念的落实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有着结构上的差异。中国更多的是外功，是肌肉，容易带来数量上的突破；西方更多的是内功，是大脑，更容易引发真正的质变。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有着难以被替代的巨大优势，但这种优势是不能脱离世界而自行运转的。中国必须保持开放，更多的开放才能真正地释放自己的优势。否则，徒剩肌肉，确实可以自娱自乐一阵子，但最终还是会遇到瓶颈，而这种瓶颈，只有靠新的技术才能突破。

要保证这样的开放，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这次（蔓延全球）的疫情导致国际展会取消，效应反噬中国，让中国企业无法及时把握行业的国际进展，导致行动上的保守、迟疑。公共卫生问题在经济上的影响，远不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停工之类，它有深远得多的东西。

在这次疫情中，通过各种新闻我们知道，中国的疫情信息收集系统已经极为先进了，但是公共卫生管理和决策机制要想匹配得上，仍然有不短的路要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中，信息收集机制与管理机制之间有着不小的矛盾张力。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内部管理机制落后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两者之间有着不小的矛盾张力。

这种矛盾张力会反噬中国自身，以各种我们事先想不到或外行看不到的方式影响中国。要克服这种矛盾张力，最重要的途径同样还是，中国必须保持开放，更多的开放。

为什么不应该说“有本事别买我口罩”

我们再回到中国制造业“溢出”的话题，要强调的是，贸易战并非只有这一种可能的走向。“溢出”的走向要想持续，必须以各国之间的基础信任没有遭到破坏为前提，但“封装式思维”的一种变体，却有可能侵蚀掉各国间的基础信任。

自贸易战开始以来，国内网络上有很多担忧中国制造业的声音，这是在“封装式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过度担忧，属于“防御性封装式思维”。更值得担心的是，疫情期间国内网络舆论中出现了一种比较糟糕的“进攻性封装式思维”，从长远来看，它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麻烦。

“进攻性封装式思维”首先表现为，随着中国的疫情有所缓解，而其他国家陷入困境，网络上出现了对国外疫情幸灾乐祸的调子。且不说这种幸灾乐祸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即便只从功利的角度来讲，这种态度也是非常短视的。它没有意识到，既然各国是在生产流程的层面上分工，那就意味着不仅国外对中国有需求，中国对国外也有需求。中国经济因为疫情停摆，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样，其他国家的经济因为疫情停摆，也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前面所举的国际行业展会的例子，就能够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幸灾乐祸的调子，会发现这又与疫情期间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一些价值观层面的争论直接相关。这个问题值得多说几句，因为这些争论正是“进攻性封装式思维”更加极端的表现，它们会破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信，进而可能导致贸易战的另一种走向。

在疫情期间发生价值观层面的争论，这并不是特别令人意外。瘟疫在历史上一直是跟人类共存的，它构成了人类秩序演化的一种动力机制。人类历史不是线性匀速运动的，而是量子跃迁式的：社会保持长时间的缓慢稳定的发展状态；然后突然发生某些重大事件，历史进程因而突然加速，秩序发生深刻的变迁；然后再进入缓慢稳定的发展状态。重大瘟疫，毫无疑问就是这类重大事件中的一种。瘟疫带来的重大变迁，可能会引起治理层面上的重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它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会重新思考价值问题、意义问题，会有新的价值排序出现。比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逼迫人们重新思考“人”的价值，进而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规模展开。

在对价值问题的思考中，最根本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这种追问中的“我”不是生物性的存在，而是价值性的存在。“我”是由我所珍视的一系列价值构成的，我要通过对这些价值的各种实践，获得“自我”意义的充实感。

对这些价值的实践，就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人们对它经常是日用而不知的，但如果生活方式被触动、被改变，人们就会知觉到了，因为这会引起一种被严重冒犯的感觉。所以，价值观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很具体地体现在人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人珍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会怎样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疫情严重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各种价值排序都可能遭遇严重的挑战，全世界都是如此。

对很多国家来说，早在疫情之前，人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就已经开始受到挑战了；贸易战实际上也与此相关。这次贸易战背后的价值观冲突，与冷战时期大不一样。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各自有一套价值观，并坚信它代表人类历史的未来方向。两套价值观尖锐对抗，但是两大阵营在经济层面上是近乎相互隔离的，一方无法在经济层面上影响到另一方，经济活动没有直接的政治效应。

今天，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层面上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有可能通过贸易过程的传导，深刻影响其他国家所熟悉、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从而间接地引发价值观的冲突。经济活动于是就有了深刻的政治效应。这种政治效应会激活对手国——今天主要是西方世界——在对外政策上的一系列行动，贸易战只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中国仅靠更多地进口美国商品，无法在实质意义上化解贸易战的原因。

西方世界想要的，是改变一些非市场机制，消除人为形成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形成一种真正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如果这些目标都达不到，那么西方世界就可能会想办法把中国排除在贸易圈之外，否则，那些不对称竞争优势就可能通过贸易过程传导出来，进而深刻改变西方世界所珍视的生活方式，这会对其价值观构成真正深刻的挑战。

这种深层的价值观冲突，在贸易战中还没有太表现出来，但已经掩映在背后了。到了疫情当中，这种价值观冲突开始深刻地表现出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互不信任也更深了。随着相互批评的激进化，国内网络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了，开始出现一些更具进攻性的“封装式思维”。

比如，3月下旬，西方国家疫情开始暴发之后，紧急从中国购买口罩。此前两个月中国疫情正凶猛之际，有大量厂家紧急上马生产口罩，品质良莠不齐，到了这会儿便有一些劣质口罩被卖到了西方国家。这引发了西方舆论界的批评，而中国的网络上则出现了一种针锋相对的表达：“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口罩质量不好，那你就别买啊！”

这样的表达给对方的感受是，中国在用其强大的生产能力进行要挟，或者说中国在将其强大的供应链生产能力“政治化”。对方在直觉上会感觉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这会极大地破坏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