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教父3》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这句话颇值得玩味。“憎恨”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强大的行为驱动力；“判断力”则是理性，它可以帮助人辨别事实。如果被情感遮蔽了理性，就无法看到事实，无法做出任何有价值的判断。

信息茧房在当下就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它会导致人们经常用情绪替代理性，用观念遮蔽现实，当下社会中的各种撕裂，都与此有着很深的关系。

就本书讨论的主题而言，观念对现实的遮蔽有如下三种形态值得提出来。第一种形态是，在民族主义的笼罩下，政治领域对其他领域的遮蔽；第二种形态是，用（无论来自哪个方向的）意识形态问题遮蔽了专业性问题；第三种形态关乎如何看待中国，它从前两种形态衍生而来，有着a、b两种分支形态。a形态是由于极端民族主义的遮蔽，人们拒绝承认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b形态是由于对抽象理论的认同——我们姑且名之为“抽象世界主义”，人们拒绝承认中国的特殊性。

这三种形态以不同的方式遮蔽着我们对现实的观察与判断，它们彼此之间又有着各种关联，值得分别展开讲一讲。

“封装式思维”带来的问题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辱华”行为似乎越来越多，人们要不停地进行各种抵制表示抗议。为了反法，就要去抵制家乐福，找不到家乐福的时候，抵制一下沃尔玛也行，谁让你们都是国际连锁大超市；为了反瑞典，要抵制沃尔沃，找不到沃尔沃的时候，抵制一下沃尔玛也行，谁让你们都“姓”沃尔；为了反日，要抵制日货，咦？沃尔玛里有卖日货的专柜，那就顺便也抵制一下沃尔玛也好了，谁让你不反日；终于轮到要反美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抵制沃尔玛了，没想到的是，沃尔玛里涉嫌“辱华”的错误标语，是个不懂行的中国雇员写的……

这几年很多抗议“辱华”行为、抵制洋货的新闻，经常看得我哭笑不得。诸如“虽远必诛”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真正被“诛”所影响到的，往往都是身边的国人。比如，有西安市民因为开了日系车，在反日游行中被人砸穿头骨；有些外资企业因为被抵制而被迫撤资，于是中国雇员失业。

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中，人们看不到真实世界中的各国在经济、文化等各种领域相互渗透的关系。沃尔沃是一家在瑞典起家的公司，但早就被中国企业吉利集团收购了；在中国土地上跑的日系车，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工厂生产的；经常莫名其妙被捎带上的沃尔玛，采购的货品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中国，是大量中国企业的重要客户。

但是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眼中，一切都必须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评判，应当以政治空间为单位来观察和思考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各种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会让我们本能地把各种问题都封装在一起进行思考，政治空间则是用来封装这些问题的外壳。我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封装式思维”。

然而要知道，民族主义的“封装式思维”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至今才200多年。在此前的历史上，政治只是贵族间的事情，跟老百姓没关系；商人们可以横跨各国做贸易，战时甚至会与敌对国家做生意，本国统治者也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教会也可以跨越各种政治边界去发挥影响力；即便是参与政治活动的贵族，也不会把自己与特定的国家捆绑在一起，直到19世纪后期还是这样。比如，带领德国实现统一的大政治家俾斯麦，年轻时曾经担任普鲁士驻俄国大使。在接到让他回国担任首相的国王诏令之后，他去向俄国沙皇辞行，并礼貌性地表达了对俄国的不舍，沙皇居然邀请他在俄国政府任职。

尽管俾斯麦并未接受这一邀请，但他并不觉得沙皇发出这种邀请是对自己的爱国心、忠诚心的侮辱，而是觉得这很正常；在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哪个国家大使在卸任之际，驻在国会邀请他留在本国政府任职，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因为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社会是分等级的。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等级的人彼此间没什么认同感，反倒是不同国家的同等级的人，尤其是贵族之间会有认同感。不同等级的人干不同的事情，而不同的事情本来就发生在不同的空间。各种空间彼此交错穿透，这是一种日常，自古便如此，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

但是法国大革命要颠覆过去的秩序，从君主主权变成人民主权，而“人民主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认谁是“人民”。今天有一个快被说滥了的概念——“想象的共同体”。“人民”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们需要一个故事把原本有着森严的等级差别、彼此没有认同感的一群人，打造成一个彼此认同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叫“民族”。“民族”在这里和“人民”大致是同义词。“民族”这个故事还要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把过去不同国家同等级的人彼此之间的认同彻底割断。由这个故事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思考方式就是民族主义。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了，民族主义封装式思维，对内要从观念上把国内各种复杂的社会结构给化约掉，形成相对均质化的社会；对外要从观念上强化本国和外国之间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不可通约。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可能是扭曲的。不过，只要扭曲不超过某个度，封装式思维带来的简化还是有历史效用的：它能够大大地简化复杂的世界，以很低的成本塑造共识，并转化出政治动员的效果。因此，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个历史潮流，但它毫无疑问会遮蔽真实秩序，数千年来人类历史所演化出来的各种能够彼此穿透的空间结构被化约掉了，而不存在差异的空间又被硬性打造出差异。

可是一旦超过了某个度，封装式思维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容易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这里是否过度的衡量标准就在于，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是否有大致的重合性。重合性越高，封装式思维的负面影响就越小。而今天，在这个全球化深度开展的世界，这种重合性毫无疑问已经不存在了。一个日资汽车厂，主要的生产车间都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以政治空间为单位来片面地看待问题，那么当国人抵制日货的时候，被抵制的就不知道是日本企业还是中国企业了。然而，人的观念的转变经常是滞后于实践的，往往是实践已经往前走了很远，观念却还停留在上一个阶段。基于上一个阶段的观念形成的目标设定、政策规划等，便都会是偏离和扭曲的。这些偏离和扭曲的目标与政策很难在实质上逆转实践演化的方向，但无疑会增大摩擦系数，带来各种问题。

封装式思维的政治外壳通常是民族主义，另一种思维尝试以激进的方式突破这个外壳，便走向了抽象世界主义。抽象世界主义拒绝承认人性当中小群体认同的本能，试图把秩序建立在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人性之上。极端民族主义和抽象世界主义看似彼此对立，但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基于抽象的理念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抽象世界主义是一种“开放式的封装”，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镜像物。而在这两种抽象理念之间，还存在一个广阔的实践世界。这个实践世界虽然是真实的，但很容易被那些抽象的理念遮蔽掉。

现代国家的国民教育就是随着民族主义的普遍展开而逐渐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那本名著里就仔细讨论过这一过程。因此，教育过程会不断推动这种或那种“封装”对观念的塑造，以至于人们头脑里的理念与实践之间存在隔阂却不自知。而信息茧房更是极大地强化了这两种“封装”。

民族主义的观念遮蔽，在今天还有一个很糟糕的效应，那就是它会不断强化另外两种形态的观念遮蔽。

“鸡同鸭讲”的主义之争

政治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提供正当性。行政系统依照规则干活的时候，都要师出有名。下级干活的时候，所奉的“名”就来自自己的上级，上级所奉的“名”则来自再上一级，层层向上追溯，到顶点就是最高权力所在。那里也就是正当性所在，它提供了下面所有人干活时所奉之“名”。

从原则上来说，这个最高权力具体在谁手里呢？过去，它在君主的手里，也就是“君主主权”；在现代，则在“人民”的手里，也就是“人民主权”。而“人民”，则是由“想象的共同体”的故事所打造出来的。

也许你还要继续追问：“人民”统治的目标是什么呢？“人民”要追求些什么呢？“人民”不再有上级，所以它的目标不再是完成上级的命令了，它所追求的只能是某种理想。这个理想又需要通过另一个故事表达出来，故事的内容可能是追求个体的自由、追求人类的普遍解放，或者追求对传统的保存，等等。具体是什么无所谓，反正得有个具体的故事内容。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东西：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主义”都是意识形态——或者说那个故事——的一种形态而已。

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人民”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民族”，民族主义的故事打造了想象的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究竟要追求什么价值方向，还是未定的。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共同体可以追求自己认同的任何价值方向，只不过还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故事来把这个方向说明白。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意识形态的“主义”提供价值方向，但并不直接带来认同；民族主义提供认同，但无法直接说清价值方向。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主义”，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讨论了民族主义对事实的遮蔽之后，还要再讨论一下意识形态对事实的遮蔽。

在这次疫情当中，国内网络上的争论极为激烈，但是很多争论都只是情绪宣泄，没有任何知识增量。在这么多无意义的争论中，有一些是前面所说的“信息茧房”导致人们丧失了理性辩论的能力和意愿造成的，还有一些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无谓之争。

在网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争论中一方的各种表达基本上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而另一方的表达则基本上是基于自由主义的。虽然它们都是某种“主义”，但并不是一个领域的事情。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是黑白之争，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是上下之争，那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争论，差不多就是一方在高呼“白色好”，另一方在高呼“上边好”。自由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者并没有表述特定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争论中，一方可能会让另一方被迫采取一种对立的价值取向；民族主义者也没有意识到，自由主义者并不一定拒斥对民族的认同，但是在争论中，对方可能会被迫进入对认同的拒斥。双方在不同的频道上各说各话，“鸡同鸭讲”，不仅无法对话，还越说越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最后理性只能让位，让情绪站到前台，观点之争沦为立场之争，立场之争又沦为情绪之争。

在某种意义上，让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从“主义”出发的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性（情绪性）的而非理性的辩论。因为无论是什么“主义”，即便不在同一个领域，也都想给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目标想要吸引人，需要做的根本不是说服人的理性，而是打动人的情感；因为只有情感才能让人奋不顾身，理性则会让人认真地计算——计算多了，很可能就不愿意奋不顾身了。所以，“主义”当中看似逻辑严密的叙事，并不是用来说服你的理性的，而是在你基于情感偏向而选择了某种价值取向或认同取向之后，让你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从而帮你卸下心理包袱，愿意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当大家基于各种“主义”辩论时，因为“鸡同鸭讲”导致辩论错位，双方便都会觉得，对方在冒犯自己最为珍视的、基于理性而选择的信念。这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根本冒犯，于是情绪之火被越拱越高，最终双方就很可能进入一种深刻的撕裂状态。这正是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旦发展到了这一步，辩论的双方就都会忘了，疫情问题首先是个专业问题，而不是个观念问题；于是就出现了意识形态对事实的遮蔽。然而，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什么体制，在现代风险社会当中，首先都得处理一些与任何价值立场都没有关系的纯技术性问题。而这些与理性相关的专业技术性问题，又恰好容易被情绪性的争论所遮蔽。

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

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再来分析一下，在理解中国问题时，观念对现实形成的两种形态的遮蔽。

先来说说极端民族主义的遮蔽，它拒绝承认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

前面说过，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叙事技巧就是，从观念上把本国和外国打造成有质的差别的两种存在，彼此之间不可通约。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势必极力强调本国的特殊性，才能强化动员效力。这种强调就会导致对现实的遮蔽，看不到本国和世界的一致性。

实际上，即便仅仅从观念上来说，极端民族主义对“一致性”的排斥，也是说不通的。特殊性必须有一个可供对比的参照系才成其为特殊，否则根本就谈不上特殊；因此本国越是特殊，就越依赖于外部世界，以之为参照系，于是站在更高一阶看，本国和世界就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这就是它们的“一致性”所在。就像没有强盗，就根本不需要有警察，反过来，没有警察，强盗也不会被定义为强盗，他们是相互依存的。这种观念上的讨论，可能会被人质疑为文字游戏，那我们就进一步从事实上来说。我们前面讨论国内各种抵制洋货的时候，已经谈到真正被抵制的往往是国人自己，因为中国和世界在经济层面上已经高度地相互渗透，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可通约的差异。从反向的案例中，也就是在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抵制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比如，2020年6月的一条新闻：由于中印两国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印度民间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中国货的运动，号召国民使用印度本国生产的产品；印度人还为此设计了一些文化衫、棒球帽之类的，上面写着“boycottchina”（抵制中国），但是翻开产地标签一看，这些产品都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这件事以颇具反讽意味的方式表明了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

如果你问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对生产这些产品的中国生产商该如何定性？印度抵制中国货的时候，中国货该以这种方式进入印度市场，还是主动离开？以这种方式进入的话，算卖国吗？主动离开的话，国内有些人因此失业怎么办？如果他觉得因此失业的人反正跟他自己没关系，那么他就能豁出去，主张宁可失业也不能没了骨气，不能去挣那个钱；那么，印度客户的需求最终会催生出印度本国的供应商，以后别的中国货也别想再进入印度了。此时他又该怎么选择？如此层层追问下去，他很可能也“蒙圈”了。

算了，咱们别难为他了。只要说清楚，不要被极端民族主义的观念遮蔽了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这个事实，也就够了。

中国逻辑与世界运行逻辑

再来说说“抽象世界主义”。它因为对抽象理论的认同，而拒绝承认中国的特殊性。

网络上流传着出自韩寒的一种说法：“世界上的逻辑分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这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辛辣讽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还真的存在着两种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