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年底，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年，网上流传着一个很扎心的说法：“2019年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它很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虽然很多人都在故作深沉地转发这句话，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相信未来真的会那么糟。人总是喜欢对外表现得很悲观，但在悲观的外壳之下，人们都会为自己保留一点希望的火苗。

但2020年刚一开头，新冠疫情的蔓延就把很多人内心的乐观一下子击穿了，埋藏在人类基因里的恐惧迅速地被唤醒。2020年1月，当每一个人都在为新一年乃至下一个十年制订计划之时，世界的计划却似乎乱了。饥荒、瘟疫和战争——人类过去几千年面对的最大的三个问题，在这一个月里以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卷土重来了，尽管我们之前分明觉得现代社会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2020年1月3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美军三枚导弹袭击，伊朗谍王苏莱曼尼被定点击杀。一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

同样在这个1月，起源自也门的沙漠蝗虫向西跨过了红海和亚丁湾，开始肆虐索马里等东非国家，向东已经跨过波斯湾到达巴基斯坦。2月1日巴基斯坦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蝗虫肆虐唤醒了深植于人类基因中对饥饿的恐惧。

虽然突发事件一个接着一个，但大多数国人还是抱着“吃瓜”的心态来看的。毕竟世界再乱，只要影响不到自己，就都是当成热闹看的好素材。但新冠疫情的暴发，打破了所有人的“吃瓜”心态；全国范围的隔离和防控，打乱了所有人回乡探亲、返城工作、出国留学和外出旅行等计划。这也是这次疫情和以往的“黑天鹅”事件最大的不同，它不再只是一个大家都在谈论的认知上的公共话题，而是一个会真正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的公共事件。

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

瘟疫和病毒古已有之，但病毒和对它的恐惧的全球性蔓延，却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风险社会。“风险”并不是一个现代性的发明，任何一个出发去发现新大陆的人，比如哥伦布，当然已经认识到了“风险”。但这些是个人的风险，不像那些随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而出现的问题，会构成对整个人类的威胁。

在古代，瘟疫固然可怕，有时甚至导致一城人“团灭”，但由于过去地理空间较为隔绝，人员流动缓慢，瘟疫不太可能成为全国或者全球性的大危机。但随着铁路、公路和航线把全世界编织在一起，任何地域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都有可能转变为全球性的危机。正如约翰·多恩那首著名的诗里所写的：“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风险社会的特点是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在古代社会，分工相对简单，社会的结构也相对简单。这种社会的优点是好理解，因为本来社会就没有那么多分工，所以谁该干什么以及相互之间要怎么配合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知识就能掌握社会的分工体系，进而调动社会资源应对紧急情况。所以，在古代，一个读圣贤书出来的士人，往往也能承担大任、经世济民。

而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分工高度复杂和细化，每个人都凭借其专业知识，承担着自己领域内的一个细小分工，但这个领域整体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少有人能够把握。上升到全社会层面，问题就更复杂了。现代社会运转机理之复杂，超出了单个个体的理解能力，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只是知道它在运转。这意味着，很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的某件事情，就会导致一个整体的系统性崩溃；在极为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风险传导的后果可能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2020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由“黑天鹅”引发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连锁反应，能做的只剩下不断地哀叹“见证历史”。

尽管风险的出现和传导过程令人难以捉摸，但应对风险还是要依靠专业化的知识和高效的行动力。在风险社会中，虽然我们没法确定危机什么时候到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危机一定不会爽约。正如贝克所说：“你可以拥有财富，但必定会受风险的折磨；可以说，风险是文明所强加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现代社会带来的风险也要用现代社会的工具来解决。应对突发风险的正确姿势，是让专业知识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懂的人有权去做对的事。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疫情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疫情与政治秩序》的文章。文中提出，应对疫情的关键能力在于三点：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statecapacity,socialtrust,andleadership），也就是能胜任的国家机构、受公民信任和倾听的政府，以及具有领导力的政治领导人。

这三点是相互关联的。要成功应对类似疫情这样的危机，需要公民和政府之间有着基础共识和相互信任，而共识和信任来自两点：一、对危机的应对能力，这需要技术官僚的专业能力来保障；二、危机时期的领导力，这需要政治领导人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对专业能力的充分尊重。

然而，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如此重要的社会基础共识，却正在遭遇严重侵蚀。不仅仅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共识，民众内部的共识也在严重撕裂。按说今天这样一种繁荣的世界，在社会共识上不应遭遇如此的撕裂，但为何现实却是如此？

我们要理解今天的秩序，必须首先理解这个问题。

共识——风险社会的基石

全社会拥有基础共识，这是现代风险社会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的前提。原因在于，政策的落实并不能仅仅依靠一套纸面上的抽象条文，更要依靠这个社会的民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高度强调了民情对政治的实际运转的重要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当中也说：“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脱离一个社会的民情，对政治秩序的讨论则会落空。而要观察一个社会的民情，首先就要观察这个社会的基础共识。

一般情况下，国家机器担保法律的效力，人们依靠对法律的共识形成正常的合作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运转。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基础共识，对法律的正当性的共识就会破裂，一般的合作规则也就失效了，最终只能依赖暴力来维系秩序。所以说，基础共识是日常的法律秩序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遗憾的是，在当下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社会的基础共识都遭到严重侵蚀，于是，法律（规则）的可信度开始遭遇挑战，共识的溃散引发了各种危机。

一个有共识的社会，同样会有争论、冲突；争论、冲突实际上是社会向前演化所必需的一种动力机制。但在有共识的情况下，人们的争论首先是基于逻辑的，是尊重知识的，这样的争论为的是把事情辩明；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迭代演化、风险社会的自我升级。如果没有共识作为基础，人们的争论就只是基于立场，有些人甚至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这样的争论过程不会尊重最基本的知识和逻辑，目的只是让己方获胜；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自我败坏、社会的风险叠加，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要逻辑还是要立场

过去的争论基于逻辑，现在的争论基于立场，这样一种变化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比如在美国黑人运动中，就有着很鲜明的体现。

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以如下文字开头：

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之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蜷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之于众。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不可剥夺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上“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这次演讲激情四射，令人热血偾张。激发人们的情绪，本是政治动员中的一种必要手段。但金的演讲中绝不仅仅有情绪，他激发情绪的目的，是要以有冲击力的方式警醒人们直面一个事实：黑人的不利状况，与美国《独立宣言》当中对普遍人权的承诺截然相反，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制的一种自我否定。对普遍人权的理念，白人也是认可的，那么黑人和白人就有了基础共识，可以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进行理性讨论。这样的过程就是美国宪制的自我完善过程，带来的是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共识的自我更新。

半个多世纪后，情形大不一样了。2020年夏天，美国爆发了抗议白人警察对黑人弗洛伊德暴力执法的运动，运动的口号是“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运动迅速升级，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谷歌公司决定放弃其浏览器中blacklist（黑名单）的说法，改用blocklist（屏蔽名单）；代码术语中常用的master-slave（主-从）的表述，也不能再用了，以避免对黑人的歧视性表达。再比如，风靡全球的美剧《老友记》的制片人流泪道歉，反思当初在剧中对种族多样性的反映不够，主角当中居然没有一个黑人；经典影片《乱世佳人》因为有涉嫌对南方奴隶制过分赞美的场景而被下架。全美各地都自发地兴起了“历史清算运动”，各种与奴隶制有关的人物的塑像被推倒，就连曾经蓄奴的美国国父们也无法幸免。有些对运动不满的人打出口号“所有命都攸关”（alllivesmatter），按说这是一种正常的表达，并且更为符合美国《宪法》对普遍人权的承诺，但是在很多地方都被贴上了种族主义的标签，被认为代表了白人的傲慢。

在这样一个冲突、抗议的过程中，很难听到多少理性辩论的声音，人们更多的是基于非理性的情绪和立场，做出各种出于政治正确的站队。这种过程没有什么建设性，带来的不是社会共识的更新，而是社会进一步的撕裂。这与马丁·路德·金所奋力推动的黑人民权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类似的状况其实在中国也有发生。疫情当中有人做了一些个人记录，引起极大关注，但没过多久这些记录就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遗憾的是，在争论中我们看到的大多不是理性的辩论，而仅仅是情绪宣泄。立场不同的阵营之间相互谩骂、指责，少有人真正去理解对峙方的逻辑和理论，更少有人为了达成新的共识而努力。社会的基础共识肉眼可见地破裂了，社会陷入深刻的撕裂当中。

这里所谓的基于逻辑进行争论的“过去”和基于立场进行争论的“现在”，时间的分界线大致要划在哪里呢？很难有确切的说法，但是依据我们的直观感受，这个变化很可能就是最近十年发生的。十年前，我们在微博上看到的各种讨论，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仍然有着某种虽未明言，但人们默认要去追求的共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深刻的变化呢？

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我对此的猜测是，舆论场中共识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空间的丧失。

先说一下公共空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公共空间，市民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讨论，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publicsphere）。这个领域向所有人开放，人们在其中进行公开交往、公共讨论，从而形成某种接近于公共舆论的东西。公共领域早期的典型体现是，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等；到了20世纪，报纸、广播和电视等逐渐成为公共领域的新媒介。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社会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习惯于与不同的观点共存、辩论，在辩论中突破自身观点的偏狭，完成共同体意识的自我更新。

公共领域要想起到应有的作用，人们就必须在物理意义上共享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物理前提都不具备，公共领域就无从形成，因为人们无法再进行公开的交往与讨论。

我就以电视和报纸为例来解释这个问题。十几年前，互联网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多内容，人们获得信息的首要来源就是电视和报纸。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不久，跟两个同学聊天，其中一个说到自己新租了房，各种家当都置办好了，但是还没有电视，另一个就随口评论了一句：“最重要的东西反倒还没有置办。”

电视在那时是最重要的家当，没有电视就相当于切断了人们获取信息、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这在当时是默认的事实，但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当年的报纸也起到差不多的作用，我到现在仍然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读大学时，每周固定的两天，各个男生宿舍抢那一份《体坛周报》，因为那是为数不多的能看到体育新闻和评论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