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的电视和报纸就承担着提供一种“公共空间”式的共享时空结构的功能。电视频道是相对有限的，电视节目都是在固定时间播放的；报纸的种类也是有限的，发行时间也是固定的，人们没法自主选择观看或阅读的时间。如此一来，时间结构就被普遍规定了。还有一些节目是在每年的固定时间播放的，人们每年在差不多的时候都有着共同的期待，这些节目就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媒介仪式。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涂尔干的研究告诉我们，仪式是人们获得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所以，这些固定播放的节目让人们在无意识中获得了共同体意识。

电视和报纸的内容是事先被安排好的，观众无从自主选择看什么或不看什么。于是，这些公共媒体就起到了设定话题的作用，大家都共享着这些话题。就像大家都还记得的2005年的夏天，几乎所有人碰面都会聊那一年《超级女声》的选秀。人们对话题的讨论，主要也是与身边的朋友、同事进行；即便有人想在电视或者报纸上面对公众发表一些看法，也只能在节目播出或报纸发行的那几个固定的时间偶一为之；在平日的时间场域里，人们仍然要面对身边朋友的眼光。这样传导出来的社会效应是，即便是公共发声，其立场和情绪也会被本地化的社会关系所中和。这些都使得公共讨论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被规定了。虽然当时人们也可以在互联网社区进行讨论，但是由于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移动互联网，要在互联网社区进行讨论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电脑前敲字。从操作便利性上来说，这是个心理成本相对较高的方式，所以那时的互联网社区讨论更多还是作为与身边朋友的讨论的补充。

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还带来一个特征，就是能够在其中进行公开的交往与辩论的人，多半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他们在交往及辩论中，都是带着多重身份属性的。他们的身份可能同时是父亲、工程师、球迷、彼此的同事等等。就算彼此是陌生人，他们还是很可能通过三四个人的串联而形成关联的。多重身份属性的存在，让他们之间的社交关联相对较重，不是说摆脱就能摆脱的，所以即便有争论，也会有所节制，保持基本的面子。另外，由于彼此争论的人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可能发现，尽管两个人在a问题上观点尖锐对立，但是在b问题上观点又比较接近。

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必须习惯于与抱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存；并且由于多重身份属性的存在，人们通常也会主动节制情绪的宣泄，不会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地站队——“杠精”是很难获得朋友的。于是，人们之间即便有争论，也会更倾向于从逻辑出发，而不是从立场出发，讨论就更容易具有建设性，也更有可能达成基础共识。也就是说，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是过去社会的基础共识能够达成的前提。

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推荐算法

但是，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推荐算法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消散不见，公共空间不复存在了。

今天人们想获得什么信息，不再受制于电视节目播出和报纸出版的时间节奏，拿着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搜索、观看、阅读。公共空间所需要的共享的时间结构没有了。

互联网上的信息铺天盖地，过去电视和报纸设定话题的能力，也迅速被海量的信息淹没掉了。所有这些信息都在争夺用户的眼球，渴望能够多占据用户的一点时间，多被点击一下形成流量，于是就出现了推荐算法，它可以基于用户的阅读习惯、购买习惯，迅速摸清用户的喜好，给每一个用户主动推荐其最感兴趣的内容。每个人的阅读时间都被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填充得满满的，没有精力再去涉猎其他；同时每一个人阅读的内容都不一样，公共话题就进一步弥散掉了。

这就形成了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信息茧房”。推荐机制大大压缩了人们接触到不同信息的机会，人们迅速进入了单向度的信息茧房。人们不断接受着丰富的信息，觉得自己随时随地了解着世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因为自己总能看到感兴趣的东西，从而获得了舒适的错觉。信息茧房中看似营养丰富，实际上营养极不均衡：既有的观点不断重复，个人既有的价值取向和认知也在不断被强化，不同茧房之间的壁垒日益变深。渐渐地，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讨论的能力迅速下降。

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社交媒体的出现，把人们的社会交往所依赖的物理空间给击穿了，没有了共享的空间结构，“公共性”就进一步被消弭掉了。

人们日常接触的社交媒体可分为公共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博）和私人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信）。私人性的社交媒体很容易把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立场的人聚合在一起，这些人的日常讨论、互动也会不断强化既有的观点和立场，起到和推荐算法差不多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茧房”效应。而在公共性的社交媒体中遇到的人，即便能天天在网上对话，可能也永远没有线下见面的机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属性，在网络上都被剥除了，网络社交就只剩下单一的身份维度；网络上的社交关系因此也变得非常之轻，大家一言不合便可能大打出手，即使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线下社交的多重身份维度，可以节制个人不去任意宣泄情绪，线上却没有这种节制机制。我们甚至在属于私人性的社交媒体的微信群里也经常见到互相谩骂、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这些都与这种轻社交的逻辑直接相关。

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人们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辩论的能力在下降，意愿更是大幅下降。人们不再习惯于与不同的观点共存，而是更愿意待在自己所熟悉、喜欢的信息茧房里。当每个人都处于信息茧房中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和谐，每个人都和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一起感受着一种虚拟出来的岁月静好；就算遇到了观点不同的人，他也可以把对方当作弱智，劈头盖脸臭骂一通再把对方拉黑，感觉无比爽快。可是这个社会的“公共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弭。

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讨论“信息茧房”问题，批判推荐算法、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批判的意义有限。随着技术的发展，推荐算法、社交媒体这样的商业模式迟早都会出现，由于它们极好的商业效果，也一定会迅速扩展，被各大平台广泛采用。既然这些模式注定要出现，那么简单地批判它们的社会效果，意义就很有限。真正应当追问的是，这种信息茧房的状态如何可能被突破？

我之前做过一种乐观的推想：随着一种模式的发展，它会催生出对手来突破这种模式。举个例子，百度曾经是中国网络用户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搜索引擎，对百度来说，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是最简单的。由于它在搜索引擎中的垄断性地位，它很容易就对这种商业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但因为它采取竞价排名的做法，用户如果想在百度上搜索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搜索成本就会升高。于是知乎这种专家答问、提供高质量信息的模式就浮现出来，占据了被百度放弃的生态位，赢得自己的忠实用户。但是随着知乎的发展遭遇用户数量增长的瓶颈，它开放了更多的提问和回答的空间，内容水准便不像早期那么高了。于是未来就有可能出现新的不以追求用户数量，而以追求用户质量为目标的小众app，来占据被知乎逐渐放弃的生态位。

然而在这种乐观推想中，有一个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那就是：那些小众app不就是新形态的茧房吗？这个社会的公共空间仍然是付之阙如的。

而2020年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黑天鹅”击穿茧房之后

这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诸如“黑命攸关”运动、疫情、疫情记录引起的争论，都是巨大的公共事件。它们直接击穿了信息茧房的壁垒，瞬间撕破岁月静好的幻象。过去的公共空间所设定的议题没有了，世界就直接以公共事件来狠狠地刺痛所有人，让人们被迫走出茧房，重新进入同一事件场域。

任何公共事件都会激发出不同的观点，在过去，这是刺激社会进行大辩论，从而让社会共识迭代升级的好机会。然而，这10年来，由于公共空间的丧失，很多人已经不习惯和不同的观点共存，尤其是在这10年间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在信息茧房中开始其社会化过程的。结果就是人们进入了同一场域，但这一场域却只存在事件意义上的公共性，不存在观念意义上的公共性。

人们在被迫走出茧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时，本来就一肚子怨气，突然间看到大量和自己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自然会想要反驳，但由于丧失了基于逻辑辩论的习惯和愿望，便开始在网络上以宣泄情绪的方式来争吵。社交媒体时代轻社交的特征，使得人们没有节制情绪的动力，心想大不了拉黑走人，所以争吵很快就会升级。这种争吵丝毫无助于认知的提升，只会让人感受到对手的“恶意”，对方的“恶意”很快就会发展为对己方人格的怀疑。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出于维护自我尊严的潜意识，情绪会迅速取代理性，逻辑变得不再重要，人们会逐渐强化自己也许本来未必那么坚定的立场。结果就是，公共事件击穿了茧房，人们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又在其中迅速进入“二阶茧房”，社会陷入更加撕裂的状态。自2020年年初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撕裂，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这看上去似乎是种更加令人绝望的状况，然而，其中很可能孕育着新的可能性。

人们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还可以拉黑不看；但是公共事件可能带来的各种伤害，却不是躲在茧房里就能当它不存在的。一句话，茧房只能在虚拟世界里给你某种“保护”，却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真正给你“岁月静好”。茧房所营造的虚假舒适，是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的。公共事件所带来的具体伤害，总会让茧房里基于立场的各种解释落空，让人开始对自己的茧房产生怀疑。

2020年，“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人们普遍能感受到巨大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更多的“黑天鹅”还在飞来的路上。那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公共事件不断涌现出来，击穿茧房。哪怕是二阶茧房，也经受不住“黑天鹅”的频繁冲击。今天你还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很可能明天就轮到你，你的茧房给你营造的世界也就坍塌了。频繁的“黑天鹅”会逐渐让人陷入普遍的恐慌和焦虑之中。到了那个时候，就有了重新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国家学说的奠基人霍布斯在其理论中就谈到过：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杀死另一个人的能力，人们会陷入一种普遍的恐惧之中，这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驱动力，让人们想要摆脱这种状态。此时就轮到理性登场，来找出摆脱那种状态的具体办法。办法就是通过社会契约来建立公共秩序。我们经常看到一种对霍布斯的诠释，把他当作专制的辩护士，这实际上是对霍布斯的巨大误解。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结构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其理论在事实上为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在这里细致阐释霍布斯的理论可能会偏题太远，我引用霍布斯只是想说明：普遍的恐惧也可以成为建立共识和秩序的起点。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以清单的方式总结一下：

1.风险社会的有效运转非常需要社会的基础共识。

2.过去，共识是通过公共空间/公共领域逐渐建立起来的。

3.今天，信息茧房让公共空间弥散掉了，也就消弭掉了共识。

4.公共事件的出现，有可能击穿信息茧房的墙壁，逼迫人们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5.在重回现实世界之初，人们反倒可能会进入二阶茧房；但是随着公共事件越来越多，带给人们的伤害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真切，无论几阶茧房都会坍塌。

6.共同的伤害可能是重建共识的起点。只不过，从这个起点出发，具体该如何往前走，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7.共识的基础必须是某种公共性。过去我们习惯于公共领域式的公共性，像现在这种公共事件带来的共同伤害式的公共性可能让人非常不适。然而，公共性在人类历史上也经历过多次转型。大型技术演化或危机可能让过去的公共性就此消失，但人类总会找到或者遭遇新的公共性。

8.过去的公共领域式的公共性有可能就此远去，人类必须适应公共性的新结构。人类要想突破当下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想象力。

9.获得新的想象力的前提是，人们必须去除观念的遮蔽，直面事实本身。

信息茧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观念对现实的遮蔽，梳理清楚这种遮蔽的逻辑，是非常有必要的。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很多看似激烈实则没有意义的争论。下一章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18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