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岁随父母迁到衣阿华州的哈特利。在这里，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图书馆长，是我们年级第二聪明的女生，只排在卡伦·沃兹之后。对薇奇·基普森来说，除了打字成绩是c，每门功课都是a。但这并没有使我摆脱坏名声。一天晚上，我跟父母去桑博恩参加舞会，那是一个离哈特利九英里的小镇。舞会十一点结束，我们去了隔壁的餐馆，我一进去就晕倒了。爸爸带我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就开始呕吐。第二天早晨八点半，爷爷给我家里打电话，说：“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薇奇昨晚在桑博恩喝醉了。”其实我只是一颗牙齿化脓了，但是在哈特利这样的小镇里，没有什么比坏名声更糟糕的了。

我哥哥被认为是哈特利中学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男孩之一。大伙儿都管他叫“教授”。戴维比我早一年毕业，去一百英里以外的明尼苏达州曼卡托上大学。我也打算去那里。当我跟咨询老师提到我的计划时，他却说：“你不用为上大学操心。你只需要嫁人、生孩子，让一个男人照顾你。”多么令人震惊。但那是一九六六年，那是在衣阿华农村，我没有得到别的建议。

毕业后，我跟我约会的第三个男孩订了婚。我们谈了两年恋爱，他很爱慕我。可是我需要离开衣阿华的小镇这个井底世界，我需要独自出去闯荡世界。于是我解除了婚约——这是我做的最艰难的一件事，跟我最好的朋友莎仑一起搬到了曼卡托。

戴维在曼卡托的另一端上大学，我和莎仑在曼卡托板箱厂上班。曼卡托板箱厂给干洗剂、洗碗剂，以及当时盛行的卡通人物格宾小子（gumby）提供包装。我一直在做“趣味成长”的车间工作，那是一种装盆栽土的容器，盖子上粘着种子。我的工作就是把盆栽土容器从传送带上快速拿下来，合上塑料盖子，再把它们插进硬纸封套，装进箱子。我和莎仑并肩干活儿，总是和着流行歌曲的旋律唱一些跟“趣味成长”有关的滑稽小调儿，逗得整个生产线的人都哈哈大笑，成为曼卡托板箱厂的拉文内和雪莉。过了三年，我的工作变成了往机器里放空塑料杯。这个工作比较冷清，我就不再经常唱歌，但至少也不会被盆栽土弄得灰头土脸了。

跟生产线一样，我和莎仑也形成了固定的生活节奏。我们每天五点准时下班，乘公共汽车回宿舍简单吃点东西，然后就跟我哥哥戴维和他的朋友们直奔舞厅。戴维不仅是我哥哥，还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彻夜不眠，畅谈人生。如果偶尔我住在家里，就会把录音机打开，在卧室里一个人跳。我不得不跳。我酷爱跳舞。

我是在一家舞厅认识瓦利·麦仑的，他跟我以前约会的其他男人不一样。他非常聪明，有学问，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而且他还很有个性。瓦利总是笑眯眯的，跟他在一起的每个人也总是笑眯眯的。他到胡同口的小店买牛奶，也会跟店员聊上两个小时，瓦利就是这样的人，他可以跟任何人谈论任何话题。他骨子里没有一点庸俗卑劣的东西。直到今天我也这么说：瓦利没有能力故意伤害别人。

我们谈了一年半恋爱，于一九七〇年七月结婚。当时我二十二岁，结婚后立刻就怀孕了。怀孕很艰难，早晨、中午和晚上都恶心呕吐。瓦利每天晚上下班后跟朋友们出去，通常是骑摩托车，但总是在七点半的时候回家。他想要一个爱交际的妻子，但如果意味着要有孩子了，他也能接受一个病恹恹的妻子。

有时候，一个决定就会改变你的生活，而且这个决定不一定是你做的——甚至不一定是你知道的。我分娩时，医生决定注射两针大剂量的催产素以加快分娩速度。我后来才弄清楚，是医生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希望这该死的分娩过程赶紧结束。两个小时内，我的产门从三厘米一下子扩大到全开。太突然了，导致胎盘破裂，他们只好又把我推进手术室。残片没有取干净，两星期后，我出现大出血，他们赶紧把我送回医院，紧急手术。

我一直想要一个取名乔迪·玛丽的女儿。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现在我终于得到了这个女儿，乔迪·玛丽·麦仑，我多么渴望整天陪伴她，搂抱她，跟她说话，注视她的眼睛。可是这次手术把我彻底打倒了。我的荷尔蒙分泌失调，我头疼、失眠、冷汗不断。两年里做了两次手术，但我的健康并没有改善，医生就建议做一个探查手术。我在病床上醒来，发现他切除了我的两个卵巢和子宫。身体的创痛是剧烈的，但更令我痛苦的，是我知道今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我本来以为只是窥探一下内脏，没想到会把我彻底掏空。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就突然进入了严酷的更年期。我从二十四岁突然进入六十岁，腹部伤痕累累，心里悔恨交加，还有一个我无力拥抱的女儿。大幕落下，一切变得漆黑。

几个月后，我慢慢恢复了，瓦利却不见踪影。这可不是他以前的做派。这时候我才突然注意到，所有的一切对瓦利来说都意味着喝酒。他去钓鱼，意味着喝酒。他去打猎，意味着喝酒。就连骑摩托车也意味着喝酒。很快，他不再在答应的时间露面。他在外面逗留到很晚，一个电话也没有。他醉醺醺地回来后，我说：“你在做什么？你有个生病的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孩子！”

“我们去钓鱼了，”他说，“顺便喝了几杯。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已经去上班了。我在厨房桌上看到一张纸条。我爱你。我不想吵架。对不起。瓦利总是睡不着觉，整夜醒着给我写很长的信。这男人很聪明，信写得非常优美。每天早晨看到那些信时，我从心里爱他。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丈夫是个积重难返的酒徒，但是承认这个事实，却需要很长、很长时间。你愁肠百结，但心里却不肯承认。你替他找借口、找解释。你害怕听到电话铃响，同时又害怕电话铃不响时的寂静。你不说话，只把啤酒扔掉。你假装什么也没注意到，比如说钱。他倒是还记得回来，但只是在碗橱里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不敢抱怨，心想，抱怨有什么用呢？抱怨只能使情况更加糟糕。

“我理解，”你提到这件事时他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我会戒掉的。为了你，我保证。”但我们俩谁都不相信。

日子一天天过去，你的世界越来越小。你不愿意打开柜子，生怕会发现什么。你不愿意搜查他的裤子口袋。你不愿意去任何地方。他带你去的地方都跟喝酒有关！

很多个早晨我都在炉子里发现了啤酒瓶。乔迪在她的玩具箱里发现了啤酒罐。瓦利每天早晨都醒得很早，如果我有勇气看看窗外，就会看见他坐在他的面包车里喝热啤酒。他甚至懒得开车去躲起来喝。

乔迪三岁的时候，我们去哈特利参加我弟弟迈克的婚礼。我和乔迪在婚礼上，瓦利就有时间自己消磨了。他经常消失，直到半夜三更，大家都睡觉了才露面。

“你是想躲着我们吗？”我问他。

“不是，我爱你的家人。你知道的。”

一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妈妈的厨房桌旁，瓦利像往常一样不见了踪影。我们的啤酒喝完了，妈妈走到碗柜前，她把为镇上的亲朋好友准备的啤酒都放在里面。可是大部分啤酒都不见了。

“你是怎么想的？居然偷妈妈的啤酒！”

“我也不知道。对不起。”

“你认为我是什么感觉？你认为乔迪是什么感觉？”

“她不知道。”

“她已经大了，知道了。你不了解她。”

不敢问。也不敢不问。“你还上班吗？”

“当然。你看见发工资的支票了，不是吗？”

瓦利的父亲把家族建筑公司的部分所有权给了他，这就意味着瓦利不是定期拿到工资。我不知道是公司目前没有项目，还是整个世界都要坍塌了。

“不是钱的问题，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