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会多花点时间在家里。”

“一个星期不喝酒。”

“为什么？”

“瓦利。”

“好吧，一个星期。不喝酒。”

然而，我们俩依旧谁也没有相信。

迈克的婚礼之后，我终于对自己承认瓦利出了问题。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几乎看不到他清醒的时候。他不是借酒消愁，也不是个官能性酒徒。他还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他开着我们仅有的一辆车，我要买东西只好乘公共汽车或者搭朋友的车。他把工资支票兑成现金，支付账单。我经常病得厉害，无力理财，更不用说自己抚养孩子了。我把我们家称为“蓝棺材”，因为它漆成一种难看的蓝颜色，形状像个盒子。开始是当笑话说的——实际上是很不错的一座房子，周围环境也不错——但是不到两年，竟然一语成谶。我和乔迪被囚禁在这座房子里，被活活埋葬。

我的家人过来帮我。他们从不指责我，从不长篇大论地教训我。我的父母也没什么钱，但他们把乔迪接去，一住就是两个星期，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般抚养。每当生活令我窒息，是他们给了我喘息的空间。

还有我的朋友们。如果说那个产房医生毁了我的生活，那么另一个陌生人拯救了我的精神。乔迪六个月大的时候，一个女人来敲我的门。她的小推车里有一个跟乔迪差不多大的女儿。她说：“我是菲斯·兰德沃。我丈夫跟你丈夫中学时就是朋友，所以，我们一起喝杯咖啡，互相认识认识吧。”

谢天谢地，我同意了。

菲斯领我加入了一个新来者俱乐部，每个月玩一次牌。在定期玩牌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曲蒂，后来又认识了巴博、保丽、丽塔和伊黛勒。不久之后，我们就每星期两天在曲蒂家一起喝咖啡。我们都是年轻母亲，只有曲蒂家的房子比较大，能容得下我们。我们总是把孩子们送进那间特别大的游戏屋，然后坐在厨房的桌旁，让彼此保持健康清醒。我跟她们谈了瓦利的事，她们并不感到惊讶。曲蒂只是从桌子那边走过来拥抱了我一下。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朋友们为我做了什么？她们什么没有为我做呢？如果我需要出去办事，她们开车送我去。如果我病了，她们来照料我。如果我需要有人照看乔迪，她们就把她接走。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我需要的时候，她们中的一个端着一盘热腾腾的菜肴送过来。

“我用砂锅多炖了一点菜。你来点吧？”

然而，挽救我生命的并不是我的家人或朋友。准确地说不是。我真正的动力，我每天早晨挣扎着起床、挣扎着生活的唯一原因，是我的女儿乔迪。她需要我做她的母亲，需要我做出表率。我们没有钱，但我们拥有彼此。我抱病在床的时候，乔迪和我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体力允许的时候，我们去公园散步，带着家里真正的第三位成员。布兰迪和乔迪尊敬我。她们没有任何疑问地爱戴我。她们给了我无条件的爱，这就是孩子和狗的神秘力量。每天晚上我照料乔迪上床时，都要亲亲她，那种触摸，那种肌肤相亲的感觉，支撑着我。

“我爱你，妈妈。”

“我也爱你。晚安。”

我的一位良师益友查林·贝尔医生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痛苦测量计，从〇到十。在到达十之前，谁也不会做任何改变。即使是九也不行。九的时候，你仍然畏首畏尾。只有到了十，你才会义无反顾，到了那个时候，你会知道的。谁也不能替你做决定。

我在一个朋友那里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她怀孕了，她那个虐待成性的丈夫仍然每天打她。我们决定必须让她从那里摆脱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劝她离开那个男人。我们把她跟孩子一起安置在活动房屋里。她父母每天过来。她什么都不缺。两星期后，她又回到了丈夫身边。我那时就意识到，你不可能让别人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他们必须自己觉悟。一年后，我的朋友永远离开了她的丈夫。她没有需要我们任何人的帮助。

我也是自己明白这个道理的，因为一个婚姻解体的过程是缓慢的。令你心力交瘁的也许不是缓慢，而是不肯放弃。每天都更糟糕一点，更难以预料一点，最后你做的事情是你以前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做的。一天夜里，我在厨房里找吃的东西，发现了一本支票簿。是瓦利偷偷给自己开的一个银行户头。半夜两点，我接通烤肉架的电源，把支票簿一张张地撕下来烧毁。撕到一半，我想：“真正的人不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我仍然维持现状。我十分疲惫。我的感情已经耗空。我的信心受到重创。几次手术令我身体虚弱。而且我感到害怕。虽然害怕，但还不想去做什么改变。

最后一年是最糟糕的。实在太惨了，我甚至记不起具体的细节。整个一年都是黑暗的。瓦利凌晨三点之前不再回家，我们睡在两个房间，所以我从来看不见他。他每天一大早就离开家，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已经被排挤出了家族公司，我们的经济情况从糟糕变得无法忍受。爸爸妈妈尽量给我寄了些钱。他们还发动家里的其他成员，又筹集了几百美元。这笔钱也用完了，我和乔迪只好挨饿。我们靠吃燕麦熬了两个星期，除了燕麦没有别的。最后，我去找瓦利的母亲，我知道她会把儿子的状况怪罪到我头上。

“不是为我，”我说，“是为您的孙女儿。”她买来一袋食品，放在厨房桌上，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瓦利回家了。乔迪已经入睡。我在客厅里看《有朝一日》，这是“爱侬组织”的圣经，这个组织专门帮助那些受嗜酒者影响的人。我没有叫嚷，也没有打他。我们表现得就像瓦利每天都回家似的。其实我已经一年没看见他了。他的模样糟得令我吃惊。消瘦，憔悴，病恹恹的，看上去几天没吃东西了。虽然我能闻到酒味，但他身体却打着寒颤。他在房间那头坐了下来，看着我读书，一言不发，而他以前经常跟别人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他打起盹来，所以听见他突然说话我吃了一惊，“你笑什么呢？”他说。

“没什么。”我对他说，但是在他问的那一刻我知道了。我达到了十。没有激烈争吵。没有最后的恶劣行为。那一刻悄然潜入，就像一个陌生人回到家里。

第二天我去找了律师，开始办理离婚。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的房租六个月没付，汽车贷款六个月没付，另外还欠了六千美元的债。瓦利甚至贷了笔款子用于改善住房，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善。蓝棺材散架了。

斯蒂芬森姥姥——妈妈的妈妈，曾经跟她酗酒的丈夫离婚——给我钱拯救那座房子。我们让银行收回了汽车。不值得再保留了。我爸爸在哈特利募捐到八百美元，给我买了辆一九六二年的雪佛兰，那位老太太下雨天都舍不得开出去。我以前从没开过车，就去参加了一个月的驾驶培训，通过了驾照考试。那年我二十八岁。

我开着那辆车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福利救济办公室。我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个中学文凭，一份只能称之为灾难的病历，还有一大堆债务。我别无选择。我对他们说：“我需要帮助，但只有你们送我上大学我才接受。”

感谢上帝，当时的福利救济机构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同意了。我立刻去了曼卡托州立大学，注册下个学期的学习。四年后的一九八一年，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主修心理学和妇女研究、副修人类学和图书馆学的学位。福利救济机构支付所有费用：学费、住房、生活开销。我哥哥戴维和弟弟迈克没有毕业就退学了，因此，三十二岁的我成为基普森家第一个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十二年后，我女儿乔迪将成为第二个。

laverneandshirley，美国一九七六年出品的著名情景喜剧片《拉文内和雪莉》中的两位主人公。她们合租一套公寓，楼上就是她们各自的男友，彼此间发生了许多有趣搞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