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暴风雨中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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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主题是记忆。在战争时期某个灰暗的清晨里，它们长着翅膀，在我头顶盘旋。
这些成为我生命本身的记忆——因为除却过去，我们其实一无所有。它们时时伴随着我，像圣马可教堂的鸽子一般，无处不在。鸽子在我的脚边，或独自或成对地发出悦耳的咕咕声，聚集在一处。它们点着头，昂首阔步，眨着眼睛，梳理着脖颈间柔软的羽毛，如果我站立不动，它们偶尔还会在我的肩上逗留。直到突然间，正午的枪声传来，它们扑棱着翅膀飞走了，人行道上空无一物，而天空却因这躁动的鸟儿而变得灰暗。那便是战时的清晨。
那个与科迪莉亚谈话的夜晚之后，一晃就是死寂般的十年。我不得不在一条表面上充满了变动与事端的路上走下去。这段时间里，我都不再像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时那样充满活力了——除了画画的时候偶尔会活跃一些，但其间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认为我丧失的是青春，而不是生活。我的工作支撑着我，因为我选择了我可以做好的事情，一天一天，越做越好，并且乐在其中。顺带说一下，当时是没什么人愿意做这份工作的。我成了一名建筑画家。
甚至可以说，和伟大建筑师的作品相比，我更偏爱那些在静默中矗立了几个世纪的建筑，它们将每个时代最好的东西捕捉并保留了下来，同时借时间之手，磨掉了艺术家的自负和小市民的粗鄙，修复了平庸工匠的笨拙与乏味。这样的建筑在英国比比皆是，而就在最近这十年里，英国人似乎才幡然醒悟，注意到了这些自己曾视若无睹的庄严之物，于是在它们即将消失不见之前，向其成就致以敬意。因此，我的成功远非因为我的成就。除了技法愈加娴熟，对自己的主题保持热情，以及与流行观念保持距离外，我的工作倒也没什么可称道之处。
正值经济萧条，许多画家因此失业，这促成了我的成功，却也是时代衰落的先兆。一旦泉水干涸，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寻求海市蜃楼来解渴。在第一次画展之后，我被邀请到全国各地，为那些即将被遗弃的建筑留存纪念。实际上，我常常只比拍卖师早几步抵达那里，堪称是厄运的先兆。
我出版了三本精美的对开本画册——《赖德的乡间别墅》《赖德的英式住宅》以及《赖德的村落与乡下建筑》，每种都以五个基尼的单价卖掉了上千份。我很少令人感到不悦，因为我与客户之间没有什么冲突，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一致的。但随着时光飞逝，我开始哀悼某种东西的逝去。那是我在马奇梅因宅邸的客厅初次体验，自此之后只感受过一两次的强烈、专一且并非努力就能完成的信念——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灵感。
为了寻找这种逐渐逝去的灵光，我出了国，像奥古斯都时期一样，载满我这个行当所需要的各种工具，在异域风情中生活了两年，以恢复自己的状态。我没有去欧洲大陆，欧洲大陆的珍宝是安全的，太安全了，被束缚在襁褓里，由专家照料。欧洲可以再等等，我觉得我还有其他时间可以遍访欧洲。我想，岁月催人，用不了多久，我就需要找一个人帮我携带画架，背着颜料了。那时我不会再冒险，不会从高档酒店走出来，去游览路程超过一个小时的地方；我需要终日温暖的微风以及柔和的阳光；那时我会把自己苍老的目光投向德国和意大利。而现在，既然我仍拥有力量，我就应该去那些人们抛弃了其据点、而丛林又慢慢夺回了主导权的荒蛮之地。
于是，在经历了几个缓慢且不易的阶段后，我游历了墨西哥和中美洲，那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离开公园和厅堂，竟然使我恢复了活力，并且找回了自己。这里的宫殿内部早已破败，修道院周围杂草丛生，吸血蝙蝠悬挂在废弃教堂的圆顶上，好似一个个豆荚。唯有蚂蚁声势浩大、无休无止地在装饰华丽的长椅间挖掘着隧道，而这些都成为我灵感的源泉。城市间并没有道路连接，坟墓间有一个患有疟疾、孤独的印第安家庭，正在冷雨中寻求庇护。在巨大的体力消耗、病痛不断、偶遇危险的情况下，我为《赖德的拉丁美洲》画下了最初几幅作品。每隔几周，我都会休息一下，到旅游区或商业区休养身体，建起画室，按照草图完成画作，心情忐忑地把成稿封装打包，寄送给我在纽约的代理人。随后带上我的小随从，再次走进废墟。
我并没有刻意与英国那边保持联系。我按照当地人的建议去旅行，没有固定的路线，所以寄给我的邮件大多数都没有收到，剩下的则积攒起来，直到超过一次能够读完的数量。我过去常把一捆信塞进包里，等到有兴趣的时候再拿出来读，通常是在并不适合读信的状态下，譬如摇摇晃晃的吊床上，在帐子底下，借着一盏防风灯的灯光；或是顺河流而下时，躺在独木舟的船腹之中，由船尾男孩们替懒散的我把船划离岸边，昏暗的河水跟在身后，绿树罩在我们头上，形成一片绿色的阴影，猴子在日光里发出尖叫，穿梭在高处的繁花之间，仿佛在森林的屋顶上跳跃；抑或在热情主人的农场游廊上，冰与骰子的撞击声在耳畔回荡，一只山猫正躺在平整的草坪上，玩自己的链子——这些时候，那些信件都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其间的声音似乎并无意义。在心头一闪而过，信里的事端便再无痕迹。就如同在美国的火车上，萍水相逢的旅伴随意谈起的自身经历一般，旁观者大可不必挂心。
但尽管与世隔绝，长期逗留于陌生世界，我却仍有未变之处，尽管只是一小部分，我却假装自己全无变化。我把我在热带用的装备连同这两年的经历一同丢弃，像我出发时一样回到了纽约。我收获颇丰——十一幅油画，五十多幅草图。最后我在伦敦办了一次画展，许多惯以居高临下姿态示人的艺术评论家也不得不配合我的成功，赞扬我作品中全新而更加丰满的意境。他们中最受敬重的人写道：赖德先生像一尾活蹦乱跳的年轻鲑鱼一样，在新的文化环境下汲取了全新的能量，冉冉升起，强有力地展现出自己所具有的巨大潜能……通过直白传统的技法，将典雅与博学聚焦到原始的混乱之上，赖德先生最终找到了自我。
都是些漂亮话，但是如此大费周章，却全无真实可言。我的妻子远渡重洋，来到纽约和我见面。看到我们离别的成果正在代理人的办公室里陈列着，她说了一句话，倒是很好地概括了这些东西：“我当然觉得它们非常杰出，甚至美得有些危险，但不知为何，我觉得它们并不完全是你自己。”
在欧洲，我妻子有时会因干练活泼的穿着和引人好奇的清爽整洁而被误认成美国人；而在美国，她却表现出英国人的温柔含蓄。她在我之前一两天到达，我的船靠岸时她正在码头等着。
“好久不见。”我们见面时，她深情地说。
她没有加入这次探险，她向朋友们解释说那些国家不适合她去，况且还要在家陪伴儿子。现在还多了个女儿，她说道。这时我才想起在我出发前提到过的这件事，这也成为她留在家里的又一个理由。这件事，她在信里也提过几次。
“我觉得你都没读我的信。”那天晚上她说。在经历了晚餐聚会和几个小时的卡巴莱之后，我们终于单独坐在了宾馆的卧室里。
“弄丢了一些，不过我还挺清楚地记得，你告诉我你梦见果园里长了一株水仙花，还有什么保姆是颗宝石，还说发现了一张摄政时期的四柱床，但我真的不记得你的小姑娘叫卡罗琳。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当然是随查尔斯了。”
“啊！”
“我让伯莎·范哈尔特做孩子的教母。我以为她准能送孩子件不错的礼物。你猜她送了什么呢？”
“伯莎·范哈尔特可是出了名的狡猾。送了什么？”
“一张十五先令的图书代购券。既然强强现在有了个伴……”
“谁？”
“你儿子啊，亲爱的。你不是把他也给忘了吧？”
“看在基督的分上，”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叫他？”
“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你不觉得这很可爱吗？既然强强也有伴了，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就不要再生孩子了，你觉得呢？”
“随便吧。”
“强强没少念叨你。他每晚都在祈祷你平安回来。”
她说着，一边脱掉衣服，努力表现出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然后她坐在梳妆台前，用梳子梳着头发，赤条条的脊背暴露给我，眼睛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要不要收拾好脸再上床？”她说。
这是个熟悉的说法，但我并不喜欢。她的意思是说她要卸掉妆，涂上油脂，在头上罩上发网。
“不，”我说，“先不要。”
然后她就知道我想要什么了。做那种事，她同样有整洁卫生的办法，但在她表示欢迎的脸上，同样也浮现出宽慰和获胜的神情。完事之后我们躺在各自的床上，相隔一两码远，抽着烟。我看了看表，现在是四点钟，但我们都不想睡觉。整座城市充满神经衰弱的气息，但这里的居民却误以为这是精力充沛。
“我觉得你一点都没变，查尔斯。”
“是，恐怕是没有变。”
“你想要改变吗？”
“改变是活着的唯一证据。”
“但你要是变了，就有可能不爱我了吧。”
“确实有这个危险。”
“查尔斯，你不会不再爱我了吧？”
“你自己都说了，我一点都没变。”
“好吧，可我现在觉得你变了。我一点也没变。”
“不，”我说，“没有。我看得出来你没变。”
“今天见面你一点也不害怕吗？”
“一点也不。”
“你一点也不想知道我在这段时间有没有爱上别人吗？”
“不想。有吗？”
“你知道我没有。你呢？”
“没有。我没有在爱什么人。”
我妻子似乎对这个答案感到满意。她六年前同我结婚，那时我刚办了自己的第一场画展。从那时起，为了增加我们的收益，她做了许多事情。有人说是她“成就”了我，但她只承认自己为我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她对我的天赋和“艺术气质”充满信心，并且坚持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悄悄做事，等于没做”。
过了一会儿她说：“急着回家吗？（我父亲给了我可以买下一套房子的钱作为结婚礼物，我在我妻子老家买了教区长之前住的房子。）我有个惊喜给你。”
“是吗？”
“我把谷仓改成了工作室，这样你就不必被孩子们和客人打扰。我请埃姆登做的设计，人人都觉得改造很成功。《乡村生活》上还有篇文章专门写它呢，我拿给你看看。”
她向我展示那篇文章：“建筑方面是形式优美、令人愉悦的范例……约瑟夫·埃姆登爵士匠心独运，将传统素材运用于现代需求……”上面还有一些照片，泥土地面现在已经被宽大的橡木地板覆盖，北面的墙上高高地开了一扇石质凸窗。此前藏在阴影中的巨大木房顶现在显露出来，横梁之间涂着洁白的灰泥。整栋建筑采光良好，看起来像是一座村庄礼堂。我还记得那地方的独特气息，不过想必现在也荡然无存了。
“我还挺喜欢那座谷仓的。”我说。
“而现在你可以在那里工作了，不是吗？”
“经历了在嗡嗡作响的蜂群中作画，”我说，“还有头顶上烤人的太阳把画纸都烧焦了的日子，我想我去公共汽车顶上画画也没问题。我想教区牧师大概会愿意借那个地方来开惠斯特牌大会的。”
“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呢。我已经答应了安克雷奇夫人，说你一回来就会去安克雷奇宅邸那边。那栋房子也快拆了，你知道的——之后只会剩下下面的商铺和上面两居室的公寓了。查尔斯，你有没有觉得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画会毁了你？让你画不了这些建筑方面的东西？”
“怎么会呢？”
“唉，因为太不一样了。你别生气。”
“那些只是又一片即将被丛林包围的地方罢了。”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亲爱的。乔治王朝协会那帮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我们又什么都不能做。我写了封关于博伊（博伊·马卡斯特是她哥哥）的信，你收到了吗？”
“是吗？写了什么？”
“关于他订婚的事。现在没什么了，因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是爸爸妈妈都很沮丧，那是个很糟糕的姑娘，他们最后拿钱才把事情摆平。”
“没有，我没听说任何关于博伊的事情。”
“他现在跟强强成了密友。看到他们在一起真是可爱极了。他无论什么时候过来，都是先直接开车去老教区长的房子。他踱着步子，走进来，谁也不理，上来就喊：‘我的小兄弟强强哪儿去了？’然后强强就会歪歪扭扭地跑下台阶，俩人一起钻进小树林，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听他俩说话，你会觉得他们是同龄人。还多亏了强强他才看透那个姑娘的事情。说真的，小家伙可机灵透了。他一定是听到了我和妈妈的谈话，等博伊再来的时候才会说：‘博伊舅舅你别和那个可怕的姑娘结婚，别把强强丢下。’就在当天，博伊拿了两千镑，把事情给解决了，都没上法庭。强强可崇拜博伊了，什么事都要学他。这对他俩都是好事。”
我穿过房间，再一次徒劳地调节散热器的热度。我喝了点冰水，打开了窗户，可伴随着夜晚清凉的空气，隔壁住户收音机里的音乐声也不请自来。我只好关掉窗子，又回到我妻子身边。
她又开始懒洋洋地絮絮叨叨，东一句西一句：“花园长得可好了……你种的黄杨树去年长高了五英寸……我从伦敦找了几个工人，把网球场收拾好了……现在一流的厨子啊……”
当我们身处的这座城市再次醒来，我们都坠入了梦乡。但没睡多久，电话铃响了，一个不男不女的声音兴高采烈地说道：“萨沃伊——卡尔顿——酒店——早上好呀！现在的时间是八点一刻。”
“我没让人叫我起床，知道吗？”
“什么？”
“唉，没什么。”
“欢迎您的光临。”
我刮胡子的时候，我妻子在浴缸里说：“就和以前一样，我现在不担心了，查尔斯。”
“那很好。”
“我很担心这两年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改变。现在我知道，我们可以从之前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
“什么时候？”我问，“什么停下？我们什么时候停下了？”“当然是你离开的时候。”
“你就没想过别的时间点，比如说在那之前？”
“哦，查尔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不是。都结束了，我早忘光了。”
“我只是想知道，”我说，“我们是要回到我出国的那天，是吧？”
所以我们确实回到了两年前的那天，我妻子又泪流满面了。
我温柔的妻子有着英式沉默，洁白、细小又整齐的牙齿，整洁的玫瑰色指甲，女学生一般的天真顽皮以及女学生般的装扮。她时髦的首饰造价不菲，远看却像批量生产出来的；她常挂在脸上的应酬式笑容；她对我的顺从，以及对我爱好的热情；她每天都要给家里的保姆拍电报的慈母之心——所有这些独特的魅力，令她在美国人中大受欢迎。动身那天，我们的客舱里堆满了玻璃纸包装——有鲜花、水果、糖果、书籍、给孩子们的玩具——都是那些她只认识了一个礼拜的朋友送来的。乘务员们往往会像疗养院的护士一样，根据礼物的数量和价值来判断乘客的身价。于是，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视。
一上船，我妻子想的就是旅客名单。
“有这么多朋友，”她说，“这次旅行一定会很有意思。今晚我们办一个鸡尾酒派对吧。”
舱梯刚一撤走，她就忙着打起电话来。
“茱莉娅，我是西莉亚——西莉亚·赖德。看到你在这船上可真好。最近在忙什么呢？今天晚上来喝杯鸡尾酒吧，咱们好好聊聊天。”
“哪个茱莉娅？”
“茱莉娅·莫特拉姆。我好多年没见过她了。”
我同样如此。实际上，我从结婚那天，就再没见过她，而从我画展预展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说过话。为了那次画展，我从布赖兹赫德那里借来了之前为马奇宅邸画的四幅画。我把它们摆在一起，十分引人瞩目。这些画是我和弗莱特家最后的联系了。据我所知塞巴斯蒂安还住在国外；关于雷克斯和茱莉娅，我偶有耳闻，听说他们在一起也并不愉快。雷克斯并没有向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飞黄腾达，他还是政府的边缘人士，名声不小，但有点面目不清，备受质疑。他和富人们来往频繁，但在个人演说中却倾向于激进的政策，还总与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勾肩搭背。我在人们的谈话中听到过莫特拉姆的名字，我等人等得不耐烦、随手翻阅报纸时，在《闲话报》上还看见过他们的面孔。但我和他们已经形同陌路了。在英国，而且只有在英国，人们才会这样：住在不同的世界里，像旋转的小行星一样保持着人际关系；关于这一过程的完美比喻或许可以在物理学中找到。我自己大致理解为，带有能量的微粒在不同磁系中进行组合与重组。有物理学背景的人大概可以将这一比喻信手拈来，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只能说，在英国这种亲密朋友的小圈子非常普遍。于是，像我和茱莉娅，我们可能住在伦敦的同一条街上，偶尔可以同时望见几英里以外乡间的地平线，可能彼此抱有好感，对对方的命运机缘怀有礼貌的好奇，甚至会对彼此的分离感到遗憾。事实上我们只要拿起电话，就能在彼此的枕边和对方互诉衷肠，在每天的橙汁和阳光间享受彼此的早安问候。然而我们各自世界的向心力以及彼此间冰冷的星际距离，却不允许我们保留这样的温柔。
我妻子坐在沙发上，在一堆玻璃纸和彩带之间继续打电话，兴致勃勃地检阅着旅客名单。“是啊，你当然得带上他，我听说他特别可爱……是啊，我终于把查尔斯从那荒无人烟的地方等回来了，是不是挺棒的……看见你的名字在名单上简直太棒了！这让我这一趟……亲爱的呀，我们那会儿也住在萨沃伊·卡尔顿呢，为什么没看见你们呢……”有时她转过头来冲我说一句：“我得看看你是不是还在我身边。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我往上走，走出舱外，看到我们的轮船正缓缓顺流而下，乘客们聚在一扇玻璃窗前，看陆地从眼前慢慢滑过。“有这么多朋友。”我妻子刚才是这样说的，但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群完全陌生的人。离别的情绪才刚刚开始消退，其中一些人直到分开前最后一刻还在痛饮离别酒，不停地吵嚷着。其他一些人则盘算着去哪里能搞到一把甲板座椅。乐队演奏的音乐无人欣赏——所有人都像是闹哄哄的蚂蚁。
我在这艘船上的几座大厅间穿梭，它们都很大，却毫无华丽壮观之处可言，仿佛仅仅是为火车车厢设计，却被荒唐地放大了。我走过一扇巨大的青铜门，上面有极薄的亚述动物形象，栩栩如生。我走过与吸墨纸颜色相仿的地毯，墙上的装饰画板也是同样的颜色，贴满了土褐色的儿童手工制品。墙壁之间则是一块块未经木工之手的饼干色木头，修成圆角的木头被裁成不见缝隙的条状，在经过了蒸汽加热、挤压和抛光后，放在墙角。吸墨纸颜色的地毯上摆满了桌子，可能是出自卫浴工程师之手，还有方形软垫，中间的方形凹陷可以坐进去。这些东西看起来也是吸墨纸的颜色。大厅的灯光从无数个小孔散射出来，光线均匀，不见阴影——整座大厅充斥着上百个通风机发出的嗡嗡声，并且因下方巨大引擎的运转而颤动。
“我回来了，”我想，“从丛林中回来，从废墟中回来。这里的财富不再华丽，权力也不再意味着尊严。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此前和科迪莉亚谈话时，她曾在马奇宅邸的客厅里引用过这首哀歌；大约一年前，我在危地马拉，也听一个混血唱诗班吟唱过这首伟大的哀歌。）”
一个侍者走到我面前。
“您需要点什么吗，先生？”
“一杯威士忌苏打，常温的。”
“很抱歉，先生，所有苏打水都是冰的。”
“白水也都是冰的吗？”
“是的，先生。”
“好吧，没关系。”
他转身跑开，仍有些困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轰鸣中。
“查尔斯。”
我转过身，看到茱莉娅正坐在一个吸墨纸颜色的方垫里，两手叠放在膝盖上，不声不响，所以我经过时并没有注意到她。
“我听说你也在这里，西莉亚给我打过电话了。这真让人高兴。”
“你在这里做什么？”
她摊开膝盖上空空如也的双手，做了个手势。“我在等着。我的女仆在解行李，从我们离开英国，她就一直在闹别扭。现在她正对我的客舱抱怨个不停。我想不出她是怎么了，就好像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似的。”
侍者端着一瓶威士忌和两壶水回来，一壶是冰水，另一壶是沸水。我把它们调到恰当的温度，侍者在一旁看着我，说：“我会记住您是怎样调的，先生。”
大多数乘客都有自己的癖好，而侍者的工作就是满足他们的自以为是。茱莉娅要了一杯热巧克力，我坐在她旁边的方垫里。
“我之前都没看到你。”她说，“喜欢的人我都看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她说话的口气像是我们只有几周没见，而不是几年，而且像是我们在分别之前已经是密友一样。此前的时光筑成了重重防线，将双方的薄弱之处都伪装了起来，除了几条熟悉的道路，其他路径上都已经布满了地雷，令我们只能通过一团乱麻般的电线，在各自的一侧偶尔取得联系。可这样的不期而遇，却冲破了此前的桎梏。这里的她和我，虽然不曾是朋友，却已然拥有了漫长而牢不可破的亲密无间。
“你在美国做什么呢？”
她慢慢地从自己的热巧克力上抬起头，用美丽而认真的眼睛注视着我，说：“你不知道吗？找个时间我再讲给你听吧。我那时候很傻，以为自己爱上了什么人，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时我会想起十年前在布赖兹赫德的那个夜晚，当时这个惹人喜爱、手脚修长的女孩仿佛刚从温室中被带出来，因为大人的心思不在她身上而被激怒，嘴里却说：“我也会让人心神不宁呢，你知道的。”我当时在想：“这些女孩总会觉得自己的恋爱无比重要吧。”而现在的我，似乎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
现在情形不同了。她说话时，神情中只剩下了谦卑和友好的坦诚。
我希望我可以对她的信任做出回应，流露出一些接纳的信号。但在我最近乏味又纷乱的岁月里，实在没什么可以拿出来和她分享的。我只好开始谈论自己在丛林里的时光，那些我遇到的滑稽人物，以及我造访过的遗失秘境。但在这种久别重逢的氛围里，我的故事说得结结巴巴，只好草草收场。
“我很想看看那些画。”
“西莉亚想让我拆出来几张，贴到客舱里，给鸡尾酒会助兴。可我办不到。”
“是啊……西莉亚，她还像以前那么漂亮吗？我总觉得她是我们这些同龄女孩里，长得最可人的一个。”
“她没什么变化。”
“你变了，查尔斯，变得瘦而严峻，不再是塞巴斯蒂安带回家里的那个漂亮男孩了。但也更硬朗了。”
“而你却更温柔了。”
“嗯，我也觉得……也更耐心了。”
她还没到三十岁，不过已经接近了魅力的巅峰，原本潜在的美丽都已充分显露出来。她不再是那副时髦的、瘦长的样子，她那我以为属于文艺复兴的面庞，先前是有些怪异地附着在她身上，现在却已变成了她的一部分，并且再无佛罗伦萨的感觉：她不再需要与画作、艺术其他任何东西相关联才能展现她的美，除了她自己。任何试图剖析解构这美丽的行为都是无意义的，因为美就是她的本质，只有经过她的允许才能在她身上看到——而我也会在即将对她生出的爱意中感受到。
时间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改变。它并没有赋予她诡异而自鸣得意的蒙娜丽莎式微笑，时光不似七弦竖琴和长笛的旋律，反而将她变得更加忧伤。她似乎在说：“看看我吧，我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我很美，我的美不同寻常，我是为愉悦而生的。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我的报偿究竟在哪里？”
这是十年岁月带给她的变化，也的的确确是她的报偿。这萦绕于人心间、充满魔力的悲伤，终将直抵人心，打破缄默，成为完成她美丽的最后一笔。
“也更忧伤了。”
“是的，忧伤多了。”
两小时后，我回到客舱，我的妻子正兴致高昂。
“我不得不一个人把所有事都做了。你看看怎么样？”
没花多少钱，我们就被安排在一间很宽敞的客舱里。实际上，这个套房很大，除了这条航线的董事之外，很少有人会预订它。在经过事务长同意的情形下，它会被安排给那些他尊敬的乘客（我妻子在获得这种小便宜方面十分在行，她的时髦和我的名气是她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随之建立起的优越感又迅速转化为近乎轻浮的亲和力）。为了表达她的谢意，事务长本人也被邀请来参加鸡尾酒会。而他为了表达自己对我们的感激，为我们送来了一只真实尺寸的天鹅冰雕，上面盛满了鱼子酱。这个寒气逼人、精巧绝伦的东西现在就在我们房间里，矗立在桌子中央，慢慢融化，水滴顺着鸟喙流到银盘里。早晨送来的鲜花都被尽可能塞在镶板后面了（这套客房正是上面那个巨大的大厅的缩小版）。
“你得赶紧换衣服了。这么长时间你都去哪儿了？”
“我在和茱莉娅·莫特拉姆聊天。”
“你认识她？哦，当然了，你是她那个酒鬼哥哥的朋友。真好，她还是光彩照人吧？”
“她倒也很欣赏你的长相。”
“她曾经是博伊的女朋友。”
“不会吧？”
“博伊自己总这么说。”
“你有没有想过，”我问，“我们的客人该怎么享用这个鱼子酱呢？”
“想过的，确实不好办。不过鱼子酱什么的这里也有，”她向我展示了几只漂亮的玻璃盘子，里面盛着一些食物，“而且不管怎样，聚会上的人们总会找到吃东西的办法的。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拿裁纸刀吃过罐装的基围虾？”
“有吗？”
“亲爱的，就是你跟我求婚的那个晚上嘛。”
“我记得是你跟我求的婚。”
“好吧，总之是我们订婚的那个晚上。你还没告诉我喜不喜欢我做的这些布置呢。”
所谓的布置，除了天鹅和鲜花，还包括一个被困在临时吧台后面、动弹不得的侍者。另外一个侍者则手拿托盘，看上去自由一些。
“像电影演员做的梦。”
“电影演员，”我妻子说，“那正是我想说的。”
她跟我一起去了我的更衣室。在我换衣服的时候跟我说着话。她今天突然想到，既然我的兴趣是建筑绘画，那真正适合我的工作应该是给电影设计布景。所以今晚的酒会上，她还找了两个好莱坞的大佬，希望我能好好招待人家。
我们回到了客厅。
“亲爱的，我知道你对那只鸟很反感。不过别在事务长面前对它太粗鲁，他能想到这个也算很贴心了。另外，你要是读过描述16世纪威尼斯人宴会的文章，就会知道这也是当时场景的再现。”
“在16世纪的威尼斯，鸟的形状会有所不同。”
“圣诞老人来啦，我们正欣赏您送来的这只天鹅呢！”
这时事务长正好走进来，很有力地和大家握了握手。
“亲爱的西莉亚夫人，”他说，“如果您愿意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明天和我一起去冷藏室探险，我会给您看一整艘装满这种东西的挪亚方舟的。烤面包还要等一会儿，它们现在还烫手呢。”
“烤面包！”我妻子说，仿佛那是什么超出了一切预期的美味食物，“你听见了吗，查尔斯，烤面包啊！”
过了一会儿，客人们陆续就位了，没什么事情会让他们耽搁下来。“西莉亚，”他们说，“多么棒的客舱，多么棒的天鹅呀！”不过，虽然这是船上最大的一间客舱，我们的房间没过多久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客人们只好把烟蒂丢在天鹅身下的小水池里。
事务长预言了一场风暴的来临，立刻引起人们的骚动，这喜欢引起别人注意的习惯就跟那些水手一样。“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呀？”我妻子问，言语中带着奉承，好像不仅仅是客舱和鱼子酱，就连海浪也在这位事务长的管辖范围里，“不管怎样，风暴不会影响到我们这种大船的，对不对？”
“也许会让我们的前进稍稍受阻。”
“但是不会让我们晕船吧？”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个好乘客了。从小我一遇到风暴就会晕船。”
“我可不信，他这是故意吓唬人的。过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那是她孩子最近的照片。“查尔斯都还没见过卡罗琳呢，你说他看见以后会不会很激动？”
这里没有我的朋友，不过有三分之一我认识的人，而且我一直在很客气地和他们交谈。一个老女人对我说：“所以你就是查尔斯了，我对你可是无比了解呢，西莉亚没少说你。”
“无比了解，”我在心里暗想，“无比了解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夫人。你真的能看穿那些黑暗，看穿那些我自己的眼睛都无法指引的地方？你能够告诉我吗，亲爱的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如果我没想错的话，我妻子就是这样称呼你的——为什么此时此刻，我正在这里说话，说着我即将开始的画展，脑子里想的却只有茱莉娅何时能来？为什么我能游刃有余地和你说这些废话，和她却不能呢？为什么我能把她和世人区分开，只留下我和她两个人呢？那些隐秘的角落，我的灵魂深处——在你看来轻易就看穿的地方，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有什么正在喷薄欲出呢，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
还是不见茱莉娅的踪影。这房间本来因为太大而没人租得起，现在却因二十个人的喋喋不休而显得狭小无比，除了吵闹，不见他物。
这时我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个邋里邋遢的小个子红发男人，看起来谁也不认识，完全不像是我妻子会请的客人。他在鱼子酱天鹅旁边站了足足二十分钟，像只兔子一样飞速地大快朵颐。现在他用手绢擦了擦嘴，又明显一时兴起，向前探了探身子，轻轻擦了擦天鹅的嘴，擦掉了一滴不断变大、即将滴落的水珠。然后他偷偷环视四周，想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自己，正巧碰到了我的目光，于是神经质地咯咯笑了起来。
“早就想干这个了。”他说，“我打赌你不知道这东西一分钟滴多少滴水。我知道，我数过了。”
“我不知道。”
“猜猜吧，错了给我六便士，对了我给你半美元。这很公平。”
“三滴。”
“很棒哦，真是个狠角色。看来你也数过呢。”但他并没有表现出要付钱的意思，相反他说，“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是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大西洋上航行。”
“也许你之前都是坐飞机？”
“不，没坐过。”
“那么我相信你一定在周游世界，所以之前横渡的是太平洋。”
“你太厉害了，一点也没错。为了这件事我还跟人家吵过架呢。”
“那么你走的是哪条路线呢？”我问他，想要迎合他的话题。
“这个以后再聊吧。好了，我得先撤了，回见。”
“查尔斯，这位是克拉姆先生，星际电影公司的。”
“原来你就是查尔斯·赖德。”
“是我。”
“好，好，好，”他停下来，我等着，“事务长说要下暴雨，你有什么看法？”
“比事务长差远了。”
“不好意思，赖德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说我没有事务长懂得多。”
“是吗？好，好，好。和你聊天我很愉快，希望这是我们将来多次聊天的开始。”
一个英国女人说：“哦，瞧那天鹅！在美国待了六周，我现在对冰块什么的真是烦透了。跟我讲讲，时隔两年又看见你老婆西莉亚，你有什么感觉？我知道，要是把这个场合当成婚宴有点不入流，可西莉亚从来没把头发上的香橙花真正摘下来过。”另一个女人说：“现在说再见，半个小时以后又要见面，而且每天隔半个小时就要见一面，这样的旅行是不是妙得很？”
客人们陆续离开，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提醒我，我妻子不日将会和我一起去拜访他们。今晚的主题俨然是大家互相见一面，同时建立了一个可以由物理学家才能说明白的分子系统。最后，天鹅也被推出了房间，我对我妻子说：“茱莉娅一直都没来。”
“是啊，她来过电话了，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她那边一直很吵——像是在争论一条裙子还是什么的。她倒也挺走运，因为这地方刚才怕是连一只猫都容不下。聚会很有意思，不是吗？你很讨厌它吗？你表现得漂亮极了，很有风度。你那个红头发的朋友是什么人呀？”
“不是我的朋友。”
“真是奇怪！你和克拉姆先生说了在好莱坞工作的事情了吗？”
“当然没有。”
“哦，查尔斯，你可真让我操心。光是站在那里摆造型，搞出一副为艺术献身的派头是不够的。我们去吃晚餐吧，坐船长那一桌。我觉得他今晚大概不会去吃晚餐，不过守时总是有礼貌的表现。”
我们落座时，其他参加聚会的人都已经就位了。另一侧船长的空座位两旁，坐着茱莉娅和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除了她们以外，还有参议员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另有一位美国教士正坐在两只空椅子之间的椅子上，和其他人隔绝开来。他后来介绍自己——似乎有点多余——是圣公会的主教。餐桌上都是夫妇挨着坐的，所以侍者想引我们到另一边靠在一起的两个座位上，我妻子这时候当机立断，坐在了参议员身边，而我则去和主教坐在了一起。茱莉娅向我们两人投来同情的目光。
“你们那个聚会真让我上火。”她说，“我那个可恶的女仆和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见了。直到半小时前她才回来，原来是打乒乓球去了。”
“我一直在告诉这位参议员，他错过了些什么。”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说，“不管去什么地方，西莉亚准能把那里的重要人物认出来。”
“我右边的座位，”主教说，“一会儿一对重要的夫妇会坐这里。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客舱里吃东西，除非事先有人通知他们船长会出席。”
我们这个小圈子十分冷清，就连我妻子极高的社交兴致也渐渐淡了下去。我只听到她偶而说一两句话。
“一个奇怪的红发小个子，长得有点像福尔纳福船长。”
“西莉亚小姐，我觉得你像是在说，你还不认识他。”
“我的意思确实是他长得像福尔纳福船长。”
“我有点明白了。你是说他为了参加你们的聚会，假扮成了你的一个朋友？”
“不，不，福尔纳福船长只是个喜剧角色。”
“可他看起来并没有滑稽之处。你的朋友是喜剧演员？”
“不，不，福尔纳福船长只是英国报纸上一个虚构的角色，你知道，就像是你们的‘大力水手’。”
参议员放下了刀叉。“总而言之，一个江湖骗子参加了你们的酒会，你放他进去了，是因为他长得和一个卡通人物非常像。”
“是的，我想就是这样。”
参议员向他的妻子看去，像是在说：“重要人物，哼！”
我听见坐在桌子对面的茱莉娅，为了那位外交官的幸福，试图追索她匈牙利和意大利表亲的婚姻关系。钻石在她的发间和指尖闪烁，但她的手却一直紧张地揉搓着几个面包屑小球，闪耀着星光的脑袋失望地低垂着。
主教告诉我，他正身负亲善大使的使命，准备前往巴塞罗那：“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了，赖德先生。现在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着手重建的时刻了。我已经把调停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视作自己的下一个目标，而且基于此事，我和我的委员会已经钻研过有关这一问题所有可用的文件。赖德先生，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原则性的差异。麻烦只存在于个性之上，赖德先生，不过凡是个性使其分道扬镳的东西，凭借个性也可以将其重组……”
我还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我能否冒昧地问一下，是什么机构资助了你丈夫的冒险？”
外交官的妻子则勇敢地越过分隔他们的鸿沟，和主教攀谈了起来。
“您在巴塞罗那说的是什么语言呢？”
“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语言，夫人，”然后，他又转身对我说，“到下个世纪，讲话将是用思想，而非词句，你同意吗，赖德先生？”
“同意，”我说，“我同意。”
“语言是什么呢？”主教说。
“是啊，是什么呢？”
“仅仅是按照习惯随机组成的符号罢了，赖德先生。而我们正处在一个对传统符号普遍怀疑的年代。”
我的灵魂在这里举步维艰。经过了我妻子那场叽叽喳喳、热热闹闹的聚会，还有那个情绪莫名的下午，在纽约和我妻子纵情欢愉之后，在满是瘴气和绿荫的丛林里经历了漫长的孤独之后，这里的情形令人无法忍受。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荒野中的李尔王，像是被疯子们逼入绝境的马尔菲公爵夫人。于是我祈求狂风骤雨，而且应验了，仿佛我真的会魔法一般。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无法确定是不是自己神经出现了问题，我感受到了一种循环往复、持续不断，同时还逐渐增强的运动——这间大客厅不断起伏、震颤，就像一个人熟睡时的胸膛。这时我妻子转头对我说：“要不就是我喝醉了，要不就是海上起浪了。”而就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还坐在椅子上，身子却已经歪到了一边，墙边放的刀叉餐具纷纷掉落，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撞击声。我们的杯子全都被打翻，在桌子上滚来滚去。大家都竭力稳住自己的盘子和叉子，用不同的表情望着他人，外交官夫人一脸恐惧而茱莉娅却轻松自如。
在我们这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外面的狂风既无从听闻，更无法看到，却已经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个小时，现在却改变了方向，直奔船头而去。
猛烈的撞击声后是一阵沉寂，紧接着爆发出一阵紧张兮兮的尖声怪笑。侍者把餐巾铺在洒了红酒的地上，我们本想接着谈话，但现在都在等待，就像那个小个子等待天鹅嘴上的下一颗水珠一样，等待着下一次巨大的冲击。它果然来了，比上一次还要剧烈。
“我该向大家说晚安了。”外交官的夫人说着站起身。
她的丈夫带她走回自己的客舱。餐厅很快就空了，不久就只剩下茱莉娅、我妻子和我仍然坐在餐桌旁。然后像是有心灵感应一般，茱莉娅说：“就像李尔王一样。”
“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像是里面那三个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妻子问道。
“李尔、肯特还有弄臣。”
“哦，亲爱的，这就像重现刚刚那场恼人的福尔纳福对话。快别解释了。”
“我觉得我也解释不清。”
又一次上浮，然后猛然下落。侍者正忙着给东西加固，把能关紧的地方都关紧，把不稳当的装饰物挪走。
“好了，我们已经吃完晚饭，树立了‘镇定的英国人’的形象。”我妻子说，“出去看看外面怎样了吧。”
去休息室的路上，我们三个人有时不得不抱紧一根柱子。当我们抵达那里时，里面几乎没什么人。乐队还在演奏，但已经没人跳舞了。桌子上摆好了摸彩的器具，却没有人来买券。船上的高级船员们喜欢用下级船员编好的顺口溜来报数，“小十六呀——没人要，门上的钥匙——二十一，嘁嘁咔咔——六十八”，而此时他们正悠闲地跟同事们聊着天。有几个坐在不同角落的人正在读小说，几桌人在打桥牌，还有几个在吸烟室里喝着白兰地，但两小时前把我们的客舱塞得水泄不通的那些客人，现在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们三人在空无一人的舞池旁坐了一会儿。我妻子一向主意很多，她提议我们可以不失礼貌地到餐厅的其他桌子上用餐。“去外面的饭馆吃饭可就太疯狂了，”她说，“吃的东西是一样的，还要多付钱。不管怎么说，只有电影人才会去那里，我想不出我们有什么好去的。”
不一会儿她说：“我有点头痛，而且很困。我要去睡觉了。”
茱莉娅陪着她一起走了。我在船上四处转悠，在一块有顶篷的甲板处，狂风呼啸，水沫从暗处飞溅起来，在玻璃舷窗上碎成了白色和褐色的痕迹。一个人把守在那里，禁止乘客到上层甲板。然后我也下去了。
我更衣间里所有易碎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客舱的门从外面打开，用钩子固定住，我的妻子在里面哀号着。
“我感觉糟透了，我没想到这么大的一艘船还会颠簸成这样。”她说着，眼睛里充满了惊惶和愤怒，就像是那些孕妇在分娩时，终于意识到不论多么豪华的私人医院和多么昂贵的大夫，都无法免去她此时的痛苦，而这艘船规律地起起落落，又像极了分娩时的阵痛。
我睡在隔壁，更确切地说，我正躺在半梦半醒之间。如果是在狭窄的床铺、坚硬的床垫上，我也许还能好好休息，但这里的床却是宽敞而蓬松的。我把所有我能找到的靠垫都拿了过来，试着把自己周围塞得牢靠一点，但这一夜里，我几乎都在随着船一起摇晃——此时它不仅起起伏伏，还在左右摇摆——而我脑海里则有声音不断地吱吱嘎嘎，砰砰作响。
黎明前一小时，我妻子像个幽灵一样出现在门口，双手撑着门边，说：“你还醒着吗？你不能做点什么吗？你不能从医生那里搞点什么过来？”
我按铃叫来晚上值班的侍者，他那里有已经备好的药，可以让她舒服一点。
在整夜的半梦半醒间，我想到了茱莉娅。在我短暂的梦里，她变换了一百种奇异、可怖又淫秽的形象，可当我醒来，她又回到了那副悲伤的样子，头上闪着光，就像我在晚餐时见到她的那副模样。
天蒙蒙亮之后，我又睡了一两个小时，醒来时头脑清楚，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什么。
侍者告诉我风已经小一些了，但势头依旧很猛，海上的浪也很大。“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惊涛骇浪更让乘客难受的了。”他说，“今天早上都没什么人想吃早餐。”
我去看了看我的妻子，发现她还在睡觉，于是我关上了我们之间的门。我吃了三文鱼鸡蛋葱豆饭和布雷顿汉姆火腿冷盘，然后打电话请理发师过来给我刮脸。
“客厅里有夫人很多东西，”侍者过来和我说，“我要暂时把它们留在那里吗？”
我去看了看，发现是从船上商店送来的第二批包裹，都用玻璃纸包着。其中一些是纽约的朋友通过无线电报订购的，因为他们的秘书没有及时提醒我们坐船离开的时间。另外一些来自昨天参加我们鸡尾酒酒会的客人们。这种天气并不适合摆放花瓶，我让他把东西放到地板上，然后突发奇想，把克拉姆先生送来的玫瑰花束里面的卡片拿掉，再把它连同我的心意一起，送给茱莉娅。
我刮脸时，她打来了电话。
“你干了件多么糟糕的事啊，查尔斯！这可不像你！”
“你不喜欢它们吗？”
“这种天气你让我拿这些玫瑰花怎么办？”
“拿来闻呗。”
一阵沉默后，传来拆包装的沙沙声。“它们根本没有气味。”
“你早饭吃了什么？”
“麝香葡萄，还有哈密瓜。”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午饭之前，我现在没空，有个女按摩师在我这里。”
“女按摩师？”
“是啊，是不是很奇怪？我以前从没做过按摩，除了有一回打猎时弄伤了肩膀。为什么一上船，大家就都变得像电影明星似的？”
“我可没有。”
“那这些叫人为难的玫瑰花又是怎么回事？”
理发师非常灵巧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动作很敏捷，像个芭蕾舞剧里的剑客，有时金鸡独立，轻轻擦去他刀刃上的泡沫，等船稍稍平稳就猛扑过来，刮我的下巴。换成我自己，安全剃刀我都不敢用。
电话铃又响了。
是我妻子。
“查尔斯，你还好吗？”
“我很累。”
“你不来看看我吗？”
“我看过一次了，现在就过去。”
我从客厅里拿上了她的花，这些花完美地帮她在客舱里制造了产科病房一般的氛围。侍者有着助产士的气质，正站在床边，像是一根穿了硬挺的亚麻衣服、镇定自若的柱子。我妻子把头转过来，露出惨淡的微笑。她伸出一条光溜溜的胳膊，指尖轻轻抚摸着最大一束花上面的丝带和玻璃纸。“大家多好啊。”她虚弱地说，仿佛这场暴风雨是她一个人的灾难，而全世界都要充满爱意地向她表示慰问。
“我想你还没打算起床吧。”
“哦，克拉克夫人太贴心了，”她总是能很快就记住仆人的名字，“不用担心，你只要时不时进来跟我说说外面的情况就好。”
“好，好，亲爱的，”那个女服务员说，“我们最好不要被其他人打扰。”
我妻子好像把这次晕船当成了一次庄重而神圣的仪式。
我知道茱莉娅的客舱，就在我们下面一层。我在主甲板的梯子旁边等她，她来的时候，我们围着船走了一圈。我抓着扶手，她挽着我的另一只胳膊。这条路走起来很不容易，透过还在淌着水的玻璃，我们窥探到的是一个扭曲的世界，天是灰色的，水面一片漆黑。当船剧烈摇晃的时候，我让她转过身，这样她的另一只手也可以抓住栏杆。风的怒号减弱了，但整条船还是被吹得嘎吱作响。我们转了一圈，然后茱莉娅说：“天气可真不好。那个女人快把我折腾散架了，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我们坐一会儿吧。”
休息室的青铜大门已经从挂钩上被扯开了，随着船的起伏一起晃动，规律而无从抗拒地开开合合。先是这一扇，然后又是另一扇。每次移动一个半圆，门扇就停顿一下，然后又开始慢慢移动，最后以一声巨大的哐当声结束。穿过它们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除了脚下可能不稳，以及有可能被最后那次快速的撞击夹到。人们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通过大门，但这沉重而不受控制的巨大金属门的来回摆动，还是会让胆小的人或畏缩不前或一下子蹿过去。我很高兴茱莉娅的手稳稳地抓着我的手臂，她因为走在我身边而毫无恐惧。
“太棒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人说，“我承认我是从另一条路绕过来的。不知怎的，我就是不喜欢这扇门的样子。他们一早上都在修理它。”
那里只有几个男人，他们看起来是互敬互爱的“同志”，什么都不做，只是忧郁地坐在扶手椅上，偶尔喝一杯，庆祝他们没有受晕船之苦。
“你是我今天见到的第一位女士。”那个男人说。
“我很走运。”
“我们都很走运。”他说着，做了一个动作。一开始是鞠躬，可我们站的这块吸墨纸般的地板突然倾斜，他最后以身体前倾、膝盖着地的方式收尾。这次摇晃也把我们带离了他，我们紧紧抓住彼此，才勉强站住。然后我们迅速在原地坐下，坐到了休息室的另一端，离人们都很远。休息室里的一条救生索被拉长，贯穿整个房间，而我们就像是拳击手，被绳子包围在场地里。
侍者来了，问：“还像平时那样，先生？我记得是威士忌兑温水。夫人您要什么呢？我可以推荐您一小杯香槟吗？”
“你知道吗，糟糕的是我还很爱喝香槟。”茱莉娅说，“这生活多美好啊，玫瑰花，半小时女格斗家的特别服务，现在还有香槟！”
“我希望你不要再提玫瑰花了，那一开始也不是我的主意，是有人送给西莉亚的。”
“哦，这可大不一样了。你是完全解脱了出来，我的按摩却不再那么享受了。”
“我那时正在刮脸呢。”
“我很高兴能收到那些玫瑰，”茱莉娅说，“坦白讲，它们吓了我一跳，让我觉得我们这一天一开始就是错的。”
我懂她的意思，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抖落了这十年枯燥生涯中落在我身上的尘土和沙砾。那时，无论她对我说什么，只说半截话，说几个词，说一些当时的流行语，或者是一些几乎不可察觉的信息，来自眼睛、嘴唇或者手，无论她的想法有多么难以领会，离我多么遥远，多么转瞬即逝，多么深邃，自始至终，我依然能明白她的意思。甚至那一天，即使站在爱情最边缘的地方，我也能懂她的意思。
我们喝着各自的酒，不一会儿，我们的新朋友就沿着救生索，步履蹒跚地过来找我们了。
“我可以加入吗？没有什么比恶劣的天气更适合让人们结交了。这是我第十次渡过海峡，可我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天气。看得出你是个经验丰富的乘客，夫人。”
“不，实际上这次来纽约之前，我从来没有坐过海船，当然横渡英吉利海峡除外。谢天谢地，我不晕船，但我已经很累了。起初我以为是按摩的原因，但现在我觉得是这条船的缘故。”
“我妻子现在可糟得很。她还真的没少坐船。只能说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对吧？”
午餐的时候他也和我们在一起，我并不介意他在那里。他显然很喜欢茱莉娅，并且以为我们是一对夫妇。这个误会，加上他的殷勤，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挨得更近。“昨晚我看见你们坐在船长那一桌了，”他说，“跟所有大人物在一起。”
“非常无聊的大人物。”
“你要是问我，我会告诉你所有大人物都这样。只有遇到这样的大风大浪，你才能看出一个人究竟怎么样。”
“你对不晕船的人有什么偏爱吗？”
“好吧，要是这么说，倒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暴风雨能让大家聚在一起。”
“没错。”
“就像是我们。要不是因为暴风雨，我们恐怕永远都不会认识。在海上的时候，我遇到过非常浪漫的事。要是这位夫人不介意，我很乐意讲讲我在利翁湾一次小小的猎艳经历，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些。”
我们都疲惫不堪——缺少睡眠，嘈杂的声音没完没了，每次走动都需要用尽全力，这些都让我们难以承受。于是我们就在各自的客舱里度过了下午的时光。我睡着了，醒来时海浪依旧汹涌，漆黑的云团笼罩着我们，玻璃上仍旧淌着水，但我已经习惯了在暴风雨中入睡，习惯与它的节奏融为一体。因此当我睡醒时，既精神又自信，并且发现茱莉娅也已经醒来，和我的状态一样。
“那个男人今晚打算搞一场‘在一起’聚会，在吸烟室里，召集所有不晕船的人参加，”茱莉娅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让我带上我丈夫一起去。”
“我们去吗？”
“当然……我不知道我是否该像我们的朋友在巴塞罗那遇到的那位夫人一样。但我不像她，查尔斯，一点也不像。”
“在一起”聚会上，一共来了十八个人。除了不晕船，我们彼此没有任何交集。我们喝着香槟，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东道主说：“你们猜怎么着，我的客舱里可以玩轮盘赌。麻烦的是我的妻子还在那里，我们也不能把轮盘拿到公共场合来玩。”
于是聚会就搬到了我的客厅来进行。我们用很小的赌注玩，一直玩到了深夜。茱莉娅离开的时候，东道主先生已经喝了不少，所以并没有对我们不住在一起感到惊讶。后来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他自己，我就把他留在了椅子上。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侍者过来拿回轮盘赌器具的时候告诉我，他在走廊里摔断了股骨，现在已经被送到船上的医院了。
第二天，我一整天都和茱莉娅在一起，没人打扰。我们坐在椅子上，聊着天，伴着海浪的喧嚣，几乎一动不动。午餐之后，最后一位勇敢的乘客也回去休息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仿佛这地方是专门为我们而清空的，大家都机智异常，踮起脚尖溜出房门，不妨碍我们的好事。
休息室的青铜大门已经修好，但那之前还是有两个水手受了重伤。他们尝试过各种方法，先是用绳子捆，失败之后又找来了钢索，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他们用了木楔子，趁门大敞时那短暂的一瞬间将它塞在门下，这才把大门固定住。
晚餐前，茱莉娅回到自己的客舱换衣服（那晚没人穿礼服），我跟了过去。她没有邀请我，也没有反对，倒是有所期待。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我把她搂进怀里，第一次吻了她。这种心情，其实从那天下午开始就一直在持续。后来，在漫长、孤独又沉寂的夜里，当我躺在床上随着轮船的起伏辗转反侧时，我反复回味着那一刻，回想起过去那死寂般的十年间我的那些求爱经历。出门之前打好领带，把栀子花插进纽扣眼，盘算着这个夜晚，想着面对如此这般的时刻、如此这般的机遇，我必须冲出起跑线，不计成败地发起冲刺了。“这一阶段的战斗已经拖得够长的了，”我暗想，“必须做个决断了。”然而在茱莉娅这里，并没有什么阶段，没有什么起跑线，更不会有什么战略战术。
但是那天晚上，当她准备回房睡觉时，我跟在她身后，她却制止了我。
“不，查尔斯，现在还不是时候。也许永远都不可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需要爱情。”
然后，有什么东西，某些在那死寂的十年间侥幸逃生的鬼魂——因为一个人不会真的死后不留下一丝一缕。那一缕鬼魂支配着我说：“爱情？我不是在索求爱情。”
“哦，不，查尔斯，你是。”她说着，伸出手抚摸我的面颊，然后关上了房门。
我往回走，先是遇到一堵墙，然后又是另一堵。那是一条无比漫长、灯光柔软、空空荡荡的走廊。暴风雨似乎是环形的，白天，我们一直航行在它静止的中心；而现在，我们又一次陷入了狂风统治的领域，并且这一夜，比之前要更加汹涌。
十小时的长谈里我们有什么要说的呢？大部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两人彼此的生活记录，长时间天各一方，现在终于可以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暴风雨之夜后，我一直在回想她告诉我的点点滴滴。她不再是我前夜的幻象里，那变化多端的女妖或繁星；她已经将所有可移交的过去交由我来保管。她告诉我自己的恋爱与婚姻，正如我在前文转述过的那样。就像在天真地翻阅一本育儿书一样，她将自己的童年故事娓娓道来。于是我同她一起，在白日无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一起坐在草地上，一旁是坐在折叠椅上的霍金斯婆婆，还有在婴儿车中酣睡的科迪莉亚；当灯火将尽，炉焰将熄时，睡在圆屋顶下已然褪色的小床上，周围是贴满宗教画作的墙壁，以及静谧的夜晚。她告诉我她和雷克斯在一起的生活，那些秘密、恶意，还有令她不得不奔赴纽约、毁灭性的出轨行径。她，也同样拥有许多年死寂的时光。她告诉我，关于要不要孩子，她和雷克斯曾展开过长时间的争斗。起初她想要一个孩子，但一年后才知道，她需要动一个手术才能实现这一心愿。那时雷克斯和她已经不再相爱，可他仍然想要他的子嗣。到最后，她只好妥协，却生下了一个死婴。
“雷克斯并没有故意刻薄于我，”她说，“只是，他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是一些高度发达的能力集合体罢了，其余的根本不存在。和我度完蜜月之后两个月，他还在和布伦达·钱皮恩来往。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对我伤害很深。”
“发现西莉亚不忠倒让我很高兴。”我说，“这让我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喜欢她了。”
“她不忠？你高兴？我倒挺高兴的，因为我也不喜欢她。那你为什么和她结婚呢？”
“生理上的吸引。野心。每个人都觉得她是一个画家的理想妻子。还有孤独。对塞巴斯蒂安的思念。”
“你爱过他，对吧？”
“哦，是的。他是一切的开始。”
茱莉娅懂了。
整条船嘎吱嘎吱，抖个不停，起起伏伏。我妻子从旁边的房间喊我：“查尔斯，你在吗？”
“在。”
“我睡了好久。现在几点了？”
“三点半。”
“天气还没好转，是吗？”
“更糟了。”
“不过我感觉好点了。你觉得我要是按铃的话，他们会给我送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过来吗？”
我从夜班侍者那里，给她要来了茶和饼干。
“你晚上过得有意思吗？”
“大家都在晕船。”
“可怜的查尔斯。这本来会是一次愉快的旅程。也许明天天气会好一些。”
我熄了灯，关上我们之间的门。
在又一个漫漫长夜里，半梦半醒、摇摇欲坠之时，我在床上努力伸展四肢，让后背贴得更加牢靠。我的眼睛望向黑暗的虚空，依旧想着茱莉娅。
“我们本以为，妈妈去世以后爸爸会回英国，或者可能再婚，但他的生活一如往常。雷克斯和我现在经常去看他。我倒是越来越喜欢他了……塞巴斯蒂安已经完全失去了消息……科迪莉亚在西班牙，跟一个战地救护队在一起……布赖德倒是在自己那奇妙的生活里自得其乐。妈妈去世以后，他就想着把布赖兹赫德关掉，但爸爸因为某些原因不同意，所以现在是我和雷克斯住在那里。布赖德住在屋顶的两个小房间，也就是原本的育婴室，和霍金斯婆婆紧挨着。他就像是契诃夫笔下的角色，我们有时候会碰见他从藏书室里走出来，或者在楼梯上——我永远摸不准他什么时候在家——他还会突然出现在饭桌前，就像是个幽灵，时常让人感到意外。”
“雷克斯那群人啊！成天不是政治就是钱。除非是为了搞钱，不然他们什么都不会做。就算是围着池塘散步，他们也得围个圈，下个注，看看池塘里天鹅的数目是大是小……一坐就坐到半夜两点，拿雷克斯带回来的姑娘寻开心，听着她们扯闲话，双陆棋的棋盘咔咔作响，他们自己在玩牌，雪茄抽个没完。那雪茄味真让人受不了。第二天我醒过来，头发里都是那股味道，晚上我换上衣服，衣服也跟着遭殃。我身上现在还有烟味吗？你觉得那个给我按摩的女人会不会感觉到那股味道已经渗进我的皮肤里了？”
“一开始，我还会跟雷克斯一起去他朋友家里住两天。现在他也不带我去了，当他发现我并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女人时，他会觉得自己很丢脸，丢脸的原因是自己上了当。可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他讨价还价买回来的便宜货呀。他看不出我的一点好，可每当他要下定决心认为我一无是处时，他又会得到一些惊喜——一些他很敬佩的男人，甚至是女人，会表现出对我的喜爱。他便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有那么一整个世界，我们可以乐在其中，而他自己却一无所知……我一出走，他就会变得沮丧。我回来，他就雨过天晴了。我一直都对他很忠诚，直到最后这件事发生了。教养这东西，比什么都重要。你知道吗，去年我以为自己就要有小孩了，我决定把他抚养成一个天主教徒。我以前没想过宗教的问题，后来也不想了，但就是在那时，我等着孩子降生，我开始想了：‘那是我可以给予她的一样东西。它不见得让我变得有多好，可我的孩子应该拥有它。’这很奇怪，一个人想把什么东西给别人，她自己却把那东西给弄丢了。可是后来，我也没能给成，我连生命都没能给她。我从没见过她，我病得很重，后面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很久以后，直到现在，我都不想谈论她。她是个女孩，所以雷克斯对她的死倒也不怎么介意。”
“在嫁给雷克斯这件事上，我多少是受到了惩罚的。你看，这一类东西我是没办法从脑袋里把它们抹掉的——死亡、审判、天堂、地狱、霍金斯婆婆，还有教义问答。如果一个人小时候早早就被灌输一些东西，那么它们就会成为他生命里的一部分。而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拥有这些东西……现在，我觉得我会因为最近的行为再次受到惩罚。也许这正是我和你像现在这样一起在这里的原因……都是命定的一部分。”
这几乎是那天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了——“命定的一部分”——在我们下到下层、在客舱门口和她分别之前。
第二天，暴风有所减弱，但我们还得在颠簸中左摇右摆。人们谈话的主题，已经从晕船变成了摔断骨头。人们在夜里被摔来摔去，在浴室的地板上也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故。
那天，因为我们之前一天说了很多，又因为我们要说的话并不需要太多言语，所以我们没说几句话。我们都带了书，茱莉娅发现了一种她喜欢的游戏。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每当我们开口说话，就发觉我们的思想仍旧步调一致。
有一次我说：“你正守护着你的悲伤。”
“这都是我应得的。你昨天说了，我的酬劳。”
“那是生活给你的一张借据。见票即付的那种。”
等到中午的时候，雨停了。傍晚乌云散去，原本在船尾的阳光突然闯进了我们的休息室，让所有人造光都黯然失色。
“太阳落山，”茱莉娅说，“一天的末尾。”
她站起身，虽然船的颠簸摇晃看起来有增无减，她还是带我来到甲板上。她挽起了我的胳膊，牵起我的手，并且把我们的手一起放进了我的大衣口袋。甲板上已经干了，空无一人，只是不时被船前进时流过的风吹拂。我们费力地向前走，同时还要避开烟囱那边飘散过来的烟尘。我们时而挤在一起，时而又几乎被扯散，我抓紧扶手，茱莉娅则抓紧我，我们的手指和胳膊纠缠在一起，紧紧相拥，然后再分开。这时，船身出现一次异常猛烈的颠簸，我感觉自己被抛到了她的身上，把她压在了栏杆上面。为了避免冲撞，我只能用胳膊在她身体两侧环抱着她。然后船的颠簸暂时平静下来，似乎在为下一次起伏积蓄能量。我们就这样相拥而立，在空旷的甲板上，面对面，她的头发在我眼前拂过。黑暗的地平线上海浪翻涌，现在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停在我们头顶上方。紧接着，它席卷而下，而我还在透过茱莉娅的发丝注视着宽阔而金灿灿的天空。她被向前甩到我心口边，我双手撑在栏杆上托住她，她的面颊依旧贴着我。
那几分钟，她的嘴唇就在我的耳畔，呼吸温热了海风，喃喃低语，尽管我没有说话。“是的，现在。”当船终于停稳，进入平缓的水域时，茱莉娅领着我走下了甲板。
对于享用奢华的甜蜜，现在并不是理想的时刻。它们终会到来，在它们专属的季节里，伴着燕子与酸橙花。而在这波涛汹涌的水面上，仍须遵守一项礼节。而在那一刻，我仿佛拥有了一份占有她纤细腰身的契约，并且已经盖章落定。我成了这份财产持有者，正准备第一次将它签收入库，可以从容地享用和探索。
那天晚上，我们在餐厅里用餐，它位于整艘船的最高处。透过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外面星光熠熠，不断从夜空中滑过。我又记起以前也曾看过这样的情形，那是在牛津的塔楼和山形墙之上。侍者说，等到明天晚上，乐队就会恢复演奏，这里也会重新变得热闹。他们说，如果我们明晚想有个好座位的话，最好现在就订座。
“哦，亲爱的，”茱莉娅说，“等天气好起来，我们又该躲到哪里去呢？我们是暴风雨里的两个孤儿。”
那天晚上，我不能离开她。但第二天一早，我顺着走廊回到我的房间时，我发现行走已经不再是难题了。我知道，我们的隐匿时光也就此结束了。
我妻子满心欢喜地在她的客舱里喊我：“查尔斯，查尔斯，我现在感觉好极了。你猜我早饭正在吃什么？”
我过去看了看，她正在吃牛排。
“我已经在美发店预约了位子，你知道吗，他们今天特别忙，直到下午四点才能给我做头发。所以我今天晚上大概是不会出来见人了。但是今天上午就有好多朋友都说要过来看我们呢。我已经约了迈尔斯和珍妮特今天中午在我们的客厅里一起吃饭。过去这两天里，我怕自己已经成了你毫无用处的妻子。你这两天都干了些什么呢？”
“有一天晚上很开心，我们玩轮盘赌玩到了半夜两点，把我们的庄家都玩到神志不清了。”
“天哪，听起来可真够乱的。你过得还算老实吧，查尔斯？有没有去找那些不正经的女人？”
“这里几乎没有那种女人。大多数时间，我都和茱莉娅在一起。”
“哦，那不错，我还老是想让你们彼此多接触呢。我估计在我的朋友里面，她大概是你会喜欢的那一类。我猜你对她来说也是天赐的知己。她最近过得可是相当艰难，我觉得她应该不会提起那些事，但是……”我的妻子开始跟我讲述关于茱莉娅的纽约之行，一个众所周知的版本。“今天上午，我会请她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酒会的。”她以此作为总结。
茱莉娅和其他人一起来了。现在只要是能靠近她，我就觉得很幸福。
“我听说你一直照顾我的丈夫来着。”我的妻子说。
“是的，我们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了。他，我，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叫什么的男人一起。”
“克拉姆先生，你的胳膊怎么了？”
“都怪浴室的地板。”克拉姆先生说，随后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摔倒的。
那天晚上，船长也出来吃饭，这个圈子的人算是来齐了。还有两个日本人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对主教的世界友好计划很感兴趣，于是就坐到了他的右边。船长一直拿茱莉娅在暴风雨中的忍耐力开玩笑，邀请她到船上来工作。多年的海上生活让他养成了在每个场合都能讲笑话的习惯。我的妻子刚从美容院里出来，整个人焕然一新，丝毫不见这三天痛苦折磨留下的痕迹。在很多人看来，她似乎比茱莉娅更加光彩照人——茱莉娅身上的悲伤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法言传的满足和安定。她给了我难以言喻的拯救，我和她，在人群中离群索居，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享受着孤独，就像我们昨晚躺在彼此的怀抱中一样。
那天晚上，整条船上都弥漫着欢乐的气氛。尽管到黎明的时候大家就要收拾行装，但每个人都决心要尽情享受被暴风雨耽搁的奢侈。这里不再有可以让人隐匿的地方了。船上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人们兴致高昂的谈话和舞曲充满了整个空间。侍者们端着托盘和酒杯，在人群中来回穿梭，彩票管理员的声音不断回响——凯利之眼，一号；腿，十一号；抽奖就要开始啦——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戴着一顶纸帽子，克拉姆先生则守着他缠着绷带的胳膊，两个日本人彬彬有礼地扔着装饰纸带，发出鹅一样的叫声。
我没有去找茱莉娅，而是一个人度过了整个夜晚。
第二天，我们在船的右舷一侧碰面，聊了一会儿天。大家都在左舷那边挤作一团，争相看着正在登船的官员们，眺望德文郡的绿色海岸线。
“你有什么打算？”
“去伦敦待几天。”
“西莉亚打算直接回家，她想去看看孩子们。”
“你也去吗？”
“不。”
“那我们就在伦敦。”
“查尔斯，那个红头发小个子，福尔纳福，你看见了吗？两个便衣警察把他抓走了。”
“没看到，船的那一侧挤满了人。”
“我已经查了火车时刻表，还拍了封电报。我们能赶回家吃晚饭。到时候孩子们应该已经睡了，我们倒是可以把强强叫醒，就这一回。”
“你回去吧，”我说，“我得在伦敦待几天。”
“哦，但是查尔斯，你必须得回来。你都没见过卡罗琳呢。”
“一两周不见，她会变样吗？”
“亲爱的，她现在可是一天一个样。”
“那我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见她呢？我很抱歉，亲爱的，但我必须尽快把我的画从行李里取出来，看看这一路颠簸之后它们的状况如何。我必须得为马上开始的画展做好准备。”
“一定要这样吗？”她说，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提我的工作，这个对她而言的未解之谜，她的阻挠就会停止，“真叫人失望。另外，我不知道安德鲁和辛西娅有没有从我们在伦敦的公寓里离开，他们本来应该待到月底。”
“我可以去住旅店。”
“那样你多可怜啊。我可不能让你第一天回来就一个人过夜。我留下来陪你吧，明天我再回去。”
“那你会让孩子们失望的。”
“唉。”她的孩子，我的艺术，我们各自的未解之谜。
“那你能回来过周末吗？”
“我尽量。”
“所有英国游客，请迅速到吸烟室。”侍者说。
“我已经跟我们一桌吃饭那个外国官员商量好了，一会儿我们可以跟着他走，早一点下船。”我妻子说。
第二章预展——家中的雷克斯·莫特拉姆
b第二章/b
我妻子打算在周五为我的新作品搞一次预展。
“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跟那些批评家聊聊。”我妻子说，“他们也应该认真对待你了，他们自己心知肚明。这是他们的机会。要是周一做预展，他们大多数人应该都刚从乡下回来，顶多只能赶在晚饭前过来，写那么两三句话——当然，我看重的也只是那几家周刊。要是我们能给人家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思考，还能让他们带着悠闲度假的好心情。他们可以在好好吃完一顿午饭之后坐下来，折好袖口，写一篇优美从容又字数可观的文章，以后还能放在一本漂亮的小书里做个再版，何乐不为呢？”
在准备预展那个月里，她忙上忙下，不断在老教区和伦敦之间奔波，重新审定客人名单，还要帮着把画挂上墙。
就在预展当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茱莉娅：“那些画我早都腻了，一点也不想再看到它们。可我觉得我还是得去露个面。”
“你希望我到场吗？”
“我希望你一定不要来。”
“西莉亚给我寄了张卡片，上面还用绿墨水写着‘可以带朋友’呢。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火车上，你可以把我的行李带过来。”
“如果你能快点收拾好东西，我还能让你搭我的车呢，然后把你送到美术馆。十二点的时候我要去隔壁试衣服。”
当我抵达美术馆的时候，我妻子正在窗前向街上张望。她身后有五六个不知名的美术爱好者，正手持目录一幅画一幅画地欣赏。他们以前都在这里买过木刻版画，因此被美术馆列进了赞助人名录。
“现在还没人来。”我妻子说，“我从十点开始就在这里了，无聊得很。你坐谁的车过来的？”
“茱莉娅的。”
“茱莉娅？那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说来也奇怪，我刚刚还和一个滑稽的小个子谈论起了布赖兹赫德的事，他好像对你很了解。他自称桑格拉斯先生，显然是科珀先生在《每日野兽报》上提到的那种大龄男青年。我本来还想好好和他讲讲，但他似乎比我还要了解你。他说很多年前就在布赖兹赫德遇到过你。我还盼着茱莉娅进来，好问问她这个小个子的事情了。”
“我对他印象也很深。他是个骗子。”
“是的，显而易见。他一直都在谈被他叫作‘布赖兹赫德那伙人’的事，明摆着那地方已经让雷克斯·莫特拉姆搞成了反叛分子的巢穴。你知道了吗？真不知道特蕾莎·马奇梅因知道的话会怎么想。”
“我今晚要去那里。”
“今晚别去，查尔斯。你今晚不能去那里。大家都盼着你回家呢。你保证过，只要画展这边准备妥当，就要回家的。强强和奶妈都准备好‘欢迎’的小旗子了，而且你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卡罗琳呢。”
“我很抱歉，但那边已经约好了。”
“另外，爸爸也会觉得奇怪，而且博伊周日的时候会回家。你也都没看过自己的新工作室。你今晚不能去。他们没邀请我吗？”
“当然邀请了，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去。”
“现在我是去不了了，但是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我是可以去的。我倒是挺想约‘布赖兹赫德那伙人’到家里来的。你真够残忍的，但现在不是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克拉伦斯一家说午饭前会来，他们随时都可能到。”
我们的谈话戛然而止，倒不是因为什么贵族人士大驾光临，而是因为一个日报女记者要采访——画廊的老板把她引荐给我们。她并不是来看画展的，而是想要了解一下关于我惊险旅程的“人类故事”。我把她留给了我的妻子，结果第二天在她的报纸上读到了这样的叙述：查尔斯·‘宅邸画师’·赖德远渡重洋。名人艺术家查尔斯·赖德认为，满是毒蛇与吸血蝙蝠的丛林，与梅菲尔毫无交集。他放弃了一座座华美宅邸，转身探寻赤道非洲的残垣断壁……
几间展室里开始人头攒动，我很快就因为招待客人们而忙得不可开交了。我妻子则跑前跑后，招呼和介绍客人，巧妙地把分散的来访糅合成一场公共活动。我还看到她把客人一个接一个地领到一份认购名单前面，而这名单是为《赖德的拉丁美洲》而准备的。我听见她说：“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惊讶，你以为我会惊讶，对吗？很显然查尔斯这个人只为了一件事情而活，那就是美。我认为，英国的生活已经让他厌倦了，所以他才要走出去，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他希望到新世界去征服。毕竟他已经替许多乡村宅邸说出它们的临终遗言了，对吧？不，我是说，那份工作，他确实已经全都放弃了。不过为了朋友们，他还是会再画上一些的。”
一个摄影师把我们叫到一起，闪光灯在我们脸上一闪，然后又让我们走开了。
不久，人群突然安静了一下，让出了一块空地。是一些贵宾入场了。我看到我妻子行了个屈膝礼，说道：“哦，阁下，您真是太好了。”然后我就被领进人们让出的空地，听见克拉伦斯公爵说：“我觉得这地方太热了。”
“确实，阁下。”
“你把炎热的感觉画得栩栩如生。让我觉得穿着这件大衣浑身不舒服。”
“哈哈。”
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妻子说：“哎呀，我们的午饭要晚了。马戈家说要办一个聚会给你庆功。”在出租车里，她说：“我突然想到，我们为什么不写封信给克拉伦斯公爵夫人，请她允许你把《拉丁美洲》那本画册献给她呢？”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喜欢嘛。”
“我不想把它献给任何人。”
“瞧瞧，这就是你，查尔斯。为什么要错过这个让人家高兴一下的机会呢？”
午宴上有十几个人。尽管女主人和我妻子都在说这是在为我庆功，但显然这里面有一半的人都不知道我开了画展。他们过来只是因为他们收到了邀请函，并且刚好无所事事。午宴期间，他们一直就辛普森夫人的事情喋喋不休。不过后来，他们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跟我们一起回了画廊。
午餐后这段时间是最忙碌的。泰特美术馆和国家艺术收藏基金会的人都出现在现场。他们都答应近期和同事一起回访，同时保存一些作品以供进一步的审议。那位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也在，他过去曾用几句让人受伤的敷衍话就把我打发走了，今天却从他的宽边软帽和羊毛围巾中间凝视着我，紧紧抓着我的胳膊，说：“我知道你可以，我今天见识到了，我终于等到了。”
从时髦的和落伍的唇间，我听到了零零碎碎的对我的赞美。“如果你让我猜这些画是谁画的，”我无意间听到有人这样说，“赖德恐怕会是我想到的最后一个名字。这些画如此阳刚，如此充满激情。”
他们全都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陆。我出国前不久的画展也是在这几间展室里举行的，情形却完全不同。那次开始没多久，他们就已经不耐烦了，不怎么再提到我，转而开始谈论这栋房子和房主的逸事。而那个现在回来找我的女人，现在为我的阳刚和激情鼓掌的女人，当时则凑在我身边，在我呕心沥血完成的画作面前说：“真是不用心啊。”
我对那次画展记忆犹新还有一个原因——在同一周我发现我妻子的不忠。那时的她也和现在一样，是个不知疲倦的女主人。我听见她说：“时至今日，不管我看见什么可爱的东西——一栋建筑，或者是一片好风光——我心里就想，‘那是属于查尔斯的’。我透过他的眼睛去看一切，他就是我的整个英格兰。”
我听见了这些话，那是她一贯会说的话。在我全部的婚姻生活里，一遍又一遍，我已经对她的这种陈词滥调无动于衷了。但是那一天，在这间美术馆里，我毫无感觉地听着她的言语，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没有能力再伤害我了，我自由了。因为自己短暂而隐秘的过失，她亲手解开了对我的束缚。这顶戴在头冠之上的绿帽子，竟让我成了逍遥自在的森林之王。
这一天结束时，我妻子对我说：“亲爱的，我该走了。今天很成功，不是吗？我会想办法跟家里人解释的，我不想事情变成这个样子。”
“看来她已心知肚明了，”我思忖着，“她很聪明。午宴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警觉了，并且捕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我让她离开这里。正在我也准备离开的时候——那时展厅里几乎空无一人——我听到旋转门那边有一个我十多年未曾听过的声音，一个无法忘记的自学成才式的结巴声，正在尖锐而抑扬顿挫地抗议着。
“不，我没带请柬，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收到那种东西。我不是来参加什么社交活动的，也不是来和西莉亚夫人套近乎的。我一点也不想我的照片出现在《闲话报》上，我不是来展示我自己的，我是来看那些画的。也许你都不知道这里有画吧。我只是碰巧对这位艺术家很感兴趣——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
“安托万，”我说，“进来吧。”
“我亲爱的，这里有一个蛇……蛇……蛇发女怪，她以为我是来找……找……找麻烦的呢。我昨天才到伦敦，午饭的时候这么巧听说你正在办画展。所以，当然啦，我就要紧赶慢赶地过来，来这个神殿拜一拜啦。你看我有变化吗？还认得出我吗？画在哪里？让我来给你剖析剖析。”
跟最后一次见面时相比，安东尼·布兰奇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从我第一次见他起，他就一直是这个模样。他轻快地穿过展厅，来到最显眼的一张油画前——一张丛林风光——驻足片刻，脑袋像一只博学的小猎狗一样抬起来，问道：“我亲爱的查尔斯，你是在哪里找到如此奢侈的绿植景观的？是在特伦特，还是在特林的哪个温室的角落呀？这是哪个放高利贷的这么够意思，竟然搞出这么一大堆绿叶子来满足你的兴趣爱好？”
接着他又去了另外两间展室，有那么一两次，他重重地叹着气，其余时间一律保持沉默。走到尽头，他又开始叹气了，比以前每一次都要重，说：“可是它们告诉我，我亲爱的，你现在爱得很幸福。就是这么回事，对吧，或者差不多是这么回事？”
“这些画有那么糟吗？”
安东尼压低声音，以一种尖锐的耳语对我说：“我亲爱的，让我们不要在这些善良、清白的人面前，戳穿你小小的把戏。”他向所剩不多的观赏者们投去了狡猾的一瞥，“让我们不要打搅他们天真的快乐。我们，我还有你，都知道这些都是糟……糟……糟糕透顶的破……破……破烂玩意。在我们冒犯到那些内行以前，我们还是先走一步吧。我知道附近有家不太正经的小酒吧。我们去那儿，你跟我讲讲你这次还征……征……征服了些什么吧。”
只有这种来自过去的声音才能将我唤回。这些连续不断又无甚差别的赞美，就像是漫漫长路上接连出现的广告牌，一公里又一公里，竖立在白杨树之间，指挥着你去往某一间新开张的旅馆。于是当你来到自己行程的尽头，浑身僵硬，灰头土脸，不可避免地会把车开进那家旅馆的院子。它的名字起初让你厌烦，紧接着让你愤怒，最后却成为你满身疲惫的一部分。
安东尼带着我走出了美术馆，来到一条小巷，钻进一扇门。这扇门夹在一个破败不堪的书报亭和一个破败不堪的药店之间，招牌上写着“蓝色洞穴俱乐部，仅限会员”。
“不太是你熟悉的环境，我亲爱的，却是我的地盘，我向你保证。况且你也在你那个环境里闷了一整天了。”
他带着我下楼，从散发着猫的气息的地方，走到了混合着杜松子酒和烟蒂的味道的地方，还有隐约传来的收音机的声响。
“‘上房牛’里一个脏老头给了我这地方的地址。我倒是很感激他。我离开英国这么久，这种合我心意的小酒吧变化可真大。昨晚我才第一次来这里，却已经有一种相当熟悉自在的感觉了。晚上好啊，西里尔。”
“哟，托尼，又来了？”吧台后面的一个年轻人说。
“我们拿着几杯酒，去角落那里坐坐。你一定得记住，我亲爱的，在这种地方你是多么引人瞩目、多么不正常，我亲爱的，就像我去布……布……布拉特俱乐部坐着一样。”
这个地方被油漆成了钴蓝色，地板上也铺着钴蓝色的油布。天花板和墙壁上随意贴着用银色和金色的纸做成的小鱼图案。六七个年轻人正喝着东西，玩着老虎机，一个上了年纪、衣着整洁，不过有明显酗酒迹象的男人看起来正掌控着全局。水果口香糖贩卖机那边，传来几声窃笑。一个年轻人朝我们走过来，说：“你的朋友愿意来一支伦巴吗？”
“不，汤姆，他可不愿意，而且我也不打算给你买酒喝。不管怎么着，现在不给。这是个粗鲁无礼的男孩，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白脸，我亲爱的。”
“好吧，”我说，并且尽可能显得轻松自如，尽管在这个洞穴里，我一点也不自在，“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我亲爱的，我们来这里，是要聊聊你干了些什么。我可一直盯着你呢，我亲爱的。我是个忠诚的老家伙，一直都没让自己的视线离开过你。”当他说着话的时候，整个吧台、酒保、蓝色的柳条家具、赌博机器、留声机、在油布上跳舞的年轻人、老虎机周围窃笑的男男女女，穿着紫色条纹正装在角落里喝着酒的老男人，这个邋里邋遢与鬼鬼祟祟的结合地带，似乎都已经不复存在。我好像回到了牛津，从维多利亚哥特式的窗子向外眺望基督教会学院的草坪。“我去过你的第一次画展，”安东尼说，“发觉它——很迷人。那里有一幅马奇梅因宅邸的室内画，英伦味十足，恰如其分，而且秀色可餐。‘查尔斯算是有点成就了，’我当时说，‘他还要做的不止这些，还能做的也不止这些，但毕竟已经有点成就了。’”
“即使是那时候，我亲爱的，我也有点好奇。在我看来，你的画里是有一点绅士风范的。你一定要记住，我不是英国人，我理解不了这种有教养的、强烈的热情。英国人的绅士做派对我来说比他们的道德观念还要吓人。不管怎么说，我说：‘查尔斯干了点美妙的事情，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就看到了你那本相当漂亮的册子《乡村与外省建筑》，是这么叫的吧？又大又重啊，我亲爱的，而且你猜我又看到了什么？还是迷人的风度。‘并不是很符合我的品位，’我想，‘这太英国了。’我想要的是一些更加大胆的东西。你知道，不是雪松的树荫、黄瓜三明治、银质奶油壶，不是穿着几乎所有英国女孩都穿的网球服的英国女孩——不是那些东西，不是简·奥斯汀，不是米……米……米特福德小姐。然后，坦率地说，我对你绝望了。‘我是个堕落的老拉丁佬，’我说，‘而查尔斯——我是说你的作品，亲爱的——就是牧师家穿着绣花细布衣服的千金小姐。’”
“想想今天午餐之后我有多惊讶吧。大家都在议论你。我这边午宴的女主人是我妈妈的一位朋友——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她也是你的朋友，我亲爱的。她真是个老古董！我完全想象不出你会和这种人来往。不过不管怎样，他们都看过你的画展，谈论的也都是你，谈论你是怎样逃走的，我亲爱的，去了热带地区，成了高更，成了兰波。你可以想象我这颗老心脏怎样怦怦直跳。”
“‘可怜的西莉亚，’他们说，‘毕竟她为他做了那么多。’‘他可是什么都欠着她的，这太糟糕了。’‘还和茱莉娅，’他们说，‘在她在美国做出那种事情之后。’‘就在她要回到雷克斯那里之前。’”
“但是那些画呢？”我说，“和我说说它们吧。”
“‘哦，那些画，’他们说，‘它们都非常奇怪。’‘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风格。’‘很有力量。’‘相当野蛮。’‘我觉得那些东西完全都不健康。’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说。”
“我亲爱的，我在椅子里都快坐不住了。我就想冲出那房子，跳上出租车，然后说，‘带我到查尔斯那些不健康的画前面去’。好吧，我去了，但是午餐以后画廊里挤满了那些莫名其妙的女人，戴着那种她们应该自己张嘴吞掉的帽子，所以我就小憩了一会儿——就在这儿，和西里尔、汤姆，还有这些粗鲁的男孩一起。然后我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也就是五点钟的时候回去了，我相当兴奋，亲爱的，可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一个很淘气、很成功，而且很实用的把戏。这让我想起了塞巴斯蒂安，他就非常喜欢用假胡子来乔装打扮。那些画依旧迷人，简单、油头粉面的英式魅力，却要假扮成老虎。”
“你说得一点没错。”我说。
“我亲爱的，我当然是对的。当我很多年前警告你的时候，我就是对的。很高兴这么多年过去了，而我们却没有那么显老。那次我带你出去吃饭，警告你当心这种迷人的东西，告诉你关于弗莱特一家的种种情况。魅力是让大英帝国衰败的因素。它并不存在于外面那些潮湿的岛屿上。但凡是它遇上的，终究逃不过被玷污和扼杀的命运。它杀死爱情，终结艺术。我非常担心，我亲爱的查尔斯，它也会让你丧命。”
那个叫汤姆的年轻人又向我们走过来。“别开玩笑了，托尼，给我买杯酒吧。”我想起了我还要赶火车，就把安东尼和他留在酒吧了。
当我靠着餐车站在月台上时，我看到我和茱莉娅的行李正从我身前经过，茱莉娅那个苦瓜脸的女仆就跟在搬运工旁边，昂首阔步。车门即将关闭时茱莉娅才上车，不慌不忙地坐在了我的前面。我面前刚好有一张两人桌。这趟车很方便，晚餐前半小时发车，晚餐后半小时到站。我们并没有像马奇梅因夫人在世时那样，在支线换乘，而是在干线会合。火车从帕丁顿开出时，天色已晚，城镇上的灯火先是被郊外的点点微光取代，随后则是田野里死寂的黑暗。
“我们好像好久不见了。”我说。
“是啊，六个小时呢，而且我们昨天一直待在一起。你看起来很累。”
“噩梦般的一天——访客、批评家、克拉伦斯一家、马戈家的午宴，最后以在娘里娘气的酒吧听着对我的画长达半小时的合情合理的辱骂收尾……我想西莉亚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
“好吧，她总会知道的。”
“似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我那位同性恋朋友，二十四小时前还不在伦敦，但现在都已经听说了。”
“该死的所有人。”
“雷克斯呢？”
“雷克斯根本不算人。”茱莉娅说，“他根本不存在。”
当我们穿过黑暗时，刀叉在桌子上叮当作响。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在杯中的液面原本是静止的小圆，在车厢的颠簸下拉长成椭圆，而后又收缩成原样，凑到唇边，又退回杯底，没有一滴飞溅出来。我要把这一天丢在身后。茱莉娅摘掉自己的帽子，把它抛到头顶的架子上，黑色的头发轻轻摇摆，同时轻轻地叹了口气——这叹息适合在枕边，在渐渐沉睡的炉火旁，在卧室敞开的窗前，屋外星光熠熠，光秃秃的树低声呓语。
“你能回来真不赖，查尔斯，就像以前一样。”
“就像以前一样？”
雷克斯刚过四十，现在已经体态臃肿、面色潮红了。他的加拿大口音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他朋友们习以为常的那种嘶哑而吵闹的腔调，仿佛他们的声音要永远在人群里凸显出来；又好像青春之神已经不再眷顾他们，他们无法再安心等待说话的时机，也等不及去聆听和回应，而只有时间去哄堂大笑——那是一种嘶哑而低沉的笑，是人际交往的本位货币。
织锦厅里有几个类似的朋友：政治家们——都是些四十出头的“青年保守派”，头发稀疏，血压很高；一个是社会主义者，煤矿区出身，已经学会他们那种清晰的口音，雪茄在他的唇间被碾成碎片，一拿酒瓶手就抖个不停；一个是年事已高的金融业者，看做派就比在座的其他人都有钱；一个害了相思病的专栏作家，一直沉默不语，只顾贪婪地盯着聚会上唯一的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被称为“格丽泽尔”，声名狼藉，他们心里都有一点怕她。
他们也都怕茱莉娅，格丽泽尔也是。茱莉娅向他们打招呼，并且为没有欢迎他们的到来表达了歉意。她的彬彬有礼让他们一度鸦雀无声。然后她过来，和我一起坐到炉火旁边，轰轰烈烈的谈话才开始继续，在我们耳畔打转。
“他当然会娶她，明天就让她当王后。”
“十月的时候，我们是有机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意大利的舰队搞到地中海底下去？为什么我们不把拉斯佩齐亚炸成一片火海？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在潘泰莱里亚登陆？”
“佛朗哥就是个德国间谍，他们想让他上台，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可以轰炸法国的空军基地。不管怎么样，底牌已经亮出来了。”
“这会使君主政体比都铎王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强大。人民是支持他的。”
“新闻界站在他一边。”
“我也站在他一边。”
“不管怎么说，除了那些还没结婚的老女佣，现在谁还会在乎离婚呢？”
“只要他跟那帮老家伙摊牌，他们立马就得滚蛋，就像……像……”
“为什么我们不把运河关掉？为什么我们不炸了罗马？”
“倒没有必要那样，一次强硬的照会就……”
“一次强硬的演说。”
“还是得摊牌。”
“不管怎样，那个佛朗哥要不了多久会逃回摩洛哥的，我今天看见那家伙刚从巴塞罗那出来。”
“那家伙刚从贝尔韦代雷堡里出来……”
“那家伙刚从威尼斯宫出来……”
“我们要的就是摊牌。”
“和鲍德温摊牌。”
“和希特勒摊牌。”
“和老家伙们摊牌。”
“我应该活着看到我的祖国，克莱夫和纳尔逊的祖国……”
“我那霍金斯与德雷克的祖国……”
“我那帕默斯顿的祖国……”
“请你别这样，好吗？”格丽泽尔对专栏作家说，后者一直企图伤感地抓着她的手腕，“我不喜欢这样。”
“西莉亚的艺术与时尚，雷克斯的政治与金钱，”我说，“我不知道哪个更可怕。”
“为什么要管他们呢？”
“哦，亲爱的，为什么爱情让我觉得全世界都面目可憎？事情本应是截然相反的。我现在觉得好像全世界，包括上帝，都在酝酿一个针对我们的大阴谋。”
“没错，他们是这样。”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得到了我们的幸福。就在这里，就在现在，我们已经握紧了它。他们伤害不了我们，对吗？”
“今晚，不会。现在不会。”
“我们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呢？”
第三章喷泉
b第三章/b
“你还记得，”在一个飘着酸橙花香气的宁静夜晚，茱莉娅问我，“还记得那场暴风雨吗？”
“青铜大门，砰砰砰响个没完。”
“包着玻璃纸的玫瑰花。”
“搞了场‘在一起’聚会的男人，之后就再没见过他。”
“你还记得最后那天傍晚太阳是怎么出来的吗，不就像今天下午一样吗？”
那天下午乌云低垂，还刮起了夏天才有的暴风，天色昏暗，我不得不几次暂停工作，把茱莉娅从令人昏昏欲睡的光线中叫醒——她常常这样坐着。给她画画从不使我感到厌倦，我总能从她身上找到新的丰饶与曼妙——直到我们早早去洗澡，下楼，换好衣服准备吃晚饭，在白天的最后半小时里，我们却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太阳现身，风暴减弱了，化作轻柔的微风，吹拂着正在盛放的酸橙花，使香气飘散开来，伴随着雨后的清新，与周围黄杨以及逐渐干了的石头的甜蜜气息融合在一起。方尖石碑的影子，正好落在阳台之上。
我从柱廊下，取来两个户外用的垫子，把它们放在喷泉旁边。茱莉娅坐在上面，她穿了一件金色的束腰短上衣，搭配一件白色长外衣，一只手无所事事地伸进水里，转动手上的祖母绿戒指，来反射太阳的余晖。在她乌黑的秀发之上，各种雕刻而成的动物矗立在一堆绿色的苔藓、闪光的石头和浓密的阴影之间，四周波光粼粼，充溢着散落成碎片的光芒。
“……有这么多回忆，”她说，“从那以后，我们又有多少天没见面呢？有一百天了吧？”
“没那么多。”
“两个圣诞节。”——那些每年一次单调乏味的短途旅行已经成了一种礼节。我的老家鲍顿，现在我的堂兄贾斯珀住在那里。于是我要带着童年惨淡的回忆，重访那里的油松走廊和湿淋淋的围墙！父亲和我总是怒气冲冲地并排坐在伯父的亨伯牌小汽车里，在接近两旁生长着巨杉的林荫道时，就能看到我的伯父伯母、菲利帕姑妈、堂兄贾斯珀，还有近几年加入进来的嫂子和侄子。除了他们，就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们也许已经抵达，或者随时可能到达。这一年一度的家族仪式才让我们得以团聚。在冬青树、槲寄生和被修剪过的云杉之间，客厅里的游戏依照惯例进行，白兰地味道的黄油、卡尔斯巴德的蜜饯、油松门廊里扮作黑人的乡村唱诗班，以及金色丝线与印有花纹的包装纸充满了整个节日。我和我的妻子仍被当作夫妇招待，尽管过去几年里流言蜚语不绝于耳，不过我们在这里仍乐于接受这种关系。“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关系，无论代价有多大，看在孩子的分上。”我妻子说。
“是啊，两个圣诞节……还有那务必得体的三天，在我跟你去卡普里岛之前。”
“我们的第一个夏天。”
“你还记得，当时我是怎么滞留在那不勒斯，我们是怎么约在山丘的小路上见面的，然后又出了什么岔子吗？”
“那时我回到别墅，说：‘爸爸，你知道谁来旅馆了吗？’然后他说：‘查尔斯·赖德，我想是他。’我说：‘你怎么会想到他呢？’爸爸回答：‘卡拉从巴黎回来就跟我说，你们两个形影不离。他好像总是喜欢我的孩子们。不管怎样，带他来这里吧，我想我们还有一间空房。’”
“后来你得了黄疸，还不让我见你。”
“再后来我得了流感，你也不敢来了。”
“雷克斯的选区，不知道去了多少回。”
“还有加冕周，你从伦敦溜走了。你肩负着使命，要去拜见岳父大人。那次你去了牛津，画了幅人家不喜欢的画。哦，没错，有一百天还多呢。”
“两年里，我们浪费了一百天……可我们从没冷落过彼此，也没有过猜疑和失望。”
“从来没有。”
我们沉默了，只有鸟儿还在酸橙树上叽叽喳喳，声音细小而清亮；只有流水潺潺，在石刻的动物之间低回婉转。
茱莉娅从我胸前的口袋里取出手帕擦了擦手，然后点燃一支烟。我唯恐回忆的曼妙会被打断，可第一次，我俩的想法没能保持一致，茱莉娅打破了沉默，伤感地说：“还要多久呢？再来一百天？”
“一辈子。”
“我想嫁给你，查尔斯。”
“总有一天吧，为什么是现在呢？”
“因为战争。”她说，“今年，或者明年，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我想和你过一两天真正安宁的日子。”
“现在不够安宁吗？”
太阳此时已经沉到山谷那边的树林之下，山坡都已沉浸在暮色之中。但我们身前的湖水依旧鲜红如火。在即将消逝的瞬间，夕阳浓稠而显赫，在草坪上投下长长的阴影，也照在这栋宅子的石墙之上，染红了窗棂，让檐口、柱廊和圆屋顶都闪着光，让来自土地、石头和树叶的、堆积在地上的颜色与气息全都扩散开来，令我身边女人的头发与金色的双肩都变得光彩夺目。
“如果现在还算不得，那么你说的‘安宁’是什么意思呢？”
“复杂得多，”然后她用一种冷淡的、就事论事的腔调继续说，“结婚可不是我们脑子一热就能办成的事。得先离婚——两次离婚。我们要有个计划。”
“计划、离婚、战争——这样一个夜晚，我们在谈论这些。”
“有时，”茱莉娅说，“我觉得‘过去’与‘未来’如此紧密相连，根本就没有空间给‘现在’。”
然后威尔考克斯下楼来，走进我们的夕阳里，说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百叶窗拉起，窗帘降下，烛光在彩绘厅里亮了起来。
“哎，这里怎么有三个人的餐具？”
“布赖兹赫德少爷半小时前回来了，小姐。不过他留了个口信，说他要晚一点过来，请你不必等他用餐。”
“他上一次在这里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茱莉娅说，“他到底在伦敦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