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俩常常一起猜测的事情——从而也凭空生出许多幻想，因为布赖德这个人本身就是个谜。他仿佛生在地下，是一只身披硬甲、掘穴而居的蛰伏生物，需要避开光亮。在成年以后的岁月里，他毫无作为。之前说过他可能去军队，去议会，去修道院，可最终都没能成行。外界唯一知道的他确实做过的事——拜新闻淡季所赐，出现了一篇名为《贵族的隐秘嗜好》的文章——是他养成了收集火柴盒的爱好。他的收藏放在几个架子上，还专门编写了索引，每年都在他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小房间里占掉更大的空间。起初，他对这篇报道给他带来的恶名甚感羞愧，但后来却非常高兴，因为这使得他可以与世界各地的火柴盒收藏者取得联系，现在他依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交换复制品。除此之外，没人知道他的兴趣何在。他在马奇梅因家猎狐大师的地位无可撼动，在家时仍会每周两天外出打猎。他从不和邻近的猎狐者一起行动，尽管他们的领地更好一些。他对这项运动也并没有真正的热情，整个狩猎季外出不过十几次。他有一些朋友，会拜访他的姑妈，也会参加天主教教会举行的公共宴会。在布赖兹赫德，他不可避免地肩负着家族在本地的所有责任，给讲台、宴会和委员会带去他身上淡淡缭绕着的既笨拙又超然的气质。
“上周在旺兹沃思，有个女孩被人用带刺的铁丝勒死了。”我说着，想起一个老套的幻想。
“一定是布赖德干的，他不守规矩。”
我们在餐桌前坐了一刻钟，他就过来了，步履沉重地走进房间，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吸烟服。这件衣服他一直放在布赖兹赫德，并且一直穿着它。三十八岁的他，身体已经变得笨重，而且有些秃顶，看起来至少有四十五岁了。
“好吧，”他说，“只有你们俩。我还以为会见到雷克斯呢。”
我常常好奇他对我住在这里有什么想法。他似乎已经接受了我的存在，没有一丝好奇，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家庭成员。在过去两年里，他有两次让我感到惊讶，都是他那貌似表示友谊的行为：一次是某个圣诞节时，他给我寄来了一张他身穿马耳他骑士团长袍的照片；另一次是不久之后，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一个晚餐俱乐部。他倒是对这两次行为各有解释：照片是因为他印得太多，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俱乐部则是因为他自己以那里为傲。那个聚会很让人惊讶，参与者都是各自行业里的精英，他们每月聚到一起，只是为了拥有一个盛大而隆重的“滑稽之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布赖德的绰号是“大公老兄”。而且每个人都有一枚特制的宝石，佩戴在身上，就像象征骑士等级的勋章一般。他们的马甲上还有俱乐部的专属纽扣，同时还有一套专门为那些新入门的客人准备的考究仪式。晚饭之后，他们会读报纸，接着是一场滑稽的演讲。这里显然有一场竞争，大家需要把自己认识的社会名流带过来，而布赖德的朋友寥寥，况且我还算知名，所以他就邀请我过来了。即便是在那样一个狂欢的夜晚，我也能感受到邀请我来的这个人身上散发出的对社交活动的局促不安。这种状态宛如一个小小的磁场，创造出一潭令众人尴尬的死水，而他自己则平静地漂浮在上面，如同一截原木。
他坐在我的对面，在盘子前低下了自己头发稀疏、头皮清晰可见的脑袋。
“好吧，布赖德，有什么消息？”
“实际上，”布赖德说，“我确实有事情要讲，不过也不急。”
“现在就说了吧。”
他冲我做了个鬼脸，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不能在仆人面前讲”。他继续说：“画画得怎么样，查尔斯？”
“哪张画？”
“你计划里的那些。”
“我在给茱莉娅画素描，但这一整天光线都忽明忽暗。”
“茱莉娅？我以为你给她画过画了。我想这和画建筑还不大一样，要更难。”
他说话时总会有一些漫长的停顿，让人感觉他的心智正在缓冲，而且他总要执意把人带回停顿之前的某个观点上。这次过了一分钟，他又接着说：“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主题。”
“非常正确，布赖德。”
“我要是个画家，”他说，“就每次都去尝试完全不同的主题，有着丰富动感的主题，就像……”又是一次停顿，我好奇他接下来会说什么，飞翔的苏格兰人，冲锋的轻骑兵，皇家赛艇会？然后他出人意料地说：“……就像麦克白。”把布赖德想象成一个画家，画的还是富于动感的图画，这本身就有点荒唐。他倒是一直如此荒唐，却以自身的疏离与沧桑赢得了某种尊严。虽然也快半截入土，可他有时又像半个小孩。现代生活的火花似乎从未在他身上有过闪耀。他身上笼罩着强大的正义感，拒人于千里之外，又决绝于外界，让大家不得不对他有所尊重。虽然我们常常嘲笑他，但他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小丑。有时候，他甚至令人心生敬畏。
我们开始谈论欧洲大陆的新闻，直到布赖德突然打断这个类型的话题：“妈妈的珠宝在哪里？”
“这个就是她的，”茱莉娅说，“还有这个。她的东西都在我和科迪莉亚那里。家族的珠宝都存在银行里。”
“我很久没见过它们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见过它们。都有些什么东西？听说还有些著名的红宝石，是吗？”
“是的，一条项链。妈妈以前常戴，你不记得了吗？还有些珍珠——她总会戴出去。但它们大多都放在银行里，很多年了。我记得还有一些难看的钻石头饰，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钻石项圈，现在没人能戴了。还有很多上乘的宝石。为什么问这个？”
“我在想什么时候去看看这些东西。”
“我说，不是爸爸想把这些东西当了吧？他又欠人家什么钱了？”
“不，不，没有的事。”
布赖德吃东西很慢，食量却很大。我和茱莉娅透过烛光，看着他。不一会儿他说：“我要是雷克斯……”他的脑子里似乎充满了这样的假设：“我要是威斯敏斯特大主教”“我要是大西部铁路公司的老板”“我要是演员”，好像是因为造化弄人，不然他就是这些人了，而且说不准某天早上醒过来，这些事情就成真了。“我要是雷克斯，我就会去我的选区住着。”
“雷克斯说，要是不住在那里，他一周可以少上四天班。”
“很遗憾他不在这里，我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要宣布。”
“布赖德，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
他又做了个鬼脸，意思还是“不能当着仆人的面”。
后来，葡萄酒上桌，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的时候，茱莉娅说：“不听到你宣布完，我就不走了。”
“好吧，”布赖德说着，坐回到椅子上，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玻璃杯，“其实等周一的报纸出来你也能知道，白纸黑字。我订婚了，希望你们高兴。”
“布赖德，这……这太让人吃惊了！和谁？”
“哦，你不认识的人。”
“她漂亮吗？”
“我觉得你不会说她漂亮，‘标致’这个词放在她身上也许更合适。她个头很大。”
“胖吗？”
“不，只是大。她名叫马斯普拉特夫人，教名贝丽尔。我认识她很久了，不过直到去年她还有个丈夫。现在她成了寡妇。你们笑什么？”
“很抱歉，这一点都不好笑，只是太让人意外了。她……她大概跟你年纪差不多大吧？”
“差不多吧，我想。她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刚刚去了阿穆普勒福斯。她的情况一点也不好。”
“不过，布赖德，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呢？”
“她的亡夫，海军上将马斯普拉特，也收藏火柴盒。”他非常严肃地说。
茱莉娅颤抖着身子，就快笑出声了，不过还是恢复了正常的表情，并且追问道：“你和人家结婚，不是为了那些火柴盒吧？”
“不，他的所有收藏都留给法尔茅斯的图书馆了。我对她是深感爱慕的。尽管生活窘迫，她依然开朗，也很爱演戏。她还跟天主教演员协会保持着联系呢。”
“这事爸爸知道了吗？”
“我今天早上刚收到的他的回信，说同意这件事。他一直催我找个时间把婚结了。”
这时我和茱莉娅同时意识到，我们俩表现出的全是好奇和惊讶。于是我们用温柔的语调向他表示祝贺，几乎不带一丝嘲讽。
“谢谢你们，”他说，“谢谢你们，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但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她呢？我很确信你会把她带到这里来。”
他一言不发，抿了口酒，紧紧盯着杯子。
“布赖德，你这个狡猾又爱卖弄的老畜生。”茱莉娅说，“为什么不把她带过来呢？”
“哦，我不能那样做，你知道的。”
“为什么不呢？我很想见到她。我们这就给她打电话，邀请她过来吧。在这样的时间让她一个人待着，她会觉得我们很奇怪的。”
“她还有孩子呢，”布赖兹赫德说，“再说，你们本来就很奇怪，不是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布赖兹赫德抬起头，神情严肃地看着他的妹妹，然后一如既往用单调的声音说着，仿佛他现在说的事情和之前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看，我还不能叫她过来。这不太合适。毕竟，我只是这里的房客，就这里的归属权来说，这里现在还是雷克斯的家。这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是他的事，但我不能带贝丽尔过来。”
“我只是不明白，”茱莉娅说，声音变得很尖。我看着她。所有温和的嘲讽都已经消失，她变得很警觉，看起来甚至有些惊恐：“我和雷克斯当然都希望她过来。”
“哦，是的，对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困难不在这里。”他喝光了杯里的酒，又给自己斟满，把瓶子推给我，“你们得清楚，贝丽尔可是个正派女人，严格信守天主教的教义。她的虔诚也因为她的中产阶级偏见而进一步加深。我不可能把她带到这里来，你乐意生活在罪孽当中，跟雷克斯，或者跟查尔斯，或者跟他们两个人一起同居，这都没关系——我对你私生活的细节一向避而不见——但贝丽尔绝不可能成为你的座上宾。”
茱莉娅站起身。“为什么，你这头自大的蠢驴……”她说着，然后停了下来，转身向门口走去。
起初我以为她是忍不住笑，才跑了出去。随后当我打开门看到她时，却惊惶地发现她泪流满面。我迟疑了一下，她就从我身边逃走了，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也许我会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场为求方便而举行的婚礼。”布赖兹赫德继续说，平静中带着一丝满足，“我无意为贝丽尔辩护，我牢不可破的地位显然对她是有影响的。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她也说了很多。但对我自己而言，请允许我强调一下，我对她可是十分热烈的爱慕。”
“布赖德，你对茱莉娅说了多么过分的话！”
“她应该没什么好反感的，我只是对她说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
她不在藏书室，我上楼去她的房间，但是也没看到她的踪影。我在她那放满了衣服的桌子前站了一会儿，想知道她会不会回来。就在那时，透过敞开的窗子，房间里的光流泻出去，穿过阳台，跌进幽暗之中，也照到了喷泉那里。在这栋宅邸中，喷泉似乎总是吸引我们前去享受舒适与安宁的所在。我瞥见一袭白裙，正靠在喷泉旁的石头上。夜已经深了，我在最黑暗的避难所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条木质长椅上，被喷泉旁修剪过的黄杨丛所环抱。我把她拥在怀里，她的脸紧紧贴在我胸膛上。
“你在外面不冷吗？”
她没回答我，只是贴得更紧了，然后颤抖着啜泣起来。
“亲爱的，怎么了？为什么你这么介意呢？那个老傻子说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介意，那没什么。我只是有些震惊，别笑话我。”
在我们仿若一生的两年里，我从没见过她像这样激动，也不曾感到如此无能为力。
“他怎么敢这样和你说话？”我说，“那个冷血无情的老骗子……”但我并没有得到她的附和。
“不，”她说，“不是那样的。他说得很对。他们全都知道了，布赖德和他的寡妇，他们都知道我犯了什么罪，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花一便士就能在教堂门口买到。只要花上一便士，你什么都能知道，白纸黑字，而且没人理会你是不是付过了钱，只有一个老女人拿着笤帚，在忏悔室那边扫着地，还有个年轻的女人在‘圣母七苦’像前面点上了蜡烛。放一便士到箱子里，或者不放，随你心意，你就可以拿走一本小册子。白纸黑字，然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所有的话，也都能归结成一个词，一个简单的、直白的、致命的词，一生都要背负。”
“‘生活在罪孽当中’，未婚同居——不只是做了错事，像我去美国时做的事，我知道那是错的，就停手了，也就忘掉了。那不是做错了事的意思，不是布赖德花一便士买回来的教义，他说的也仅仅是那白纸黑字表明的意思。”
“生活在罪孽当中，或者带着罪生活，都是一个意思，就像一个天生痴呆的小孩，要在这世上被人小心照料，用心保护。‘可怜的茱莉娅，’他们会说，‘她可不能抛头露面了。她得当心她的罪。让这样的罪孽来到人世真是个遗憾，’他们说，‘不过它也够强壮。像她那样的孩子一向如此。茱莉娅对她这小小的、疯狂的罪，也是太纵容了。’”
“一小时以前，”我想，“她还坐在夕阳下，在水里转动着戒指，数着那些幸福的日子。而现在，在第一颗星星和白天最后的灰色低语下，这一切竟成了不可言喻而无比深刻的悲伤！在彩绘厅里，我们究竟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阴影，笼罩在了烛光上？两句粗暴的言语和一些陈词滥调。她手足无措，把头埋在我胸口，声音时而含糊，时而清晰又痛苦，迸出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句子。”
“过去，还有未来。那些年，在雪茄的烟雾里，伴随着双陆棋棋盘的噼啪作响，在那个给男人们倒酒的‘傻瓜’身边，我想做个好妻子；当我想给他生个孩子，却被死去的胎儿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想做个好妻子。我放弃了他，忘掉了他，找到了你，过去的两年在你身边，所有的未来都在你身上。可这未来，不论有没有你，战争都会到来，世界都会毁灭——都是罪孽。”
“‘罪’这个字，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在霍金斯婆婆那里听过了。那时她坐在圣心像前，在炉火边，迎着夜灯，总是在缝缝补补。礼拜日上午，科迪莉亚和我要带着《教义问答》，去妈妈的房间。妈妈带着我的罪去礼拜，在它和黑色的面纱之下，在小教堂里鞠躬。在伦敦的火光点亮之前，她带着我的罪偷偷溜出来，带着它穿过空荡荡的街，而送奶人的小马，前蹄刚刚踏上大道。妈妈是带着我的罪死的，是我的罪蚕食了她，比她自己致命的病更加残忍。”
“妈妈因它而死；基督因它而死，被钉住了手脚。他就高悬在夜晚育婴床的床头，年复一年，高悬在农场街又黑又小、铺着闪光油布的书房里，高悬在只有一个老女佣扬起尘土、只有一根蜡烛燃烧的教堂中，高悬在正午的人群和士兵头上。除了一块蘸醋的海绒和一位强盗友善的话语，再无任何安慰。永远高悬在上；永远得不到清凉的坟墓和铺展在石板上的裹尸布；在黑暗的洞穴里，永无膏油和香料；永远在正午的阳光之下，静默在为一件无缝外衣而掷起筛子的啪嗒声中。”
“无路可退，大门已经禁止通行，所有的圣徒与天使都守在墙边。而后，它们会被抛弃，被销毁，日渐腐朽。患有狼疮的老男人，拿着一根拐杖，在日暮时分出来翻捡垃圾，一瘸一拐，希冀着能为自己的麻布袋增添收获，收获一些可卖之物，最后却只能厌恶地走开。”
“籍籍无名，然后死去，就像那个死婴，我还没来得及看她一眼，就被人包裹起来，拿去丢掉了。”
她哭着，说着，渐渐沉默不语。我什么都不能做，仿佛在陌生的海里漂浮。我的手放在她束腰外衣的金缕线上，又冷又僵，眼睛干干的。当她在黑暗中紧紧贴着我的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离她很远，就像很多年前我在火车站前坐上她的车、在车上替她点燃香烟时那样；也如同我在老郊区枯燥而空乏的那些年，在丛林里的那些年，她不在我心上时一般，遥不可及。
泪水随着话语而来，在沉默中，她的泪水也戛然而止。她坐起来，从我怀里离开，拿出我的手帕，颤抖着站起身。
“好吧，”她说，声音与往常差别不大，“布赖德可真是个扔炸弹的，是吧？”
我跟着她走回宅子，进到她的房间。她坐在梳妆镜前。“既然我已经从歇斯底里中恢复过来，”她说，“我觉得事情还不算坏。”她的眼睛又大又亮，有些不自然，苍白的面颊上有两块红晕，就在她还是女孩时常涂胭脂的地方，“大多数歇斯底里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是得了重感冒。下楼前你最好换一件衬衫，这件上面全是眼泪和口红。”
“我们还要下楼吗？”
“当然了，这可是可怜的布赖德宣布订婚之夜，我可不想丢下他一个人。”
当我再回来时，她说：“对于刚才吓人的状况，我很抱歉，查尔斯。我也没法解释什么。”
布赖兹赫德正坐在藏书室里，抽着烟斗，平静地读着一本侦探小说。
“外面天气好不好？要是知道你们出去了，我也会过去的。”
“相当冷。”
“我希望雷克斯从这里搬出去之后不会觉得不方便。你们知道，巴顿街的房子对我们和三个孩子来说太小了。另外贝丽尔喜欢乡下。爸爸还来信说让我赶紧交接房产呢。”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作为茱莉娅的客人来这里的时候，雷克斯是怎样热烈欢迎我的。“这安排非常让人高兴。”他那时说，“太适合我了。老伙计一直照顾着这地方，布赖德和那些佃户搞着老一套的地租那些东西，而我就负责管理这栋宅子，租金全免。所有的开销就只是食物和宅子里的仆人。再公平不过了，对吧？”
“我觉得如果要他走，他会很遗憾的。”
“哦，他会再找一个便宜地方的，”茱莉娅说，“相信他吧。”
“贝丽尔自己有一些家具，她很中意。我不知道它们放在这里是否合适。你知道，就是些橡木橱柜、棺材凳之类的东西。我想她可以把它们放在妈妈的老房间里。”
“不错，那里挺合适的。”
于是兄妹俩开始谈论宅子的安排，直到上床睡觉。“一个小时以前，”我暗想，“在黄杨树的黑色树荫里，她还在为自己的上帝之死痛哭流涕，现在却在谈论应该把贝丽尔的孩子安排在以前的吸烟室还是学习室。”我茫然不知所措。
“茱莉娅，”我后来说，这时候布赖兹赫德已经上楼去了，“你看过《觉醒的良知》这幅画吗？是霍尔曼·亨特画的。”
“没有。”
前些日子，我曾在藏书室里看到一册拉斐尔前派的画册。我又去把它找出来，给她读了罗斯金的评述。她笑得相当开心。
“你这个太对了，这正是我感受到的。”
“可是，亲爱的，我不相信你哭得那么惨，只是为了布赖德那几句话。在那之前你一定也在想这些事情。”
“几乎没有，现在和过去都是。最近想得多一点，因为审判的号角越来越近了。”
“当然，心理学家可以做一点解释，这是自童年时期就准备好接受的状态，来自你婴儿时期就被灌输的废话所带来的愧疚感。你从心底就知道那都是鬼扯，不是吗？”
“我也希望如此！”
“塞巴斯蒂安有一次和我说了差不多的话。”
“他又皈依了，你知道的。当然，他从没像我这样彻底地离开宗教。我走得太远了，再回去已不可能。我明白你说的，如果那个‘鬼扯’就是这个意思的话。现在我唯一想做的，只是以正常人的方式把我的生活归入某种秩序当中，在人类的秩序走到尽头之前。这就是我要嫁给你的原因。我想生个孩子，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我们再到外面去吧，现在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吧。”
满月当空高悬，我们在宅子周围散步。走到一棵酸橙树下时，茱莉娅随意地折下了一根长长的嫩枝，嫩枝是去年长的，流苏一般垂在树干旁。她一边走一边像孩子一般把嫩枝上的树皮剥下来，做成了一条鞭子，可她那暴躁的动作又分明不属于任何一个孩子。她神经质地把树叶揪下来，在指间将它们揉碎。然后她又开始剥树干上的皮，用指甲抠着。
我们又一次站到了喷泉旁。
“这好像是一部喜剧的布景，”我说，“场景：一座贵族庭院的巴洛克喷泉旁。第一幕，日落；第二幕，黄昏；第三幕，月光下。演员一直聚集在喷泉旁，原因不详。”
“喜剧？”
“戏剧。悲剧。闹剧。随你心意。这是和解的场景。”
“这里有争吵吗？”
“失和与误解在第二幕。”
“哦，别这么怪腔怪调地说话了。为什么你总要用别人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呢？为什么这是一出戏剧？为什么我的良心发现要出现在一幅拉斐尔前派的画里？”
“这是我一贯的方式。”
“我讨厌这种方式。”
她此时的愠怒，就像今晚每一次忽晴忽雨的情绪变化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突然，她用她的鞭子抽了一下我的脸，用尽了全力。我的脸立刻火辣辣地疼了起来。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讨厌了吧？”
她又打了我一下。
“好啊，”我说，“继续打啊。”
然后，尽管扬起手来，她的动作却止住了。她把被剥掉一半树皮的嫩枝丢进了水里，月光下它漂在水里，黑白分明。
“疼吗？”
“是的。”
“是吗？……我弄疼你了吗？”
她的怒气瞬间就消失了，泪水又涌了出来，流到我的脸上。我隔着一臂的距离扶着她，她低下了头，用脸庞蹭着我放在她肩膀上的手，像一只猫咪，可又不像猫咪，因为她的一滴泪流到了我的手上。
“猫在屋顶上呢。”我说。
“你浑蛋！”
她咬在我的手上，我没有躲。当她的牙齿触到我的时候，她把咬变成了吻，而吻又变成了舌头的舔舐。
“猫在月光下呢。”
这种心情我是了解的。我们转过身，朝宅子走去。当我们走进灯火通明的大厅时，她说：“你这可怜的脸，”她伸出手指，触摸着上面的鞭痕，“明天会留下痕迹吗？”
“我想会的。”
“查尔斯，我要疯了吗？今晚都发生了些什么啊？我太累了。”
她打了个哈欠，接下来又是一连串哈欠。她坐在梳妆台前，低着头，头发垂在脸上，无助地继续打哈欠。当她抬起头时，我越过她的肩膀，看到镜子里有一张茫然而疲倦的脸，犹如一个从阵地上溃逃下来的士兵，而旁边我的脸上，正挂着两条血痕。
“太累了，”她重复说，然后褪下自己的金色束腰外衣，让它落在地板上，“又累又倦，疯疯癫癫，还一无是处。”
我看着她上了床，蓝色的眼睑盖住了她的眼眸。她苍白的嘴唇在枕头上动了一下，不知是在向我说晚安，还是在低声祷告。也许是幼儿时朗朗上口的简单祷文，在此时的悲伤与困顿之间，来到了她的朦胧世界中。那古老而虔诚的韵律，从几千年前开始，一直流传到霍金斯婆婆的口中，成为她的床畔低语。它沿着驿马叮当的清教徒之路，穿越了语言的更迭——对这些，我也不甚了解。
第二天，我们和雷克斯还有他的政治伙伴们在一起。
“他们不会开战的。”
“他们不会开战的，他们没钱，也没有石油。”
“他们没有钨锰铁矿，人手也不够。”
“他们也没有决心。”
“害怕的是他们。”
“害怕法国人，害怕捷克人，害怕斯洛伐克人，也害怕我们。”
“他们就是虚张声势。”
“就是虚张声势，毫无疑问。他们的钨在哪儿呢？锰又在哪儿？”
“还有铬，在哪儿呢？”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听着听着，肯定是好事。雷克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啦。”
“就在前几天，我有个朋友在黑森林里面骑摩托车，他一回来就告诉我这件事了，那时候我们一起打了一轮高尔夫。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朋友一路骑着车，从一条小路下到了高速公路上。他能看见什么呢？只能是一支军用车队啦。他停不下来了，径直冲了过去，撞上了正侧对着他的一辆坦克。这不是找死嘛……停一下，就要到最滑稽的部分了。”
“最滑稽的部分到了哦。”
“他直接穿了过去，摩托车的漆皮都没事。你们以为是怎样？坦克是用帆布做的——竹子架的框，帆布涂上色，糊的。”
“他们没有钢铁。”
“他们没有机床，他们没有劳动力，人们都饥肠辘辘。他们没有食用油，小孩子都得了佝偻病。”
“他们的女人都生不出孩子。”
“男人都阳痿。”
“他们没有医生。”
“医生都是犹太人。”
“现在他们都得了肺痨。”
“现在他们都染上了梅毒。”
“戈林跟我的一个朋友说……”
“戈培尔告诉我的一个兄弟……”
“里宾特洛普告诉我，只要那个希特勒啊，他还能空手套白狼，搞到物资，军队就能保他的位置安安稳稳。要是有人跟他对着干，他立马就完蛋。军队会亲手解决他。”
“自由党人得把他吊起来。”
“共产党人会把他撕成碎片。”
“他会把自己弄死。”
“要是没有张伯伦，他现在就得完蛋。”
“要是没有哈利法克斯。”
“要是没有塞缪尔·霍尔爵士。”
“还有1922委员会。”
“和平誓言联盟。”
“外交部。”
“纽约银行。”
“只需要一条强有力的统一战线。”
“由雷克斯发起的战线。”
“我们要给整个欧洲带来一条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全欧洲都在等待雷克斯的演讲。”
“还有我的演讲。”
“还有我的演讲。团结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德国会站起来，奥地利会站起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定会站起来。”
“来听我的演讲，还有雷克斯的演讲。”
“来局桥牌怎样？再来点威士忌？你们哪个家伙要来根大雪茄？哈喽，你俩要出去吗？”
“是的，”茱莉娅说，“查尔斯和我要去月光下走走。”
我们关上身后的窗户，声音戛然而止。月光就像白霜，洒在阳台上，喷泉悦耳的声音跳进我们的耳朵——阳台的石栏杆，曾几何时或许是特洛伊人的城墙，静默的院子里也许有希腊人搭过的帐篷，克瑞西达正躺在里面。
“几天，几个月。”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月升月落，就是一辈子。然后就是无边的黑暗。”
第四章塞巴斯蒂安与世界为敌
b第四章/b
“西莉亚当然会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当然。”
“那老教区的房子怎么办？我想你和茱莉娅不会愿意住在那里，偶尔还过来找我们串串门吧？你知道，孩子们已经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且罗宾也没有自己的住处，除非等到他叔叔去世。毕竟，那个工作室你也没用过，对吧？罗宾说用不了几天，那里就可以改造成给孩子们用的游戏室——打羽毛球都足够了。”
“罗宾可以住在老教区的房子里。”
“现在，我们来谈谈钱的问题。西莉亚和罗宾自然不想为自己争取什么，但孩子们教育的开销是个大问题。”
“那没问题，我会找律师来谈的。”
“好吧，我想这里面只有这一点问题，”马卡斯特说，“你知道，我这辈子见过不少离婚的，可我从没见过你们这样双方都能开开心心散伙的。几乎每次都是，不管一开始多么和和气气，只要坐下来谈细节，两人立马就变仇人了。注意了，我要冒昧地说一句，在过去这两年里，有几次我觉得你对西莉亚真的有点不像话。一个做哥哥的很难客观评价自己的妹妹，但我一直觉得西莉亚她魅力十足，是那种每个家伙都渴望拥有的女孩——还爱好艺术，跟你真的挺合适。但我得承认，你眼光是不错，我一直都对茱莉娅很有好感。不管怎样，这件事最后也算是皆大欢喜。罗宾也追了西莉亚一年，甚至更久。你认识他吗？”
“大概吧。我记得我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子，一脸疙瘩呢。”
“哦，我完全没想说这个。他当然是相当年轻，不过重点是强强和卡罗琳都很喜欢他。你在那边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呢，查尔斯。记得替我向茱莉娅问好，看在以往日子的分上，希望她一切都好。”
“所以你在办离婚，”我父亲说，“你们都高高兴兴地过了这么多年了，离婚似乎也不是很必要吧？”
“我们过得没有多高兴，你知道的。”
“没有吗？你不高兴？我记得很清楚，上个圣诞节还看见你们在一起，看起来挺美满的，我还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你会发现离婚挺麻烦的，你知道，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你多大岁数了——三十四了吧？这可不是什么重新做人的好年纪。你该安定下来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有，等这边把婚离完，我就去结婚。”
“哦，我得说，这可有点扯。我能理解一个男人宁愿自己从没结过婚，所以费力从那里面逃出来——虽然我自己从没有过这种感觉——但刚赶走一个妻子，又立刻娶回来另一个，这可没什么道理可言。西莉亚对我一直都彬彬有礼。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喜欢她的。如果你跟她在一起都不觉得高兴，那你究竟凭什么觉得换一个人就能让你幸福呢？听我一句劝吧，我亲爱的孩子，赶紧放弃这个想法。”
“为什么要把我和茱莉娅卷进来？”雷克斯问，“如果西莉亚想要再结婚，那很好，随她去。那是你和她之间的事。但我本来觉得茱莉娅和我过得挺幸福的。你不能说我刻意为难你们，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暴跳如雷的。我希望我是一个还算懂世故的人，我也有我自己的事业。但离婚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从没听说离婚能让人得到什么好处。”
“那是你和茱莉娅之间的问题。”
“哦，茱莉娅都盘算好了。我希望你能说服她，让她回心转意。我一直都尽可能置身事外，要是你觉得我碍眼了，尽管说，我不会介意的。但现在有太多事情同时发生，那个布赖德还想把我从宅子里清出去。这个是个大麻烦，我现在正焦头烂额。”
雷克斯的社交生活正面临危机。事情并不像他盘算的那样稳步进展。我对金融一无所知，但我听说他的交易已经被那些正统的保守党人盯上了。即便是他那些优点，诸如待人热情、办事果敢，也都成了别人说道的理由，因为他在布赖兹赫德的小团体也被议论纷纷。他在报纸上的曝光率也过高了一些，总是和那些报界大亨，以及大亨们眼神忧郁、面带微笑的随从混在一起，他的演讲往往会被舰队街的人当作“编故事”的好素材。而这对他个人所在党派的领袖们而言是不利的。唯有战争爆发，雷克斯才能交上好运，将权力真正攥到手里。离婚对他而言没什么太大影响，他现在根本没工夫从自己人生的赌桌上抬起头，去处理别的事情。
“如果茱莉娅坚持要离婚，我想她肯定能办到。”他说，“但她选的时机太不好了。让她稍微再等等吧，查尔斯，你是个好心人。”
“布赖德的寡妇说：‘这么说，你正要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离婚，再去嫁给另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这可是相当复杂，但我亲爱的，’——她已经叫我‘我亲爱的’二十多次了——‘我常常发现，每个天主教家庭都会有一个违反教义的成员，而且通常是最漂亮的那一个。’”
茱莉娅刚从一场午宴上回来，东道主是罗丝康芒夫人。她把大家聚在一起，为的是庆祝布赖兹赫德的订婚。
“她长什么样？”
“人高马大，丰满撩人。当然，相貌平平。声音沙哑，大嘴巴，小眼睛，头发是染过的——我向你保证，关于年龄的问题，她肯定没跟布赖德说实话。她肯定四十五往上了。我看她根本就没有供养自己的孩子。布赖德根本移不开眼睛，整个午宴，他都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这个未婚妻，真够恶心的。”
“她人友好吗？”
“天哪，还不错，不过是居高临下的那种。你看，我觉得她是习惯了在海军的那帮人里面发号施令了，有一群随从参谋围着她，那些年轻的军官为了升迁，也都得巴结她。好吧，她在范妮舅妈的午宴上显然没法逞威风了，结果有我这么个害群之马，倒让她舒坦了不少。她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问了我对商店和其他一些事情的建议，还直截了当地说希望能常在伦敦跟我见面。我想布赖德顶多也就担心她和我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去帽店，去做头发，或者去丽兹酒店吃午饭，我都不可能把她怎样。不管怎么说，顾忌只在布赖德那边，那个寡妇可是气势十足。”
“她会指使他吗？”
“现在还没，没有太严重。他现在被爱情冲昏头了，可怜的小兽，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她呢，其实只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一心想给自己的孩子们一个家，不允许任何事情阻碍她的计划。那套宗教的东西，都是她为达到目的搞出来的手段。我敢说只要她安稳下来，她就会容易相处得多。”
朋友们对我们的离婚议论纷纷。即便在那个大众普遍恐慌的夏天，仍会有一些人把关注他人琐事看成头等要务。我的妻子有本事让人们相信离婚对她而言值得庆幸，而我则应受到谴责。她还会让人们以为她在这段婚姻中表现完美，因为除了她以外没人能忍耐如此之久。人们私下里都议论，罗宾比她小了七岁，还有着和年龄不符的不成熟，他对可怜的西莉亚却是全心全意，而这也是她应得的，毕竟她遭遇了那样的苦难。等到了我和茱莉娅这里，就只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故事。“说句不好听的，”我堂兄贾斯珀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还想蹚结婚这趟浑水。”
夏天过去了；疯狂的民众欢呼着内维尔·张伯伦自慕尼黑的归来；雷克斯在下议院做了一次激烈的演讲，这次演讲决定了他的命运，但具体以何种方式，当时还无人能下判断。茱莉娅的家庭律师们开始缓慢地着手办理她的离婚手续，每个人都提着印有“马奇梅因侯爵”字样的黑色锡铁箱，似乎坐满了一个房间。我的律师事务所就在他们附近，隔着两个门面，氛围要更加活泼一些，并且在几周前就已经开始处理我的案子了。雷克斯和茱莉娅必须正式分居，布赖兹赫德暂时还是茱莉娅的住所，所以雷克斯已经把自己的行李和仆人都转移到他们之前在伦敦的房子里了。离婚的证据是在我的公寓里取得的。布赖兹赫德的婚期定在了圣诞节初，这样他的继子们才有可能悉数参加。
十一月的一个下午，我和茱莉娅站在客厅的窗前，看着寒风对酸橙树的劫掠，又把黄叶卷起，吹上阳台和草坪，吹过水洼和水草地，吹得它们团团打转，直到贴在围墙和窗格上，最后湿漉漉地堆成堆，留在外面的石质地基下。
“到春天我们就不会看到它们了。”茱莉娅说，“也许永远都看不到了。”
“有一次，”我说，“我离开这里，以为再也不会回来。”
“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带着残躯回到这里，看这里的残迹……”
这时，这黑洞洞的房间的房门打开又合上，威尔考克斯穿过炉火的光亮，来到落地窗前的暮色之中。
“科迪莉亚小姐打电话过来留了话，小姐。”
“科迪莉亚！她在哪里呢？”
“在伦敦，小姐。”
“太好了，威尔考克斯！她要回家吗？”
“她刚动身去车站，会在晚餐以后抵达这里。”
“我已经十二年没有见过她了。”我说道——不是从我们一起吃饭、她说要当修女的那个晚上开始，而是从我在马奇梅因宅邸画客厅的那个晚上算起，“她那时就是个迷人的孩子。”
“她的生活很奇怪，一开始在女修道院，那里待不住了，她就去了西班牙的战场。战争一结束，其他战地救护队的姑娘都回来了，她却留了下来，帮那里的人们重建家园，还在监狱集中营里帮忙。一个奇怪的女孩。她长大以后就其貌不扬了，你知道。”
“她知道我们的事情了吗？”
“是的，她还给我写了一封很贴心的信呢。”
想到科迪莉亚长大以后“其貌不扬”，真是让人痛心，尤其是想到她那炙热燃烧的爱，全都消耗在了注射血清和除虱粉之上。她一到家便显露出因舟车劳顿而产生的疲态，穿得也相当破旧，举手投足间无意取悦他人，在我看来，她已经是一个丑陋的女人了。这很怪异，我想，同一个家族里，不同的际遇竟能产生出布赖兹赫德、塞巴斯蒂安、茱莉娅和她这样迥然不同的人物来。她是他们的妹妹，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她身上却全无茱莉娅或塞巴斯蒂安的那种优雅，也不见布赖兹赫德的严肃庄重。她看起来活泼而干练，周身充满了军营和急救站的气息，习惯于显而易见的痛苦挣扎，不再能体会到微妙的欢愉。她看起来很成熟，比实际的二十六岁大上一些，艰苦的生活使她变得粗糙，长期沉浸在外国人的口音里，让她的口音不再婉转动听。她坐在炉火旁，两腿微微叉开，说到“能回家真是棒极了”时，我仿佛听到了某种动物回到笼子里时发出的呼噜声。
这都是我在最开始半小时产生的印象。这些印象因为与茱莉娅白皙的肌肤、丝滑而缀满珠饰的头发同我记忆中科迪莉亚孩童时的印象对比而更加鲜明了。
“我在西班牙的工作结束了。”她说，“当局很有礼貌，对我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谢，给了我一枚奖章，就让我打包回家了。不过看起来，要不了多久，这边也要有类似的工作需要人做了。”
然后她说：“现在去看婆婆是不是太晚了？”
“不，她一直抱着收音机，坐在那里呢。”
我们上楼，三个人一起，去了以前的育婴室。茱莉娅和我每天总会去那里消磨上一会儿。霍金斯婆婆和我爸爸一样，看起来似乎一成不变，并不会比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年迈上一丝一毫。现在，一台收音机已经加入霍金斯婆婆小小的爱物集会中——其它令她开心的东西，包括一串玫瑰念珠，一本用牛皮纸包着书皮的红色烫金封面《贵族年鉴》，几张照片和各式各样的节日纪念品——全都放在她的桌子上。当我和茱莉娅突然宣布要结婚的时候，她说：“好吧，亲爱的，我希望大家一切如意。”因为质疑茱莉娅的行为并非她信仰的一部分。
她从不曾对布赖兹赫德青眼以待，在听说他订婚的消息后她说：“他肯定费了不少时间才定下心意。”而当她在德布雷特的《贵族年鉴》没有找到马斯普拉特夫人的名字时，她说：“我敢说，这个女人吃定他了。”
我们看到她时，她和往常一样，晚上守着茶壶坐在火炉旁，身边还有她正在编织的羊毛小地毯。
“我知道你们要上来，”她说，“威尔考克斯过来告诉我，你们就要过来了。”
“我给你带了点蕾丝花边。”
“亲爱的，真不错，就像是可怜的夫人过去做弥撒时常穿的那样。虽然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它们做成黑色，明明白色的蕾丝边要自然一些。这件东西会很招人喜欢的，我确信。”
“我可以把你的收音机关掉吗，婆婆？”
“哦，当然可以，我都没注意到它还开着呢，光顾着看见你们高兴了。你的头发这是怎么了？”
“我知道，它看起来有些糟。现在我回来了，得好好收拾一番，亲爱的婆婆。”
当我们坐下来说话时，我注意到科迪莉亚一直在看我们每一个人，深情款款。这时我意识到，她也有自己的美丽之处。
“上个月我见到了塞巴斯蒂安。”
“他离开多久了啊！他现在还好吗？”
“不是很好，所以我才会去见他。你们知道吧，从西班牙去突尼斯是很近的。他在那里，和一些修士在一起。”
“我希望他们能好好照看他。我猜他们会发现他是个麻烦人物。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我寄卡片，但总归和他待在家里不一样。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一个个都要到国外去呢，都像爵爷一样。有阵子收音机说我们要跟什么慕尼黑打仗了，我就跟自己说：‘科迪莉亚，塞巴斯蒂安，还有爵爷都在国外，这下他们可麻烦喽。’”
“我想让他跟我回家来着，可是他不肯。他现在蓄起胡子了，你们知道吗，而且还虔诚得很。”
“这我可不信，除非我能亲眼看见他。他总是有点异教徒的性子，布赖兹赫德倒适合进教会，塞巴斯蒂安可不行。还有胡子，净瞎说，他那张脸，那么白净，就算一天不洗，也照样干干净净的。这要是换了布赖兹赫德，不管你怎么给他洗，他都干净不了。”
“多可怕啊，”茱莉娅曾经说，“一想到你已经完全把塞巴斯蒂安忘掉了，我就很害怕。”
“他是一切的开始。”
“那是你在暴风雨的时候说的。那时我就已经在想，说不定我也只是个开始呢。”
“也许吧，”我这样想着，她的话如同吐出的烟圈，在我们中间的空气中飘浮——一个如同烟圈一般即将消散得无影无踪的念头，“也许我们所有的爱，不过是暗示与符号罢了。那条无数前人走过的令人倦怠的漫漫长路上，每一处驿站和石柱都留着浪荡客们潦倒的字迹。也许我们不过是这其中的大多数，落于我们之间的悲伤源于我们在追寻过程中产生的失望。我们竭尽全力，你追我赶，时不时瞥见一个影子，而它永远在我们之前，一步两步，轻盈地消失在街角。”
我并没有忘记塞巴斯蒂安，因为有茱莉娅，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更确切地说，在他身上，我认识了茱莉娅，在我住在阿卡狄亚的遥远的日子里。
“对女孩来说，这种安慰太冷漠了，”在我试图解释的时候，她打断了我，“我怎么知道我不会突然变成另外什么人呢？这可真是个糊弄人的简单办法。”
我并没有忘记塞巴斯蒂安。这栋宅子的每一块石头上，都有关于他的回忆。而当听到几个月前刚见过他的科迪莉亚讲起他的事情时，我这位遗失的朋友占据了我的一切心绪。我们离开育婴室时我说：“我想听你讲讲关于塞巴斯蒂安的所有事情。”
“明天吧，那可是个很长的故事。”
第二天，走在寒风呼啸的公园里，她告诉我：
“我听说他就要不行了，”她说，“一个刚从北非过来的布尔戈斯的记者告诉我的。他说有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叫弗莱特，人们说他是个英国勋爵，他在快饿死的时候被神父们发现了，于是被送到了迦太基的一个修道院里安顿下来。这就是我听到的故事。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不管我们少为他做了多少事，可他至少能拿到我们寄给他的钱——所以我完全没耽搁就出发了。”
“事情说起来也容易。我先去了领事馆，他们对塞巴斯蒂安的事情一清二楚，他在传教士驻地的医院里。领事说塞巴斯蒂安是有一天坐着公共汽车，从阿尔及尔来到突尼斯的。他申请要去修道院做一个庶务修士。神父们打量了他一眼，拒绝了他。于是他又开始喝酒，住在阿拉伯地区边缘的一个小酒店里。后来我去那个地方看了，那原来就是个酒吧，上面有几个房间，一些希腊人在打理，里面飘荡着热油、大蒜、腐败的葡萄酒和旧衣服的味道。一些希腊小商贩会来这里，玩玩跳棋，听听收音机。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喝希腊苦艾酒，偶尔出去转转。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反正回来还是接着喝酒。他们害怕有人会伤害他，所以偶尔跟着他一起出门，但他只是去教堂，或者叫一辆车去镇子外边的修道院。那里的人们都爱他。你看，无论他去哪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仍然被人们爱着。这就是他永远都不会丢掉的东西。你该听听那个老板和他的家人们是怎样议论他的，一说起他，眼泪就会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那些人分明是在洗劫他，但他们毕竟也在照顾他，让他吃下了东西。他们震惊之处也在于此：他不愿意吃饭，身上有那么多钱却仍然骨瘦如柴。在我们用双方都听不大明白的法语说话的时候，一些当地人也加入进来。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说一个这么好的人，却如此消沉，他们看着也会很难过。让他变成这个样子，他们觉得他的家人一定很坏。他们这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我敢说他们说得没错。”
“不管怎样，现在都为时已晚。在去过领事馆之后，我直接去了修道院见了院长。他是个丹麦老人，在非洲腹地待了五十年，不怎么好说话。他跟我讲了他知道的所有关于塞巴斯蒂安的事，关于塞巴斯蒂安是如何出现的，就像是领事说的，他蓄着胡子，带着手提箱，要求成为一名庶务修士。‘他很认真，’院长说——”科迪莉亚模仿着他严肃的口吻，我还记得，她天生就善于模仿，上学时便是如此，“‘请不要怀疑这一点。他完全清醒，而且相当认真。’他想要走进丛林当中，尽可能走得远一些，到最单纯的人们中去，去和食人族为伍。院长说：‘我们的教区里可没有食人族。’他说，好吧，那么俾格米人也可以，或者河流旁边的原始村子，或者麻风病人，麻风病人是最好的。院长说：‘我们倒有很多麻风病人，不过他们是和医生还有护士一起住在我们的居民点里。那里一切都秩序井然。’他又想了想，说麻风病人也不是他最想要的，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建在河边的小教堂——你看，他总是想要一条河——当神父走了以后，他可以代为照看那里。院长说：‘是有一些这样的教堂，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哦，我没什么好说的。’他说。‘我们看出了他是个怪人，’”科迪莉亚又开始模仿院长的口音，“‘他是个怪人，但也相当认真。’院长给他讲了见习和训练的事情，然后说：‘你也不年轻了，身子骨好像也没我壮。’他说：‘不，我不想接受训练，我不想做需要训练才能做的事情。’院长说：‘我的朋友，你自己倒是需要一个传教士。’然后他说：‘是的，当然了。’于是院长就把他打发走了。”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他喝了酒，说自己准备从头开始，并且愿意受训。‘好吧，’院长说，‘有些事情是去丛林里工作的人一定不能做的，其中之一就是喝酒。喝酒不是最糟的事情，但相当致命。所以我又把他打发走了。’后来他每周都坚持来两三次，总是醉醺醺的，直到院长给门卫下了命令，不允许他再进来。我说：‘哦，亲爱的，他在你这里一定十分碍眼吧。’那里的人当然无法理解塞巴斯蒂安的行为。院长只是说：‘除了祈祷，我再无法为他做什么了。’他是个圣洁的老人，并且也能看出其他人的圣洁。”
“圣洁？”
“哦，是的，查尔斯，要理解塞巴斯蒂安，你们得先理解这个。”
“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塞巴斯蒂安躺在大门外面，不省人事。他是走到那里的——通常他都会叫一辆车——结果他摔倒了，在那里躺了一整夜。起先他们以为他只是又喝醉了，后来才得知他病得很重，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医院，他一直在那里住到现在。”
“我在那里住了两周，直到他熬过最难的一段时间。他的样子很可怕，已经看不出年纪，头发快掉光了，胡子也一团糟，虽然举手投足间一如既往地甜美可爱。他们单独给他安排了一间房，不过也只比修士住的斗室好一点点，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十字架，四周都是白墙。一开始他不能说太多话，见到我也一点都不惊讶。后来他才感到惊讶，但仍不愿意多说话，直到我离开之前，他才跟我讲了他一直以来的经历。大部分是关于他那个德国朋友库尔特的。你见过他，所以应该很清楚。那个人听起来很可怕，但只要可以照顾这个人，塞巴斯蒂安就会很开心。他告诉我，他和库尔特在一起的时候，有段时间已经戒了酒。库尔特生病了，身上有处伤口一直不愈合，但塞巴斯蒂安却一直照料着他，直到他痊愈。库尔特一恢复健康，他们就去了希腊。你知道，德国人只要一去比较传统的国家，身上就会表现出一种正派的感觉，库尔特就是如此。塞巴斯蒂安说，在雅典，他变得很有人情味。可这之后，他进了监狱。我没搞懂是什么原因，表面上看并不完全是他的错——他们和一个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些口角。他一被收押，德国当局就逮捕了他。那时他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抓捕自己的侨民，把他们遣送回国，好为纳粹效劳。库尔特不想离开希腊，可希腊绝不会让他在这里逗留。于是他就从监狱直接被押上了驶向德国的船，跟其他许多恶棍一起回到了祖国。”
“塞巴斯蒂安去找他，却整整一年都毫无收获。到最后，他终于在一个外省城镇，得知了库尔特的下落，那时他已经是纳粹突击队的一员了。起先，他不愿意和塞巴斯蒂安有任何瓜葛，用各种官方术语讲述着祖国的复兴大业，而他显然是属于祖国的，并且只有在这样种族净化的条件下，他才能完成自我实现的目标。不过那也只是人家给他的一副皮相罢了，塞巴斯蒂安六年里教给他的东西，可比希特勒一年教的多多了。所以最后他放弃了，承认自己憎恨德国，想要逃走。我不知道这多大程度上只是因为那种安逸生活的召唤，可以靠着塞巴斯蒂安过活，在地中海泡海水澡，坐在咖啡馆里，找人把他的皮鞋擦得光可鉴人。塞巴斯蒂安说并不完全是这样，库尔特在雅典的时候已经变好了。说不定他是对的。不管怎样，他决定要逃跑，但没能跑成。不管做什么，他总会陷入麻烦当中，塞巴斯蒂安说。他被人家抓住，送到集中营里去了。塞巴斯蒂安再也没办法接近他或者听到他的什么消息了，甚至连他关在哪一座集中营都无从知晓。塞巴斯蒂安在德国游荡了差不多一年，又开始酗酒，直到有一天喝酒时，他遇到了一个刚从集中营被释放的男人，那男人刚巧跟库尔特在一个营房。就这样塞巴斯蒂安才知道，库尔特被关进去不到一周就上吊死了。”
“这就是塞巴斯蒂安在欧洲待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回到摩洛哥，在那里他曾经得到过快乐。然后他又沿着海岸，一路漂漂停停，四处游荡，直到有一天，他酒醒的时候——那时他酗酒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冒出了一个念头，要逃到野蛮人的地界里去，然后他就到那里了。”
“我没有提议让他回家，我知道他不愿意回来，而且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我走的时候，他看起来相当开心。他永远都没办法走进丛林，当然，同样没办法融入人世的秩序，但院长大人以后都会照看他。他们准备让他做一个下等杂役，你知道，宗教场所里，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奇怪门客。他们既无法融于世俗生活，也没办法皈依在清规戒律之下。我想我和这种人有点类似，不过刚好我不喝酒，所以我的选择余地更多一点。”
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拐角，最后也是最小的一座池塘的石桥边。桥下的水流汇成瀑布，注入下面的溪流当中。远处，小路两度折返，又通向宅邸所在的地方。我们在桥上凭栏而立，注视着下面黑色的水波。
“我过去有位女老师，就是在这里跳桥自杀的。”
“是的，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你的事——那时我还没见过你。”
“好奇怪……”
“塞巴斯蒂安的这些事，你告诉茱莉娅了吗？”
“说了个大概，不像对你说得那么详细。她没有——你知道的，像我们这样爱着他。”
“爱着他”，这个说法让我感到羞愧。科迪莉亚说的并不是“爱过”。
“可怜的塞巴斯蒂安！”我说，“这太可怜了，他最后会怎样收场呢？”
“我想我可以很确切地告诉你，查尔斯，我见过其他像塞巴斯蒂安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距离上帝很近，也和上帝很亲。他的生活会一半入世，一半出世，成为我们都熟悉的那种人物：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腰间挂着一串钥匙，终日游荡。他会得到老神父们的偏爱，也会成为新人们的笑柄。人人都知道他酗酒，每个月他都会消失那么一两天，大家对此心照不宣，用各种各样的口吻议论着，‘老塞巴斯蒂安又犯浑啦’。然后当他蓬头垢面、一脸羞愧地回来时，会直接到小教堂里，在一两天内显得无比虔诚。他也许会找到自己的隐匿之所，可能是花园的某个角落，在里面藏上一瓶美酒，时不时过来痛饮一番。要是来了个说英语的游客，他们会拉他去做导游，而他则会一如既往地可爱迷人，客人离开之前，也许会向他打听他的家事，而他说不定也会给那客人一个暗示，表明自己也曾家门显赫呢。如果他活得足够久，一代代身在僻乡的传教士会把他当成一个古怪的老家伙，但不知怎的，他也成了他们做学生时那个故乡的一部分，在做弥撒时还会想起他。他会养成一些虔诚的小怪癖，还会有强烈的个人信仰。他会在古怪的时间出现在小教堂里，而如果他缺席了，人们又会想念他。然后，在某个清晨，当他再一次酒瘾发作，酩酊大醉之后，人们会发现他倒在大门口，奄奄一息。等人们为他做临终告解的时候，他只能动动眼皮，表明他还有一点点意识。对一个人而言，用这种方式过完一生，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
我想起了当年那个拿着泰迪熊、站在繁花似锦的栗树下的年轻人。“真是世事难料，”我说，“我想他没有受苦吧。”
“哦，不，我想他是受了苦的。旁人恐怕无从知晓他的苦难，像废人一样——没有了尊严，丧失了意志力。不受难而成圣却也不可能。这就是他所经受的那种苦难……在最近这些年，我见过太多受难的人了，很快每个人也都要面临更多的厄运。可既然凛冬将至，那么爱的春天，也即将到来……”然后她似是为了迁就我不信仰宗教的立场，补充说，“他住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知道，紧邻大海——有白色的修道院，有钟楼，有一排排绿色的植物，每天太阳落山，都会有一个修士来浇灌它们。”
我笑了。“你以为我不明白你的话吗？”
“你和茱莉娅……”这时，我们已经朝宅子的方向走去，“你昨晚见到我的时候，有没有在想‘可怜的科迪莉亚，那么一个迷人的女孩，现在却成了个其貌不扬、满心虔诚的老姑娘，天天只知道善事’？你有没有想到‘挫败’这个词？”
支吾搪塞在此时并不合适。“是的，”我说，“我是那么想过，不过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没想得那么多。”
“很有意思，”她说，“想到你和茱莉娅，我心里也是这个词。我们上楼去育婴室找婆婆的时候，我就想，‘充满挫败的爱情’。”
她温柔又微妙的语调变化透出了嘲讽，这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想起她的话，不禁感到心酸。
茱莉娅穿了一件带刺绣的中式长袍，我们单独在布赖兹赫德吃晚饭时，她就常常会穿这件衣服。它沉甸甸的分量和僵硬的褶皱突出了她的宁静泰然。她带着样式简单的金项圈，脖子优雅地挺起，双手平静地放在膝盖上绣的群龙图案之间。在无数个夜晚，我都为见到这样的她而心情愉悦。而那一晚，注视着端坐在炉火和灯光中的她，因为沉醉于她的美貌而目不转睛，我忽然想：“还有什么时刻，我曾见过她的这一副模样呢？我为什么回想起另一个时刻的光景呢？”我想起的是暴风雨之前，她在轮船上坐着的样子。这正是她那时的样子，我意识到，她又重新获得了我认为她已经永远失去的东西，那种让我对她全神贯注的、富于魔力的悲伤，那种挫败的神情仿佛在说：“除去这个，我生来还是有其他目的的吧？”
那个晚上，我在黑夜中醒着，躺在床上，反复思索着和科迪莉亚的谈话。我怎么会说，“你以为我不明白你的话”。看上去，我多么像一匹全速奔跑的马，在遇到障碍时突然停住，不顾马刺的踢扎执意后退，甚至因为胆怯，而拒绝去嗅一嗅、看一看那障碍究竟为何。
另一幅幻象此时也出现在我脑海中：一座北极小屋，一个猎人身披毛皮，支着煤油灯，烤着火；所有东西都很干燥，井井有条，屋子里十分温暖；而在屋外，冬季的最后一场暴风雪正在肆虐，雪堆高高耸起，堵住了门。在一片寂静之中，整扇木门承受着越发巨大的压力，螺丝钉开始在螺孔中变形。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黑暗中的白色物质彻底封锁了整个出口，直到风势锐减，太阳在冰封的斜坡上冒头，雪开始融化，巨大的冰块松动、滑落，从高处崩塌，积蓄着重力，直到整个山坡全然陷落。而那个小小的、亮着光的屋子会被砸碎，四分五裂，随着崩塌的雪一道跌进峡谷，彻底不见踪影。
第五章家中的马奇梅因勋爵——死于中国客厅——尘埃落定
b第五章/b
我的离婚案，更确切来说是我妻子的离婚案，预计和布赖兹赫德的婚礼在同一时间进行。茱莉娅的案子，则要等到下一个审判期才会被提交审理。同时，“大搬家”游戏——把我的家当从老教区搬到我的公寓，我妻子从我的公寓搬到老教区；把茱莉娅的家当从雷克斯的房子和布赖兹赫德搬到我的公寓，雷克斯从布赖兹赫德搬到他的房子，还有马斯普拉特夫人要从法尔茅斯搬到布赖兹赫德——已经全面展开，而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无家可归了。就在此时，有人喊了暂停。马奇梅因勋爵突然宣布，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他决定返回英国，在家乡安度晚年。看这颇为戏剧化的非时举动，他根本就是他长子的人物原型。
在家里，唯一一个因为这个变化而受益就是科迪莉亚了，她原本还因为在“大搬家”中受到冷落而伤心难过。实际上，布赖兹赫德曾正式邀请过她，允许她把他的宅子当作自己的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当她听说她的嫂子准备婚礼一结束，在圣诞假期里就把自己的孩子安顿在庄园里，还让她姐姐和姐姐的朋友来看孩子时，科迪莉亚也打定主意要搬出去了，说自己要一个人住在伦敦。但现在科迪莉亚却发现，自己原本如同灰姑娘一般，现在却晋升为女主人。而她之前几天还即将成为庄园主人的哥哥和嫂子，现在却无立足之地了。只等最后签字的房产转让契约现在只好重新卷起，打上捆，放回林肯律师事务所的黑色铁皮箱子里了。这对马斯普拉特夫人而言显然有些痛苦。她不是什么野心勃勃的女人，即便是不及布赖兹赫德庄园的地方，也能够满足她的心意。但她确实希望可以在圣诞节期间，为孩子们找到一个安宁的处所。法尔茅斯的房子已经搬空，正准备出售；此外，马斯普拉特夫人还在跟邻里告别时，言之凿凿地向他们夸耀了一番自己的新居是如何阔气，她们显然不能再回去了。她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家具从马奇梅因夫人的房间里搬走，搬到一间废弃不用的马车房里去，然后在托基租下一栋装修过的郊区住宅。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她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但由于之前的胃口被吊得太高，现在希望完全破碎，难免会有些惊慌失措。村子里，前来帮忙的人们原本已经布置好了欢迎新娘到家的装饰，现在却要把旗帜上代表布赖兹赫德伯爵的“bs”，更换成代表马奇梅因勋爵的“ms”，同时清除掉代表伯爵的锥形物，换成象征勋爵的花球和草莓叶子，以欢迎马奇梅因勋爵的归来。
关于他要回来的计划，首先通知到的是律师，然后是科迪莉亚，最后则是我和茱莉娅，却是通过一连串彼此矛盾的电报：马奇梅因勋爵会按时参加婚礼；他会在婚礼之后抵达，因为他们在巴黎时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会在罗马和他们见面。他的身体不足以支持他完成旅行；他即将动身了；他在布赖兹赫德的冬天一向不愉快，所以要等到春天，而且暖气设备都检修完毕之后再回来；他会一个人来；他会携自己在意大利的家眷一同回来；他希望他这次回来不被外人知晓，可以过上一段完全隐居的生活；他会开一场舞会。最后他把自己的归期定在了一月的某一天，而最后事实证明，他真的在那个日子回家了。
普伦德在他之前几天到达，不过出了一点麻烦。普伦德并不是之前布赖兹赫德庄园里的仆人，他是马奇梅因勋爵在骑兵队里的仆从，只是在马奇梅因勋爵决定不再回家、他来搬东西时，才和威尔考克斯尴尬地见过一面。普伦德以前一直是贴身男仆，从正式的层面上讲，他现在依然如此，不过在过去几年里，他曾引荐了一位瑞士男仆做“助理”，负责掌管勋爵的衣柜。每当家里有事的时候，这个瑞士人还理所应当要搭把手，来做一些不体面的工作。而此时的普伦德，俨然已经成了这个动荡不安、四处漂泊的家庭的总管。有时，他甚至还会在电话里自称是“秘书”。他跟威尔考克斯差异很大。
幸运的是，这两个人本身倒还算投缘，而事情也基本是通过跟科迪莉亚一起的“三方会谈”得到解决的。威尔考克斯和普伦德成了家里的“联合侍从”，就像“皇家近卫骑兵团”和“禁卫兵骑兵团”一样，拥有同等地位。普伦德专门负责爵爷的私人房间，而威尔考克斯则把公共房间划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年长的资深男仆将会得到一件黑色上衣，并被提升为主管；等到那位身份不明的瑞士人来到庄园上时，将会穿着普通衣服，同时享有贴身男仆的地位。大家的薪水也都普遍得到了提升，以便与各自新近获得的要职相匹配，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
茱莉娅和我，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离开了布赖兹赫德庄园。当时我们认为不会再回到那里，现在却又回去给马奇梅因勋爵接风洗尘。他回来的那天，科迪莉亚去火车站迎接，而我们则在宅子里恭候。那天的天气十分阴冷，寒风阵阵。村舍和棚屋都已经装饰一新，不过当晚的篝火晚会，以及请村子里的铜管乐队在阳台上奏乐的计划都取消了。但过去的二十五年从未曾出现过的庄园的旗帜，今天则升到了围墙之上，在铅灰色的天空下迎风飘扬。无论欧洲大陆的话筒中传出怎样尖厉恼人的声响，无论军工厂的车床怎样不眠不休，马奇梅因勋爵的归来，都是他故里乡邻间的头等大事。
他预计在三点时到达。我和茱莉娅都在客厅里等着，直到已经跟车站站长打过招呼的威尔考克斯过来告诉我们“火车即将进站”。几分钟后他又来说：“火车已经进站，他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于是我们去了门廊，和管家们一起等着他回来。不久之后劳斯莱斯就驶过了拐角，后面不远处还跟着几辆行李车。车停了下来，先下车的是科迪莉亚，然后是卡拉，停顿了一会儿，有人递给司机一条小毛毯，接着递给男仆一根手杖，然后一条腿小心翼翼地伸出车外。普伦德此时正站在车门前，另一位仆人——那个瑞士男仆，则从行李车上下来。他们一起搀扶马奇梅因勋爵出来，让他站稳脚跟。他摸索着他的手杖，抓住了它，在原地站了一分钟，才攒足力量，攀上通往前门的那几级低矮台阶。
茱莉娅轻轻地惊叹了一声，碰了碰我的手。九个月前，我们还在蒙特卡洛见过他，那时他还器宇轩昂、气度非凡，几乎和我第一次在威尼斯见到他时没什么两样。现在他却已是老态龙钟了。虽然普伦德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的主人最近身体有恙，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他会是这般模样。
马奇梅因勋爵弓着腰，缩成一团站在原地，厚厚的大衣成了他身上的重负，一条白色的围巾胡乱地缠在脖子上，头上戴着一顶布帽子，帽檐拉得很低。他的脸很苍白，皱纹清晰可见，鼻子冻得通红。他的泪水在眼眶里集聚，倒不是因为回家的感动，而仅仅是因为东风的凛冽。他重重地喘息着，卡拉替他把围巾整理好，顺便同他耳语了几句。他举起一只手，手上戴着手套——用灰羊毛织成，还是学生戴的款式——有气无力地比画了一下，算是跟在前门迎接他的众人打了招呼。然后，他走进了宅子，动作迟缓，眼睛一直盯着脚下。
他们替他脱下大衣、帽子和围巾，还有一件穿在大衣下面的紧身皮衣。脱完衣服，他整个人更显瘦骨嶙峋，不过倒也精神了一些，不再因极度疲惫而显得狼狈寒酸。卡拉拉直了他的领带，他用一块印花大手帕擦了擦眼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到大厅的壁炉前。
壁炉架旁有一把雕有纹章的椅子，是靠墙摆放的一排椅子中的一把。那是把平座的小椅子，向来不适合招待客人，仅仅因为椅背上面装饰了精致的家徽，于是即便是疲惫至极的仆人，也从未企图染指。马奇梅因勋爵坐在了上面，继续擦拭着他的眼睛。
“太冷了，”他说，“我都忘了英国的冬天有多冷，真是冻死人了。”
“您需要什么东西吗，老爷？”
“不需要，谢谢。卡拉，那些讨厌的药片在哪儿？”
“亚历克斯，医生说这药一天不能吃超过三次的。”
“该死的医生，我都快难受死了。”
卡拉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蓝色的瓶子，马奇梅因勋爵服下了一片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不过那药确实让他恢复了精神。他仍然坐在那里，两条长腿伸在身前，手杖放在两腿中间，下巴抵在手杖的象牙把手上。这时他终于想起了我们大家，开始向我们打招呼，并且发布指令。
“我恐怕我今天一点也不舒服。这一趟把我折腾得快散架了。当时应该在多佛尔不住上一晚的。威尔考克斯，你给我准备了哪个房间？”
“您的老房间，老爷。”
“不要那个，等我调养过来再说。去那里楼梯太多了，我得住在一楼。普伦德，给我在楼下铺一张床。”
“好的，老爷。您要住在哪个房间呢？”马奇梅因勋爵思考了片刻，“中国客厅吧，还有，威尔考克斯，给我‘皇后睡床’。”
“中国客厅，老爷，还有‘皇后睡床’？”
“对，对，接下来几周，我大概要一直待在那儿。”
中国客厅是我一直也没见人使用过的房间，实际上，除了门前用绳子围出来的那一块区域，谁也不能走进去一步。当宅邸对公众开放时，游客们也只能在围栏外远远地看上一眼。那是一间金碧辉煌却不适合居住的博物馆，里面放满了奇彭代尔式的木刻家具、瓷器、漆器，还有各式各样的彩绘挂饰。至于“皇后睡床”，同样也是一件收藏品，上面有一顶巨大的丝绒帐子，像极了圣彼得大教堂祭坛上的华盖。我很好奇，马奇梅因勋爵是在离开意大利的温暖阳光之前，就计划好以这样的方式让人们来瞻仰他的遗容了吗？抑或是在他那漫长又令人烦躁的旅程中，在没完没了的冷雨中想到了这些呢？又或者是源于苏醒了的童年回忆，早在育婴室里就滋生的梦想——“等我长大了，我要睡在中国客厅，睡在‘皇后睡床’上面”——一种对成年人的显赫的向往？
显然，整个家都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鸡犬不宁之中。原本以为是普通的礼数繁多的一天，现在却上演了一场激烈的骚动。女仆们开始生火，取走床罩，换上亚麻床单。此前从不露面的围着围裙的男仆们开始搬动家具，附近的木匠们则被召唤过来拆卸那张床。一个下午的时间里，被拆解的床一块一块地从主楼梯上运下来。覆盖着天鹅绒的洛可可式床檐；同样盖着天鹅绒的扭曲镀金床柱组成了床帐的支架；用尚未抛光的原木制成的床梁，在装饰物的覆盖之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支撑着整张床；彩色的羽毛装饰从镀了金的鸵鸟蛋中伸了出来，遮住了华盖的顶端；最后，四张床垫每张都穷尽了四个工人的力气才搬下楼来。马奇梅因勋爵似乎因为自己的突发奇想而得到了慰藉。他端坐在炉火旁，看着周遭的兵荒马乱。与此同时，我们大家——卡拉、科迪莉亚、茱莉娅和我，围坐成一个半圆，陪着他说话。
他的面颊恢复了血色，眼神中也重新有了光彩。“布赖兹赫德和他的妻子在罗马和我一起吃了晚饭，”他说，“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的眼神从卡拉移到了我的身上，略带讥讽——“我也没什么不能说的。那个女人很可悲。据我了解，她的前夫是个航海的男人，我猜，他不会很苛刻。可是我的儿子，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除非这世道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然完全可以在全英国的女人中间随意挑选，怎么就选了——我想我大概是得这样叫她——贝丽尔呢……”他故意不把话说完，显得意味深长。
马奇梅因勋爵完全没有挪地方的意思，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把那些椅子——那些带有纹饰的小椅子——拖过来，围坐在他身边。毕竟与它们相比，客厅里其他的家具都太过沉重了。
“我敢说，我得等到夏天才能恢复健康，”他说，“我还指着你们四个给我解闷儿呢。”
但是我们对于当下这种相当沉郁的气氛似乎什么都做不了。实际上，他才是我们中间最快乐的一个。“跟我说说，”他说，“布赖兹赫德是怎么跟人家求婚的？”
我们就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火柴盒，”他说，“火柴盒。我想她已经过了能生孩子的年纪了吧？”
茶被端到了客厅的壁炉前。
“在意大利，”他说，“没人相信会有战争，人们觉得一切都可以‘安排好’。我想，茱莉娅，你已经没法再得知政治方面的消息了吧？在这儿，卡拉，因为婚姻幸运地成了大英帝国的子民，她还不习惯提及此事，不过以后或许会证明，这个身份很有价值。在法律的意义上说，她是希克斯夫人，希克斯是谁，我们都不清楚，不过要是真的打起仗来，我们或多或少得感激他。还有你，”他说着，把矛头转向我，“毫无疑问，你要去做官方艺术家了吧？”
“不，实际上我正准备在特别预备队中申请一个职位。”
“哦，但你应该做个艺术家的。上次打仗的时候，我们骑兵中队就有一个，一起待了好几周，我们直到上前线才跟他分开。”
这样的尖酸刻薄是之前不曾有过的。以前我总能从他的温文尔雅中感受到恶意，而现在，这种恶意却如同轮廓明显的骨头一般，在他凹陷的皮肤下一览无余。
天已经黑了，可是床还没有弄好。我们都过去查看进度，这时马奇梅因勋爵步履轻快地穿过中庭，走了过来。
“祝贺你，他看起来很引人瞩目，威尔考克斯。我记得我们还有一个银水盆、一只银水壶，就在上面那个我们叫作‘主教更衣室’的房间里。我想，把它们摆在这里的小桌子上怎么样。还有，请你把普伦德和加斯顿叫过来，行李什么的可以等到明天再整理——只留下我装衣服的箱子和今晚要用的东西。普伦德会清楚的。等他们两个过来，我就准备睡一会儿了。我们过会儿再见，希望你们留下来吃晚饭，陪我解闷儿。”
我们转身走了，当我走到门口时，他叫住了我。
“这看起来很棒，对吗？”
“非常不错。”
“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呃——叫它‘临终病榻’如何？”
“是的，”卡拉说，“他回家就是为了等死的。”
“但刚回来的时候，他还很自信地说要恢复健康。”
“那是因为他病得太严重了。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就快死了，也接受这个事实。他的病情时有起伏，有时一连几天他都生龙活虎，那时他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可之后情况又会恶化，他也开始害怕。他的病情越来越糟，我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那个时候应该也不远了。罗马的医生说他活不过一年，会有大夫从伦敦过来，我想明天就会到，他会告诉我们更多信息。”
“他得了什么病？”
“心脏的问题，那个词很长，关于心脏的。他因为那个名字很长的病快要死掉了。”
那天晚上，马奇梅因勋爵的精神很好。整个房间有一种贺加斯式的风格，在一个造型奇特而颇具中国风格的壁炉架旁，摆了一张供我们四个人吃饭的餐桌。老人的身子陷在几个枕头中间，啜着香槟，一边品尝，一边赞叹，却对一整桌为欢迎他回家而准备的菜品毫无兴趣。为了这个时刻，威尔考克斯特意把金盘子拿出来使用，那些盘子我先前从未见过。金盘子、镀金的镜子、漆器、带有帷帐的大床，再加上茱莉娅的中式旗袍，整个情形像极了哑剧《阿拉丁》里的一幕——藏宝洞中的即景。
直到最后，我们应该离席的时候，他的精神又低落下来。
“我还不想睡，”他说，“谁打算陪我再坐一会儿？卡拉，亲爱的，你已经累了。科迪莉亚，你能在这个蒙难之地再守候一个小时吗？”
第二天早上，我问她那一夜是怎样过的。
“他几乎立刻就睡着了。我两点的时候又去看了他，替他添了火。灯还亮着，但他又睡着了。中途他一定醒过一次，才把灯打开了。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害怕黑暗。”
由于在医院里的经历，科迪莉亚理所当然地承担了照顾她父亲的责任。等到给他诊病的那一天，医生们也理所当然地向她交代病情和注意事项。
“在他情况恶化之前，”她说，“我和那个男仆还可以照顾他。我们会尽可能不从外面请护士过来。”
到了这个阶段，医生也没有多少好交代的，只是告诉他们尽可能让病人舒适一些，还留下了一些药物，以备发作时使用。
“还有多长时间？”
“科迪莉亚小姐，曾有医生说病人活不过一周，可人家却很长寿，还能四处走动。在医学方面我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不去预言事情。”
这两个人大费周章，最后只告诉了她这么多。而本地医生那里，给出的也不过是用医学术语表达的相同内容。
那天晚上，马奇梅因勋爵的兴趣又回到了他的新儿媳这个话题。这件事一直盘桓在他的脑海，一整天下来，总会以各种各样狡猾的方式进行暗示和表达。现在他倚靠在枕头上，终于又说起她。
“在这之前，我从没在乎过家庭伦理孝道这些东西，”他说，“但老实说，我很害怕这样的将来——贝丽尔在这栋宅子里继承我母亲曾经的位置。为什么这样一对没有教养又生不出孩子的夫妇要坐在这里，听着这个地方慢慢垮掉的声响呢？不瞒你们说，我就是很不喜欢贝丽尔。”
“也许不幸的地方就在于，我和她是在罗马见的面。要是换成其他地方，她也许能博得我更多的同情。可是如果一个人上来就是抱着这样的打算，那么在哪里见面会不让我心生厌恶呢？我们在拉涅里吃的晚餐，那是我这些年经常光顾的一间小店——毫无疑问，你们都知道那里。而这个贝丽尔一坐进去，就把人家整个店都塞满了。当然，我是主人，可是听见她逼着我儿子吃东西的那些话，人家恐怕会误认为她才是主人。布赖兹赫德一直都是个贪心的孩子，一个真正牵挂他的妻子应该想办法来约束他。不过无论如何，这种事倒无伤大雅。”
“毫无疑问，她听人说过，我是个生活不检点的人。我只能用下流无耻来形容她在我面前的举止。她觉得我是个不守规矩的老男人。我估计她以前总是跟一些下流的海军老家伙打交道，很知道怎么取悦那种人……谈话我就不跟你们在这里复述了，我举一个例子。”
“当天早上，他们去梵蒂冈听了布道。那大概是为他们的婚礼做的祝福吧——我没有太用心去听，毕竟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我记得，无非就是一些以前的丈夫，还有几个教皇的事情。但她讲得相当愉快，关于她早先是如何跟一群人一起参加仪式的——都是新婚夫妇，大部分是意大利人，来自各个阶级，一些单纯的女孩，穿着婚纱，彼此寒暄恭维，新郎们则看着女孩，比较自己和其他人的小新娘，诸如此类。然后她说：‘我们当然是私下说，但你知道吗，马奇梅因勋爵，这一次，我觉得我可成了那次那些新娘里最厉害的一个。’”
“这话可是相当粗俗、相当没有教养的。我还不是很明白她的意思。她是拿我儿子的名字开玩笑，还是暗示我儿子毫无疑问是个处男，你们觉得呢？我猜她说的是后者。不管怎样，那一个晚上，我们就是客客气气，开着这种玩笑过完的。”
“我想她住在这栋宅子里一定是不适合的，你们觉得呢？我应该把它留给谁？你们知道，限定继承权这事，到我这里算是结束了。塞巴斯蒂安，唉，自然就不用考虑了。谁想要这栋宅子？谁？你想要吗，卡拉？不，你当然不愿意要。科迪莉亚？我想我愿意把它留给茱莉娅和查尔斯。”
“当然不行，爸爸，这是布赖德的。”
“还有……贝丽尔的？我最近会把格雷格森请过来，解决这个麻烦事。我也得抓紧点时间了。这里充满了异常又脱离时代的人物……我很喜欢让茱莉娅安顿在这里这个想法。今晚多美啊，我亲爱的，总是如此美丽，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相宜。”
不久之后，他就派人去伦敦找他的律师。可是等到律师来的那一天，他的心脏病却发作了，因此没能见到他。“时间还足够，”在痛苦的喘息之间，他费劲地说，“下次，等我身体好一些了再让他过来。”但他仍在思索继承人的选择问题，还经常谈到我与茱莉娅结婚和继承庄园的时机。
“你觉得他真的打算把这里留给我们吗？”我问茱莉娅。
“是的，我想他是这么打算的。”
“但这对布赖德就太荒谬了。”
“是吗？我倒觉得他对这地方不怎么上心。而我很在乎这里，你知道的。他和贝丽尔，住在其他什么地方的小房子里应该也很满足。”
“你打算接受这里吗？”
“当然，这是爸爸依照他的心意留给我们的，我想我们在这里会很开心的。”
这使我有了某种期待。它就在林荫路的拐角，当我和塞巴斯蒂安看到它时，它在山谷之间隐匿着，湖泊渐次低沉，深入谷底，这栋老宅就在眼前，世界上的一切都被遗忘，被抛到脑后。眼前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平静、爱与美丽。一个驻扎在异国的士兵，他的梦想也不过如此。这样的期待，宛如在沙漠的无数日夜，忍受过饥饿与豺狗伴行的恐惧后，在山巅所观看到的荣耀。倘若有时我因这样的幻觉而倾心沉醉，我需要为此而自责吗？
病重的几天渐渐过去，整栋宅子上上下下的状态，也随着这个病人坎坷蹒跚的精力状况起起伏伏。也有几天，马奇梅因勋爵可以穿好衣服，站在窗前，或者由男仆搀扶着从一个火炉走到另一个，在一楼的房间之间闲逛。偶尔还有游客来访，也有邻居、佃户和从伦敦过来的商人登门。一包包新书被拆开，被人们评头论足，还有一架钢琴被抬进了中国客厅。到了二月底，突然有一天阳光出人意料地明媚，他叫了一辆车，让人家以最快速度来到大厅前，同时自己穿上了毛皮大衣，走到了大门口。但突然间，他就失去了乘车出去兜风的兴趣，说道：“不是现在，以后吧，等夏天的时候。”然后又搭着仆人的胳膊，坐回到了椅子上。有一次，他心血来潮，打算换换房间，并且点名要换到彩绘厅里去。他说那些中式的东西影响了他的休息——他需要整夜都开着灯——但随后他又一次改变心意，收回了这个指令，继续住在他本来的房间里。
其余的日子，整栋宅子都很安静，他高高地坐在床上，用枕头撑着身子，费力地呼吸着。即使这样，他也希望我们能陪在他身边，或日或夜，他都无法忍受孤独。没法说话时，他的眼睛会跟随着我们，一旦有人离开房间，他就会露出紧张的神色，而在他身边一坐就是几小时、靠在枕头上、挽着他一只胳膊的卡拉则会说：“没事没事，亚历克斯，她就快回来了。”
布赖兹赫德和他的妻子度完蜜月回来，也在庄园里住了几晚。那段时间很难熬，马奇梅因勋爵禁止他们靠近。这是贝丽尔第一次造访，对这个一度唾手可得、现在看起来再度即将成为她家的地方表现出好奇也实属正常，而贝丽尔又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女人。待在这里的这些天，她把整个庄园里里外外看了个遍。这里正饱受马奇梅因勋爵患病所引起的奇怪混乱之苦，有许多地方看上去亟待改善。白天的时候，布赖兹赫德会带着她在佃户们之间走动，到了夜晚，她则会和我谈论绘画，和科迪莉亚讨论医院，或者和茱莉娅就服装时尚高谈阔论一番，总是愉快而自信。我们心头笼罩着背叛的阴影，因为只有我们这边清楚，他们合理的期待即将落空。我和他们相处起来并不自在，但这对布赖兹赫德而言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之前就经常和一小群害羞的人打交道，因而我的愧疚并没有被发现。
最后，情况越发明显，马奇梅因勋爵拒绝多看他们一眼。在布赖兹赫德得到应允、用了一分钟时间单独与马奇梅因勋爵告别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我们在这里也无济于事。”布赖兹赫德说，“而且这也让贝丽尔很痛苦。如果病情恶化了，我们会再回来的。”
病情发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频繁，最后他们雇用了一个护士。“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她说，“什么设施都没有，一点也不方便。”她曾努力想把病人搬到楼上去，那里有自来水，有可以给她的更衣室，还有一张她可以“掌握全局”的——她习惯于此——“尺寸合适”的小床。但马奇梅因勋爵丝毫不肯让步。不久之后，他已经无法区分白天与黑夜了，所以第二名护士也被安排进来。专科医生又从伦敦赶了过来，他们推荐了一种全新而大胆的方法，但此时病人的身体似乎已经对药物完全倦怠，没有一点反应。不久之后，他便不再有状态转好的时候了，只是身体衰败的速度时快时慢。
布赖兹赫德又被叫了回来。此时已是复活节假期，贝丽尔正在忙于照顾孩子。他一个人回来，在他父亲床前静静地站了好几分钟，而他的父亲也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一言不发。他走出房间，在藏书室找到了我们其他人，对我们说：“该找个神父过来了。”
这个话题也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在早些日子，当马奇梅因勋爵第一次抵达时，那位教区神父——因为关掉了小教堂，现在在梅尔斯蒂德有了新的教堂和神父宅邸——曾礼节性地登门。科迪莉亚大费周章，又是道歉，又是找借口，才把他敷衍了过去。而等他一走，她就说：“现在还不行，爸爸还不想见他呢。”
那时在场的有我、茱莉娅和卡拉，我们都有话想说，但全都欲言又止。我们四个从没谈论过这件事，但私下里，只有我和茱莉娅时，她曾说：“查尔斯，我觉得教会那边会是个大问题。”
“就不能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吗？”
“他们说的‘安安静静’，是另外的意思。”
“这么做太粗暴了。没有人能搞清楚，他这一辈子里，究竟把宗教看成一种怎样的存在。现在他神志不清，教会的人乘虚而入，他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他们就要求他临终忏悔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对所谓教会抱有真挚的敬意，可他们要是真这么做了，那我完全可以对那些愚蠢的人所说的关于教会的种种罪状信以为真——那确实是一种迷信，而且阴险狡诈。”茱莉娅一言不发，“你不同意吗？”
“我不知道，查尔斯，我只是不知道。”
尽管，我们几个谁都没再提起这件事，可随着马奇梅因勋爵的病情恶化，这个问题似乎越发急迫。科迪莉亚早上坐车出去做弥撒时如此；当卡拉也跟着她一起去时，问题更明显了。这块本来巴掌大小的乌云，现在却越发膨胀，即将在我们中间掀起一场暴风雨。
现在布赖兹赫德以他一贯笨重而残忍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抛在了我们面前。
“哦，布赖德，你觉得他需要吗？”科迪莉亚问道。
“在我看来，他是需要的。”布赖兹赫德说，“明天我会带着麦凯神父来见他。”
乌云仍在集聚，并没有消散的迹象，我们仍旧沉默不语。卡拉和科迪莉亚回到了病人的房间，布赖兹赫德开始找书，找到之后便离开了我们。
“茱莉娅，”我说，“我们该怎样才能制止这愚蠢的举动啊？”
她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制止呢？”
“你和我一样清楚。这件事——很不像话。”
“我有什么资格反对‘不像话’的事呢？”她悲伤地诘问道，“不论如何，这又会伤害到谁呢？我们问问医生吧。”
我们问了医生，他说：“这很难讲。这么做当然有可能惊扰到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听说过不少病人因此获得安宁和平静。我甚至还了解到，这种仪式有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兴奋剂。它通常会给病人带来莫大的安慰。说真的，我觉得此事应当由布赖兹赫德伯爵来定夺。不过也不必现在就开始焦虑此事，马奇梅因勋爵今天很虚弱，但明天他的情况就有可能好转。再等一等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
“好吧，他说的也没什么用。”我们离开医生时，我对茱莉娅说。
“有用？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为什么打心底不想让我父亲接受临终圣事呢？”
“那只是巫术，是一大套伪善的戏法罢了。”
“是吗？不管怎样，这套戏法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才决定站出来戳穿它。”她的声音拔得很高，这几个月她很容易发火，“看在基督的分上，你去写信给《泰晤士报》吧，然后再去海德公园搞一次演讲，发动一次暴乱，标语就写‘打倒罗马天主教’，但不要在我面前讲你的这些真理。我父亲见不见教区神父，这件事跟你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能理解茱莉娅这种激烈的情绪，与在喷泉旁的那个夜晚让她突然失常的东西如出一辙。我隐约能推测出这种情绪的来源，而单靠言语，显然无力使其平静下来。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并不知道她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我意识到，不止一个人的命运正在等待审判。雪，正在高高的斜坡上，蠢蠢欲动。
第二天早上，我和布赖兹赫德一起吃了早饭。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值夜班的护士，她刚刚才下班。
“他今天状况好多了。”她说，“他睡了将近三个小时，而且很安稳。加斯顿来给他刮胡子的时候，他还挺爱说话的。”
“不错，”布赖兹赫德说，“科迪莉亚去做弥撒了。她会接麦凯神父过来吃早餐。”
我见过麦凯神父几次，他年届不惑，是个矮壮、亲切的格拉斯哥—爱尔兰人。我们见面时，他总喜欢选择这样的问题来问我：“赖德先生，现在你是不是会说，那个画家提香，要比画家拉斐尔更富于艺术性呢？”更令人窘迫的是，他还会记住我的回答：“赖德先生，上次你给我的答案，我还记着呢，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画家提香……”我们的谈话通常以这种反思来收尾：“啊哈，赖德先生，一个人有你这样的才能，还可以有时间来施展这种才能，真是件幸事啊。”科迪莉亚的模仿，自然也不会跳过他。
这天早上，他吃了顿丰盛的早餐，扫了一眼报纸的标题，然后用专业的轻快口吻说：“那么现在，布赖兹赫德伯爵，你觉得那个可怜人已经做好准备来见我了吗？”
布赖兹赫德带着他出去，科迪莉亚跟在后面，我则还在早餐桌上坐着。不到一分钟，门外就传来三个人说话的声音。
“只能抱歉了。”
“可怜人。你们得知道，他这是见到了一张陌生的面孔。因为这个，来了一个他不想见到的陌生人。我能理解这种情况。”
“神父，我很抱歉……这么远请您过来……”
“别这么想，科迪莉亚小姐。唉，我在戈巴尔斯还被瓶子砸过呢……给他时间，我见到过几个情况更糟糕的病人，最后走得却很安详。为他祈祷吧……我还会再来的……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失陪一会儿，去看看霍金斯太太。是的，事实上，我认识路。”
然后科迪莉亚和布赖兹赫德走进房间。
“我想这次拜访不算成功。”
“是的。科迪莉亚，等神父从婆婆那里回来，你能开车把他送回去吗？我要给贝丽尔打个电话，看看家里那边需不需要我回去看一下。”
“布赖德，这太糟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他走出房间。
科迪莉亚面如死灰。她从盘子里取了一片火腿，蘸了一下芥末酱，吃了下去。“该死的布赖德，”她说，“我就知道这事不成。”
“发生了什么？”
“你想知道吗？我们排着队走进去，卡拉正在给爸爸大声念报纸，布赖德过去说：‘我带麦凯神父来见你了。’爸爸说：‘麦凯神父，我想带你来这里是个误会，我还没到弥留之时呢，而且我离开你们教会已经有二十五年之久了。布赖兹赫德，带麦凯神父出去吧。’然后我们就转身出去了，我听见屋子里，卡拉又开始给他读报纸。就是这样，查尔斯，就这些。”
我把消息告诉了茱莉娅，她正躺在床上，床头桌上摆着一堆报纸和电报。“胡言乱语结束了，”我说，“巫医已经离开了。”
“可怜的爸爸。”
“布赖德可算是糗大了。”
我得意扬扬。我是对的，其他人都错了，真理得胜。从喷泉之夜就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也许一劳永逸地被解决掉了。而且还有——我现在可以直言不讳了——其他不曾表达也无法表达的不够得体的小小胜利，还让我暗自庆幸了一番。我猜今天早上的事情，让布赖兹赫德与他的合法继承权愈加渐行渐远了。
在这一点上，我猜得一点不差。伦敦的律师们派了个代表过来，一两天之后，全家上下都知道了，马奇梅因勋爵又立了一份新遗嘱。但有关宗教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的这一结论，我却失算了。在布赖兹赫德待在这里的最后一晚，吃过晚饭后，这个问题又一次爆发了。
“爸爸当时说的是：‘我还没到弥留之时，而且我离开教会已经有二十五年之久了。’”
“不是‘教会’，他说的是‘你们教会’。”
“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分别。”
“分别大着呢。”
“布赖德，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我相信他的意思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他的意思是，他一直不习惯于接受各种圣礼，而且他还没到将死之时，他还不想改变他的方式——目前还不想。”
“这简直就是在狡辩。”
“为什么一个人想要严谨地谈论一件事，别人就会觉得他是在狡辩呢？他说的意思显然就是那一天他还不想见神父，但等到‘弥留之时’，他会愿意见神父的。”
“我希望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我说，“这些圣礼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你们的意思是如果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死，那他就得下地狱。而如果神父给他涂了油……”
“哦，那可不是油，”科迪莉亚说，“那是为了治愈他。”
“那就更奇怪啦——好吧，不管神父他干了什么——然后他就上天堂了。那就是你们相信的东西？”
然后卡拉插进话来：“我想我的护士告诉过我，不管怎样别人也有讲过，就是只要神父是在尸体变凉之前到场，一切就没问题了，是这样的，不是吗？”
其他人转向她。
“不，卡拉，不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
“你完全搞错了，卡拉。”
“好吧，可我记得阿方斯·德格雷内特去世的时候，德格雷内特夫人请了个神父藏在门后——那个人见不得神父——然后在身体变凉之前把神父带了出来。她自己告诉我的，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场完整的追思弥撒，我还去了呢。”
“做了追思弥撒，也不意味着你一定能去天堂。”
“德格雷内特夫人是这么以为的。”
“好吧，那是她搞错了。”
“你们这些天主教徒知道神父到底能有什么用处吗？”我问，“你们只是想通过这样安排，让你们的父亲能有一场基督教的葬礼？还是说你们不想让你们的父亲下地狱？我只是想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
布赖兹赫德稍微详细地跟我说了说。他话音刚落，卡拉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小疑问，让这里的天主教阵线受到了打击：“我以前可从没听说过这些事。”
“我们得搞清楚，”我说，“他必须心有诚意，必须有意悔罪，并且希望求得和解，是这样吧？但只有上帝知道，他是不是怀有诚意，神父是不知道的。即便没有神父在场，他心怀诚意，孤零零地死，那和有神父在场是没有区别的。而且极有可能的是，当一个人极度虚弱，无法再向外界表达什么，他的诚意本身也仍在起作用，是这样吧？他也许躺在那里，仿佛将死，但内心仍在向往着上帝，一直在希求着和解，上帝会宽恕他的，没错吧？”
“或多或少吧。”布赖兹赫德说。
“那么，看在老天的分上，神父有什么用？”
大家都沉默了。茱莉娅叹了口气，布赖兹赫德深呼吸，仿佛要对这个命题做进一步的阐述。这时卡拉打破了沉默：“我只知道，请神父这种事，应当格外小心才对。”
“保佑你，”科迪莉亚说，“我想这是最好的回答了。”
我们让争论搁置了下来。人人各有理由，不过一致认定再说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后来茱莉娅对我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挑起这种宗教争论了。”
“不会了。”
“你说服不了别人，你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
“我只是想知道这些人相信的是什么。他们说这一切都是符合逻辑的。”
“如果你愿意听布赖德把话说完，他能让这一切都符合逻辑。”
“你们有四个人，”我说，“卡拉什么都不懂，可能信，也可能不信；你稍微知道一点，并且完全不信；科迪莉亚懂的也就那么多，但她虔诚得很；只有可怜的布赖兹赫德，他既了解，又深信，但当他解释的时候，他又表现得很差劲。人们通常会说：‘至少人家天主教徒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我今晚算是看到了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哦，查尔斯，别再说大话了。我倒觉得你越来越怀疑自己了。”
又过了几周，马奇梅因勋爵依然健在。六月的时候，我的离婚案尘埃落定，我的前妻随即再婚了。茱莉娅到九月时也将获得自由。随着我们的婚期将近，我发觉茱莉娅越发不满足似的谈论着我们的婚事。同时，战争也临近了。我们谁都不怀疑这一点，但茱莉娅时而温柔，时而疏远，有时还有近乎绝望的渴求，且并非来自任何外在事物。而当她如同一头困兽、意欲冲破因对我的爱而形成的牢笼时，这种渴望瞬间变得阴暗，甚至在短时间内变成了仇恨。
我被传唤到了战争办公室，接受面试，然后被登记在紧急征募人员的名册中。科迪莉亚也一样，她的名字在另一份名册中。仿佛中学时一般，名册又一次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切事物都在为“紧急状态”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在黑黢黢的办公室里，没人提及“战争”这个词，它成了禁忌。我们被召集起来，是因为一种“紧急状态”——那并不是一种冲突，因为冲突是出于人类意志的行为。它也不像复仇，或是报应那样清楚而简单。一种“紧急状态”——就像是某种从水下露出来的东西，一只面目不清的怪兽，扑打着尾巴，自深渊而来。
马奇梅因勋爵对自己房间以外的事情并不关心。我们每天都为他带去报纸，并打算为他读一读，但他总会把头扭到枕头一边，眼睛随着周遭复杂的图案而转动。“还要继续吗？”“接着念吧，如果你不觉得烦的话。”但他并没有在听，只在偶尔听到熟悉的名字时，嘴里会嘟囔几句“欧文……我认识他，一个平庸之辈”；偶尔也会不着边际地评论两句：“捷克人可是当马车夫的好手，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他的心思远在世界局势之外，他的所思所想，全在此地，全在他的内心之中。除了为生存而孤独地挣扎以外，他再也没有余力去干涉其他纷争了。
我曾和每天都在他身边的医生说：“他求生的意志真是了不起，对吧？”
“你愿意这样来解释？我倒觉得这是一种对死亡极端恐惧的表现。”
“有什么区别吗？”
“哦亲爱的，是的。他不会从恐惧中得到任何力量，你知道的。他就快精疲力竭了。”
比邻死亡，他害怕黑暗与孤独，也许是因为它们与死亡有几分相像。他喜欢让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让灯火在几尊镀金的雕像之间彻夜通明。他不想让我们说太多话，而只想自己一个人说，声音又很轻，所以我们常常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我想，对他来说，自言自语也许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声响，这声音可以让他确保自己还活着。他说的话与我们无关，他不为任何听众，除了他自己。
“今天好点了，今天好点了。我现在能看见壁炉的角落那边，那个清朝人偶拿着他的金铃铛，还有他脚底下，那棵弯弯曲曲的树，正开着花呢。我昨天还看不清楚，以为那个小塔楼也是个人。过不了多久我应该就能看见那桥，还有那三只鹳鸟了。大概还能分清楚，哪一条小路可以通向山顶。”
“明天会更好的。我们家人都很长寿，结婚却很晚。七十三岁的年纪不算大。我的茱莉娅姑奶奶，也就是我爸爸的姑姑，活到了八十八岁，在这里生，从这里走，一辈子没结婚，看过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后山上燃起的烽火，还总是叫这个地方‘新房子’——他们在育婴室和田地里总是这么叫，不识字的人也能很好地记住。你们现在还能看见那栋旧房子，就在村子的教堂旁边。他们把那块地方叫作‘城堡山’，那块地是霍利克家的，坑洼不平，有一半都荒废了。地里都是荨麻和野蔷薇，把地都耗空了，没法再种。他们把房子的地基挖出来，石头运过来，就盖了这栋新宅子。茱莉娅姑奶奶刚出生的时候，这宅子也都有一百个年头了。所以我们的根就在城堡山的荒地里，在那些荨麻和野蔷薇中间，也在老教堂的坟墓里面，在没有人来唱赞美诗的小教堂里面。”
“茱莉娅姑奶奶知道那些坟墓，盘腿坐着的骑士啦，穿着马甲的伯爵啦，长得像罗马元老院议员的侯爵啦，都是石灰石、雪花石膏，还有意大利大理石雕出来的。她还用她的乌木手杖敲打过那些带花纹的盾牌，同时老罗杰爵士的头盔就会叮当作响。那时我们家还是骑士，阿让库尔战役之后就被封了男爵，到乔治王朝时更声名显赫。盛名迟来，他却先走一步，男爵的称号倒是可以保留下来。等你们都死了，茱莉娅的儿子就要以这些全盛时代生活的祖先的名号来称呼自己了。那是剪羊毛和种大片麦田的好时候，也是大兴土木的好时候。沼泽都被排干了，荒地也复耕了。等到房子建起来之后，儿子辈在上面填了个圆屋顶，儿子的儿子又在两侧添上了别馆，还在河上建起了水坝。茱莉娅姑奶奶亲眼看着他们筑起了喷泉。喷泉装置运过来时就已经很古老了，在那不勒斯的阳光下晒了两百年，是在纳尔逊时代用军舰运回来的。用不了多久这个喷泉就会干涸，直到雨水再次把它填满，让落叶在池子里漂浮，在湖面之上，芦苇时而伸展，时而紧缩。今天好点了。”
“今天好点了。我生活得很小心，远离寒风，有节制地食用当季的食物，喝上好的波尔多红葡萄酒，只睡自己的床单。我应该长寿的。我五十岁的时候，他们还叫我从马上下来，要送我到壕沟里。老人留在驻地，命令上这么说，但我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我的邻居沃尔特·维纳布尔斯却说：‘你跟他们中最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壮，亚历克斯。’那时候我确实这样，现在我也是，只要我还能喘上气来。”
“没有空气，这天鹅绒的帐子下面一丝风都没有。等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奇梅因勋爵说，忘记了繁茂的玉米地和日渐长大的果实，还有饱食终日的蜜蜂，在他窗外炽烈的阳光下，慢慢寻回自己的蜂巢，“等夏天一来，我就下床，坐在屋子外面，这样呼吸也能轻松一点。”
“谁能想到，这些小金人，他们自己国家的绅士，不用喘气都可以活这么久？他们就像是煤层里的蟾蜍，深居煤矿之下，无人惊扰。天晓得，为什么人们非要大费周章，给我打一个洞？为什么人总要在自己家的地窖里被活活憋死？普伦德，加斯顿，快把窗子打开。”
“窗子全都是开着的，老爷。”
一只氧气瓶在他身边安装好，有一根长长的管子，一个面罩，还有一个小小的活塞，可以方便他自己来操作。他经常会说：“它是空的，看哪护士——什么东西也没出来。”
“不，马奇梅因勋爵，它完全是满的，看这个玻璃球里面的泡沫就知道了。压力也很足，听，有没有听到咝咝声？试着慢慢呼吸，马奇梅因勋爵，轻轻地吸气，呼气，不一会儿您就会舒服了。”
“像空气一般自由，人家常说什么‘像空气一般自由’。现在他们把空气装在一个铁桶里拿给我。”
有一次他说：“科迪莉亚，那个小教堂现在怎么样了？”
“妈妈去世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关掉了，爸爸。”
“小教堂是她的，是我给她的。我们一直是家族里的建筑者。我建了小教堂给她，就在亭子背阴的地方，用的是老墙后面的那些旧石料。那是这栋宅子里最后一座新建筑了，却头一个被关掉了。直到战争爆发以前，这里还有个教士，你还记得吗？”
“我那时太小了。”
“后来我走了——留下她在小教堂里祈祷。小教堂是她的，是属于她的地方。我从没有回去打扰她的祷告。他们说，我们是为自由而战，我得到了我的胜利。这能算一种罪过吗？”
“我想是的，爸爸。”
“为了报复，就要向上天哭喊吗？你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把我锁在这洞窟里面，用一根黑色的管子给我送气，还在墙边放上一些不用喘气的黄色小人吗？你是这么想的吗，孩子？但是风就要来了，也许明天就会来，我们就可以重新呼吸了。讨厌的风，现在倒能让我好转。明天会更好。”
于是，到了七月中旬，马奇梅因勋爵生命垂危，为活命而进行的挣扎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心力。由于暂时还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迹象，科迪莉亚去了伦敦，找到她那个为“紧急状况”而建立的妇女组织。就在那一天，马奇梅因勋爵的病情突然恶化了。他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喘息非常吃力。只有在他偶尔睁开的眼睛扫视房间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他还没有失去意识。
“到时候了吗？”茱莉娅问。
“这很难说，”医生回答，“他要死的时候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但他也可能会从现在的情况中恢复过来。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打扰到他。一点点风吹草动也是致命的。”
“我要去找麦凯神父。”
我并不吃惊。我看得出来，整个夏天，她想的就是这个。当她出发之后我对医生说：“我们必须制止这种胡闹。”
他说：“我的责任在于病人的躯体。至于病人究竟是活着好还是死了更好，或者死后发生什么，这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能尽力让他们活下去。”
“但你刚才说，任何惊动都有可能杀死他。还有什么会比像他这样怕死的人，看到有人把神父带进来更糟呢？何况这个神父还是他有力气的时候赶走过的。”
“我想这也许会杀死他。”
“那你会阻止吗？”
“我没有权力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我只能给出我的观点。”
“卡拉，你觉得呢？”
“我不想让他不开心。现在我唯一期望的，就是他能毫无知觉地死去。但我也希望这里能有个神父在场。”
“那么你能劝劝茱莉娅，让她等到最后，再让神父进去吗？等到他不会再对马奇梅因勋爵造成伤害？”
“我会让她尽可能保证亚历克斯开心的。我会的。”
过了半小时，茱莉娅带着麦凯神父回来了。我们在藏书室里集合。
“我已经给布赖德和科迪莉亚拍了电报，”我说，“我希望在他们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要做。”
“真希望他们在这里。”茱莉娅说。
“你不能独自承担这些责任。”我说，“我们其他人都不同意。格兰特医生，告诉她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
“我刚才说的是见到神父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置他于死地。倘若不见神父，他还有可能从这次发作中恢复过来。作为他的医生，我反对一切可能对我的病人产生惊扰的行为。”
“卡拉？”
“茱莉娅，亲爱的，我知道你是尽全力为他好，但你也知道，亚历克斯已经不再是信徒了。他总是在嘲笑那些东西。他现在已经这么虚弱了，我们不能利用他来让我们自己心安理得。如果麦凯神父在他丧失意识的时候再去看他，那他还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得到安葬，这样可以吧，神父？”
“我再去看看他的情况。”医生说着离开了我们。
“麦凯神父，”我说，“你知道上次你来的时候马奇梅因勋爵是怎么问候你的。你觉得他的态度现在有可能转变吗？”
“感谢上帝，有赖于神的恩典，这依旧可能。”
“或许，”卡拉说，“你可以趁他睡着的时候偷偷溜进去，给他念念赦免文，他不会察觉的。”
“我见过许多男人和女人的临终之时，”神父说，“在最后，从没有人不希望我在他们身边。”
“但他们都是天主教徒，而除了名义上，马奇梅因勋爵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教徒——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很多年都不是了。他是个嘲笑天主教的人，卡拉是这么说的。”
医生回来了。“没有什么变化。”他说。
“唉，医生，”神父说，“我怎么会惊扰到什么人呢？”他转过他那张温和、无辜、平静的脸，先是望向医生，然后又朝我们看过来，“你们知道我要做什么吗？那件事很简单，完全没有表演的成分。我没有穿特别的衣服，你们能看到。我只是这个样子走进去，他看过我的样子。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是去问问，他是否对自己的罪感到遗憾，我希望他能发出一点点信号，表示肯定。不管怎样，我希望他不要抗拒我。然后，我就会祈求上帝宽恕他。再往后——虽然不是必需的——我会给他涂油。这没什么，只是用手指碰一下，就是从这个小盒子里取的油，看吧，没什么会伤害到他的。”
“哦，茱莉娅，”卡拉说，“我们该怎么说呢？我去和他谈谈吧。”
她去了中国客厅，我们默默地等着。我和茱莉娅之间，仿佛隔着一堵灼人的墙。过了一会儿，卡拉回来了。
“我想他没有听到。”她说，“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和他说。我说：‘亚历克斯，你记得那个从梅尔斯蒂德来的神父吗，他之前来见你的时候，你太不守规矩了。你让他觉得很难过，现在呢，他又来了。我希望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见一见他，和他交个朋友。’但他没回应我，如果他已经没有知觉了，见一见神父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吧，医生？”
茱莉娅一直默默地站着，这时候却走上前来。
“感谢您的建议，医生，”她说，“无论发生什么，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麦凯神父，请你现在去看看我的父亲吧。”然后她领着神父走进房间，没有再看我一眼。
我们全都跟在后面。马奇梅因勋爵和我今天早上见他时一样，躺在床上，但现在眼睛已经闭上了。他双手摊开，掌心朝上，放在被单上面。护士的手指放在他的手腕上，摸着他的脉搏。“进来吧，”她轻快地说，“你们现在不会打扰到他。”
“你是说……”
“不，不，他只是什么都察觉不到了。”
她把氧气设备凑到了他的面前，床畔只剩下气体逸出时发出的咝咝声。
神父向马奇梅因勋爵俯下身，为他祈福。茱莉娅和卡拉跪在床脚，医生、护士还有我则站在他们身后。
“现在，”神父说，“我知道你对自己一生的罪恶都充满悔意，对吗？如果可以，请示意一下，你后悔了，对吗？”但是病人并没有任何表示，“试着记起你的罪，去告诉上帝你的悔意，我会为你乞求宽恕。当我向上帝乞求的时候，告诉上帝你对自己的冒犯深感悔恨。”他开始说拉丁语，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以天父的名义赦免你……”，然后看到神父画了一个十字架，这时我也跪了下来，祷告道：“哦上帝，如果真的有上帝，请你原谅他的罪过，如果世间真的有罪过。”这时床上的人睁开了眼睛，叹了口气，那正是我想象中人之将死时会发出的叹息。但他的眼睛还在转动，表明他依然活着。
这时我突然渴望他有所表示，仅仅是出于礼貌，或仅仅是为了我爱的那个女人，她跪在我的前面，不停祷告，我知道她也只是为了一个表示。人们祈求的东西似乎微不足道，仅仅是对一份礼物的确认，在人群中轻轻点点头。我的祈祷更简单：“请上帝宽恕他吧。”还有，“请上帝让他接受你对他的宽恕。”
祈求的只是这样的小事。
神父从口袋里取出小银盒，然后又开始说拉丁语，并且用一团蘸了油的东西碰了碰这个将死之人。他完成了他要做的事，随即把盒子收好，开始为他做最后的祷告。突然，马奇梅因勋爵把自己的手移向前额，我以为他感受到了圣油的存在，想把它擦掉。“哦，上帝啊，”我祈祷道，“别让他那么做。”但没有必要担心，他的手又慢慢移到胸前，移到肩膀，慢慢地画了个十字。然后我明白了，我所祈求的并非微不足道的东西，并不是人群中的点头致意，我想起了童年时曾听过的一句话：“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结束了。我们站起身，护士走回到氧气瓶跟前，医生俯下身查看患者。茱莉娅小声对我说：“你能替我送麦凯神父出去吗？我要在这里待一会儿。”
到门外，麦凯神父又变回了那个单纯而友好的人，和往常并无二致。“好吧，现在，这对我来说是件美好的事。我一次次地见证这样的事情发生，魔鬼总是会负隅顽抗到最后一刻，但上帝的恩典始终是浩荡无边的。我想你不是个天主教徒，赖德先生，但至少你会对女士们得到了宽慰而感到高兴吧。”
在我们等待司机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神父应该为他提供的服务得到报酬，于是只好狼狈地询问他。“哦，不必为此烦恼，赖德先生。这是一种荣幸。”他说，“但你赠予的任何东西，都会令我们这样的教区为之受益的。”我发现我的钱包里还有三英镑，于是都给了他。“哦，这太慷慨了。上帝保佑你，赖德先生。我会再来拜访的，不过我觉得那个可怜人应该不久于人世了。”
茱莉娅一直守在中国客厅，直到傍晚五点，他的父亲去世。这也证明了那场在医生与神父之间展开的辩论，两人都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来说说我和茱莉娅之间最后的只言片语，也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记忆。
她父亲去世时，她在遗体旁边停留了几分钟。护士来到隔壁，向我们宣布这个消息。我透过敞开的房门看到她正跪在床脚，卡拉坐在她身旁。过了一会儿，两个女人一起走出来，茱莉娅对我说：“不是现在，我要送卡拉回她的房间，我们稍后再谈。”
当她还在楼上的时候，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亚从伦敦赶了回来。最后我们悄悄地见了一面，就像是一对年轻的恋人。
茱莉娅说：“就在这阴影里，在这个楼梯的拐角——我们用一分钟来说再见吧。”
“过了那么久，只说这一句话吗？”
“你知道了？”
“从今天早上，在今早之前，今年一整年，我就知道了。”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哦，我亲爱的，我只希望你能明白。这样我就能忍受分别，或者说，可以更好地和你分开了。我的心已经碎了，如果我相信有心碎这回事的话。我不能和你结婚了，查尔斯，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你打算怎么办？”
“就继续吧——一个人。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呢？你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会哀伤一生的人。我总是很坏，也许我还会继续坏下去，再接受惩罚。但我越是坏，就越需要上帝。我没办法拒绝他的怜悯。如果我要和你生活，我就要抛弃他。一个人只能看得清眼前的一步，可今天我看到的事情，是无法得到原谅的——就像小孩子在教室里犯了大错，老师拿他没办法，只能让妈妈来处理——而我正在做的，正是那样的坏事，可我还没有那么坏，去在上帝面前，树立一个对手与他匹敌。为什么是我要来承担着一切，而不是你呢，查尔斯？也许是因为妈妈、婆婆、科迪莉亚、塞巴斯蒂安——也许还有布赖德和马斯普拉特夫人——还在祈祷的时候保留着我的名字。也许是因为，我早已和上帝之间订下了契约，如果我能放弃一件我朝思暮想的事情，那么无论我有多坏，他都不会在最后赐予我绝望。”
“现在我们都是孤身一人，我也没办法，求得你理解。”
“我不想让你轻巧地活着，”我说，“我希望你心碎，但我能理解这一切。”
雪峰已经崩塌，山坡上空无一物。最后的回音消失在白色的坡上，新的土丘闪着光，留在静默的山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