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妈妈，你是喜欢他的，你这么说了。”
“他在很多地方都很不错。但要是当你丈夫，他还差得很远。大家也会这么想的。”
“让大家见鬼去吧。”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说不定有黑人血统呢——他那张黑脸就很可疑。亲爱的，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蠢。”
“好吧，可我要是不这么做，他再跟那个老女人搞在一起，我又有什么资格生气呢？你在拯救堕落女人方面功德无量，我这也是在拯救，拯救一个堕落的男人，也算是换换花样。我要把雷克斯从他的弥天大罪里拯救出来。”
“不得无礼，茱莉娅。”
“跟布伦达·钱皮恩睡觉算不算弥天大罪？”
“也别下流。”
“他答应我不会再见她了。我没办法要求他这样做，除非我承认我爱上了他，对不对？”
“谢天谢地，钱皮恩夫人的品行跟我毫无关系。但你的幸福就跟我有关了。如果你必须有所了解的话，莫特拉姆先生是一个善良又有用的朋友，但我丝毫无法信任他。我敢肯定他将来的孩子一定很讨人厌，他们总会现出原形的。我丝毫不怀疑，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后悔的。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做，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也不要让人家怀疑什么。你以后不能再和他吃午饭了。在家里见见面没什么，但不要在公开场合和他见面。你最好让他到我这里来一下，我和他谈谈。”
于是，茱莉娅就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秘密订婚。从那天下午雷克斯第一次向她表达爱意开始，巨大的压力便已经降临。被人求爱倒不是新鲜事，此前也有一两个多愁善感、游移不定的男孩向她表白，但这一次，雷克斯身上的激情却透露了茱莉娅身上某些隐秘而相似的东西。他们两人的激情吓坏了她，于是某一天她从忏悔室出来的时候，决定要了结此事。
“我不能再见你了。”她说。
雷克斯立马变得低声下气，就像他在冬天时那样。那时他每天都在自己的大车里等着她，总是冻得瑟瑟发抖。
“除非我们立马就结婚。”她说。
六周以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距离。只在见面和分别时亲吻彼此，坐着的时候也绝不紧挨着，谈的都是未来要做的事、要定居的地方，以及雷克斯获得次长职务的可能。陷入爱情之中的茱莉娅心满意足，全心全意地活在了未来里。然而就在这学期快结束时，她听说雷克斯周末时和一个股票经纪人去了森宁代尔，钱皮恩夫人也去了那里——而雷克斯此前还说周末要去自己的选区。
就在她听到消息的那个晚上，雷克斯一如往常来到马奇梅因宅邸，他们又上演了两个月前的那一幕。
“你到底想要什么？”他说，“你自己付出那么少，有什么权利要求我这么多？”
带着这个问题，她去了农场街，并没有进行忏悔，而是在一个黑黢黢的小会客室里向神父提出了这个问题。
“神父，我为了他不犯更大的罪，自己犯了一点点小罪，这不能算罪过吧？”
可那位温和的老耶稣会会士偏偏认死理。她几乎没能听清他在说什么。她只知道他拒绝提供自己想要的东西，知道这个就够了。
长篇大论结束，他说道：“你现在最好去忏悔。”
“不，谢谢你。”她说，就像是在商店里拒绝了某件商品，“我今天并不想。”然后就怒气冲冲地回家了。
从那开始，她就从心底里拒绝了宗教。
马奇梅因夫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把这不幸加之于塞巴斯蒂安带给她的新伤，加之于丈夫造成的旧痛，也加之于她带着致命病痛的残躯上。她要带着这累累伤痕去教堂，仿佛用悲痛做剑刺穿自己的心脏，用一颗活生生的心脏去譬美绘画与石膏上的形象。她带着怎样的慰藉回家，唯有上帝知晓。
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订婚的事已经从茱莉娅的闺密之间传开，闺密的闺密之间也已传开了。到最后，就像水中央的波纹最终扩散到泥泞的岸边，媒体方面也开始频频暗示。作为王后的侍女，罗丝康芒夫人也因此事被严密盘问，没办法再坐视不管。随后，茱莉娅拒绝参加圣诞节的圣餐仪式，马奇梅因夫人发现先是我，然后是桑格拉斯先生，最后连科迪莉亚都背叛了她。在1925年最开始的阴郁日子里，她决定要采取行动了。她禁止了所有有关订婚这件事的讨论，不允许茱莉娅和雷克斯再见面。她还计划关闭马奇梅因宅邸六个月，带茱莉娅去国外的亲戚家暂避风头。古老的返祖现象体现在性格上——麻木不仁、过于敏感，使她觉得在这样的危急时刻，让雷克斯带塞巴斯蒂安去找什么博莱图斯医生也没什么不妥。而雷克斯正是借此机会大获全胜，他去了蒙特卡洛，在那里完成了对她的致命一击。马奇梅因勋爵并不关心雷克斯在人品上的细节，他相信那都是自己女儿可以做主的事情。雷克斯似乎是个粗鲁又健康的有钱人，他也从报纸的政治报道上看到过这个名字。雷克斯还是个赌徒，但是既慷慨又明智；他社交适度，朋友都很体面；他前途光明；还有，马奇梅因夫人不喜欢他。总而言之，马奇梅因勋爵对茱莉娅的选择表示放心，同意他们立刻举行婚礼。
雷克斯兴高采烈地开始准备。他给她买了一枚戒指，不是从她心心念念的卡地亚托盘上挑选出来的，而是在哈顿花园的一个里间，由人从保险柜里取出几只小口袋，把钻石摆在写字台上供她选择。然后再由另一个房间的人用铅笔在纸上即时勾勒出戒指的设计草图。最后的成品得到了她所有朋友的赞叹。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雷克斯？”她问道。
她每天都对他知道和不知道的事情感到惊讶，而这二者都在持续增添雷克斯对她的吸引力。
他此前在赫特福德街的房子足够他们两人生活，而且刚刚才由一家顶级家装公司装修一新，还配置了家具。茱莉娅说她眼下还不想在乡下买别墅，偶尔去玩的话也总可以租到带家具的住处。
他们在婚姻财产协议的事上遇到了麻烦，而茱莉娅对此又漠不关心。律师都绝望了。雷克斯果断拒绝了所有的股本结算。“我拿着信托股有什么用？”他质疑道。
“我不知道，亲爱的。”
“我得让钱为我服务。”他说，“我希望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并且能拿到它。把精力耗在这三点五的回报率上纯粹是浪费。”
“我也这么觉得，亲爱的。”
“那些家伙说得就像是我要抢劫你似的，但抢你钱的是他们。他们会把我能赚给你的三分之二的收益全都抢走。”
“那又怎样，雷克斯？我们已经很有钱了，不是吗？”
雷克斯希望把茱莉娅的嫁妆悉数收入囊中，让那些钱为他服务。律师们则坚持做一部分限制，但他们也无法从他手中拿到与自己期望相匹配的金额。最后，他不情愿地同意入一部分保险，在那之前还向他们详细地解释，保险不过是让自己的合理收入流入别人的口袋。不过他找到了一家和他有联系的保险公司，自己赚走了代理人佣金，这使得他对这一安排的痛苦减轻了一点，因为这钱本来应当是律师的收入。
最后，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是雷克斯的宗教信仰。他曾在马德里参加过一次皇室婚礼，所以也想有类似的排场。
“这倒是件你的教会能做到的事，”他说，“搞一场盛大的秀出来。再没什么人比红衣主教更有排场了，你们在英国有多少个红衣主教？”
“只有一位，亲爱的。”
“就一个？那我们能从国外雇几个过来吗？”
茱莉娅只好费口舌向他解释，这种“混合婚姻”不宜办得太招摇。
“‘混合’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黑人或者其他什么人。”
“不是，亲爱的，这里是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
“哦，那个？如果只是这一点，那很快就不算混合了。我准备加入天主教。想加入你们该做点什么？”
马奇梅因夫人对事态的最新发展感到沮丧和困惑。即便她告诉自己应该基于宽容接纳他的态度，也无济于事。这令她想起了另一次求婚和改换宗教的事情。
“雷克斯，”她说，“有时候我想知道，你是否意识到宗教信仰对一个人的重大意义。如果你走这一步并非真心实意，这一步将会是非常罪恶的一步。”
而他回应她的方法很巧妙。
“我并不是一个会假装虔诚的人。”他说，“更装不出神学家的模样。但我知道同一屋檐下并存两种宗教并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你们的教会对茱莉娅而言足够好，那它对我而言也一样好。”
“那很好，”她说，“我会留意，让你得到指导。”
“马奇梅因夫人，我可没时间。指导什么的对我而言是一种浪费。干脆你把表格给我，我在该签名的地方都签上就得了。”
“这通常需要几个月时间——经常是一辈子。”
“我学东西快着呢，尽管考验我吧。”
于是雷克斯就被送到了农场街，去找莫布雷神父。他以多次成功感化冥顽不灵的初入教教徒而闻名。三次会面后，他来找马奇梅因夫人喝茶。
“你觉得我的未来女婿怎么样？”
“他是我遇见的最难对付的皈依者了。”
“哦天哪，我还以为他很容易皈依呢。”
“这正是原因所在。我没办法接近他。他似乎连最起码的求知欲和天生的虔诚心都没有。”
“第一天，我想知道他之前过的是怎样的宗教生活，所以我问他祷告对他有什么意义。他说：‘我觉得什么意义都没有。你给我讲讲吧。’所以我就简明扼要地给他讲了一下，然后他说：‘好，祷告就说这么多吧。下面该聊点什么？’我给了他一本《教义问答》，让他回去了。昨天我问他，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只有一种本性。结果他说：‘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神父。’”
“接着我问他：‘如果教皇抬头看了看天上的云，说要下雨了，那么真的一定会下雨吗？’‘哦，是的，神父。’‘那如果没下雨呢？’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觉得会下那种精神层面的雨吧，只是我们罪孽深重，所以看不见。’”
“马奇梅因夫人，他不属于传教士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异教。”
“茱莉娅，”神父走后，马奇梅因夫人说，“你确定雷克斯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取悦我们吗？”
“我觉得他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他是诚心要皈依吗？”
“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天主教徒了，妈妈。”然后她又自言自语道，“在教会漫长的历史中，一定有相当奇怪的皈依者吧。我觉得克洛维军队里的人也不可能全都接受了天主教思想。有个例外也没什么坏处。”
到下一周，耶稣会会士又来喝茶了。刚好是复活节假期，科迪莉亚也在。
“马奇梅因夫人，”他说，“你该找一位年轻一点的神父来履行这项使命。恐怕在雷克斯成为天主教徒之前，我就已经死了。”
“哦天哪，我还以为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呢。”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说。他相当听话，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接受，牢牢记住，从不问问题。我对他并不满意，他好像很不真实，但我知道他正处于浓郁的天主氛围之中，所以我还是乐意接受他的。就连低能儿，可能也会有人愿意去碰碰运气，开化他们，我这是打个比方。你永远没法知道他到底听懂了多少，但只要还有人留意他们，你总得试一试。”
“这话要是能让雷克斯听见可就太好啦。”科迪莉亚说。
“但昨天我真算是大开了眼界。现代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你永远都不知道接受教育的人究竟有多愚昧。对于那些超过五十岁的人，你都可以确定他们学过些什么，没学过什么。可这些年轻人，他们看起来聪明伶俐、见多识广，一旦表象破裂，你便会看到他们内在不为人知的混乱。就说昨天，他看起来表现得非常好，《教义问答》背下了大部分，《主祷文》和《万福马利亚》也全都记了下来。然后我就像以前一样，问他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他却用一种狡猾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说：‘您看，神父，我觉得您不够坦诚。我希望加入你们的教会，最终肯定也能加入，但您总在拖延。’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跟一个天主教徒长谈了一次——他很虔诚，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从他那里听说了一些事情。比如说睡觉的时候脚要朝向东方，因为那是天堂的方向。要是在晚上死了，自己也能走到那里去。所以现在我需要朝着茱莉娅中意的方向睡觉，但你怎么能指望一个成年人相信自己可以走到天堂里去呢？还有那个教皇把一匹马变成红衣主教的故事是怎么回事？还有你们放在教堂走廊里的纸箱，只要把某人的名字写在一镑钞票上然后投进去，那个人就会下地狱？我倒不觉得这一切有什么不妥，’他说，‘但你得把这些事告诉我，而不是要我自己去打听。’”
“这可怜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奇梅因夫人说。
“你看，他离教会还远着呢。”莫布雷神父说。
“但他到底跟谁谈话了呢？他是做了个什么怪梦吗？科迪莉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笨蛋啊！哦，妈妈，多么极品的一个笨蛋啊！”
“科迪莉亚，是你干的。”
“哦，妈妈，谁能想到他会当真呢？除了这些我还告诉了他一些别的呢，比如梵蒂冈的神猴什么的。”
“好吧，你可真给我找了不少事呢。”莫布雷神父说。
“可怜的雷克斯，”马奇梅因夫人说，“我倒觉得这让他变得相当可爱了。请像面对一个傻孩子一样开导他吧，神父。”
就这样指导才得以继续，而莫布雷神父终于在婚礼前一周同意让雷克斯加入教会。
“我还以为他们巴不得我加入教会呢，”雷克斯抱怨道，“毕竟我也可以在方方面面帮到他们。而他们自己却像那些开赌场、给人发入场券的家伙一样。更重要的是，”他补充道，“科迪莉亚都把我搞糊涂了。我都分不清哪些是《教义问答》的内容，哪些是她瞎编的。”
婚礼前三周的事情大抵如此：请柬发出去了，贺礼很快随之而来，伴娘们对她们的服装很满意。而接下来就发生了茱莉娅称之为“布赖德炸弹”的事件。
布赖德以其惯有的无情作风，毫无预警地将炸弹投进当时为止还算愉快的家庭聚会当中。此时马奇梅因家的藏书室已经被用来陈设婚礼物品，马奇梅因夫人、茱莉娅、科迪莉亚和雷克斯都在忙着拆包装并登记。这时布赖兹赫德走进来，看了他们一会儿。
“贝蒂姨妈的中国花瓶，”科迪莉亚说，“老东西了，我记得在巴克伯恩的楼梯上见过它们。”
“这都是些什么？”
“彭德尔—加思韦特先生、夫人和小姐的一套早茶茶具，在古德家买的，三十先令，真是大方。”
“你们最好把东西都打包回去。”
“布赖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是婚礼取消了。”
“布赖德……”
“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调查一下我这个未来妹夫的为人，虽然你们都不感兴趣。”布赖兹赫德说，“我今晚终于得到了确切消息。这个人1915年在蒙特利尔时，就已经和一位名叫萨拉·伊万杰琳·卡特勒的小姐共结连理了。她现在还住在那里呢。”
“雷克斯，他说的是真的吗？”
雷克斯站在那里，正在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一只玉龙。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件礼物放到乌檀木的底座上，冲大家坦然而天真地微笑着。
“没错，确实有这么回事。”他说，“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大惊小怪呢？她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况且她一直都没安什么好心。不管怎么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这种错是个人都会犯的。我1919年就把婚离了，甚至不知道她后来住在哪里，直到布赖德来告诉我。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你该早点告诉我的。”
“你从来也没问过我啊，而且说实在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想起过她了。”
他看起来如此真诚，所以他们只好坐下来，平静地讨论这件事。
“可怜的傻瓜，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茱莉娅说，“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要是你还有其他妻子尚且在世，你就不能再结婚吗？”
“但是我没有。我没告诉你我六年前就已经离婚了吗？”
“可一个天主教徒是不能离婚的。”
“在成为天主教徒之前，我已经离婚了。文件还在什么地方放着呢。”
“但莫布雷神父没跟你解释过有关结婚的问题吗？”
“他说我不能和你离婚。你看，我也没这个打算。我记不住他说的所有内容——什么神猴、大赦、四件最终之事之类的——要是把这些都记住，我就没时间干别的了。不管怎么说，你那个意大利亲戚弗兰切丝卡是怎么回事？我听说她可结了两次婚。”
“她是‘撤销婚姻’的。”
“那好吧，那我也去搞一个‘撤销婚姻’就行了呗？那个得花多少钱？要去找谁办？找莫布雷神父行吗？我只想好好地把事情办妥，可又没人教我该怎么做。”
又花了很长时间，雷克斯才意识到自己婚姻里存在的严重障碍。讨论持续到晚饭时间，仆人们在场时他们便停止讨论，仆人们离开时才又开始，结果一直谈到了凌晨。谈话来来回回，忽起忽落，如同海鸥一般时而盘旋，时而俯冲，现在飞向大海，飞出视野之外，飞上云端，在离题万里和细枝末节之间迂回穿梭，终于找到了方寸大小的落脚地，尽管周围碎屑飘浮。
“你们想让我怎么做？我应该去找谁？”雷克斯继续发问，“别告诉我没人能办这事。”
“你什么都做不了了，雷克斯。”布赖兹赫德说，“简单来说就是你结不成婚了。我很遗憾，不管从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都太过突然。你应该自己坦白这些事情的。”
“唉，”雷克斯说，“你说的也许没错。也许严格按照教义，我不该在你们的教堂里结婚。但是教堂已经预订了，那里没人提出什么质疑，红衣主教对此一无所知，莫布雷神父也同样。除了我们没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自找麻烦？谁也别声张，让事情继续下去，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有人会因此而蒙受损失吗？也许只有我要冒着什么下地狱的风险。好吧，那是我应该的。这对其他人还有什么影响吗？”
“怎么就没有？”茱莉娅说，“神父的确不可能无所不知，我也不信下地狱什么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真的信仰这一切。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当心这种事。我们不能拿你的灵魂冒险。请你离开吧。”
“茱莉娅，我恨你。”科迪莉亚说着，离开了房间。
“大家都很累了，”马奇梅因夫人说，“要是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建议明天上午再讨论。”
“但已经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布赖兹赫德说，“除了怎样才能最体面地结束整件事。妈妈和我会做出决定。我们必须在《泰晤士报》和《晨邮报》上发表声明，礼物也要悉数退回，不过我不知道伴娘们的礼服通常会怎样处理。”
“等一下，”雷克斯说，“只一小会儿。也许你可以阻止我们在你们的教堂结婚，那好吧，该死的，我们去新教教堂结婚不就得了？”
“在那里结婚我也会阻止的。”马奇梅因夫人说。
“但我觉得你不会那样做，妈妈。”茱莉娅说，“你看，我都已经做雷克斯的情妇这么久了，而且我还会继续下去，不管结不结婚。”
“雷克斯，她说的都是真的？”
“不，该死的，当然不是。”雷克斯说，“我倒希望如此。”
“我觉得我们还是等明天早上再讨论吧。”马奇梅因夫人有气无力地说，“再聊下去我可受不了了。”
在儿子的搀扶下，她才勉强上了楼。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要对你母亲说那样的话？”很多年后，当茱莉娅向我描述完当时的场景，我这样问她。
“那也是雷克斯很想知道的事。我当时大概真就是那么想的吧，但我想的和我说的并不完全一样——要知道我当时只有二十岁，并且没人只凭着听别人说教就能理解‘生活的真相’——不过当然啦，我说出来的那些事也不是真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跟雷克斯的羁绊已经深到无所谓‘有没有婚姻之名’了，所以才说了那样的话。我想做个诚实的女人，从那时起我就想这样——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呢？”
“然后就又是没完没了的讨论，可怜的妈妈。然后神父掺和进来，各位姨妈姑妈也没闲着。大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有的说雷克斯应该去加拿大，莫布雷神父应该去罗马看看有没有余地帮他开一份‘撤销令’，还有人说我应该去国外住一年。其间雷克斯还给爸爸打了电报：‘茱莉娅和我的婚礼会按照新教的礼仪来办，您有什么异议吗？’他回答说：‘很高兴如此。’这就让妈妈没有办法从法律方面阻止我们了。在那之后，许多人的呼吁接踵而至，我被派去跟神父、修女和姨妈们谈话，而雷克斯则不动声色地——或者说，相当隐秘地执行着计划。”
“哦，查尔斯，那是一场多么悲惨的婚礼啊！在当时萨伏伊小教堂是那些离过婚又再结婚的人举行婚礼的地方，又简陋又狭小，根本不是雷克斯一开始想的那样。我当时只想在某个早晨，偷偷溜进登记处，拿到该拿的东西，再找几个女佣做证人，这事就算办完了。但雷克斯还找来了伴娘、香橙花，还请人在婚礼上奏乐。那情形可怕极了。”
“可怜的妈妈表现得像个烈士，坚持让我披上她的花边网头纱。好吧，她或多或少也该这样做——那件礼服都是围绕那件头纱来设计的。我自己的朋友们当然也来了，还有那些雷克斯称之为‘同伙’的奇怪朋友。其他参加婚礼的人可就五花八门了。妈妈这边当然没有亲戚出席，爸爸的一两个亲戚却到场了。老顽固们都躲得远远的——你知道的，安克雷奇家、凯泽姆家，还有范布勒家都没人来。我当时想，‘感谢上帝，不管怎样，他们都总是看不起我’。但雷克斯却很生气，显然他很想让这些人到场。”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希望压根儿没有这场婚礼存在。妈妈说我们不能用马奇梅因宅邸，雷克斯想给爸爸拍电报，然后让家庭律师带着操办酒席的人闯进去。最后他们决定在婚礼前夜办一次聚会，看看礼物——按照莫布雷神父的说法，他的说法显然准确无误——地点就在家里。大家都想看看自己的礼物，所以那场聚会倒是很成功。但是第二天的婚礼上，雷克斯在萨伏伊小教堂给各位宾客提供的待遇，算是非常悲惨的了。”
“当时帮忙操办婚礼的人都尴尬极了，最后还是布赖德过来招待他们吃了顿晚饭，还举办了一场篝火晚会，但是吃的也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山珍海味。”
“可怜的科迪莉亚最倒霉了。她本来还指望做我的伴娘——这件事我们很早之前就商量好了。可她当然也是个非常虔诚的孩子。起先她都不愿意和我说话，然后到婚礼那天早晨——前一天晚上我去罗丝康芒舅妈那里住了，大家觉得这样更合礼数——她在我出门之前冲了进来，她是从农场街跑过来的。她眼含热泪，求我不要去结婚，然后又紧紧抱住我，给了我一只她自己买的、价钱不菲的小胸针。她祝我永远幸福。永远幸福啊，查尔斯！”
“那是一场非常不受欢迎的婚礼，所有人都站在妈妈一边，就像他们一直做的那样——并不是为了她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妈妈这一辈子都能得到所有人的同情，除了那些她自己深爱的人。他们说我对她太残忍了。而实际上，雷克斯发现自己娶的是一个没人愿意搭理的姑娘。这跟他想要的完全相反。”
“所以你看，我们的事情就从来没有顺利过，从一开始，我们就触了霉头。但我那时还对雷克斯很着迷。”
“现在想想还真是有意思，不是吗？”
“你知道，莫布雷神父从一开始就把雷克斯看透了，而我却花了一整年的婚姻时光。他没把全副身心放在这儿，他根本就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人。他只是什么人偶然发育出的某个微小部分，实验室培育在瓶子里的某个器官。我以为他代表的是一种原始的野蛮，但他又是如此新潮、完全现代的存在，只有现在这个可怕的时代才造得出来。某个男人微小的一部分，却在假装自己是个完整的人。”
“好啦，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十年后，在大西洋的暴风雨中，她才把这一切告诉我。
第三章马卡斯特与我保卫祖国——国外的塞巴斯蒂安——我离开马奇梅因宅邸
b第三章/b
因为大罢工，我在1926年回到了英国。
这次大罢工在巴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法国人总会因老朋友的狼狈相幸灾乐祸，并会把我们在大洋彼岸模糊不清的观念转换成他们自己精确的术语，预言革命和内战的爆发。每天傍晚，报刊亭都会展示出预示着厄运的讯息；而在咖啡馆里，熟人总会半带嘲讽地打着招呼：“啊哈，老兄，你待在这儿总比留在家好多了，对吧？”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我和几个处境相同的朋友才意识到我们的祖国真的正处于危机中，而我们又责无旁贷。我们中间还有一位来自比利时的未来主义者，他有一个我觉得很假的名字——让·德布里萨克·拉莫特，他宣称无论在何处，在任何一场战斗里，人们都有权拿起武器，和下层阶级作战。
我们精神抖擞地穿过海峡，一众男子汉怀着雄心壮志抵达多佛尔，准备在这几年欧洲大陆反复上演、鲜少变化的情形中大展宏图。无论如何，那情节早已在我的脑海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革命”图景：邮局前飘扬的红旗，被掀翻的电车，四处可见的醉醺醺的士兵，监狱大门敞开，被释放的囚徒在街上游荡，从首都开出的列车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这种情景，人们从报纸上读过，在电影里见过，在咖啡馆反反复复听了六七年，像佛兰德斯的泥潭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苍蝇，已经间接成了人们经历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离船上岸，遇到的还是海关的老一套，港口联运列车依旧守时，维多利亚火车站月台上的搬运工依旧排成一列聚在头等车厢前，等着打车的旅客依旧排着长队。
“我们先分开吧，”大家说，“看看这边是什么情况，等晚饭的时候再碰头，交换一下情报。”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里什么事都没有。至少没发生什么需要我们到场的事情。
“哦，老天。”我父亲说，他碰巧在楼梯上遇到我，“这么快就再见到你，真让人高兴（我已经在国外住了十五个月）。不过你来得可真不是时候，他们这两天就会再搞一次罢工——全都是胡闹——所以我也说不准你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我想起那些被我放弃的法国夜晚——它本该有塞纳河畔的灯光，有朋友相伴。我当时还挂念着住在欧特伊区单身公寓的两个女孩，她们来自美国，自由而奔放——想到这里，我真希望我没有回家。
那天晚上，我们在皇家咖啡厅吃晚饭。咖啡厅里挤满了到这里服“国民义务兵役”的大学生，因而多少有了些战时的气氛。有一伙来自剑桥的大学生，整个下午都在签订协议，给工党总部当送信人。他们桌子后面的另一伙人，则在登记成为特殊警察。这两伙人，偶尔会回过头来，冲其他人喊话，有意挑衅，但这种背对背的叫嚷并不会激起严重的冲突。等到他们都给对方敬上一大杯德国啤酒之后，事情就算结束了。
“霍尔蒂开进布达佩斯的时候，你们就应该跟过去。”让说，“那才叫政治。”
那天晚上在摄政公园，有一场为刚刚抵达英国的《黑鸟》剧组举行的欢迎派对，我们中有一个人收到了邀请，所以我们都去了。
对我们这些经常造访“砖顶”和卜洛梅街巴尔内格舞厅的人来说，这种场面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我一进门，就听见一个不会听错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回声。
“不，”这个声音说，“马卡斯特，他们并不是动物园里供人观赏的动物，他们是艺术家，我亲爱的，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值得受人尊敬。”
安东尼·布兰奇和博伊·马卡斯特正坐在一起，桌上摆着葡萄酒。
“谢天谢地，还能遇见我认识的人。”等我加入他们，马卡斯特说，“一个姑娘带我来的，但她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人家先走一步啦，亲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起来太可笑了，很不得体，马卡斯特。这就不是你该来的那种聚会，你就不应该来这儿。你应该去那种，你知道，老一百号或者其他什么在贝尔格莱夫广场搞的悲惨舞会。”
“我就是刚从那边过来的。”马卡斯特说，“现在去老一百号为时尚早。我得在这里再待一会儿。也许还能热闹起来。”
“真瞧不起你。”安东尼说，“我还是跟你说说话吧，查尔斯。”
我们拿了一瓶酒，带上各自的杯子，在另一个房间找了一个角落。在我们的脚边，《黑鸟》剧组的五个成员正蹲在地上玩骰子。
“那边那个，”安东尼说，“稍微白一点的，我亲爱的，有天早上用一瓶牛奶把阿诺德·弗里克海姆夫人敲晕了。”
几乎是立刻，我们不可避免地开始谈论塞巴斯蒂安。
“我亲爱的，他可真成了个酒鬼。去年你把他甩了之后，他就来了马赛，和我一起住，可真够我受的。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就像个继承了大笔遗产的有钱寡妇似的。而且这人还特狡猾。我那会儿总是丢一些小东西，有些我还特别喜欢。有一次我丢了两件外套，是‘莱斯利和罗伯茨’刚送来的。当然啦，我还不知道是因为塞巴斯蒂安——我的公寓里，我亲爱的，聚了不少怪人呢。他们老是在我那个小套间里进进出出。你比谁都清楚我对怪人有多感兴趣，对吧？好吧，最后我们发现了塞巴斯蒂安当……当……当掉我东西的那家当铺。而当票也没在他手上，那东西也是有销路的，在小酒馆。”
“我看到你眼睛里那种古板而不满的眼神了，亲爱的查尔斯，好像觉得是我让那小家伙变成那样的吧。这也是塞巴斯蒂安让人讨厌的一点，他总会给人一种被……被……被带坏的感觉，像是马戏团里的小马，总跟着人跑。但我向你保证，该做的我都做了。我一遍遍地告诉他：‘为什么要喝酒？如果你想找点乐子的话，这世上有太多好玩的事了。’我带他认识了一个很棒的人，对了，你应该跟我一样，也跟他挺熟的吧——纳达·阿罗波夫和吉恩·勒克斯摩尔，还有我们其他的老熟人，都跟他认识很久了。他基本上都在女王酒吧，可我们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塞巴斯蒂安给人家开了张空头支票，一张假……假……假支票，我亲爱的——然后一大帮凶神恶煞的家伙就跑到我公寓里——都是些亡命之徒，我亲爱的，可塞巴斯蒂安还一直在胡说八道。总之这事挺让人讨厌的。”
这时马卡斯特晃晃悠悠地朝我们这边走过来，没人邀请他，就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
“那边的酒快喝没了，”他说着，自己给自己倒酒，把我们这瓶也倒空了，“这地方一个正经人都没有，全是些黑人佬。”
安东尼没搭理他，继续说：“所以后来我们离开了马赛，去了丹吉尔。在那儿，我亲爱的，塞巴斯蒂安跟他的新朋友打得火热。我该怎么形容那个人呢？他就像《夜之幻影》里的那个仆人——一个德国大块头，在法国的海外兵团里混过。他朝自己的大脚趾开了一枪，才退出兵团，当时还没恢复完全。塞巴斯蒂安发现他时，他正挨着饿在老城的一家铺子外面当推销员。于是他就让这个人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太可怕了。于是我就回来了，我亲爱的，回到了这美好的、古老的英国——古老而美好的英国。”他重复道，手一挥，把正在我们脚边扔骰子赌钱的黑人也算了进去。马卡斯特盯着他发呆，这时我们的女主人走了过来，穿着睡衣，向我们做自我介绍。
“从没见过你们呢，”她说，“也没人邀请你们吧。不管这么说，这些穷兮兮的白鬼佬都是谁啊？我这是走错房子了吧。”
“现在是全国紧急状态，”马卡斯特回应道，“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聚会还不错吧？”她说，声音里有一丝紧张，“你们觉得弗洛伦丝·米尔斯会唱歌吗？我们以前见过面吧？”她又对安东尼说。
“经常见呢，我亲爱的。但今晚我可是不请自来。”
“哦亲爱的，也许是因为我不喜欢你。我还以为自己谁都喜欢呢。”
“你们觉得，”女主人离开之后，马卡斯特问，“我去报个火警会不会很有意思？”
“是啊，博伊，快去打电话吧。”
“也许能让气氛热闹一点，我是这个意思。”
“没错没错。”
于是，马卡斯特起身走开，去找电话。
“我觉得塞巴斯蒂安和他的瘸子朋友后来应该是去法属摩洛哥了。”安东尼接着说，“我走的时候，他们和当地警察闹了点不愉快。我一回伦敦，侯爵夫人就搅得我不得安宁，非要我和他们联系。这可怜的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只能说明这人世还有正义在吧。”
过了一会儿，米尔斯小姐开始唱歌了，除了那些废物赌徒，所有人都拥到旁边房间去了。
“那就是我的那个女孩，”马卡斯特说，“在那边，跟一个黑家伙在一起。那就是带我来的那个女孩。”
“她看起来早就把你给忘了。”
“是啊，真希望我没来过这里。我们去别的地方吧。”我们离开时，两辆消防车和我们擦肩而过，一群戴头盔的人冲上了挤满人的台阶。
“那家伙，布兰奇，”马卡斯特说，“可不是什么好鸟。有一次我把他扔进水星喷泉了。”
我们去了几家夜总会。这两年的时间里，马卡斯特看起来已经实现了自己小小的野心，让自己在这些地方能被人认出，而且还算受欢迎的。在最后一家店里，我跟他都被爱国主义热情点燃了。
“你跟我，”他说，“都太年轻了，不能去打仗。去打仗的有那么多人都没回来。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我们要让那些死去的家伙瞧瞧，我们也能打仗。”
“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啊。”我说，“我从外面回来，就是为了在这古老国家的危急关头，回到她的身边。”
“像澳大利亚人那样。”
“像那些可怜的、死掉的澳大利亚人一样。”
“你加入哪个部队了吗？”
“还没有，战争还没开始呢。”
“要去就去一个地方——比尔·梅多斯的队伍——国防兵团。所有优秀的家伙都在那里，都被安排在布拉特俱乐部了。”
“好，我参加。”
“你还记得布拉特俱乐部吗？”
“不记得，那我也参加。”
“那好极了。都是好小伙，像死去的那些伙计一样。”
于是我就加入了比尔·梅多斯的组织。这是个机动小组，负责保护伦敦最贫穷地区的食物供应。我在国防兵团登了记，宣誓效忠，领到了一顶头盔和一根警棍。然后，我被提名加入布拉特俱乐部，在一个为这种特殊形势而召集起来的委员会会议上，与其他很多新人一起入选。一整周我们都在咖啡馆里严阵以待，每天三次乘卡车给送奶车开路。我们受人嘲笑，有时还会被丢垃圾，但我们只反抗过一次。
那天，我们一如往常，围坐在咖啡馆里。这时比尔·梅多斯打完电话，兴高采烈地走回来。
“集合，”他说，“商业路上有一场大战在等着你们！”
我们快马加鞭赶过去，发现灯柱之间拉起了一条钢索，一辆货车被掀翻在地。人行道上只有一位警察，正被五六个年轻人围攻。在这场骚乱中心的另一侧，有两伙人正在对峙。当我们下车时，发现另一个警察，坐在我们这边的人行道上不知所措，双手抱着脑袋，手指间不断渗出鲜血。两三个好心人正守在他身边。钢索的另一侧是一群年轻的码头工人，群情激奋。我们高高兴兴地冲了过去，解救出那位警察，不料自己却深陷重围，和一群从另一条路线赶来、试图劝说人群的神职人员和政府议员发生了冲突。他们一下车，就有人高喊“当心，条子来了”，随后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停在了我们身后。
人群很快散开，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把这些劝人向善的好心人接上车（只有一个人伤势很重），然后继续开车到旁边的街道巡视，看到毫无异常后便回到了俱乐部。第二天，这场大罢工就被宣布取消了，除了煤矿方面，这个国家的上上下下都恢复了正常。这就像一头传说中凶残至极的野兽，冒着风险探出头，游荡了一个小时，然后又偷偷溜回了自己的巢穴。这并不值得我离开巴黎。
我们的比利时伙伴让加入了另一个组织。他在卡姆登被一个老寡妇用羊齿蕨花盆砸破了头，在医院躺了一周。
因为出现在比尔·梅多斯的队伍里，茱莉娅得知我已经回到了英国。她打电话过来说她妈妈很想见见我。
“她病得很严重。”她说。
在第一个重回和平的上午，我去了马奇梅因宅邸。我到达时，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在大厅里，正要离开。他用一块印花大手帕捂住脸，摸索着自己的帽子和手杖，泪流不止。
我被领进藏书室，不到一分钟，茱莉娅就找到了我。她和我握了握手，温柔得有气无力，仿佛一个幽灵。
“你能来可真好。妈妈一直在问你，但我不知道她现在能不能见你。她刚刚和艾德里安·波森爵士‘道别’，已经累坏了。”
“道别？”
“是的，她快不行了。也许还能撑一两周，也许随时都会去世。她虚弱极了，我得问一问护士。”
死之寂静已经在这栋宅子中蔓延开来。在马奇梅因宅邸，没有人会在这间藏书室里闲坐。这算是他们家两栋宅子中很丑陋的一间。维多利亚时代的橡木书架上摆放着一卷卷《英国国会议事录》，还有从未被人翻开过的陈旧的百科全书；光秃秃的红木桌子，似乎是为某个委员会举行会议而准备；它所处的位置既开放又荒僻，外面就是院子、围栏和寂静的死胡同。
过了不久，茱莉娅回来了。
“我恐怕你不能和她见面了。她睡着了，可能会睡很久。我告诉你她想要什么吧，我们去别的地方。我讨厌这个房间。”
我们穿过大厅，来到了一间小会客室。以前午宴通常会设在这里，我们则分坐在壁炉两侧。墙上的深红和金色似乎映在了茱莉娅身上，反倒使她显得不那么亲切。
“首先，我妈妈想说自己非常对不起你，因为上一次和你见面时她表现得太残忍了。她常常说起这件事，知道是自己错怪你了。我相信你会理解，而且会放下这件事的。但这种事妈妈好像永远也没法原谅自己——她很少会做这种事。”
“请告诉她，我完全理解她的苦衷。”
“还有一件事，当然，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塞巴斯蒂安。她想找到他，我不知道能不能办到。你能办到吗？”
“我听说他的情况很不好。”
“我们也听说了，还给他的最后一个地址打去了电报，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许他还有时间能见见她。我一听说你在英国，就觉得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能回去找他，把他带回来吗？这种要求太让人难以启齿了，但我觉得塞巴斯蒂安可能也希望这样，如果他能理解这一切的话。”
“我会试一试。”
“没有别的人可以帮我们了，雷克斯他太忙了。”
“是啊，我看过那些关于他统领天然气厂的报道。”
“对啊，”茱莉娅说着，流露出她一贯的冷漠口气，“他在这次罢工里没少露脸。”
然后我们聊了几分钟关于布拉特队伍的事，她告诉我，布赖兹赫德拒绝担任任何公职，因为怀疑他们的正义性。科迪莉亚也在伦敦，现在在睡觉，她整整一夜都守着她母亲。我告诉她我已经开始建筑绘画的工作，并且乐在其中。这些谈话都毫无意义，最开始的两分钟，我们就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完了。我留下喝了茶，然后就离开了。
法航有一趟去卡萨布兰卡的航班，抵达卡萨布兰卡之后，我又乘公共汽车去了非斯。我在黎明启程，傍晚时分才到达这座新建的城市。到旅馆后我给英国领事打了电话，然后和他一起吃了晚餐。他的住处很漂亮，紧挨旧城的城墙。他是个善良的人，不过也很严肃。
“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来看望年轻的弗莱特了。”他说，“他在我们这里可是个麻烦。这不是一个靠家里汇钱过日子的人该来的地方，法国人完全没办法理解他。他们觉得所有不靠做生意过日子的人全是间谍。他自己的日子过得也确实不像个英国绅士。这里的日子可不好过，附近正在打仗，战场离这栋房子不到三十英里，你恐怕想不到吧。上周还有几个年轻的傻子骑着自行车过来，要给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军队当志愿者。”
“而且那些摩尔人都很狡猾。他们受不了有人喝酒，而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你应该知道，他整天都在喝。他来这里想干什么？在拉巴特和丹吉尔，当地人为了迎合观光客费尽了心思。他去原住民的地界里找了个房子，唉，我打算阻止他，但他还是从一个法国的艺术学生手里把它买了下来。我不是说他故意搞什么破坏，但他待在这里就是个麻烦。还有个家伙靠他过日子，样子很可怕——一个从海外兵团被赶出来的德国人。所有人都说那人是个彻头彻尾的‘讨命鬼’，肯定会惹出麻烦。”
“你得明白，我是喜欢弗莱特的。我很少见到他了，他以前常来这里洗澡，直到他在那间房子里安顿下来。他总是风度翩翩，我妻子也特别喜欢他。他需要的是一份正当的工作。”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
“你现在应该能在他家里找到他。天晓得，在这旧城里，天一黑就没什么地方可去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我的脚夫给你带路。”
于是吃过晚饭我就出发了，领事的脚夫在前面带路，手里提着灯笼。摩洛哥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国度。白天坐车的时候，车子起起伏伏行驶在交通要道，一里又一里，途经葡萄园、军事基地，以及新建的涂成白色的居民点，早产的作物已经高高立在开阔的田野之上，旁边还有法国品牌的广告牌——有杜本内，有米其林，还有卢浮宫商店。这使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非常时髦的郊区。而现在，繁星之下，城市四周被城墙包围，街道如此温柔，坡道布满尘土，两侧的墙壁都没有窗户，头上倏尔一片漆黑，接着又星光灿烂。碎石路面上积满厚厚的尘土，行人静静走过，身着长袍，或是套着柔软的拖鞋，或是光着硬硬的脚底板。空气里弥漫着丁香、熏香和木头燃烧的混合气息——现在我知道是什么将塞巴斯蒂安吸引至此又使他停驻良久了。
领事的脚夫高傲地走在前面，灯光摇摇晃晃，长长的手杖敲个不停。有时透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一群沉默的人正坐在金色的灯光下，把一只火钵围在当中。
“都是些脏家伙。”脚夫回过头，轻蔑地评价道，“没受过教育，法国人就让他们这么脏着，不像英国人。我们那边的人，”他说，“都是很英国的。”
他是从苏丹警察局来的，所以他心中对这古老文化中心的态度，就像是新西兰人看待罗马文明。
经过了许多布满饰钉的房门，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扇门前面。脚夫用手杖敲了敲门。
“这就是那英国老爷的房子。”他说。
栅栏上闪过灯光，出现了一张黑黢黢的脸。脚夫的语气很蛮横。几道门闩随后被拔掉，我们走进一个小院，中间有一口井，爬藤在高处生长。
“我在这里等着，”脚夫说，“您和这个当地人进去吧。”
我走进房子，下了一层台阶，进入客厅。我看到一台留声机，一只油炉，二者之间有一个年轻人。随后，我环顾四周，才注意到一些更让人愉快的东西——地上铺的毯子、墙上挂的绣花丝绸、房上的雕梁画栋，沉重而镂空的吊灯用一根链子悬挂起来，在房间四周投下自己暗淡的影子。但乍一进门，映入我眼帘的是这三样东西：一台难听的留声机——它正在放的是一支法国爵士乐队的唱片、一个难闻的油炉，还有个难看的年轻男人——他长着一张恶狼般的脸。这些都让我的感官备受冲击。这个男人像没了骨头一般，整个人倚靠在一把柳条椅上，一只脚缠着绷带，搭在箱子上。他穿着一件偏瘦的仿中欧式粗花呢衣服，领口的地方露出一件网球衫，没受伤的脚上穿了一只帆布鞋。他身边有一个带木腿的铜托盘，上面有两个啤酒瓶、一只脏盘子，还有一个放满烟蒂的浅碟。他手里拿着一杯啤酒，一根烟贴着他的下嘴唇，说话的时候也固定在那里。他有一头长长的金发，仔细地梳到了后面，没有分缝。一副年轻的面孔起了与年龄不相称的皱纹。他的一颗门牙不见了，有些发音有时会含糊不清，有时则会发出尖厉的口哨声，每当那时他都会发出咯咯的笑声来掩饰。他的牙齿已经被香烟熏得变了色，而且间距很大。
这显然就是领事说的那个“讨命鬼”、安东尼看见的那个电影里的仆人了。
“我在找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这是他的房子，对吗？”我说得很大声，好盖过嘈杂的音乐。但他却轻声回答，用的是很流畅的英语，看得出他已经习惯这种语言了。
“吼（好）啊，但他不在这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从英国来，有重要的事情找他，你能告诉我去哪里可以找到他吗？”
唱片放完了，德国人在回答我之前先把它翻了个面，给唱机上紧发条，让它又唱了起来。
“塞巴斯蒂安，生病。修士们送他去了医院。也许他们会让你见他，也许不会。我过几天也要去医院，给脚包匝（扎）一下。到时候我会问问他们。要是他好点了，他们就会让你见他，大概。”
房间里还有把椅子，所以我坐了下来。看到我还打算坐一会儿，德国人递给我一杯啤酒。
“你不是晒（塞）巴使（斯）蒂安的哥哥吧？或者是表哥？要不你娶了他妹妹？”
“我只是他的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大学。”
“我也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我们一起学历史。我的朋友比我聪明，是个有点瘦弱的家伙——我生气时会把他抓起来，摇晃几下。可是他太聪明了。有一天我们说：‘真见鬼，在德国找不到工作了，这个国家完蛋了。学生在这儿没什么好做的。’所以我就走了，走啊走啊，最后就来到了这里。然后我们说：‘德国没有军队，可我们是一定要当四（士）兵的。’所以我们就加入了海外兵团。去年我的朋友得痢疾，死了。那时候他正在阿特拉斯作战。他死的时候，我说：‘真见了鬼了。’然后我就把自己的脚崩了。都治了一年了，现在还全是脓。”
“是啊，”我说，“很有意思，但我最关心的还是塞巴斯蒂安的情况，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塞巴斯蒂安，他可是个好人。他对我很好。丹吉尔是个臭烘烘的地方，他把我带到这里来——住好房子，吃好东西，还有上好的仆人——这里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很好。我很喜欢。”
“他母亲病得很重，”我说，“我是来告诉他这件事的。”
“她有钱吗？”
“是的。”
“那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钱？那样也许我们就可以住在卡萨布兰卡，住高级公寓。你跟她熟吗？你能让她多给塞巴斯蒂安一些钱吗？”
“他生什么病了？”
“我不知道。我猜他是喝了太多酒。修士们会照顾他的，他在那里一切都好，修士们都是好人，费用也不高。”
他拍了拍手，又要了些啤酒。
“你看见没？有个仆人造（照）看我，很不错。”
我问出了医院的名字，然后告辞。
“告诉塞巴斯蒂安我还在这儿，一切都好。我觉得他会担心我，大概吧。”
我第二天早上去的医院，它位于旧城与新城之间，是一排平房，由方济各会的修士开办并管理。我穿过一群患病的摩尔人，来到医生办公室。医生不是教徒，有一张刮得很干净的脸，穿着一身洁白的、硬挺的白大褂。我们用法语交流，他告诉我塞巴斯蒂安没什么危险，但不适合旅行。塞巴斯蒂安得了流感，一侧的肺部还稍微有点感染。他现在很虚弱，抵抗力很低。谁能预料以后的事呢？“他是个酒鬼。”医生以冷静得有些残酷的语气说。他带有科学工作者一贯的简约风格，将无关紧要的话限制到最少，让他们的工作停留在最精简枯燥的状态。但随后他把我交给了一位满面胡须、光着脚的修士，这位修士并未背负科学工作者的自负，而是专注于病房里的脏活累活，在他那里我听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
“他很有耐心，不像个年轻人。他就躺在一边，从不抱怨——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抱怨声。我们没有设备可用，政府给我们的都是从部队那边淘汰下来的东西。他人很好。有个德国小伙子，一只脚受了伤一直没治好，还得了二期梅毒，也过来治疗。在丹吉尔弗莱特勋爵发现他在挨饿，就把他带了过来，还给他安排了住处。真是个善良的人啊。”
“头脑简单的可怜修士。”我想，“可怜的呆瓜。”上帝宽恕我吧！
塞巴斯蒂安住在为欧洲人准备的侧室里，低矮的隔板将病床隔开，形成独立的小房间，多少能保留一点隐私。他正躺在床上，双手放在被子上，眼睛凝视着墙壁，上面唯一的装饰是一幅石印的宗教油画。
“你的朋友来看你了。”修士说。
他慢慢转过头。
“哦，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库尔特，你来这里做什么，查尔斯？”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虚弱；酗酒令其他人身体发福，面色潮红，却令塞巴斯蒂安日渐枯萎。修士离开了，我坐在他的床边，说起他的病情。
“我已经精神恍惚一两天了，”他说，“我总觉得我回到了牛津。你去过我的房子了吗？你喜欢吗？库尔特还在那里吗？我不会问你喜欢不喜欢库尔特，没人喜欢他。滑稽的是——要是没有他，我还真过不下去，你知道的。”
然后我跟他说起了他妈妈的情况。他有几分钟什么都没说，只是盯着那幅“圣母七苦”的石版画。后来开口说：
“可怜的妈妈，她可真是个蛇蝎女人，对吧？轻轻一碰就能要人命。”
我给茱莉娅拍了电报，告诉她塞巴斯蒂安无法承受长途旅行。然后我在非斯待了一周，每天都去医院，直到他痊愈。他恢复体力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我第二次去看望他时他便开始跟我要白兰地了。第二天他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点，藏在了床下。
医生告诉我：“你的朋友又开始喝酒了，这里是不允许喝酒的。我有什么办法，这地方又不是少管所。我又不能在病房守着。我在这里是治病救人的，不能帮人戒掉恶习、自律自爱。白兰地现在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只会让他下次生病时更加虚弱，直到有一天一点小毛病就能要他的命。这不是酒鬼之家，这个周末之前他必须离开。”
打杂的修士说：“您的朋友今天高兴极了，像变了个人似的。”
“头脑简单的可怜修士，”我想，“可怜的呆瓜。”但他又继续说：“您知道为什么吗？他在床上藏了一瓶白兰地，这是我第二次发现。我刚拿走一瓶，他就又弄来一瓶。他可真淘气。是阿拉伯男孩帮他搞来的。但是看到他又变得这么开心真是件好事，他以前总是悲伤得很。”
在这里的最后一个下午，我说：“塞巴斯蒂安，你妈妈去世了。”我当天上午才得到的消息，“你想回英国吗？”
“某种程度上来说，回去倒也不错。”他说，“但你觉得库尔特会愿意去吗？”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说，“你不会想和库尔特共度余生吧？”
“我不知道，他似乎是这么打算的。‘对他来说很好，我觉得，大概。’”他模仿着库尔特的口音。然后他又说了一些话，如果我多加留心，应该可以解决一个困扰我的难题；但我当时听到了，记住了，却并没有在意。“你知道的，查尔斯，”他说，“如果你一辈子都被人照顾，现在却需要自己去照顾别人，这会是个相当令人愉快的变化。当然啦，只有当一个人非常绝望时，才会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来照顾吧。”
离开之前，我打理好了他的财务问题。他那时已经过得很拮据了，只能靠打电报让他的律师寄一点零钱过来。我找了当地银行分行的经理，替他安排好。如果有钱从伦敦寄过来，经理会把它收作塞巴斯蒂安的季度津贴，然后每周付给他一点钱作为零用，剩下的留待应急使用。这笔钱只能给塞巴斯蒂安本人，并且只有用途正当且由经理认可之后才行。对这一切安排，塞巴斯蒂安欣然同意。
“不然的话，”他说，“等我喝醉了，库尔特会把总金额写在支票上，让我签名，然后拿着钱跑掉。之后他又会陷入各种麻烦之中。”
我把塞巴斯蒂安从医院送回了家。他在柳条椅里似乎比在病床上更虚弱。这两个病人，他和库尔特，就这样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台留声机。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库尔特说，“我需要你。”
“是吗，库尔特？”
“我觉得是。你生病的时候，我一个人过得可难受了。那个男孩太懒了——我想找他的时候他总是偷偷溜走。有一次他在外面待了一整夜，我醒来的时候都没人给我煮咖啡。一只脚全是脓可难受了，睡也睡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要溜走，找一个有人照顾我的地方住。”
他拍了拍手，但是并没有仆人过来。“你看见了？”他说。
“你想要什么？”
“烟，我床下的包里还有一些。”
塞巴斯蒂安挣扎着，想站起身。
“我拿吧，”我说，“他的床在哪儿？”
“不，那是我的工作。”塞巴斯蒂安说。
“四（是）的，”库尔特说，“我觉得这是塞巴斯蒂安的事。”
于是，我就把他和他的朋友留在了那栋位于死胡同尽头的小房子里。对塞巴斯蒂安，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本打算直接回巴黎，但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费问题让我还得先去伦敦，和布赖兹赫德见一面。我在丹吉尔搭大英轮船公司的客轮，六月初回到了英国。
“在你看来，”布赖兹赫德问我，“我弟弟和那个德国人有没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不，我确信没有。他们只是两个流浪儿，碰巧走到了一起。”
“你说那人是个逃犯？”
“我是说‘罪犯之类的’，他进过军事监狱，被放出来的时候也挺不光彩的。”
“医生说塞巴斯蒂安正准备喝酒自杀？”
“喝酒会让他身体衰弱。但还没到神经错乱或者肝硬化的地步。”
“他没疯吗？”
“当然没有。他只是找到了一个适合一起生活的理想伴侣，还找到了一个乐意居住的地方罢了。”
“那就照你说的，他一定可以拿到自己的生活费。事情很清楚了。”
从某种角度上说，布赖兹赫德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对一切事物，他都表现出近乎疯狂的镇定自若，这使得他做起决定来往往迅速而从容。
“你愿意画一画这栋宅子吗？”他突然问道，“画一张正面的，一张后面庭院的，一张楼梯的，一张大客厅，可以吗？四张小油画。我父亲想留个纪念，保存在布赖兹赫德。我一个画家都不认识，茱莉娅说建筑绘画是你的专长。”
“是的，”我说，“我很乐意效劳。”
“你知道这里马上就要拆了吗？我父亲正准备转手，他们打算在这里盖一栋公寓楼，还要保留这个名字——我们显然无权干涉。”
“真是件让人悲伤的事。”
“嗯，我当然也很遗憾。但你觉得它从建筑的角度上看，还算不错？”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栋宅子。”
“我没看出来。我总觉得它相当丑。也许你的画会让我改变对它的看法吧。”
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份委托。我得和时间赛跑，因为开发商只等最后的签字，就会开始他们的破坏工作。尽管我有个不好的习惯，总喜欢在一张画布上花费太长时间，从不见好就收。不过或许正因如此，这四幅画是我相当得意的作品，而它们在我以及其他人眼里的成功，都使得我未来的职业道路更加坦荡。
我先从长客厅画起，因为他们急着把家具搬走，而那些家具自宅子建成就搬进来了。这是一个狭长、精致、对称设计的亚当式房间，两扇凸窗朝着格林公园。下午我在这里画画时，光线从西边的窗户倾泻而入，并因为外面鲜嫩的小树而染上了新鲜的绿色。
我先用铅笔勾勒出透视图，把细节一一定下。然后我像个站在岸上的潜水员一样，先从画作前后退几步，再一下子扎进水中，过一会儿又浮了上来——我为此兴奋不已。我通常是个缓慢细致的画家，而那个下午、第二天一整天，再加上之后一天，我都在努力作画。我不能出任何错误。每一部分结束，我都会暂停片刻，心情忐忑，害怕开始下一部分，像个赌徒一样，恐惧运气倒转，牌局可逆。时间在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地流逝，这幅画终于逐渐成形了。其实倒也没什么难的，光线和色彩千变万化，形成一个整体，我想要的颜色就在调色板上，每一次下笔之后，画出的东西就像是生长在那里一般自然。
最后一个下午，刚开工我就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我可以坐在这儿看你画画吗？”
我转过身，发现是科迪莉亚。
“可以，”我说，“只要不说话就行。”然后我继续工作，把她忘在脑后，直到日薄西山，令我不得不停下画笔。
“能这样画画一定很有趣。”
我已经忘了她在那里。
“是的。”
尽管光线暗淡，房间已褪色至黑白，可我仍旧无法离开我的画。我把它从画架上取下，贴在窗户上，再放回去，把一处阴影画亮了一些。突然，疲倦占领了我的脑袋、眼睛、后背和手臂。天色已晚，我决定不再动笔，转向了科迪莉亚。
她现在十五岁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她长高了不少，几乎把个子长完了。她并没有茱莉娅那种文艺复兴时期崇尚的古典美，不过长长的鼻子和高高的颧骨已经露出布赖兹赫德家族的样貌。为了给母亲服丧，她穿了件黑衣服。
“我累了。”我说。
“我猜也是。你画完了吗？”
“差不多，不过我明天还要润色一下。”
“你知道晚饭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吧？现在这里已经没人做饭了。我今天早上刚到，没想到这里已经破败到这个程度。你不想带我出去吃晚饭吧？你想吗？”
我们从花园的门离开，穿过公园，在黄昏时分走进丽兹餐厅。
“你见到塞巴斯蒂安了？他到现在还不愿意回来？”
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她已经明白很多事情了。我说是的。
“好吧，我爱他，比爱任何人都爱他。”她说，“说到马奇梅因家，真让人伤心，不是吗？你知道吗？他们想在那里建一栋公寓楼，而雷克斯要去住那种他说是‘顶层公寓’的顶层房间。这倒很符合他的为人，对吧？可怜的茱莉娅。这对她来说太过分了。他根本不明白她的感受，还以为她舍不得离开这老房子呢。事情很快就都要了结了，不是吗？很明显，爸爸已经举债很久了。卖掉马奇宅邸可以让他还清债务，但我不知道按照利率，他一年还能存下多少钱。可拆掉这大宅子似乎又是个耻辱。茱莉娅说她宁愿让别人住进来，也不想这么做。”
“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呢？”
“是啊，怎么打算呢？有各种各样的建议，范妮·罗丝康芒舅妈想要我跟她一块儿住，茱莉娅和雷克斯想要分一半布赖兹赫德庄园，就住在那里。爸爸不会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他可能会回来，但他没回来。”
“他们把布赖兹赫德的小教堂关掉了，是布赖德和主教一起干的。妈妈的追思弥撒就是小教堂做的最后一次弥撒了。她刚下葬，那个神父就进来了——当时我一个人在那里。我觉得他没看见我——他把祭坛的石头拿出来，放进自己的包里，然后又用圣油点燃了一卷卷的羊毛，把灰烬撒到了外面。他把圣水钵倒空，灭掉祭坛上的灯。他敞开神龛，里面空荡荡的，仿佛从那时起一直都是耶稣受难日。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查尔斯，可怜的不可知论者。我待在那里，直到他走开。过了一会儿，突然间，这个地方就不再是小教堂了，只是一个装潢奇怪的房间。我没法告诉你那是怎样一种感受。我猜你从没做过纪念耶稣受难的晨祷吧？”
“从没做过。”
“好吧，如果你做过，你就会知道犹太人对他们的圣殿有怎样的情感了。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很美的一曲圣歌，你应该去一次的，只是听听这个。”
“还想劝我皈依呢，科迪莉亚？”
“哦，不，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知道成了天主教徒之后，我爸爸说了什么吗？妈妈告诉过我一回。他对她说：‘你让我的家族又恢复了祖先原本的信仰。’这是瞎扯，你知道的。不管怎么说，这个家族从来都不像铁板一块，对吧？他走了，塞巴斯蒂安和茱莉娅也走了，但上帝不会让他们走太久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塞巴斯蒂安头一次喝醉的晚上妈妈给我们念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糟糕之夜’。布朗神父说什么‘我抓他（小偷），用的是看不见的钩子，还有看不见的线，这线足够长，可以让他漫步到世界尽头。只要猛拉这根线，就可以把他带回来’。”
我们几乎没谈到她母亲。我们说话时，她也在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有一次她说：“你看到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那首诗了吗？那诗可滑稽了：‘他觉得她是世上最好的人——一辈子都爱她——但这似乎又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我们家，我和她的关系是最好的了，可我不觉得我真心爱过她。至少不是以她想要的或是应得的方式爱她。很奇怪，我不爱她，而我本性却是情感充沛的。”
“我一点也不了解你母亲。”
“你不喜欢她。我有时候会想，当人们想要憎恨上帝，他们就会憎恨妈妈。”
“这是什么意思，科迪莉亚？”
“嗯，你看，她是个圣洁的人，却不是个圣徒。谁也不会去恨圣徒，不是吗？他们也没法去恨上帝。每当人们想恨他和圣徒的时候，他们会去找一些类似的东西，假装它是上帝，然后去恨它。我猜你会觉得我在瞎扯。”
“我以前听过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那里。”
“我是很认真的。关于这个，我想了很久，觉得对于可怜的妈妈，这好像是一个行得通的解释。”
然后，这个古怪的孩子又开始愉快地享受她的晚餐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单独出来跟人共进晚餐呢。”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茱莉娅一听说他们要卖掉马奇宅邸，就说，‘可怜的科迪莉亚，她没机会在这里办她初入社交圈的舞会了’。我们过去经常谈论这件事——就像谈论要我给她做伴娘一样。那个最后也没实现。茱莉娅办舞会的时候，他们允许我看一小时，和范妮舅妈一起坐在角落里。然后她说：‘再过六年，你也可以像这样啦……’可我希望我能得到神召。”
“那是什么意思？”
“神召意味着你可以当修女了。不管你有多想当修女，只要没有神召，你就做不成。而如果得到了神召，无论你有多讨厌它，你都不能逃避。布赖德以为自己得到了神召，其实并没有。我以前常常觉得塞巴斯蒂安得到了神召，并且在憎恨它——但现在我又不确定了。一切都变化得太突然了。”
但我对这种修道院式的喋喋不休并没有耐心。那个下午，画笔在我手里仿佛有了生命，我的手指已经加入那伟大而丰盛的创造之中了。那个傍晚，我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那个勃朗宁的文艺复兴。我曾身穿热那亚丝绒，走在罗马街头，用伽利略的望远镜瞭望星空，唾弃修士们落满灰尘的典籍，鄙夷他们深深下陷、充满嫉妒的眼睛和他们吹毛求疵、晦涩难懂的演说。
“你会爱上什么人的。”我说。
“哦，千万不要。我说，你觉得我还能再来点这种美味的蛋白甜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