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初遇塞巴斯蒂安·弗莱特——以及安东尼·布兰奇——初访布赖兹赫德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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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来过这里。”我说。我以前来过这里。二十多年前，六月里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塞巴斯蒂安第一次带我来。当时，沟渠旁还簇拥着淡黄的绒线菊，空气中充满夏天的丰盛气息。我一直记得，那一天特别晴朗，尽管我后来造访得愈加频繁，每次心情也不尽相同，但最后一次故地重游的时候，我忆起的还是初次来这儿的情景。
那一天，我同样对自己即将抵达的目的地一无所知。当时是八人划船周，在牛津——这个像昔日的雷昂尼斯一样、眨眼间被滔天洪水淹没的地方。不过那时，它还是一座精雕细琢的小城。在她宽敞又安静的街道上，人们行走议论，宛如身处纽曼的年代。她秋日的雾霭、灰白的春光，以及呈现在夏日的稀有光彩——就像那一天，栗树的花正在盛放，清晰的钟声在辽阔的天空飘荡，轻而易举就翻越山墙与圆屋顶，散发出几个世纪以来的青春气息。正是这种幽深的寂静，让我们的欢笑回响，静谧而欢愉，穿行于喧闹之中。每逢八人划船周，总会有一群闹哄哄的女人来到这里，竟有好几百人之多。她们嘁嘁喳喳、摇摇晃晃地走在鹅卵石小路和石阶上，参观、玩乐、喝冰镇红酒、吃黄瓜三明治。她们还会撑船，让她们的方头平底船聚拢在大学生们的驳船周围。她们在《伊希斯》杂志社和辩论社彼此问候，不时来上一段古怪、轻浮、令人无比困扰的“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式玩笑，还以她们独特的大合唱在学院的礼拜堂里引人侧目。回音与不速之客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而我们的学院却没有回响，因为这里正是所有吵闹的源头。我们当时正在举行舞会。我住在前院，窗前的空地上此时已经铺好了地板，搭上了帐篷，棕榈叶和杜鹃花包围着门房。最糟糕的是，我楼上住的那个胆小如鼠的自然科学学院学监，竟在这段时间把他的房间租给女士们做衣帽间——关于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的告示，此时正挂在距离我的橡树大门正上方不到六英尺的地方。
所有人里，对此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我的校工。
“没有女伴的绅士们，在接下来这几天里被要求尽可能外出用餐。”他沮丧地宣布，“您在学校里用餐吗？”
“不，伦特。”
“他们说，这是给仆人们的机会。得了吧！我还得去给女士衣帽间准备一个针插垫。她们为什么要跳舞？我看不出什么名堂。以前划船周的时候从没有什么舞会，纪念舞会另当别论，可它是在假期里，也不会和划船周一起进行。这些人就像是茶喝不够、船划不够似的。要是你问起我，先生，我觉得这都赖那场战争。要是没有战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时是1923年，对伦特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来说，他们没法再像1914年时那样过日子了。“现在晚上喝酒，”他继续说，同时像他平时习惯的那样，人在门口，身子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约上一两个绅士一起共进午餐，这是应该的。但根本不该有什么舞会。这都是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家伙带回来的东西，那些人又老又无知，还不愿意学习。真是这样。还有些人甚至跑到城里的共济会去跳舞，不过学监会抓到他们的，你看着吧……啊，塞巴斯蒂安少爷来了，我不该站在这儿说话，还有针插垫等着我去准备呢。”
塞巴斯蒂安走了进来。他穿着纯灰色法兰绒上衣，白色双绉裤子，打着一条夏尔凡领带，上面是邮票图案，刚好和我的那条很像。“查尔斯，你们学院到底怎么了？有马戏团来表演了？就差没看到大象了。我得说，整个牛津突然变得好古怪。昨天晚上，这里居然挤满了女人。你得马上走，这地方太危险。我刚好有台车、一篮草莓和一瓶佩拉庄园葡萄酒——别装了，这酒你肯定没尝过。它和草莓相配极了。”
“我们要去哪儿？”
“去见个朋友。”
“谁啊？”
“一个姓霍金斯的。带上点零钱，以备我们一会儿遇上想买的东西。这台摩托车是一个叫哈德卡斯尔的人的，待会儿我要是摔死了，记得把这玩意儿还给他——我不大会开摩托。”
穿过大门，在曾是传达室的冬季花园外，正停着一辆莫里斯—考利双座汽车。塞巴斯蒂安的泰迪熊正端坐在方向盘上。我们把他放在我俩中间，“照看好，别让他着凉了”，然后出发。圣玛丽教堂钟敲九下，我们差点撞上一个牧师，他戴着一顶黑草帽，留着白胡须，正不紧不慢地在高街上逆行。莫里斯—考利穿过卡尔法克斯，途经车站，很快来到博特利路，身旁就是开阔的田野。那时候，人们总是毫不费力就可以抵达乡下。
“天还早呢，对吧？”塞巴斯蒂安说，“女士们还在做那些女人们下楼前要做的事呢。懒惰真是毁了她们。我们逃出来了，愿上帝保佑哈德卡斯尔。”
“那个哈德卡斯尔到底是谁？”
“他本打算和我们一起来，不过懒惰毁了他。瞧吧，我跟他说好约在十点见的。他在我们学院念书，是一个阴郁的人。可他应该过着双重生活，至少我这么觉得。毕竟他也不能成天扮哈德卡斯尔，白天也这样，黑夜也这样，总是一张脸，对吧？不然他早就死于无趣了。他还说他认识我父亲，但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没人认识我老爸，社交圈里人人都想避开他。你没听说过吗？”
“真可惜，我们俩都不会唱歌。”我说。
到斯温登，莫里斯—考利身下便不再是平整的马路了。等到太阳终于爬上山顶，我们来到一片干燥的石墙与长条石屋中间。这会儿已经将近十一点，塞巴斯蒂安突然把车开进了一条小路，然后停了下来。天气很热，我们不得不去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在一个覆盖着被羊群啃食过小草的山丘上，我们找到了一片榆树林。在树下，我们吃草莓，喝葡萄酒——正如塞巴斯蒂安所许诺的，这两样东西的确很般配。酒足饭饱，我们点上土耳其粗雪茄，仰面躺在草地上。塞巴斯蒂安注视着头上的树叶，我则望着他的侧影。四下无风，蓝灰色的烟雾升起，一直飘进蓝绿色的树荫之中。雪茄的香气，混合了夏日的芬芳，再加上那上等佳酿的绵长余韵，让我们仿佛离开地面，悬浮在这草地一指之上。
“这地方真适合埋金子，”塞巴斯蒂安说，“我要在每一个让我觉得快乐的地方，都埋上一件宝贝。这样等到我又老又丑、满心绝望时，就可以回来，挖出宝贝，想起那些好时光。”
这是我大学入学的第三个学期，但我的牛津生活，其实直到第一次遇见塞巴斯蒂安，才算真正开始。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学期已经过半。我们来自不同的中学，在牛津又分属不同学院。所以要不是某天晚上他在我们学院喝得烂醉，而我又刚好住在前院一楼的房间，恐怕上完这三四年大学，我都不会遇见他。
我的堂兄贾斯珀曾警告过我住这类房子的种种危险。当时，我初来乍到，只有他一个人觉得我会是个能够听从悉心指导的对象。我的父亲就从没给过我任何建议。他一如往常，在跟我相处时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严肃的话题，直到我出发的前夜，父亲才提到大学这个话题。他十分谨慎又含糊地对我说：“我一直在谈你的事呢。我在雅典娜俱乐部那边遇见了你未来的院长，我想谈谈伊特剌斯坎人对不朽的看法，他倒想说说在工人阶层推广学术讲座的事情，所以我们折了个中，谈了谈你的事情。我问他该怎样安排你的生活费，他说‘一年三百镑，别给再多了，大多数人拿的都是这个数’。我觉得这个答案不怎么好，我上学的时候，生活费就比其他人要多那么一点，而在我的经验里，无论何时何地，一个人手里多几百镑的现钱，总会让他在众人面前显得更体面，也更受欢迎。想到这个，我打算一年给你六百。”他说着，不时还在觉得自己很风趣的时候抽抽鼻子，“不过我又想，一旦你们院长听说了这件事，他恐怕会觉得我是有意冒犯他。所以我决定，给你五百五十镑。”
我谢过他。
“嗯，这确实是一种娇惯。不过，你知道，这些都来自家里的存款。我想，现在是该给你些建议的时候了，不过我自己就从没收到过任何建议，除了你的远房亲戚阿尔弗雷德。你知道吗，那个夏天，我出门闯荡之前，他骑着马专程赶到鲍顿来，只为了给我一点建议。你知道他的建议是什么吗？‘内德，’他说，‘有件事我求你一定要照办，就是上学的时候，每到周日都要戴礼帽。这比什么都重要，看你体不体面——人家不看别的，就看这个。’而且你知道吗，”我父亲继续说，同时深深地吸了一下鼻子，“我总是戴着我的礼帽。其他人有的会戴，有的压根儿不会，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同，也没听过有人议论，但我总戴着礼帽。这只表明了在恰当的时机，一个谨慎的建议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希望我也可以告诫你点什么，但很可惜，我没什么建议给你。”
我的堂兄贾斯珀弥补了这一缺憾。他是我父亲一个哥哥的儿子，我父亲曾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称他是“家族之首领”。他今年上四年级，预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穿上牛津划船队的蓝色队服。他是坎宁俱乐部的秘书，同时还是学生活动室的总管，在学院中颇有声望。在我来学校的第一周，他便前来正式拜访，还留下来喝下午茶。他吃了很多东西：蜂蜜面包、鳀鱼吐司、富勒牌核桃仁蛋糕，然后点上烟斗，瘫坐在我的柳条椅里，给我拟订行为准则。他的建议覆盖了方方面面，甚至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说的大部分话，那些翻来覆去的言语：“……你在读历史？那真是门令人尊敬的学问。这个学校里最糟糕的科目要数‘英国文学’，‘现代经典’次之。学习的时候，你要么拿‘优’，要么就混个及格，任何中间等级的成绩都是没有意义的。费了功夫，成绩却只是‘中等偏上’，那时间可就算是白白丢掉了。你应该去听最好的讲座，比如阿克赖特讲德摩斯梯尼。不要去管那些讲座是不是你们学院的。关于衣着，要穿得像你在乡下的时候那样好。永远不要穿粗花呢的外套和法兰绒的裤子——永远都要穿成套的衣服。去伦敦找一个裁缝，那里的裁缝手艺好，而且赊账期也长。至于俱乐部，现在就要加入卡尔顿，等二年级一开始就去‘烤架’。如果你想加入辩论社——那也不是什么坏事，不过你得先在外面有点名声，比如先去坎宁或者查塔姆活动活动，最好再在报纸上写点文章……远离野猪山……”此时晚霞映在对面的墙上，再过一会儿天就完全黑了。我往壁炉里添了煤，然后打开灯，贾斯珀在伦敦定做的宽大运动裤和利安德领带显得愈加气派。“别把导师当成你以前学校的校长，应该把他们当成你在家时的教区牧师……明年你就会发现，你要用上半年时间，才能甩掉那些第一年结交的不合适的朋友……提防那些天主教徒，他们都是些口音难听的鸡奸佬。事实上，你应该跟所有宗教组织撇清关系，它们什么用处都没有，只会招来祸害……”
最后，在临走前，他说：“最后一件事，记得换个房间。”我的房间很宽敞，有深深的凹窗和来自18世纪的镶板画。作为一个新生，我很庆幸自己能拥有这样的房间。“我看到有太多人，都毁在这前院一楼的房间里了，”我堂兄语气凝重地说，“人们不断造访，他们会把自己的长袍留在这里，然后等要去饭堂前再来这里换上。出于礼节，你得给他们递上一杯雪利酒。转眼间，你这里就会变成一间酒吧——而且还是免费的。所有学院里的不良分子，都会在这里蹭吃蹭喝。”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意无意地听从了他的哪条建议。不过，我是肯定不会换房间的。我的房间窗户下面还有一片紫罗兰，每到夏天，窗前都花香四溢。
人回忆过去时，很容易给青年时代的自己贴上或过分成熟或过分天真的虚假标签，篡改自己的成长历程。我应该想一下——而我也确实想过——用莫里斯的作品或阿伦德尔的画作装点自己的房间，书架全放上17世纪的对开本大书，以及有着俄罗斯皮革及波纹丝绸装帧的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小说。但这都不是真的。在第一个下午，我得意扬扬地在壁炉上挂了一幅凡·高《向日葵》的复制品，还找来一扇屏风，上面是罗杰·弗赖的普罗旺斯风光——它是我在欧米茄工坊清仓处理时便宜买来的。我还在墙上贴了麦克奈特·考弗的海报和一张来自诗歌书店的韵律示意表。最不堪回首的，是我在壁炉架上的两根黑色蜡烛之间，摆放了一个波莉·皮切的瓷质人偶。我的藏书贫乏而单调：罗杰·弗赖的《视觉与设计》，美第奇出版社出版的《什罗普郡少年》《维多利亚名人传》《乔治王朝诗选》《罪恶之街》，以及《南风》。我在大学里最早交到的几个朋友，大致也是这种风格：来自公立学校的柯林斯，他天生就是要当老师的，拥有丰富的阅读量和孩童般的幽默感；还有一个由本学院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圈子，他们处在过分华丽的“唯美主义者”和住在大学路、惠灵顿广场公寓里致力于“实事求是”的无产阶级学者之间，极力保持着“文化中立”。只有在这样的圈子里，第一学期的我才有了被接纳的感觉。他们可以提供我在中学时所享受的那种陪伴，而中学时代又刚好使我形成了接纳他们的性格。不过即便在牛津最初的日子——牛津的大学生活本身，以及拥有自己的房间和支票簿——令我愉悦，但我心里仍觉得，牛津可以给我的，不止这些。
随着塞巴斯蒂安的到来，这些灰色人物就纷纷淹没于背景之中，消失不见了，就像是薄雾中的高地绵羊。柯林斯曾向我揭露现代美学的谬误之处：“……所有关于‘有意味的形式’的论证成立与否，全要看体积。如果你想让塞尚在他的二维画布上表现三维空间，你就得同时允许兰希尔笔下的忠诚之光，闪现在西班牙猎犬的眼睛里……”不过直到塞巴斯蒂安慵懒地翻阅着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念叨并议论说“‘会有人对一只蝴蝶、一朵花，怀有和对一座大教堂、一幅画同样的情感吗？’是的，我会”的时候，我才豁然开朗。
其实在认识他之前，我就已经见过他了。那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从开学第一周起，他那迷人的外貌和仿佛从未听闻过任何世俗规范一般的怪异举止，就已经令他成为这一年最引人瞩目的新生。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杰默理发店里，当时最令我惊讶的倒不是他的样貌，而是他带着一只巨大的泰迪熊。
“那位，”刚一坐下，理发师便对我说，“就是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少爷。他真是个有趣的年轻绅士。”
“显然如此。”我附和道。
“他是马奇梅因勋爵的二少爷，他的哥哥是布赖兹赫德伯爵，上学期刚离校。那位可不太一样，是位安静的绅士，安静得像个老人。可你猜猜刚才这位塞巴斯蒂安少爷想要什么？他想给他的泰迪熊要一把毛刷，毛刷的毛得很硬的才好。而且这位少爷还说，这刷子并不是用来刷毛，而是用来在他生气时，打屁股、吓唬那只熊的。他买走了一把上好的、象牙镶背的毛刷，还在上面刻了‘阿洛伊修斯’——那只熊的名字。”一个男人，到他这个年纪，本该早已对学生们的种种空想感到厌倦，可他却对此如此着迷。不过此时，我仍对塞巴斯蒂安心存厌恶。等到后来见他乘双轮小马车，以及带着假胡子在乔治餐厅用餐的情形，都没能改变我对他的印象，尽管柯林斯此时在读弗洛伊德，并且可以用其理论对他的怪异之处进行合理解释。
直到我们真正见面，那仍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场景。三月初的一个晚上，将近午夜，我正用热红酒招待学院的知识分子们。火在壁炉里熊熊燃烧，整个屋子弥漫着浓重的烟气和香料味，而我也听腻了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我打开窗子，此时前院外面传来了不寻常的响声：是醉汉们的痴笑，掺杂着跌跌撞撞的脚步声。一个声音说“停下”；另一个则说“来吧”；又一个说“反正时间足够……回学院……等‘汤姆’不响了再说”；还有一个比它们都清楚的声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有点不舒服，我得离开你们一分钟”，然后就跑到了我的窗前。我认出那正是塞巴斯蒂安，可眼前这张脸，和我之前见过的生气勃勃、充满欢乐的面孔截然不同。他无神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身子前倾，把头探进我的房间。他吐了。
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一场宴会是很寻常的事情。这里有一份公认的价目表，方便我们邀请校工来处理这种情况。至于喝酒，我们也都一路试错，不断学习。而塞巴斯蒂安，在那样窘迫的状况下，他选择了一扇打开的窗户，多少也体现了他的疯狂与可爱。可这毕竟是一次不吉利的会面。
他的朋友把他送到了门口。几分钟后，宴会主人、一个与我同年级、和蔼可亲的伊顿毕业生，回来向我道歉。他同样醉醺醺的，解释起来颠三倒四，最后还眼泪汪汪。“他喝了太多种酒了，”他说，“这并不是酒的数量或者质量问题，而是因为他是混着喝的。你得知道这个，知道这个才算是理解了问题的关键。你得知道，人若理解一切，就能宽恕一切。”
“是的。”我说。可等到第二天伦特数落我的时候，我又变得牢骚满腹了。
“五个人，喝了两大壶热红酒，”伦特说，“这里没法不变成这样，甚至都来不及去窗子外面解决，是吧？人哪，要是做不来什么事情，就不要勉强。”
“这并不是我们聚会时弄的，是别的学院的人。”
“好吧，不管是谁弄的，把这摊东西弄干净都是件恶心的差事。”
“餐柜上有五先令。”
“我看到了，谢谢你，但任何一个早上我都宁愿不要这钱，也不想看到这烂摊子。”
我拿上长袍出门，留下伦特继续完成他的工作。那些日子我还常常去上课，直到十一点后才回房间。一回房间，我就看到房间里摆满了鲜花，事实上，那场景就像是整个花卉市场一整天的存货全被塞进了我房里每一个可以当容器的东西里。伦特正在把剩下的花用牛皮纸包起来，准备一会儿带回家。
“伦特，这是怎么回事？”
“昨晚的那位绅士送来的，先生。他还留了张字条给你。”
字条上的字是用孔泰粉蜡笔写的，占满了我一整张上好的沃特曼绘图纸：我非常懊悔。阿洛伊修斯拒绝和我说话，除非亲眼看见我得到原谅，所以请来参加今天的午宴。塞巴斯蒂安·弗莱特。我后来回想，这的确是他的风格——毫无来由就假定我知道他的住处。不过那时，我也确实知道。
“真是位有趣的绅士，我确信为他打扫是一种荣幸。我看你要在外面吃午饭了，先生。我已经告诉柯林斯先生和帕特里奇先生了。他们本打算和你一起去食堂用餐。”
“是的，伦特。我出去吃。”
那个午宴——事实证明，它就是聚会——成了我人生新的开始。
我内心犹豫不决，因为那个地方很陌生，同时我耳畔似乎还传来了微弱、自负的警告，像是柯林斯的语调，劝我不去为好。可这些日子里，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又对那里满怀好奇，同时怀着淡淡的、莫名的恐惧，可也总觉得自己能在墙上找到一扇矮门，虽然我知道其他人会比我先到。那扇门后，就是一座封闭而令人迷醉的花园。它位于这灰色城市的中心，从整座城市哪一个窗口，都无从窥见它的样貌。
塞巴斯蒂安住在基督教会学院主楼的高处。我到的时候还只有他一个人，正在剥鸟蛋。桌子正中央有一个铺满苔藓的鸟窝，鸟蛋正是那里取出的。
“我刚刚数过了，”他说，“每人五颗，还剩两颗，所以这两颗归我。不知怎么的，我今天饿极了。昨晚后来我一直待在‘多比尔和古多尔’药店，因为实在是醉得不行。我现在还觉得那时发生的一切都好像是在做梦。请不要叫醒我。”
他如此迷人，散发着不属于任何性别的柔美。这种美属于极致的青春，令其可以肆意歌唱爱情，可一旦寒风来临，便会很快香消玉殒。
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摆设：一台哥特式的小风琴、一个做成象脚样子的废纸篓、一堆蜡质水果、两只过于巨大的塞夫勒细瓷花瓶，还有几张镶了框的杜米埃作品，再加上房间里原有的朴素家具却配着一张大型午餐桌，令这一切显得更加不协调。他的壁炉架上还摆满了伦敦的小姐夫人们送来的请柬。
“那个野蛮人霍布森，把阿洛伊修斯带到隔壁去了，”他说，“这样或许也好，因为这里的鸟蛋也没他的份。你知道吗，霍布森讨厌阿洛伊修斯。我希望也能有一个像你住处那儿那样的校工。今天早上他待我很和善，这种事要是换了其他人，说不定就是另一副脸色了。”
客人到齐了。其中有三位来自伊顿的新生，温和、优雅、落落寡合。他们前一晚刚在伦敦参加了一场舞会，但谈论起这件事，却像是在说一场互不相熟的亲戚的葬礼。每个人一进来都直奔鸟蛋而去，随后才注意到塞巴斯蒂安，再看看我这边，礼貌但漠然地打招呼：“我做梦也不敢如此冒昧地提醒您，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今年头一次吃鸟蛋。”他们说，“你从哪里弄到的？”
“妈妈从布赖兹赫德寄过来的。那里的鸟儿总是早早就为她下蛋。”
等到我们把鸟蛋都吃光，开始享用奶油龙虾块的时候，最后一位客人才姗姗来迟。
“哦，我亲爱的，”他说，“我先前脱不开身。我刚刚在和我那荒……荒……荒唐可笑的导师共进午餐。我要走的时候他还很意外呢，我告诉他我要回去换衣服，踢……踢……踢足球。”
这个人很高，很瘦，皮肤有一点黑，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我们其余人都穿着粗花呢衣服和皮鞋，他则穿了一套光滑的巧克力棕色西装，上面的白色条纹很是扎眼。脚上是一双绒面鞋子，还戴着一个大大的蝴蝶结领结。一进屋，他就脱下了他的黄色耐洗革手套。他有点像法国人，又有点像美国佬，也许还有那么点犹太味，总之浑身上下充满了异国情调。
这位不必说，正是安东尼·布兰奇，“唯美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在所有查韦尔艾奇和萨默维尔的女学生中间，他都是罪恶的代名词。走在街上时，人们常常把他指出来给我看，而他总是一副神气十足、趾高气扬的样子。在乔治教堂，我还曾听过他对陈规旧习提出的质疑。而现在，在塞巴斯蒂安的魅力之下，亲眼得见，我发觉自己正贪婪地欣赏着他。
午宴用罢，他站起身，来到阳台上，手里拿着一个在塞巴斯蒂安房间一堆古董中意外出现的扩音喇叭，向下面低着头、穿着运动衫往河边走的人们深情款款地朗诵《荒原》：
“我，提瑞西阿斯，早已受尽了苦难。”他啜泣着从威尼斯式的拱门向下面的人群喊道。
“就在这张沙……沙发或床上扮演过。”
“我，曾在底比斯的墙下坐过。”
“又曾在最卑……卑贱的死人群中走过……”
然后，他轻快地走进房间。“看我让他们多惊讶！所有划……划船的小伙子都是我的格蕾丝·达林。”
我们坐在一起，小口啜着君度酒。最温柔也最漠然的那个伊顿学生伴着自己的手风琴，唱起了“她的武士被人抬进了屋”。
直到下午四点，人们才陆续离开。
安东尼·布兰奇第一个离开。他轮流向我们每个人致以正式又恭维的告别。对塞巴斯蒂安，他说：“我要在你身上射满带倒刺的箭，让你变成一个小针……针插垫。”然后对我说：“塞巴斯蒂安发现了你，真是太完美了。你原本藏在哪里呢？我要钻进你的地洞里，把你像一只老白……白鼬一样赶……赶出来。”
不久之后其他人也都离开了。我起身想和他们一起走，却被塞巴斯蒂安的话拦住：“再喝点君度酒吧。”于是我留下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得去一趟植物园。”
“去做什么？”
“去看看常春藤。”
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理由，所以我和他一起去了。当我们走到默顿学院墙下时，他挽起了我的胳膊。
“我之前从未去过植物园。”我说。
“哦，查尔斯，看看你还有多少东西要学！那儿有一个美丽的拱门，还有各种各样的常春藤，比我知道的还多。要是没有这植物园，我简直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最后，我回到了我的房间，发现它还是我早上离开时的样子。我忽然发觉自己被前所未有的空虚包围，这熟悉的氛围从未如此令我恼怒。出了什么问题？除了金色的水仙花，似乎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是屏风的缘故吗？我把它掉转方向，看不到上面的图画，多少让我好过了一点。
这是那扇屏风的末日。伦特一直都不喜欢它，所以没过几天就把它搬走，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楼梯下面，那里面堆满了水桶和拖把。
那天也是我与塞巴斯蒂安友谊正式开始的日子。所以也就有了后来，六月的那个上午。在榆树荫下，我躺在他身边，看着他唇间吐出的烟雾袅袅升起，飘进枝叶的缝隙。
我们继续上路，一个小时后就饿了。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前停了下来，它的另半边是个农场。我们吃了鸡蛋和培根，还吃了腌核桃和奶酪，喝的是啤酒。整间餐厅没有阳光，旧挂钟在暗处嘀嗒作响，一只猫趴在空荡荡的门口，睡得正香。
我们再一次出发，在下午早些时候到达了目的地。熟铁大门对开着，乡间草坪上坐落着两座传统风格的林间小屋，另有一条林荫路连接着更多大门和开阔的公园。行过一处拐角之后，一片全新的、私密的景观突然呈现在眼前。我们身处山谷之上，脚下大约半英里的地方，灰色与金色相间的灌木丛宛如屏风，映衬着一栋老宅的圆顶和石柱。
“怎么样？”塞巴斯蒂安一边说，一边把车停下来。距圆屋顶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向远处延伸，直至消失在视野中。周围还有几个低矮的小山丘，安然静候着，如护卫一般。
“怎么样啊？”
“住在这儿一定很棒！”我说。
“你一定要去看看前面的花园和喷泉，”塞巴斯蒂安俯身向前，把摩托车发动起来，“这是我家人住的地方。”尽管当时我忙于欣赏美景，可从他的话里，我仍隐约感受到一种不祥的寒意——他说的不是“我家”，而是“我家人住的地方”。
“不过别担心，”他接着说，“他们都走了，你不必去见他们。”
“可我很乐意见见他们。”
“好吧，不过你见不到。他们都在伦敦呢。”
我们驶过房前，来到一侧的庭院。“所有地方都上了锁，我们最好走这条路。”开过仆人居住区的过道，那里像座堡垒，石头铺地，石头做顶，“我要带你去见霍金斯婆婆，她曾是我们家的奶妈。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见见她。”他带我爬了一段没铺地毯却也一尘不染的榆木楼梯，楼梯之上是一条宽木板打底、中央铺着细长的厚地毯的通道，接下来则是铺着油布的过道，然后是许多小楼梯，还有几排深红色和金黄色的救火水桶，指明了楼梯井口的位置。我们走上最后一段楼梯，来到一扇门前面。那圆顶是假的，为的是模仿香波堡的穹顶。里面只是多一层楼，被隔成了许多小房间。这里是育婴室。
霍金斯婆婆坐在敞开的窗子旁，喷泉就在她眼前，远处还有湖泊和神殿。在目力所及的最后一个小山尖上，有一座闪闪发光的方尖石碑。她双手摊开，放在膝上，两手间搭着一条念珠。她睡得很熟，经过了努力工作的青年时期、经历丰富的中年时期，此刻她所拥有的安宁与无忧无虑，都写在那布满皱纹的慈祥的脸上。
“哎哟，”她醒了，说道，“真让人没想到。”
塞巴斯蒂安亲了亲她。
“那是谁呀？”她看见了我，问道，“我觉得我没见过他。”
于是塞巴斯蒂安给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
“你回来得正是时候，茱莉娅要在这儿待一天。他们都过得很开心，这里没有他们可没意思得很。只有钱德勒夫人和她的两个小女孩，还有老伯特陪着我。过些日子他们也要放假走了，八月份的时候就连烧锅炉的都得离开，你也要去意大利看望老爷，还有其他朋友那边要去做客，直到十月份我们才能在家里安定下来。不过我还是觉得，茱莉娅一定要像其他年轻女孩一样，到外面玩。虽然我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要丢弃这里的花园风景最好的季节，一起去伦敦。周四的时候，菲普斯神父来过这里，我也和他说了完全相同的话。”她如此补充道，好像这样就能为自己的观点增添一些权威性。
“你说茱莉娅在这里？”
“是啊，亲爱的，你们一定是刚好错过她了。她去保守党妇女组织那边了。本该是夫人亲自去的，不过她身体不太好。茱莉娅不会待很久的，一讲完话她就会回来，估计茶都不会喝。”
“我恐怕我们还会错过她。”
“别担心，亲爱的，见到你们她会很惊喜的，虽然她理应等到她们给她上茶。我告诉过她，那个保守党妇女组织就是为此成立的。说说你吧，和我讲讲，有什么新鲜事吗？你认真读书了吗？”
“我恐怕并没有，婆婆。”
“啊，我猜你是成天打板球去了，和你哥哥一个样。不过他能找到时间学习。从圣诞节开始他就没回来，不过我想他会回来看农业展览会的。你看到报纸上那篇关于茱莉娅的报道了吗？她还把报纸带回来给我看了。虽然不算特别好，不过报上说的倒也算不错。‘可爱的马奇梅因小姐在这个社交季闪亮登场……她很机智，打扮也很入时……是最受欢迎的新面孔。’看吧，这说得并不过分，虽然她真不该剪头发。她本来的头发多好看啊，就像夫人的一样。我曾跟菲普斯神父说，这不够自然，可他告诉我，修女们也这样做。然后我说：‘好吧，确实，可是神父大人，你不是也想让茱莉娅做修女吧？真会出主意！’”
塞巴斯蒂安和老太太相谈甚欢。这房间很可爱，因为圆屋顶的缘故，整个房间奇形怪状。墙壁上装饰着一系列丝带图案和玫瑰花。角落里有一匹木马，壁炉上挂着一幅圣心的石印油画。空空的壁炉，被蒲苇束和芦苇遮住；衣柜顶部打扫得很干净，上面摆放着许多小物件，都是她的孩子们在不同时期从世界各地为她带回来的礼物，有贝壳和火山岩的小雕刻、印花皮革、木质漆器、瓷器、沼泽橡木、带有镶嵌花纹的银器、萤石、蜡石、珊瑚，还有各种节日的纪念品。
不久之后，婆婆说：“摇摇铃吧，亲爱的，我们叫点茶喝。我以前都是下楼去钱德勒太太那边喝，不过今天我们就待在上面吧。平常照顾我的那个女孩今天也和其他人一起去了伦敦。新来的这个又是刚从乡下来，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她学得很快。摇铃吧。”
但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要走了。
“也不见见茱莉娅？她要是听说了会很难过的。她见到你会很开心的。”
“可怜的婆婆，”离开了育婴室，塞巴斯蒂安说，“她的生活太无趣了。我本来好心想让她来牛津和我一起住，可又怕她会一直劝我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得赶紧走了，我妹妹马上就回来了。”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是我，还是你妹妹？”
“是我自己，”塞巴斯蒂安突然很严肃，“我不想让你和我的家人走到一起。他们有着致命的魅力。从小到大，我生活里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一件件夺走了。要是他们把你迷住，你就会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好吧，”我说，“我很满意这样的解释。可是我能不能再看看这栋宅子的其他房间？”
“所有地方都锁上了，我们是来见婆婆的。等到亚历山德拉王后日，任何人只要花上一先令就可以来参观。要是你想看，就那时候来吧……”
他带着我穿过一扇羊毛毡门，走进一条漆黑的走廊。我隐约可以看到头上有一个镀金的檐口，还有一片拱形的灰泥。然后，他打开一扇沉重但开合自如的红木门，带我走进一个昏暗的大厅。光线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射进来。塞巴斯蒂安拔掉窗闩，打开窗扇，顷刻间，午后的阳光洒了进来，大厅中的一切一览无余：光秃秃的地板、一对巨大的大理石壁炉、装饰以古典神祇与英雄壁画的穹顶、镀了金边的镜子和仿云石的壁柱，以及群岛一般被罩起来的几件家具。这一切不过是匆匆一瞥得到的印象，好像是从正在行驶的公交车顶层，望见路旁灯火通明的舞厅。很快塞巴斯蒂安就把窗子放下了。“你看，”他说，“这里的房间都差不多。”
从我们在榆树荫下喝过酒，在路上转过那个弯，然后他问我“怎么样”之后，他的心情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有些东西我确实想带你瞧瞧，等下次吧——现在不是时候。不过那边有一个小教堂，你一定要看看，它可是新艺术主义的典型代表。”
最后一位在布赖兹赫德工作过的建筑师，为整栋宅子增加了一个石柱廊，还在侧翼加了几处建筑，其中之一就是小教堂。我们从公共门廊走进去（另一扇门通往主屋），塞巴斯蒂安把手指浸在圣水钵中，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屈膝跪拜。我也照样做了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有点生气地问。
“出于礼貌罢了。”
“你不必这样，你只是来参观的。这里怎么样？”
小教堂里面一度破败不堪，不过通过精心修整，现在呈现出了19世纪最后十年的艺术工艺风格。穿着印花罩衫的天使、攀缘蔷薇、野花烂漫的草地、活泼的羔羊、凯尔特字体写就的文本、身负甲胄的圣人，这些复杂的图案以清晰、明亮的色彩呈现在墙壁上。有一组三联的浅色橡木木雕，形状有些奇怪，像是通过黏土模子制作出来的。圣灯和所有金属器物都是由青铜制成的，它们布满斑点的表面经由手工打磨，泛着一层绿色的光泽。圣坛的台阶上铺着草绿色的地毯，上面落满白色和金色的雏菊花瓣。
“天哪。”我说。
“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结婚礼物。要是你看够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辆劳斯莱斯，车窗紧闭。开车的是雇来的司机，后排人影模糊，不过应该是一位少女，正透过窗子看着我们。
“是茱莉娅，”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刚好躲过了她。”
我们还停下来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了一会儿话。“那就是老伯特。”塞巴斯蒂安说。然后我们一路驶出大铁门，路过小屋，踏上了回牛津的马路。
“我很抱歉，”过了一会儿，塞巴斯蒂安说，“恐怕这个下午我表现得不够友好。布赖兹赫德总让我不开心，但我一定得带你见见婆婆。”
为什么呢？我很想知道，却没问出口。塞巴斯蒂安的生活几乎是通过这种“必须要做”的事情进行下去的：“我必须得有一件邮筒红的睡衣”“我得躺在床上，直到太阳围着窗子转上一圈”“我今晚必须得喝一杯，必须得喝香槟”——除了事后这句，“香槟让我感觉很糟”。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塞巴斯蒂安面有愠色地说：“我又没有喋喋不休地打听你的家人。”
“我也没有。”
“可你看起来很想刨根问底。”
“好吧，那是因为你把他们搞得太神秘了。”
“我希望我的‘所有事情’都保持神秘。”
“也许我是很想了解别人家里的事——因为我对这种事情并不了解。我们家里就只有我和我父亲。曾有个姑妈照顾过我一段时间，可后来我父亲把她送出国了。我妈妈在战争中死去了。”
“啊……真难以置信。”
“她那时随红十字会去了塞尔维亚。从那时起，我父亲的脑子就有点不灵光。他独自住在伦敦，不和朋友来往，只顾着自己收集一些东西。”
塞巴斯蒂安倒是有点羡慕。“你不知道这省了多少事。我们家倒是人丁兴旺，你可以去《德布雷特贵族年鉴》上查查看。”
塞巴斯蒂安的心情好了不少。我们离布赖兹赫德越远，他看起来就越发远离自己的不安——似乎有一种隐秘的忐忑和焦躁一度侵入了他的心灵。一路上，太阳就在我们的身后，所以看上去，我们就像在追逐自己的影子。
“五点半了，我们还来得及去哥德斯托吃晚饭，然后去鲑鱼酒馆喝酒，顺便把哈德卡斯尔的车留下来还掉，然后在河边散步回去。这安排是不是很棒？”
这就是我第一次简短拜访布赖兹赫德的全部情形。那时的我怎会预料，未来某一天，一个中年步兵上尉还会回想起这段经历，并因它而眼含热泪呢？
第二章堂兄贾斯珀的“大抗议书”——对魅力的警告——牛津的周日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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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季学期末，我迎来了堂兄贾斯珀的最后一次拜访，他还带来了他的“大抗议书”。我的课业刚刚告一段落，前一天下午已经提交了最后一篇历史论文。贾斯珀似乎还处在学期末的焦虑之中——他穿了件暗色的外套，还打了条白色领带，这是学院期末考试时对学生的古怪着装要求。他的神色中明显带有疲惫与怨恨，大概是担心自己无法在关于“品达的俄耳甫斯主义”的论文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仅仅是出于责任，他才在如此繁难的时刻大驾光临。而他的光顾同样也对我产生了困扰，尤其是他偏偏赶在我刚要出门为我当天要主持的晚宴做最后安排的时候，把我堵在了屋子里。宴会的主题是安慰哈德卡斯尔——他常常需要安慰，而这一次的任务就落在我和塞巴斯蒂安身上，毕竟是我俩把他的摩托车丢在了外面，害他在学监那里惹了麻烦。
贾斯珀并不愿意坐下来。这可不是一场轻松愉快的谈话，他背对着火炉，用他的话来说，“像个叔叔”那样，对我训话。
“一两周前，我试着与你取得联系。可实际上，我觉得你一直在躲我。倘若果真如此，查尔斯，我也不意外。”
“你也许会觉得这不关我的事，可责任感却让我无法弃你不顾。你也知道，我是从你的——好吧，从战争时期就开始关心你了，毕竟你父亲从那时起就不大关注他身边的其他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想待在一边，看你犯错——犯下那些本来适当时机的一句话就能挽救你的错误。”
“我知道你在第一学年时会犯错。我们都会这样。我当时也和一群令人不快的牛津基督教学生会的学生混在一起，一整个假期都在给摘啤酒花的工人传教。但是你，我亲爱的查尔斯，无论你是否已经意识到，你正在疾速堕落，完完全全成了这学校里最差的那部分学生。你也许觉得，我住在宿舍里，根本不会知道学院里发生的事情，但我听得到。实际上，我听到的太多了。因为你，我成了晚餐俱乐部里的笑柄。那个叫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小家伙简直跟你形影不离。他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哥哥布赖兹赫德倒是个正常人，但你的这个朋友在我看来可有点奇怪，关于他的传闻也不少。当然，他们一家本来就很怪，马奇梅因夫妇从战争一开始时就分居了，你知道的。不寻常的是，所有人都曾觉得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随后马奇梅因勋爵去了法国，率领他的义勇骑兵团作战，之后就再也没回国。听说他已经死了。马奇梅因夫人是个罗马天主教徒，所以她没法离婚，或者我猜她是不想离婚。在罗马，只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他们家显然极其富有。弗莱特也许没什么问题，可那个安东尼·布兰奇，他可绝对不是什么正经人。”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他。”我说。
“嗯，可他总是在你这儿闲逛，学院里那些硬派分子都不喜欢他。他在学院里一出现他们就受不了。听说昨晚他又被丢进水星喷泉里了。你交往的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学院里都没什么分量，而交朋友看的，又刚好应该是这个人的地位如何。你的这些朋友总觉得自己有大把钞票可以挥霍，所以他们才这样为所欲为。”
“而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我叔叔给了你多少生活费，但我敢打赌你肯定花了双倍。所有这些。”他边说，边用手扫了一遍他眼中我挥霍无度的证据。那没错，我的房间早已脱下了它朴素的冬装，现今正如春天降临一般五彩斑斓了。“这个付过钱了吗？”（餐柜上的一盒一百支的帕塔加斯雪茄）“这个呢？”（桌上一堆毫无营养的新书）“那这个呢？”（一套拉立克玻璃酒具）“还有这个古怪又讨人厌的东西？”（一颗刚从医学院买回来的人类头骨，盛在一只放有玫瑰花瓣的碗里，那时是我桌上主要的装饰物。它的前额上刻着“我也曾在阿卡狄亚生活”。）
“这个付过钱了，”我因为能消除这项指控而有点开心，“它得付现钱。”
“现在还不是你赚钱工作的时候。钱现在还不是问题，尤其是你正在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但是你在做吗？你参加了辩论社，还是去过其他俱乐部？你跟杂志社有过联系吗？或者你是否尝试过在牛津的戏剧协会占据一席之地？还有你的衣服！”我的堂兄继续说，“你刚来的时候，我建议你像在乡下别墅时那样穿衣服，可看看你的打扮，就好像是把去梅登黑德参加晚会的正装和去乡下花园参加合唱比赛的戏服混搭在了一起。”
“还有喝酒。一个人在一个学期里醉上一两回没人会介意，实际上，在某些场合这样做完全合理。可我听说，人们常常在下午三四点就看见你醉醺醺的。”
他停了下来，似乎责任已尽。期末考试的阴影又一次在他心头笼罩。
“很抱歉，贾斯珀，”我说，“我知道这样说一定会冒犯你，可我就是喜欢这样糟糕的状态。我喜欢在午餐的时候喝醉，况且我并没有花掉双倍的生活费，不过到学期结束我肯定可以花完。这个时间我通常会喝上一杯香槟，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于是我亲爱的堂兄贾斯珀绝望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把我种种放浪形骸的事迹写信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转达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却对此无动于衷。一方面是因为他这六十多年都不大喜欢我这个叔叔；另一方面，也正像贾斯珀所说的，自从妈妈去世后，他就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这样，贾斯珀大致概括了我第一年大学生活中那些较为突出的特征。还有一些细节，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添加进来。
我早些时候答应过柯林斯和他一起过复活节假期。不过只要塞巴斯蒂安有所表示，我就会毫无愧意地食言，把我的老朋友丢在一边。可他并没有。于是我就和柯林斯一起去了拉韦纳，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既节俭又健康的时光。来自亚得里亚海的冷风在小城巨大的坟墓间呼啸，在一个可能更适合在温暖季节入住的客房里，我给塞巴斯蒂安写了几封长信，然后每天给邮局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他的回信。他回了两封，每一封都来自不同的地址，丝毫没有正正经经谈及自己的近况，因为他的信总是带着一种缥缈梦幻的风格：“……妈妈和两个随行的诗人得了三次糟糕的伤风，所以我来到了这里。正值锡亚蒂拉的圣尼哥底母之盛节，他因头顶被钉上山羊皮而殉道，于是就成了所有秃子的守护神。这个你得告诉柯林斯，我觉得他一定会在我们之前秃顶。这里人山人海，可却有一个人——赞美上帝！他带了助听筒，这让我始终心情不错。而现在，我必须设法抓到一条鱼。不过把它寄给你实在路途遥远，所以我会把它的脊椎留给你的……”这种信看了只能让人心烦。柯林斯为一篇小论文做好了笔记，指出原始镶嵌工艺图案拍摄成照片后的缺陷。这是他丰饶一生最初的收获。很多年后，他出版了自己关于拜占庭艺术研究巨著的第一卷，而这部作品直至今天仍在撰写之中。那本书还让我很是感动，因为我在它礼貌的致谢词中看到了我的名字：“……感谢查尔斯·赖德，正是在他那洞悉一切的眼光的帮助下，我才得以第一次见到加拉·普拉西提阿陵墓和圣维塔莱教堂……”
有时我想知道，如果不是遇上塞巴斯蒂安，我会不会和柯林斯一样，走上那条漫长又卓绝的文化研究之路。我父亲年轻时也曾参加过牛津万灵学院的考试，激烈竞争了一整年却不得不铩羽而归。随后纵然有其他的成功与荣誉等待他去争取，可早年的失败却给他烙下了极深刻的印记，这种印记最终也传递给了我，令我产生了一种错误认识，即理智的生活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恰切目标，而我也会毫无疑问地陷入失败，但失败之后，我可能会进入其他较为容易的领域，继续我的学术生涯。即便可以想象，但我却仍然认为，生活始终无法像从地底深处喷薄而出的温泉一般，凭借岩石也无法压抑的力量，冲进阳光里——直至在渐渐冷却的蒸汽中，化作一道彩虹。
结果，这个复活节假期就成了贾斯珀预言的险峻下坡路上的一个平缓的路段。堕落还是爬升？在逐条习得成人世界法则的同时，我却似乎越发幼稚了。我的童年与少年时光都很孤独，始终被战争与丧亲之痛所包围。而除了青春期难挨的英式单身生活、过早产生的自尊心、学校制度的权威压迫，我自身伤感而冷峻的性格也让日子更加艰难。可这个与塞巴斯蒂安共度的夏季学期，却像是一道简单的咒语，带给了我此前未从拥有过的快乐童年般的享受，尽管这“童年”的玩具是丝绸衬衫、甜酒和雪茄，淘气过了头会被定以重罪，虽有婴儿般的单纯，却丝毫感受不到天真的愉悦。这个学期末，我参加了第一次学位考试，唯有通过我才能继续留在这里，所以那一周我禁止塞巴斯蒂安进入我的房间，每晚都靠着冰镇黑咖啡和黑炭饼干熬到深夜，填鸭式地记下了那些遗漏的课文。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那些内容，但我这个学期收获的更古老的学问，却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陪伴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就是喜欢这样糟糕的状态，喜欢在午餐的时候喝醉。”那时我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呢，我需要更多吗？
二十年后的此刻，回首过去，我觉得没什么事是我后悔去做，或后悔以那样的方式去做的。我如同一只不肯退让的飞鸟与堂兄贾斯珀斗鸡般的成熟匹敌。我可以向他表明，那时他口中关于我的种种劣迹，如同人们掺进杜罗河区纯葡萄汁的酒精，是令人兴奋的黑暗成分。它会令青春期更加充实，同时也延阻了它的进程，像是酒精在葡萄酒发酵过程中的作用一般，先令其无法入口，唯有置放于暗处，年复一年，待其足够成熟，方能现身于桌案之上。
我还可以告诉他，去了解并深爱一个人，是人世间所有智慧的源泉。可当我面对我的堂兄贾斯珀，面对他因品达而起的苦苦挣扎，面对他的暗灰色外套、白领带，面对他的学者长袍，聆听着他语调庄重的言辞，窗外盛放的紫罗兰却传来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我已经感到，这种诡辩其实并无必要。我保有秘密，当然也有防御措施，就像是人们胸前总佩戴着护身符，在危险时刻可以紧紧攥住。所以尽管我声称那个时间我通常会喝一杯香槟，并邀请他也加入，可那毕竟不是事实。
在收到贾斯珀的“大抗议书”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了另一份训诫，措辞不同，训诫者的身份也出人意料。
整个学期，我见到安东尼·布兰奇的次数超出了我的期望。我现在和他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不过我们之间的频繁见面，更多是出于他的邀请，而他邀请我的原因，则是我对他十分敬畏。
就年龄而言，他只比我大一点，看上去却似背负着流浪的犹太人的沉重包袱。他倒确实是一个无国籍的流浪者。
童年时，为了让他成为一个英国人，他被送去伊顿待了两年。但在战争期间，他不顾潜艇的威胁，为了回到阿根廷探望母亲，于是这个聪明又大胆的中学生加入男女仆人、两个司机、一条哈巴狗和一位结过两次婚的男子的行列。他油头粉面，宛如贺加斯笔下的邪恶书童，与他们一起穿行在这纵横交错的世界。等到天下太平，他们回到了欧洲，前往一个个酒店、高档温泉别墅、赌场以及海水浴场。十五岁时，作为一个赌注，他扮成女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赛马俱乐部演出。他和普鲁斯特、纪德共进晚餐，与科克托和佳吉列夫来往密切。弗班克送给他好几部自己的小说，上面还有热烈的题词。他在卡普里岛引发了三场无可调和的争执。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还在切法卢修习过黑魔法，并在加利福尼亚戒掉了毒瘾，在维也纳根除了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
有时候，在他身边我们都像是孩子——多数时候，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因为安东尼所保有的疯狂和热情，已经被我们其他人遗失在悠闲的青春期时光中，遗失在运动场上和教室里。他的恶行，与其说是为了寻欢作乐，倒不如说只是为了让人大吃一惊。他精彩的表演，常常会让我想起在那不勒斯遇到的一个顽童。他蹦蹦跳跳，却用下流又明确的姿态嘲弄一群英国游客。当他谈及自己在赌桌前无数个夜晚的经历时，人们从他不断转动的眼珠便可以猜出他当时是怎样偷偷摸摸盯着他继父越发缩小的筹码堆。而当我们还在足球场上嬉打翻滚，用松脆的圆饼填饱肚子时，安东尼就已经在亚热带的沙滩上，为美女涂防晒油，在漂亮的小酒吧里小口抿着开胃酒了。所以所谓的野蛮，即便在我们身上已经被驯服，可仍然会在他身上兴风作浪。安东尼很残忍，就像一个行事荒唐、热衷于残害昆虫的小孩子。他像个小男生般无所畏惧，只顾叫嚷，头也不抬，向班长挥舞着小拳头。
他要请我吃晚饭，当我发现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有点不安。“我们要去泰晤士镇，”他说，“那边有一家宜人的酒店，而且布灵顿的人刚好对它不感兴趣。我们可以喝几杯莱茵白葡萄酒，想象我们……在别的什么地方。反正不是和乔……乔罗克斯一起去远……远足就对了。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得来点开胃酒。”
在乔治酒吧，他招呼侍者：“四杯亚历山大鸡尾酒，谢谢。”等侍者端上来，他把酒都摆在自己面前，大声叫着“哎哟——哎哟”，引得众人侧目，对他分外不满。“我想你大概是更喜欢雪利酒的，不过今天呢，我亲爱的查尔斯，我不许你喝雪利。瞧瞧这个，它们不是也很美味吗？你不喜欢？那我替你喝掉好了。一，二，三，四，顺着我的喉咙，全都下肚啦。看看那些学生，他们怎么都盯着我呢！”然后他带我出门，坐上了正等在门口的汽车。
“我希望我们不会遇上学校里的人。现在我对他们可是好感全无。你听说周四的时候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吗？他们太淘气了。还好那晚我穿的是最旧的一套睡衣裤，天气也很闷热，不然我真的会发脾气的。”说话的时候，安东尼总喜欢把脸凑到别人跟前，呼吸里还散发着奶油甜鸡尾酒的味道。我只好侧身躲进出租车的角落里。
“亲爱的，想想我吧——独身一人，又刻苦用功。我刚刚买了本《滑稽的圆舞》，一本很可怕的书。我发觉我得在周日，也就是去嘉辛顿之前把它读完，因为人们会在那里谈到它，要是说没看过可就太没品啦。如果你确实没看过的话，我倒是也可以不去嘉辛顿，可这一刻之前我还没想出这个主意。所以呢，我亲爱的，我准备了一个煎蛋卷、一只桃子，还有一瓶维希矿泉水，穿好睡衣，静下心来好好读书。我得说我已经走神了，可还在不停地翻页。观赏光线在佩格瓦特旁逐渐变暗是很不寻常的经历。当黑暗慢慢降临，地面和墙壁的石头似乎会在眼前慢慢地腐烂。这让我想起了马赛旧港一些建筑表面的鳞状石块。突然间，一阵你从没听过的呜哇乱叫打断了我的思绪。在那小广场下，我看到了一群可怕的小伙子，有二十多个，你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吗？‘我们想要布兰奇，我们想要布兰奇’，还是连祷文的唱腔。这简直就是在公开叫板！好吧，看来今晚我关于赫胥黎先生的计划算是泡汤了。而且，我得说，在我感到厌倦的时候，任何不速之客都会受到欢迎。这些怪叫惊扰了我，可你知道吗，他们越是大声，就越是害羞。他们继续说：‘博伊在哪里？’‘他是博伊·马卡斯特的朋友。’‘博伊一定带他来了。’你当然见过这个博伊吧？他总在亲爱的塞巴斯蒂安的房间里蹦来跳去，在我们这些外国佬眼里，他是英国贵族的标准模样。我敢保证，他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伦敦所有的年轻女士都钟情于他。人家告诉我，他对女士们不屑一顾，可我知道，他那是吓呆了。大笨蛋，马卡斯特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个下流胚。复活节的时候他来勒图凯，我破例让他留了下来，结果他玩牌的时候输了个小数目，就赖着让我给他结账——好吧，马卡斯特也是他们一伙的。我看见他笨拙地从楼下走过，听见他说：‘不行，他出门了，我们回去再去喝点吧。’于是我把头伸出窗外，对他说：‘晚上好啊，是你吗，老酒鬼马卡斯特？你这个老马屁精，怎么躲在一群小蠢货中间了？你是来还我钱的吗？为了你在赌场搭上的小婊子，我才借你那三百法郎。可这点钱也解决不了她的麻烦，人家麻烦大着呢，马卡斯特。快上来还钱，你这穷鬼！’”
“我的这番话，好像把他们惹毛了。他们咔嗒咔嗒一股脑都跑上楼来。大约有六个人进了我的房间，剩下的则在门口怪里怪气地胡言乱语。他们刚刚结束了某个可笑的俱乐部晚餐，穿着各种颜色的燕尾服——像是某种用人制服。‘我亲爱的——们，’我对他们说，‘你们就像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服务生。’此时其中一个颇为诱人的小家伙上前，指责我那做作的恶习。‘亲爱的，’我回应道，‘或许我喜欢男人，可我绝非不知餍足。等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再回来找我吧。’这之后，他们就开始用令人震惊的方式辱骂我，我当然非常生气。‘说真的，’我心想，‘一想起我十七岁时的那些惊人事迹，德尚樊公爵（当然是老阿尔芒，而不是菲利普）因为我与公爵夫人（当然是斯蒂芬妮，而不是波佩老太婆）的精神恋爱要与我决斗，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们之间绝不止精神恋爱。一想起这些，我就没法忍受这些还长着粉刺、醉醺醺的小处男在我面前撒野……’所以我放弃了轻松、诙谐的口吻，让自己也多一点点攻击性。”
“然后这些家伙就开始叫嚷：‘抓住他，把它丢进水星喷泉。’你晓得的，我有两件布朗库西的作品，还有几样漂亮物件，我可不想他们突然发疯，于是我平和地说：‘亲爱的小土包子们，要是能懂一点性心理学，你们就会明白，没有什么能比你们这些鲜嫩多汁的小男孩施加于我的暴行更能让我愉悦的了。那是最龌龊的狂欢技艺。所以你们中任何一个想要成为我的玩伴，就过来抓住我吧。相反，如果你们只是想享受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性满足，只是想看我洗个澡，那就闭上嘴，跟我过来——亲爱的孬种们，来喷泉这边。’”
“你知道吗？这些家伙听完我的话全都傻眼了。我和他们一起下楼，却没有一个人敢靠近我。然后我就走进了喷泉里，那里的水还挺清凉的，所以我就在里面玩了一会儿，摆了几个造型，直到他们转过身，悻悻地离去。这时我还听到马卡斯特说：‘不管怎样，我们把他丢进了水星喷泉。’你看吧，查尔斯，这种话他们恐怕要唠叨上三十年。等他们都娶了一个母鸡一样的黄脸婆，又生下了几个像他们一样蠢的猪儿子时，他们还会不会穿得五颜六色在同一家酒吧里买醉。到那时他们提及我的名字，还会不会说‘有一天我们把他丢进了水星喷泉’，他们的女儿则会在院子里暗自偷笑，想着自己的父亲也曾有过的风光，而现在却成了这么无聊的老家伙。啊，乏善可陈的北方佬！”
据我所知，这已经不是安东尼第一次被人撵进水里了，但他似乎对这一次耿耿于怀，以至于吃晚餐的时候他又提了一次。
“你没法想象这样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塞巴斯蒂安身上。你能吗？”
“不，我不能。”我说。这确实没法想象。
“没错，塞巴斯蒂安很有魅力，”他举起盛有白葡萄酒的酒杯，对着烛火重复道，“很有魅力。你知道吗，我第二天去找塞巴斯蒂安了。我觉得昨晚的冒险故事能让他开心。可你知道除了他那有趣的泰迪熊，我还看到了什么吗？马卡斯特和他昨晚同来的两位密友也在那里。而塞巴斯蒂安呢，他就像《笨……笨……笨拙》杂志上的庞……庞……庞森比·德汤金斯夫人一样镇定，说道：‘你当然认识的，这位马卡斯特勋爵。’然后那傻子说：‘哦，我们只是来拜访阿洛伊修斯先生的。’因为觉得那玩具熊跟我们同样有趣，甚至说，还更有趣一点？接着他们都走了。然后我说：‘塞……塞……塞巴斯蒂安，你是否知道那些马……马……马屁精昨天晚上侮辱了我，要不是天气暖和，我怕是要得重……重……重感冒的。’然后他说：‘可怜的家伙。我猜他们那时一定是喝醉了。’瞧吧，他会替每个人说好话，他就是这样有魅力。”
“我看得出，他已经完全把你迷住了，我亲爱的查尔斯。我一点也不意外。当然，你没我认识他的时间久，我们中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了。你大概不会信，那时候人家都叫他小婊子，只有几个那么不友善的小伙子算是跟他合得来。伊顿精英社团倒是人人都喜欢他，教员们也是如此。我猜是因为大家都很羡慕他。他看起来就像是永远也不会卷入麻烦。我们常因为很无聊的理由就被狠打一顿，他就不会。他是我们宿舍唯一一个从没挨过打的人。我现在还记得他十五岁时的样子——纯净无瑕，当其他男孩满脸痘痘的时候。博伊·马卡斯特的脸都快烂了，塞巴斯蒂安却一颗痘也没有。也许有那么一两颗，长在脖子后面的什么地方。现在我是这样觉得。他是那喀索斯，长着一颗痘痘的那喀索斯。我和他都是天主教徒，过去经常一起去做弥撒。那时他总要在忏悔室里待上很久。我一度很好奇他在忏悔什么，毕竟他从不犯错，从来没有，至少没受过惩罚。也许在那格子间里待一会儿，就会让他魅力大增吧。我在一团阴云的笼罩下离开了这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有这种感觉。它就像是一道刺眼的强光。这些不快中还包括我与我的导师之间一系列可怕的会面，因为我越发觉得这位温和的老人，其实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知道那些关于我的事情，我还以为除了塞巴斯蒂安之外没人知道。我到底应该吸取什么教训，永远不要相信态度温和的老头，还是不要相信充满魅力的公学男孩？”
“我们再来一瓶这种酒，还是来点别的什么？来瓶不太一样的、要命的老勃艮第，嗯？你看吧，查尔斯，我完全了解你的口味。你一定要和我去法国，一起去喝葡萄酒。我们要在秋天葡萄收获的时候去，我带你住德尚樊公爵家。我已经跟他们和解了，他那里有法国最好的葡萄酒。他和伯特隆亲王的葡萄酒都是最棒的——我也会带你去见他的。我觉得你见到他们会很开心，他们当然也会喜欢你。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很多朋友。我已经跟科克托提过你，他迫不及待想要和你见一面。你看，亲爱的查尔斯，你是多么难得的一件宝物，一位艺术家。千万别觉得难为情。在冷酷的、英式的、镇定的外表下，你是个艺术家。我欣赏过你藏在自己房间里的几幅小画。它们都很精致。至于你，亲爱的查尔斯，要是你能懂我，你并不是一个精致的人，所有艺术家都不是精致的人。而我，还有塞巴斯蒂安，就某种程度而言，是精致的。可艺术家是永恒的、坚固的、目标明确的、精于观察的——并且，在这一切之下，也有似……似……似火的热情，嗯，查尔斯？”
“可有谁赏识你呢？前几天我和塞巴斯蒂安说起了你，我说：‘可你知道查尔斯是个艺术家，他画的就像年轻时的安格尔。’你知道塞巴斯蒂安他怎么说吗？‘没错，阿洛伊修斯画画也很可爱，而且他画得更现代一点。’多么迷人，多么有趣。”
“当然，那些有魅力的人并不真的需要脑子。斯蒂芬妮·德尚樊在四年前真的让我很愉快。亲爱的，那时我甚至用和她同样的指甲油涂过脚指甲。我像她一样说话，用和她一样的方法点烟，打电话时也用和她一样的语调，还让公爵大人一直以为我是她，跟我说了好多情话。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的旧习惯——心思全在舞刀弄枪上。我继父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极好的教育，觉得这能让我从他所谓的‘英式习惯’中抽离出来。可怜的家伙，他是个绝对意义上的南美人……我从没听过有人说公爵夫人一句坏话，除了公爵本人：‘她呢，我的天，绝对是个白痴。’”
一提及他那无比深邃的旧日恋情，安东尼连口吃的毛病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不过几杯咖啡和利口酒下肚，他就又开始结结巴巴了。“真正的绿……绿……绿查特，都是在僧侣被驱逐之前酿造的。当它流过舌尖，你会同时感受到五种不同的味道，像是吞下了一张光……光谱。你希望塞巴斯蒂安和我们一起来吗？你当然想。我呢？我不知道。我们没法不去想那迷人的小东西。我想你一定是让我对你着迷了，查尔斯。我带你来这里，可是花了好大的代价，只是想谈谈我自己，但我发现除了塞巴斯蒂安，我压根儿什么都没谈。这很奇怪，因为他身上并没有什么古怪，除了生在一个罪恶的家庭。”
“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他的家庭。我猜他不会让你见到他们。他太聪明了。他的家人非常非常可怕。你不觉得塞巴斯蒂安也有一点点吓人吗？没有？那也许是我想象出来的。只是他偶尔看起来很像他的家人，偶尔那样。”
“他的哥哥，布赖兹赫德，是个古代人，像是被埋了好几个世纪才从洞穴里挖出来的一样。他的脸就像是阿兹特克的雕刻家为了塑造塞巴斯蒂安而做的试验品。他是个博学的顽固分子、彬彬有礼的野蛮人，还是个困在风雪之中的喇嘛……好吧，反正是什么都行。茱莉娅，你见过她。有什么办法呢？她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的频率堪比比彻姆药片的广告。她的脸就像15世纪佛罗伦萨的艺术品一样完美无瑕。漂亮人儿似乎都会对艺术感兴趣，可茱莉娅却是个例外。她很时髦，就像——好吧，我得说，她就像公爵夫人一样时髦，从不会穿一身‘红配绿’招摇过市。她愉悦，举止得体，又清新自然。我想知道，她私底下是不是和很多人暧昧不清，我怀疑这一点。她对权力充满渴望，简直应该设立一个宗教裁判所把她烧掉。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小妹妹，在外面上学。我只知道她的女家庭教师前不久发了疯，投水自杀了。我敢肯定那也是个令人不悦的家伙。所以你瞧，在这样一个家庭，除了甜美迷人，差不多也没给可怜的塞巴斯蒂安剩下什么别的东西。”
“当一个人谈及父母，就像是掉进了一个无底洞。我亲爱的，像那样的一对。马奇梅因夫人是怎样做到的呢？这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你见过她吗？非常非常漂亮。虽然头发已经开始变灰，可她丝毫没有遮掩，而是优雅地展示那几缕银丝；脸色苍白，不施粉黛；她还有一双非同寻常的大眼睛，眼睑上的蓝色静脉清晰可见，那光泽，非得有人用手指蘸上油彩才描摹得出；她的那些星形珠宝也很出众，多是祖传之物，都有些年头了；她的嗓音轻柔而有力，像是时时都在祷告。而马奇梅因勋爵，好吧，他身形有点发福，却也非常有型，一副威尼斯贵族的派头，也是个酒色之徒，有几分拜伦风格。但他也很无趣，身上的慵懒仿佛会传染给别人，见过之后总会印象深刻。可是，我亲爱的，他现在已经完全被那个在赖恩哈特戏剧里扮演修女的女演员给毁了。他那张紫红色的脸膛再也不敢贸然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被逐出上流社会的人士。布赖兹赫德不会见他，女儿们或许也一样。塞巴斯蒂安倒是愿意见他，当然了，他毕竟是个讨喜的人。唉，去年九月马奇梅因夫人去了威尼斯，住在福格利埃宫。说真的，她在那里倒有几分可笑。她当然从不会靠近利多岛，但她常常在运河上乘船游玩，和艾德里安·波森爵士一起——那样子，像极了雷加米埃夫人。有一次我遇见了他们，还看到了福格利埃的船夫。那个船夫我是认识的，他冲我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她穿着薄如蝉翼的纱裙，游走在各个聚会之间，就像是凯尔特戏剧里的角色，又像梅特林克作品里的女主角。她还会去教堂——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人们可都是不去教堂的。不管怎样，她在那一年可是个逗乐的人物。然后你猜，谁出现在了莫尔顿的游艇上？只能是可怜的马奇梅因勋爵。他在那边租了个小宅子，但人家会让他上游艇吗？莫尔顿勋爵本来把他跟他的仆人安排在救生艇上，准备把他送到港口，他可以在那里坐汽船去里雅斯特。他甚至没带情妇，那时她正在独自度假。没人知道他们怎么会听说马奇梅因夫人在那里。你知道吗，整整一周，莫尔顿勋爵见人就躲着走，好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也确实丢了人。福格利埃亲王夫人开舞会的时候，莫尔顿勋爵和那天在游艇上的宾客们没一个接到邀请——连德帕诺赛斯也一样。那么马奇梅因夫人是怎么做的呢？她让全世界相信，马奇梅因勋爵才是那个恶人。而真相是什么呢？他们结婚十五年之后马奇梅因勋爵上了战场，一去不回，还跟一位才华横溢的舞蹈家好上了。这种事情毫不稀奇。她拒绝离婚，因为她是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状况。人们通常会同情那位出轨者，但马奇梅因勋爵却没有这样的待遇。你会觉得这个老恶棍吃定了她，窃取她的家产，把她扫地出门，然后把她的孩子穿成串放在火上烤，撒上佐料吃掉，再把所多玛和蛾摩拉的花扎成花环，戴在脖子上出门风流快活——不然呢？他通过她得到了四个漂亮的孩子，还把布赖兹赫德庄园跟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区的马奇梅因宅邸都丢给了她，她得用她所有的钱才能承担这里面的种种开销。可他却穿着雪白的衬衫，跟一个气质不凡的中年女演员一起坐在拉鲁餐厅上好的座位上，颇有爱德华时期的风格。这个女人还养了一批受她奴役的瘦弱囚徒，专供自己享乐。她吸他们的血。艾德里安·波森洗澡的时候，你能瞧见他肩膀上的牙印。这个波森，我亲爱的，可是当世最伟大的诗人。他被榨干了，什么也不剩。还有五个年纪性别不一的人，幽灵一般围绕在她周围。一旦她的牙齿咬进肌肤，他们根本逃不掉。这是巫术，没有别的解释。”
“有时塞巴斯蒂安整个人都有点缺乏生气，我们千万不要怪罪他——不过你也不会的，对吧，查尔斯？在那样阴郁的环境下，除了摆出一副单纯迷人的面孔，他又能做什么呢？尤其是在他的脑子也不太灵光的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责怪他，怎么能呢，我们还这么爱他。”
“坦白告诉我，你听过塞巴斯蒂安说过任何能让你能记住超过五分钟的话吗？我一听见他说话，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幅令人作呕的《吹泡泡》。对话就像杂耍，球和盘子被抛入空中，一件接着一件，上上下下，在舞台灯光下闪烁着，万一没接住，掉下来也是砰的一声。可咱们的塞巴斯蒂安说起话来，就像从一根老陶管里吹出一小片肥皂泡，到处都发出彩虹般的光泽，接着——噗——破了，不见了。什么都没留下，什么都没有。”
随后，安东尼谈起了一个艺术家该有的经历，那些会从朋友那里收获的赞赏、批评和激发灵感的东西，以及追求情感表达所要承担的风险，一件又一件，而我已经昏昏欲睡，思绪也开始游离。我们开车回家，当我们路过莫德林桥时，他的话让我回想起我们晚餐的主题。“好吧，亲爱的，我敢说你明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塞巴斯蒂安身边，告诉他我说的关于他的一切。我要告诉你两件事：首先，你那样做并不会让塞巴斯蒂安对我的印象有任何改变；其次就是，我亲爱的——就是，虽然我已经烦得要让你睡着了，但你得记住我说的话——他一定会时时谈起他那只可爱的泰迪熊。晚安。安心睡一觉吧。”
可是我睡得一点也不安心。最初的一个小时，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又醒了过来，头还是昏沉沉的，又渴又躁，身上冷一阵热一阵，还莫名地兴奋。我喝了很多，我把酒掺起来喝，喝绿查特，吃马弗罗达夫尼酒做的蛋糕，一反常态地整晚沉默呆坐，而非像平时那样小狗似的到处胡乱打闹，以散掉浑身的酒气。而以上所有，都不是这痛苦之夜的源头所在。我并没怎么做梦，将晚上听来的事扭曲成骇人的画面。我睡意全无，头脑清醒。我回想安东尼说过的话，静静地回忆着他长篇大论里的独特口音与抑扬顿挫的语调。我一闭上眼就看到他苍白的脸在晚餐的餐桌前晃来晃去。我一度起身，在黑暗中走到客厅里，取出画册，坐在一扇打开的窗子前，打开灯，漫无目的地翻看。院子里一片黑暗，死气沉沉，只有钟声每隔一刻会翻过山墙传进来。我喝着苏打水，抽着烟，一直烦躁不安，直到灯光因晨曦愈加破碎，阵阵微风不时在窗畔呢喃，我才回到床上。
我醒来时，伦特正站在门口。“我让你多睡会儿，”他说，“反正你也不打算去领圣餐吧？”
“你说得没错。”
“大多数新生都去了，还有不少二三年级学生，都是冲着新来的牧师去的。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集体圣餐礼，都是看个人需要，或者礼拜、晚礼拜的时候才领圣餐。”
这是这学期最后一个礼拜日，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我去洗澡，院子里挤满了穿着学士服和白袍子的学生，熙熙攘攘地从小教堂走向饭堂。等我洗完，他们又站在院子里了，三五成群地抽着烟。我还看见，贾斯珀正骑着自行车从宿舍出来，融进人群里。
我走过空荡荡的宽街，像往常一样，在周日早上去巴利奥尔学院对面的茶点店吃早点。空气里充满了从周边教堂塔尖上传来的钟声，阳光明媚，建筑物在开阔的空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驱走了夜晚的恐怖。茶点店如图书馆一般寂静，当我走进店里，只有几个穿着拖鞋的学生抬头看了看我，然后又继续埋头苦读周日的报纸。他们大概是巴利奥尔和三一学院的学生，都是独自一人。凭着年轻人才有的即便一夜没睡也不会受影响的好胃口，我配着柑皮果酱吃下了一整份炒鸡蛋。我点上一根烟，坐了一会儿，看着巴利奥尔和三一学院的学生一个一个起身，结账，慢吞吞地走出门，拖着脚懒洋洋地穿过大街，回到他们的学院。我走的时候已经将近十一点。走在路上，原本错落有致的钟声已经停了下来，整个镇子换了一种调子，提醒人们礼拜即将开始。
这种日子里似乎只有做礼拜的人才会出门：本科生、研究生带着他们的妻子，还有商人，都以那种准确无误的“英式教堂步伐”，正不疾不徐地走在路上，手里拿着半打不同教派的黑羔羊皮和白色赛璐珞封面的祈祷书。他们去往圣巴拿巴、圣科伦巴、圣阿洛伊修斯、圣玛丽、蒲塞会堂、黑衣修士会，还有一些天晓得叫什么名字的教堂。他们还去修复了的诺曼式教堂和重建的哥特式教堂，去滑稽可笑的仿威尼斯式和雅典式教堂，人们在夏日的阳光下赶着去他们自己的教堂。四个骄傲的异教徒径自宣示着自己的异见，那四个印度人穿着洗净的白色法兰绒裤子、熨烫整齐的宽松外套，头戴雪白的头巾，胖乎乎的棕手中拿着彩色坐垫、野餐篮子，还有萧伯纳的《不愉快的戏剧》，往河边走去。
在玉米市场街，一群游客正站在克拉伦登酒店的台阶上跟司机讨论手中的地图。而街对面，穿过金十字酒馆的古老拱门，我向一群同学院的学生打招呼，他们刚在那里吃过早饭，这会儿正抽着烟斗，在爬满常春藤的院子里消磨时光。我还看见了一群童子军，他们也要去教堂做礼拜，身上挂着颜色鲜亮的缎带和徽章，以不太规范的队列从我身边跑过。在卡尔法克斯，我遇到了市长和他的随从，穿着缀着金链的猩红色袍子，走在去市教堂接受布道的路上。人们像往常一样注视着这支由仪仗队打头的队伍。在圣阿尔德斯大街上，我还看到一队唱诗班的孩子，衣领浆得笔挺，戴着奇特的帽子，向汤姆门和大教堂走去。就这样，我穿过虔诚的世界，来到塞巴斯蒂安的住处。
可他出门了。我读了他随手放在书桌上的信件，看不出什么。我还仔细看了他壁炉架上的请柬，也看不出什么。我只好坐下来读《淑女变狐狸》，直到他回来。
“我去了旧宫，”他说，“我一个学期都没去那边，贝尔蒙席上周曾两次叫我去吃晚饭，我知道他的打算。肯定是妈妈给他写了信。所以做弥撒的时候我砰一声坐在前排，让他非能看到我不可，结束的时候还故意扯着嗓子大唱‘万福马利亚’。你跟安东尼的晚餐怎么样？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呢？”
“嗯，他确实说了不少。我问你，你在伊顿的时候认识他吗？”
“他在我一年级时就被开除了。我大概见过他吧。他总是个引人瞩目的人物。”
“他和你一起去过教堂吗？”
“我觉得没有。为什么问这个？”
“他见过你的家人吗？”
“你今天好奇怪啊，查尔斯。没有，我觉得没有。”
“也没在威尼斯见过你妈妈？”
“我想她确实提过这个，可我记不得她具体说了什么。她当时大概和我们的意大利表亲福格利埃一家在一起，而安东尼也跟他的家人一起住进了那家旅店。福格利埃一家组织了几场宴会，但本来并没有邀请他们。我告诉妈妈安东尼是我朋友的时候，她确实跟我提了几句。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去福格利埃的宴会——那位亲王王妃对自己的英国血统很是自豪，一整晚除了这个什么也没说。不过，大家倒不反感安东尼——不太反感，就我所知。人们都觉得他妈妈很难相处。”
“那谁是德尚樊公爵的夫人？”
“波佩？”
“斯蒂芬妮。”
“这个你一定得问问安东尼。他总说自己跟她有过一段情事。”
“真是这样吗？”
“当然，在戛纳，这种事总是难免的。可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我只是想知道安东尼昨晚到底说了多少真话。”
“要是我，他的话一个字也不会信。这是他的魅力。”
“你觉得这是魅力，可我觉得这样很恶毒。他用一整晚的时间，就是为了让我讨厌你，而且还差点成功了。”
“他有吗？多蠢啊。阿洛伊修斯一点也不赞同有人这样做——你赞同吗，你这自命不凡的老熊？”
这时，博伊·马卡斯特走了进来。
第三章家中的父亲——茱莉娅·弗莱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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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我回了家，没做任何安排，身上也没钱。为了支付期末的花销，我把我的欧米茄屏风以十英镑的价格卖给了柯林斯——现在还剩四英镑。我的账户因为上一张支票透支了几个先令，随后我又得知，如果没有父亲的授权，我便无法再支取现金。而下一笔生活费要十月才到账。面对这黯淡前路，我反复思虑，对此前几周的挥霍追悔莫及。
本来学期一开始，付完了学校的全部费用，我手里仍余有一百镑。现在它们全都不见了，而此前赊欠的账目还一分未还。这些开销毫无理性可言，也没带给我什么乐趣——全打了水漂。塞巴斯蒂安常常取笑我：“你花钱的样子，真像个赌棍。”可这一切又与他脱不了干系。他自己的财务状况自始至终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都是律师经手的，”他无助地表示，“我猜他们一定偷偷用掉了不少。不管怎样，我觉得我的钱一直很少。当然，无论我想要什么，妈妈也都会给我。”
“那你为什么不跟她要足够的生活费呢？”
“那是因为，我妈妈喜欢让一切都成为礼物。她真是太可爱了。”他说，这使她的形象在我脑中更加立体。
此刻，塞巴斯蒂安已经消失在另一种生活里，而他并没有邀请我加入。我被留在原地，孤独而失落。
我们是多么狭隘，总喜欢在日后的岁月否定少年时代的美好感觉——那种被消磨在漫长夏日里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你谈论一个人初成年时的生活，如果撇开他对少年时所受教育的怀念，撇开他对自己不当行为的懊悔与改正的决心，撇开他像轮盘赌中的“零”那样周期性出现的低谷时期，那这样的谈论未免毫无意义。
所以假期的第一个下午，我待在家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透过平板玻璃，望着花园与街道，心中充满强烈的自责。
我知道我父亲在家，但他的书房是禁地，决不容许旁人“进犯”。直到晚饭时他才从里面出来，同我打招呼。他那时才五十多岁，却是一副垂垂老矣的模样，乍一看像是已过古稀之年，听他说话，恐怕还要再加上个十岁。他拖着步子朝我走来，姿态很像中国古代的高级官员。一看见我，他便露出表示欢迎的腼腆笑容。他很少外出吃晚饭，吃饭时常穿一件天鹅绒盘扣的吸烟服，样式过时太久，以至于最近又流行了回来。不过当时，那显然还是一种刻意复古的打扮。
“我亲爱的孩子，他们没告诉我你在这儿。一路上累不累？他们给你端茶点了吗？我刚才在古董商索纳查因斯那里买了件有些大胆的东西——一头制于公元前5世纪的赤陶土公牛。我一直在研究它，结果忘了你回来这回事。车上挤不挤？你是坐在角落里吗？（他自己很少出门，所以总是对别人的旅行故事十分感兴趣。）海特拿晚报给你看了吗？当然了，今天也没什么事——报上不过都是些无聊的废话。”
仆人告诉我们可以用餐了。长时间以来我父亲都习惯在吃饭时拿上一本书，不过当他意识到我的存在，便偷偷把书丢在他的椅子下面。“你想喝点什么？海特，我们有什么可以招待查尔斯先生的吗？”
“还有点威士忌。”
“有威士忌。或者你还想喝点别的？我们还有什么？”
“家里没别的酒了，老爷。”
“没别的了。你得告诉海特你想要什么，他会买给你。我现在已经不存酒了，医生不让我喝，而且也没什么人来看我。不过只要你在这儿，你想要什么都会有。我猜你会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我还不确定，爸爸。”
“这个假期非常长，”他语带惆怅，“我们那时候，会搞一搞所谓的读书会，总是去山区。为什么？为什么呢？”他又有点焦躁：“大家觉得大山里的风光会有助于学习？”
“我想找一所艺术学校，学人体写生。”
“我亲爱的孩子，它们全都关门了。学生都去了巴比松或者类似的地方，到野外写生。在我那时候，有一个叫‘素描俱乐部’的地方——有男有女（吸鼻子），骑自行车（吸鼻子），黑白斑点灯笼裤，荷兰麻布雨伞，还有对‘自由恋爱’的普遍向往（吸鼻子），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猜他们大概还在搞这一套，你也许可以去试一试。”
“过这样的假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钱，爸爸。”
“哦，你看，我在你这个年纪，就不会为这种事操心。”
“你知道的，我相当缺钱。”
“是吗？”我爸爸说。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波澜。
“实际上，我不太有把握接下来这两个月该怎么过。”
“好吧，向我寻求建议可是最糟糕的决定。我从没像你那样，把自己这种痛苦的状况称为‘缺钱’。你还能用个别的什么词吗？比如手头紧？拮据？贫穷？窘迫？（吸鼻子）触礁了？破产了？我们就说你破产好了。你爷爷曾跟我说：‘过好你自己的日子，要是有困难了，过来找我。不要去找犹太人。’这都是胡扯。你可以试试去找杰明街的那些绅士，他们只要手写字据就会借钱给我。可是，我的孩子，他们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你。”
“那你建议我该怎么做呢？”
“你堂叔梅尔基奥尔的投资太草率了，他现在麻烦很大，只好去了澳洲。”自从我爸爸在伦巴德祈祷书的残页里发现了两张公元2世纪的古埃及莎草纸之后，我再没见过他像现在这样高兴。
“海特，我的书掉地上了。”
所以那本书从他的脚边，回到了桌子最中央的果篮旁。余下的晚餐时间里他都很沉默，节省力气用来吸鼻子，时不时表达一下自己的喜悦之情。但我觉得他的愉悦绝不可能来自他正在读的那本书。
没过多久我们便起身离席，坐在花房里。在那里，他显然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我知道，他的思绪已经飘向了遥远的时代，在那里他行动自如，在那里时间一百年一百年地流逝，那里的人面目模糊，朋友们的名字被读得乱七八糟、有了其他含义。他用一种任谁都不会舒服的姿势坐着，斜靠在他的直背扶手椅当中，手里的书举得高高的，斜对着光。他时不时还会从怀表链上取下自己的金铅笔盒，在空白处做标记。夏夜窗子敞开着，时钟嘀嗒作响，贝斯沃特路隐约传来车马声，还有父亲规律的翻书声，其余一切都很安静。我原本以为，一边向我父亲诉说自己的贫穷一边抽雪茄似乎有些失礼，可现在也没什么好顾忌的。所以我去了自己的房间，拿了一支烟。我爸爸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于是我剪开雪茄，点燃，带着重获的信心，对他说：“爸爸，你一定不想让我在家跟你度过整个假期吧？”
“嗯？”
“让我在家里住这么久，你不会觉得很心烦吗？”
“我确信即便我产生了这种情感，也不会将它表现出来。”我父亲心平气和地说，接着又回头看他的书了。
就这样这一晚过去了。最终，各个房间的钟以各自的方式敲响了十一下。父亲合上了他的书，摘下眼镜。“我很欢迎你，亲爱的孩子。”他说，“只要你觉得方便，想在这里待多久都可以。”走到门口，他停下来，转回身对我说：“你堂叔梅尔基奥尔来信说，他在澳洲，现在成天在桅杆前面（吸鼻子）。”“我想知道，什么叫‘在桅杆前面’？”
随后闷热的一周，我和父亲的关系急剧恶化。白天我很少看到他，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书房里，偶尔露个头，我发现他总倚着栏杆喊：“海特，给我叫辆车。”然后他就会出门，有时不到半个小时，有时一去一整天，他从不说自己出门去做什么。我还经常看到仆人在奇怪的时间端着盘子去楼上找他。盘子里装着一点点幼儿食品：甜面包干、牛奶、香蕉，这类东西。如果我们在过道或是楼梯上遇到，他就会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然后说“啊哈”，或者“天气不错”，再或者“天气真好啊，真是好”。但到了晚上，他穿上那件天鹅绒吸烟服去花房闲坐时，总是非常正式地向我打招呼。
而在那之前，餐桌是我们的战场。
第二个晚上，我带了一本书去餐厅。他原本恍惚的心思与眼神突然被我的书吸引。我们经过走廊时，他偷偷摸摸地把书留在了一旁的椅子上。等我们落座，他幽怨地说道：“查尔斯，我本以为你可以同我讲讲话的。我这一天过得筋疲力尽，很想和你聊一会儿。”
“当然可以，父亲。我们谈些什么好呢？”
“谈些让我开心的吧，给我解解闷儿。”他不耐烦地说，“跟我讲讲新上演的戏吧。”
“可我最近什么都没看过。”
“你该去看看，你真的应该去看看。一个男人，年纪轻轻，每个晚上却都耗在家里，这很不正常。”
“可是爸爸，我跟你讲过，我已经没什么钱去看戏了。”
“我亲爱的孩子，你不能让钱成了你的主人。你瞧，在你这个年纪，你堂叔梅尔基奥尔都已经跟人合作完成一部音乐作品了。那是他为数不多的愉快冒险之一。你应该把看戏当成自我教育的一部分。如果你读过那些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你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戏院顶楼的廉价座位上初识这门艺术的。我听人家说，坐那样的位置根本没什么意思。但就是在那里，你可以发现真正的批评家和爱好者。这也就是所谓的‘与诸神同在’。花费多少并不是问题所在，甚至在等候入场的时候，你还有街头艺人的表演可看。我们找一天也去和诸神们一起坐坐吧。你觉得阿贝尔夫人的厨艺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这还是受了你菲利帕姑妈的影响呢。你姑妈给了她十份菜单，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吃过别的东西。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倒也不在意吃什么，但现在你在家，是时候换换口味了。你想吃什么？现在有什么当季的菜品？你喜欢吃龙虾吗？海特，告诉阿贝尔夫人，明晚给我们准备些龙虾。”
那晚饭桌上的菜品是这样的：一道寡淡无味的白色的汤；一份煎老了的龙利鱼，上面淋着粉红色的酱汁；一份羊排配土豆泥；还有缀着炖梨的海绵蛋糕。
“我吃得这么讲究，纯粹是出于对你菲利帕姑妈的尊重。她说过，中产阶级的晚餐总是要吃上三道菜的。‘如果让仆人们自由发挥，’她还说，‘你恐怕每晚就只能吃到一块排骨了。’不过排骨其实是我最喜欢吃的。实际上，要是阿贝尔夫人没在家，我去俱乐部吃晚餐，无非也是点排骨。但你姑妈规定，在家里我必须有汤喝，再吃上三道菜。有时候是鱼、肉和开胃菜，其他一些时候则是肉、甜品和开胃菜——有许多不同的组合。”
“有些人总能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如此漂亮，真了不起。你姑妈就有这样的本事。”
“回想那些她天天同我一起吃饭的日子——就像现在你我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她想尽办法要开解我，常常跟我说她读了些什么书。你知道，她总想和我一起生活。她觉得要是我一个人生活，最后会变成一个古怪的糟老头。也许现在我已经是了。我是吗？但不能总让她住在这里。最后我还是把她赶走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威胁。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菲利帕姑妈，我才会在父亲的房子里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妈妈去世之后，她就搬过来和父亲还有我一起生活。毫无疑问，就像他说的，她确实想要把这里当成我们共同的家。但那时的我，对每晚餐桌上的痛苦一无所知。姑妈陪伴着我，而我也毫无芥蒂地接纳了她。我们在一起过了一年。随后第一个变化，是她又回到了自己在萨里的房子，尽管那里本已计划要卖掉。每到学期开始，她就到那里生活，只是偶尔会去伦敦买买东西，消遣一下。在夏天，我们会去海边度假，住在租来的房间里。后来，等到我要上大学，她干脆离开了英国。“最后我还是把她赶走了”，他的话里满是对这位善良夫人的嘲讽和把她赶走的心满意足。他也知道，这些话会让我很不舒服。
我们离开餐厅时，他说：“海特，你已经告诉阿贝尔夫人，明天我要吃龙虾了吗？”
“没有，老爷。”
“那就别告诉她了。”
“好的，老爷。”
等到我们在花房里坐下时，他说：“我想知道海特是不是对我说龙虾的事完全没放在心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知道吗，他大概明白我在开玩笑呢。”
不过第二天，我偶然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我遇见了之前读书时的一个熟人、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乔金斯。我从来没太喜欢过他，他只是在菲利帕姑妈还在的时候来我家喝过一次茶，那时菲利帕姑妈曾评价过他也许有一颗迷人的心，虽然第一眼看上去没什么吸引力。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并且邀请他来我家吃晚饭。他欣然应邀，整个人跟当初比并没有什么变化。海特一定是提前告诉过父亲有客人要来，所以父亲没有穿他的吸烟服，而是穿了一件燕尾服。这燕尾服连同里面的黑色高领背心和窄窄的白领带，成了他的晚礼服配置。加上他阴沉的神情，这一身穿戴简直就是一套宫廷丧服。这种神情始于他的少年时期，他发觉可以博得人们的同情于是保留了下来。实际上，他一件无尾礼服都没有。
“晚上好，晚上好。大老远的，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哦，其实一点也不远。”乔金斯说，他住在萨塞克斯广场。
“科学消灭距离，”我父亲尴尬地说，“你是来谈生意的？”
“嗯，我是在做生意，如果你说的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有个堂兄也在做生意——你应该不认识他。跟你不是一代人。我前不久还跟查尔斯提起过他，他一直让我念念不忘。他最后，”我父亲停顿了一下，好让下面这个古怪的词能有足够的分量，“栽了跟头。”
乔金斯神经质地干笑了两声，我父亲用责备的眼光看了看他。
“他的不幸让你很高兴？或者说我用的这个词你不太熟悉？要是你，恐怕就只会说他‘玩儿完了’吧？”
我父亲是个掌控局面的高手。他假想对面的是个美国人，整晚都在和这个乔金斯玩精心设计的单方的室内游戏，解释谈话中出现的英式用语，把英镑换算成美元，友善地听取他的表达，并予以回应：“当然，按你们的说法……”“这一切对乔金斯先生而言想必是非常狭隘的。”“在你们所习惯的广阔疆域里……”这让我的客人有种模糊的感觉，好像自己的身份被人误解，而他却没机会解释。吃饭的过程中他一直试图与我父亲对视，想要确定他古怪的谈吐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玩笑。但我父亲却总是回以温暖又亲切的目光，这让他更加困惑尴尬。
有一次，我觉得父亲实在是过分了，因为他说：“住在伦敦，你恐怕是要错过你们的国民运动了。”
“我们的国民运动？”乔金斯反问道。他反应很慢，可听到这里，也终于知道这是个澄清误会的好机会。
我父亲的目光从他转向我，表情从和蔼可亲变成怨恨。不过等他望回乔金斯时，脸上的表情又温和了不少，就像是一个赌徒向所有人认输一样。“你们的国民运动，”他温柔地说道，“就是板球嘛。”他不由自主地吸了吸鼻子，浑身发抖，用餐巾擦了擦眼睛，说：“你在城里工作，去板球场的时间也会大为缩短吧？”
在餐厅门口，他向我们道别。“晚安，乔金斯先生，”他说，“我希望你下一次穿越大西洋的时候，也能来我们家做客。”
“我说，你爸爸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好像觉得我是个……美国人？”
“他有时候很奇怪。”
“他还一直建议我去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真是太奇怪了。”
“是的，我也没法解释。”
“我觉得他好像是拿我寻开心呢。”乔金斯很困惑。
过了几天我父亲开始了他的反击。他把我叫出来，问道：“乔金斯先生是不是还在这里？”
“不，爸爸，当然不是，他只是过来吃晚饭的。”
“哦，我真想让他和我们待在一起。多么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啊。但你还要在家吃晚饭吗？”
“是的。”
“我准备搞一个小型的宴会，你在家的这些日子，晚饭总是很单调，得换换花样。你觉得阿贝尔夫人能胜任吗？显然不能。不过我们的客人倒不是很挑剔。卡斯伯特爵士和奥姆—赫里克夫人会是所谓的中心人物，我还希望在饭后听一点音乐。我会为你邀请几位年轻朋友。”
我父亲的计划超出了我的预期。当客人们齐聚在父亲称为“画廊”的房间里时，我便明白父亲精心挑选的这些人都只是为了让我感到不适。“年轻人”指的是学大提琴的格洛丽亚·奥姆—赫里克小姐，以及她在不列颠博物馆工作的秃顶的年轻未婚夫。另外还有一位只会说母语的慕尼黑出版商。我看见父亲站在他们中间，一个瓷器架子旁，冲我吸着鼻子。那晚他还特意在纽扣孔上插了一朵小小的红玫瑰，就像是骑士在战斗中佩戴的徽章。
晚宴无比漫长，桌上的菜品就像它们的食客一样是被“精心挑选过的”，以表达严谨的嘲弄精神。它们并没有来自菲利帕姑妈的菜单，而是由早期的菜谱拼凑而成，早到当时我父亲还会下楼吃饭。每道菜都有精心的装饰，红白相间，有规律地交替出现。只不过它们和餐桌上的酒一样淡而无味。晚饭后我父亲把德国出版商带到了客厅的钢琴前，在他演奏的时候又离开，回到“画廊”，向卡斯伯特·奥姆—赫里克爵士展示他的伊特鲁里亚公牛。
这个夜晚令人毛骨悚然，晚宴结束时，我惊讶地发现才刚过十一点。我父亲给自己倒了一杯大麦茶说：“我的这些朋友真无趣！你知道的，要不是你在家，我可不会找麻烦邀请他们过来。最近我对请客吃饭之类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既然你要在家里住很久，我就得多过几个这样的夜晚了。你喜欢格洛丽亚·奥姆—赫里克小姐吗？”
“不喜欢。”
“不喜欢？是因为她唇上的绒须让你反感吗？或者是因为她长了一双大脚？你看她今晚玩得开心吗？”
“不开心。”
“我觉得也是。我猜没有一个客人觉得今晚过得很愉快。那个外国人的琴弹得糟透了。我是在哪里认识他的来着？还有康斯坦莎·斯梅西克小姐——我又是在哪里遇到她的呢？但我还是必须尽到好客的义务。只要你在家，你就不会觉得单调。”
在接下来两周的持续斗争中，我们两败俱伤。但我伤得更重，因为我父亲储备了足够多的花招，又有更充分的回旋余地，而我却无处躲藏，只能被困在高地与大海之间的桥头堡上。他对这场斗争的目的闭口不谈，我至今也不清楚他是否仅仅是为了惩罚我——或者是基于他内心更深层的某种考虑，希望将我逐出这里，像被赶到博尔迪盖拉的菲利帕姑妈和去了达尔文的堂叔梅尔基奥尔一样。又或者，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是，他仅仅因为对斗争的热爱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施展他的才华。
我收到了来自塞巴斯蒂安的一封信。这个惹眼的物件是某一天当着我父亲的面送到我手上的，当时他正在吃午饭。我发觉他很好奇，于是赶快拿到别处去读。这封信写在维多利亚晚期丧事专用的厚信纸上，有黑色王冠图案和黑色边框。我急切地读了起来：
布赖兹赫德城堡
威尔特郡
我也想知道今天是几号
最亲爱的查尔斯：
我在书桌后面发现了一盒这样的纸，正在为自己逝去的天真哀悼的我，必须拿它来给你写封信。我的天真好像从没活过，医生一开始就让我给它料理后事了。
不久我就要动身去威尼斯，去罪恶之宫找我爸爸。我希望你能来陪我。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我倒从没孤单过。我的家人会不断回到家里，收拾行李，然后又离开，就算白树莓已经熟了。
我已经决定不带阿洛伊修斯去威尼斯了。我不想让他见那些讨厌的意大利熊，再沾上一身坏毛病。
爱你，或者随你所愿
塞
我早就熟悉他写信的风格了，在拉韦纳的时候就收到过几封。我本不该失望，但那天我却把那张硬邦邦的信纸撕成碎片，丢进了废纸篓，然后凝视着窗下肮脏的花园和贝斯沃特乱糟糟的后街、排布混乱的污水管道、逃生通道和一个个凸起的小型温室。我眼前出现了安东尼·布兰奇苍白的脸，它从稀疏的树叶丛中浮现出来，就像在泰晤士镇时透过烛光凝视我那样。我还在车马的喃喃低语中听见他清晰的声音：“有时塞巴斯蒂安整个人都有点缺乏生气，我们千万不要怪罪他……我一听见他说话，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幅令人作呕的《吹泡泡》。”
之后几天，我都觉得自己很讨厌塞巴斯蒂安。然而周日下午，一封来自他的电报顿时将这厌恶的情绪化为乌有，可却让情况更加糟糕。
我父亲出门了，回来时发现我正处在极度焦虑之中。他站在走廊里，头上还戴着他的巴拿马草帽，朝我微笑。
“你一定猜不出我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去了动物园。天气相当不错，看来动物们也喜欢晒太阳。”
“爸爸，我得马上走。”
“嗯？”
“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出了很严重的事故。我必须马上去他那里。海特正在为我打包行李，有趟火车半小时后出发。”
我还给他看了电报，上面写得很简单：重伤速来塞巴斯蒂安。
“好吧，”我父亲说，“我很遗憾你看起来如此沮丧。可看了这电报，我觉得他伤得可能不像你想的那样重——否则伤者怎么能自己签名呢？当然，他也可能头脑清醒，但眼睛瞎了或者伤了背部，瘫痪了。不过为什么你一定要到场呢？你又不是大夫，也不是神职人员。你是希望去继承一份遗产吗？”
“我告诉你了，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嗯，那个奥姆—赫里克也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就不会在这样一个宜人的周日下午跑到他的灵床前哭丧。我怀疑奥姆—赫里克夫人不会欢迎我。不过，我看你好像没有这种顾虑。我会想念你的，亲爱的孩子，但你不必为了我急着回来。”
八月周日傍晚的帕丁顿站，夕阳穿过顶棚昏暗的窗格照进来，书报亭紧锁，少有的几个游客在搬运工身边不紧不慢地踱着步子。但这幅景象仍不足以抚慰我的不安。车厢空空荡荡，我把小行李箱放在三等车厢的角落里，然后在餐车里找到了一个位子。“过了雷丁站之后第一次正餐才开餐，先生，大约在七点。您现在需要点什么？”我要了一杯杜松子酒，一杯苦艾酒。它们在列车出站时被端了上来。餐车里，刀叉有规律地叮当作响，窗前不断闪现着夏日风光，可我全无心情欣赏这宁静的画面。恐惧在我心头持续发酵，膨胀成巨大的泡沫，变幻出一幅幅灾难的图景：一把上膛的枪被随意放在篱墙入口的台阶上；一匹惊马嘶鸣着掀落骑手；阴暗池塘里的暗桩；寂静清晨突然落下的粗壮榆树枝；视线盲区的转角冲出的汽车。文明生活的种种威胁环绕着我，搅得我心神不宁。我甚至看到阴影中出现了一个杀人狂扭曲的面孔，手中挥舞着一根铅管。列车从麦田与密林旁飞快驶过，潜入金色傍晚的深处，车轮单调的轰鸣声在我耳畔回荡，渐渐变成了清晰的话语：“你来得太晚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我吃过饭，换乘本地路线的火车，在暮色降临时抵达了目的地，梅尔斯蒂德·卡伯里。
“去布赖兹赫德吗，先生？茱莉娅小姐正在外面等您。”
她正靠在一辆敞篷车旁。我立刻认出了她，我不可能认不出她。
“你是赖德先生？跳进来。”她的声音和塞巴斯蒂安如出一辙，连说话方式也是。
“他怎么样了？”
“塞巴斯蒂安？哦，他好着呢。你吃过饭了吗？火车上的饭菜一定糟透了。家里准备了一些饭菜，只有我和塞巴斯蒂安在家，所以我们打算等你一起吃。”
“他出什么事了？”
“他没说吗？我猜他是觉得如果告诉你实情你肯定不会来。他脚踝里的一根小骨头裂了，那骨头太小了，连名字都没有。他们昨天用x光给他做了检查，告诉他得休息一个月。这可让他烦透了，他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所以整天小题大做……其他人都走了，他要我留下来陪他，我想你知道他那可怜样多让人受不了。我差点就答应他了，不过后来我跟他说‘你肯定还能找到别人来陪你的’，然后他说所有人都出门了，要么就很忙，不会有人来。但最后他同意问问你，而我答应他，要是你不来，我就会留下来陪他。所以你看，我是多么欢迎你来。我得说，你真是个高尚的人，一接到电报就赶了过来。”可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似乎带有对我“召之即来”的轻蔑，至少我听出了这重意味。
“他是怎么受伤的？”
“信不信由你，玩槌球。他突然发脾气，结果被铁环门绊倒了。这样负伤可一点也不光荣。”
她和塞巴斯蒂安很像，在暮色中坐在她身边，熟悉与陌生的感觉交织，让我有点恍惚。这就像是用高倍望远镜看着一个人由远及近走来，可以看清他面容和衣着的全部细节，仿佛一伸手便能触碰到，而他却无法感受到观察者的存在，即便向前靠近，他也不会抬头看上一眼。这时再用裸眼去看，才会发现那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点，连是不是人都看不清。我认识她，可她并不认识我。她的黑头发还没有塞巴斯蒂安的长，从前额梳到后面，这点和塞巴斯蒂安一样。她那双注视着夜色下公路的眼睛也很像他，但是要大上一点。她那对涂了口红的嘴唇似乎对全世界都不太友好。她戴了一只很好看的手镯，耳朵上还挂着金色的耳饰。她轻薄的外套下，露出一两英寸的印花丝绸。那时女孩子的裙子都很短，她向前伸出去踩刹车的腿很细长，这也符合当时的时尚。介于熟悉与陌生之间的性别差异在她身上是如此突出，填补了我们之间的空隙。在其他女性身上，我从未感觉到如此强烈的女人味。
“我很怕在晚上这个时间开车，”她说，“可是好像留在家里的人都不会开车。我和塞巴斯蒂安在家就像是露营，只是偶尔回去住一住。我希望你没有期待什么华而不实的宴会。”她屈身向前，从储物箱里拿出一盒烟。
“不了，谢谢。”
“替我点一支，好吗？”
我的一生里，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我把香烟从自己的唇边拿开，放进她唇间的时候，我听见了蝙蝠交尾时细微的吱吱声。无人知晓，可我却听到了。
“谢谢。你以前来过这里，婆婆讲过。我们俩都觉得很奇怪，你为何不留下来喝杯茶再走。”
“那是因为塞巴斯蒂安。”
“你好像太听他的话了，你不该这样。这对他很不好。”
我们已经在车道上拐了弯。树林与天空早已暗了下来，而房屋就像是纯灰色的油画，只有中间敞开的大门露出金黄的色彩。有一个人站在外面，等着为我拿行李。
“我们到了。”
她带我走上台阶，进入前厅，把自己的外套丢在大理石桌上，然后弯下腰，抚摸一只跑出来迎接她的狗，说道：“我看塞巴斯蒂安大概已经开始吃饭了。”
此时，他出现在远处的柱子之间，坐在轮椅上，自己摇着轮子。他穿着睡衣睡裤，一只脚上还打着厚厚的绷带。
“看吧，亲爱的，我可把你的密友带回来了。”她说，声音里再一次带着明显的蔑视。
“我以为你要死了。”我说，然后我察觉到，自从抵达这里，我内心充斥的是恼火，而非免去一场想象中的灾难的宽慰。
“其实，我也觉得我快死了。很疼的。茱莉娅，如果你要求的话，威尔考克斯今晚会给我们上香槟吗？”
“我讨厌香槟，而且赖德先生已经吃过晚饭了。”
“赖德先生？赖德先生？查尔斯喜欢香槟，任何时间喝都没关系。瞧瞧我这只被包起来的、无比硕大的脚，我总觉得自己得了痛风。这让我十分渴望能喝上一杯香槟。”
我们在一间名为“彩绘厅”的房间里吃了晚饭。房间是八角形的，很宽敞。墙壁设计的年代要更晚一些，布满了花环样式的圆形浮雕，屋顶则是庞贝风格的牧羊人画作。它们同椴木镀金家具、地毯、悬挂起来的青铜枝状烛架、镜子和壁突式烛台，都是同样的风格，出自一位设计师之手。“我们单独在家里时，总在这里吃饭，”塞巴斯蒂安说，“这里太舒服了。”
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吃着桃子，给他们讲我和父亲之间的战争。“他听起来真是个完美的乖孩子，”茱莉娅说，“现在我要走了，男孩们。”
“你要去哪里？”
“去育儿室，我答应婆婆要和她下最后一盘哈尔马棋。”她吻了塞巴斯蒂安的头顶，我起身为她打开门，“晚安，赖德先生，同时还要说再见。我想我们明天不会见面的，我很早就要出发。你把我从病床旁边解救出来，我说不出有多感激你。”
“我妹妹今晚有点夸张。”她走后，塞巴斯蒂安说。
“我觉得她并不喜欢我。”我说。
“我觉得她对任何人都不太喜欢。我喜欢她，她和我很像。”
“你喜欢她？她和你很像？”
“我是说神情，还有说话的方式。我可没法不喜欢像我这种性格的人。”
喝完了葡萄酒，我从塞巴斯蒂安的椅子旁走过，穿过有圆柱的大厅，来到藏书室。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几乎每晚都会坐在那里，像这天晚上一样。藏书室位于宅子的侧面，可以俯瞰人工湖。窗户敞着，星光尽收眼底，空气芬芳，很是怡人。月光照耀下，山谷中蓝色与银色交相辉映，喷泉的叮咚声十分悦耳。
“我们要独自享受一段天堂般的日子啦。”塞巴斯蒂安宣布。第二天早晨，我刮胡子的时候，正巧从浴室的窗户看见茱莉娅从前院开车离去，车后放着行李，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山丘之间，一眼也没有回头看。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自由与平静，就像多年之后，经过了一夜的动荡不安，汽笛终于响起，警报得以解除。
第四章家中的塞巴斯蒂安——国外的马奇梅因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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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慵懒倦怠——多么独特，又多么经典！可若论及消失，它又如此迅疾，如此无可挽回！那热情、对爱的慷慨、幻想、绝望，那一切属于青春的传统品格——除了慵懒倦怠以外，都将贯穿我们的一生。它们都是生活的组成，但那倦怠——精力充沛却懒散松弛的肉体、孤芳自赏又自私自利的灵魂，却只属于青春，并将随它一同死去。也许在灵薄狱的殿堂之中，英雄们正享有这微妙的惬意，以补偿他们始终无缘的乐福直观。又或者，那乐福直观与这低阶的享乐之间，恰恰存有某种遥远的亲缘关系。至少，在布赖兹赫德那些慵懒倦怠的日子，让我觉得天堂触手可及。
“这座宅子为什么叫作‘城堡’？”
“被拆掉之前，它就是一座城堡。”
“什么意思？”
“就是这意思。这里一英里之外原来有座城堡，就在下面村子那边。后来我们家的先祖看上了这座山谷，就把下面的城堡拆了，把石头运来这里，建了这座宅子。我很高兴他们这么做，你觉得怎么样？”
“要是这宅子是我的，我哪儿都不会去。”
“可你知道，查尔斯，它也不是我的。就算现在是，但这里通常都住着一些残暴的野兽。我倒希望永远这样下去——永远是夏天，永远孤身一人，果子永远是成熟的，阿洛伊修斯也永远心情愉悦……”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回忆那个夏天的塞巴斯蒂安——当我们结伴漫步在使人心醉的宫殿中时他的样子。他坐在轮椅里，沿着菜园边的黄杨矮林疾驰而下，寻找高山树莓和新鲜的无花果。他摇着轮椅，在一间间气味、气候条件不同的温室之间穿行，摘下麝香葡萄，挑选兰花插在衣服的纽扣孔里。他还像哑剧演员一样蹒跚地走到老育儿房，和我一起坐在旧印花地毯上，这里除了一个玩具柜，四周都空荡荡的。霍金斯婆婆则悠闲地坐在角落里，一边缝着什么东西，一边说：“你们两个简直和别人一样坏，你们这一对坏孩子哟。大学就教你们这些？”塞巴斯蒂安仰面躺在柱廊的某个地方，那里一定阳光明媚，就像现在——而我正在他的旁边，坐在一张硬硬的椅子上，试着把喷泉画下来。
“这个屋顶也是伊尼戈·琼斯的作品吗？不过它看起来有点新。”
“哦，查尔斯，你是来旅游的吗？漂亮就行了，什么时候建的有什么要紧的呢？”
“这种事情我就是很想知道。”
“唉，亲爱的，我以为我已经把你治好了呢——柯林斯先生真是可怕。”
住这样的宅子，本身就是在接受审美教育。从一个房间漫步到另一个，从索恩式藏书室到中国客厅，以及其中陈设的镀金佛塔、做点头状的清朝人偶、彩色壁纸与奇彭代尔式精工家具都令人目眩神迷。从庞贝式客厅到装饰着大型挂毯的走廊，后者的风貌多年不曾改变，两个半世纪前完工时便是这番模样。坐在树荫里的露台上向外眺望，就算几个小时也丝毫不会厌倦。
这楼台是整座宅子最后完工的部分。它坐落在巨石堡垒之上，从大厅的台阶上看去，它就像是悬在水面上一般。人若凭栏而立，似乎能立刻将鹅卵石垂直投入脚下的湖水之中。两侧的石柱廊将它环抱怀中，亭子外的小椴树林一直延伸到树木茂盛的山坡。露台的一部分是铺好的路面，另一部分则是花圃和组成阿拉伯图饰的矮黄杨。高的黄杨，围成了椭圆形的树篱，中间有一些壁龛，点缀着几座雕像。在大椭圆广场中间，占据着最豪华位置的，是一座喷泉。人们往往会在意大利南部的某个广场上看到这种喷泉。实际上它正是在那里被发现，一个世纪之前，一位先辈看到并买下了它，运回此地重新组装——幸好这里的气候也很欢迎它的到来。
塞巴斯蒂安让我把它画下来。对我这样一个业余选手而言，这是很大的挑战。它的中心是一个椭圆形的水池，里面还有一座带雕塑的岩石小岛。岩石上长着原有的典型热带植物，以及英国的野生复叶蕨草。岩石上，十几条细流涓涓淌过，仿造成泉水的模样，四周则是奇异的热带动物，有骆驼、长颈鹿，还有一头凶猛的狮子，所有的动物都在喷水。在岩石上，山形墙的位置上，矗立着一座红砂岩埃及方尖石碑。这绝非我能力之所及，但出于某种侥幸，我还是把它画了下来，并且依靠机智的省略和一些风格上的把戏，达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颇有皮拉内西的余韵。“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妈妈吗？”我问塞巴斯蒂安。
“为什么送给她？你们都不认识。”
“这样礼貌一些，毕竟我住在她的宅子里。”
“送给婆婆好了。”塞巴斯蒂安说。
我照他说的做了。婆婆把它放在了衣柜顶上她的一系列收藏品之间，说我画得很像。她常常听人夸赞那喷泉有多美，尽管她自己从未感受到。
对于我，这也是一种新发现的美。
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爱骑着自行车在邻近的教区闲逛，擦拭黄铜器皿，给圣洗池拍照。我一向对建筑很感兴趣，但是，尽管在观念上，我已经与同时代人一起见证了跨时代的转变，即从罗斯金的清教主义到罗杰·弗赖的清教主义的转变，可我的内心依旧多愁善感，保守、向往着中世纪的星光。
这是我与巴洛克的对话。在这里，在这傲慢又高耸的穹顶下，在镶板天花板下。在这里，我穿过一道道拱门和残破的山形墙，走到阴凉的廊柱旁，在喷泉旁一坐好几个钟头，探寻光影的变化，追逐悠长的回声，尽情欣赏这勇气和创意的杰作。我身体里好像长出了全新的感知系统，似乎这石间奔涌而出的汩汩水流，就是我的生命之泉。
一天，我们在柜子里发现了一个装着油画颜料的铁皮漆盒，里面的颜料还能用。
“这是妈妈一两年前买的，因为有人告诉她，想要欣赏这世界的美，就得试着把它画下来。我们为此还好一顿嘲笑她。她根本画不了画，无论颜料管里的颜色有多么鲜艳，只要经她一调，就立刻会变成一摊土黄色。”调色板上已经干掉的色块证实了他的说法。“妈妈还总打发科迪莉亚给她洗画刷，最后我们联合起来表示抗议，才让她停了下来。”
这些颜料让我们萌生了装饰这间工作室的想法。它位于石柱廊之上，一度被用来处理地产生意，现在已经被废弃，只放了一些园艺工具，还有一盆死掉的芦荟。这间屋子原本应该是休闲用的，也许是打算当成茶室或书房，不然它的灰色泥墙上也不会装有洛可可风格的镶板，屋顶也不会特意设计成好看的穹隆形状。这里，在一块小小的椭圆镶板中，我勾勒出一幅浪漫优美的图样，并在接下来几天完成了上色工作。凭借着一点运气，加上当时的愉快心情，这幅装饰画居然很成功。那画刷就像是自己知道该如何画画一样。我画的是风景画，上面没有一个人物，是一幅蓝天白云的夏日即景，前景有一处被常春藤覆盖的废墟，岩石与瀑布置于后方，引出后面渐行渐远的林地。我原本对油画知之甚少，几乎是边画边学习。一周之后，我的画完工了，塞巴斯蒂安急切地希望我可以继续在更大的镶板上作画，所以我又画了一些草图，塞巴斯蒂安却找来一幅“野宴图”，上面画着一架装饰有缎带的秋千和听差的黑人，还有一个正在吹笛子的牧羊人。但这幅画最终不了了之，我知道之前能够完成那幅画是运气使然，而想要摹绘如此大规模的画作，对我而言就不太现实了。
一天，我们和威尔考克斯一起去了地窖，那里的储藏间原本存满了美酒，如今却空空荡荡。只有一间侧室还在使用，里面的箱子装得很满，甚至还有一些年份超过五十年的佳酿。
“自打老爷搬去国外，我们就没再添过新酒。”威尔考克斯说，“许多酒都已经到了该喝的时候，我们应该存上些1918年或1920年产的酒的。酒商已经给我寄过好几次信，但夫人却让我去问布赖兹赫德勋爵该怎么办，而他又让我问老爷，老爷则把我打发给律师。所以我们一直也没购置新酒。现在这些酒，喝上个十年倒不成问题，可以后该怎么办呢？”
威尔考克斯很高兴我们能有这样的兴趣。我们从每个箱子里都拿了几瓶酒，随后和塞巴斯蒂安共度的那些宁静夜晚，我第一次对葡萄酒有了真正的了解，这在我心上播下了日后丰收的种子，让我在后来漫长的苦闷日子里有了依靠。我们会坐在一起，坐在彩绘厅里，桌上开着三瓶葡萄酒，每人面前摆上三只空杯子。塞巴斯蒂安找到一本关于品酒的书，我们事无巨细遵循它的指示：在烛焰上把杯子微微加热，倒上三分之一高度的葡萄酒，在杯子里摇晃一圈，然后轻轻把杯子捧在手上，迎着光线闻一闻它的香气，抿一口，让它充满整个口腔，在舌头上淌过，从上颚滑过，就像在柜台上滑过一枚硬币。最后仰起头，让酒全部流进喉咙里。然后我们会对它评头论足一番，再吃一点巴思奥利弗饼干，之后开始品尝另一种酒。三种酒都尝过之后，我们会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一瓶，然后是第二瓶，直到搞不清玻璃杯的顺序。我们开始为争论正确的顺序而喋喋不休，酒杯在我们之间递来递去，直到六个杯子里有几个已经掺了不止一种酒。我们不得不再去取六只干净的玻璃杯，重新开始。酒瓶空了，我们的赞美越发肆意，也越发奇特。
“……这酒有点害羞，像只小羚羊。”
“像妖精。”
“是带斑点的那种，在挂毯一样的草地上蹦蹦跳跳。”
“像宁静水边的一支长笛。”
“……这瓶酒上年纪了，喝起来很有智慧。”
“是洞穴里的先知。”
“……这个好像一条珍珠项链，挂在雪白的脖子上。”
“像一只天鹅。”
“像最后的独角兽。”
然后，我们会离开屋子里的金色烛光，去欣赏外面的星空，坐在喷泉边，把手伸进水里，感受一阵阵清凉。在酣醉中聆听水流飞溅，汩汩流过岩石之上的声响。
“我们应该每晚都喝醉吗？”在某个早上，塞巴斯蒂安问我。
“我想是的。”
“我也这么觉得。”
我们很少看到陌生人。偶尔会在路上遇到一个代理商，一位瘦削、皮肤松弛的上校，他还曾来喝过一次茶。我们总是设法避开他。礼拜日会有一位修士从附近的修道院来这里做弥撒，并和我们共进早餐。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神职人员，而我注意到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位教区牧师。但布赖兹赫德对我而言是个无比迷人的地方，所以我总期待这里的一切事物、一切角色都独一无二。菲普斯神父实际上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包子脸男人，很关注郡际板球赛，还总是固执地同我们分享他的乐趣。
“你知道，神父，查尔斯和我对板球一窍不通。”
“真希望我可以亲眼见识上周四丁尼生是怎么赢下五十八分的。那一定是决定胜负的一局。《泰晤士报》上的评论也很精彩。你看了他和南非队那场比赛了吗？”
“我从没见过他。”
“我也没见过。我已经好多年没看过一流比赛了，上一次还是去阿穆普勒福斯参加修道院院长的就职仪式之后，乘火车回来时路过利兹，格雷福斯神父带我去看的。他想办法找到一辆合适的列车，让我们可以挤出三个小时看他们对阵兰开夏的比赛。那是个下午，我仍然记得那场比赛的每一次投球。可从那以后，我不得不每次都靠报纸来看比赛了。你们也很少去看比赛吗？”
“从来没看过。”我回答说。然后他用一种天真无邪的表情看着我，后来我在其他教徒脸上也看到过这样的表情，仿佛在嗔怪我们这种将自己暴露在危险尘世之中的凡人，竟很少用世俗这些五花八门的娱乐来慰藉自己。
塞巴斯蒂安总是去听他的弥撒，而去听弥撒的人往往不多。布赖兹赫德的天主教传统并不悠久。马奇梅因夫人曾带过来几个信天主教的仆人，但其他大多数仆人和所有的村民，若是需要祈祷，便只会去位于村口弗莱特家坟墓中间的灰色小教堂。
塞巴斯蒂安的信仰，对我来说是个谜，而我却并不想解开这个谜。我自己就没有宗教信仰，小时候家人每周都会带我去教堂，在学校每天都得去小礼拜堂，不过作为补偿，等我上了公立学校，假日就不必再去教堂了。教我神学的老师们告诉我，《圣经》相当不可靠，他们也从不建议我去祈祷。父亲也从不去教堂，除非是赶上家庭集会。但在那样的场合，他也总是极尽讽刺之能事。我的母亲，我觉得她是个教徒。我一度奇怪她为什么会抛下我和父亲，跟着一辆救护车去了塞尔维亚，她是否觉得这是责任使然？最后她精疲力竭，死在波斯尼亚的冰天雪地里。可后来我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这样的内核。而再后来，我竟也接纳了我在1923年时绝不会认可的主张，把超自然的东西认作真理。但在布赖兹赫德的那个夏天，我仍不必思索太多。
我认识塞巴斯蒂安之后，几乎每天，他言语间时不时都会跳出一些词汇，提醒我他是个天主教徒。可我只把这个当成他的怪癖之一，就像他的泰迪熊。在我到布赖兹赫德的第二个周日之前我们也从未正式讨论过此事。那天菲普斯神父刚刚离开，我们坐在石柱廊中看报，他突然蹦出来的一句话，吓了我一跳：“天哪，当一个天主教徒可真不容易。”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了，一直有影响。”
“好吧，我可没看出来。你在和某种诱惑做斗争吗？我一点也没觉得你比我更善良。”
“是，我可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塞巴斯蒂安愤愤不平。
“然后呢？”
“是谁常常祈祷，‘哦上帝，让我善良些，但不要立即赏赐’？”
“我不知道，大概是你吧。”
“没错，是我，我每天都这样祈祷。”说着，他又把头埋进了《世界新闻》报里，“看哪，这又有一个龌龊讨厌的童子军领队。”
“我想他们就是努力想让你相信一些胡说八道，对吧？”
“那些是胡说八道吗？我希望是，可有些时候它们倒还有点道理呢。”
“但是我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可不能把那些话当真了。”
“为什么不能？”
“我是说那些什么圣诞节啊、星星啊、三个国王啊、牛啊驴啊之类的东西。”
“可我很信它们，多么可爱的想法啊。”
“可你不能因为它们可爱就相信它啊。”
“可我信，我就是这样信的。”
“连祈祷你也信吗？你觉得你跪在一尊雕像前，念叨点什么，甚至不用出声，只在心里嘀咕，就能改变天气？听说某些圣人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你还得找到对的人，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没错啊，你记不记得上学期，我带着阿洛伊修斯，后来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那个早晨，我发了疯似的向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祈祷，吃完午饭我就发现尼科尔斯先生抱着他，站在坎特伯雷大门门口，说我把他丢在马车上了。”
“好吧，”我说，“不过既然你如此虔诚，但自己也没兴趣变好变善，那你为什么还会觉得当教徒很不容易呢？”
“如果你感觉不到，那就是感觉不到。”
“行啦，到底困难在哪儿呢？”
“别烦人了，查尔斯。我准备好好读读这条新闻，一个赫尔城的妇女一直使用某种工具给人堕胎。”
“是你提出了这个话题，我只是有点感兴趣而已。”
“我不会再提了……法庭参考了三十八个案例，最后判了她六个月监禁。天哪！”
但大概十天之后，他又提起这事了。那时我们正躺在屋顶上，用望远镜看下面公园里正在举行的农展会。这是一次很简朴的展会，专门为附近几个郊区举办。与其说是一次激烈的展销竞争，倒不如说是一次大型集市和社交聚会。公园里，用旗子围出了一块圆形场地，周围搭着大小不一的帐篷，一旁是裁判台和几个牲畜围栏。最大的帐篷是用来供应茶点的，众多农场主都聚集在那里。之前的准备工作就持续了整整一周。“我们得躲起来了，”塞巴斯蒂安在这一天快到时对我说，“我哥哥会来，他可是这农展会上的大人物。”于是我们就躺在了屋顶的栏杆下面。
布赖兹赫德伯爵乘火车在上午抵达，中午和芬德上校一起吃了午饭——就是那个皮肤松垮的代理商。他刚到时，我和他面谈了五分钟。安东尼·布兰奇的描述十分贴切：他长了一张弗莱特家族的脸，就像是阿兹特克人雕刻而成。通过望远镜，我们现在可以看见他，他笨拙地走动在几个佃户之间，去和裁判台上的裁判打招呼，然后趴在牲畜围栏上、面色凝重地盯着牛群。
“我哥哥是个怪人。”塞巴斯蒂安说。
“他看起来还挺正常。”
“是啊，可他并不正常。他是我们家最疯的一个，只是没表现出来罢了。他的扭曲都是内在的。他本来想当牧师，你知道吧？”
“不知道。”
“我看他现在好像还有这个打算。刚从斯托尼赫斯特学院出来的时候，他差点就成了耶稣会会士。这对妈妈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她没办法出面阻止他，但这无疑是她最不想看到的事。想想人们会怎么说——长子。如果是我还好些。还有可怜的爸爸，就算没有那件事，教会那边已经很让他头疼了。真是麻烦透了——修士和院长围着这宅子团团转，像老鼠一样。而布赖兹赫德就那样忧郁地坐着，谈论着上帝的意旨。爸爸去了海外，他是最不开心的一个，实际上比妈妈要难过多了。后来他们说服他去牛津，用三年时间再好好想一想。现在他正在做决定。他说想加入皇家警卫队，又说想进议会，还说想结婚。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想知道要是我也去了斯托尼赫斯特，会不会也变成他那副样子。我本来也应该离家的，只是爸爸出国的时候我还小，而且他一直坚持要把我送到伊顿去。”
“你爸爸退教了吗？”
“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不得不退。他是为了跟妈妈结婚才开始信教的。人一消失，大概就把宗教教义和我们一起丢下了。不过你应该见见他，他是个很好的人。”
塞巴斯蒂安之前从来没有正经谈过他的父亲。
“他就这样走了，你们一定都很难过吧？”我说。
“所有人，除了科迪莉亚。她还太小。我那时候很难过，妈妈跟我们三个大一点的孩子解释这件事，好让我们不至于记恨他。但不恨他的只有我。我有点觉得，她其实希望我恨他，因为我是他最喜欢的孩子。如果不是脚受伤，我现在应该和他待在一起的。我是唯一一个经常去看望他的人。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喜欢他的。”
这时农展会那边，一个男人正用扩音器宣布最后一个项目的结果。声音依稀传到我们耳畔。
“所以你看，在宗教信仰上，我们家是个彻底的混合家庭。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亚是充满热忱的天主教徒，布赖兹赫德满心凄苦，科迪莉亚却像小鸟一样雀跃。我和茱莉娅是半个异教徒，我很快乐，但我觉得茱莉娅并不幸福。大家都把妈妈看作圣人，爸爸却被逐出了教会——他们快乐吗？我不知道。所以不管怎样，无论你如何看待宗教，它和快乐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快乐又正是我想要的……我真希望自己可以多爱天主教徒一点。”
“他们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
“我亲爱的查尔斯，在这个天主教徒少之又少的国家，事情恰恰不是这样。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结成派系——实际上，他们至少有四个派系，有一半时间都在相互诋毁。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也跟其他人截然不同，他们觉得重要的，别人看来并不重要。他们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又无时无刻不显露出来。这很正常，真的，他们应该这样。但对我和茱莉娅这种半异教徒来说，隐藏就很困难。”
我们这场异常严肃的谈话，最终被从烟囱那边传来的、大声而幼稚的叫喊声打断：“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
“我的天！”塞巴斯蒂安说着，伸手拿起一块毯子，“这大概是我妹妹科迪莉亚。快把你自己遮好。”
“你在哪儿？”
一个精力充沛的孩子冒出来，十岁出头。她拥有这个家族极具辨识度的特征，不过全因那张天真的、胖乎乎的圆脸走了样，两条老式大辫子从耳际垂到背后。
“快走开，科迪莉亚，我们都没穿衣服呢。”
“哎呀，你可真是个正经人呢。我猜到你会在这儿，你没想到我也会来吧？我和布赖德一起过来，只是想看看方济各·沙勿略。（她转向我）他是我养的一头猪。我们和芬德上校一起吃了午饭，然后一起看了农展会。方济各·沙勿略在那里得了安慰奖，第一名被坏蛋兰德尔靠一只肮脏的牲口拿走了。亲爱的塞巴斯蒂安，我很高兴能再见到你。你那可怜的脚怎么样了？”
“向赖德先生问声好。”
“啊，对不起。你好啊！”这个家族的所有魅力都表现在她的笑容中，“下面开始搞派对，他们都喝得东倒西歪的，所以我就上来了。我说你们俩，办公室里那画是谁画的？我本来想去找一把带折叠座的手杖，一下子就看到了。”
“说话注意点。是赖德先生画的。”
“画得真好看。我说，真是你画的？你可真是心灵手巧。你们俩快穿上衣服下来吧，这会儿屋子里没人，大概。”
“布赖德肯定领着裁判员进屋了。”
“他没有。我听说他们不打算进来。他今天脾气可臭了。他不想让我和你们一起吃晚饭，可我偏不听他的。在你俩能见人之前，我先去育婴室坐一会儿。”
那天晚宴的气氛很压抑。只有科迪莉亚完全放松，开心地享受美食、晚间时光和哥哥们的陪伴。布赖兹赫德只比我和塞巴斯蒂安年长三岁，但看上去却像个长辈。他的外貌同样符合家族特征，他笑起来的时候和他们一样可爱，但他的笑容实在是少见。他说起话来庄重而克制，那种腔调如果换成我的堂兄贾斯珀，会显得自大而做作，但在他这儿就好像是毫无意识地自然表露。
“我很遗憾，直到现在才知道你造访寒舍。”他对我说，“他们照顾得还周到吗？我希望塞巴斯蒂安已经用美酒招待过你了。要是让威尔考克斯自己做主，他总是很吝啬的。”
“他对我们很大方。”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你喜欢葡萄酒吗？”
“非常喜欢。”
“我也希望我能喜欢。其他男人和酒似乎都有着某种羁绊。在莫德林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试过喝醉，但我没法乐在其中。啤酒和威士忌甚至连开胃的效果都没有。从结果来看，像今天下午这样的场合，对我而言只能是一场折磨。”
“我可喜欢葡萄酒了。”科迪莉亚插嘴说。
“我妹妹科迪莉亚这一次的学业报告上说，她不仅是在课堂上表现最差的，也是最年长的修女的记忆中，表现最差的。”
“那是因为我拒绝参加圣母会。院长嬷嬷说，如果我没办法把我的房间弄干净一点，我就没办法加入圣母会。所以我就说，那好吧，我就不参加了。再说我也不相信圣母会关心我是不是左脚穿了体操鞋而右脚穿舞蹈鞋。结果就把院长嬷嬷气坏了。”
“圣母关心顺从之人。”
“布赖德，别这么虔诚了。”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里可有一个无神论者。”
“我是不可知论者。”
“真的吗？在你们学院，像你这样的人很多吗？在莫德林可不少。”
“我并不太清楚。在去牛津很早以前，我已经相信不可知论了。”
“无神论者到处都有。”布赖兹赫德说。
宗教似乎是那天没法回避的话题。有一段时间我们说起了农展会，然后布赖兹赫德说：“上周我在伦敦遇到了主教大人，他想关掉我们的小教堂。”
“他可不能这样做。”科迪莉亚说。
“妈妈不会让他这么做的。”塞巴斯蒂安说。
“它离其他人太远了。”布赖兹赫德说，“梅尔斯蒂德周围十几户人家都没办法过来。他想在那边开一个新的弥撒中心。”
“那我们怎么办？”塞巴斯蒂安说，“难道冬天一大早我们还得开车去那边？”
“我们这里必须保留圣餐。”科迪莉亚说，“我偶尔会回来参加的，妈妈也是。”
“我也是，”布赖兹赫德说，“可我们人太少了。我们并不是那种老式的天主教家族，庄园里人人都参加弥撒。它早晚都会被关掉，也许是妈妈过世以后。重点在于，现在就关掉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好。赖德，你是个艺术家，从审美的角度，你觉得那座小教堂怎么样？”
“我觉得它很美。”科迪莉亚抢着说，泪眼婆娑。
“算得上出色的艺术品吗？”
“嗯，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我谨慎地说，“我觉得是它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也许八十年后它会获得更多的赞赏。”
“但肯定不可能二十年前很好，八十年后也很好，而现在却不好吧？”
“也许它现在也很好，只是我刚好不太喜欢它。”
“但是喜欢某件事物和觉得它很好，有什么区别吗？”
“布赖德，别总像个耶稣会会士似的。”塞巴斯蒂安抱怨道。但我知道，我和布赖德的争执并不只是文字层面的。它同时也说明了我们之间深刻且无法消除的分歧。我们对彼此既不理解，也无法理解。
“那不就是你看待葡萄酒的方式？”我说。
“不不不，我喜欢并觉得葡萄酒好，是因为葡萄酒有时可以实现一个目的——让男人们产生共情。但就我自己而言，葡萄酒无法实现这个目的，所以我既不喜欢它，也不觉得它有多么‘好’。”
“布赖德，快别说了。”
“我很抱歉，”布赖兹赫德说，“我觉得这样的谈话很有趣。”
“感谢上帝，我是在伊顿上的学。”塞巴斯蒂安说。
吃完晚饭，布赖兹赫德说：“我恐怕得带塞巴斯蒂安离开半小时。明天一整天我都会很忙，农展会一结束我就要离开了。我有很多文件需要爸爸签名，塞巴斯蒂安得把它们带过去，然后一份一份解释给他听。科迪莉亚，你该上床睡觉了。”
“不，我还要消化一会儿呢。”她说，“我不太习惯像今晚这样大吃大喝。我想和查尔斯说会儿话。”
“‘查尔斯’？”塞巴斯蒂安说，“‘查尔斯’？你得叫‘赖德先生’，小姑娘。”
“过来吧，查尔斯。”
等到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说：“你真的是不可知论者吗？”
“你们家聚到一起，总要聊宗教话题吗？”
“也不是一直，只是说着说着就会说到这个话题，不都是这样吗？”
“是吗？我以前可从没遇到过。”
“那大概是因为你的确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会为你祈祷的。”
“谢谢。”
“不过我没法替你念一整部《玫瑰经》，只能念一组。我要替很多人祈祷呢，我把他们都列了出来，这样我每周大概都可以为每个人祷告一组。”
“我想这已经远超出我应得的了。”
“哦，其实我单子上有些人比你还要麻烦呢。像劳合·乔治，德国皇帝，还有奥丽芙·班克斯。”
“那是谁？”
“她上个学期从修道院逃走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院长嬷嬷发现了她写的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是个不可知论者，我就可以跟你要五个先令，去买一个黑人女孩做教女了。”
“好吧，你们教会做什么事，我都不会惊讶了。”
“这是一位神父在上学期搞的新鲜事。你只要给在非洲的修女寄去五先令，她们就会给一个孩子施礼，并用你的名字给她命名。我已经有五个黑科迪莉亚了，很有意思吧？”
塞巴斯蒂安和布赖兹赫德回来后，科迪莉亚就去睡觉了。布赖兹赫德又开始了之前的讨论。
“当然，你说得没错。”他说，“你把艺术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但这是严谨的神学观点，我很惊讶，会有不可知论者相信它。”
“科迪莉亚已经答应为我祈祷了。”我说。
“她还为她的猪做过‘九日连祷’呢。”塞巴斯蒂安说。
“这一切我都无法理解。”我说。
“我觉得我们正在辱没教规。”布赖兹赫德说。
直到那天晚上，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塞巴斯蒂安有多么不了解，也开始明白他为什么希望我和他的生活保持距离。他就像一个我在公海航行时认识的朋友，可现在，我却来到了他的家乡。
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亚都走了。场地里的帐篷被收了起来，旗子也被拔掉了。被人踩过的草坪逐渐恢复了原来的颜色，这个以悠闲开头的月份迅速滑向了尾声。塞巴斯蒂安走路已经用不着拐杖了，他也趁机忘记了自己受过伤。
“我觉得你最好跟我一起去威尼斯。”他说。
“我没钱。”
“我考虑过了，到了威尼斯，我们就可以靠我老爸过活。我的律师会给我提供旅行费用——一张头等车厢的卧铺票。我们可以把它换成两张三等车厢的票。”
于是我们就这样出发了。先是坐漫长而廉价的长途客轮，横跨海峡去敦刻尔克。我们在甲板上坐了一整晚，头上是清朗的夜空，直到望见远方沙丘之上，鱼肚白冲破黎明的黑暗。之后我们坐硬座去巴黎，再坐小轿车去了洛蒂旅馆，暂时安顿下来，洗澡刮胡子，在富瓦约饭店吃了晚饭。饭店里很热，有一半座位是空的。然后我们去商场里闲逛，坐在咖啡店里等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的火车快要进站。接下来我们在温暖而尘土飞扬的傍晚抵达里昂车站，接着搭乘南下的慢车，再一次坐上了硬座，整节车厢里都是回家探亲的穷人。他们像北方国家的穷人一样，带了许多小包裹，脸上充满对权威不得不服从的忍耐神情。还有一些是假满归去的水手。列车走走停停，一直在震动，我们断断续续地眯着觉。夜里我们换了一次车，然后继续昏睡，醒来发现车厢已经空了。窗外松林迎面闪过，远处还有山峰耸立。边境线上有穿着不同制服的士兵，车站餐厅提供咖啡和面包，周围的人都带着南方人特有的优雅与欢乐。火车再次驶入平原，窗外的针叶林变成了葡萄藤与橄榄树。到了米兰，我们再一次换乘，从手推车上买到了蒜肠和面包，还有一瓶奥维多白葡萄酒（我们在巴黎几乎把钱都花光了，只剩下几个法郎）。此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郊野蒸腾着热气。车厢里挤满了农民，每到一站他们就如潮水般退下去又拥上来。傍晚时分，我们终于抵达威尼斯。
一个面色阴郁的人正在那里迎接我们。“是老爸的男仆，普伦德。”
“我接过那趟快车了，”普伦德说，“老爷认为你们一定是弄错火车了，这趟车似乎是从米兰开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