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爬上山头，来到c连驻地的边界时，我停下来，回头望了望山下的营房。透过清晨的薄雾，整片驻地一览无余。那是我们就要离开的日子。三个月前，当我们进驻这里，地面上还白雪皑皑，而此时，初春的第一片绿叶已经展露枝头。那时我便想，无论再怎样荒凉的场景出现在我眼前，都不会比此刻更加残忍。直到现在，我也丝毫找不出任何有关这里的美好回忆。

我与军队之间的爱，其实早已死去。

这里是电车线路的尽头，从格拉斯哥回来的醉汉可以一直在座位上打盹儿，等着到终点时被人叫醒。从电车站到营地还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他们可以趁这段时间，在经过警卫室前扣好上衣扣子、整理好军帽。这四分之一英里本是水泥路，现在却长满了野草。这里是城市的尽头，鳞次栉比的居民区与霓虹闪烁的电影院在此终结，穷乡僻野由此开始。

营地所在的地方，不久前还是牧场与耕地。农舍依旧处于小山的怀抱之中，不过已经被改造成营地办公室；常春藤仍旧爬满围墙，围墙庇护的地方曾是一片果园，现在也仅剩下半亩破败的老树，立在我们的洗衣房后面。在军队进驻之前，这里本已计划要被夷为平地。也就是说，如果再有一年的和平，这里就不会有农舍，不会有围墙，也不会有苹果树。光秃秃的河岸间，五英里半的马路已经建成。马路旁纵横交错的明渠，说明市政承包商已经着手设计排水系统。再有一年和平，这里就会成为近郊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冬天时住过的小屋正在等待被拆除。

路对面有一幢建筑，时常招来许多闲言碎语和冷潮热讽。那是一所疯人院，即便在冬天也被树木半掩着。这幢建筑无论是坚固的围栏还是庄严的大门，都让我们的营地相形见绌。在暖和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到一些患者在整齐的碎石小路与美丽的人工草坪间漫步、跳跃。这群幸福的叛国者，放弃了力量悬殊的抗争，抛却所有质疑，扔下一切责任，以这个文明世纪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安然享受着这份遗产。当我们经过时，士兵们常常会冲着围栏那边喊：“老兄，帮我把被窝焐热吧，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过去！”不过我们新来的排长胡珀，却很嫉妒这些人的优越生活。“要是希特勒来了，准会把他们统统扔进毒气室，”他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他学学。”

我们在隆冬时节进驻此地，那时我带来的还是一群生龙活虎又心怀希望的士兵。当我们从沼泽迁移到这片港口区域时，我们最终要前往中东的消息已经传开。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只是每天扫雪、整理阅兵场地，我看着他们从失望变成无奈地顺从。他们贪婪地捕捉着空气里炸鱼店的气味，竖起耳朵听着熟悉的、和平时期工厂传出的汽笛声和舞厅乐队的音乐声。休息日，他们会无精打采地站在街角，在军官走过来时偷偷溜掉，生怕敬礼的样子会让自己在新任情妇面前丢脸。在营地办公室，有一大堆申请小额补贴和假期调用的条子等待批复。仅仅是在半战斗状态下，每天一大早迎接我的，却都是装病者的哀号，以及满腹牢骚的士兵一张张哭丧着的脸和呆滞的眼神。

而我，本该担负鼓舞他们的责任，但我已自顾不暇，又怎么帮他们呢？原先把我们整编起来的那位少校，现在已经提干离开了。继任者来自其他团，年轻一些，但不那么友善。战争爆发时招募来的那批在食堂工作的志愿兵，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他们离开的原因五花八门，反正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一些自行退出，一些晋升到其他部队，一些进了参谋部，还有一些志愿当了特工；有一个在射击场自杀，还有一个上了军事法庭——他们的位置被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取代。如今，广播不停地在前厅播放，晚饭前就被喝光的啤酒也越来越多。这里不比以前了。

在这里，不过三十九岁，我就明显觉得自己老了。每到夜晚，僵硬和倦怠都会侵袭我的身体，让我不愿走出营房。我开始养成固定的习惯，只坐那几把椅子，只看那几份报纸。我每顿晚餐前都要喝上三杯杜松子酒，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听完九点钟新闻就立刻上床睡觉。我总会在清晨起床号吹响前一小时醒来，躁郁不安。

在这里，我最后的爱死去了，死得悄无声息。某天，就在离开营地前不久，在起床号吹响前，我醒了过来，独自躺在营房里，凝视着全然的黑暗，旁边还有四位呼吸深沉、偶尔嘟囔几句的同伴。我开始琢磨这一天要做什么，是不是已经写下了要参加武器训练课程的两个下士的名字？这批请假回去的士兵中，是不是又是我的手下逾期回来的最多？我可以放心让胡珀带新兵班出去勘察地形吗？躺在黑暗里，我惊讶地发现，心里一些长久以来令我厌烦的东西已经悄然死去，就像一位丈夫时常有的感受：在结婚第四年突然意识到，自己对那个曾经爱过的妻子不再有渴望、温存和尊重；无法从她的陪伴中体会到快乐，不再想取悦她，也不再对她的言行及所思所想感到好奇；不再期望让一切重回正轨，也不再为这不幸的境况自我苛责。我了解这一切，当婚姻幻灭，一切都变得单调乏味。我们曾紧密相连——军队与我，从第一次强行求爱直到现在，此刻却什么也不剩，除了法律、责任和习俗带来的冰冷联结。我演绎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每一幕场景，发觉早期的争吵来得愈加频繁，眼泪越发无用，和解渐渐换不来甜蜜，直到双方的情感变得淡漠，指责愈加冷酷，错不在己而在对方的想法越发根深蒂固。我抓住她话语中的每处错误，并且学会在她犯错时表现得忧心忡忡。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因无法理解而产生的空洞与愤恨，从她紧抿的嘴角上找出有关自私与一意孤行的蛛丝马迹。我了解她，就像一个人必须了解日复一日和他共同生活了整整三年半的那个女人一样。我了解她的邋遢、魅力与技巧，了解她的妒忌心和追逐私利的热情，以及说谎时手指上不自觉的小动作。此刻她已经魅力全失，不过是个志趣不合的陌生人，而我却曾在某个愚蠢的时刻，不顾一切地与她拥抱。

因而，在我们开拔的当天，我对目的地毫不关心。我会继续完成我的工作，但除了默许一切，我什么都不会多做。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在九点一刻于附近的铁路支线上车，带上装有未过期口粮的帆布背包。这就是我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副连长已经随一支先遣小队离开。连队物资前一天已经打包停当，胡珀已经提前查看了路线，连队在早上七点半列队集合，士兵们的背包都堆在营房前。1940年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早晨，我们也是这么集合，误以为自己要被派往法国，前去为加来而战。在那之后，又有过许多次这样的集合，一年要换三四次驻地。这一次，我们的新指挥官下达了一个不寻常的“安全”演练指令，甚至还要求我们拿掉一切制服和运输装备上表明身份的徽章，令人不胜其烦。他说这是“战时条件下有价值的训练”，“如果我发现有营妓在那头等着我们，就说明这次秘密行动已经暴露了”。

伙房的炊烟升起，融于薄雾之中，消散在营房之间。一排排营房宛如一片漫不经心搭建起来的简易迷宫，又好似一个巨大的、尚未完成的建筑群落，刚刚才被一群考古学家发掘出来。

这处波洛克式建筑群的发掘，把20世纪的“公民—奴隶”群体结构，与其衍生而来的部落无政府状态联系在了一起。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能力规划排水系统、建设永久性高速公路的先进文明，被一个最低等级的野蛮民族占领的历史。

我想未来世界的考古专家大概会像我这样来描绘眼前的这番景象。我转过头，询问连队的军士长：“胡珀先生来过了吗？”

“今天一早上都没见过他，长官。”

我们一起走到已经废弃的营地办公室，我发现有一扇窗子刚刚被打破，而营地设备损坏记录这会儿已经做完了。“晚上风刮的，长官。”军士长告诉我。

（所有的设备损坏都会被归于此类原因，或者是“工兵演习”。）

胡珀来了。他是个面色蜡黄的年轻人，头发向后梳，额前没有分缝，说话带着单调的英国中部口音。他来这里已经两个月了。

部队上的人都不大喜欢他，因为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在行，有时还会单独点名某个士兵完成他的指令，比如“乔治，稍息”。但我倒是有点喜欢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刚来的晚上，在饭堂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新上校刚来不到一周，我们还没有摸清他的脾气。那天晚上，他在前厅喝了几杯杜松子酒，有几分醉意。他第一次看到了胡珀。

“那个年轻的军官是你们连队的，对吧，赖德？”他对我说，“他的头发该剪了。”

“没错，长官。”事实如此，我说，“我会尽快处理的。”

又几杯酒下肚，上校开始盯着胡珀看，并且大声说道：“上帝啊，看看他们现在送过来的这些军官！”

那天晚上，胡珀似乎成了上校眼里的一个大麻烦。吃过了晚饭，他突然又大声地说：“在我之前的那个团里，要是有年轻军官这副样子，其他下属早就动手帮他把头发剃了。”

没人对他说的事情感兴趣。我们的无动于衷似乎激怒了他。“你，”他对a连一个面相正派的小伙子说，“去找把剪刀来，替这位年轻的长官把头发剪了。”

“这是命令吗，长官？”

“这是你指挥官的愿望，据我所知，那就是最好的命令。”

“是，长官。”

于是，在一片充满寒意的尴尬气氛中，胡珀坐在椅子上，脑后的剪刀有一下没一下地忙碌着。理发一开始，我就离开了前厅，随后才找到胡珀，为他所受到的“欢迎”表示歉意。“这个团不常发生这种事情。”我说。

“哦，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我经得起这点玩笑。”

胡珀对军队并没有什么幻想——或者说，他并不觉得这里和他所了解的那普通又迷雾重重的世界有什么分别。为延期参军做出所有能做的微薄努力之后，他被迫来到部队服役。他认命了，他说：“这就像得麻疹。”胡珀身上没有半点浪漫主义，孩提时代便不曾随鲁珀特亲王的战马驰骋，也从未置身于桑索斯河畔的篝火旁边。在我除了聆听诗歌——那些学校会推荐多愁善感的少年们阅读的、歌颂坚忍的印第安诗歌——鲜少流泪的年纪，胡珀却常常哭泣，但既不是为亨利在圣克里斯平日的演讲，也不是为温泉关墓志铭。他不大记得历史上那些重大战役，却对体现人道精神的立法举措与新近的工业革新了如指掌。加利波利、巴拉克拉瓦、魁北克、勒班陀、班诺克本、龙塞斯瓦列斯、马拉松，以及西边的战场——像亚瑟王陨落的地方，成百上千个昔日战场的号角声，即便在我此时这般万念俱灰、无所依凭的状态下，依旧让我无法抗拒，带我回到思维清晰、生机蓬勃的少年时代。但胡珀对此始终无动于衷。

他很少抱怨。虽然他很难让人放心交给他哪怕最简单的任务，但他自己十分看重效率，并且有时会以自己有限的商业经验，对部队的开支与供给状况评头论足：“要是在生意场上，这么做准会遇到麻烦。”

当我清晨从烦躁中醒来，他却睡得很香。

我们相处的这几周里，我觉得胡珀就是新一代英国年轻人的代表。所以每当有人发表公共言论宣称未来社会需要怎样的年轻人、世界又亏欠了他们什么的时候，我就把“胡珀”代入这些泛指的言论中去，以检验它们的合理性。因此在起床号响起前的黑暗时光里，我有时会琢磨“胡珀集会”“胡珀旅社”“国际胡珀合作”以及“胡珀的宗教”这些东西。他是所有这些复合概念的试金石。

这些日子他也确实有些改变。和在军官学校学院训练队时相比，他更不像个军人了。这天早晨，他背着全副装备，看上去更没个样子。他就像跳着鬼步舞一般走过来，把带着羊毛手套的手掌举在额前，算是向我敬礼。

“军士长，我有话要和胡珀先生说……你这家伙，到底去哪儿了？我让你去检查路线的。”

“我迟到了？对不住啊，我一直在忙着收拾行李。”

“那是你勤务兵的事。”

“嗯，严格来说是的。不过你也知道，他有自己的事要做。像这些家伙，你要是不好好待他们，他们就会在其他方面找你麻烦。”

“好吧，现在赶紧去检查路线。”

“好——嘞。”

“看在基督的分上，别说‘好——嘞’。”

“对不住，我确实在注意了，刚才是顺嘴了。”

胡珀转身走了，正好军士长回来。

“指挥官正往这边走，长官。”他说。

我过去迎接他。

指挥官猪鬃般的红色小胡子上还带着水珠。

“嗯，东西都点清了吗？”

“是的，我想是的，长官。”

“你说‘你想’？你应该说‘你确定’。”

他的目光落在了打破的窗子上。“这个，记入损坏记录了吗？”

“还没有，长官。”

“还没有？我倒很想知道，要是我没看见，它什么时候能被记上去。”

和我相处，他会觉得不自在，他的咆哮也仅仅源于胆怯。不过我却觉得，这样的状况再好不过。

他带我往木屋后面走，来到把我们与运输排隔开的栅栏前面。他迅速跳过去，走向杂草丛生的沟渠与堤岸，这里曾是农场的边界。他开始用手杖刨地，像一只找松露吃的猪，不一会儿就发出心满意足的嚎叫声。他刨出了一个“垃圾坑”，那是热爱整洁的列兵们的最爱，里面有扫帚头、旧炉盖、生锈的水桶、一只袜子、一块面包，它们连同香烟盒与空罐子一起，被埋在酸模和荨麻下面。

“看看这里，”指挥官说，“这就是我们留给接管这里的团的美好印象啊。”

“这真糟糕。”我说。

“这是个耻辱。在你们离开之前，记得把这些东西都烧干净。”

“好的，长官。军士长，去转告运输排吧，告诉布朗上尉，指挥官先生希望这条沟渠可以清理干净。”

我好奇上校会不会容忍我这次抗命。他容忍了。他站了一会儿，犹犹豫豫地用手杖戳了戳沟里的脏东西，然后以后脚跟为轴，转过身，大踏步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