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季，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多余的时间，他开始写随笔。他写道：

上一个夏天，我常常渴望引用丘特切夫的话：

多美的夏季，多美的夏季！

这真是像魔术般神奇。

我问你，它那个样子，

是怎么从蓝天中变出的？

真快乐啊，从黎明到黄昏一直为你的家庭以及你自己工作，在他们的头上盖个屋顶，耕地去养活他们，像鲁滨逊一样，在模仿宇宙的创造者，并且，就像你自己母亲生你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你自己的世界。

当你的双手忙于艰辛的体力劳作时，当你的思想集中于能由体力劳动完成的工作，并带来欢乐和成功的报酬时，当你在燥热的给予生活所需空气的天空下连续地用锹或锤工作六个钟头时，许许多多的新念头便钻进了你的脑子。而且，不把这些易变的念头、直觉、类比写在纸上而任它们被遗忘，并不是一种损失，反而是一种收获。隐居在城市中的人们，用浓烈的黑咖啡和烟草鞭策神经和想象，永远不会知道，健康和真正的需要才是最强烈的兴奋剂。

我不再多讲这个了。我不是在宣传托尔斯泰的刻苦和返璞归真的思想，我并不企图修改社会主义，及其对农地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只是在陈明一项事实，我不是根据我自己的偶然经验去建立一个系统。我们的例子是可争辩的，并且不适宜于作演绎推理。我们的经济太过混乱。我们自己所生产的——马铃薯和蔬菜——只是我们所需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必须来自其他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把法律抓在自己手中，并且不让政府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木材是偷来的，不论是偷自政府或偷自一度属于克吕格尔的财产，我们都没有借口。我们能做到这些，全得感谢米库利钦宽容的态度（他也以与我们差不多的方式生活），而我们所以安然无事地如此行动，是因为我们僻处乡野，幸运得很，城里对我们的非法活动暂时还一无所知。

我本已放弃行医，我不告诉任何人我是个医师，因为我不想限制我的自由。但是，总是有些善良的人风闻瓦雷金诺有一名医生，所以他们蹒跚地走三十多俄里路来让我看病，带来一只鸡或鸡蛋、牛油或其他东西。并且，我无法说服他们相信我不要报酬，因为他们不相信免费诊断会有效。因此，行医也还有些小收入。不过，米库利钦家和我们家的主要依靠是桑杰维耶托夫。

他是个非常古怪复杂的人。我不太能了解他，他是革命的真正支持者，他完全值得尤里亚金苏维埃政府的信任。他们授予他全权，使他能够自由取用瓦雷金诺的木材，不必告诉米库利钦或我们，并且他知道我们不会抗议。而另一方面，如果他想要中饱，他可以随便装满口袋，也不会有人说一句话。他不用去贿赂或和别人分肥。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夫妇，以及这个区域的每一个人呢？例如，托尔法纳亚的站长。他每来一次，总给我们弄些东西来，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熟悉亦如他对《共产党宣言》的熟悉，两者他都同样说得头头是道。我有个印象，如果他不使他的生活复杂到如此不必要的程度，他会无聊而死。

稍后，日瓦戈又写道：

我们住在老屋背后附加建造的木屋里的两间房中。当安娜·伊万诺芙娜孩提时，克吕格尔用它当作高等仆人——裁缝、管家和退修保姆——的宿舍。

当我们来时它已相当残破了，不过，我们修理得十分快。在专家的帮助下，我们重建了供两个房间用的炉子，我们重新整顿过烟道，因此它能给予我们更多的热气。

在这部分地面上，旧园子被新生的草木所遮隐，看不见了。可是，现在，在冬天，当万物都失去生气时，活的自然再也盖不住死去的了。从雪的轮廓上，过往的面貌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够幸运。秋季干燥而温暖。这让我们有时间在雨季和严寒还没到来前挖出马铃薯。除开我们还给米库利钦的不算，我们收获了二十袋。我们把马铃薯放在地窖中最大的贮藏箱里，用旧毯子和干草盖上。冬妮亚做的两桶盐渍黄瓜和两桶酸白菜也放在地窖里。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拴在一起挂在阴凉处。胡萝卜埋在干沙中，萝卜、甜菜和芜菁，以及大量的豌豆、青豆则存放在阁楼上。柴屋中所存的柴火足够用到春天。

我爱地窖里温暖、干燥的冬天气息，我爱泥土和根的芳香，以及当你在冬天黎明前手提微弱、闪烁、昏暗的灯火，揭开门走下去时当头袭来的雪花的清新。

你走出来时，天色还黑，地窖门“吱呀”一声关上了，或许你会打个喷嚏。有时，你的脚踩在雪上“嘎吱嘎吱”作声，野兔猛地从远远的卷心菜畦中蹿出、蹦跳开去，在雪上留下纵横交错的足迹。远方的狗开始吠叫，它们要吵上好一阵儿才静下来。雄鸡“喔喔”尽完责任，就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于是，破晓到来。

在野兔的足迹之外，无边的雪原上还印着山猫的爪痕，干净利落地穿过雪地，就像许多串珍珠。山猫走路的方式像猫一样，脚印成一条直线，他们说，山猫一晚能走许多俄里路。

陷阱本是为它们所设，不过捉到的都是死野兔，一半埋在雪中，捡起来时已冻得僵硬。

在我们刚来不久的春夏间，有一段日子很艰难。我们拼着老命工作。可是，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可以轻松一下了。谢谢桑杰维耶托夫，他供给我们煤油，我们围绕一盏煤油灯坐着。女人们缝纫或编织，亚历大山·亚历山德罗维奇或我高声读书。炉子是热的，身任管炉人的我，留神炉子的情况，好在适当时刻关上，以免浪费热量。如果有烧焦的柴火压住火头，我就把它抽出来，带着烟拎开，尽量往远处雪地上甩。它像一把火炬似的飞过天空，放出火花，照亮园中沉睡的白色长方形草地，然后，“嗤”的一声把自己埋在雪堆中。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读《战争与和平》、《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普希金其他的诗篇，俄文本的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克莱斯特的短篇小说。

当春天临近时，日瓦戈写道：

我相信冬妮亚是怀孕了。我告诉她，她不相信，不过我觉得十分确定。对于早期的症候我是不会认错的，我不必等待更确定的证据。

在这个时候女人的面孔会变样的。这并不是她变得比较没有吸引力，而是她不再能完全控制她的神情。她现在被她身中所怀的未来支配了，她不再是单独一个人了。她已失去对于自己神情的控制，使她看上去行动不便。她的面孔变黯，皮肤显得粗糙，眼神以不同的方式闪烁，全不如她的希望，好像她不能十分对付好这一切似的，她被自己忽视了。

冬妮亚和我从未疏远过，而这一年的工作把我们拉得更近。我曾注意到她是如何地有效率、强健和耐劳，计划工作时又非常灵活，以尽可能地减少在新旧工作交递期中浪费的时间。

我总是觉得，任何怀孕都是纯洁的，而圣母无原罪的教条表明了一切母道的观念。

在婴儿出生时，每一个女人都尝到同样的孤立气氛，好像她被遗弃了似的孤单。在这个要命的当口，男人方面的帮不上忙，好像他与此事完全无关一样，好像整个事情都是从天而降的。

把子嗣生下来的是女人她自己，把婴儿抱去一个僻远的角落、在安静安全的地方给它设个床铺的也是她。她孤寂地喂奶和教养孩子，沉静而谦逊。

她请求圣母，“对她的儿子和她的神热烈祈祷”，《诗篇》中记有她的祷告词：“我的灵魂荣耀了主，而我的精神已因神——我的救主而欢乐。因为它已照顾了它的女婢的卑微，因为，看，此后，世世代代将称我为圣。”她说这些是因为她的孩子，它将荣耀她（因为有权力的它已经对我做了伟大的事）。它是她的光荣。任何妇人都能说这话。因为不论是谁，上帝都在她的孩子身上。伟大的母亲一定熟悉这种感觉，不过，话说回来，所有妇人都是伟人的母亲——如果以后生活使她们失望，那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我们翻来覆去无止无终地重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其他的诗。桑杰维耶托夫昨天来过，又带来了礼物——好吃的东西和灯用煤油。我们讨论艺术，简直谈不完。

我总以为，艺术不是一个范畴，不是一个涵盖无数概念和引申得来之现象的领域，恰恰相反，而是一种集中的、非常有限的东西。艺术是一种呈现于一切艺术作品的原则，一种适用于作品的力量，一种在创作中发现的真理。并且我从来不曾把艺术当形式看，而是当作一种隐蔽的秘密的内容看。所有这些我看得就像日光那么清楚。我觉得它在我身上的每一节骨骼中，不过，去表达或定义这个观念却非常困难。

一种文学创作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起我们的共鸣——用它的题目、题材、情节、人物。不过，最重要的是以出现在其中的艺术引起我们的共鸣。深深感动我们的是出现在《罪与罚》中的艺术，而不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犯罪的故事。

不论是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和我们自己的艺术——都是一样，我以为，几千年来贯穿其中的只是同一种艺术。你可以叫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关于生活的陈述，它无所不包，以致不能割裂成许多分开的语句。这些观念和陈述一旦成为任何文学创作的内容，它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有意义的因素，而成为基本要素，作品的心脏和灵魂。

微微感冒、咳嗽，或许还有点发烧。整天气喘，觉得喉咙里有块疙瘩。我的情况不佳。这是我的心脏出了毛病。这是我遗传自可怜的母亲的心脏病的初步征兆——她一生为心脏病所苦。这真能是心脏病吗？这么快？果真如此，我将来日无多了。

房间中有微微的木炭味。熨衣服的气味。冬妮亚在熨衣服，每当她偶尔从炉子中抽出一块炭放入熨斗中时，碰上的熨斗盖就嗤地响一声，好像有人咬牙。这使我回忆起一些事，不过，我想不出是什么。必定是我的健康情况有了问题。

为了纪念桑杰维耶托夫赠送的肥皂，我们大洗了两个整天，萨申卡都玩野了。当我写东西时，他跨坐在桌下的横木上，模仿桑杰维耶托夫，假装他在让我搭他的车，因为每次桑杰维耶托夫来时，都带他出去坐雪橇玩。

我一感觉好些，就得去城内图书馆中查本区的民族学志和历史。据说尤里亚金图书馆有好几批重要的赠书，是个特别好的图书馆。我渴望写作。不过，我必须赶快。春天就快来了——到时就没时间读书或写作了。

我的头痛愈来愈厉害。我睡不好。夜里做了一个乱糟糟的梦，醒来全忘了。我所能记得的只是惊醒我的那部分。那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在梦中听见空中有女人的说话声。我记得清清楚楚，一直在听，并且一个个地数我们的女朋友——我试着想出谁说话时是那种深沉、柔和、沙哑的声音。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那种嗓音。我想那可能是冬妮亚的嗓音，因为我已经听得太熟了，以致我不再注意她语音的腔调。我设法忘记她是我的妻子，以便有足够的距离去发现真相。不过，也不是她的嗓音。这依然是个谜。

说到梦，通常都理所当然地以为你所梦的，都是在白天给你特别强烈印象的事物，不过，在我看来，似乎恰恰相反。

梦到的常常是你当时不注意的东西——一种你不曾费心认真追根究底的模糊思想，随便说过的、不曾留神的话——夜间入梦的就是这些穿上新血肉的事物，它们变成了梦的主题，好像要补救白天清醒时被忽视的缺陷。

一个明朗的结冰之夜。天色明亮异常，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大地、天空、月亮、星星，一切好像都被冰凝住了。树影横躺在小径上，似乎是雕刻上去的一样。让人觉得，正有无数的黑影不停地穿过各处的道路。大星星高挂在林中的枝头树梢，宛如蓝色的灯笼。小星星撒满天空就像夏日田野中的花朵。

每晚我们都讨论普希金，我们谈他中学生时代所写的早期诗作，他对节拍选择的关系太大了！

在长诗中，他的野心因参加阿尔扎玛斯文学社达到顶点。他想赶上成人，用神秘主义、夸大的捏造的享乐主义和诡辩去打动他的叔叔辈作家们，并且假装有早熟的世界智慧。

不过，他一经开始模仿奥西扬或帕尔尼，或者从写作《皇村回忆》起，年轻人忽然找到像《小城》或《致姐妹》或晚期在基什尼奥夫写的《献给我的墨水瓶》中的短诗句，以及《致尤金》中的韵律，未来的普希金就已经出现了。

空气、日光、生活的喧闹、现实，像是由敞开的窗口那样从大街上涌入他的诗作。外在世界、日常事物、名词，挤入并占据了他的诗行，赶走了较模糊的词语。事物、更多的事物被写成有韵律的诗篇。

日后变得非常有名的普希金的四音步句，犹如俄罗斯生活的度量单位，一把尺，这犹如是根据俄罗斯的存在总体设计的模型，好像你画下脚的轮廓、手的大小，以便确定手套或鞋子是否合适。

稍后，俄语的节拍和口语的腔调则被表现于涅克拉索夫的三音步和抑扬格的诗句中。

我很乐意一方面是一个有用的医生或农人，同时又孕育些永久的、基本的工作，写些科学论文或文学作品。

每一个人生来都是个浮士德，渴望抓住经验并表达世界上的一切。浮士德之所以能变成一名科学家，这必须感谢他的前辈和同辈的错误。科学的进步是由排斥律统治的，每一步进展都由流行的错误和假学说的辩证所造成。浮士德变成艺术家，必须感谢他的老师，成为启发他灵感的榜样。艺术的进步是由吸引律统治的，这是对钟爱的前辈模仿与敬仰的结果。

是什么东西阻止我做一名医生兼作家呢？我想，这不是因为贫困、流浪和不安定的生活，而是到处盛行的夸大的讲究词藻的流行病——好用“未来的黎明”、“三个新世界的建立”、“人类的火炬手”等一类成语。你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象力多广阔，多丰富！”不过，事实上，作者之所以如此夸张，正因为他们是太没有想象力，只能是二流货色。

只有天才笔下的熟悉转换才是真正的伟大。在这一方面最好的客观模范是普希金，他的作品是对诚实的劳动、责任和日常生活的伟大赞美诗！如今，“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已变成了滥用的术语，但是，在他的《家族树》中，普希金已预伏了他含蓄的批评，他骄傲地说，他属于中产阶级，在《奥涅金的旅行》中，我们读到：

如今，家庭主妇是我的理想，

安静的生活，

和一大碗甘蓝菜，

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俄罗斯的全部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烂漫的俄罗斯品质，不侈谈人类最终的目的或人类的解救这类高调。这并不是他们不曾想到这些事，事实上他们想得很多，不过，在他们看来，高谈这些事似乎是自夸、放肆。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毫无止息地追求生活的意义，为死亡准备，并做了各样结论。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一生则专心于作家职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手边的特定工作，在完成这些工作中，他们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全当作一己的、个人的事，与别人全不相干。而这些个人的工作从此就变得与所有的人相干，并且他们那些像还没成熟之前摘下的青涩苹果似的著作，已自行熟成，愈来愈香甜多汁，愈来愈意义丰富。

春天的第一个信号是解冻。空气闻起来像忏悔节时的牛油薄饼和伏特加。带着睡意的、油光光的太阳在森林中闪烁，睡意十足的松树像睫毛一般眨眨闪动它的松针，有油渍的污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耀。村野打着哈欠，伸直肢体，翻个身，重又睡去。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七章描写春天，描写奥涅金不在家时他的屋子的荒凉，以及山脚下河边连斯基的坟墓。

夜莺，春的爱人，

彻夜鸣啭。野玫瑰盛开。

为什么用“爱人”？事实上，这个形容词是自然的、适当的，夜莺本来就是春的爱人。再则，在韵律上也需要它。很想知道，在闻名的俄罗斯民谣中，给奥狄赫曼的土匪儿子安上“夜莺”的绰号，是不是基于发音类似的比喻。那首歌谣把他刻画得多真切啊——

他一吹夜莺口哨，

他一响林中呼啸，

野草颤栗，

群花落英，

黑森林匍匐在地，

好百姓拜倒不起。

我们是在初春到瓦雷金诺的。不久树就转绿了——赤杨、胡桃树和野樱桃——特别是米库利钦屋前舒契玛涧中的树木。不久，夜莺开始鸣啭了。

好像我初次听到它们的鸣声一样，我再度神往于它们的歌声和其他鸟类鸣叫的不同，神往于那种突然的跳动，全无转调，那跳动使得它们的鸣啭那么含蕴丰富、与众不同。如此的多样，如此的有力和余韵不绝！屠格涅夫不知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这些笛音似的鸣啭。有两种叫声好像特别悦耳：一种是奢侈而无厌地重复着剃克剃克剃克，唱得草木声抖落露珠、频频颤动，像是被轻轻地搔着痒处。另一种是两个音节，庄重、恳切，像是哀求或警告：“醒来！醒来！”

春天，我们准备春季播种。没有时间写随笔了。写随笔真愉快。我得停下来等到冬天再写。

有一天——现在是真正的忏悔节——恰恰是春季大水的中间，一名生病的农民在雪水泥泞中驾着雪橇来到我们的庭院。我不肯为他检查。“我已不行医了，”我说，“我既没有医药也没有器械。”可是他一再恳求。“帮帮我。我的皮肤不好。可怜可怜我。我病了。”我怎么办呢？我并非铁石心肠。我要他脱下衣服。他患了狼疮。当我检查他时，我的目光投向窗台上的一瓶石碳酸（别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还有一些别的我非有不可的东西——一切都来自桑杰维耶托夫）。随即我看见庭院里还有另外一辆雪橇。起初我以为是另一个病人来了。可是，那竟是从天而降的我的弟弟叶夫格拉夫。冬妮亚、萨申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全家都在招呼他。稍后我走出去加入他们。我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问长问短。他从什么地方来？他如何来的？像往常一样，他推三阻四，他微笑着、耸耸肩，说一些谜一般的话。

他待了两个星期，常常去尤里亚金，然后，突然消失了，就像大地吞噬了他。当他和我们住在一起时，我意识到他比桑杰维耶托夫还有影响力，他的工作和关系甚至还更神秘。他是何许人？他做什么？为什么他如此有势力？他答应让我们过得轻松点，好让冬妮亚多点时间照顾萨申卡，我可以行医、写作。我们问他打算如何实行。他只是微笑。不过他言行一致。那是我们生活情况真正改变的信号。

这真是奇怪。他是我的异母兄弟。我们姓同一个姓。然则，实际上我对他一无所知。

这是他以解决我一切困难的守护神和拯救者的身份第二次闯入我的生活。或许，在另一些敌对的人物之外，每一种生命都必须有一个秘密的、无以名状的力量，通过一个不请自到的象征人物去救他，而在我身上，担当这个幕后恩人角色的，或许就是我的弟弟叶夫格拉夫？

写到这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随笔就中断了。他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翻阅他从尤里亚金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借出的书籍。阅览室有好几扇窗户，长桌子沿窗口横摆成排，能坐下大约一百人。图书馆在日落时关门：春季城中不点灯火。不管怎样，日瓦戈总在天黑前离城，并且在城中从未耽搁到晚饭时刻以后。他照例把米库利钦借给他的马寄在桑杰维耶托夫的旅店中，阅读一个上午，午后骑马回瓦雷金诺。

在他还没有开始去图书馆之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少到尤里亚金，他没有什么事要在那里办，他对尤里亚金几乎完全陌生。现在，当阅览室逐渐挤满本城居民，慢慢坐满他的周围时，他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个车马行人忙碌的十字路口，他对这个城市慢慢知道得多些了，不只是居民，还有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和道路都进入了阅览室。

无论如何，你还能从窗口看到实在的尤里亚金，真的，不是想象中的。在中央最大的窗户前有一桶滚水。想休息一会儿的读者走出门口去抽烟，或是围集在水桶四周喝水。喝完水将剩水倒入洗手盆后，可站在窗前，欣赏城镇的景色。

读者分两种，绝大多数是较年长的本地知识分子，其余的是出身比较卑微的人。

前一类人中绝大多数穿着破旧，不修边幅，十分邋遢，长脸孔带有病容，不知是主是由于饥饿、黄疸病还是水肿，人人都面皮浮肿。他们是图书馆的常客，彼此相识，觉得如在家中一般。

一般的民众都气色不错，穿着整齐、漂亮。他们小心地走进来，像走进教堂一样。他们比另一类人吵闹些，不是由于他们不懂规矩，而是因为他们急于想不弄出声响，但却不能控制自己有活力的脚步和嗓子。

管理员和两名助手坐在对着窗户的凹壁前的高位子上，前面有一道高柜台将他们和其余的人隔开。一名助手是个看上去脾气不好的女人，披一领羊毛披肩，不停地将夹鼻眼镜戴上又取下，那显然是基于情绪而非需要。另一名身着黑丝上衣，似乎肺很弱，呼吸和说话时都通过手帕，手帕始终不离开她的鼻子和嘴巴。

职员的面孔像绝大多数读者一样浮肿，没有活力，脸也是拉得长长的，皮肤也是松弛的，土色中带绿色，就像泡黄瓜或灰粪土的颜色。他们三人轮流低声对新读者解释借书规则，整理类别纸，将书递出，收回，偶尔还做报告或其他的事。

日瓦戈由窗口看到的实在城市、在室内想象出的尤里亚金，再加上坐在他周围人的浮肿面孔——看上去似乎每一个人都扁桃腺发炎，令他想起抵达那天早晨在尤里亚金城外扳道机旁看到的抑郁寡欢的老妇人。数不清的念头萦绕在心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忆起那天从远处看见的尤里亚金全景，坐在他身旁车厢地板上的桑杰维耶托夫，以及他的评论和解释。他试图把那些远在城外得到的解释，和他现在所见到的周围景象联系起来。但是，他不记得桑杰维耶托夫对他说过什么，因此，他想不出什么道理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远远地坐在阅览室的一头。他前面放着几份本城的土地统计报告，以及有关民族的参考书。他还要了两本有关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书，不过，穿黑丝上衣的管理员透过她的手帕用低语对他说，没有一个读者可以同时借那么多书，他必须先归还一些杂志和参考书才能借其他感兴趣的书。

于是他匆匆把这一大堆书过目一番，匆忙和勤勉有过于往昔，以便拣出哪些是他真正需要的，好用其余的去换历史书。他一页页地翻看便览文章的标题，全神贯注在他的工作上，完全忘了自己。读者群也不曾分散他的注意力。他的邻伴他早看够了，谁坐在他左右他全记得清清楚楚，他不必举目就知道他们坐在哪儿，他晓得，他们不会在他之前离开，就像窗外的房屋和教堂不会移开原位一样。

可是太阳在移动。它已从东边的墙角移开，现在正透过南边墙上的窗子照耀着最邻近的读者的眼睛。

患伤风的管理员从高椅子上走下来，走向南边的窗户。窗上本装有调和光线的白色窗帘。她拉上所有的窗帘，除开没有阳光的一面。又拉动绳子打开窗户上的气窗，因此喷嚏连打不已。

在她打了十次或十二次喷嚏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意识到她就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子，桑杰维耶托夫所提起的通采娃家的四姐妹之一。像别的读者一样，他抬起头来往她那个方向看去。

现在他发现室内有点变动。在更远的尽头有了一个新读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即认出那是安季波娃。她背朝着他坐在那儿，正细声和站在她身旁向她俯着身、直打喷嚏的女管理员说话。谈话似乎对女管理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不只立即医好了她恼人的伤风，连神经紧张都治好了。带着对安季波娃温暖和感激的眼光，她从脸上拿开了一直压在她嘴上的手帕，放入袋中，走回柜台后的座位上，露出愉快、自信的微笑。

这个动人的意外情节被阅览室中好几个坐在不同位置上的读者注意到了。他们也同时微笑起来，以称赞的眼光看着安季波娃。从这些细微的迹象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猜想，安季波娃在这里的人缘相当好。

他的第一个冲动是站起身去找她说话。不过，一种完全和他本性相反的单纯的羞怯和感伤，以及过去曾渗入他们之间的关系阻止了他。他决定不去打扰她，不中断他自己的工作。为了避免注视她的诱惑，他转动座椅的方向，因此他几乎以背向着书桌，他企图专心在书本上，手上拿一本，膝头上又搁一本书。

不过他的思想却早从他研究的东西上跑开了。忽然他恍然大悟，在瓦雷金诺一个冬夜的梦中一度听到的声音，原来是安季波娃的。这个发现把他怔住了，不惜惊动邻近的读者又把座椅放正，好看到安季波娃。他开始凝视她。

他从后面四十五度的斜角看过去。她穿一件淡方格子花纹的宽松罩衫，腰间束了一条带子，头微微偏向她的右肩，就像个小孩。偶尔她停下来想一阵儿，仰望天花板或凝视前方，然后，又用左手支颐，右手握铅笔在笔记簿上奋笔疾书，抄写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