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再度注意到他好久以前在梅留泽耶沃所观察到的印象。“她不要受人喜欢，不要看上去美丽，”他想，“她轻视妇女面貌方面的本性。这好像是她对她自己美丽的惩罚。不过，这种对她自己的骄傲敌意使她十倍地更不可抗拒。
“她把一切做得多好啊！她读书，并不以为这是最高级的人类活动，却反而当它是最简单的事，一种甚至连动物也能做的事。好像她从井中取水，或削马铃薯皮。”
这些反省使他平静下来。他的灵魂变得罕有的平静。他的心灵不再从一个主题突进到另一个主题。他不禁怡然微笑。安季波娃对他的影响，好像她对神经质的女管理员一样。
不再为椅子的角度担忧，也不再怕分心，他工作了一小时左右，比她还没有来之前精神还要集中。他翻完了他面前的整堆书籍，把他最需要的放在一边，甚至还读完了他在其中发现的两篇重要文章。在确定一天的工作已经足够后，他收拾书籍送回管理员的柜台。他带着平静的心情全无隐秘的动机地想着，在一个上午辛勤的工作后，他有资格抽空去看一个老朋友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容许他自己轻松一下了。不过，当他站起身环顾阅览室时，安季波娃已经不见了。
她刚归还的书依然放在他去还书的柜台上。它们是些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在她重执教鞭前，她必须接受政治上的再教育。
在她所还的书中，夹着她的借阅单，上面有她的住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地址抄了下来，地址的古怪使他惊异：“商会街，有雕刻装饰的房子对面。”他问另一位读者这是什么意思，那个人说，“有雕刻装饰的房子”的表达方式在尤里亚金的通行，就像莫斯科居民以某区教堂指示街名，或“五角场”之在彼得堡一般。
这个名字是指一座黑暗的、青灰色的房子，装饰着女神像柱，以及手持铙钹、古七弦琴和面具的缪斯雕像。这是十九世纪末一个商人建来作为私人戏院用的。他的后嗣把它卖给了商会，这条街因此被称为商会街，而左右邻舍都因这座房子而闻名。它现在由党部的市委会使用，迎街这面墙的下半部分在旧时代照例是贴满招贴海报和节目单的，现在却贴上了政府的告示和命令。
这是五月初的一个寒冷而有风的下午。在做完他在城中应做的工作并读完在图书馆应读的书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突然改变他的计划，决定去看安季波娃。
一阵风起，街上飞沙走石，常常挡住他的去路。他只得掉转头，闭上眼，等沙尘不再飞扬，再继续前进。
安季波娃住在商会街的转角上，正面对着以雕刻装饰的黑暗的青灰色房子，现在他初次亲眼见到它。诚然不是虚有其名，这屋子有些古怪并令人感到不安。
整个顶楼围着四倍于真人大小的女神像。在沙尘间隙的刹那，他产生了一种感觉，屋中的女人们都跑到了阳台上，正伏在栏杆上俯瞰他。
安季波娃的房子有两道门可以进去，一在商会街，一在拐弯过去的一条巷子中。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进口，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由巷子的那道门走了进去。
当他转身跨进门槛时，大风卷起废纸、木屑和沙尘，直上天空，遮住了院子。借着这道黑色的烟幕，被一只公鸡追逐的许多母鸡，乘机从他脚下咯咯地溜走。
尘埃落定后，日瓦戈在井边见到了安季波娃。她已汲满两桶水，并把它们挂在她左肩的扁担上。她的头发用头巾扎住，结打在前部，显然是为保护头发不致落上沙尘而匆忙扎上的。她用手抓住她两膝盖间翻飞的裙子，拔脚往屋里走，可是又被另一阵突然而起的风阻住了，这阵风吹开她包头发的头巾，把它吹到母鸡躲着咯咯叫的栅栏的另一头。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追过去，把它捡起来，拿回井边交给她。她神色自若一如平常，一点也没有显出惊讶或困窘的神色，甚至连一声惊叫都没有。她只唤了一声：“日瓦戈。”
“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
“你来这里干吗？”
“把你的水桶放下，我帮你挑回去。”
“我从不在半路停下，从不丢下没做完的工作。如果你来看的是我，我们走吧。”
“我还能看谁？”
“我怎么知道？”
“不论怎样，还是让我挑这两桶水吧！当你工作时我总不能光是站着。”
“你把这叫做工作？算了吧。你只能泼得一楼梯的水。还是告诉我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吧。你来这里已一年多了，而你却一直找不出时间来。”
“你怎么知道的？”
“事情总会有人传开的。还有，我在阅览室中看见过你。”
“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不要告诉我说你没看见我。”
在水桶有规律的轻轻晃荡的重压下，她微微摆动着身体走在他前面，进入矮矮的拱门。她轻巧地蹲下来，将水桶在地板上放稳，从肩上取下扁担，伸直腰，然后用一方小手帕擦干她的手。“来，我带你从里面的通道去前厅。那边亮一点。你必须在这里等一会儿。我要把两桶水提上后楼梯，并且稍稍收拾一下。我马上就回来。看看我们别致的楼梯——镂花款式的铸铁梯级。你能从楼上透过它看到下面的一切。这是一座老屋。微微受过炮弹的震动，你能见到有些砖头已经松了。看见砖墙上的裂缝了吗？当我们外出时，卡坚卡和我就把门匙放在里面平坦的地方。记住，也许有一天你来时我不在家——你可以打开门，自由自在地等我回来。你看，那就是门匙，不过，现在我无须用它。我要从后面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我们唯一的麻烦是老鼠。它们成群结队，你简直无法摆脱它们。这全是墙壁太老的缘故。到处是裂缝和空隙。我堵塞了我所能堵的洞口，可是不大见效果。或许你有一天能来帮帮我的忙？地板和墙角板之间的裂缝必须补上。是吗？好，你在厅里待着，随便想些什么。我不会耽搁多久，一会儿就来招呼你。”
在等待时，他环顾了一番四面斑驳的墙，又看看铸铁楼梯。他对自己说：“在阅览室中，我以为她专心读书所用的热忱，就像她做真正的、困难的体力劳动一样。如今，我看反过来说也一样：她担水的轻松自如也和她的阅读一般。在她的一举一动中，无不见到同样的优美，好像她从婴儿时开始起飞，童年时又往回飞，现在，她一举一动都是顺着这个动力，平易，自然。这种品质无处不在，表现在她转身时背部的曲线，微笑时微启的嘴唇、圆润的下巴上，也表现在她的语言和思想上。”
“日瓦戈！”安季波娃在顶上的楼梯口往下叫他。
他走了上去。
“伸过手来，照我的吩咐做。我们必须穿过两间堆满家具的黑房间。你可能碰到什么，撞伤自己。”
“真的，这里像个迷宫，我永远找不到途径。为什么会像这个样子？这层楼重新装修过吗？”
“呵，没那么复杂。这是别人的家具，我甚至连主人是谁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公寓在学校里。当学校被本城的房屋部接收时，卡坚卡和我就被分配到这里来。主人留下所有的家具走了。多得吓人。我不要别人的东西，所以我把它们都堆在这两间屋中，遮上窗户不让阳光射入。别放手，不然你可真要迷失了。我们到了，我们向右转，现在我们走出迷宫了，这是我的房门。一会儿就亮点了。当心脚下。”
当他随她走进房间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面对房门的那面窗户的视野。这里可以俯视整个院落以及院外许多房子的屋顶，还能看到河边的空地。一群山羊和绵羊在空地上吃草，长长的羊毛拖在地上好像长裙。空地上也有那块熟悉的广告牌，写着“莫罗·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打谷机”。
这使他想起从莫斯科抵达这儿那天的情景，日瓦戈便对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描述了一番。一时忘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她丈夫的谣传，他告诉她在列车上会见军事委员的经过。这段故事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
“你见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她急切地问，“我不想现在告诉你，不过，这真是奇怪。好像命定你们要碰面似的。日后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一切，你一定会大为惊异。如果我猜得不错，他给你的印象是好多于坏？”
“不错，整个说来是如此。他应该厌恶我。我们亲身走过他带来死亡与毁灭的乡村。我本来预期他是一名粗暴的大兵或残酷的革命党，然而，他两者都不是。当一个人实际上不同于你的想象时，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他不平常。如果他是个类型化的人，作为一个男子汉而言，他就完了。但是，如果你不能把他归入某一个类，这就表示，至少他身上还有一部分是一个人所必须有的东西。他已超越了他自己，他有不朽的气质。”
“据说，他并不是党员。”
“是的，我想那是真的。使人喜欢他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命运注定了不幸的人。我相信他不会有好结果。他要受到报应。抓到政权的革命党之所以可怕，并不因为他们是罪人，而是因为他们像失去控制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像别人一样疯狂，他的疯狂不是根源于理论，而是根源于他通过的考验。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不过，我确信他有隐衷。他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边全是偶然。他们需要他一天，他们就任他放手干，他也会偶然走他们的路。他们一旦不需要他，就会无情地甩开他、粉碎他，正如他们对待别的军事专家一样。”
“你这样想？”
“我确信如此。”
“他无法避免那种命运吗？他不能逃走吗？”
“他能逃去哪儿，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在过去的沙皇时代你能逃。可是，如今，他试试看！”
“太糟了。你这么一说真使我为他难过。你知道，你已经变了。你往常说到革命是比较冷静的，对革命不像现在这么冷酷。”
“那正是问题的重点，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一切总得有个限度。这些日子来多少总应该得到一些明确的成就才是。但是，结果是那些鼓动革命的人除开改变与骚乱，不安于任何事，不论搞什么非世界规模不痛快。对他们来说，过渡时期、改造世界，本身就是个目的。他们没有受过别的训练，除了那些他们什么都不懂。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些永无休止的努力如此徒劳无功？这全因为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能力，他们是无能的。人是为生活而生的，不是为准备生活而生的。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才是真正要紧的事！所以，为什么要让这些逃学的学生、幼稚的丑角在胡闹、演奏不成熟的狂想曲呢？够了。该轮到我发问了。我们是本城发生混战那天早上到的。你那时在城里吗？”
“我可以说是在！我们四周到处是火，这房子没被烧掉真是奇迹。我已告诉过你，这房子当时震得相当厉害。直到今天，院子里还有一颗没有爆炸的炮弹，就在大门旁边。掠夺、炮击，各式各样可怕的事应有尽有——像每次政府更替一样。不过，我们已习惯了，那不是头一次了。说起白军占领下的事！清算旧账的谋杀、勒索、敲诈——真是胡天胡地！不过，有件最不寻常的事，我还没告诉你。我们的加利乌林，他竟成了捷克军一个最重要的大人物——好像是总督之类的官。”
“我知道。我听人谈起过这件事。你见过他吗？”
“常常见到。你不能想象我救过多少人，谢谢他，我也不知藏匿过多少人。说句公道话，他的行为是十全十美，有骑士作风，不像那些牲口——哥萨克上尉、警察，他全不像他们。不幸，决定大势的是那些牲口，而不是高尚的人。加利乌林帮了我很多忙。愿上帝保佑他。你知道，我们是老朋友。当我还是小女孩时，我常去他在里面长大的那座房子。那里的绝大多数住客是铁路工人。在儿童时我就见够贫穷了。这就是我对革命的态度之所以和你不同的原因。贫穷距我更近。我从这里面了解了许多东西。可是，那个加利乌林，一个看房人的儿子，竟变成了白军的上校——或许甚至是将军！我家没有人当兵，我不大清楚军队的官阶。职业上我是一名历史教员！……不论如何，我们还合得来。我们设法救了许多人。我常去看他。我们谈过你。我在每一个政府里都有朋友和关系——也从他们那里惹来不少忧愁和失望。只有在二流的著作中，人才被分为两大类，水火不相容。在真实生活中，一切是纠缠不清的！你不会认为，你必须做一个一无希望的小人物，一生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只有一个位置，始终代表同样的东西吧？——啊！是你回来啦！”
一个约八岁的小女孩走进来，头发绑成两条光油油的辫子。她细细的小眼闪着顽皮而淘气的光芒，走到墙角时还在笑着。她明知妈妈有客人，早在门外就听到他的声音了，不过，她想，她必须装出惊讶的神气。她向日瓦戈鞠躬，无所羞惧地瞪着他，那是一个早就会思想的寂寞儿童的眼光。
“我的女儿，卡坚卡，希望你们成为朋友！”
“你在梅留泽耶沃让我看过她的照片。她长大多了，也变得多了！”
“我以为你出去了。我没听见你进来。”
“我从那个墙缝里取钥匙，里面有只巨大的老鼠——有这么大！我吓了一跳，但愿你见到，我几乎吓死了。”
她做个鬼脸，睁大眼睛，嘴巴鼓得就像一条被钓出水面的鱼。
“现在去玩一会儿。我要留叔叔在这里吃晚饭。粥弄好叫你。”
“谢谢你，我很愿意留下来。不过，自从我每天进城以来，我们都在六点吃晚饭，我得设法尽早赶回去。我回家要用三个多小时——几乎四个小时。所以我这么早来看你。我怕我就得动身了。”
“你还可以再待半小时。”
“我很乐意。”
“由于你对我非常坦白，现在我也对你坦白说吧。你所见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他就是我去前线找的人，我一直不相信他的死讯。”
“你说的事并不令我惊奇。我心理上早有准备。我听到过有谣言那么说，不过我没有相信。所以我很随便地和你谈起他，不过那显然是胡说的谣言，我见过这个人。别人怎能把他和你联系起来呢？你和他有什么共同之处？”
“这倒是真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像别人一样相信这个说法。卡坚卡都知道，并且引以为荣。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积极的革命党一样，他有个假名。为了某些理由，他必须用假名活着和行动。
“拿下尤里亚金，用炮轰我们的就是他。他知道我们住在这里，为了不泄漏他的身份，他从来不曾打听过我们的生死存亡。当然，这是他的责任。如果他问我，我也会告诉他那么做。你或许会说，我所以安全，是苏维埃给我这样一个适宜的地方住，是他在秘密照顾我们。不过，如果说他实际上到过这里而且耐住了看一下我们的诱惑——这是不可想象的！我想不通，这违反人情，这像是古罗马的美德，这是最时髦的观念。不过，我一定不能让我自己受你的看法影响。你和我的想法并不真正一样。当涉及不具体的边缘的选择时，我们彼此了解。不过，当我们碰到大问题，涉及一个人的生活展望时，我们就不完全意见相同了。不过，再说到斯特列利尼科夫……
“如今他在西伯利亚，并且你说对了——我曾听到许多有关他的不幸的事，那使我很寒心，他去了西伯利亚前线，指挥我们最先锋的部队，同时他正在追击可怜的老加利乌林，他童年的朋友，对德战争中的战友。加利乌林知道他是谁，并且他知道我是他的妻子，不过，他始终不提及，保持这个微妙的关系——对这点我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一听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名字就气得发疯。
“不错，他现在是在西伯利亚。不过，他在这里有相当长的时间，住在你见到他的列车上。我一直希望我能意外地落在他手中。有时他去总办公厅，就在过去科木奇制宪会议的部队——当作总部的建筑中。竟有这样的巧合，进口正经过加利乌林常送我的地方。我曾去那儿求加利乌林帮助某人或停止某些可怖的暴行，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例如，连军事学校也有很多可怕的事，常常闹得天翻地覆。如果有哪个教官不讨人喜欢，学生就伏击他，枪杀他，说他同情布尔什维克。当他们开始攻击犹太人时，也是一样。如果你恰好是脑力劳动者，又住在城中，像我们这样，你有一半朋友必是犹太人。然则，当他们有组织地攻击犹太人时，当这些可怕的卑鄙的事发生时，我们不只觉得难过、气愤、惭愧，并且觉得自己无所适从。好像我们的同情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大脑，而且有一种不诚恳的感觉在余波荡漾。
“这真奇怪，这些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的人，以及现在许许多多献身于解除人间不公正运动的人，竟然不能使自己免于对一个过时的、古老的、意义完全丧失了的信仰效忠，他们不该自命清高，迫害歧视那些犹太人，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本是那些人建立的，如果他们多了解一些，他们会觉得那些人与他们其实很接近。
“当然这是真的，迫害使犹太人变得逆来顺受，这种害羞的自弃的孤立只能给他们带来噩运。不过，我以为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内在的老迈，一种历史性的长期的厌倦，我不喜欢他们在黑暗中所吹的讽刺口哨、他们缺乏活力的有限的向往，以及他们想象的贫乏。这真令人气恼，就像老人谈老年，病人话病痛。你不以为如此吗？”
“我对这方面没多想过。我有个朋友米沙·戈尔东，他的想法和你一样。”
“所以我常去这个地方，希望能在帕沙进出时碰上他。在沙皇时代，总督通常在大厦的那个部分有一间办公室。现在门上有三个大字：‘控诉处’。你看过那座大厦吗？是全城最美的地方。大厦前的广场是用方木块铺的。跨过广场是长满枫树、山楂、忍冬的公园。门外的街上还有一道条石铺的人行道。我常站在那儿等他。当然我不想去砰砰砰地敲门，我不会说我是他的妻子。毕竟，我们的姓氏就不同。别以为诉诸情感能打动他！他们那些革命者的想法跟常人大不相同。你知道，他自己的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一个老工人，是被沙皇政府放逐的，就住在这附近沿公路的一个居留区中，过着放逐者的生活。他的朋友季韦尔辛也在那儿。他们两个都是本地革命法庭的一员。噢，你能相信吗，帕沙从来不曾去看过他爸爸，并且没告诉他爸爸他是谁。而他爸爸竟视为理所当然，一点也不难过。如果他儿子要隐藏真正身份，那么，一定是不得不如此，只得由他去，他不能看他就是不能看他，没有什么。他们都是石头做的，里里外外都是原则和纪律，这些人不是人。
“就算我设法去证明我是他的妻子，这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对他们来说，像这样的日子中，妻子算什么？世界的工人，宇宙的重建——那才重要！可是，一名妻子，不过是个两条腿的动物，绝不比一只跳蚤或虱子重要！
“他的随营副官常走出来问等候接见的人为什么要见他，并让一些人进去。可是，我从来不曾告诉他我的姓名，当他问我是什么事时，我总是说私事。当然，我知道这是浪费时间。副官照例耸耸肩，怀疑地看我一眼。我一次都没见过他。
“我猜你以为他一点不为我们烦心，他不爱我们，他已忘记了我们？哦，你可错了。我太了解他了。我知道他正想什么，这正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受不了两手空空地回来。他要以满载荣誉和光辉的征服者身份回来，把他的桂冠放在我们脚下。使我们永远不忘，使我们头晕目眩！他就像一个小孩。”
卡坚卡又进来了。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猛然抓住她，并且出乎卡坚卡意料地，举起她转圈圈，呵她痒，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骑着马赶回瓦雷金诺，这条乡村的道路他已不知走过多少次了。他对这条路已熟悉到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几乎看不见它了。
不久他就快到森林中的一个岔路口，大路直奔瓦雷金诺，另一条小路通向萨克玛河上的一个渔村瓦西里耶夫沃。路口竖着沿途所见的第三个农业机械广告牌。像往常一样，他在薄暮时分到达岔路口。
自从他那天晚上没回瓦雷金诺，而留在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家中过夜起，两个月已过去了。他对家里人扯谎，说他赶工，并住在桑杰维耶托夫旅店中。他叫她拉拉，并在说话时称“你”已经很久了，虽然她仍叫他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背叛了冬妮亚，而且他愈陷愈深。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他爱冬妮亚，他崇拜她。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会比她的爸爸或她自己更献身于维护她的荣誉。他会亲手肢解伤害她自尊的人。然则，他自己现在就是冒犯她的人。在家里他觉得像个罪犯。他的家人对事实的真相一无所知，他们的一往情深对他是一种致命的折磨。在谈话的中途，他会因突然想起他的罪行而发怔，因此对身边他人说的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吃饭时，他的食物会哽在喉中，然后他放下汤匙，推开盘子。他硬忍着，压抑着涌出眼眶的泪珠。“你什么事不对劲？”冬妮亚问，莫名所以，“你一定是在城中听到什么坏消息。有人被捕吗？还是有人被枪杀？告诉我。不用怕我心烦。告诉我以后你会觉得好受些。”
他的不忠实是因为他更喜欢别的女人吗？不，他不曾做过比较，不曾做过选择。“自由恋爱”无异是“非法苟合”，他从没有过这种想法。想到或提到这类词语在他看来是堕落。他从不“到处留情”，他也不把自己看作应该享有特权的超人。现在，他被犯罪意识的重担压垮了。
“下一步呢？”他有时很想知道，并且非常希望一个不可能的意外情况为他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现在他不再疑惑了。他已决定割断这个结——他是带着决心回家的。他要对冬妮亚忏悔，求她饶恕，绝不再见拉拉。
然而不是每一件事都已确定到应有的程度。他此刻才发觉，他未曾对拉拉说清楚，他和她断绝往来是为双方好，是为长远打算。早晨他已告诉过她，他希望对冬妮亚坦白，并且他们必须从此一刀两断，可是，现在他觉得他又软弱下来了，事情还不够确定。
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已意识到他如何难过，不想再以痛苦的光景烦扰他。她尽可能装作平静无事地听他说完。他们是在前面一间空屋里谈的。泪珠滚滚流下她的面颊，不过，她并没有知觉，比对街大屋上的石雕像对雨水流在面上更没有知觉。她不住柔声地说：“照你以为最好的做，不用替我担忧。我慢慢会没事的。”她说得很诚挚，绝无任何虚伪的宽宏大量，就像真不知道她在哭泣，不知道揩拭眼泪一样。
想到拉拉可能误解他，并且给她留下一个坏印象和假希望时，他几乎要掉转马头奔跑回去，告诉她一些他还没说的话，最要紧的是分别得更温暖些，更柔情些，用一种更适宜于永别的态度和她话别。他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才能继续赶路。
由于太阳即将落山，林中充满寒气和黑暗。腐烂树叶的味道扑鼻而来。蚊子丛集在空中，静止不动犹若水上的浮标，以一种固定的、尖锐的声调悲伤地嗡嗡叫。它们落在他流汗的面孔和颈子上，他不停地拍打它们，啪啪有声，配和着马鞍起伏声、沉重的马蹄溅起泥泞的声音，以及坐骑迎风奔驰时听到的清脆的排枪声。落日余晖看上去永不消失的远处，传来夜莺的鸣啭。
“醒醒！醒醒！”夜莺以劝说的口气在叫，这听来像复活节礼拜前夕的召唤：“醒来吧，啊，我的灵魂，为何你熟睡不醒？”
突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打动了。这么慌干吗？他不是由于自己对自己的诺言要回去的吗？忏悔是要表示的，不过谁说一定要在哪天呢？他还没对冬妮亚提到一个字，等下次进城回家后再谈也并不太迟。他要对拉拉说完未尽的话，以极温暖极深情的态度和她谈，好让双方别太难过。多美妙，多不可思议！多奇怪呀，以前竟没想到！
想到再见拉拉时，他的心快活得直跳。他在期待着去和她会面的情形。
城外的木屋和石板地……他正在前往会她的途中。不久他就要离开木板人行道和空地，走向石铺的街道。郊区的小房舍很快地闪过，就像一页页的书，不是像你用食指一页一页地慢慢翻，而是像你用拇指捺住书的边缘，让它们急速依次滑过，速度只是一喘息之间。在街道远远的尽头，就是她的房子了，四围阴霾，只有她的房子顶上的天空有一道空白，天色向晚。他多爱街边那些通向她住处的小房子啊！他爱得想捡起它们，吻它们！那些一面有窗户的阁楼，屋顶压得低低的，就像帽子。油灯和圣像灯反映在水潭中，光亮如浆果！她的房子就在那道白隙的下面！在那儿，他将再从造物主手中接受上帝创造的迷人的美的礼物。一个身罩黑衫的影子将走来开门，将她亲近的允诺赐予他，就像你在黑暗中奔下沙滩时第一个海浪在迎接你一样。她一向守身如玉，冷若北方白色的夜晚，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她的亲近。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放松了缰绳，上身伏在马鞍上，张开两手抱住马颈，把脸埋在马鬃里。误以为这种亲热是要它振奋，马立即拔腿飞驰。
由于它跑得飞快，四蹄只微微点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似乎觉得，除开他心脏欢乐的跳动声外，他还听见呼喊声，不过，他以为那是他的幻觉。
突然，离他极近的地方响起震耳欲聋的枪声。他挺直身子，猛然拉紧缰绳，马晃了几晃，又倒退几步，然后，拱起腰准备要用后腿站立。
他前面就是岔路口。写着“莫罗·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打谷机”的广告牌在落日余晖中闪闪发光。三名武装骑士拦住了他的去路：一个是头戴学生帽、身着军便服、挂有两条子弹带的少年，一个是穿军官大衣、戴皮帽子的骑兵，还有一个胖子，穿条棉裤，一顶宽边教士帽盖住前额，装束古怪，就像是去参加化装舞会。
“医生同志，别动。”三个人中年纪最大、戴皮帽子的骑士说，“如果你服从命令，我们保证你平安无事。否则——请别见怪——我们就开枪。我们部队的外科医生阵亡了，我们征调你做医务工作。下马，缰绳交给这个年轻人。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你想逃走，我们会迅速地解决你。”
“你是森林同志，米库利钦的少爷利韦里吗？”
“不是，我是他的首席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