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喂，别动武。你要我怎么样？”
“我要看你死，你这个淫荡的跳蚤，你这个骚猫，你这个无耻的母狗！”
“我就是这等货色，是吗？和你这样的淑女一比，我自然是一只猫，是一头母狗啊。在阴沟里出生，在阳沟中结婚，你肚子里的老鼠，小畜生眼中的刺猬！……救命啊！救命啊！她要杀我！救救一个可怜的孤儿吧，救救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吧！”
“快走，”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催促她的丈夫，“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太令人厌恶了。她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突然，一切都变了——气候和景色。平原已尽，轨道绕小山盘旋而上，穿过山区。多少天来一直在刮的北风停了，一股好像来自锅炉的暖气自南方袭来。
这里的树林长在由山坡伸出的悬崖上，当轨道穿过树林时，列车就得爬上一个陡坡，直到树林中央，然后冲下去。
火车一路哐啷哐啷，气喘喘地坚持挺进树林，寸步维艰，如同一个上了年纪的森林守卫领着一队旅人穿过森林，乘客们不时两边张望，看看能见到什么。
但是，还是什么都见不到。树林冬眠正酣，平静如旧。只是偶尔有一些树枝瑟瑟作声，抖落身上的残雪，像是要奋力摆脱某种令人窒息的东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味贪睡。这些天他一直躺在他的高铺上，睡睡，醒醒，想想，听听。
不过，还是什么都听不到。
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大睡时，春天正带来温暖并融化着整个俄罗斯的积雪，从他们在莫斯科动身那天起，沿铁路线向东——他们在尼丁斯克路轨上费三天工夫去清除的雪，以及所有遍布于开阔地区的深厚积雪，都在消融了。
起初是静悄悄而神秘地从内部融起。不过，当这巨大的工程做完一半时，便再也隐藏不住，于是奇迹就出现在眼前了。水从雪底涌出，轰轰有声。不可进入的森林深处骚动了，林中的一切都苏醒了。
有好多空间供水游玩。它蜿蜒流下岩石，注满每一个沉沼，然后向四边溢出。它在森林中低吼，喷烟，吐气。它从树林穿出，浸沉在企图阻挡它前进的雪中。它在平地上淙淙流过，或奔泻而下，溅起美丽的水花。大地湿润了。生在万仞高处的千年古松，几乎从云中餐雨饮露，它们的根部有许多泡沫，并且已干成淡褐色小点，就像胡须上沾了许多啤酒泡。因春意而醉、为春天的芬芳而眼花缭乱的天空布满云霭，挂在山边像毛毯似的低云，掠过树林，雨点从云中跃出，泥土气中的温暖杂着芬芳，从大地上洗去残余的黑色冰块。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来了，伸个懒腰，用肘撑起半边身子，看一下，然后开始静听。
当列车接近矿区时，村落愈来愈多，车站也多了，走不多远就要停，小车站上上下下的乘客也多了。那些短程的乘客并不找地方睡觉，只是随便找个空位——在门旁或车厢中央，然后，便坐下低声议论只有他们才明白的当地事情。
根据过去三天这些短途乘客所留下的只言片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推断，在北方，白军正渐占上风，并且已经夺取或就快占领尤里亚金了。再则，除非他听错姓名，或者有一个人和他的老朋友同名，白军是由和他在梅留泽耶沃分手的加利乌林指挥的。
为了不想使家人忧愁，他没对他们提及这些还没证实的谣言。
子夜过后不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着模糊的快乐的感觉醒来，那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他终于被唤醒。列车正停在站上。车站沐浴在明亮夜色的微暗中。在这种发光的黑暗中，有些不可思议而强有力的东西使人联想起田野的广阔。车站显然坐落在一个高处。
沿月台走过车厢的行人轻声细语，默然踩过犹如幽灵。日瓦戈感动了，以为这是像战前一样在照顾睡眠中的旅客。
日瓦戈弄错了。这里也有高声叫嚷和皮靴踩月台的喧扰，如同别的车站一样。但是，附近有个瀑布。它以清新和自由的气息扩大了明亮夜色的范围和强度；在他睡眠中给他注满快乐的就是那股气息。瀑布不间断的喧闹压倒了其他的一切声音，使人有一种宁静的错觉。
尽管他在它怀抱中并因它宁静，但他并不察觉它的存在，日瓦戈很快又睡着了。
两个男人在他的高铺下聊天。
“喂，他们那些家伙被扭住尾巴了没有？他们现在不出声了吧？”
“你是说那开店子的？”
“不错，是说那些谷物商人。”
“把吃的东西拿出来！几个带头的一整，其余的全闭嘴了。本区被强制罚款。”
“罚多少？”
“四万。”
“你扯谎！”
“我为什么要扯谎？”
“四万——连买小鸡吃的都不够！”
“当然不是四万卢布，是四万蒲式耳。”
“罚得好！”
“四万蒲式耳最好的面粉。”
“说来说去，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这儿全是沃土。正在玉米地带的腹地。从这里起，沿着雷尼瓦河一直到尤里亚金，村落连村落，批发粮商到处都是。”
“别嚷，你会吵醒别人的。”
“好，好。”他哼了哼。
“去睡觉好吧？好像列车在移动。”
不过这列车仍停在站上。但是，另一列车的哐啷声从后面传来，轰然如雷，当它逼近时连瀑布声都被盖下去了，一列旧式的快车以全速在另一条平行的轨道上疾驶而过，怒吼，汽笛长鸣，车尾的灯闪闪烁烁，终于消失在前面的远方。
谈话恢复了。
“唉，我们倒霉。又得在这多待一会儿了。”
“是的，不过车马上就会开。”
“刚才过的是一列装甲快车，一定是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专车。”
“一定是他。”
“他对付反革命分子就像是一头野兽。”
“他在追加列耶夫。”
“谁是加列耶夫？”
“海特曼·加列耶夫。他们说，他与一支捷克人部队在尤里亚金外围。他已夺得港湾，这个祸害，一直不肯放手。海特曼·加列耶夫。”
“从没听说过他。”
“或者这可能是加列耶夫亲王，我记不大清名字。”
“哪有这样一个亲王。必是阿里·库尔班。你把他们弄混了。”
“也许是库尔班。”
“这还比较像一点。”
天亮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二次醒来，他做了个愉快的梦。无上的喜悦和自由的感觉依然在他心头。列车停着不动，或许还在原站，也可能是在另一个车站上。他再次听到瀑布声，或许是同一个瀑布，或许是另一个瀑布，不过是原来那个的可能性大些。
他几乎立刻又睡着了，当他打了一阵盹醒来时，他蒙胧听到奔跑和一些骚乱的声音。科斯托耶德在和押运队长吵嘴，彼此大喊大叫。空气甚至比以前更令人愉快。这里有些新的气息，早先没有——它是神秘的、春意盎然的、稀薄而不可捉摸的，就像五月的阵雪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当融化中的潮湿雪片落在地面时，它看上去是黑多于白的。此外，空气中还像是有一种黑中透白的、气息香甜的东西的味道。“是稠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梦中作了判断。
第二天早晨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尤拉，你真是不平常，你是一堆矛盾的集合。有时，一只苍蝇就吵醒你，非到天亮你不能够再入睡，而这次你竟然能在这一切的吵嚷中沉睡，我简直唤不醒你。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逃掉了，想想看！佳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也跟着溜了！你能想象到这样的事！等等，这还没完。沃罗纽克也跑了。这是真的，我告诉你，他开小差了。听着，他们是如何安排的，是一齐还是分开的，是怎么个次序跑的——这全是谜。沃罗纽克，当然，我明白——他一旦发现那些人跑了，他就得设法保住他的生命。可是其余的人呢？他们真是全部自愿溜走，或者有人弄掉他们呢？比如说，假若我们以为两个女人可疑，是佳古诺娃杀了奥格雷兹科娃呢，还是发生了什么类似的事？没有人知道。押运队长在车上跑来跑去，像个疯子。‘你不许开车，我依法命令你，在我没抓回囚犯以前你不得开车。’而带兵的司令官嚷着顶回来：‘我带接防的士兵去前线，我才不等你那些下贱的奴工。什么鬼主意！’然后两人都跑去科斯托耶德那里。‘你这个工会组织主义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怎么能坐视一个头脑简单的大兵，一个无知儿童似的老粗，如此放肆！噢，你这个平民党员！阿穆尔斯基不客气地回敬过去。‘那倒有趣，’他说。‘囚犯还得照顾他的守卫，是吗？哈，真有这么一天，岂不是要牝鸡司晨。’我拼命摇你。‘尤拉，’我叫你，‘快起来，有人溜走啦！’不过你都没动一下。即使枪弹穿进你的耳朵，你大概也听不见……不过，详情以后再说……看！爸爸，尤拉，看，景色多壮丽！”
透过窗户上的空隙，极目所视，他们能见到春水泛滥的乡村。有些地方，河流溢出了堤岸，河水上涨高过路轨。从高铺上有限的视野望出去，列车看似在水面滑过。
四野是一片平滑，只偶尔有些地方给一条条冷酷的蓝光所破坏，灼热的朝阳正在为大地抹上一道道透明的金光，光滑油润，好像厨子用一根羽毛在热馅饼皮上抹溶化的牛油。
一朵朵白色的云影，沉在这无边无岸的大水中，田野、山谷以及灌木一齐被淹没在水中。
在这一片汪洋中还有一条狭长的陆地，长着一列双行树木，孤悬于天地之间。
“看，一群野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叫道。
“哪里？”
“靠近那个岛，再往右一点。糟糕，它们飞走了。我们惊吓了它们。”
“不错，我现在看见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必须同你谈谈。改天吧……至于我们的强迫劳工和那两个女人，祝他们好运。我十分确信，没有任何谋杀的事。他们只是像水一样地挣脱了束缚而已。”
明亮的北方夜晚正在消失。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山峰，灌木峡谷——不过看起来似乎有些不真实，好像是人造的。
树林正抽出新叶，其中有几棵盛开的稠李。这座林子长在一堵突出的悬崖之下，但在另一堵绝壁的狭长的岩架之上。
瀑布虽然不远，但只能从灌木林的边缘看到。由于走近去看它，去体验壮观的欢愉和恐怖，瓦夏疲倦了。
这个瀑布在附近无与伦比，其他的瀑布没有一个能和它相提并论。它的独特赋予它一种令人敬畏的品质，它像是一只活生生的有知觉的动物，一条在乡间征集供奉并猎取小动物为食的龙或有翼的蛇。
瀑布在半腰被一块尖石截断，并分成两股。顶端几乎是静止的，可是，比较低的两股却微微分向左右摆动，宛若流水不停地滑倒又自行扶正，动摇着，不过总能恢复镇定。
瓦夏躺在铺于灌木林边缘的羊皮上。天色稍亮时，一只巨大羽翼的鸟从山上飞下来，在树林上空盘旋一匝，然后落在靠近他身边的一株松树上。他仰起头来快活地看着它深蓝的喉颈和灰蓝的胸脯，并低声用乌拉尔的名字呼唤它——“野鸽子”。然后，他站起身，捡起他的羊皮，披在肩上，走过一块空地去找他的伙伴说话。
“佩拉吉娅姑姑，起来。天哪，你怎么那么冷！我能听见你在磨牙。噢，你在瞪什么眼，你干吗这么害怕？我告诉你，我们非走不可，我们必须赶到一个村子里。他们会藏起我们，他们不会害自己人。如果我们这样走下去，我们会饿死。我们已两天没东西吃了。沃罗纽克叔叔在我们走后必定大叫大嚷，他们必定全体动员来找我们。我们必须跑。我真不知如何对你才好，姑姑，你已整整两天不说一句话了。你忧愁过度了，说真的，你忧虑太多。你干吗这么不快乐？你并不是有意把奥格雷兹科娃推落车厢的，你只是在旁边推了她一下，我亲眼看见的。她立刻从草地上坐起来——我亲眼看见的——然后她站起身，跑开了。她和普罗霍尔叔叔，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很快就会赶上我们的，不久我们就又在一起了。最要紧的是别发愁，然后你会再找到你的舌头。”
佳古诺娃站起身，抓住瓦夏的手，然后柔声地说：“好啦，我们走吧，小羊。”
列车在爬陡坡，车身咯咯作响。在河岸下边有一丛灌木，树顶还不能与轨道平齐。再往下去仍是田野。大水刚刚退去，草上散满泥沙和碎木片。那些木板一定是从高山上冲下来的，它们所以堆在那儿，本来是预备让它们沿河流下的。
在路基下的幼林依然几乎是光秃秃的，如同冬季一般。只有在那些遍布全身，宛若烛泪似的新芽上，才见到些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些使它们多余的、不安的或肮脏或燃烧的东西，而这种不安、多余和肮脏正是生命的符号，它们早已使绝大多数的树木燃起绿色的火焰。
偶尔有几株桦木挺立在中间，枝叶四射，正如身被箭刺的殉道者，你只要一看见它就能嗅到它分泌的那种用来做漆的闪光的树脂的气味。
不久轨道就爬上了原来可能是存放木材的地方。在一个轨道拐弯的地方，可以见到有一片树林被砍掉了，满地是碎片和屑层，空地中央还有一堆木材。引擎刹住了，列车一阵抖动，然后停在一个上下坡度不大的小山顶上。
跟着有几声短短的汽笛声从机车那传来，不过，乘客并不需要听到这些信号后，才知道司机已把车停下来取燃料了。
货车的门拉开了，一群有一个寻常小镇人口那么多的人涌了出来。只有水兵仍留在前几节车厢中，他们是免除一切杂役的。
空地上没有足够的小柴火填满燃料车，有些大木块必须劈成适当的尺寸。机车间有的是锯子，随即分发给志愿效劳的人，两人一把，日瓦戈和他的岳父也参与工作。
咧嘴而笑的水兵将头伸出门外。他们是一个古怪的混合群，其中有只接受过短期紧急训练的中年工人，也有刚跨出海军学校的青年，这些新兵看上去好像是摸错了门，跑到一群稳重的家长当中，他们和年长的水兵开玩笑，并愚弄乘客和劳工，使他们不能思考问题。下车劳作的人们意识到，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跟在工作队伍后面的是水兵们的嘲弄和纵声大笑。
“嗨！爷爷！我不是偷懒，我太年轻，还没到工作的年龄，我的妈妈不许我工作。”“嗨，玛芙拉，别把你的裙子锯掉，那样你会伤风的！”“嗨，年轻的姑娘，不要走去树林中，来做我的老婆吧！”
空地中有几个支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向其中的一个，开始锯起来。这是春天的季节，从雪中浮现出来的地面，看上去非常像六个月前白雪没有盖上的样子。树林中有一股潮湿味，地下积满一堆堆陈年的树叶，就像多年没有打扫过的，遍地是碎信件、传单和收据的房间。
“别拉得这么快，这会把你弄得很累，”日瓦戈说，一面放慢动作，力量用得更均匀些，“歇会儿怎么样？”
树林送出其他锯子拉动的咕吱咕吱的回声。远处，一只夜莺小试啼声，另有一只山鸟隔一阵儿叫一声，好像在吹去笛子中的灰尘。甚至机车锅炉的蒸汽冒上天时也嗤嗤作声，宛如婴儿室中酒精炉上煮沸的牛奶在响。
“你想对我说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你还记得吗？列车驶过那个孤岛，野鸭飞走时，你说过你要和我谈谈。”
“嗯，是的……嗯，我不知道如何长话短说。我在想我们愈走愈远了。这整个区域在动乱。我们不知道，我们到达那儿时会找到些什么。或许我们应该把话说开，以备万一……我不是说我们的信念——要在春天的树林中用五分钟来说明它们是荒谬的。另外，我们彼此相知甚深。你，我和冬妮亚以及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段日子中一直给自己制造个世界；我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我们在这一点上的觉醒程度。但是，那不是我要谈的。我的意思是，或许我们必须事先达成协议，在某些环境中各人将如何自处，如此我们到时不会因为别人而脸红，或使彼此感觉羞愧。”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喜欢你的表达方式。现在这是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还记得，在一个大风雪的晚上，你曾带给我一份刊有第一道政府命令的报纸吗？你还记得，它们是不妥协到如何不可相信的地步吗？使我们远走高飞的是那个单纯的想法。不过，这类东西只在孕育它们的思想家脑中保持原始的纯洁，然后，只有在初次公布的那一天。到第二天，政治的诡辩就把它翻过来了。我能对你说什么呢？我对他们的哲学是门外汉，他们的政权对我们敌视，并没有人问我是否同意这一切变动。不过，我是受信任的，而我自己的行动，纵然也许不是出于自由选择，却使我有一定的义务。
“冬妮亚一直问我，我们到那儿是否还赶得上种蔬菜。我不知道，我不熟悉乌拉尔的土壤或气候。夏天是这么短，我不能想象有什么东西会及时成熟。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千里迢迢而来并不是为的种菜。不，我们最好诚实地面对事实，我们的目标是十分不同的。我们是去设法以现在的方式，参与老克吕格尔的财产、工厂及机械的浪费。我们不是去重建他的产业，而是像别人一样，以同样不可置信的混乱方式耗去他的产业，并为了苟全毫不值钱的性命而插手于千千万万的集体浪费中。纵然你拿黄金向我倾注，我也不会以旧方式取回我的庄园。那将是愚蠢的事，蠢得像赤身裸奔，或想要逼自己忘记字母。不，私有财产的年代在俄罗斯已成过去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姓格罗梅科的早在前一代已失去贪得无厌的兴趣了。”
在车厢里睡觉是既太热又太闷。日瓦戈的枕头都汗湿了。他十分小心地从他的高铺上滑下来，推开车厢的门，唯恐惊醒别人。
他的脸被汗湿得黏糊糊的，如同走进地下室时扑了一脸的蜘蛛网。“浓雾，”他猜，“明天会酷热得厉害。难怪现在如此不透气，感觉如此沉闷。”
这是个大站，可能是个换车站。在雾和闷之外，还有一种空虚的、被忽视的感觉，好像这列车已经迷失，已被遗忘。列车必然停在车站远远的尽头，在列车和车站建筑间，轨道斜直交错，规模宏阔，如果那边的地裂开将车站咽下，列车中的人没有一个会注意到。
能听到远处有两种微弱的声音。
在他的后方，从他们的来处那儿传来一种有节拍的水花飞溅声，像洗刷衣服，又像潮湿的旗子被风吹动，在不断拍打旗杆。
前方传来均匀的隆隆声，这使得曾到过前线的日瓦戈竖起了耳朵。在仔细听过低长而又稳定的回声后，他确定那是“长射程炮”。
“没有错，我们正在前线。”他摇摇头，然后从车上跳下来。他向前走了几步。前面只剩下两节车厢，其余的车厢已经截断，与机车一起开走了。
“原来如此，难怪昨天水兵们那么紧张，”日瓦戈想，“他们已经决定，一旦抵达他们就得投入作战。”
他绕过第一节车厢，想跨过铁道去找车站的主要部分，可是，一名手持来复枪的卫兵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去哪里？有没有通行证？”
“这是什么站？”
“不用管。你是谁？”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名医生，我和我一家人是这列火车上的乘客。这是我的证件。”
“什么鬼证件。我还不至于傻到在黑暗中看你的文件。现在雾这么浓——你没看见吗？我不需要看证件、知道你是什么鸟医生。不知有多少你们这类医生正在对我们开十二寸的大炮。我随时可以干掉你，不过，现在还嫌太快。赶快滚回去，趁你还成块的时候。”
“大概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什么人了。”日瓦戈想。辩白显然是无用的，还是听他的话好，免得后悔不及。他转过身，从另一条路往回走。
炮火如今在他身后了。他背后是东方。太阳已在雾流中升起，模糊地从流动的雾影中钻出来，正如一个裸体的人从浴室的蒸汽中走出来。
日瓦戈沿列车往回走，走过了最后一节车厢。他的脚踩在细沙上愈陷愈深。
均匀的飞溅声比以前更近了。地面的坡度大了。他停下来，想弄明白他前面看不清楚的景象，浓雾使它们看上去大得出奇。他往前走了一步，岸边的船体从黑暗中出现了。他面前是一条宽阔的河，微波缓缓地泼溅，没精打采地拍打着单桅船和岸边的码头。
一个人影从河边站起来。
“谁允许你四处窥探的？”另一个持来复枪的哨兵问。
“这是什么河？”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高声叫道，虽然他已下定决心不再提出任何问题。
根据他的回应，哨兵立刻把警笛放入口中，不过，他不必再麻烦了，他所要召唤的第一个哨兵，显然是一声不响地紧紧跟在日瓦戈身后，现在已和他的同志会合了。他们在商议。“毫无疑问，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是什么鸟了。‘这什么站？’‘这是什么河？’你的眼给灰尘蒙住了！你的意思怎样？我们直接送他去防波堤还是先去火车上？”
“我说去火车上。看看头儿怎么说——你的证件，”他吼道。一面打开他手中的文件，一面回头对另一个人说：“看住他。”说罢他便和第一个哨兵朝车站走去。
直到现在日瓦戈才看清楚，第三个人是个渔夫。他本来一直躺在河滩上，不过，现在他哼了哼，动弹一下，然后向日瓦戈说明他的处境。
“他们带你去见头子是你幸运。那也许能救了你的命。不过，你不必埋怨他们。他们只是尽责任，如今是人民爬到顶上去了。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成绩可言，或许，往长远处看，这是最好的办法。你明白，他们是弄错了。他们一直在搜索，在搜索某一个人。他们以为你就是那个人。他们以为你就是他，他是工人政府的敌人，我们必须捉住他。一个误会，如此而已。如果发生什么事，你坚持去见头子。你可别让这两个家伙借口把你弄到别处。他们的政治意识很强，这是个不幸，愿上帝帮助我们。他们只是想不到以什么理由干掉你。所以，如果他们说‘跟我们来’，你可别去。你说，你必须见头子。”
从渔夫那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得知，这条河是闻名的水道雷尼瓦河，而河边的车站是拉兹维利耶，尤里亚金城近郊的一个工业区。他又得知，在上游约三俄里的尤里亚金似乎现在已被红军收复了。拉兹维利耶也曾有过暴动，看来也被敉平了，周围所以这么寂静，因为车站地区警卫森严，早已没有一个平民了。最后他得知，停在站上那些被用来做军事办公室的特别列车中，有一个列车是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专车。两个哨兵就是去向他报告。第三个哨兵现在从前两人去的方向走过来，他和前两人最大的不同，是他有时把来复枪放在身后拖着，枪托在地上拖过，有时把枪放在他前面用手扶着，就像一个需要他扶持的喝醉酒的朋友。这个卫兵押日瓦戈去见委员。
笑声和走动声从几节特别车厢中的一节传来，交换过口令，卫兵押着日瓦戈向特别列车走过去，当他们两人走进车厢时，走动声停住了。
卫兵领日瓦戈穿过一条狭窄的走道，去中央一个宽敞的车厢。这是一个干净、舒适的房间，是打扮整齐、穿着考究的人悄然工作的地方。对于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背景，日瓦戈有个非常不同的想法，他是著名的党外军事专家，他是这个区域的天之骄子和恐怖之源。
无疑他的真正活动中心是在别的地方，与总办公室和作战地区更接近。这里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套房，他的私人办公室兼卧室。
这里的沉静，使人觉得更像是待在装上橡木地板的、沐浴者都穿软拖鞋的蒸汽浴室中。
办公室在从前的餐厅中，铺着地毯，里面有几张写字台。
“等一下。”写字台靠近门口的一位青年军官说，打发走了卫兵。他走开了，枪托沿钉在走道上的铜条拖去，嗒嗒有声。然后，人们好像很自然地忘掉了日瓦戈，并且不再去注意他。从他在入口处所站的地方，他能看见，他的证件放在远处房间尽头的一张写字台上。台上坐着一位年纪最大的军官，看起来像个老派上校。他是红军的某种统计官。他一面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一面查参考书，看野战地图，核核，对对，比较，剪下来，然后贴些东西上去。在环顾室中所有的窗户后，他大声宣布：“天要热了。”好像他的结论是检查过窗户后逼出来的。一个军事电气技师正在地上爬来爬去地修理出了故障的电话线。当他爬到靠近门边的写字台时，那个青年军官站起来给他让路。在旁边的写字台上，一个身着军用皮夹克的女打字员正在和她的打字机奋斗，承字筒脱落，卡住不动了。青年军官站在她身后，从上头帮她检查出毛病的原因，同时电气技师爬到她台子底下，从底下检查。老派上校也走过来，参加工作，于是，这四个人和打字机忙作一团。
眼前的一切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放心了一些。这些人对他的命运必然比他自己知道得更清楚，看来不像有什么大问题，他们不会在一个他们认为死神临头的人面前如此专心致志地忙着这种琐事。
“然则，谁知道呢？”他沉思着，“为什么他们对我如此漠不关心？炮弹正在乱飞，人民正在死亡，而他们却平静地预测热度——不是战场的热而是气候的热。话说回来，或许，他们已看得太多，所以他们麻木不仁了。”由于无事可做，他的眼光穿出办公室，透过对面的窗户向外界凝视。
他能看见轨道的边缘，再往高处去，是山头、车站以及拉兹维利耶的郊区。
三段没有油漆的木梯子由月台通向车站的建筑物。
在轨道的尽头有一个巨大的废弃机车的堆放场。没有煤水车、烟囱像长筒靴口或大口玻璃杯的火车头，一个挨着一个地站在破铜烂铁堆中。
堆放场在下面，而人的坟场就在上面，轨道上变皱的铁，郊区生锈的屋顶和商店招牌，在清晨燥热所蒸灼的白色天空下，构成了一幅被忽视的颓败的图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莫斯科早已忘记的许多商店招牌依旧可以在别的城市中看到，在好多门面上都有这些招牌。他现在所看到的招牌有些非常大，他能从站立的地方认得一清二楚，它们挂得很低，低到盖过低矮的一楼建筑物的歪斜窗户，以致那些矮矮的小窗被它们遮住了，就像村童的面孔藏在他们爸爸的帽子中。
雾已经从西边消散了，如今，留在东边的雾正缓缓松动、摇荡、分开，就像舞台上的帷幕。
在拉兹维利耶三俄里外更高的小山上，有一座如同省会大小的城镇盘踞在那儿。太阳使它的色调温暖，距离使它的线条简单，在小山的峰巅之上，房子接着房子，街道接着街道，紧贴着排成一层一层。在城中央的山顶有一座大教堂，就像复印的廉价彩色图画中的被弃置的修道院，或阿丰山。“尤里亚金，”日瓦戈兴奋地想，“我常常从安娜·伊万诺芙娜及护士安季波娃口中听到的城市。我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到它，多奇怪啊！”
这时，办公室里其他人的注意力已从打字机移到他们从另一个窗户中见到的景象上，日瓦戈也同时转身回顾着。
一群俘虏被押上车站的石阶。当中有一名穿学生装的少年，他头部受了伤。他的创伤已经过初步救治，不过，鲜血的细流仍透过绷带涔涔下滴，他不停地用手去抹，弄得他汗水淋漓的黧黑面孔上全是血迹。他走在行列末端两名红军士兵中间，他所以吸引日瓦戈的注意，不只是由于他果断的神情，英俊的面貌，如此年轻就参与叛军，令人怜悯，而是由于他以及他两个陪伴十分古怪的举止。他们的举止恰和他们应有的举止相反。
他依然戴着学生帽，它不断沿绑在头上的绷带滑下来，但他并不摘下拿在手中，相反地，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它戴正，不惜触及绷带和伤口，同时每次两个士兵都及时帮忙。
从这个十分违反常理的荒谬行为，日瓦戈发现一个很难了解的象征。他觉得有些话已涌到他的喉头，他渴望冲出去对那个青年倾吐。他渴望对他以及车厢中的人高喊，得救不在忠于形式，而在摆脱形式。
他掉转身。斯特列利尼科夫以强劲有力的大步走进来，站在房子的中央。
这怎么可能呢，作为一名医生，识人多得算不清，怎么以往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这个人这样性格鲜明的人物呢？他们从来没有碰在一起，他们从来不曾在路上遇见过，这是怎么回事？因着一些无法说明的理由，日瓦戈立即清楚地觉得，这是一个有着完全自主意识的人。完全到他要自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的一切——他匀称的、英俊的头部，他的快速有力的大步，他的长腿，他的可能踩过泥水、但是看起来还发亮的长筒靴，以及他的可能已经有皱纹的、但是看来好像是用最好料子做的、并且是刚刚熨过的灰哔叽紧身短上衣，看上去全像是不可替代的、正确的、完美的。
这些印象都是他的才气、他的沉着洒脱，以及四海为家的意识所造成的不可抗拒的影响的结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他必然禀赋独特，不过，他并不必然是创造性的天才。从他一举一动中看来，他很可能只具模仿才能。在那些日子中每个人都在模仿别人——他们模仿历史上的英雄，或那些因为在前线或街头作战成名而打动他的想象力的人，或者模仿在人民中有威信的人，或出色的这个或那个同志，再不然就彼此模仿。
斯特列利尼科夫有礼貌地隐藏了因生人出现而可能感到的惊讶或烦恼。他对他属下说话的口气，如同手足。
他说：“可喜可贺。我们已把他们赶回去了。这一切不像是办正经事，而是拿战争当儿戏，因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俄罗斯人，只是满脑子的落后思想——既然他们执迷不悟，我们就得把他们的这些思想打出来。他们的司令是我的朋友。他的出身比我还贫苦。我们在一座房子里长大。他对我的生平影响很大，我深深感谢他。现在我真快活，我们已把他们赶过河甚至还更远些。古里扬，快把线接上，我们需要电话，我们不能只靠邮差和电报联络。你们注意到天气多热吗？我设法睡了一小时，结果还是一样。呵，是了！”他转向日瓦戈，想起了他是被叫醒来处理和这个人有关的一些无聊的事情。
“这个人？”斯特列利尼科夫想，仔细地打量他一番。“胡闹！他根本不像他。笨蛋！”他笑了，然后对日瓦戈说：
“同志，对不起。他们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哨兵弄错了。你现在可以走了。这位同志的证件在哪儿？啊！这是你的证件。我可以看一眼吗？……日瓦戈……日瓦戈……日瓦戈医生……莫斯科……请到我的房间坐一会儿好吗？这是秘书处，我的办事处在第二节车厢。这边走，我不多耽搁你。”
事实上斯特列利尼科夫是谁呢？
他能爬到并保持这个位置真是非同小可，因为他并不是党员。他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虽然他出生于莫斯科，可是他一离开大学，就去外省做教师，后来在战争中被俘虏了，军方报告他失踪，相信他已被杀，只是最近才从德国俘虏营中放回来。
他是季韦尔辛推荐并担保的。季韦尔辛是一名在政治见解上进步的铁路工人，他小时候住在季韦尔辛的家中。那些操任免大权的要员对他的印象甚佳：在那些过度讲究词藻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日子里，他的革命热情完全出于挚诚，这是值得注意的。他也相当放荡不羁。他的狂热不是一种模仿，而是他自己的，是他以前一切生活的自然结果。
斯特列利尼科夫没有辜负权要对他的信任。
在过去几个月中他战功显赫，在下开尔密斯和乌斯特涅姆金斯克的突击中，他镇压了古巴索夫农民武装反抗征粮的暴动，平息了十四步兵师士兵抢劫运粮车的叛乱。他还清剿过拉辛派的士兵，他们先在土尔卡图拉起事，然后投向白军。他还处理了奇尔金河口码头的叛变，在那次叛变中，一名忠于党的司令官遇害。
每一个事件中，他都以出其不意的行动击败敌人，以迅速、严厉、果决的手法从事调查、审问、判决，并执行他的判决。
他遏止这整个区域中逃亡的风气，并且成功地重新组织了征补士兵的机构。结果，征兵成绩超前，以致红军的新兵接收中心必须延长工作时间。
最后，当来自北方的白军压力增加时，莫斯科承认情势严重，当局便将军事的、战略的以及作战的新责任加在斯特列利尼科夫肩上。他的行动也立即产生了效果。
斯特列利尼科夫风闻，谣传已给他加上“拉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绰号——“刽子手”（“枪决专家”）。但他淡然处之，丝毫不受干扰。
他是莫斯科人，父亲是工人，因为参加一九○五年的革命曾被送进监狱。他未曾参加那些年代的革命运动，第一因为他太年轻，并且在大学里，出身贫苦的学生往往比富有的学生更重视读书。革命运动虽在学生中酝酿，但他并没被卷入。他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在获得人文科学的学位以后，他继续钻研自然科学和数学。
因为免服兵役，他便志愿参军，旋即奉命开赴前线，然后被俘，听说俄罗斯发生了革命，他便在一九一七年逃出俘虏营，回到俄国。他有两大特色，两种热情：不寻常的清楚而有逻辑的推理能力，伟大的道德和纯洁的正义感；他热诚而又正直。
不过，他并无意使自己成为开辟新天地的科学家，他的才智缺乏大胆探索不可知境地的能力，以及超越枯燥之逻辑推理的直观闪现。
同时如果他真正有心去做好他所需要的，很容易在他的原则中增加一种能力，去违抗诸如此类的东西——只对于个别事物的认识能力，而不是对于一般的事件，并且能在微观的层次上达到对事物把握的完美程度。
从儿童时代起，他心中就充满崇高的志向，在他看来，世界是个广大的赛场，各人在严守规则的前提下竞求完美。当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他并没有想到，他对世界秩序的概念可能太过于简单。他反而培育他怨愤的根源以及野心，去评判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歪曲生活的黑暗力量，并且去做生活的维护者、复仇者。
失望激怒了他，他便以革命来武装自己。
“日瓦戈，”当他们在他的房间中坐定时，斯特列利尼科夫重复地念着，“日瓦戈……商行，我想。或是上流阶级……噢，当然，一名莫斯科的医生……去瓦雷金诺。奇怪，你为什么要离开莫斯科，去外省这样的一个小地方？”
“那只是为了一个观念。想求安静、闲居、隐遁。”
“好，好，多罗曼蒂克！瓦雷金诺？这附近绝大多数的地方我都知道。那儿以往是克吕格尔的庄园，你和他没有什么关系吧，有可能吗？你不会是他的继承人吧？”
“干吗这样冷嘲热讽？是他的‘继承人’又怎样，这有什么关系。虽然，一点儿不假，我妻子……”
“啊哈，如此说就明白了！但是，如果你怀念白军，我就要令你失望了。你来迟了一步。我们已把这个区域的白军肃清了。”
“你依然在和我开玩笑？”
“不是的，医生。我是一名军人，而且我们还在战争中。了解你的情况，那绝对是我分内的事。你是一名逃兵。绿色分子也去森林中避难。你有为自己申辩的理由吗？”
“我两次受伤，被当作伤兵遣散。”
“下次你就得向我出示人民教育或卫生委员会的证明，证明你是苏维埃公民，一名‘同情者’，‘完全忠贞’。这是启示录的时代，我亲爱的先生，这是‘最后审判’。这是带着冒火宝剑的上帝使者和创世纪前大混乱中飞翼野兽的时代，不是同情者和忠贞医生的时代。无论如何，我说过，你自由了，我不食言。不过，记住，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有个感觉，我们会再见，那时我们的谈话可就完全不同了。当心。”
无论是威胁或挑衅都不曾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安。他说，“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从你的观点看，你是对的。不过，你希望我同你讨论的问题，正是我生平一直和假想的责难者所争论的问题，如果到现在我还没得到结论，那就奇怪了。我只是不能用三言两语把它说完。所以，如果我真的自由了，就请让我离开，不必要我回答你的责难。如果不能还我自由，那么，你就得决定如何处置我。我不给你制造任何的借口。”
电话打断了他们的谈论。电话线修复了。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
“谢谢，古里扬。现在做个好人，派一个人来送日瓦戈同志回他的火车，我不要再出什么事故。同时给我接通拉兹维利耶肃反委员会运输部。”
日瓦戈走后，斯特列利尼科夫打电话给火车站。
“你们那边有人送来一名学生，他不断将帽子拉到耳朵上，他头上是裹着绷带的，这真丢脸——是的——好好治疗他，如果他需要——一定——好，就像你的掌珠一样，你必须对我个人负责——还有，如果需要，必须给他食物。就这么办。现在，让我们谈公事。……我还在说话，别截断，该死，还有别人通话。古里扬！古里扬！他们把我的电话截断了。”
他暂时放弃了继续完成通话的打算。“他可能是我以前的学生，”他想，“和我们作战，现在他大了。”他计算他停止教学的年代，看看这个少年是不是他以前的学生。然后，他向窗外看去，面对地平线上的景色，搜寻他们在那里住过的、尤里亚金的某一部分。设若他的太太和孩子还住在那儿呢，他能不去找她们吗？为什么不现在去，就这一分钟？但是他怎么能够呢？她们属于另外一种生活。首先他得等这段新生活过去，然后，才能回到那个被打断的生活。他总有一天要回去的。总有一天，可是那是何年何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