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迎来一年的初暖，几天后照例有一段料峭的春寒。
日瓦戈一家匆匆做着离去的准备。为了隐藏忙乱，他们对住客——现在比街上的麻雀都多了——说，家中正忙于春季大扫除，好过复活节。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曾反对迁徙。直到目前为止，他还认为搬不出什么结果来，也还没有干预太太的准备工作，不过，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并且，现在就快完成。认真讨论问题的时候到了。
他在由他本人、妻子及岳父组成的家庭会议中重申他的疑虑。“你们认为我错了吗？”他在表明反对后问他们，“你们仍然坚持要走吗？”
“你说，在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前，我们应该尽力为未来的三两年打算，”他的妻子说，“随后我们或许能在莫斯科近郊弄一块菜园，不过我们如何才能忍受到那个时候呢？那是问题的关键，你还没告诉我们呢。”
“指望这类事显然是糊涂。”她爸爸支持她。
“那么，好了，你们赢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担心的是我们蒙住眼走路，对我们所要去的地方一无所知。住在瓦雷金诺的共有三位老人，母亲和祖母去世了，祖父克吕格尔多半已经被劫持当作人质——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你们知道，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曾做了一次假卖，把森林和工厂或其他的东西卖了，所有产业都转换到了别人名下，是一家银行还是一个私人，我不知道。事实上，我们对瓦雷金诺一无所知。现在这个庄园属于谁呢？我不是说现在它是谁的财产，我并不在乎我们家丧失它的产权，我关心的是，谁管理它？谁经营它？木材在砍伐吗？工厂开工吗？而最要紧的是谁在那块地方上当权？或者不如说，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将是谁在当权？
“你们依赖从前的经理米库利钦照顾我们，不过，谁能告诉我们，他依然还在那儿吗？或者，他还活着吗？说来说去，除了他的名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并且我们之所以记得他的名字，只是因为祖父要发它的音是如此困难。
“然则，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你们已打定了主意，并且我已同意了。现在我们必须准确地找出来，在这个时候旅行有些什么事必须办。这并不表示我们搁置原有的计划。”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到雅罗斯拉夫车站去打听情况。
无止无终的长龙沿着木扶手向隆起的入口处移动，在石头地板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装大衣的人，他们咳嗽、吐痰、挪动、大声说话，弧形的天棚下响起震耳的不和谐的回音。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在最近患过斑疹伤寒，并且在危险期一过即被逐出过度拥挤的医院。作为一名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这是必需的，不过，他从未想到，不幸的人竟有如此之多，以及他们被迫以火车站作藏身之所。
“你必须弄个出差证明，”一个着白围裙的红帽子对医生说，“然后你得天天跑来问有没有车。如今列车稀少，看看谁够幸运。当然，”他用拇指一搓中指食指，“一些面粉或别的……你知道，没有机油车轮滚不动，另外，”他轻轻拍他的喉结“没有一点伏特加你就走不远。”
就在这个当口，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有好几次被请作高级经济委员会顾问，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去医治一个患重病的政府要员。两者都得到当时最好的硬通货——从新开张的第一个配给中心弄到物品的配给单。
这配给中心本是西蒙诺夫修道院旁的一家陆军仓库。医生和他的岳父走过修道院以及军营的院子，笔直穿过一道矮石门，进入拱顶的地下室。由入口处往里走，地下室越来越低，也越来越开阔，尽头有一条横贯两面墙壁的长柜台，后面站着一名管理员，称称，量量，慢条斯理地递出物品，并用粗铅笔杠在配给单上划去已配项目，时而从库房拿些货品出来补充架上存货。
顾客并不多。“装东西的。”那个管理员扫了一下配给单说。教授和日瓦戈拿出了几只大大小小的枕头套，然后，用眼睛看着它们一个个地装满，其中有面粉、五谷、通心面、糖、干脂、肥皂、火柴和一些用纸包好的东西，后来发现是高加索干酪。
管理员的慷慨使两人受宠若惊，为了急于不多耽搁他的时间，两人匆匆忙忙地把大大小小的枕套塞进大麻袋中，然后甩上肩头。
在他俩走出拱门时大为陶醉，这不只因为想到食物，而且为他们自觉是世界上有用的人，不是白活着，并且值得接受冬妮亚在家中给他们的感谢和赞美。
当两个男人整天出入政府机构弄旅行文件，登记住处以便回莫斯科时仍可搬入时，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则在家中整理家庭财物。
她在如今已正式分配给日瓦戈家的三间屋中跑来跑去，甚至连最小的物件也拿在手中考虑上个二十次，以决定是否带走，只有一小部分行李是他们自己要用的，其余的都准备在途中以及到目的地的最初几个星期中作为货币。
春日的和风从部分打开的窗户吹进来，微微能闻到其中有新切的白面包味。雄鸡在啼鸣，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叫嚷。房子里的空气愈流通，来自冬衣木箱中樟脑丸的气味愈强烈。
说到如何取舍物件，是有个原则的，这是由那些早先搬走并和留下的朋友通信报告切身经历的人发展出来的整套理论。这一原则中简明而无可争辩的条文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脑中。她在室外麻雀的吱吱喳喳声中，以及嬉戏的孩子叫喊声中，有一些声音在重复着那些规则。
“一段段的女人衣料，”她沉思着，“不要带，行李在路上是要检查的，所以除非把它们缝起来看上去像衣服，不然那是危险的。如果不太破烂的，料子、纺织品、衣服，比大衣好。不用大木箱或大篮子（不会有任何红帽子来检查勒索），除非包扎得小到可以由女人或小孩携带，千万别带任何东西。他们发现盐和烟草很有用处，不过有点冒险。带克伦斯基票。文件是最不容易平安带走的东西。”另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的注意事项。
在他们动身的前一天，莫斯科有一场大风雪。飞转的雪花搅成灰色的云，像白色旋风似的卷上天又卷落下来，扫入大街的深处，给它盖上一层白色的寿衣。
所有行李都打点好了。房子和留下的物件交由一对年老的夫妇看管，他们是叶戈罗芙娜的亲戚，丈夫以前是商店管事，去年冬天曾帮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用旧衣服和家具换过马铃薯和木头。
马克尔不可信任。在他被选来作为他的政治俱乐部的民兵队上，他虽然没有明白说，他以前的主人吸他的血，不过，他指责他们使他无知许多年，并且有意不让他知道人是从猴子演进而来的。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带着这对年老夫妇在屋中做最后一番检查，试试锁匙，看看五斗柜和茶柜，并对他们做最后的叮嘱。
椅子和桌子已经推向墙边，窗帘取下了，墙角上还堆了不少大小包裹。从取下冬季防寒设施的光秃的窗户看出去，大风雪勾起了他们每个人对过去的哀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他的童年时代以及他母亲的死，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她的爸爸想起安娜·伊万诺芙娜的死和葬礼。他们感觉到这是他们留在这个房子里的最后一晚，他们将永不会再见到它了。关于这点，他们是错了。他们虽各怀心事，可是谁也不愿吐露以免影响他人的情绪，所以，只得忍住夺眶欲出的泪水，回想当年发生于这个房子中的往事。
尽管如此，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还是没有在陌生人眼前失态。她不停地和受托照顾一切的老妇人说话，称赞二老对她的恩情。急于让自己看起来不会忘恩负义，她一直在表示谢意，并去另一个房间取来给女人的礼物——好些衣衫、印花棉布料。印上白方块或白圆点图案的黑色料子，就像临去前夕，从没有窗帘的窗子望见的街道一般。此时的大街黑漆漆的，中间也嵌了不少白色的方块和圆点。
他们在黎明动身去车站，别的住客通常这时都还在梦中，不料当中有一位姓泽沃罗特金娜的妇女，特别喜爱热闹，好社交，叫醒了众人：“注意！注意！同志们！快点！格罗梅科家人走啦，快来跟他们说再见！”
送行的人一齐涌到后门口（前门封上了），像要拍集体照似的，站成一个半圆形。他们冻得哇哇直叫，浑身打颤，拼命拉紧随手披上的破旧大衣，一面跺着在匆忙中套在光脚上的毡靴。甚至在这不容易见到酒的日子，马克尔也早已被他弄到的烈酒灌得醺醺大醉。他像死尸一样伏在后门口的旧栏杆上，大有摇摇欲倒之势。他坚持要拿行李去车站，当他的好意被婉拒时，他显得很不愉快。日瓦戈一家终于摆脱了他。
天色依然很黑。风小了，不过雪落得比前晚更厚。大而轻柔的雪球懒懒地坠下来，在地面上徘徊，好似无心就此落脚。
当他们走出家门口的街到达阿尔伯路时，天色亮了些。街上雪花轻坠，就像一幅和街道一样宽窄的白色舞台幕布正缓缓下降，底缘包住行人的腿，以致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原地踏步似的。
除去他们一家，路上别无行人，不过，他们一会儿就被一辆马车赶上，马儿全身雪白，车夫看上去好似在面粉堆中滚过。车夫为了一笔低得出奇的几戈比的钱，答应送他们和行李去车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动要求走路。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她的爸爸伫立着，挤在两排木栏杆间一条不见尾巴的长龙中。纽莎和萨申卡则在外面溜达，不时掉头去看，是否到了和大人会合的时候。孩子们身上发出强烈的煤油气味，那是他们厚厚地涂在颈项、手腕和足踝上预防老鼠的。
长龙挤向月台门，不过，乘客事实上必须跑到离站大半俄里的地方去上车。清扫的人手不够，车站龌龊不堪，由于污秽和结冰，月台前面的轨道已不能用了，列车只能停在老远的地方。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向她丈夫挥手，当他走得近到能够听见她的声音时，她高声通知他去什么地方呈验旅行证件。
“让我看看他们在上面盖了个什么图章。”当他回来时，她说。他隔着栏杆递过一叠文件。
“那是乘特别车厢用的。”她身后的一名男子伸长脖子看着文件说。
在她前面的男子更爱说话。他是那种拘泥细节一丝不苟的人，看上去像是熟悉并毫无疑问地接受世界上任何规则的人。
“这个章印子，”他解释道，“表示你们有权利可以在分级的车厢——那是说客车车厢——中弄到座位，如果这列车挂有客车的话。”
整个长龙都参与议论了。
“见鬼，乘客车厢！在这个年头，如果你能在缓冲器上弄个位子坐坐，就该谢天谢地了。”
“别听他们乱说，”另一个人说，“我可以解释，十分简单。如今只有一种混合列车，同时挂着军车、囚犯车、牛车和客车。既拉牲口又拉人。”他掉头对众人说，“说话不花费什么，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你得说清楚，让人好理解。”
“你解释得够多了。”众人的嗓子压倒了他，“当你告诉他，他的文件已盖过允许他坐特别车厢的印章时，你已说了不少话。在你未解释前你应先看看他的长相。这样面孔的人如何有资格坐特别车厢？特别车厢尽是水兵。水兵有两只训练有素的眼睛并配有一支枪，看看他吧，你看见什么？一个资产阶级，而更坏的是：一名医生，旧成分。水兵抄起家伙，就能像拍苍蝇一样给他一下子。”
如果不是群众把注意转向别个地方，真难说因日瓦戈的案例而引起的同情的议论会延续多久。
有时，人们隔着巨大的厚玻璃窗好奇地看着月台内顶棚下一条条好几百米长的铁轨。只有在顶棚的尽头才能见到落雪；由于它远在几百米外，以致看起来几乎是静止的，雪片下坠奇慢，慢得就像喂鱼的面包屑在水中下沉。
偶尔有孤独或成群的人沿着轨道荡向远处。起先他们被认为是值勤的铁路员工，可是现在是一大堆的人，匆匆奔过去，并且在他们跑去的方向出现了一朵小小的烟云。
“打开闸门，你们这些无赖。”长龙中有些人叫骂着。群众骚动了并且合力撞门，在后面的人推着在前面的人。
“看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把我们锁在这里，有些人并不排队，绕道进了站。打开，你们这批混账东西，不然我们可要把门打烂了。来呀，大家用力挤！”
“这批蠢蛋实在不必羡慕别人好运，”通天晓说，“那些人是征调来的，从彼得格勒征来作强迫劳工的。他们本应被送去沃罗格达，不过，现在却把他们解往东部前线。他们不是自愿的，有人押解，要去挖战壕。”
列车虽走了三天，但离莫斯科还没多远。仍然有一番冬天景象。铁路、田野、森林和村舍屋顶——一切都盖着一层雪。
日瓦戈一家总算够幸运，他们在一个角落上占到几个上层的卧铺，高到与紧贴车顶的模糊的长窗户平齐。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以前从来没搭过货车旅行。初次上车时，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她和纽莎举起，并推开沉重的拉门把她们推上车去的，不过，后来她就学会自行爬进爬出了。
在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看来，这列车无异是装上轮子的猪舍，并且她以为这车只要一震动就会脱节翻倒。尽管三天来，每当列车改换速度或方向时，它总是前俯后仰东倒西歪一阵儿，而车轮则在下面哐啷哐啷作响，宛如机械玩具的鼓槌打鼓，可是，并没有发生意外。她的恐惧是无稽的。
这一列车共有二十三节车厢（日瓦戈家在第十四节车厢中）。当它停在乡村车站时，只有前头或中间或尾巴上的几节车厢靠近短短的月台。
水兵在最前面，平民旅客在中间，强征来的劳工在最后八节车中。强迫劳工约有五百人，包括各种年龄、情况和职业。
这真是值得注意的景象——来自彼得格勒的富有而神气的律师、股票经纪和马车夫、清洁工人、浴室跑堂、捡破烂的鞑靼、逃亡的怪人、店员和修士挤在一起，一股脑儿被列入了剥削阶级。
律师和股票经纪围着烧红的火炉，坐在用衬衫袖子包上的短而厚的木块上讲无终无止的故事，开玩笑，大笑。他们并不忧愁，他们那有好关系、有影响力的亲戚正在家乡为他们奔走，大不了花几个钱早晚把自己赎出去。
其他的人，有的穿着皮靴和敞开的土耳其长袍；有的光脚，穿着束腰的长衬衫；有些有胡子，有些没有。他们站在空气不流通的车厢中半掩的门前，抓住车皮或钉在车门上的木板，忧郁地凝视着路边的乡村和农民，默默无语。这些人没有有影响力的朋友。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好指望。
专为装强迫劳工的车厢容不了他们，多余的都放在平民旅客车厢中，第十四节车厢上也有。
每当车停下时，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都会小心地坐起来，以免她的头碰到车厢顶棚，由稍稍打开的窗子俯视出去，看看这个地方是否值得去走走。这得看站的大小，停车时刻的长短，以及有无可望获利的以物易物买卖好做。
这样的机会来了，车速的减缓把她从瞌睡中惊醒。左一道右一道的一串扳岔道声暗示这是个大站，他们将有长时间的停留。
她揉揉眼睛，理理头发，然后在一只包裹中东翻西翻一阵儿，找出一条上面印有小公鸡、弓形牛轭和车轮的花边浴巾来。
日瓦戈也在差不多的时候醒了，赶快先从卧铺上跳下来，帮他妻子落下地来。警卫室、路灯杆在门前滑过去了，接着是被大雪压低了头的树木，树枝倾向列车像是表示欢迎。车还没停妥，水兵们就跳落在无人踏过的雪地上，争先恐后地奔向车站的一个角落，那儿通常可以找到做黑市食物买卖的农妇。
他们的钟底形裤子和黑色制服，以及无檐帽上飘动的丝带，使他们的奔跑看上去有横冲直撞的气势，以致别人纷纷让路，就像闪避比赛滑雪溜冰者的冲刺。
在那个角落上，来自附近村庄的农家妇女，兴奋得就像站在算命人的面前，一个挨一个地沿墙边站成一列，出售胡瓜、用酸牛奶做的软干酪、大盘炖牛肉，以及用厚布包着的热乎乎香喷喷的燕麦烤饼。被下端塞在羊皮袄中的头巾裹得紧紧的村妇，一面会因水兵的笑话臊得两颊火红，不过，一面也很怕他们，因为组成突击队禁止投机和自由买卖的通常是水兵。
农妇的疑惧不久即烟消云散了。当列车停妥普通乘客也参加进来时，生意立即忙碌起来。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沿着行列边走边看，她的毛巾在肩头晃动，好像她要走去车站背后用雪洗个脸一样。好几个妇人一齐高喊：“嗨，你的毛巾要换什么？”不过，她在丈夫的伴同下继续前进。
在行列的末端站着一个包黑底印深红图案头巾的农妇。当她看见这条毛巾时，她的两只大眼一亮。她小心地向四周扫了一眼，悄悄地跟上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揭开她的盒子，急忙细声说：“看这个。保证你很久没见过了。诱人吧！是不是？不要犹豫不定，不然就是别人的了。用一半换你的毛巾怎样？”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没听见最后一句。
“你说什么？好大娘。”
那个农妇是指半只烤野兔，一只兔子一切两半。她把野兔提起来，“我是说，我拿半只兔子换你的毛巾，你瞪什么呀？这并不是狗肉。我丈夫是个猎人。这是野兔，准没错。”
她们交换了物品。彼此都相信得到了最好的代价。当那个农妇在交易成功后，欢天喜地地招呼一个已卖完东西的朋友一同迈步走向雪地，走向村中她们的家时，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大感惭愧，好像自己骗了她似的。
这时群众中起了一阵骚动。一个老婆子尖声喊道：“嗨，你！你往哪里走？我的钱呢？你几时付钱给我，你骗人？看他，贪吃的猪猡，你叫他，他连头也不回。站住！站住，我告诉你，同志先生！我被抢劫了！站住，贼！他跑哪去了，就是他，抓住他！”
“哪一个？”
“那个胡髭刮得干干净净，露齿狞笑的。”
“是那个袖口上有洞的吗？”
“不错，不错，抓住他，畜生！”
“是那个肘上有补丁的？”
“正是，正是。哦，我被抢劫了。”
“这是怎么回事？”
“那边有个人买牛奶和馅饼吃下肚，不给钱就走开了，所以那个老婆子在嚷。”
“那可不行。为什么他们不追他？”
“追他！他全身是皮带和子弹袋。他还要追你嘿！”
在第十四节车厢中有几个被强征的劳工。二等兵沃罗纽克负责看守他们。其中有三个另外站在一起。这三个人是：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前彼得格勒一家公营酒店的出纳——在车上他们仍称他为出纳；十六岁的男孩瓦夏·布雷金，一个铁器商的学徒；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一个灰发的革命合作主义者，他曾进过旧政权所有的强迫劳工营，如今又出现于新政权的强迫劳工行列中。
这批征召的人本来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后来彼此慢慢认识了，原来出纳和学徒瓦夏是同乡，都是维亚特省人，并且列车将经过他们的故乡。
普里图利耶夫来自马尔梅日。他剪个平头，一脸麻子，矮矮胖胖。一件腋下发黑、汗迹斑斑的灰色运动衫，紧紧绷在身上，就像肉感女人的上装。他可以一坐好几个小时，像一座雕塑似的不言不语，默默沉思，一面紧搔他生着斑点的手上的肉瘤，直到起泡化脓。
去年秋季的某一天，他在涅瓦大街路上走动、进入铸工街转角处的民兵搜捕圈时，被喝令呈验身份文件，被发现他持有的配给证是第四级，那是发给非工人身份居民的，拿那张证从来买不到东西。于是他就被捕了，并且和许多以同样原因被捕的人一起被押进军营。像早先一批人一样，他们这批也被送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挖战壕，可是在半途改变了行程，经莫斯科送往东方。普里图利耶夫的妻子在路加，那是他战前工作的地方。她辗转听到他的不幸，急忙赶去沃罗格达（去阿齐安哥的换车站）找他，想救他出来。不过他们这批人并没有去那儿，她白跑了，并且失去了他的行踪。
在彼得格勒，普里图利耶夫和一个名叫佩拉吉娅·尼洛芙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他被捕时，是刚刚和她说过再见，准备朝另一方向走去赴约。当他回头眺望李太尼街时，依然能见到她的背影消失在人丛中。
她是个丰满的女人，气派堂堂，有一双美丽的手，一条浓密的辫子搭在肩上，她不时深深地叹气，把辫子甩来甩去。她现在在车上，是自愿陪伴普里图利耶夫的。
这个丑男子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女人呢？这很难明白，不过她们可真黏着他。在更前面的一节车厢上，他还有个女朋友奥格雷兹科娃，一个白睫毛的瘦姑娘，她也是为他来的，佳古诺娃叫她“傲慢的暴发户”、“喷嘴”以及其他许多侮辱性的名字。这两个情敌已是剑拔弩张，并且尽力避免碰头。奥格雷兹科娃从不来这一节车里。她如何能会见她的情郎呢，这是个谜。也许，她只要趁全体乘客帮忙给机车加燃料的那一刻，在远处看看他就满足了。
瓦夏的故事又不同。他爸爸在战争中被杀，他母亲就送他去彼得格勒跟他叔叔做学徒。
叔叔在阿普拉克欣广场有一个小铺子。去年冬天某日，地方苏维埃传他去问些问题。他摸错了门，走进了劳工征调局的办公室。房子里全是抓来的劳工，一会儿士兵来了，把他们包围住，送去谢苗诺夫军营过夜，第二天一早便把他们押上开往沃罗格达的火车。
许多人被抓的消息传开了，家属都跑来车站送行。这其中有瓦夏和他的婶婶。他的叔叔求卫兵（现在在第十四节车厢上的沃罗纽克）让他出去一会儿，看看他妻子。卫兵拒绝了，理由是没有人保证他会回来。他婶婶和叔叔提出让瓦夏做人质。沃罗纽克同意了。瓦夏上了车，他叔叔被放出去。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叔叔和婶婶。
当这个诡计被发现时，毫不觉察别人阴谋的瓦夏失声大哭。他跪在沃罗纽克脚下，求他释放他，不过没有用。卫兵之所以无动于衷，并不是因为他无情，而是战乱时期的军纪非常严厉。卫兵以他的生命负起他的囚徒数目的责任，这个数目点名时会查对。这就是瓦夏进入劳工队的经过。至于革命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他很感激沙皇政府以及现政府监守对他的尊敬，并且他和他们总是处得很好，再三为瓦夏的事向押运队长说情。队长承认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不过，在他们未到目的地前，检查这个案件有许多手续上的困难，他答应到时他尽力设法。瓦夏是个身材适中的美少年，看上去像皇室的少年侍从和图画中的上帝使者。他异常纯洁无瑕。他最喜欢的事是坐于长者脚下的地板上，仰头看着他们，两手抱住膝头，听他们发议论说故事。你只要看看他时而强忍着不哭时而因大笑喘不过气来的表情，你就差不多能猜出谈话的内容了。
晚上日瓦戈一家请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吃晚餐，他坐在他们那个角落上吃一只兔子腿，啧啧有声。他非常怕从窗户隙缝钻进来的寒风和冷气，多次更动位置，想找个隐蔽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一个他不再感觉有冷风的地方。“这样好些。”他说。最后他啃完骨头，吮干净手指，又用手帕擦擦，谢过主人们，然后说道：“你们这窗缝漏风，得找水泥堵上。不过，话说回来，医生你错了。烤野兔固然是了不得的好东西，但是就此断言农民富有，也未免鲁莽些。我说话不太客气，希望你能原谅。”
“啊，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看看这些车站吧。树木未见砍伐，栅栏一点没动。还有这些市场！这些妇女！想想多美妙！有些地方生活依旧如常，有些人依然快乐，不是每个人都倒霉。这说明了一切。”
“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好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你从何处得来这些观念？去铁路两旁一百俄里外任何一个地方走走吧，你会发现，到处是农民起义。你要问，反对谁？那么，我告诉你，他们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谁当权反对谁。你也许会说，啊哈，那是因为农民是一切权威的敌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什么。请原谅我不能同意。农民十分清楚他们要什么，比你或我都知道得清楚，不过，他们所要的东西和我们大不相同。
“当革命唤醒他们时，他们以为多年的梦想将变为现实了——他们梦想住在自己的土地上，靠自己的手工作，完全独立，不对任何人有义务。事实上，他们发现只是换了压迫者，新的代替了旧的，革命政府的枷锁远比旧政府厉害。你想知道为什么乡村扰攘不安吗？你还能说他们富有！不，我亲爱的朋友，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并且就我所知，你并不想了解他们。”
“对的，一点不假，我不想了解。为什么我该了解世上的一切可恶的事并为它们忧心成病呢？历史并未和我商量过。我不得不容忍目前发生的事，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该糊涂些呢？你告诉我，我的观念不符现实。不过，今日的俄罗斯还有现实吗！就我所看到的，太恐怖了，不能入目。我需要相信农民生活好些，并且正欣欣向荣。如果这是幻觉，我怎么办呢？我靠什么活下去？我相信谁？我得活下去，我有个家。”
他做了个绝望的姿势，移开身子，将辩论的事让给他岳父，然后把头倚在高铺的边沿上，俯视下面所发生的事。
普里图利耶夫、佳古诺娃、瓦夏和沃罗纽克聚在一起聊天。由于列车正逐渐接近他的故乡，普里图利耶夫便回忆起通往他村庄的交通，火车站，骑马或步行的道路。当他提及瓦夏熟悉的村名时，瓦夏就跟着重复地念着，两眼闪闪发光，如同那是有趣的童话故事。
“你在苏霍伊渡口下车？”他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的车站！当然！然后你去布斯基村，对不对？”“一点不错，你走布斯基这条路。”
“我就是说——布斯基——布斯基村。当然我知道它，在那儿你离开大路向右拐，再向右拐。然后就到我们的村子韦列坚尼基了。你的路必须向左，离开那条河，是不是，你知道佩尔加河吗？哈，当然！那是我们的河。你沿着河边向上走，走啊走啊，走上飞悬在同一条佩尔加河右边的绝壁，就是我们的村子，韦列坚尼基！那是个平地拔起的悬崖，可险峻啦！站在崖边往下看令人发晕，天理良心，绝不吹牛。岩底下有个采石场。我妈和两个小妹妹就住在韦列坚尼基村上，阿廖卡和阿里什卡……佩拉吉娅姑姑，我妈有点像你，她年轻，漂亮。沃罗纽克叔叔！求你，沃罗纽克叔叔，为了基督的爱，看在上帝的面上……沃罗纽克叔叔！”
“干什么？叔叔、叔叔，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姑姑。你要我怎么样？我疯啦？如果我让你走我的末日就到啦，阿门，他们不摔死我才怪呢。”
佩拉吉娅·佳古诺娃坐着，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抚摩着瓦夏的红头发。她不时俯身看他，对他微笑，仿佛是在告诉他：“别犯傻，这个话不能在众人面前对沃罗纽克说。不要烦恼，忍耐点，没事。”
当他们离开中俄罗斯继续东行时，古怪的事开始发生了。列车正穿过武装匪徒横行的不安全地区，行经叛变最近刚被平息的村庄。
火车常常在半途停下来，让保安巡逻队上来检查乘客的文件和行李。
有一次车在半夜停下来，不过没有人登车也没有人被打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想知道，是否出了什么事，便走出去看看。
夜色漆黑。火车没有明显的理由要停在两个车站之间的田野中，两旁是一排排的枞树。早已走出来站在雪地上的乘客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没有出什么事，但是司机不肯前进，说这一段路危险，必须先用手车勘查一番。乘客代表走去和他交涉，必要时给他点钱。据说水兵也参与其事，因而无疑会行得通。火车头上的雪间歇地给烟囱或机炉中冒出的火光照亮，闪闪如磷火。借着这点微光，能看见有几条黑影正向机车跑去。
第一个影子，大概是司机，跑到机车尽头，跳过缓冲器，然后消失了，好像被大地吞咽了一样。追赶他的水兵完全照样行动：他们也只在空中一现，马上倏然消失了。
有几个乘客，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奇怪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便跑过去看。
在缓冲器过去，看得到路轨的地方，他们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景象。司机站在雪中，雪深及腰。追他的人呈半圆形包围着他，就像猎人围捕他们的猎物，像司机一样，他们都埋在雪中，没及腰部。
“同志们，谢谢你们，你们这些神气的暴风雨中的海燕，”司机大声叫道，“多有趣的景象，水兵持枪追赶一名工人同志，只因为我说必须停车。乘客同志们，你们是我的证人，你们能看出这是个什么鬼地方。任何人都可能晃过来卸去路轨上的螺丝钉。你们以为我担忧自己的生命，你们这批上帝放不过的流氓！见你们的鬼，我这样做是为你们，不让你们出事，而这就是我辛辛苦苦所得到的报应！来吧，来吧，你们为什么不开枪？我在这里。乘客同志们，你们是我的证人。我并不是逃跑。”
乘客中响起一片混乱的声音。“老家伙，别咋呼……他们并不是这个意思……没有人会让他们……他们可真没这个意思……”另一群人给他打气：“加夫利卡，对的，你挺住！别让他们吓倒你！”
从雪中爬出的第一个水兵是个红发巨人，头颅特大，以致他的脸看上去像是扁的。他转身面向乘客，然后用低沉、平静、不慌不忙的语调，夹杂着像沃罗纽克似的乌克兰口音讲起了话，他的镇静完全与当时的景象不相称。
“对不起，大家这么吵吵嚷嚷的干吗？公民们，当心你们在这冷天着凉。风很大。为什么不回车厢坐下暖暖？”
群众逐渐散去了，巨人走向仍然激动的司机说：“司机同志，气也闹够了。走出雪中吧，我们继续前行。”
第二天，满布大风卷起的雪粉的列车，因为怕出轨而以蜗牛的速度开到一个杳无人迹的被烧光了的废墟旁停下来。这是下开尔密斯站所剩下的唯一遗迹，正面建筑上烧焦的站名，依然隐约可见。
车站过去不远处有一个大雪覆盖的无人村庄，那也是经火烧过的。末尾的房屋烧焦了，邻近的那间塌了一个角。残破的雪橇、栅栏、红褐色的铜铁碎片以及打烂的家具散落满街。炭层染污了白雪，结冰的污水坑面上突出半焦的木柴，底下是一块块黑土——种种遗迹都证明这里受过战火并曾经人努力扑灭。
不过，这个地方事实上并不像外表那样死寂，依然还有少数几个居民。站长从废墟中钻出来，列车长跳下车，对他安慰一番。“整个的地方都烧光啦？”
“日安，欢迎光临。一点不错，我们遭了一场大火，不过，还有比大火更糟的事。”
“我不懂你的意思。”
“还是不懂好。”
“难道你是说招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我正是说他。”
“为什么？你们干了什么吗？”
“我们什么都没干，是我们的邻人惹的事，我们跟着被搞得好惨。你看见那边的村子吗？下开尔密斯村在乌斯特涅姆金斯克县境内——这都是因为他们干的好事。”
“他们犯了什么罪？”
“包括好几桩死罪：第一项，解散他们的贫雇农委员会；第二项，拒绝供应红军马匹（别忘了，他们都是鞑靼，马上英雄）；第三项，抗拒动员令。嗯，这下你明白了吧？”
“是的，我明白，我十分明白。于是他们被炮轰了。”
“自然啊。”
“从装甲车上发炮？”
“当然。”
“真要不得。我们完全同情，可是我们仍然管不着。”
“再则，这是个老故事。并且我所得到的消息也不很好。你们得在这里停几天。”
“你在开玩笑！我送人去前线接防。这个是紧急任务。”
“我绝不是开玩笑。这里已落了足足一星期的大雪——沿线都是雪堆，没有人清扫。村子里有一半的人都逃走了。我可以将其余的人动员起来，但是，这是不够的。”
“糟糕。那怎么办？”
“好歹我们总能把轨道清出来。”
“雪有多深？”
“并不太坏。有深有浅。最坏的是在中段——大约三俄里长，车到那里一定出事。再往前去，森林把雪给挡住了。同时这一边是开阔地，风把雪吹走了不少。”
“见鬼，真头痛！我来动员全体乘客帮忙。”
“我也这么想。”
“我们不能用水兵和红军。不过，车上有一大队强迫劳工——再加上其他乘客，合计约七百人。”
“这就太多了。我们一弄齐铲子就动手。我们已有的不够，必须去附近村子上多借一点。我们安排得了。”
“天啊！好大的工程，你以为我们能办到？”
“当然能办到。他们说，只要兵多你就能攻下城池，而这里只是一小段路轨，不用发愁。”
清道工作费了三天时间，日瓦戈一家，甚至连纽莎在内，都参加了工作。这是旅途中最美好的三天。
这个地方有种内在的、难以言传的气氛。这使人想到普希金所写的起义的故事，以及阿沙可夫所描写的一些地方。废墟增强了神秘的气氛。余下的村民小心翼翼，怕见问长问短的人，远避乘客，甚至在他们彼此间也保持着沉默。
工作的人群分好几组，强迫劳工和平民分开。每组都有武装士兵监视。
清道工作同时分段分组进行。雪垣将各组的人隔开，自始至终互不接触。
大家整日在露天下工作，只有在睡觉时才回车上。天色清明而苦寒，隔不久就换一班，因为铲子不够。这倒是真正的快乐。
日瓦戈的这一段路轨景色很好。田野向东倾斜，沉入山谷，然后是一片缓缓升起的丘陵地。
在一个小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屋，四面受风。夏季时，它的花园中一定是绚烂的，不过此时在冰雪鞭笞下，它的四周什么都没剩下。
积雪使一切轮廓看上去光滑圆溜。一条弯曲的河床尚未完全隐没，如果是在春季，必是流水湍急，直奔路基下的桥梁，可是现在却被儿童床上婴儿的鸭绒被似的雪堆壅塞了。
日瓦戈很想知道，山顶的屋子有人住吗？还是空在那里，正在倒塌成废墟，已由土地委员会接管？曾经住在里面的人现在怎样了？他们逃到外国去了吗？还是被农民杀死了？或者他们的人缘好，被许可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在这区域住下来？如果他们留下来了，是斯特列利尼科夫放逐了他们，还是遭到和富农同样的命运呢？
那屋子惹起他的好奇心，不过，他照旧保持惆怅的缄默。这些日子遭遇的问题毫无秩序，并且没有人去回答。雪上的太阳反光异常，刺得两眼几乎张不开。他的铲子插入积雪光滑的表面，多干净利落、多干爽、多光泽的雪啊，就像钻石一样！这使他想起童年的往事，那时在家中的院子里，他头戴镶边风帽，身穿用钩子扣紧的黑羊皮衣，蓄着蜷曲的遮住双眼的头发，他把耀眼的白雪切成方块、金字塔、乳酪酥饼、城堡以及穴居者的城市。在那些远去的日子中，生活多有趣啊！每一件事都顺眼，都开心！
不过，这露天下的三日也有让他顺眼开心的事。这自然有其原因！晚间，参与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一块新鲜的热面包，不知是哪里来的，也不知是谁下令派发的。这种面包有香喷喷的脆皮，顶上发光，四边开裂，底上有些烤焦的炭层。
他们开始喜爱遭过战火的车站了，就像一个人在攀登被雪封了的高山途中，恋恋于临时的藏身处所一样。车站的形象、大小和损失上的细节，都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记忆中。
他们就像太阳一样，每晚必定回到车站，夕阳此时正在电报员窗口外一株老桦树后面逐渐沉落不去，仍然对过去无比忠贞。
那块地方的墙已塌进房间去了，不过面对窗户的那个贴有咖啡色墙纸的角落，还是完好如初，带通风孔的瓦炉子上面盖着有链铜盖，办公室的家具登记簿挂在墙上，四围焦黑。每当日落以前，夕阳总扫过瓦炉子，晒得墙纸发热，桦树的影子落在墙上，就像女人的披肩。
在建筑的后部，在通向候车室废墟、已钉死的门上，二月革命初期或以前不久贴上的通告依然健在，通告上写着：
伤病乘客请暂勿要求救治或包扎。基于明显的理由，今将此门封闭，特此通告。
尼丁斯克区医务助理员
当最后几堆路轨之间的雪堆铲平时，整条路线出现在眼前，像一支箭似的飞向远方。路线两旁铲除的雪堆成的白山迤逶，两翼黑森森的树林宛似两道黑色的墙。
极目远望，沿线分段站着一组组持铲的人。这是大家首次见到他们自己的全部阵容，不免讶异于人数的众多。
据说火车即将开行，尽管时间已晚，黑夜逼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再度走出去欣赏清扫过的路线。路轨上别无他人。日瓦戈和他的太太伫立片刻，凝望远方，交换了几句话，然后走回他们的车厢。
在途中他们听到两个妇女在愤怒争吵的声音。他们立刻辨别出那是奥格雷兹科娃和佳古诺娃，她们也像医生和他太太一样，由车头往车尾走，不过，她们靠近车站这一边，日瓦戈夫妇靠近树林那边。不见端头的列车把这两对人遮隔开了。那两个女人似乎很难和日瓦戈夫妇并行，不是领先就是落后。
她们两人似乎都很激动，并且好像精力已经不济。从她们忽而尖声高叫，忽而低声细语的情况判断，不是她们的腿拒绝带动她们，就是她们不住被东西绊倒而跌在雪堆中。似乎是佳古诺娃在追赶奥格雷兹科娃，或许当她抓住她时，还用拳痛击。她挑脏字眼痛骂她的情敌，而她那文雅、富于旋律的嗓子，使这些侮辱听来远比男子的粗声咒骂更猥亵。
“你这个贱货，你这个邋遢的小娼妇，”佳古诺娃尖声叫骂，“我不论走到哪里，都看到你扭来扭去，乱抛媚眼。我那个老蠢货还不够吗？你还向抱在怀里的婴儿挤眉弄眼，去引诱未成年的童子鸡？”
“原来瓦夏也是你合法的丈夫？”
“我要给你找个合法丈夫，你这个下流的祸水！你再顶嘴，我就宰了你，不要引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