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对日瓦戈来说，只有火车在移动，时间是静止的，还没有过中午。
可是，当他的马车终于穿过斯摩棱斯克广场稠密的人群时，太阳早就西斜了。
几年以后，当日瓦戈回忆这一天时，他总以为——他不知道这是他原始的印象，或是由后来的经验加以改变的——当时人群之所以逗留在市场上只是因着习惯，他们是没有理由留在那儿的，因为那些空无一物的摊子虽然没有加上挂锁，但总是关着的，这个不再有人打扫的凌乱不堪的市场已经没有东西可供买卖了。
他似乎记得，就在当时，他曾看见一些消瘦的、穿着端正的老人蜷缩在墙边，默默地出售没有人需要、没有人购买的东西——人造花、有玻璃盖和哨子的圆咖啡壶、黑色的抽纱晚礼服、已经撤销的政府机关的制服，像在对来往行人做无言的责备。
人们在买卖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隔夜的配给黑面包、潮湿而肮脏的糖块以及连包切成半开的一盎司装的粗烟草。市场上，还有各式各样的零头碎尾出售，每转一次手就涨一次价。
马车转入连接广场的一条窄街。即将沉落的太阳照在车夫和日瓦戈的背上，暖洋洋的。在他们的前面，一匹马拉着一辆空的大车喀勒喀勒地挡住去路。大车过处，尘土飞升，仿佛一根根青铜柱耸立在落日的余晖当中。他们终于越过了大车，加快速度疾驶，街道中央和人行道上凌乱地散布着一堆堆从墙壁和木栅上撕下的旧报纸和招贴，风吹着它们，行人车马也践踏着它们。所有这些都令日瓦戈触目惊心。
他们穿过好几条交叉路，不久，日瓦戈的住宅出现在一个转角上。马车停了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踏下马车，走向家门，揿按门铃时呼吸急促，胸口怦怦乱跳。没有回应。他再按，依然没有回应。他又焦急地连续按了几下。当他已经看见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打开大门，站在门口，用手抓住门扉让它敞开时，他还按个不停。这个意外使他们两人都吓呆了，以致都听不见对方的叫喊。直到冬妮亚手扶着敞开的门，张开双臂欢迎丈夫的拥抱，他们才摆脱了傻呆呆的状态，冲过去投入彼此的怀抱。隔了有一会儿，两人又同时讲起话来，互相打断对方的话头。
“最要紧的，大家都好吗？”
“是的，是的，不要担心。一切都好。我给你写了许多蠢话。这以后再谈。你为什么不打个电报？马克尔会把你的行李拿上去。我猜你一定在担心，怎么没看到叶戈罗芙娜给你开门！她去乡下了。
“你瘦了。可是看起来多年轻，多漂亮！等等，我得付车钱。”
“叶戈罗芙娜去乡下弄面粉了。其余的仆人都遣散了。目前只留下一个女孩子，纽莎，你不认识她，她是照顾萨申卡的，再没有别的佣人了。大家都知道你就要回来了，都非常想见你——戈尔东，杜多罗夫，每一个人。”
“萨申卡好吗？”
“感谢主，他很好。他刚刚睡醒。如果你不是刚刚下火车脏脏的，我们可以立刻去看他。”
“爸爸在家吗？”
“没有人写信告诉过你吗？他从早到晚都在区议会里，他是主席。一点不错，你能相信吗？你付了车钱没有？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两人站在街道中央，身旁的藤条盖篮和手提箱挡住了行人的去路，当行人绕过他们时，都对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同时凝视着从路旁驶开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看看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事。
马克尔正从门口跑过来欢迎他的年轻主人，他的棉衬衫上罩着一件背心，手中拿着便帽，一面跑一面叫嚷：“老天啊！那不是尤罗奇卡吗？这是我们人中的小飞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们眼中的光，你到底没有忘记我们和我们的祷告，你终于回家了！你还等什么呢？”他好奇地问，“走吧。你瞪大眼睛瞧什么呀？”
“你好吗？马克尔，我们来拥抱一下。把帽子戴上，你这个古怪的家伙。噢，有些什么新鲜事？你的老婆好吗？你那些女儿好吗？”
“她们还要怎么样呢？感谢主，她们都在长大。新鲜事吗？你自己看得出来，当你在前线忙碌时，我们可也没有闲着。他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简直是疯人院，连魔鬼都理不清了！街道没有人打扫，房子没有人油漆，屋顶没有人修理，肚皮空空，就如同在吃斋茹素一样。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真正的和平——不割地、不赔款。”
“马克尔，我要把你的事都抖出来。他总是那个样子，尤罗奇卡。我真受不了这么装疯卖傻。他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以为你会喜欢，但他最狡猾了。好啦，好啦，马克尔，不要同我辩，我知道你。你是聪明的，马克尔。放聪明些。总之，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走进门里。马克尔把日瓦戈的东西搬进去，在他后面关上大门，同时悄悄地说：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脾气不好，你听她说什么来着。总是这个样子。她说，马克尔，你们都是黑心肝的，她说，像烟囱那样黑。她说，如今每个小孩，也许甚至每一只哈巴狗或任何其他裙边狗都知道什么是什么。当然那是真的，尤罗奇卡，信不信由你，都一样，那些明白的人，都看过那埋在石头底下一百四十年的共济会会员的预言书。现在，听听我深思熟虑过的意见，尤罗奇卡，我们已经被卖下河了，一首歌就把我们卖了。但我能说什么？你自己看吧，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又在对我做信号了，她要我走。”
“做信号你还不走？好啦，马克尔，把东西放下，没有别的事了，谢谢你。如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需要什么东西，他会叫你。”
“我们终于摆脱他了！好的，好的，假如你喜欢，你可以听他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那一套都是假的。你对他说话，你以为他是傻瓜乡巴佬，连牛油都吃不来，其实，他一直在磨刀子——只是还没有决定要杀谁而已，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
“你不觉得那有点牵强吗？我认为他只是喝醉酒罢了，就是这样。”
“我真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清醒？无论如何，我是受够了。我担心的是你还没有见到沙夏以前，他又入睡了。不是说火车上流行斑疹伤寒吗？……你没带什么寄生虫回来吧？”
“我不以为火车上有什么传染病。我这趟旅行很舒服——和战前一模一样。不过，最好我还是先简单洗一洗，以后再彻底地大洗一番。你走哪条路？我们不再从客厅经过了吗？”
“啊，当然，你不知道，我和爸爸考虑再三，我们还是决定放弃楼下的一部分，让给农业学院。何况房子太大了，冬天不暖和。甚至连顶楼都太大了。所以我们也把它让给他们。他们还没有完全接收，不过已经将他们的图书馆、植物标本室以及种子标本搬了进来。我只希望不要招来老鼠——那些东西毕竟是谷类。不过，现在他们倒是把房子收拾得蛮干净利落的。顺便告诉你，我们已不再管房间叫‘房间’了，现在叫‘生存空间’。这边走，你好像跟不上我！我们从后楼梯上去。明白吗？跟着我，我会告诉你怎么走。”
“我非常高兴你已放弃了那些房间。我曾经工作的那所医院也是私人住宅。数不尽的套房，到处是柚木地板。四射的棕榈树枝叶在窗外摇晃，就像浮游在床顶上的幽灵——有些前线下来的伤兵常在梦中被吓醒，大声惊叫——当然他们的神经不十分正常，当然——是炮弹震的——我们就不得不移动那些树。我的意思是，以前有钱人过的生活实在有些不健康。一大堆多余的东西。太多的家具，太多的房间，太多的感情上的牵绊，太多的繁文缛节。我非常高兴我们只用几个房间。我们似乎还应该再多让出一点。”
“你那包东西是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突出来，看来是鸟的嘴巴。是一只鸭！多可爱啊！一只野鸭！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年头它可值大把钱呢！”
“有人在火车上把它送给我当礼物。说来话长，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我怎么处理它？把它放在厨房里吗？”
“是的，当然。我要叫纽莎立刻下去把它烫了，弄干净。他们说今年冬天会发生各式各样可怕的事情，饥馑、寒冷。”
“不错，他们到处都这样说。刚刚，我在火车上望着窗外——我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安静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更有价值的呢？其他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办法控制。看来好像有许多人要挨一段苦日子。有些人想逃避，他们打算去南部，去高加索，或更远的地方。我本身不想这样做。一个成年男子应该与他的祖国共命运。对我而言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你却又不同，我不希望你也跟着挨到底。我宁愿把你送去某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许是芬兰。不过，如果我们每走一步就聊上半小时，我们会永远上不了楼。”
“等等。我忘了告诉你。我有个消息告诉你——多好的消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回来了！”
“哪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科里亚舅舅。”
“冬妮亚！不可能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他本来住在瑞士。他是绕道从伦敦、芬兰回来的。”
“冬妮亚！你不是开玩笑吧？你见过他吗？他在哪里？我们不能现在就立刻见到他吗？”
“不要这么没耐性。他和一些人住在乡下。他答应后天回来。他变了很多。你会失望的。回来时他在彼得堡停了一阵，他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父亲几乎是嘶哑着嗓子和他争论。我们为什么走一步停一阵呢？让我们走吧。噢，你也听说过苦日子就要来了——艰难、危险，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我是这样想。唉，是又怎么样？我们总能处理，这总不会是世界末日。像别人一样，我们等等看再说吧。”
“他们说柴火、水、电都会缺乏。货币会被取消，不会再有供应品来了。现在我们又停下来了，走啊！听着，据说阿尔伯路有非常奇妙的铁炉子出售。小的那种，用一张报纸去烧，就能煮一顿饭。我已经弄到了地址。我们必须在别人还没有去之前买一个。”
“对的，我们要买一个。好主意。但是请想想科里亚舅舅！我简直没办法了解。”
“让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们将在顶楼上划一个角落出来，只留两间或三间相通的房间，给我们自己、父亲、萨申卡和纽莎住，其余的都放弃。我们把它间隔开，同时有我们自己的门户，这就像一个单独的公寓了。我们将把一只铁炉子安置在房中央，煤气由窗户通出去，洗熨、做饭、娱乐都在这一间房中。就是这样，我们也还得用去不少燃料，谁知道呢？或许托上帝的福，我们能挨过这个冬天。”
“我们当然能度过这个冬天，绝无问题。那是个好主意，你知道是什么好主意吗？我们会有一所温暖的房子，我们会煮鸭，我们将邀请科里亚舅舅来。”
“好得很，我要请求戈尔东弄些酒来。他能从一些实验室或别的地方弄来酒。现在，你看，这就是我想留下来的房间，行吗？放下手提箱，去把你的篮子拿来。我们再请杜多罗夫和舒拉·施莱辛格来我们温暖的房子里，你介意吗？你没忘记浴室在哪里吧？在身上喷些杀菌药水。趁你洗澡的时候，我去看看萨申卡，叫纽莎去弄鸭子，等我们准备妥当，我会叫你。”
对他而言，在莫斯科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小儿子。他几乎是萨申卡一出生就被征召入伍了，他对儿子可说是一无所知。
有一天，当时冬妮亚还没有出院，他去看她。他已穿上军服，就快离开莫斯科了。到那里正逢孩子吃奶的时间，他不能马上进去。
他坐在休息室等候，在走道的尽头，产妇室那边的婴儿室中传来十多个婴儿的尖锐哭喊。好几个护士匆匆走过走廊，抱着婴儿送给他们的母亲，以免那些刚出生的婴儿着了凉。孩子在她们的臂弯中，一个个包得就像购物的包裹。
“哇，哇。”婴儿们不时发出单音符的叫喊，几乎没有意识，没有感觉，如同这是他们日常的工作。只有一个声音与众不同，也是“哇，哇”声，并且也不表示比别人更痛苦，但是它比较低沉，同时听起来似乎表示深藏的敌意的成分多过例行的责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早已决定，他的孩子将命名为亚历山大以纪念他的岳父。不知为了什么理由，他想象那个与众不同的声音就是他的孩子的。也许，因为这一特殊的哭喊自有其特性，似乎在预示一位特殊人物未来的人格与命运；它自有其音色，其中包含孩子的名字亚历山大（Алekcahдp，保卫者）的特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这样想象的。
他没猜错，后来证实这正是萨申卡的声音，这是他所知道的第一件有关他儿子的事。
第二件事是他在前线时，冬妮亚寄给他的一些照片。照片上是个快活、漂亮、胖嘟嘟的小家伙，有着爱神弓形的嘴巴，两手握拳微张，两腿前屈站在毯子上，如同在跳一支愉快的舞。当时萨申卡一周岁，正在学步。现在他两岁了，正开始学说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拿起他的手提箱，放在窗口的牌桌上，开始取出里面的东西。他很想知道这个房间过去是做什么用的，但他辨认不出了。冬妮亚一定换过家具或壁纸，或多多少少重新装饰过。
他拿出刮胡子的用具，皎洁的满月正从窗户对面的教堂钟塔的圆柱间升起。当它照着手提箱顶层的衣服和书籍时，房间里的光线变了，他觉悟到他身在何处了。
这儿原是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储藏室，她一向用来放破桌椅和废字纸的。她家的家谱、文件也收藏在这里，夏天还用来放装冬衣的大木箱子。当她在世的时候，角落堆满破旧物品，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孩子是不许进来的。只有在圣诞节或复活节，一大群的孩子来参加聚会，整个顶楼都开放时，这个房间才不上锁，于是，他们在里头扮演强盗，躲在桌子底下化装，用烧焦的软木涂黑他们的脸。
医生站着想了一阵，然后走下楼梯到厅中拿他的柳条篮。
在厨房里，纽莎蹲在炉子前面，在一张报纸上面拔鸭毛。当他提着篮子走过时，她羞怯地跳起身，动作优美，两颊绯红，然后抖抖裙子上的羽毛，恭敬地向他问好，并提议要帮他忙。他谢谢她，说他自己来就可以，继续前进。他的妻子隔着两三个房间叫他：“尤拉，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他走进房间里，那儿原来是冬妮亚和他以前的课室。有栏杆的婴儿床上的孩子并不如照片中那么漂亮，不过，他特别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日瓦戈，比她的任何照片都更像她。
“这是爸爸，这是你爸爸，摆摆手像个听话的孩子。”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她把婴儿床的一面栏杆放下，好让父亲便于吻他、抱他。
萨申卡无疑是吃惊而不高兴的，等这个满脸胡子的陌生人弯腰贴近他时，他突然挺直身子，一只手抓紧妈妈的衣衫，愤怒地挥动另一只手，啪的一声打了他父亲一个耳光。他自己也被这大胆的举动吓呆了，随后急忙投入母亲的怀抱，猛然大哭起来。
“不，不，”冬妮亚呵斥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萨申卡，爸爸会怎样想呢？他会以为沙夏是个坏孩子。吻爸爸，让他知道你会亲吻。别哭，小傻瓜，没事没事。”
“由他去吧，冬妮亚，”日瓦戈说，“别打扰他，同时你自己也不要烦心。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无聊的鬼名堂——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个坏兆头——那全是胡说。这只是自然现象，这个小孩从来就没有见过我，明天他看熟了我，我们就会好得分不开了。”
但是，当他走出房门时，还是忡忡不乐，觉得是个凶兆。
在往后的几天中，他领悟到自己是多么孤独。他不归咎于任何人，他只是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
他的朋友们变得罕有的黯淡而没有光彩。已经没有一个人保留他自己的展望、自己的世界了。在他的记忆中，他们生动得多。过去他一定是高估他们了，在旧秩序下，当绝大多数的人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们养尊处优，有足够的条件让他们附庸风雅、标新立异，以致这群特权、少数的愚蠢和闲散，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他们真正的性格和有创造才能的表现。不过，当底层站起来，这些上层阶级的特权被废弃时，他们褪色得多么快啊，他们多么毫无遗憾地放弃了独立思想啊——显然，他们并没有一个人有过真正的独立思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现在所感到亲近的人只有他的妻子、岳父、他的两三个同事，以及几个并不整天满口挂着新名词的普通工人。
几天后，有伏特加和野鸭的盛会照计划举行了。他在宴会前已经会见了所有的来宾，所以这个晚餐事实上已算不得是他们重聚的宴会。
在那些早就开始闹饥荒的日子里，那只大鸭是骇人听闻的奢侈，不过，有鸭子而没有面包，它的奢华未免有些不得要领——这甚至令人怄气。
酒精饮料（最受欢迎的黑市钱币）是由戈尔东用一只带玻璃塞的药瓶装来的。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从不轻易放开那酒瓶，不时倒出一部分酒精饮料，用水冲淡，用水多少全凭她的灵感。大家发现，喝浓淡不同的酒反而比一贯喝同等强烈的酒更容易醉，这也是恼人的事。
不过，最悲哀的事还是这个宴会像是一种背叛。你不能想象当时左邻右舍也如此大吃大喝。窗外躺着沉默、黑暗而饥饿的莫斯科。商店空空如也，至于野味和伏特加，他们早就忘记去想它们了。
这就证明，只有一种我们周围的人的别无二致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同时，一种不能和大家共享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当鸭子和伏特加看来是全城仅有的鸭子和伏特加时，它们甚至不是鸭子和伏特加了，这是最气人的事。
来宾也制造不愉快的反响。在他抑郁沉思、木讷寡言的时代，戈尔东这个人相当好。他是日瓦戈最要好的朋友，中学时代许多人喜欢他。不过，现在他已决定要做一个新人，但他努力的结果很不幸。他扮演乐天的角色，快活，有说有笑，常常大叫：“多有趣！”“多开心！”——这些本来都不是他的词汇，因为戈尔东从来不甘把人生当作享乐。
当他们在等杜多罗夫时，他讲了杜多罗夫结婚的故事，他以为那个故事很滑稽，当时正在他的朋友圈中流传。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没有听说过。
故事的结局是，杜多罗夫结婚大约一年，然后就离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点是这样的：
杜多罗夫被征召参军原本就出于一种错误。参军以后，他的案子便在调查，在军中他老是因为心不在焉忘记在街上对长官敬礼被处罚。所以，在他脱离军队很久以后，每一次看见有军官走过，都不自觉地举手敬礼，他常常幻想肩章的存在。
最近这些日子，他的行为有另外一种方式的古怪。当他某次——大家都这么传说——在伏尔加河上某一港口等汽船时，他认识了两姐妹，她们也是等那条船的。一大群士兵的出现以及他在军中运气不佳遭遇的记忆把他弄糊涂了，他竟爱上了那个妹妹，立即向她求婚。“有趣不？”戈尔东说。但是，当他听说故事里的英雄已到门口时，便不得不截断他的故事。
杜多罗夫走了进来。
像戈尔东一样，他也变成了一个和他往昔相反的人。往日他总爱轻率多嘴、漫不经心，而现在他竟是个严肃的学者了。在中学时，他曾因帮助政治犯逃亡而被开除。他曾试过好几所艺术学校，不过，他终于做了文科学生。他是在战时毕业的，比他旧时同班晚了几年。现在他有两个讲座——一是俄国史，一是世界史。他甚至还是两本书的作者，一本是讲“恐怖的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一本是关于圣茹斯特的研究。
他和气地谈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声音沙哑，像是感冒一样，两眼如做梦般紧紧盯住远处的某一个固定的点，好像是在演讲。
黄昏将尽时，舒拉·施莱辛格进来，增加了不少喧闹和兴奋。曾经是日瓦戈儿时好友的杜多罗夫，好几次问日瓦戈有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的《脊柱横笛》。说话时称“您”而不称“你”。
在人声喧闹中他没有听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回答，一会儿以后他又再次问他：“您读过《脊柱横笛》和《人》吗？”
“我告诉过你了，伊诺肯季。这不是我的错，而是你没有听。好，我再说一遍。我一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延续，或者说，他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的抒情诗人——是他的青年叛徒之一，《粗犷的青年》，或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多有气魄的作品！他说话的方式是一言为定，不妥协，直率！最重要的是他敢于讽刺现实社会，突破人间罗网！”但是，那晚最引人注意的自然是科里亚舅舅。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以为他不在城中是弄错了，在他外甥到家那天他就回来了。宴会前他们两人已经见过好几次，不再有初见时的惊叹，他们曾在一起开怀尽情谈笑。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细雨蒙蒙如同潮湿的灰尘的夜晚，又阴沉，又灰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他住的旅馆看他。除非经本城当局介绍，旅馆早就不接受住客了，不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位名人，在莫斯科还保持着某些旧关系。
旅馆像是被管理人弃置了的疯人院——楼梯、走廊是空的，一切都呈混乱状态。
从他那没有人打扫的房间的大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那些疯狂岁月中的大广场，荒凉、可怕，像噩梦中所见到的景象，如今真实地展现在旅馆的窗外。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这次碰面是惊人的、令人难忘的大事。他所见的是他童年的偶像，是支配他儿童时代思想的导师。
舅舅的头发已经花白，一身旧西服倒很合身。就他的年龄来说，他显得非常年轻、英俊。
诚然，他是被这次革命的宏伟镇住了，和这些宏伟的事件相比，他显得渺小了。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来不曾想就这个尺度去衡量他。
他惊异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平静，谈论政治时轻淡、冷静的语调。他比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都能自我把持。这表明他是新来的人，并且看上去有点落伍、尴尬。
不过，充实他们这次重逢几小时的，使他们彼此拥抱大笑大叫，并不时打断热烈谈话使他们暂时沉默的，却是另一些不同于政治的东西，相当不同的东西，出现在会面最后的几个小时之内。
这是两个艺术家的会晤，虽然他们两人是近亲。而往事一起一伏，过去又重新活在两人之间，彼此互道别后的遭遇，可是，当他们两人谈及真正关系创作心灵的问题时，两人间所有其他的联系都消失了，他们的亲戚关系，他们的年龄差别，统统忘记了，所剩下的只有自然力的面对面，活动力与原则的面对面。
在过去十年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直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自由与直接地和人促膝畅谈创作问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从来不曾听到这次会晤中所听到的见解——深入精辟、恰到好处，并富有灵感。
他们的谈话充满赞叹，他们兴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叹服对方的敏锐，或者默默地站在窗口敲打玻璃，因为发现彼此是如何彻底地了解而深深感动。
这是他们最近的第一次会晤，后来，日瓦戈曾在公众集会中见过他的面好几次，那个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竟完全不同，不可辨认。
他觉得他是在莫斯科作客，并且举止行动一直像作客。他是否以彼得堡或其他的地方作他的故乡呢，依然不能确定。他乐于做他的社交明星和政治先知，他可能想象，莫斯科会有如同巴黎国民会议前夕的罗兰夫人式的政治沙龙出现。
他访问住在安静的莫斯科后街公寓中待客殷勤的女友，利用她们的落后和地方情感好言好语地哄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他向她们炫耀自己对于报章的熟悉，亦如同他从前向人家卖弄他熟读教会的禁书和俄耳甫斯派教徒的伪经文。
据说，他来时抛下一个新的年轻爱人、一部写了一半的著作，以及许多未完成的事在瑞士，而他此行只是为了在他故土掀起的惊涛骇浪中浸一浸，如果安然脱险的话，还是会尽快回到他阿尔卑斯的山居去。他是亲布尔什维克的，常常提及与他所见略同的两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一个是用米洛什卡·波莫尔做笔名写东西的报人，一个是编写宣传小册子的作家西尔维亚·科捷尔。
“真是骇人听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就是你所投奔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责备他，“你的那个米洛什卡，简直是坑人！还有那西尔维亚·波克利。”
“科捷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他，“科捷尔，西尔维亚。”
“波克利或波普里，谁管它那么多。名字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不错，随便叫什么都一样，不过，人家原叫科捷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耐心地强调。下面是两人后来的对话：
“我们还在争论什么呢？这太明显了，还要去证明，你不害臊？这是最基本的。若干世纪以来人民都过着非人的生活。随便拿本历史教科书看看，怎么说来着——封建主义与农奴，资本主义与产业工人，都是不自然不合理的。这些都是长久以来就知道的，因而世界就在酝酿一个为人民带来光明、让一切合理的大变动。
“你的理解非常正确，只是修补旧社会的结构是完全没有用的，你必须从根本上再来过，我不是说，整个建筑最终可以不垮。垮又怎样？那件事可怕，并不等于说那件事不会发生。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你怎能为它争辩呢？”
“问题不在这里，那不是我所讨论的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气愤地说，争辩得更激烈，“你的科捷尔和米洛什卡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他们讲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无论怎样，你的逻辑在哪里？你的结论和前提全不相干。不，等等，我要让你看点东西。”于是，他开始翻他书桌的抽屉，找寻一张刊载有关争论文字的报纸，抽屉开开关关，啪啦啪啦作响，刺激着他的谈锋。
当他说话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就有些事情打岔，一打岔他就可以趁机叽叽咕咕，哼哼哈哈。当他找寻失去的东西时——比方说在阴暗的衣帽间里找寻雪靴——或是臂上挂着毛巾站在浴室门口，或传递沉重的分菜碟子，或斟酒进朋友的杯中，他的谈兴就来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乐于听他岳父谈话。他非常喜欢他那熟悉的格罗梅科家细声的“p”，柔和悦耳，像古莫斯科的唱歌调子。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上唇的短髭微翘，罩住下唇，翘在他颈子上的蝴蝶领结也是这样稍稍向前凸起。嘴唇和领结之间的这些共同之处，让他看上去十分动人，天真得值得信赖。
在宴会的那天晚上，舒拉·施莱辛格到得很迟，她是在一个聚会散后马上就赶来的，身上穿着工人装，头上戴一顶工人帽。她大步跨入室内，与众人一一握手，过后立刻大为抱怨和非难。“你好吗？冬妮亚。你好，亚历山大，你必须承认，这真讨厌。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他回来了，人人都在谈论，我是最晚知道的人。唉，我猜我不够好。那么，究竟他在哪里？让我看看他，你们像一道墙似的把他围住。嗨，你好？我已读过你那篇东西，我一个字都不懂，但你立刻可以说那是篇出色的东西。你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一会儿就转来，尤罗奇卡，我必须和你谈谈。你好，年轻人。你也在这里，戈戈奇卡，鹅——鹅——嘎嘎。（这是对格罗梅科的一个远亲说的，他是一个所有走红艺人的狂热倾慕者，他以“鹅——鹅”著名，一方面因为他白痴似的笑声，一方面因为他瘦得像条绦虫。）“原来你们在大吃大喝？我马上就赶上你们。嗨，朋友们，你们全没想到你们缺少了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从未见过世面。但愿你们知道外面正发生什么！你们出去看看真正的群众大会，真正的工人，真正的士兵，不要只看书。就试试给他们一线机会打到胜利为止吧！他们必定会为你们打出胜利的结局！我刚刚听一个水手讲话——尤罗奇卡，简直令人兴奋得发狂！多么热情啊！多么简单啊！”
舒拉的话不时被打断，人人叫喊。她坐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旁，抓住他的手，贴近他的脸，大声嚷着，就像一台扩音器。
“尤罗奇卡，过两天我来带你出去。我要让你看看真正的人民，你必须，你一定得脚踏实地接触他们。你为什么那样瞪着我？我是一头老战马，你还不知道吗？一个老革命。我曾见过监牢内部是什么样子，我曾在兵营作过战——嗨，当然，你怎么想？呵，我们根本不了解人民。我刚从那儿来，我曾身在人民之中，我现在正替他们弄个图书馆。”
她喝了酒，显然已微醺了。可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也在发晕。他根本不曾注意，他怎么会站在房间的这一头，而舒拉站在那一头。他站在餐桌的一端，显然是完全出乎他自己意料地，在发表演说，他费了好大工夫才让大家安静下来。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愿……米沙！戈戈奇卡！冬妮亚，我怎么办？他们不听！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让我说一两句话。史无前例的非常重大的大事正在逼近，在它们还没有降临以前，让我来谈谈我所寄望于各位的：但愿上帝保佑，既不丧失我们的友谊，也不丧失我们的灵魂。戈戈奇卡，你等一会儿再乐，我还没说完。墙角上的，请静静，仔细听我说。
“在这三年战争期间，人们渐渐相信，前线与后方的区别早晚会泯灭的。血海的波涛将要升起，直到浸及我们每一个人，并且淹没所有未曾卷入战争的人，这一股洪流就是革命。
“在革命期间，你们将会看到，就像我们在前线所看到的一样，生活是停止的，全无人味，除去杀戮和死亡，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活动。如果我们命长，能活到有机会读这个时期的编年史和回忆录，我们会领悟到，在这五年或十年中，我们所经历的比其他民族在一百年中所历验的还多。我不知道，人民是否会自己站起来，自动自发地前进，如同潮涌；或者，一切只是假人民之名行事。这种惊人的大事的存在，是不需要戏剧性证明的。不必任何证据，我就会信服。穷究巨大事件的起因是没有用的。它们没有起因。只有在家庭争吵中你能找到起因——在两人互抓头发、摔碟子之后，他们拼命回想是谁先动手的。真正伟大的事是没有开始的，就像宇宙的存在一样，它来得很突然，就像它早就存在，或从天而降。
“我还认为，俄罗斯命定要成为世界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当它来到时，我们会被吓昏好一阵子，醒来以后，将有一半的记忆永远失去。我们将忘记什么先来，什么后到，并且我们不必寻求原因。我们将生活在新秩序中，我们对新秩序的熟悉也如同对地面上的森林，或头顶上的云彩。再不会有其他的事情了。”
他还说了些别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清醒了。像以前一样，他听不清楚别人说什么，并且不得要领地回答他们的话，他看得出，他们喜欢他，可是他没有办法摆脱压迫着他的忧愁。他说：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珍视各位的盛情，不过我担当不起。很快就施爱于人，好像怕后来就得赐予更多一样，这是不对的。”
来宾一起大笑，鼓掌，把他的话当作深思熟虑的风趣，而他正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逃避他所预见的灾难，以及前途落空的感觉，尽管他努力要做好，但是他对未来实在无能为力。来宾开始告辞了，他们的脸是拉长的、疲倦的，张开或没张开上下腭的哈欠使他们看起来像马。
在离去前，他们拉起帘子，打开窗户。潮湿的天空散布着斑杂的蓝青色云彩，黄淡的曙光已经在望。“看来在我们闲聊中，好像曾下过一场暴雨，”有个人说。“我在来这儿的途中就淋了雨。”舒拉证实了他的推想。
杳无人迹的街道依然很黑暗，枝头滴水淅沥可闻，偶尔传来淋湿了的麻雀断续的吱吱喳喳声。
一阵雷声，仿佛一只犁头慢慢地拖过天空。然后一阵岑寂。接着，砰然四声响雷，就像过大的马铃薯在秋天被人从稀松的土中挖起抛出一般。
雷声让满是烟尘的房间变得清新，生活的元素忽然变得可了解、可区别了，就如同电流一样，也如同空气和水、幸福的欲望、土地和天空一样。
街上满是离去的客人的声音，他们在街上继续辩论，热烈程度正如他们在房子里开始之时一般。他们的声音逐渐远去，终于寂然。
“太晚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们去睡吧，世界上我所爱的人只剩下你和爸爸了。”
八月过去了，现在九月也快过完了。不可避免的事正在逼近。冬天近了，并且在人类世界上，有一种鼓舞生气的悬在半空中的东西在天空中盘旋，同时，每一个人都在谈论它。
这是储存食物和木柴准备度过严寒的冬天的季节。但是，在唯物论胜利的那些日子里，物质已变成脱离实体的观念，并且，营养与燃料供应问题代替了食物和木柴的地位。
城市中的居民孤独无助，正如面对陌生人的儿童——尽管那个陌生人是城市的子孙，是城市居民的创造者，可是，他扫除了一切既经建立的习惯，留下的只是清醒以后的悲凉。
人们继续欺骗自己，周围的人继续不断空谈。由于习惯的力量，人们挣扎着生活，四肢无力，脚步蹒跚。不过，日瓦戈看见了生活的真相。他很清楚，这不是生活而是在受判决，他眼见自己以及周围的所有人的命运是注定了的。考验就来了，也许是死亡。他们的来日不多，正在眼前飞逝。
如果他不让自己整天忙于日常生活的琐屑事务，他可能已经发狂。妻子，孩子，赚钱的必要，每日卑微地例行工作——这些都是他的救星。
他领悟到，在庞大的未来机器前，他只是一名侏儒。他渴望这个未来，爱它并暗地里引以为傲。他贪婪地注视树木、云彩，以及街上的行人，在灾难中挣扎的俄罗斯最大的城市，仿佛这是最后一次，好像是在告别——他准备为了生活下去的好处而自我牺牲，此外别无良策。
每当他在老车厂街转角上，靠近俄罗斯医学会药房的地方跨过阿尔伯路时，他几乎照例要看看天空，以及从街道中央走出来的行人。
他恢复了医院中的旧职务，虽然圣十字会已经解散，医院依然叫圣十字医院。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医院的新名字。
医院中的人员早已壁垒分明。在温和派看来，他是危险的，他们的鲁钝使日瓦戈气恼；对积极分子来说，他还红得不够。所以他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团，他走在前者的前面，却又落在后者的后面。
除了他正常的职务以外，院长还让他掌理一般的统计。无终无止的问答调查程式和表格从他的手中通过。死亡率、疾病率、人员所得、人员的政治意识及其参与选举的程度，燃料、食物及医药的连续缺乏状况，一切都得查对并提出报告。
日瓦戈仍旧在职员室靠近窗口他那张旧桌子上工作，桌子上堆满各式各样的图表。他把那些图表都堆在一边。在写医务日记之外，偶尔还信笔写上几句他的随想录，题目是：“玩弄人民，一本悲惨的杂记或日志——包括诗、散文及随笔——有感于半数人民已经失去了自己，任人摆布而作。”
从圣母升天节起，就是早晨见霜、山雀喜鹊飞投亮叶疏林的季节了。在阳光照射下，墙壁漆得雪白的房间充满金色秋天的乳白色亮光。在这个季节里，天空显得难以相信的高，来自北方的深蓝色寒光，穿过天地间透明的空气柱，悠然移动。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变得更容易看见更容易听清。远处传来如同结冰的声音，清晰而分明。地平线豁然大开，好像有意显示未来整个的生活。如果它不是如此短命，仅仅在秋末的黄昏时候出现一会儿，这明净的光亮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医院的职员室现在就充满这样的光亮，初秋落日的光辉，厚实，光滑，饱含汁液，就像俄罗斯的某一种苹果一样。
日瓦戈坐在他的桌子旁写东西，偶尔停笔沉思或用笔蘸水，几只沉静得不寻常的小鸟默默地掠过高大的窗户，将影子投在他移动着的手上，投在桌上、地板上以及墙壁上，然后又默默地消失在视线之外。
解剖师走进来，他本来是个结实的壮汉，因为体重减轻得太多，因此皮肤松下来挂着，像许多皮囊。“枫叶差不多要掉光了，”他说，“它们不怕风吹雨打，没想到就怕霜，现在一早晨的霜就把它们弄成这副模样。”
日瓦戈抬头看看。掠过窗户的神秘小鸟事实上只是酒一般红的枫叶。它们飞离树身，在空中滑过，落下，盖满医院的草坪，看起来像是蜷曲的橘色星星。
“窗缝腻好了吗？”解剖师问道。
“还没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答道，同时继续写着。
“怎么回事？已经到时候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专心于他的工作，没有回答。
“可惜塔拉斯卡走了，”解剖师继续说，“他真有价值，重要得像黄金。补皮鞋，修钟表——他什么都干。只要是世界上有的东西，他都能够帮你弄来。现在我们不得不自己来腻窗缝了。”
“没有腻子。”
“你能做一点。我可以教你怎么做。”于是他便解释如何用亚麻仁油和白粉做腻子。“噢，我走了。我猜想你还要继续工作。”
他走去另一扇窗户旁，忙着弄他的瓶子和标本。“你那样会伤害你的眼睛，”他过了一会儿又说，“天马上黑了，他们还不给电。我们回家吧。”
“我大概还要再写个二十分钟。”
“他的妻子是这里的一名护士。”
“谁的妻子？”
“塔拉斯卡的。”
“我晓得。”
“没有人知道他本人在哪里。他在全国各地到处徘徊。去年秋天他来看过他妻子两次，如今他在某一个村落里。他在建立新生活。他是那些‘士兵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你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在街道上走着，在火车上旅行着。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们转变？就拿塔拉斯卡来说吧，他那只手可以干任何事情。不管他干什么，他必定干得很好。在军中也是这个样子——他学会了战争，就像其他任何的行业。他变成了一个优秀的来复枪手。他的眼睛和手——第一流！他之所以得到奖章，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百发百中。唉，他干任何事情都有热情，所以，他决心要大干一场。他能看出一把来复枪对一个男人的意义——这给他权力，使他与众不同。他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有权势的人。一个武装的人绝不像一个普通的人。在旧时代里，这些人往往从士兵变为流寇。现在你试着从塔拉斯卡身上取下来复枪看看！哈，那时‘掉转枪口反抗你们的主人’的口号就来了，塔拉斯卡就是如此转变的。这就是整个的故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妙用。”
“那是最真实的一种——直接从生命来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解剖师走回去弄他的试管。“你怎么和火炉专家处得那么好？”他过了一会儿问道。
“我十分感谢你介绍他和我认识。他是一个最最有趣的人。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讨论黑格尔和克罗齐。”
“自然啦！他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啦？”
“并不很好。”
“还冒烟？”
“从来没有停过。”
“他没能把输烟管固定在正确的地方，这必须连上一个烟洞才行。他没有让烟从窗户穿出去吗？”
“有的，是从烟洞出去的。但是依然冒烟。”
“那么，是他没能找到正确的通气孔。如果我们有塔拉斯卡在就好了！不过，你早晚会弄好的。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的。弄好一只炉子并不像弹钢琴，这需要技术。你放柴火进去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