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来柴火了？”
“我去找那个教堂的门房帮你忙。他是个偷木头的专家。把栅栏拆成一片一片就变成柴火。但是你必须和他交易。不，最好还是去找那个杀臭虫的。”
他们走向衣帽间，穿上外衣，走出去。
“为什么要去找杀臭虫的？我们家并没有臭虫。”
“和臭虫没有关系。我是在讲木头的事。这个杀臭虫的是个老婆子，她正在大做木头生意。她完全把它当作正经的生意去做——把整座房子买下来当燃料。天黑了，留心你的脚步。在旧时代，我可以蒙上眼睛带你去这个区域的任何地方。我认识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我是在这附近出生的。不过，自从他们开始拉倒栅栏，我就很难找出道路了，甚至白天都不行。这就像住在一个陌生的城镇中。另一方面，一些不寻常的地方也出现了。什么你从来不曾听过的‘小帝国’，里头有花园式的圆桌，和半烂的长椅。有一天我就经过一个那样的地方，在三条街的交叉口上，一个小小的荒废的庭院，一个老太婆拿根手杖在戳刺敲拨——她必然在百岁左右。——喂，老婆婆，我说，你是在找蚯蚓要去钓鱼吗？当然，我是在说笑话，但她却非常严肃。——不，不是找蚯蚓，她说，是找香菇。你知道，这是真的，这个城市就快变成森林了。这儿有一种腐烂的树叶的气味。”
“我想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在谢列布良内胡同和莫尔昌诺夫胡同的交叉口上，是不是？我总是在那里碰上最奇怪的事——不是见到二十年未曾谋面的人，就是发现些什么东西。他们说那里很危险，也难怪，那里有许多巷子通向斯摩棱斯克街的老贼窟。没等你搞清楚身在何处之前，那些老贼们已把你剥光，溜得无影无踪了。”
“看看那些路灯——根本就不亮。难怪他们把这些路灯称作被‘打伤的黑眼圈’。小心，不要绊倒了。”
日瓦戈确实在那个地方碰到过不少这一类的事情。十月革命之前不久，一个寒冷漆黑的夜晚，他走过那里，一个男人无知无觉地躺在人行道上，两臂张开，头顶住街边石，腿挂在水沟里。偶尔发出一两声微弱的呻吟。当日瓦戈试着要拉他起身时，他喃喃地吐出几个字眼，说起关于一只钱袋的事。他曾遭遇攻击和洗劫。他的头部受了重伤，满是血迹，不过，检查下来头颅骨并没有受损。
日瓦戈跑去阿尔伯路的药房，打电话叫医院的紧急救护车，把伤者送入急诊室。
后来证明伤者是一位重要的政治领袖。日瓦戈治疗他，直到他复原，在此后好几年中，这个人一直做他的保护人，在蒙受重大嫌疑时，好几次救他脱离麻烦。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计划被采用了，整个家庭被安置在顶楼的三个房间里过冬。
这是一个寒风刺骨、天空满布厚厚的雪云的星期天，日瓦戈正在休假。
火一大早就生了，同时炉子开始漏烟。纽莎和潮湿的木头搏斗着。对于炉子一无所知的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却不断给她荒谬而不妥的建议。日瓦戈知道有问题，试着去干预，但是他的太太却温和地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推出房间外面，说：“你不要管这件事。你只是火上加油。”
“有油就不会这么狼狈了，冬妮奇卡，炉子马上会烈火熊熊！麻烦的是既没有油又没有火。”
“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人有时候根本没心思听笑话。”
炉子的麻烦推翻了每一个人的计划。他们原来都希望在天黑之前把零碎的事情做完，好有个自由的夜晚。可是，现在晚饭必须延迟了，没有热水，其他各种计划也许不得不放弃了。
烟冒得愈来愈多。强风把烟吹回房间里面，黑色煤烟凝聚的云朵盘踞室内，仿佛童话故事里黑森林中的妖怪。
最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每一个人赶进另外的两个房间里，同时打开窗户顶上的气窗。
他从火炉中抽出一半的木头，又在剩下的木头中掺进一些碎木和桦木的刨屑。
清新的空气从窗户涌进来。窗帘飘动飞扬。纸张飞出桌面。楼下客厅里的一扇门被风吹得砰砰作响，清风开始和残余的煤烟做着猫追老鼠的游戏。
木柴燃起来了，毕毕剥剥，炉火闪闪发光。火炉的铁身充满火红的斑点，就像肺病患者两颊的红潮。房间里的烟渐渐变淡，终于完全消失。
房间里亮了一点。窗户发散着腻子温暖的油脂味。腻子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照解剖师教的方法最近做好黏上去的。炉子烤干的木材送出烧焦了的枞树皮的辣味和白杨清新的、化妆水似的清香。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猛然冲进房里，如同一阵猛烈的风涌进打开的窗子。
“他们在街上打起来了！”他向大家报告，“这是支持临时政府的士官和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卫戍部队之间的正规战斗。全城都有小冲突，我来的时候遭遇到两次危险——一次在德米特罗夫卡大教堂转角，一次是尼基塔门。现在不能直接通过那儿了，必须绕道过去，尤拉！快点。穿上大衣，我们一起去。你必须去看看，这是历史，一生只能见到一次。”
但是，他留下来谈了两三个小时，然后跟大家一起吃了晚餐。就在他准备回家并且要拖日瓦戈出去的当口，戈尔东冲了进来，也好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刚才的样子，带来非常相似的消息。
无论如何，事情总有点进展。有一些细节是新的。戈尔东说及火力的增强以及行人被流弹误杀。据他说，所有的交通都断绝了。他能够通过真是个奇迹，但是现在街道被切断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相信，忙着冲出去，不过立刻又回来。他说，子弹“咻咻”飞过，击碎墙壁上的砖头，削去墙角的泥灰。外面一个人也没有。一切交通都停止了。
那个星期萨申卡着了凉。
“我已经跟你讲过几百次了，不要让他在炉子附近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责备道，“让他过热比让他受凉坏得多。”
萨申卡开始喉咙痛，发热。他特别容易恶心呕吐。所以，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去检查他的喉咙时，他推开他的手，咬紧牙关，尖叫着，憋得几乎窒息，不论是劝说或威吓都不肯让检查。可是，他有疏忽的时候，日瓦戈赶快趁机将一枚汤匙塞进他的嘴里面，按住他的舌头，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查看他覆盆子色的喉头，和满是骇人白点的肿了的扁桃腺。
过了一会儿，他以同样的方法从喉中弄出些白点来做标本，正好他家中有显微镜，可以检验。很幸运，不是白喉。
不过在第三天晚上，萨申卡竟遭到严重的假性格鲁布喉炎的突袭，体温猛升，几乎不能呼吸。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又不忍心看他受苦。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以为他就快完了。夫妇两人轮流抱着他在室内走，看起来似乎使他好受些。
他们需要为他弄牛奶、矿泉水或苏打水。不过巷战正达高潮。大炮和来复枪片刻不停地发射。就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冒死冲过战斗地区，也买不到那些东西。在时局还没有决定性的澄清前，城中的一切生活是暂时停顿了。
然而结果已经毫无疑问，各方都谣传说，工人已占上风。小队士官虽然继续战斗，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络已被对方切断，而且失去了同指挥部的联络。
希弗采夫区是由向城中心推进的士兵据守的。曾经和德军作战的士兵和年轻的工人坐在他们在街边挖的战壕中。士兵们早就认识附近的居民了，所以当他们走过或站在大门外时，士兵们就和他们开开玩笑。这个区域的交通恢复了。
被困在日瓦戈家三天的戈尔东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他们的监禁中被解放了。日瓦戈很高兴在萨申卡生病期间有他们做伴，他太太也不责怪他们增添混乱。但是，他们觉得有义务感谢主人的仁慈，一直陪他们不停地谈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被三天的闲聊弄得精疲力竭，所以很乐于看见他们离去。
他们很快就得知他们的客人已经安全地回到家。不过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有好几条街仍然无法通过，日瓦戈还不能去医院。他急着回去工作，同时他的手稿还留在他办公室写字台的抽屉中。居民只在早晨出门，去不远的地方购买面包。当他们看到一个抱着牛奶瓶的人走过时，总要围上去问他是从哪里买到的。
偶尔全城重又燃起战火，不久又平静下去。据说，两方面在谈判，谈判的经过是有利或不利于和平，可以从火力密集的程度推测出来。
十月（旧历）下旬一个夜晚的十点左右，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兴之所至去访问一个同事，街道一片凄凉，他匆匆地走着。这是当年的第一次降雪，薄薄的雪花随风飘散。
他转过许许多多的街角，多得连数目都几乎数不清了，雪愈来愈厚，风也变成大风雪，风雪漫天，如果在旷野一定呼呼作响，立即把大地盖上一层厚毯，不过在城里只见雪花上下乱舞，好像迷失了路途一般。
在精神世界的骚动与现实人间的骚动之间，以及地上的骚动和天空的骚动之间，有些共同的地方。抵抗的孤岛传来此起彼落的最后一次开火声，余烬的火球喷出来，然后炸落在地平面上。
雪花在空中盘旋打转，如烟如雾地笼罩着潮湿的街道。
在一个十字路口，一名腋下挟着一厚叠刚刚印出来的报纸，一面飞奔，一面大嚷“最新消息”的报童追上了他。
“不用找了。”日瓦戈说。报童从那一厚叠报纸中抽出一份还没干透的报纸塞在他手中，旋即被吸进大风雪中。
日瓦戈站在一盏路灯下读大标题。这是一页只印半张的号外，上面列出来自彼得堡的官方声明，宣告人民委员苏维埃已经组成，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已在俄罗斯建立。接着是最近从电报和电话得来的新政府所发布的第一批命令，以及各种简短消息。
风雪横扫日瓦戈的两眼，报纸上布满了沙沙作响的灰色雪珠。但是阻止他往下读的并不是风雪。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使他深深激动，他一时无法平静。
他想找个光线较好的隐蔽地方，好读完其余的新闻。他发现，他再一次站在谢列布良内胡同和莫尔昌诺夫胡同的路口，那个迷人的地点，面对一座装有玻璃门的五层大楼，里面走廊宽敞，灯光明亮。
他走进去，站在灯光下，倚着楼梯读报纸。
在他的头顶上传来脚步声。有人走下楼来，时时停步，好像犹豫不决。走到某一阶时，那人改变了主意，又往上走。门打开了，两个声音同时涌出，回音嘈杂，所以听不清是男人或女人在讲话。
然后，门砰一声关上，那个人又走下来了，这次很坚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全神贯注在报纸上，不想抬头看来人。但是，那个陌生人突然在楼梯脚下站住了，以致他不能不抬头。
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大约十八岁的男孩，像在西伯利亚似的头戴鹿皮帽，反穿鹿皮大衣。他肤色黝黑，有一对狭长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他的面孔有贵族的气质，闪避的目光和沉默的敏感给人一种疏远的印象，带有那种往往见于混血儿身上的神情。
这个男孩显然误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另外一个人，他看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迷惑而又羞怯，似乎认识他，但是无法决定是否该和他讲话。为了打消他的误会，日瓦戈用冷淡而令人沮丧的眼光打量他一番。
男孩迷惘地掉转身，走向大楼的入口。在他还没有出门以前，他又回头看了看日瓦戈，然后走出去，砰然带上厚重的玻璃门。
几分钟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离开了那儿。他满脑子的新闻，他忘记了那个男孩，以及他要拜访的同事，直接回家了。但是，在途中他又被另外一个意外所吸引，那本是日常生活的琐事，可是在那段日子里就含有不平常的重要性。
他在离开他家不远的地方，在黑暗中被靠近路边的一大堆木材绊了一跤。那条街上有个机关，政府可能在把从附近城区内一座被拆掉的房屋得来的木板供给它做燃料。木板没完全运进院子，剩下的就留在街边了。一个荷枪的哨兵在值勤，在木材堆旁边走来走去，偶尔也走到街上去看看。来不及再考虑第二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趁哨兵转身、大风卷起雪云的时刻，爬到暗处，小心地从木材堆底部拉出一块厚木板。起先扛在背上很困难，一会儿就不觉得它重了（自己的负荷并不是一个累赘），他紧贴墙壁的阴影，安然将木板扛回家中。
木板到得正是时候，家里已经把柴火烧光了。他把木板劈成小块，然后堆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燃起炉子，默默地蹲在炉子前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他的靠背椅挪近，坐着取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大衣的边袋中掏出报纸交给他：“看过没有？看一下吧。”
他一面依然蹲着拨火，一面自言自语：“多么了不起的手术！你抓起一把刀子，巧妙地一挥，所有的腐臭的溃疡都被你割掉了。十分简单，不必说什么，你把若干世纪以来所从属的、所保护的、所导致的不公正的老妖怪捉到手，并且宣判了它的死刑。
“这种无所畏惧的心情，这种讲究彻底的态度，是有我们所熟悉的民族色彩，这是普希金的不妥协的清爽，有托尔斯泰的对事实不渝的信念。”
“你是说普希金？等等。让我先读完报。我没有办法一面读一面听。”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误认为他的女婿在对他说话。
“这是真正的天才表现。假如你要某人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去开创一个新纪元，他会请求你先清理地基。在还没有动手建立新世界前，他必须等待旧世纪结束，他才开始写新的一节、新的一页。
“但是，现在他们并不用为等待操心。这个新东西，这个历史的奇迹，这个启示，一下子就在日常生活的里层爆发出来了，完全不考虑生活的原有路向。这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中间开始，没有任何程序，就在星期一那天，当街上交通最繁忙的时候，它突然降临了，那真是天启。只有真正的伟大才能够这样不顾时机。”
冬天来了，正是大家所预言的那种冬天。这虽然比不上接着到来的那两个冬天可怕，不过，这已经够可怕的了：黑暗、饥饿、寒冷，完全要人和往日所熟悉的一切生存基础决裂，重建更谈不上，只得做非人的努力去抓紧生活，好像它就要从你的掌中溜出去一般。
这样可怕的冬天，一个接着一个，共有三个，现在看来，并不是所有可怕的事情都真的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的冬天——有些也许是后来两年的事。在记忆中，这三个连绵不断的冬天已经混成一个，很难分清了。
旧生活与新秩序尚未接触。它们还没有互相公开敌对，像下年内战爆发以后的情况。它们之间还没有联系，两者各站一边，势不两立地面向对方。
到处在进行新的选举——房屋行政，各种组织，政府公职，公众事务等。各个机构都设赋有独裁权力的人民委员，这些穿黑色皮夹克的铁人，身佩手枪，人见人怕，很少刮脸，而且睡眠更少。
他们深知怕事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廉价公债的持有者的性格，对他们说话毫无怜恤，满面狡猾的冷笑，好像对待行窃时当场被逮到的小偷一样。
按照计划重建一切的就是这些人，一个公司接着一个公司、一个企业跟着一个企业都布尔什维克化了。圣十字医院现在称为第二改良医院，里头有许多变动。一部分职员被解雇了，一部分自动辞职，因为他们的薪酬不够多。这些都是病人多、诊金高而且善于辞令的医生。他们辞职本出于自私，但是却一口咬定是运用公民权对低薪作抗议，并且鄙视那些留职的医生，甚至抵制他们。日瓦戈留下了。
在夜里，日瓦戈夫妇俩经常有如下的对话：
“别忘记星期三去医生工会，他们为我们留了两袋冻马铃薯在地下室。我会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能脱身。我们必须一块去，并且要带雪橇去。”
“好的，尤罗奇卡，还早呢。为什么你现在还不睡觉，很晚了。我希望你早点休息，你不能每一样事情都来。”
“现在正在闹传染病，过度的疲劳会减少抵抗力。你和爸爸看起来都不很好。我们必须想想办法。但愿我知道有什么办法。我们对自己照顾不够，听着，你没睡着吧？”
“没。”
“我不担心自己，我生来有九条命。但是，如果我真的病倒，要放聪明些，你可千万别留我待在家里，立刻送我去医院。”
“别那么说。求上帝保佑你好好的。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记住，再没有什么诚实的人了，也没有朋友了。专家更少，如果发生什么事，除去皮丘日金，不要信赖任何人。当然，这必须假定他还在这儿。你没睡吧？”
“还没。”
“薪水待遇不够好，所以不少人辞职了，现在变成他们有原则，有公民情操了。你在街上碰到他们，他们很少和你握手，只是扬起眉头说——你还在为‘他们’工作吗？——是的，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要说，我以我们的苦难为荣，并且尊敬那些使我们有机会受苦的人。”
有一段很长的时期，绝大多数人的日常食物只有薄粟米粥、鲱鱼头汤，而鲱鱼本身算是第二道菜。粥也是用没磨过的小麦或裸麦做的。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一个朋友，一位女教授教她用一只临时做成的荷兰式的炉子烘面包。她打算卖出一部分面包，赚点钱好烧瓷砖火炉，像旧时代一样，而不再用那个铁炉子，因为它依然冒烟，而且几乎没有热气。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面包做得不坏，可是无补于她的商业计划。他们仍然必须使用差劲的铁炉子。夫妇俩因为缺钱而困窘得紧。
一天早晨，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班后，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穿上褴褛的冬大衣——匆匆跑下楼梯，因为她浑身冷得打抖，甚至在较暖和的天气也是这个样子——出门去“行猎”。家里头只剩下两块柴火了。她在附近的巷子里晃了半小时。在那些小巷子里有时你能够碰到一两个来自莫斯科近郊卖蔬菜和马铃薯的农人。满载货物的农人在大街上很容易被逮捕。不久，她发现她所要找的东西了。一个健壮的穿着农民外衣的青年，拉着一只看上去轻得像玩具的雪橇跟着她，小心地跟她走进院子里去。
盖在麻布袋底下的是一堆薄薄的桦木柴火，薄得就像十九世纪照片中所看到的古式乡村屋宇的栏杆柱。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知道它们的价值——桦木只是个名分，木头是最差的一种，而且刚砍下不久，当燃料并不适宜。但是，她不得不买，挑剔是没有用的。年轻的农人抱了五六抱上楼到她的起居室中，换去了冬妮亚带镜子的小衣橱。他将衣橱取下，装在雪橇上载回去当礼物送给他的新娘子。谈到未来的马铃薯交易，他提出要用钢琴做交换。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家时，他对他妻子的交易提都没提。其实把衣橱劈掉当柴烧还划算些，但是，他们不忍亲自动手。
“桌子上有一张给你的通知，你看到了没？”她说。
“医院来的？是的，我早接到口信了，要我出诊。我当然去，我先休息一会儿就去。不过，路很远。我已有了地址，靠近凯旋门。”
“你见到他们提出的诊金吗？你最好看看，一瓶德国白兰地或一双丝袜！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物，你想想看？俗不可耐，他们似乎不可能不知道如今我们是怎样活的。我猜，都是些暴发户。”
“不错，那是个采办。”
采办、官商、特许代理是指那些代政府买卖物资的小商人，已经废止私营贸易的政府在经济困难时，偶尔会做点让步，允许他们买卖某些货物。
他们并不是旧时代老店子的老板或殷实商人——那些人并没有在受到打击后复原——他们是新类的商人，无根无底，是在战争与革命期间靠投机窜起来的。
日瓦戈喝了杯掺牛奶和糖精的热水，然后出门去看病。
街上盖着厚厚的积雪，积雪顶住两边的墙，有些地方一直积到底层的窗户那么高。只有沉默的、半死的影子一样的人拿着一些食物，或拉着雪橇在街上移动。此外，几乎看不到乘车的人。老店子的招牌依然挂着，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与小规模的新消费合作社及日用必需品的店子没有联系，它们都是空的或上了锁，窗户都上了闩，或钉上了木板。
它们所以上锁或空着的原因，不只是货物缺乏，政府一时还顾不到店子不开门这些小事，整个生活的重建，包括恢复贸易在内，目前大体上还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日瓦戈所要前往的房子在布列斯特街尽头，靠近特维尔门。
这是一座营房式的石头建筑，围墙内有一个大院子，房子的前面有三层木造楼梯走廊。
那天住客在开大会，并有一名区苏维埃委派的女代表参加，在开会时，军管会的人突然来检查武器执照，并没收没有执照的武器。于是住客们不得不返回各自的公寓，不过军管会的负责人要女代表别离开，向她保证搜索时间不会太长，不久，会议即可重开。
当日瓦戈到达时，搜索已差不多完了，但是，他要去的那一层还没有搜。日瓦戈站在楼梯口一名荷着来复枪士兵的身旁，不过，负责人听见他们在争论，便下令暂停搜查，等医生看过病后再继续。
房子的主人打开门，他是一个有礼貌的年轻人，气色不好，眼睛黑而忧郁，因为事情头绪纷繁而狼狈不堪——其中包括他太太的病、暂时停止的搜查、他对医学及医生的尊敬，等等。
为了节省日瓦戈的时间和麻烦，他说话力求简短快速，但是这样的性急反而使他的话头拉长了，并且前言不接后语。
房子里的家具贵贱混杂，大概是赶着买进作为投资，以免货币贬值。在成套的家具之外，还有一些零碎配不成套的东西。
年轻主人以为他妻子的病是源于精神受刺激。他旁敲侧击地解释说，他们最近买了一只古钟。这是一只破烂的音乐钟。他之所以买回来，仅仅只是因为它代表钟表技术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他同时引日瓦戈去另一个房间里看了一下）。他们夫妇甚至怀疑它能否修好。但是，有一天，这个多年没有上发条的古钟突然走动了，并放出音乐来，然后又自动停摆了。这个年轻人说，他太太吓坏了，她相信，那是她的丧钟，现在她精神错乱，不肯进食，并且连他都认不出了。
“因此你以为这是精神受了刺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怀疑地说，“我现在可以看看她吗？”
两人走进另一个房间，房里有一个瓷制的树枝形装饰灯架，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两只桃花心木床头几。一个有两只黑色大眼睛的小妇人躺在床边，被子一直盖到她的下巴。当她见到他们时，她从被单下伸出一只手来，挥手要把他们赶出去，宽大的睡袍袖子褪落到她的腋窝。她认不得她的丈夫，并且好像也不觉得屋里还有旁人，随之以低沉的声音哼起哀伤的调子来，她越唱越难受，以致呜呜咽咽像个儿童似的哭泣起来，喊着要“回家”。当日瓦戈走近她旁边时，她调转身背对着他，不让日瓦戈碰她。
“我必须给她做下检查，”他说，“不过，病并不要紧。显然她患的是斑疹伤寒——很重的一种，可怜的妇人。她一定自觉非常不幸。我给你的忠告是送她去医院。我知道，你一定以为医院不像家里，她在家里需要什么有什么，不过，最要紧的是，在最初几个星期中，她必须有医生经常给她做检查。你能找到任何交通工具吗？——马车甚或大车？当然，她必须好好地包裹起来。我会给你一张入院许可证。”
“我要试试，不过，请等等，真是斑疹伤寒吗？多可怕？”
“我怕是。”
“医生，你看，——我知道，如果我让她去医院我就要失去她——你不能来这里看她吗？尽你的可能多来——你要什么我都愿意付给你。”
“我很抱歉——我已告诉过你，她所需要的是医生的经常看顾，照我的话做——我劝你全是为了她好。现在你尽快地不惜任何代价弄一辆马车，我马上就写入院许可证，我最好去你们的房屋委员会写。许可证需要委员会盖章，还有一点别的手续。”
裹上披肩穿着皮大衣的住客，已经一个一个地回到没生火的地下室。那儿曾经是个批发蛋行，现在用作房屋委员会的办公处。
房子的一端放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因为椅子不够，旧的空蛋箱翻过来放成一排，当作一条长椅用。在房子的另一端，空蛋箱高叠到天花板。一个角落上，有一堆与破蛋中漏出的冻结蛋黄黏成一团的刨屑。老鼠在刨花堆中吱吱乱窜，偶尔也冲到房子中央，然后又窜回刨花堆中。老鼠每窜扰一次，就有一个胖女人惊叫着，爬上一只空蛋箱，斯文地提起她的裙子，跺着时髦的高跟鞋，故意用粗暴的喝醉酒似的嗓子大嚷。
“奥莉卡，奥莉卡，你把老鼠都弄到这里来了。滚开，你这讨厌的畜生。唉！唉！唉！看，它还明白，它可把我气坏了。唉！唉！唉！它想爬上来，它要钻进我的裙子里，多吓人啊！看看那边，先生们。对不起，我忘记了，你们现在已是公民同志，不是先生了。”
她的阿斯特拉罕羊毛披肩罩着她颤动成三层的双下巴，以及被丝绸紧紧裹住的丰满胸部和肚子。她一度是她那个小生意人和店员圈中的名花，但是，现在她那盖着肿眼皮的小小的猪眼，已经很难张开了。她的一个情敌曾经想用硫酸烧她的面孔，不过，没有泼中，只有一两滴溅在她的颊上和口角上，留下一些痕迹，现在轻淡到差不多完全看不见了。
“赫拉普金娜，不要大声嚷嚷，这样我们怎能工作？”已被选为会议主席的区苏维埃代表坐在办公桌的后面说。
这座房子和许多住客是苏维埃委员会代表从小就熟悉的。在会前，她曾经和房子的女管理人法吉玛姑姑有过一次长谈。法吉玛有一度和她的丈夫及孩子就住在肮脏的地下室的一个角落上，不过，现在她只和她女儿住在一起，已经搬进底层两个光亮的房间了。
“法吉玛，这里的情形怎么样？”代表问。
法吉玛埋怨地说，她一个人实在照管不了这么大一座房子和这么多住客，她简直没有人帮忙，虽然设想由各家轮流打扫院子和人行道，可是，一家也没有打扫过。
“法吉玛，别担心，我们会告诉他们怎么做。话说回来，这是个什么委员会？这班人简直毫无希望地保护犯罪分子，留住道德上值得怀疑的人不登记。我们将摆脱这班人，另外选个委员会。我将让你做房屋管理人，只是别大惊小怪。”
女管理人求她开恩，放她一马，但是代表不理。
环顾四周，看看出席人数够了，她叫大家肃静，宣布开会，并作简短的介绍性的演说。她责备委员会懒散，她要出席人推选新委员的候选人，同时又提出另一些建议。
结论时她说：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坦白地说，这是一座大房子，这适合做一家招待所。看看那些各地来莫斯科开会的代表吧，我们真不知道去哪边安置他们。我们已接收定了这座房子，改为招待外宾的区苏维埃招待所，并命名为季韦尔辛招待所，以纪念季韦尔辛同志，就如各位所知道的，他被放逐以前是住这儿的。有没有人反对？至于日期，各位不必惊慌，你们还可以在这儿住一年。对于工人，政府自有安置，其他的人必须自己设法找房子，同时在一年内搬出。”
“我们都是工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全是工人。”会众一起高呼。同时有一个人呜咽着说，“这是盲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所有的民族现在都平等了！我知道你们在暗示什么。”
“请不要一起嚷，我先答复谁呢？瓦尔德尔金公民，民族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看看赫拉普金娜，你不能想到她有国籍问题牵涉在她的案例内吧，并且，我们一定驱逐她。”
“是你，是你！只是你要驱逐我，我们走着瞧吧！你是一张烂沙发，你是一条皱床单！”赫拉普金娜尖声叫喊，用各种她一时在气头上能想到的脏字眼骂着代表。
“真是个坏心眼的女人！”女管理人愤慨了，“你一点都不害羞吗？”
“法吉玛，与你无关，我自己能对付她，”代表说，“赫拉普金娜，住口。我知道你的底细。我告诉你，快闭嘴，不然我立刻把你送交当局，不用等他们查到你私酿伏特加酒，经营非法的酒吧间。”
当日瓦戈走进来时，室内的喧嚷正达顶点。他请求在门口碰到的第一个人，指明一个房屋委员会的委员。那个人把两手做成喇叭形放在唇间，高声叫道：
“加——利——乌——林——娜！来这里，有事找你。”
日瓦戈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耳朵。一个微微佝偻的瘦老婆子，那女管理人走到他面前。他惊讶于她非常像她的儿子。可是，他并没有立刻加以认定，只是说：“你的一个住客患了斑疹伤寒。”（他把名字告诉了她。）“必须采取各种方法预防传染。再者，病人必须住院，我可以签发许可证，但必须房屋委员会证明。我们要怎么样，同时在什么地方弄好？”她以为他是问“病人如何才能进医院”，因此，她回答道：“这儿有一辆马车，是区苏维埃给区代表杰明娜同志用的。她人很好，我去跟杰明娜同志说说，她一定会让你的病人用她的车的。不要担心，医生同志，我们能好好地把她送到那儿。”
“那太好了。实际上，我只是问你，我能在什么地方给许可证盖个章。不过，如果这儿还有车……我能不能请问你，你是加利乌林中尉家的老太太吗？前线我们在同一个单位。”
加利乌林娜猛然惊跳了一下，同时脸色变得苍白。她一把抓住日瓦戈的手。“出来，”她说，“我们到院子里去谈。”
两人一踏出门边，她就急促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小声点说。别害了我。尤苏普卡这孩子走错路了！请你做个评判——他是什么人？他以前是个学徒，一个工人，他该明白——现在单纯的人比以前好多啦，瞎子都看得出，没有人能否认。我不知你自己怎么想，你或许也觉得他没有错，但是，对他而言，那是个罪，上帝都不会宽恕他。尤苏普卡的爸爸是个大兵，他打仗被打死了，他们说，他的脸孔给炸飞了，他的手臂和腿也不见了。”
她讲不下去了，她停了一下，直等到自己比较镇静了才继续说：“来，我给你弄车。我知道你是谁，他已经回家好几天了，他跟我说起过你。他说你认识拉拉·吉沙尔。我记得她，她是个好女孩，她常来看我们。她现在像什么样子了，我不知道——谁会把你们那类人的事告诉我？到头来，主人们黏在一块本是非常自然的，不过，对尤苏普卡来说，这是一种罪。来，让我们弄车吧。我有把握，杰明娜同志一定会把车借给你的病人。你知道杰明娜同志是谁？她是奥莉亚·杰明娜，过去是女裁缝，帮拉拉妈妈的，那就是她。而且，她也是从这房子出去的。”
夜降临了，他们的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杰明娜从口袋中掏出的小手电筒的小光圈在他们面前四五步的地方移动，从一个雪堆跳到另一个雪堆，这不是在照亮道路，反而把人弄迷糊了。黑暗包围了他们，他们已离开了那座大房子，那儿有许多人认识拉拉，那是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常来的地方，并且，据他们说，那里也是她丈夫安季波夫成长的地方。
“医生同志，你真能不用手电筒找到路吗？”杰明娜俨然以恩人的态度打趣地问，“如果不行，我把手电筒借给你。你知道这是事实，当我们做小姑娘时，我真的很迷恋她。她家有一间服装店，我在那里做学徒。今年我见过她。她在莫斯科停留了一阵。我说：‘傻瓜，你去哪里？留在这儿吧！来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会给你找份工作。’但是，全没用，她不肯留下来。唉，这本来就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给帕沙是靠她的脑袋，不是靠她的心决定的，婚后，她一直都不安宁。她走了。”
“你以为她怎样？”
“当心——这里很滑。我不知已经告诉过他们多少次，不要把脏水倒在门外——也许正如同对墙壁说话。我以为她怎样？你说的‘以为’是什么意思？我该以为什么吗？我没有时间去以为。这就是我住的地方。有一件事我曾告诉过她——她的弟弟，他在军队中，我想，他们已经枪杀了他。至于她母亲，我以前的女主人——我要救她，我正注意这件事。好，我必须进去了，再见。”
他们分手了。杰明娜的手电筒的光圈照着狭隘的进口，继续前进，照亮斑驳的墙和肮脏的楼梯，而日瓦戈则在一片漆黑中离去。在他的右首是凯旋花园路，左首是篷车花园路。积雪覆盖的道路，在黑暗中走起来，简直已不是路，而是一节节被切断的石头建筑，就像穿行一段段不可通过的西伯利亚或乌拉尔的森林。
家中是明亮而温暖的。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问，“在你出门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他还没能回答，她继续说：“真是十分料想不到的事。昨天爸爸弄坏了闹钟——我忘了告诉你——他非常不安，这是我们唯一的钟。他设法修理它，笨手笨脚地修来修去，全都没用。街角的钟表匠要了一个荒谬的价钱——三磅面包。我不知怎么办，爸爸也垂头丧气的。好，一个钟头以前——你能相信吗——突然铃声大作——刺耳欲聋，我们都吓呆了。原来是闹钟！你能想象到这样的事吗？它又走了，全是它自动自发的。”
“我患斑疹伤寒的时候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一面大笑不已。于是，他给她讲了他的病人和音乐钟的故事。
不过，他并没有立即得斑疹伤寒，那是很久以后的事。那时日瓦戈一家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他们一无所有，全家挨饿。日瓦戈跑去拜访他所救过的党要人，那个一桩抢劫的受害者。这个人尽可能去帮助他，可是，内战刚刚开始，他很少留在莫斯科。再者，他认为在那个时期人们必须忍饥挨饿，把这视为自然，并且他自己也在挨饿，虽然他隐瞒着不说。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设法和布列斯特街的采办商保持接触。但是，在前几个月中，那个年轻人失踪了，已经痊愈的太太也下落不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找加利乌林娜，但她外出了，房子里的住客多是新人，杰明娜已搬过来住在前楼。
有一天他以官价分配到一批柴火。不过，必须自己从温达夫斯基车站运回家，沿着漫长的梅山斯卡亚大街往前走着——两眼紧盯着车上载着的意外财富——他注意到这条街已面目全非。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身子左右摇晃，腿已不听使唤。他知道，他的噩运来了，他染上了斑疹伤寒。当他倒下时，车夫把他抱起，抛在柴堆的顶上。日瓦戈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他精神错乱时紧时松有两个星期，在幻觉中梦见冬妮亚将两条大街放在他的写字桌上，左边是凯旋花园路，右边是篷车花园路，并且点上台灯。温暖的橘色光辉照亮街道，而且，幻觉中的他变得能写东西了。于是他开始写作。
他在写他早就应该写，他一直想写，可是没有能够如愿写的东西。此时写来非常容易，他奋笔疾书，同时十分准确地写出了他要写的话。只是偶尔有一个小伙子来打岔，一个生了两只狭长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的青年，像乌拉尔或西伯利亚人一样反穿鹿皮大衣。
他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他死亡的鬼魂，或者，说得明白一点，他就是自己的死神。但是，既然他还能帮自己写诗，他怎么可能是自己的死神呢？死神怎么还会给人好处呢？死神怎么可能是个帮手呢？诗的主题既不是埋葬也不是复活，而是这两者之间的时光，是“骚动”。
他一直想描写，在过去三天中，黑色的、狂暴的、满是蛆虫的沙尘暴如何进攻爱的不死化身，岩石与砖瓦齐飞如狂风暴雨——就像巨浪卷拍海岸，遮盖并淹没海岸——在过去三天中，狂怒的黑色沙尘暴来去如何猖狂。
有两行文字一直在他脑中盘旋：
拥抱是欢悦的，
醒来也是必须。
他靠近、拥抱过地狱、瓦解、腐败、死亡，他也靠近、拥抱过春天、悔恨失足的女人和生命，现在是觉醒过来的时候了，是起身的时候、再生的时候、复活的时候了。
他开始好转了。起初他把一切视为当然，就像一个笨瓜。他什么都不记得，他看不出事情与事情之间的关联，他对什么事都不觉得惊异。他的妻子用白面包、牛油和加糖的茶喂他，她给他喝咖啡，他已经忘记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不存在很久了，他享受着它们的味道，就像他享受诗或童话一样，他把这些当作是一个病人复原期中正当而适宜的享受。但是，不久，他开始思考并提出疑问了。
“你是如何弄到这些东西的？”他问他的妻子。
“你的格兰尼亚弄来的。”
“什么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不错，你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从鄂木斯克来的。你的同父异母兄弟。你生病时他每天来看你。”
“他穿一件鹿皮大衣？”
“正是。如此说来你见到了他。你几乎一直不省人事。他说，他曾在某个房子或其他建筑的楼梯口碰见你。他认识你——他想和你说话，但是，显然你吓得他要死！他崇拜你，他谈你写的每一个字。这些东西都是他给我们弄来的！米、葡萄干、糖！他现在已回去了。他要我们也去他那儿。他是个奇怪的小伙子，有点神秘。我想，他必然和外面那个政府有些联系。他说我们必须去别的地方住一两年，离开大城市，他说，‘回乡下去’住一阵子。我想到克吕格尔住的地方，他说，去那儿是个很好的主意。我们可以自己种蔬菜，并且那儿四周都是森林。在那里不会像一只羔羊，束手待毙。”
四月间，日瓦戈和他全家人动身前往远在乌拉尔省、靠近尤里亚金城的瓦雷金诺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