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镇叫做梅留泽耶沃，位于有肥沃黑土的乡间。黑色的尘土厚厚地积在镇上的屋顶。那是因为军队和车马的来往频繁而扬起的，就像蝗虫聚集的云。他们朝着两个方向移动，有些开往前线，有些从前线撤回来，因此，没有人能说战争是继续在进行，或已经停止了。
每天新产生的事务，就像蕈菇似的冒出来。他们被选出来处理每一样事情——日瓦戈、加利乌林中尉、安季波娃护士，以及另外一些和他们一样来自大城市的、有经验、有知识的人。
他们一会儿是镇上目前的行政官，一会儿又是军队和卫生处的不重要的委员，他们把这种任务的递换当作一种户外运动，一种消遣，一种瞎子摸象的游戏。不过，他们愈来愈觉得，这是他们退伍回家恢复平民生活的时候了。
由于工作的关系，日瓦戈和安季波娃经常在一起。
雨水使黑色的尘土都变成咖啡色的泥泞，流布街道，这里的大部分的街道没有铺上砖石。
这个城镇很小。几乎每条街都可以一眼望尽，远处阴霾的天空下，大草原黯淡无光，一派战争、革命中的凄凉景象。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写信给他太太：
军队的解体与混乱继续着。上级正设法改善风纪提高士气，我曾遍访驻扎在附近的各个单位。
再者，我要告诉你，也许我早就提过了，我必须说我有许多工作是和一位安季波娃在一起做的，她是出生于乌拉尔、来自莫斯科的护士。
你还记得在你的母亲逝世那天夜里枪击检察官的那个女学生吗？我相信她后来曾受审。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和米沙曾在你父亲带我们去的一家肮脏的旅店中见过她一次，当时她还是个中学生。我不记得我们为什么去那家旅店了，只记得那天晚上非常寒冷。我想那是在布列斯特暴动期间。那个女孩就是安季波娃。
我做了几次返乡的尝试，但是事情并不简单。并不是我们的工作离不开——那是很容易交代的——麻烦的是交通。不是没有车，就是车子挤得透不过气，没有办法找到座位。
当然，我们不能永远这样下去，我们这批已经辞职或已被遣散的人员，包括安季波娃、加利乌林和我，都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下星期一定要走。我们将分开走，这样机会将比较多些。
所以，虽然我会试着打电报给你，但我可能突然在任何一天到家。
不过，在他动身之前，他收到了妻子的回信。满纸泪痕和墨水散开的痕迹，有些句子显然是被啜泣打断了。她请求他不要回莫斯科，而和那位了不得的护士直接去乌拉尔，安季波娃一生的传奇性，远不是她冬妮亚平庸的生活所可比拟的。
“不必担心沙夏的未来，”她写道，“永远不必为他而感到内疚。我保证，一定以你童年时所看到的我们家中的规矩来把他教养长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即回信：
你一定是疯啦，冬妮亚！你怎么能想象出这样的事情呢？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知道得还不够，如果不是为了你，为了我对你和家庭有坚定的信心，我根本就挨不过这两年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不过，为什么我还要写这封信呢？——我们马上就要团圆了，我们的生活将重新开始，所有的事情都会得到澄清。
使我惊讶的是你信中提到的另一些事。假如真是我给了你写出这种信的原因，那我的行为必定有暧昧之处，我不仅对你有错，而且在我所误导的另一个女人之前我也有错。她一回来我就向她道歉。她到乡下去了。原先在省里和县里才有的地方议会，现在乡村中也有了。她去协助一个朋友建立村议会。她的朋友的工作是担任那些自治机构的指导员。
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有兴趣知道，虽然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直到今天我还不晓得哪一间是安季波娃的房间。我从来不曾故意去猜想。
从梅留泽耶沃往东往西各有一条大路。一条是穿过树林通向济布申诺的泥泞的车道；济布申诺是一个小小的谷物中心，在行政上属梅留泽耶沃管辖，但其他一切方面都比梅留泽耶沃更好。另一条是横贯田野的碎石路，冬季多泽洼，夏季却干燥，这条路通往最近的铁路换车站比留奇。
六月间，济布申诺变成了一个独立共和国。建立的人是当地的一个磨坊工人布拉热依柯，在二月革命期间从前线撤退出来经过比留奇到济布申诺的二一二步兵团的变兵支持他。
这个共和国拒绝承认临时政府，同时从俄罗斯分裂出来。布拉热依柯在宗教上就是个分离派。
他曾和托尔斯泰通过信。他宣称济布申诺是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劳动的乐土，他称地方行政当局作“使徒会”。
济布申诺一向是荒诞不经、夸大其辞的传说的发源地。从“混乱时代”起，文献就有记载。稍后，四周的森林中充满强盗。商人的富有和土壤的肥沃更是家喻户晓。起源于济布申诺的民间信仰、习俗和古怪语言，使这接近前线的西区自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天地。
现在又有令人惊愕的故事在流传着。人们传说布拉热依柯的主要助手既聋又哑，只有在灵感降临的一刻才能说话，然后便又哑然如故。
共和国只维持了两个星期。七月间，效忠临时政府的一支部队开进城。变兵退回比留奇。铁路两边的森林一度被砍光好几俄里，于是，他们就在这块老树根中长满草莓，并分布着快被偷光的木材堆和季节性伐木工人之泥屋的空地上扎下大营。
日瓦戈曾在其中养病、服务，而现在准备离去的医院的所在处，本是伯爵夫人扎布林斯卡娅从前的住宅。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她自愿让给红十字会使用。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坐落在全镇最好的地点之一，正是大街和广场的转角处。广场是旧时练兵的操场，现在是举行大会的会场。
房子的位置很适合于眺望，不只可以俯瞰大街和广场，附近的一家农场（那是一家贫穷的乡村家庭所有，主人的生活几乎无异于佃农）和伯爵夫人住宅后面的花园都历历在目。
伯爵夫人在拉索诺伊地区另有一座大庄园，这里只是她本人偶尔到镇上来办事时的临时住所，以及夏天前往拉索诺伊避暑的来自远近的宾客的歇脚处。
现在这幢房子是一家医院，主人已在圣彼得堡做了阶下囚。
旧日的仆从都已星散，只有两个女人还留在那里，一个是女厨师乌斯季尼娅，一个是伯爵夫人现在已出嫁的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弗列里小姐。
弗列里小姐灰发蓬松、双颊粉红，整天披着一件破烂的便服，套着睡房用的拖鞋，来回走动，在医院中穿廊入室，就如同她仍在扎布林斯卡娅的家中一样。她用五音不全的俄语啰嗦着说个没完，每句话的结尾都带着法语的风格。她说话时喜欢装模作样，比手画脚，快要结束时先粗声狂笑，再以一串咳嗽告终。
她相信她完全了解安季波娃护士，而且以为她和医生必定会互相吸引。在她根深蒂固的拉丁心肠、做媒的热情驱使下，她一见到他们在一起就非常快活，不免对他们挤眉弄眼。这使得安季波娃莫名其妙，日瓦戈怒火中烧。不过，像所有自得其乐的人一样，她沉湎于幻觉之中，不论要付出任何代价，总是不肯自拔。
乌斯季尼娅比较平稳坚强。她笨重臃肿的身材使她看起来像是坐月子的老母鸡。她枯燥无味，理智得几乎到了不怀好意的地步，不过，当涉及迷信的事物时，她就不再清醒，听任无拘无束的想象胡来。她生于济布申诺，据说是当地一位巫师的女儿。她记得无数的咒语，她绝对不出门，除非先照例对着炉灶、钥匙孔念一番咒语，求它们保护家宅，免于火烛之灾和其他妖魔鬼怪的侵扰。她能够成天保持沉默，可是，一旦她谈兴大发，就什么也挡她不住。她热心于维护真理。济布申诺共和国解体以后，梅留泽耶沃的行政委员会发动了一个反无政府状态的运动。每天晚上在广场上举行只有少数人参加的太平大会，出席的都是些往日无所事事、整天在消防队门外散播谣言的家伙。梅留泽耶沃的文教干事鼓励他们，并且邀请本地以及外来的演说者指导他们讨论。外来的人都相信，那个既聋又哑的助手的故事十足没有意义，纯粹是现编的。可是，有少数的手艺人、士兵的妻子以及梅留泽耶沃往日的佣仆绝不认为那故事荒谬，而且坚持那确是事实。
发言拥护最多的是乌斯季尼娅。起初她还有点女性的迟疑，渐渐地愈来愈大胆，因为那些哓哓不休的对手的观点在梅留泽耶沃是不被接受的。最后她竟发展成一位善于在公开场合发言的演说家。
透过打开的窗子，在医院中能听到广场上的嗡嗡声，在岑寂的夜晚，甚至能听到片断的讲词。当乌斯季尼娅发言时，弗列里小姐常常闯进人们小坐的任何房间，要大家静听，用她那破嗓音全无恶意地模仿着：“无秩序……无秩序……保皇党，土匪……济布申……既聋又哑……卖国贼！卖国贼！”
弗列里小姐暗地里以这位厨娘的精神与利舌为荣。这两个女人互相喜欢，虽然她们永远争吵不休。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正准备离开，他经常去人们的家中和办公室拜访朋友，顺便申请必要的文件。
那个时候，有一个地方部门的新委员要赶赴前线军中，正过境停留在梅留泽耶沃。大家都说他全无经验，只是个孩子。
当局正在计划新的反攻，并非常努力地希望改善军队的士气。各地设立了革命军事法庭，刚刚废除不久的死刑又恢复了。
在离境之前，日瓦戈医生必须得到地区司令的签字。通常他的司令部总是挤满了群众，甚至门外的大街上都是等待的人。后来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挤到写字台前，人声嘈杂，没有人能听见别人在说些什么。
不过这天不是接受申请的日子。书记们坐在平静的办公室里默默地书写，抱怨他们的工作日见繁杂，交换着牢骚的眼色。快活的声音从司令办公室中传出来，听来似乎那里面的人已经解开外衣的纽扣，正在小酌一番。
加利乌林从内间走出来，看到日瓦戈，向他急切地做着手势。
由于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司令，日瓦戈走进内间。他发现室内就像艺术家的居室一样混乱。
这个舞台的中心人物是当时的英雄，全镇所注目的新委员，不用通报，他正在对这批既缺乏兵员，又不作战的纸上王国的统治者发表演说。
“这是我们这里的另一位要人。”司令向他介绍日瓦戈。不过全神贯注于自我的新委员看也不看他一眼。司令转身签署了日瓦戈摆在他面前的文件，然后客气地以手示意，请他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矮凳上。整个房间里头只有日瓦戈一人规规矩矩地坐着。其余的人都是懒懒散散、东倒西歪地坐着，带着一种夸张的、故作轻松的模样。司令几乎将整个上身都伏在写字台上，他握拳支颊，做拜伦沉思状。他的副官，一名矮矮胖胖的结实壮汉，高踞在沙发扶手上，两腿下垂，并放在沙发座上，就像妇女侧坐在马鞍上一样。加利乌林跨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椅背，两臂伏在椅背上，头又伏在两臂上。而新委员把上半身撑在窗台上，一会儿又跳下来，以小快步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忙得像旋转中的陀螺，没有一刻静止或沉默。他继续不断地说话，谈话的主题是“比留奇变兵的问题”。
这委员正如别人向日瓦戈所描述的，身材修长，举止优雅，由于愤怒而毫无遮掩，高尚的理想使他热情如火。据说他出身一个良好的家庭（有些人认为他的父亲是参议员），是二月革命时首先冲入议会的先锋之一。他的姓是金茨或金采——日瓦戈不十分抓得准。谈吐不俗，正确的圣彼得堡腔调中略带波罗的海沿岸的口音。
他穿着一件称身的外衣。也许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年轻，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老些，他故意微耸双肩，略弓上身，两手插入口袋中做睥睨状，这使得他看起来显得很威武，从宽阔的双肩直到他的两脚，恰好构成一个长长的倒三角形。
“铁路下行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哥萨克团，”司令告诉他，“这个团是红军，效忠临时政府的。调动他们，包围那些叛徒，他们就完蛋啦。上级指挥官很焦虑，那些叛徒必须马上解除武装。”
“哥萨克骑兵？不必考虑！”委员光火了，“现在不是一九○五年。我们不再用大革命前的老方法。你不必在这一点上跟我针锋相对。你们的将军太高估自己了。”
“我们还没有动手。这只是个计划，是个建议。”
“我们和高层司令官有个协议：不干预作战行动。我并不撤销调用哥萨克骑兵的命令。让他们去干吧。不过，就我这部分而言，我将采取常识告诉我的步骤。我相信他们有个露天的营地是不是？”
“我猜是有。无论如何总是有个营地，还筑了防御工事。”
“这就好办得多了。我要去那儿，我要去看看这个威胁，这个强盗们的窝巢。先生们，他们或许是叛徒，或许是逃兵，但是，请记住，他们是人民。而人民就像小孩，你必须去了解他们，你必须去了解他们的心理。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你必须找出正确的途径，你必须能打动他们的心弦，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心弦。
“我会去，我要和他们做心心相印的谈话。你们瞧吧，他们将回到他们所放弃的岗位。你们不相信我吗？要打赌吗？”
“我怀疑。不过我希望你是对的。”
“我将对他们说：‘就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我是独生子，我父母唯一的希望，可是，我献身于革命。我曾放弃一切——我的姓氏、家庭和地位。我是为了你们的自由而战，而这种自由是俄罗斯以外其他各国人民所不曾享有的。先不说那些光荣的前辈老战士，他们曾经为了革命而被送去西伯利亚做苦工，或被关进雪卢斯堡大牢，连我这样的人都献身于革命，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也都献身于革命。我们这样做是为自己吗？我们非干不可吗？而你们，你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小兵，而是世界上第一支革命军的战士，请诚实地问问你们自己：你们的行为配得上你们自己的荣誉身份吗？当我们的国家正在流血殆尽奄奄一息，以一种超人的努力企图挣脱缠绕在我们身上的仇敌时，你们竟变成一群乌合之众，完全没有政治意识，胡作非为，永远不知道满足。你们就像寓言里面所说的贪得无厌的猪，才被允许进入餐厅，立刻就想上桌。呵，我一下子就要打动他们，使他们无地自容。”
“不，那太冒险了。”司令冷淡地反对着，一面和他的副官交换快速、意味深长的眼色。
加利乌林尽力劝说委员放弃这个疯狂的念头。他深知二一二步兵团士兵的鲁莽，在前线时他们曾隶属于他这一师。但是委员拒绝听从。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直试着要站起来走掉。委员的幼稚使他难受，而司令和他的副官——两个自傲而又虚假的投机分子——的鬼鬼祟祟也好不到哪里去。前者的愚昧和后者的奸诈正是旗鼓相当。而这一切全表现在滔滔不绝的大段言词中，多余、虚假、阴暗，几乎与生命完全不相干。
啊，有时一个人是多么渴望逃避无意义的人类辞令的枯燥，逃避那些冠冕堂皇的语句，而返回全无做作的自然啊！不得已求其次，能逃入冗长而刻苦的研究中、酣睡中或真正的音乐中也好，不然就沉湎在含情脉脉的无限了解中！
日瓦戈医生记起他要和安季波娃谈话。虽然谈话的结局一定不愉快，可是，他高兴于自己有非见她不可的感觉，尽管必须付出这样那样的代价。她似乎还没有回来。但他终于尽早趁他人不注意时溜出了司令办公室。
她回来了。弗列里小姐告诉他这个消息，附带说她很疲倦，草草地吃过饭便上楼回到她自己房间里去，并且叮嘱不要让人打扰她。“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上楼去敲她的门，”弗列里小姐建议说，“我相信她现在还没有上床。”——“哪个房间是她的？”日瓦戈问道。这一问使得弗列里小姐有说不出的讶异。安季波娃住在顶楼过道的尽头，就在储藏伯爵夫人家具的那几间房后面。日瓦戈从未去过那里。
暮色渐浓。室外的房舍和藩篱在黄昏中挤成一堆。在窗口透出的灯光照射下，花园深处的一些树木显得很突出。人热得发黏，轻微劳作便大汗淋漓。煤油灯的光线横贯庭院，照射在树木上，形成一股肮脏的水蒸气涌滚流动。
日瓦戈站在楼梯的尽头。他忽然想到，她刚刚旅行回来，还很疲倦，敲她的门是失礼而令人困窘的。还是留到明天再谈比较好些。怀着一般人改变主意时常有的惆怅，他走到过道的另一端，伏在俯瞰邻近庭院的窗口上，同时探身出去。
黑夜充满安静、神秘的声音。就在他身旁，水正从过道里的洗手盆中缓慢而规律地滴下来。窗外某处有人在耳语。菜园中有人在浇胡瓜。当他们把水从井中提出，从一只桶倒入另一只桶时，井上的链条便会叮叮作响。
忽然花香四溢，好像大地整天都在沉睡，现在正因为花木的芬芳而清醒。含苞待放的老柞树，从伯爵夫人枝叶繁茂的花园中放出浓郁的异香，就像一股在房子一般高度飘浮着的巨浪。右边藩篱外传来街市的嘈杂——一阵阵歌声，醉酒大兵的胡闹声，还有关门声。
巨大的深红色的月亮已从伯爵夫人花园中乌鸦巢的后面升起。起先，它的颜色像济布申诺的新砖厂，然后，变得像比留奇水塔那样的黄。
就在窗户底下，飘来像香片茶似的新割下来的干草香，混合了莨菪的芬芳。有一头乳牛被拴在下面，它是从很远的乡村赶来的，已经走了一整天，它累了，正想念着它村中的伙伴，还不肯接受新的女主人给他的草料。
“噢，乖乖。别调皮，不要用角顶人。”它的女主人轻声细语地讨好它，可是，乳牛气呼呼地直摇头，颈子上下乱动，放声哀鸣。梅留泽耶沃黑色谷仓背后的星星闪烁着，对它表示同情，好像是说，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多的是牛的避难所，在那里它是得到怜悯的。
所有的事物都因生命神奇的酵母菌而发酵、生长、兴盛。生活的欢悦如同一阵温和的风，无分轩轾地吹过田野和城镇，吹过围墙和篱笆，吹过树林和血肉之躯。为了不被这股潮流所淹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向广场去听演讲。
此刻，月亮高挂天空。月光普照万物，仿佛一切都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油。环绕着广场、呈半圆形的希腊式政府建筑投下巨大的黑影，铺在地上，就像黑色的地毯。
会议正在广场的另一边举行。竖起耳朵，谁都能听见每一个字。但是日瓦戈被景色的美迷住了，他坐在消防队外面的长椅上静观，不去听演讲了。
从广场延伸出去的狭窄死胡同就像乡下小径一样，深深的泥泞几可没胫，两旁尽是一些歪歪倒倒的小屋。柳条编就的篱笆插在泥泞中，好像水池里的鱼栅或龙虾栏。你能看见敞开的窗户中微弱的闪光。在小小的前园中，一身露水的红须玉米蹿得似乎要穿入屋里，一株株苍白细长的蜀葵伸出篱外，仿佛被热浪赶出闷气的闺房、穿着睡衣的妇女倚栏呼吸空气。
月色美得出奇，像是慈悲的爱，又像未来的礼物。突然，远处一阵有节奏、有规律的音响划破了明亮的、神奇的寂静，那是个熟稔的、最近还听到过的声音。那是个悦耳而热情的声音，听来充满信心。日瓦戈静静听着，立即分辨出是谁的声音。人民委员金茨正在广场上的大会中演说。显然市政当局希望获得他的权威的支持。他激动地责备梅留泽耶沃人民的散漫而无组织，不该受布尔什维克党人分化的影响。他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济布申诺混乱的真正制造者。语气的精神就像在司令部说话时一样，他提醒群众国家正面对着强大而无情的敌人，告诉他们此时正是国家的灾难时刻。然后群众开始激烈地质问。
抗议的怒吼和肃静的要求相互轮替。叫嚣的扰乱愈来愈频繁，声音也愈来愈高。和金茨一起来的人，现任的大会主席，大声地要求群众保持秩序，不可以在人丛中胡乱发言。有些人坚持应该让想发言的公民到台上去讲。
一个女人穿过群众走向临时充作讲台的木箱。她并不想爬上木箱，只是站在它旁边。群众认得这女人。会场的注意力都被她抓住了，寂然无声。这个女人是乌斯季尼娅。
“委员同志，你刚才在说济布申诺，”她开口了，“并且谈到睁开眼睛——你要我们睁开眼睛，不要让人欺蒙——不过，实际上，就我亲耳听到的，你，你自己所作所为的，也只是在玩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一类的字眼，你所说的不过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什么不要自相残杀，彼此相爱如兄如弟，那是主的教训，和孟什维克不相干。什么所有的工厂都归穷人所有，也和布尔什维克无关，那只是人类的合理制度。关于那个既聋又哑的人的故事，我们生来就听人这么说了。每一个人都在谈那个既聋又哑的人的故事。你凭什么反对他？难道他一直不开口，然后突然出声说话，而不曾请求你的批准吗？好像那是很不可思议似的！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都发生过。母驴说话就是个例子。‘巴兰，巴兰。’它说，‘听我说，我求你别走那条路，要不然你会后悔的。’自然地，他不听，继续前进，就像你所说的。‘它又聋又哑，’他想，‘只是一头母驴，一头哑巴畜生，怎能听它的话。’他骂它，可是，看看他日后多惨。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结局如何？”有人好奇地问。
“够了！”乌斯季尼娅猛然打断他，“如果你问得太多，你会未老先衰。”
“这样不好，你要告诉我们。”那个人坚持着要问到底。
“好吧，好吧，我告诉你，你这讨债鬼。他后来变成了一根盐柱。”
“你搞错了，那是洛特的故事。那是洛特的老婆。”人们大嚷着。全场大笑。主席要大家保持秩序。日瓦戈起身回去睡觉。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安季波娃。他在餐具室里找到她。她手持喷水壶，身旁是一堆衣服，正忙于熨烫。
餐具室在顶楼尽头，可以俯瞰花园。那是烹茶、分菜、洗碟子的地方，也是查对和贮存瓷器、银器和玻璃器皿的地方。有时人们还当它作聚会处，在里头消磨闲暇的时刻。
窗子是开着的。房间里充满古老花园的气味，盛开中的柞树的芬芳，混合着枯干树枝的气味，以及熨斗的木炭烟气。安季波娃轮流使用两只熨斗，递换着放在炭火炉上以便保持热度。
“喂，昨天晚上你怎么不敲门？弗列里告诉了我。不过，还好你没有敲门。我早已上床了。我不会让你进来的。喂，你还好吧？当心炭火，不要烧坏你的衣服。”
“看来好像是你在管整个医院的洗熨。”
“不，大多数是我自己的。你看，你一直在笑我老是黏着梅留泽耶沃。好，这次我下定决心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正在收拾我的东西，打包装箱。一收拾妥当我就走。我将去乌拉尔，你将去莫斯科。然后有一天也许会有人问你，——你知道一个叫梅留泽耶沃的小镇吗？于是，你说，——我似乎想不起来了。——那么，安季波娃呢？——从来没听说过。”
“那是不可能的。你的旅行愉快吗？乡下像个什么样子？”
“说来话长。熨斗冷得多快啊！请把另外一只拿给我好吗？看，就在那边，就在汽锅的焰管里。你能将这只摆回去吗？谢谢。每一个村子的情况不一样，全看居民而定。有些村子里的人勤劳，认真工作，所以状况小可。但是，某些村子的人好像都是酒鬼。那就荒凉不堪，一幅恐怖景象。”
“荒唐！酒鬼？你了解得真不少！那只是因为没有人留在那儿，都到军中去啦。新议会怎样？”
“你对酒鬼的看法错误，我根本不能同意。议会吗？议会的麻烦可多着呢。命令全不适用，没有人按命令行事。所有的农人关心的，此刻只是土地问题……我曾在拉所诺伊停留。那真是个可爱的地方，你应该去看看。……那里去年春天被烧掉一部分，被抢劫过一次，谷仓被烧毁了，果园烧成炭焦，有些房子上还留有烟火的痕迹。我没有去济布申诺，不知它像什么样子。不过，他们都说，那个既聋又哑的人的确存在着。他们描述过他的情况，他们说他很年轻，受过教育。”
“乌斯季尼娅昨天晚上还在广场上为他辩护。”
“我回来时，又看到一大批从拉所诺伊送来的家具。我再三再四地要求他们不要动这些旧家具。好像我们已经有的还不够多一样。今天早晨，司令部派了一名勤务员来，一定要借银茶具和水晶玻璃器皿，说非要不可，生死攸关，只借一晚，他们就会送回来。其中大半会再也看不到。总是说借——我晓得他们的借法。他们要开一个舞会——欢迎某要人或庆祝什么事。”
“我能猜出是欢迎谁。新的人民委员已经来了，他被派到我们这个战区的前线。他们想解决那些变兵，包围他们然后解除武装。新委员是个没有经验的蠢蛋，乳臭未干的娃娃。地方当局要调动哥萨克骑兵，但他不赞成——他计划跟他们谈话，打动他们的良心。他说，人民是像小孩一样诸如此类的话，他以为这是一种游戏。加利乌林试着要和他争论，他要新委员不要管那丛林，不要去激怒那些无法无天的野兽。‘让我们来对付他们。’他说。不过，像新委员那样的人，一旦打定主意，你就无能为力。但愿你是在听我说话。继续熨你的衣服吧。这儿就快有想象不到的乱子了，我们是无力挽救的。我真希望你在乱子发生之前离开。”
“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你在夸大其词。无论如何我早晚就要走了。不过，我不能在弹指之间就动身。我必须将这些零碎的东西查对清楚。我不想匆匆走掉，好像我卷逃了什么东西似的。谁来接我的工作呢？那也是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了那个倒霉的物品清单费了我多少心，而我所得到的只是中伤。我把扎布林斯卡娅的东西列为医院财产，那是根据命令做的。现在他们却说我是故意为伯爵夫人保护财产！多么龌龊的说法！”
“不要再为那些瓶瓶罐罐和地毯什么的东西操心了。去它们的吧。在这样一个时期为这些东西操心不是个大笑话吗！噢，我真希望昨天曾见到你。昨天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我可以告诉你有关的一切，解释整个天体的与机械有关的知识，回答任何讨厌的问题！这是真的。你知道，我不是在讲笑话，我真希望对你吐露我的心怀。我想告诉你，关于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以及我本身的一切……为什么一个成年男人与成年女人倾心相谈，就不免立刻被怀疑有隐秘的动机呢？真是见鬼。动机——隐秘的也好，其他的也好，都该死。
“请你继续熨下去，把衣服熨得又好又光滑，不用理我，我要继续说下去。我想跟你多说一会儿话。
“光想想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吧！而你我竟然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这样的事在无穷的时间中只有这一次！想想看吧，整个俄罗斯都给连根拔起了，你、我以及其他的每一个人都暴露在地面上了！没有人在监视我们了。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空口说白话。自由，天上掉下来的自由，出乎意料的自由，通过一个误会，因为偶发事件而得来的自由。
“每一个人是多么伟大啊，同时也完全迷失在汪洋大海里！你注意到没有？好像突然发现自己的伟大，承受不住自己的重量而倒下了一样。
“继续熨下去，我跟你说。你不用说话。你不厌烦吧。让我来帮你换熨斗。
“昨天晚上我冷眼看着广场的大会。真是不寻常的景观！祖国俄罗斯开始动起来了，她没有办法站稳，她不沉着，她找不到安顿下来的方法，她说话，无从住口。好像不仅仅是人在说话。星星和树木也在交谈，花朵在夜里谈哲学，石屋也在举行会议。这使你想到《福音书》，不是吗？想到使徒的时代。记得圣保罗吗？你将用舌头说话，同时你将作预言。为了解的天赋才能而祈祷吧。”
“我知道你所说的星星和树木也在开会是什么意思。我了解。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这部分是由于战争，其余都是革命搞出来的。战争是人为的生活中断——好像生活能够暂时摆在一旁一样——真是胡闹！不论你喜不喜欢，革命爆发了，就像一口被压抑得太久的气，不得不吐。每一个人都复活了，新生了，变动了，改样了。你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两次革命——他自己个人的革命，人人共有的革命。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就是汪洋大海，所有这些支流，所有这些私有的个人革命，都汇入社会主义的大海——生命的海，自然发生的大海。我说生活，但我所指的生活正如你在一幅伟大的、经由天才改造过的、创造性而丰富的图画中所看到的一样。只是人们现在已决心由自己亲身体验，而不从书本图画中去领略，不再认为生活是抽象的，而要由实证中去体验它。”
他的声音突然一阵颤抖，显示他愈来愈激愤。安季波娃停止烫熨，庄重而又讶异地看了他一眼。这使他迷乱，因而忘记了他刚刚在讲什么。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他又抢着说下去，把他所想到的一下子倾泻出来。
“这些日子以来，我渴求老老实实地生活，希望有所贡献。我多么盼望是这个总觉醒的一部分。于是，我竟在万众欢腾之中，把握到你那神秘而哀伤的眼神，我相信上帝也不知道那有多迢遥。我多么希望它不是那么迢遥！我多么希望你的面容告诉我，你是安于自己的命运而不有求于任何他人。但愿你有一个真正的亲人，你的朋友或你的丈夫——最好他是个军人——他可以抓住我的手，告诉我不用为你的命运担忧，不要以我的关注去使你厌烦。但是我将挣脱我的手，大肆挥舞……啊，我太忘形了。请你原谅。”
日瓦戈医生的声音再一次地泄露了他的情感。他放弃了奋斗，满怀绝望的难堪心情，站起身走向窗口，把身子伏在窗台上，两手托着面颊，心不在焉地凝视着漆黑的花园，试着使自己镇定。
安季波娃绕着放在桌子和另一窗口之间的熨衣板打转，然后在他背后几步远的房子中央停下来。“那正是我一直在担心的，”她温和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我不该……不要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你不必这样。啊，看看你把我弄成什么样子！”她叫着。她走回熨衣板，一缕辣烟从熨斗下冒出来，一件上衣烧焦了。
她重重地把上衣从它的位置横扯下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继续说，“做个聪明的人，下楼去弗列里那儿待一下，喝杯水再回来，就像我一向所知道的你，也是我所希望的你那样。你听见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知道你做得到的。去喝杯水，我求你。”
他们以后再也没有过这类的谈话。一个星期以后，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走了。
不久以后，日瓦戈也要动身回家了。在他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场可怕的暴风雨。狂风吼叫，暴雨倾盆。雨趁风势，风助雨威。有时猛袭屋顶，有时横击街市。
连珠雷络绎而来，隆隆不绝。闷雷连击，闪电灼灼，街市或明或灭，倾斜了的树木似乎要乘风而去。
弗列里小姐在睡梦中被前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她慌忙起身，凝神静听。敲门声继续不断。
可能吗？整个医院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起床去开门？可怜的老女人，难道仅只因为她生性可靠、有责任感，就得事必躬亲吗？
不错，这房子曾经是一个富有的贵族的，但是医院呢？——难道它不是属于人民、是人民所有的吗？他们期望谁来照料它呢？她还想知道，比如说，卫生员哪里去了呢，所有的人都脚底抹油了——不再有秩序，不再有护士，没有医生，也没有人掌权。但是，房子里还有伤患，旧时是接待室的手术室中还有两名没有腿的人，楼下洗衣间旁边的储藏室里塞满了患赤痢的病人。而且该死的乌斯季妮娅又出门去访问去了。她明明知道有暴风雨要来袭，但挡得住她吗？现在她有一个绝佳的借口留在外面过夜了。
啊，感谢主，敲门声停止了，大概是他们意识到不会有人应门，所以不再敲了。为什么有人在这种天气里还外出……或者，那会是乌斯季妮娅吗？不会的，她有钥匙。啊，上帝，真可怕，他们又开始敲门了，管他是谁，都是些猪猡！你不要指望日瓦戈会听见任何声音，他明天就走了，他的心早已在莫斯科或旅途上了。但是加利乌林呢？他如何能够在这种嘈杂里睡得如此酣沉，如此平静地躺着做梦，然后期望她这个衰弱的、没有防卫力量的老女人，在这个恐怖的国家、在这个恐怖的黑夜里去为一个上帝才晓得的什么人去开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