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来的加利乌林！——她突然想起来了。不，只因为她还半睡半醒才会有这种没有意义的想象。加利乌林不在这儿，他此刻应该去远了。不是她亲手和日瓦戈把他藏匿起来，把他打扮成一个平民样子，告诉他这个城区中每一条路和每一个村落，在那场可怕的车站枪杀事件后帮他逃脱的吗？当变兵杀了人民委员金茨之后，便沿着比留奇到梅留泽耶沃的大路追着射击他，然后在镇上到处搜索他！

假如不是有那些机动车，这个城镇不会有一颗石头留下来。幸好有一个装甲师打这里经过，遏止了那群魔鬼。

暴风雨正逐渐削弱，慢慢转向。雷声也稀疏了，远了，没有先前那么响亮。雨也偶尔停一阵，檐前和树下的滴水淅沥可闻。远处的闪电无声地照亮弗列里小姐的卧房，留恋不去，仿佛在寻找某种东西。

停止了很久的敲门声，突然又恢复了。显然有人急需帮助，才会如此不顾死活地再三再四地敲门。风又起了，雨又落下来了。

“来啦！”弗列里小姐对门外的什么人叫道。她被自己的声音吓住了。

会是谁呢？她忽然想到了什么，随即套上拖鞋，把衣服披在肩上，急忙去叫醒日瓦戈。如果他陪她下去，她就不会那么害怕。不过，他已听到敲门声，同时早就拿着一根蜡烛走下来了。他们有着一个相同的念头。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在敲前门，我不敢一个人下去，”她用法语嚷着，跟着又用俄语说，“你等着看，不是拉拉就是加利乌林中尉。”

被敲门声吵醒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感觉到，那一定是他认识的人——或是加利乌林，他不再逃跑了，回来找庇护，或者是护士安季波娃，为了某些理由，无法继续她的行程。

在过道中，日瓦戈把蜡烛交给弗列里小姐，打开门闩，转动钥匙。一股风把门推开，蜡烛被吹熄了，冷雨淋了他们一身。

“谁呀？谁呀？有人吗？”

弗列里小姐和日瓦戈轮流着向暗处发问，但是没有人答声。突然，敲门又在另一个地方开始了——这次是敲后门，或是敲开向花园的法国式窗户？他们这样想。

“一定是风，”日瓦戈说，“不过，必须确定一下，也许你必得去后门看看，我留在这里，说不定真有人。”

当日瓦戈走出大门站在潜廊下时，弗列里小姐转身走向后门。日瓦戈的两眼已经习惯于黑暗了，所以他能看出天快破晓了。

城镇的上空，云朵低沉，飞驰而过，仿佛是在互相追逐。碎了的云彩几乎就挂在树梢，群树全都偏向同一方向，看起来如同正在打扫天空的扫把。房子的木墙被雨刷洗得由灰转黑。

弗列里小姐回来了。“怎么样？”日瓦戈问她。

“你说对了，没有人。”她已走遍整座房子。一根树枝扫打着餐具室的窗户，打破了窗上的一块玻璃，地板上全是污水，以前拉拉的房间也是一样——一片汪洋。

“看，在这一边，是一扇破了的百叶窗敲打窗格子。你看见了没？那就是敲门声。”

他们聊了一会儿，锁上门，各自走回卧室。他们都遗憾着，白白地挂念了一场。

本来他们相信，门一打开，安季波娃就会进来，全身湿透冷入骨髓。当她放下东西时，他们会问她许多问题，然后，她会上楼更衣，再下来坐在尚未熄灭的炉旁烤火，并且告诉他们她的冒险，一边用手往后理她的头发，一边笑着。

因为他们是如此地确信，以致在锁上前门后，依然想象她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外，她的影像继续盘旋在他们的眼前脑后。

据说，对于车站的惨祸，比留奇的电信技师科利亚·弗罗连科应该负间接责任。

科利亚是梅留泽耶沃一个著名钟表匠的儿子，从儿童时代起便是全梅留泽耶沃所熟悉的角色。当他还很小的时候，曾经和一些仆人住在拉索诺伊，是伯爵夫人几个千金的玩伴。就在那时他学会了法语。弗列里小姐极为了解他。

不论在什么天气或季节，梅留泽耶沃的人总能看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不穿外衣不戴帽子，穿一双夏季帆布鞋的样子。他经常两手交叉抱胸，在路上自由自在地踩着车子，一边抬头看电线杆和电线，查看沿途的电路网。梅留泽耶沃有些人家的电话是用一根支线和车站的总机连接起来的。电话由科利亚在车站的总机负责转接。他忙得竖起耳朵，因为他不只经管电话和电报，同时，当站长波瓦利欣不在时，他还要管行车信号，指挥机关也在同一个控制室里。

由于他必须同时兼顾好几种机器，科利亚发展出一套特殊的说话方式，模糊、短促，令人迷惑难懂。这使得他养成了不爱回答问题、不爱跟他人交谈的习惯。据说，他曾在出事那天玩忽职守。由于拒绝配合工作，他使加利乌林的好心落空，尽管是出于无心，他竟扭转了整个局势。

加利乌林曾经从镇上打电话给身在车站或附近的人民委员金茨，为了告诉他，他正赶来和他碰头，在他还没有抵达以前，请他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而科利亚借口忙于指挥即将进站的火车，拒绝去叫委员听电话。同时，他又尽力延阻载运哥萨克骑兵去比留奇的列车。

当部队到达时，他也并不掩饰他的不满。

火车头缓缓驶进黑色屋顶下的月台，停在控制室的大窗口前面。科利亚拉开绣有铁路公司标记、镶着黄边的绿色窗帘，提起放在窗台上木盘中的大水壶，倒些水在一只大而厚的圆柱形玻璃杯中，喝了几大口，望向窗外。

司机在机车间里看到他，向他友善地点点头。

“讨厌的臭东西，贱货！”科利亚愤恨地想。他伸出舌头，晃晃拳头。司机不仅了解他的心意，并且在火车的方向用耸肩和点头向他表示：“我怎么办？我倒想知道如果你处在我的立场，你怎么做。人家是老板。”——“总而言之你是个卑鄙的畜生。”科利亚用神情回答他。

马匹从货车厢中牵出来了。先是一阵马蹄触及踏板的笃笃声，跟着是马蹄铁碰在石头月台上的铿锵声。它们被牵着，不时挣扎着想用后腿站起来，横过轨道。

在轨道的尽头有两列被弃置的木车厢。雨水洗净了它们的油漆，蛀虫和潮湿从内部腐蚀它们，现在它们已恢复到它们原来和森林里的木头一样的血统关系，那森林就在那些原木过去的地方，那儿有青苔，有桦树，以及飘浮在森林之上的云彩。

一声令下，哥萨克骑兵跨上马背，飞驰向森林里的空地。

二一二团被包围了。在森林中，骑兵看起来总比在开阔的原野高大而可怕。叛军被震住了，虽然在他们泥制的临时营房里也有步枪。哥萨克骑兵拔出了马刀。

在骑兵所形成的包围圈中，有一座木材堆。金茨爬上去，开始对被包围的变兵讲话。

像往常一样，他谈到士兵的责任、祖国以及其他许多高贵的名堂。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在听众中激起同情。这类冠冕堂皇的高调他们听得太多了。在战争中他们所忍受的痛苦太多，他们已骨瘦如柴、筋疲力尽了。他们早已听够了金茨所讲的那类话。左右两派四个月来的拉拢已经宠坏了这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汉子，此外，演说者的外国姓氏和波罗的海口音更令他们和他有了间隔。

金茨觉得他的演说太长，连自己都惹恼了，不过，他以为必须让他们明白他的意思。他们不仅没有表示感谢，反而报之以冷淡和敌意的厌烦。他渐渐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决定不客气地教训他们，并且使出他始终保留着没有用的威胁。不顾变兵中逐渐高声的叽叽咕咕，他提醒变兵革命军事法庭业已成立，他呼吁他们放下武器，交出倡议的领袖，以免将来被处死。他说，如果他们拒绝，那就证明，全体是卖国贼，一群毫无责任感的混蛋暴徒。变兵对他的语气是愈听愈不顺耳了。

几百个声音突然大声喧哗起来，有些嗓音低沉，几乎毫无火气。“好的，好的。放下武器。别废话了。”不过，充满愤恨的、歇斯底里的尖叫渐渐占据了上风！

“大胆的狂徒！正像旧时代一样！这些鸟官还是看我们如粪土。我们这样就算卖国贼吗？我们是吗？那么你自己呢？大人！还跟他称兄道弟吗？他显然是个德国人，一个间谍。拿出你的身份证明让我们看看，贵人。你们目瞪口呆干什么？平乱的英雄们！”他们又转向哥萨克骑兵：“你们是来重建秩序的，执行任务吧，把我们五花大绑吧，看你们多得意。”

但是，哥萨克骑兵也愈来愈不喜欢金茨那不适宜的演讲了。“他看他们是猪猡，”他们咕哝着，“自以为是贵族，是主子！”起初是一个人，跟着愈来愈多，他们开始收刀入鞘。一个接着一个跨下马背。当绝大多数的人都下了马以后，他们便像一群毫无秩序的群众似的涌向空地的中央，和二一二步兵团的士兵混合在一起，彼此亲如兄弟。

“你必须悄悄地走开，”忧心忡忡的哥萨克军官对金茨说，“你的车在站上，我们派人叫它来接你。快点走吧。”

金茨走了，但是他觉得偷偷溜走有失尊严，所以他大摇大摆地走向车站。他非常激愤，不过，自尊心使他努力保持着镇静，不慌不忙地走着。

他已接近车站了。在森林边沿，铁路轨道已经在望了，他回了第一次头。许多持着步枪的士兵紧跟在他背后。“他们想怎么样？”他奇怪着，同时加快脚步。

追他的士兵也加快了脚步。他们之间的距离仍然没有改变。他看见那两列被弃置的车厢，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然后拔腿飞奔。载运哥萨克骑兵来的列车已移去叉道上了。铁道上全无障碍。他跑过铁道，跳上高高的月台。就在这个时刻，士兵也从废弃了的车厢后面跑出来。波瓦利欣和科利亚大声叫嚷并对他摇手示意，要他跑入车站建筑，他们可以救他。

可是，荣誉感再一次地作祟了，那是城市培养出来的荣誉感，那种世代相传地迫使他自我牺牲而又用错了地方的荣誉感，阻止他走向安全。他的心跳得厉害，他用一种超人的力量来控制自己。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告诉他们：‘喂，理智点，你们知道，我不是间谍。’一两句肺腑之言将会使他们恢复理性。”

在过去几个月的生活中，他想作大胆或诚恳演说的感觉，已在不知不觉中和舞台、演说台或仅仅是他跳上去对群众作紧急呼吁和热忱喊话的椅子联系在一起了。

在车站的那个门前，车站铜钟下面，放着一只救火用的大水桶。水桶是紧紧盖住的，金茨跳上桶盖，以不连贯但却坚定的语气对着逼进的士兵讲话。只要两步就可以躲入站长室，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这种疯狂的大胆和不自然的语音把追兵吓住了，他们一个个停在铁路的轨道上，放下了来复枪。

可是，站在水桶盖上面的金茨突然踩翻了桶盖，整个人掉了下去，一条腿滑入水中，另一条挂在桶边。

眼看他跨坐在水桶边上的笨拙样子，士兵们爆发出一阵哄笑，前排的一个兵一枪射中他的颈子。其他的兵冲上来，用刺刀刺着他的身体。金茨于焉死亡。

弗列里小姐打电话给科利亚，请他帮日瓦戈医生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找个好位子。她威胁他，如不照办就检举他的过失。

科利亚照例一边接电话，一边叫电话，一边透过第三种仪器以密码发出电报，话语中不时夹杂着一些数字出来。

“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能听见我的话吗？什么变兵？什么帮忙？弗列里小姐，你在说些什么？请挂电话。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三六点○一五。啊，见鬼，他们挂了电话。喂，喂，我听不清楚。又是你，小姐？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没办法。请找波瓦利欣。都是胡说八道，传奇小说。三十六……噢，见鬼……挂了吧，小姐。”

弗列里小姐说：

“别想骗我，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这骗子，我可以把你看穿，明天你必须把医生好好地弄上车，我可不再听任何凶手的鬼话。小犹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动身的那天，天气湿热。一场像两天前降临的暴风雨同样的大雨正在酝酿。车站附近，城镇近郊，满地是葵花籽壳。在阴暗的天空威胁下，房屋看起来越发苍白，仿佛惊恐的鹅群。

车站前面以及左右两旁空地的青草皮上，挤满无数已经候车好几个星期的旅客，青草都被他们踩得死光了。

穿着灰色粗羊毛衣的老人在炎阳下的人丛中挤来挤去，打听消息和谣言。阴郁的十四岁左右的男孩用两肘撑着上身伏在地上，百无聊赖地扭动剥了皮的树枝，仿佛他们在放牧牛羊。他们的腿直伸在他们的母亲前面。他们的弟弟妹妹穿着宽大衬衫、光着屁股在一旁追逐嬉戏，母亲们坐在地上，抱着她们用毫无光彩的棕色农家外衣紧紧包着的婴儿。

“枪声一响，他们立刻仓皇散开，就像一群羊。他们不喜欢开火。”当他们并肩穿过躺在车站前面地上的人群，走向站房时，站长毫不同情地告诉日瓦戈。“只要一眨眼的工夫，草皮上连一个鬼影子都不见了。你又可以再看见草地了，我们已经四个月没看见它了，上面尽是这些吉普赛式的帐篷，我们已忘记它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他躺下的地方。这真是一件怪事，我曾经亲眼看见战争中各式各样的恐怖，你不难想象，我早就习惯了。但是，对于这件事，我总觉有些遗憾。这件事完全是胡闹。他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不过，当时他们已失去人性。他们说，他是父母的宝贝儿子。现在，向右转就是我的办公室了，请里面坐一会儿好吗？恐怕这列火车是没有机会了，能把人挤死。我将把你安排在区间车上。我们正在设法加开一次区间车。不过，在一切没有弄妥之前，千万说不得，不然，车子还没有准备好，就会被他们分尸了。你今天晚上在苏希尼奇换车。”

当这次“秘密”列车从铁路车库倒入车站时，等车的人群立即涌向轨道。人潮像弹珠一样从山头滚下来，爬上路基，互相推挤着跳上舷梯，有的从窗户爬进车厢，有的爬上车顶。当火车还在移动时，车子已填满了人，等到它停靠在月台旁，不仅车厢中塞得水泄不通，整个列车从上到下都挂满了人。奇迹似的，日瓦戈竟挤进了月台，更不可思议的，他竟从月台挤进车厢的通道中。他就留在那儿，坐在他的行李上，一直挨到苏希尼奇。酝酿中的暴风雨消散了。在炎热的阳光普照的田野中，蟋蟀放声大叫，掩盖了列车行驶的哐啷哐啷。

站在窗口的旅客们把阳光全遮住了。他们的影子三三两两地投射在地板和长椅上。这些影子甚至投过车厢，穿过另一侧车窗，嵌进移动中火车的影子投射在大地上。

周围的乘客大声嘘叫、高声唱歌、争吵，也有的玩牌。当火车停下时，车外包围着火车的群众的嘈杂更增加了车内的喧嚣。人声吼叫，震耳欲聋，就像大海中的风暴，并且，如同在大海中一样，也会有突如其来的沉寂。在无法解释的寂静中，你可以听到月台上匆匆来去的脚步声、货车外的慌张与争执、人们的一言半语、远远的告别话音、母鸡安闲的咯咯声，以及车站花园中枝叶的摇曳。

然后，就像火车上发出的电报，或像来自梅留泽耶沃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祝福一样，从窗口飘进一股他熟悉的花香。这阵芬芳来自附近的原野，无论是家花或野花都比不上它的香，它安闲地确知它的卓越是凌驾其余一切之上的。

视线被窗口的人群遮住了，日瓦戈看不见外面的树。不过，他想象它们就长在很近的某个地方，平静地伸出它们沉重的枝干遮住车顶，在盖满烟尘黑厚如夜的叶簇中，遍布一团团上过蜡似的、闪闪发光的繁花。在整个旅程中，这种香气一而再地出现。每一个车站都挤满怒吼的群众。每一个地方柞树花都盛开怒放着。这种到处存在的香气似乎一直在引导火车北上，它正如某些无处不到，甚至及于最小的地方车站的谣言，它老是在前面等着乘客的到达，让他们亲耳听见，同时亲身验证。

晚上车抵苏希尼奇，一名没有丢开战前责任的红帽子领着日瓦戈越过漆黑的轨道，去一列刚刚到达的加班车，把他安置在一个二等车厢中。

他费了好大力气才用乘务员的钥匙打开车厢的门，并把日瓦戈的行李安置好，列车长来了，要把行李甩出去。最后他终于被日瓦戈劝平息了，没有再追问理由，便走开了，不见了。这列神秘的火车是一次“特别”快车，在各站都只停留很短的时间，并且有武装卫兵。车厢几乎是空的。

日瓦戈车厢里的小茶几上点了一根蜡烛，半开的窗子吹进一阵阵的风，吹得烛火摇曳不定。这根蜡烛是这个包房中另外唯一的一位乘客的，这个乘客很年轻，有一头美好的头发。就他四肢的长短来看，他一定很高大。他的四肢好像没有长牢一般。他一直冷淡地摊开四肢躺在靠窗的一个角落座位上。不过，当日瓦戈进来的时候，他相当得体地、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再坐下去。

他的座位底下似乎放着拖把一类的东西。它的一角在抖动，接着一只耳朵摇摇摆摆的猎犬爬了出来。它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全身上下猛嗅一番，然后在包间里跑来跑去，腿爪摆的位置都像它那身材高大但不匀称的主人叠着腿的姿势。一会儿，在主人的命令下，它又爬回座位底下，像拖把似的匍匐在那儿。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注意到枪袋中的双管猎枪、皮子弹带，以及装满猎获物的猎人袋。

这个年轻人是打猎回来的。

他极端地多话，带着和蔼的微笑，立刻和日瓦戈聊上了，在说话的时候，他死死地盯着日瓦戈的嘴。

他的嗓音令人不快，偶尔尖锐得像金属刮擦声一般。他说话还有一个古怪的地方，明明是个俄国人，却把元音“y”读得非常有异国风味，像法语的“u”。即使读出这个不准的“u”，他还得费很大的力气，他把它读得特别大声，每次都带着一种刺耳的尖音。有时，他显然想纠正这个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总是依然如故。

“这是怎么回事？”日瓦戈暗中称奇，“我一定在书本上读到过这种毛病，作为一个医生，我必须弄明白，但是我想不出这是什么病。这必定是神经系统的某种毛病，使他说话有缺陷。”刺耳的尖音使他觉得非常可笑，以致他很难再保持适当的脸色。“还是睡觉比较好。”他对自己说。

他爬上当作卧铺用的木架床。年轻人提议吹熄蜡烛，以免他不能入睡。日瓦戈接受了，谢了谢他，于是包房陷入黑暗里。

“要关上窗户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你怕不怕贼？”

没有回答。他提高声音又问了一次，但是依然没有回答。

他划着了一根火柴，看看他的同伴是否已趁刚才短暂的空闲走开了。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就入睡似乎更不可能。

但是他仍在原处张大两眼坐着，正对着从木架床上俯身看他的日瓦戈微笑。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划了另一根，趁着亮光，第三次重复他的问题。

“随你的便，”年轻人立即回答，“我已经没有小偷要光顾的东西了。也许是让它开着好。很闷。”

“多么不寻常的角色！”日瓦戈想，“无疑地，是个怪人。不在黑暗中说话。此刻他发音多么清楚，一个字也不含糊。这我办不到。”

由于过去几个星期的事故引来的疲乏，以及旅行的准备、一大早就出发，日瓦戈本以为只要舒舒服服地直直躺下就能入睡，但是他弄错了。过度的疲倦反而使他失眠。一直到天亮时他才入睡。

他的思潮在黑暗中起伏回旋。不过，如同往常一样，它们很清楚地分为明显的两类，形成纠缠不清的主流。

一股是以冬妮亚、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正常而安定的生活为中心，思潮深入到最微末的细节。那时的生活有诗的气息，到处浸润着深情和温暖。日瓦戈很重视这种生活，他希望它能安全、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在飞驰的夜间快车里，他急不可耐地想回到已经离开两年的家中。

在这同一股思潮里，有他对革命的忠贞和仰慕。这是在中产阶级意义上所接受的革命，是一九○五年布洛克的信徒和学生们所能了解的革命。

这些长久秉持的熟悉的观念中，也包括对一个新秩序的预期和允诺。这新秩序在战争前，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四年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浮现在俄罗斯的思想、俄罗斯的艺术和俄罗斯的生活中，它对于整个俄罗斯和她的未来都有重大意义。

战争一旦结束，它将恢复旧日的高潮，将重见它继续发展，真好，正如重返家园一样。

在他的另一股思潮中也有新的东西。不过，多么不一样，多么不像第一股思潮呵！这些新东西不是他所熟悉的，不是由旧东西所引起的，它们是没有经过选择的，是由不可避免的现实决定的，突如其来一如地震。

在这些新东西中，最主要的是战争带来的流血、恐怖、流离失所、残暴不仁、痛苦的经验以及战争所教会的实用智慧。还有，战争把你卷进卷出的寂寞的小镇，以及你在那儿所碰到的人。除了这些新东西，此外还有革命。

护士安季波娃也在这些新思潮里面。只有上帝才知道战争会把她推向什么地方，他对于她的过去一无所知，她从来不曾责怪任何人，不过，她的沉默本身似乎就是一种抱怨，她神秘地隐忍着一些东西，隐忍得如此吃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正因为如此而诚实地努力着不去爱上她，全心全意地努力，就如同他生平竭力去爱每一个人一样，他不仅要爱他的家庭、他的朋友，还要爱其他一切的人。

火车正以全速奔驰着。顶头风穿过开着的窗户，吹乱并吹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发。虽然是夜晚，但和白天一样，每一个站上都听见人声喧嚣，和柞树飒飒作响。

偶尔有一辆四轮大车或两轮跑车从黑暗中驰出，辚辚地驶向车站，于是人声、车轮滚动声和树木摇曳声便混成一片。

就在这样的时刻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他了解了，使这些夜晚的影子飒飒作响，并使它们把头靠在一起的是什么，当那些低头沉睡的叶子懒懒地颤动、宛若转动不灵活的舌头时，它们所耳语的是什么。这正是他在木架床上辗转反侧、苦思疾索的东西——在俄罗斯境内日渐扩大的不安与兴奋的潮流，革命的潮流，决定俄罗斯命运和艰难时光的潮流，或许也是奠定俄罗斯永恒的伟大的潮流。

一直到十一点以后，日瓦戈才醒过来。“王子，王子。”他的邻人正柔声地招呼他那只咆哮吼叫的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相当惊奇，车厢中仍然只有他们两个人，再也没有其他的乘客上来。

从儿童时代起，他就熟悉沿途的车站站名。他们已驶过卡卢加省，就快进入莫斯科省境了。他像战前一样地梳洗一番，然后及时赶回包房进早餐，那是他那陌生的同伴邀请他的。现在，他有机会好好地打量他了。

最使日瓦戈注意的是他极端的饶舌与不安。他喜欢说话，对他重要的似乎不是沟通或交换观念，而是说话本身的功能，念字、发音。他说话时，不住地抖动着身体，就好像他是在弹簧床上一样。他毫无理由地纵声大笑，十分自得地轻快地搓着手，而当这一切看来似乎还不够表示他的高兴时，他就用力拍打他的两膝，笑到眼泪直流。

他的谈话依然有着昨天晚上的古怪。前后不连贯得出奇，一会儿热衷于自我表白，虽然并没有人问他什么，一会儿又置自己此前最天真的问题于不顾，谈起别的。他讲述了许多有关自己的难以置信和互不相关的事情。或许，他撒了点小谎，他显然有意以他的极端主义和不同流俗去加深别人对他的印象。

这一切都促使日瓦戈想起他长久以来所熟悉的某些东西。类似的激进观点曾为上一个世纪的虚无主义者所提倡，稍后则由某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雄所阐扬，最近则为他们的后裔与各省的知识阶级风从，他们往往比大城市的人激进，因为他们仍然有追根究底的习惯。而在大城市里，这样的一种做派已被认为落伍而不流行了。

这个年轻人告诉他，他是某一位大名鼎鼎的革命家的侄儿，不过，他的双亲是根深蒂固的反动派，是他所说的不折不扣的渡渡鸟。在前线附近，他家有座很大的庄园，他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他的双亲一辈子和他的叔叔作对，但是，他的叔叔从来不对他们抱有恶意，现在还用他的影响力解救了他们很多的危难。

这个多嘴的年轻人对日瓦戈说，他自己的观点像他叔叔，在一切的事情上，不管是生活、政治或艺术，他都是个极端派。这又使医生想起彼坚卡·韦尔霍文斯基——不像他那么急进，但琐屑浅薄则差不多。“按着他一定要告诉我他是个未来派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着。果然，他们谈及现代艺术。“现在就要轮到运动了——跑马、溜冰或法国式摔跤。”于是，谈话转向射击。这个年轻人曾经在他本乡射猎。他自夸是个神枪手，如果不是体格缺陷无法入伍，他一定是军中出色的射手。发现日瓦戈含有疑问的眼光后，他叫起来：“怎么回事？难道你什么事情都没有注意到吗？我想，你一定猜我有点古怪。”

他从口袋里取出两张卡片，同时递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张是他的名片。上面印的是个复姓，他叫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波戈列夫席赫，或者就是波果里夫西克，他要日瓦戈这样叫他，这名字是纪念他叔叔的。

另一张卡片上印的是许多四方形构成的表，每一个四方形中有两手交叉的圆形，交叉的形状各不相同，手指的位置也图图有异。这是既聋又哑的人所用的字母。突然，所有的事情都清楚了。波果里夫西克原来是加尔特曼或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学校的优秀的天才学生，一个靠观察他的教师喉头肌肉活动学会说话和了解话语的既聋又哑的人。

等到他讲完一部分他故乡的事和打猎的事以后，日瓦戈说：

“请原谅我，如果这事不够慎重的话，你不必告诉我。你曾经参与过建立济布申诺共和国吗？”

“你是怎么猜到的……你认识布拉热依柯？我参与过建立济布申诺共和国吗？当然，我参与过！”波果里夫西克忽然变得大为快活，笑得东倒西歪，同时兴奋地拍打他的膝头。于是，他再度展开另一番冗长而荒诞的谈话。

他说，布拉热依柯提供一个机会和济布申诺这个地方，让他应用他自己的理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现很难听懂他的理论。波果里夫西克的哲学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和猎人夸大的故事的混合物。

就像神谕一般的泰然自若，他预言不久将会有毁灭性的骚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也同意，这并非不可能，不过这个年轻人作预言时平静而带权威的腔调使他气恼。

“等一等，”他迟疑地说，“不错，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发生。但是，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一切如今都在进行——大混乱，分崩离析，敌人的压力——这并不是开始做危险的实验的时机。在还没有陷入另一次大动乱之前，国家必须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必须等待，等到和平与秩序粗告恢复以后。”

“那是天真的想法，”波果里夫西克说，“你所谓的无秩序正像你所渴望的秩序一样正常，同样是一种事情的状态。所有这些毁灭——这是一个大创造计划的自然的、准备的阶段。社会的分崩离析还不够。它必须完完全全地支离破碎，然后，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将会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社会。”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不安。他走出去，走到通道上。

愈开愈快的列车正向莫斯科逼近。它穿过避暑别墅星罗棋布的桦木林，飞驰过一座座挤满度假人群的近郊无屋顶的小车站，车站被留在火车掀起的尘土中，看来像是转动着的旋转木马。机车引擎呼呼地响个不停，响声填满四周的树林，并从远处带来悠长而低沉的回音。

瞬间，在最近几天中第一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十分清楚地了解到他身在何处，他在做什么，同时，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有什么在等待他。

三年的变化，奔波，不定，骚动；战争，革命；毁灭，死亡的景象，炮击，炸断的桥梁，火灾，废墟——所有的这一切突然构成一个庞大、空虚、毫无意义的空间。在这长久的中断之后，他首次感到的真实事件，是他乘着快速移动的火车旅行，是他正逼近他那完好的，依然存在的、一木一石对他都有意义的家的事实。这是真正的生活，有意义的经验，一切学问的实际目标，这是艺术标的之所在——回家，回到自己的家庭，回到自我，回到真正的存在。树林已落在后面，火车穿过枝叶构成的隧道进入开阔的原野。大地上慢慢隆起一片宽广的丘陵。丘陵上横列着一垄垄马铃薯深绿色的苗床，越过苗床，在丘陵的顶端，是玻璃温室。头顶上，在列车抛出的弧形尾巴后面，半边天空全是深紫色的彩云。阳光透过云彩，像车轮的辐条似的照射下来，照在温室的玻璃上，光亮炫目。

突然，一阵温暖的大雨，在阳光中闪耀着，从乌云里洒落下来。雨势很急，雨阵哗哗作响，速度不在列车的“哐啷哐啷”之下，好像唯恐落后，要和火车一争快慢。

当基督救世主的教堂出现在山边时，日瓦戈医生立刻就注意到了。一分钟以后，城市中的圆顶、烟囱、平台和房屋都历历在目了。

“莫斯科，”他说，一面走回包间，“该收拾行李了。”

波果里夫西克跳起来，在他的猎物袋中捡出一只肥鸭来。“拿着，”他说，“当作纪念品，我难得有这样好的同伴消磨一整天。”

日瓦戈提出的异议没有用。最后他说：“好的，我收下，作为你给我内人的礼物。”

“了不起，了不起，尊夫人。”波果里夫西克快活地重复着，好像他生平第一次听到“内人”这个字眼一样，叽叽咕咕笑个不停，引得“王子”也跳出来和他同乐。

火车驶入车站。车厢沉浸在黑暗中。那个既聋又哑的人拿着野鸭，在外面包了一张烂招贴纸，然后将野鸭递给日瓦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