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芙娜的床上，拉拉发着烧，并且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中。斯文季茨基夫妇、佣人们和德罗科夫医生在她周围窃窃私语。
房子里其余的地方一片黑暗，客人都走光了。只有一间小厅里有一盏灯放出幽微的光线，照射着整个门外过道的前前后后。
在小厅中，科马罗夫斯基迈着焦躁而坚定的大步踱来踱去，仿佛他是在自己的家里，而不是在做客。他不时走近卧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然后又快步走开，经过那点缀满金线的圣诞树，经过饭厅，走向房子的另一端。饭厅的桌上摆满了一盘一盘的没有动用过的食物，每当窗外有马车经过，或者老鼠在桌布上的瓷器之间奔窜而过时，桌上的青水晶玻璃酒杯就叮叮作响。
科马罗夫斯基在盛怒之下闷声不响。他一肚子的矛盾。多丢人啊！多羞辱啊！他完全失去了常态。他的地位受到打击，他的名誉将因此而受到损害。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必须防止外面的谣传与流言。假如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他就必须趁早把它扑灭。
他内心骚乱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又觉得这个疯狂而不顾死活的女孩，对他有着一种无可抵抗的吸引力。他一向知道她是与众不同的。她一直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但他曾经多么深深地、残酷地、无可挽回地伤害而且毁灭了她的一生啊！而现在，当她决心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重新做人之时，她是何等地叛逆而狂暴！
很明显地，他必须尽可能地帮助她。也许可以帮她找个住所，但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再亲近她了，反过来，他必须远离她，不要挡住她的去路，否则，照她那暴烈的性格，谁知道她会怎么干呢？
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呢！这不是那种亲热地拍拍别人的头那么简单的事！法律对这种事情是毫不宽容的。天还没亮，事情发生还不到两个钟头，警察便已经来过两次了。他，科马罗夫斯基必须亲自到厨房去见那巡官，把这件事情遮掩过去。
事情愈发展下去就愈复杂。必须要找出证据，证明拉拉要枪击的是他而不是科尔纳科夫。就算证明了这一点，事情依然尚未完结，她只能洗清一部分的罪名，她仍然要受到审讯。
自然地，他要用尽一切力量来阻止这场审讯。假如必须出庭的话，他就叫一个精神病专家来作证，证实在她放枪的时候，她的精神是不健全的，她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要求法庭不予起诉。
经过这番反省思索，他开始平静下来。黑夜过去了，光线探头伸入一个一个房间，像小偷或当铺的估价人朝桌椅下面察看似的。
看了卧室最后一眼，得知拉拉的情况并没有好转，科马罗夫斯基告辞了。他去看了一个朋友，名叫鲁芬娜·奥尼西莫芙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她是一名女律师，丈夫是流亡国外的政治犯。她那八个房间的公寓现在对她而言是太大了，她没有办法维持这种开销，所以把其中的两个房间出租。有一个房间最近刚空出来，科马罗夫斯基为拉拉租了下来。几个钟头后，拉拉便被送到这个房间来了，神志尚未完全恢复，头依然在发烧。
鲁芬娜·奥尼西莫芙娜是一个观点进步、毫无偏见的女人，对于她认为“积极而重要”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好感。
在她抽屉的最上一格里，她藏着一册有作者署款的《爱尔福特纲领》，墙上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的丈夫，“她的善良的沃伊特”和普列汉诺夫在瑞士一座著名的公园里合照的，他们两人都穿着驼绒夹克，戴着巴拿马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芙娜一看见拉拉，就不喜欢她这个生病的房客。她把拉拉看作一个假装有病的人。她发烧时的呓语，在她看来只是造作。她随时可以发誓，说拉拉是模仿在牢里发疯的玛甘泪。
她以加倍的活跃来表示她对拉拉的蔑视。她用力开门，高声唱歌，在她占有的房子里旋风般转个不停，而且整天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
这个公寓位于阿尔巴特街一座建筑物的顶楼。冬至过后，它的窗户充满宽阔的蓝色天空，浩瀚如同涨溢的河水。整整半个冬季，那房子都充满了早春的讯息。
一阵来自南方的暖风透过窗页吹进来。远处车站上的火车头狮子般咆哮着。卧病在床的拉拉只得用回忆来打发她的闲暇。
她时常想起她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的那个晚上，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她坐着一辆马车，经过幽暗而狭窄的巷子，从火车站到城的另一端的旅店去。一盏盏的街灯把那弓着背的马车夫的影子投在墙上。他的影子一直在增大，大到伸上屋顶，然后突然不见了，最后又由小而增大。
莫斯科无数教堂的钟声，在她头顶上的黑暗中争鸣，电车穿过大街时哐啷哐啷作响，震耳欲聋，耀眼的橱窗装饰和刺目的灯光也几乎使她失明，似乎它们也在发出响声，就像大钟和车轮一样。
在公寓的房间里，拉拉被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西瓜吓了一跳。这是科马罗夫斯基送的乔迁礼物，对她而言，它就是他的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当他把刀子插进这名贵的东西里，把那青黑色的圆瓜剖成两半，露出它那冰冻的、甜美的瓜肉时，她简直吓坏了，但她又不敢拒绝他给她的那块。她咬了几口，那香甜的粉红瓜肉哽在喉头，可是她勉强自己把它咽下去。
就像那些奢侈的食物和莫斯科的夜生活使她恐惧一样，不久她对科马罗夫斯基也有了恐惧的感觉——这就是所有那些事情真实的解释。
但而今他完全变了，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他没有要求，从不向她提起往事，甚至来都不来。在这期间，他一直和她保持距离，并且对她慨然相助。
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却是全然不同的事。当他来到时，她简直喜出望外。她的喜悦并不是因为他高大而且英俊，而是因为他洋溢着的活力，她这位访客以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聪慧的微笑把房里的空间占去大半，使得整个房间显得拥挤起来。
他坐在她的床边，搓着双手。当他应召去参加彼得堡的阁员会议时，他向那群老而不死的政府大员们说话，就像对小学生说话一般，但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女孩子，不久之前她还是他们家中的一员，多少有点像是他的女儿。他对她，像对他其他的家人一样，只是很随便地交谈（这构成他们之间特有的亲切感，这是他和他的家人都知道的）。他没有办法把拉拉当作一个大人，他不能以严肃的或冷漠的态度对待她，他不知道要怎样说话才不会使她觉得不高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微笑着说，如同她是一个小孩子，“怎么弄得这么像演戏呢？”
他停了一停，看了一眼墙上和天花板的水渍。然后，带点责备意味地摇着头，继续说下去：
“杜塞尔多夫有一个国际性的展览会——美术啦，雕刻啦，园艺啦，我要去参观。你知道，那里是潮湿了一点。你想，你还要到处搬来搬去地流浪多久呢？这个叫做沃伊特的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认得她——当然这话不足为外人道。你为什么不搬家呢？你躺在床上相当久了——也该起来了。搬个地方，做点事情，把书念完。我有个朋友，他是个画家，他要到土耳其斯坦待两年。他把他的画室隔了间——倒像一层小的寓所。我相信如果有人替他看管，他是愿意连家具一同让出来的。我替你办妥这件事情，好不好？还有一件事，我很早已经想要做的了，这是一件道义上的责任……自从莉帕……这儿有一点钱，是她的毕业奖金。不要这样，请你……不行，我求你，不要这么固执……不行，真的，你一定要……”
虽然她在抗议、流泪和挣扎，他仍然在离去之前，勉强她收下一张一万卢布的支票。
拉拉康复以后，便搬到科洛格里沃夫帮她介绍的房子去，那儿邻近斯摩棱斯克广场。那寓所在一幢老式两层楼建筑的楼上。同住的是几个赶牲口的商人，楼下是个货仓。碎石砌成的院子经常撒满一地的燕麦和稻草。每当一群老鼠从石沟渠奔窜而过的时候，在院子里咕咕啄食的鸽子就会扑扑飞起，飞到拉拉的窗前。
拉拉对于帕沙的反应大感烦恼。当她病得很重时，他得不到去看她的允许。他会有什么想法呢？拉拉企图杀一个人，而这人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她认识的人；可是这个她谋杀未遂的人，却在事后保护她。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圣诞夜烛光下重要的会谈之后。假如不是由于这个人的缘故，拉拉已经被逮捕并且受审讯了。他替她挡掉那原本要临头的惩罚。多亏他，她现在可以继续她的学业了，而且安然无恙地。帕沙觉得困惑而痛苦。
拉拉病情稍稍好转以后，便差人把他找来，说：“我是个坏女人。你不知道我的底细，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我现在还不能说，你看得出来，每次我想说我就忍不住要哭。这就够啦，忘掉我吧！我配不上你。”
令人心碎的情景，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难以忍受。所有这些都是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街时发生的。那时，每当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在走廊上看见泪痕满面的帕沙，她总是奔回她的房间去，倒在沙发上笑到几乎死去。“噢！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这实在太过分啦。”她嚷着，“真是的，这个情种！哈，哈，哈！”
为了不让帕沙连带蒙羞，为了要把他对她的爱从根拔起，来结束他的痛苦，拉拉已经告诉他说她决心不和他结婚，因为她根本不爱他。但当她说这番离弃的话时，她哭得十分悲惨，以致帕沙压根儿不可能相信。帕沙本来也怀疑她做过什么错事，也不相信她说的话，并且也打算诅咒她和憎恨她了，但他依然发狂地爱她，而且对她的每一个念头、她喝水用的杯子、她睡觉的枕头都感到妒忌。假如他们两人不想发狂的话，他们必须赶快采取果决的行动，他们下定决心立刻结婚，不必等到毕业。他们原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婚礼，由于拉拉的意思而把它延期了。
他们终于在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举行了婚礼，那时他们已经知道考试及格的消息。所有的事情都由柳德米拉·卡皮托诺芙娜·切普尔柯主持，她是拉拉的同学杜西亚的母亲。柳德米拉是个胸脯高耸的漂亮女人，她有着很美的女低音嗓子，脑袋里充满迷信——有些是道听途说捡来的，有些是她自己发明的。
当拉拉被“送上婚礼的圣坛”（这是柳德米拉帮她穿衣服的时候用她那吉普赛式的低音说的）的时候，天气热得不得了。教堂的金色圆顶和市区花园里刚刚铺上细沙的道路都黄得耀眼。复活节前夕砍下来挂在教堂铁栏杆上的桦木枝都干枯了，叶子卷曲得好像被火烧炙过一般，一丝风也没有，阳光晒得人眼前昏花。似乎那一天有一千个婚礼举行一样，所有的女孩都像新娘子一样穿着白衣服而且盘起了头发，所有的少年男子都发光可鉴，并且穿着紧身的黑礼服。每个人都觉得兴奋，每个人都觉得身上发热。
当拉拉踏上那通向圣坛的地毯后，另一个朋友的母亲拉果金娜抓了一把银角子撒在她的脚下，以保证新婚夫妇将来生活富足。基于相同的好意，柳德米拉告诉她说，当婚冕罩到她头上时，千万不要用赤裸裸的手指来画十字，要用面纱的边或者花边褶带遮着她的手指才好。她同时还叫拉拉把蜡烛拿高些，使她以后在家里占上风。但是拉拉下决心为帕沙而牺牲她的前途，所以尽可能地把蜡烛拿低。不过没有用，因为帕沙的蜡烛无论如何总是比她拿得更低。
他们离开教堂，驱车直奔画室的新居去参加婚宴。客人们叫着：“太苦了！”然后所有的人从房间的尽头应道：“甜蜜一点！”同时新娘和新郎含羞带笑地接了个吻。柳德米拉为他们唱了一首《葡萄园》，把其中的叠句“上帝让你们相爱，为你们做主”唱了好几遍，然后还唱了一首以“解开丝带，散开秀发”开头的歌。
当所有的客人都离去，剩下他们两人单独相对时，帕沙在那突然的静寂中变得不自在起来。一盏路灯从街对面照进窗口，不论拉拉如何拉紧窗帘，还是有一条四点五寸左右宽窄的光线射入房来。这一点光线使帕沙无法安宁，他感到如同被别人看守住了一般。他发觉自己想着街灯比想及拉拉、想及他自己和他对拉拉的爱情还要多些。这使他大大吃惊。
在这个永恒之夜，安季波夫（他的同学叫他做“斯捷潘尼达”或“美丽的少女”）快乐到了极点，同时也绝望到了极点。他疑忌的推测和拉拉的认罪相互轮替。他不断地问她，她每答一句，他的灵魂就下沉一次，好像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潭中去。他受到创伤的想象力简直无法赶得上她所袒露的事实。
他们一直谈到天亮。在帕沙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一个晚上变化像这个夜晚这么剧烈，这么有决定性。他起床的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几乎因为自己的名字依然叫做帕沙·安季波夫而惊奇着。
九天后，他们的朋友们为他们开了一个欢送会，就在这同一个房间里举行。帕沙和拉拉都大功告成地毕业了，而且两人都同时接受了乌拉尔省同一城市的聘书。他们第二天就要启程赴任去了。
他们又是喝酒、又是唱歌地笑闹了一阵儿，但这一次在场的只有年轻人。
在那道把画室的起居部分间隔开的隔板后面，有一个柳条编就的大网篮和一个小一点的拉拉的网篮、一个衣箱、一箱陶瓷器和几个帆布口袋。行李不算少。一部分要在第二天当作货物托运。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已收拾好了，但箱子和网篮都还剩下一点空隙。拉拉不时想起她还要带点什么，便又将它摆进其中一个网篮里去，一面把东西再搬动过，一定要弄得井井有条。当拉拉去大学办公室领回毕业证书和其他证件时，帕沙正在招待客人。她上楼的时候，看房子的人跟她上来，他带着一扎粗麻布和一条粗绳来搬那些预备当货物托运的行李。他走后，拉拉和客人们逐个寒喧一番，和这个握握手，和那个吻吻脸颊，然后又回到隔板后面去换衣服。换好出来，大家鼓掌欢迎她，坐定后，喧闹的宴会开始了，情形和几天前的宴会差不多。活跃些的客人替旁边的人斟伏特加酒，拿着叉子的手伸向桌子中央，那儿摆着面包、酸菜和一盘盘菜肴。有人演说，有人举酒祝贺，大家不断地谈笑。其中有几个还喝醉了。
“我累死了，”拉拉说，她坐在丈夫旁边，“你把事情都办妥当了吗？”
“是的。”
“我也办好了，我觉得真奇妙。我真快乐，你呢？”
“我也一样。我很舒服，但还有许多话要谈呢。”
科马罗夫斯基例外地被允许来参加这个年轻人的宴会。等到宴会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他这两个年轻朋友离开莫斯科后，他将寂寞而死——这城市将要变成撒哈拉沙漠一样，他说得那么凄凉，以致哭了起来，终于又要把这番话从头再说一遍。
他请求安季波夫夫妇准许他给他们写信，并且，如果他委实太想念他们的话，准许他前往尤里亚金去探望他们。
“那倒大可不必，”拉拉若无其事地大声说，“而且连你刚才这一番话都毫无重点——什么写信啊，撒哈拉啊，等等。至于来探望我们，你就绝了这个念头吧。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没有你我们也一样过日子，我们没有那么重要。你说是不是，帕沙？另外，你运气好，我确信你会再找到别的新朋友的。”
然后，似乎突然忘记她是在和谁说话，忘记了她在说些什么，她赶忙跑去厨房。在厨房里，她把绞肉机拆下来，塞进装放陶瓷器的箱子的一个角落里，四面还用稻草垫好。塞绞肉机的时候她被箱边刮破了皮，而且几乎被一根木刺戳伤了手。
隔板的那边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哄笑声，使她想起了她的客人。她突然想到，人们一旦喝醉了，总爱模仿醉鬼，喝得愈醉，他们模仿得就愈过分。
这时，她又注意到另外一种特别的声响，这是透过那打开的窗子、从院子里传来的。她拉开窗帘，俯身看下去。
一匹跛腿马，一蹦一拐地在院子里跳来跳去。拉拉不知道这是谁的马，以及它是如何闯进这院子里来的。虽然还要好一会儿才会出太阳，但院子里已经完全亮了。在睡眠中的城市仿佛死了一般。它沐浴在凌晨灰蓝的寒意中。拉拉闭上了眼睛，那匹跛腿马的独特的蹄声，把她带到一处遥远而奇妙的乡村去。
门铃响了。拉拉仔细地听。有人离开桌边，去开门。来人是娜佳！拉拉奔出去迎接她。娜佳一下火车就直接来了，她是那么的鲜嫩、迷人，好像连杜普梁卡山谷中百合花的芬芳也带来了。这两个朋友激动地站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们互相拥抱，只是哭泣着。
娜佳代表全家向拉拉恭喜及祝福，同时带来了她父母亲送的礼物。她从旅行袋中取出一个首饰盒子，打开，取出一条非常美丽的项链。
由于欣喜和惊讶，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一个原已喝醉而又清醒些了的客人说：
“是浅紫红色的玉滴石呢。是的，是的，浅紫红色，信不信由你。正是这种，和钻石同样值钱的东西。”
但娜佳说这是带着黄色的蓝宝石。
拉拉要娜佳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并且要她参加饮宴。那串项链放在拉拉的碟子旁边，她实在没有办法不时时看它。那些宝石在紫色的垫子上形成一个凹字形，看起来又像是露珠，又像是一串细粒的葡萄。
这时，为了陪娜佳，那些清醒过来的客人又开始喝起酒来，娜佳不久也有了酒意。
没有多久，大家都熟睡了。绝大多数的客人原本打算翌晨送拉拉和帕沙去车站的，早已决定在这儿过夜。娜佳还没有来到以前，有些已经鼾声如雷。拉拉本人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竟会和衣睡在伊拉·拉果金娜旁边的沙发上面。
忽然，附近一些响声把她吵醒了。是那些到院子里来找马的陌生人的声音吧。她睁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帕沙在屋子当中翻来翻去，搞什么鬼啊？”但当那个被她误认为帕沙的人转过头来时，她看见一个相貌可怕的麻子，脸上有一道从眉眼到下巴那么长的刀疤。她明白这是个贼，她想叫喊，但一声也叫不出来。她想起那串项链了，她小心地撑起身子，向她放项链的地方望去。
那条项链还在，堆在面包屑和没有吃完的糖果当中。那个贼看见桌上乱糟糟的，没有注意到它。他只不过在翻箱倒箧，把拉拉小心收拾妥当的衣箱弄到一团糟罢了。她当时只想到这些，因为她依然是半醒半醉的。她愤怒地想叫喊，但又发觉叫不出声音来。于是她把膝盖用力顶在伊拉的肚子上，当伊拉痛极而大叫的时候，她也开始尖声嚷起来了。那个贼丢下了所有的东西夺门而逃。有几个男客猛然跳起来，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情就去追他，等他们追出门外时，那个贼已经不见踪影了。
这一阵混乱把所有的人都弄醒了，拉拉的醉意突然完全消失后，她不再让他们睡了。她煮咖啡给大家喝，并且把他们送回家去，答应等到要去火车站时再让他们过来。
然后她忙碌地把床单塞进网篮，把行李箱关紧，并且用绳索捆起来，一面跟帕沙和看屋人的老婆说不用帮她忙，因为愈帮愈忙。
一切都及时办妥。安季波夫夫妇没有错过火车。好像被朋友们的帽子挥动了似的，火车轻轻地移动了。等到朋友们不再挥动帽子，同声大叫三声——大概是“万岁”——之后，火车才加速驰去。
天气已经坏了三天了。这是战后的第二个秋季。第一年的进展已经变成逆转了。布鲁西洛夫将军的第八军，本来在喀尔巴阡山区集结，准备攫取匈牙利，也已经在总退却的低潮中开始后撤了。俄罗斯人已经从加里西亚撤退，那儿是开战不久便被他们占领了的。
日瓦戈医生——一直到最近大家还是叫他尤拉，但近来叫他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人渐渐多了——站在医院妇产科的走廊上，对着产房的门口，他刚刚把妻子冬妮亚——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送了进去。他已经和她说过再见，正等着助产士来，他要告诉她必要时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同时问她应该如何跟她联络。
他正忙着：他必须去两个病人家里出诊，然后尽快赶回医院来。但此刻他却在这里浪费他宝贵的时间，凝视着窗外被秋风吹斜的雨丝，像是暴风雨中的玉米田。
天还不很黑。他可以看见医院的后院，捷维奇庄园那些私人住宅围着玻璃的阳台，还有伸入一座医院建筑物的电车支线。
尽管风在怒吼，雨势并没有变化，仍然不紧不松地下着，好像风的愤怒，便是由它的冷漠激起的。一阵阵的强风摇撼着爬在一幢房子围墙上的藤蔓，好像要把它连根拔起，抛向半空，然后鄙夷地、像抛掉一团破布似的，把它扔到地上。
一辆挂着两部拖车的货车，驶过医院进门的平台。受伤的人被送进医院来了。
当时莫斯科的医院拥挤不堪，尤其是在卢兹克战役开始以后，伤员被安置在走廊和楼梯口上，拥挤的状况，甚至开始影响到妇女病房那边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疲乏地打着哈欠，从窗前走开，他没有什么事情好想。但他突然记起他所服务的圣十字医院里的一件意外。一个女病人前几天在外科病房去世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诊断是肝里有绦虫，但大家都以为他弄错了。今天要验尸，不过那里的解剖师是个酒鬼，天知道他会搞出什么样的结果。
突然之间夜已降临，外面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好像被一根魔术棒点过似的，所有的窗户忽然都亮起灯光。
妇科主任从冬妮亚产房前的窄廊走出来。他是个大块头，别人问他话的时候，他总是耸耸肩头，用眼睛望着天花板。他这沉默的姿势原意是表示：无论科学多么进步，在天地间还有更多科学根本不能梦想的东西。
经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时，他点头微笑着，把他胖胖的大手摆动了几下，亲切地表示，除了耐心等待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然后便走到走廊另一头的候诊室抽烟去了。
跟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助手，她的多嘴和她上司的沉默寡言恰成对比。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回家去了。”她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明天我会打电话到圣十字医院去找你。在这段时间之内不会有什么变化。顺利生产的可能性很大，应该不需要动手术的。当然，她的骨盘是窄了些，并且胎儿的位置是脑袋在后面，不见疼痛，收缩又轻微。这些是使人担心的。不过现在一切都言之过早。这要等胎动之后看阵痛的情形了。那时我们就知晓一切了。”
第二天，当他打电话去的时候，医院的门房接了电话，叫他等一下，容他去查问。他在电话上焦灼痛苦地等了十分钟，那门房带来一个语焉不详而且表达粗鲁的消息：“他们说，告诉那家伙，他太早送他老婆来了，他应该来接她回家。”
恼怒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要他把护士找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那护士说，“一两天以内我们可以知道得多些。”
第三天他们告诉他，冬妮亚前一天晚上开始有了阵痛，破晓时分羊水破了，以后每隔不久便有一阵剧痛。
他立刻赶到医院去。当他从走廊走近病房门口时，不晓得是谁的疏忽，只见房门半开，他听见冬妮亚正在令人心碎地叫喊，就像火车轮下断肢碎骨的受难者被火车拖着移动时发出的惨叫。
他们不让他去看她。他把手指的骨节咬到出血，一面走到窗前。斜射的雨就像前两天一样地倾注着。
一个护士从产房出来，同时他也听到了初生婴儿的哭声。“她没事了，她没事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欣慰地自言自语。
“是个公子。一个小男孩。母子均安，恭喜恭喜！”那护士像唱歌似的说道，“但你还不能进去。他们预备好了，我们就会让你看的。你必须好好送个礼物给她呢。她很受了点苦，这是头胎，头胎总是麻烦些的。”
“她没事了，她没事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乐了。他不明白那护士跟他说的是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她向他说恭喜，好像刚才所发生的事他也有份儿似的。他和这件事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该为这不劳而获的父亲地位骄傲，他觉得这个儿子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他甚至事先未曾察觉到。要紧的是冬妮亚———生命受到威胁的冬妮亚——现在幸好没事了。
他有一个病人在这医院附近。他去看了这病人，半小时后再回到医院。产房的门和窄廊的门都是半开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不觉偷偷地溜进了窄廊。
那穿着白色外套的大块头产科医师，好像从地面升起来似的站在他面前，挡着他的去路。
“你要到哪里去？”他低声问他，尽力不让新妈妈听到声音，“你疯了吗？她失了那么多血，冒着败血症的危险，更不要说心理上的震动了！你还说自己是个医生呢！”
“我不是要……就让我看一眼嘛。就让我从门缝里看一看。”
“嗯，好吧，那又不同了。你一定要看，就看吧。可别让我抓到你……如果你让她看见你，我就扭断你的脖子。”
产房里两个穿白制服的妇人背向门站着，一个护士，一个助产生。护士手上托着一个软软的、呱呱哭的小东西，身子一伸一缩，就像一块红黑色的橡皮。那助产士正把一条带子缚到他的肚脐上，以便割掉脐带。冬妮亚躺在房间中央一张可以升降的手术床上。她躺得相当高，在紧张中把一切印象都夸大了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她所躺的升降床有那种给人站着写字的桌子那么高。
这时，躺得比一般人都高、接近天花板的冬妮亚，正筋疲力尽地仰卧在逐渐消退的痛苦云雾中。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眼中，她似乎是一艘进了港、卸了货的船，停泊在海湾中。她是一艘来自不知名的国度的船，她驶过死亡的海洋，来到生命的大陆，载来的货物是入境的新生命。一个这样的新生命刚刚登岸了，现在船已下锚，船舱已经卸空了货，她在休息。这整艘船，她那负过重担的桅杆和龙骨都在休息，在她的记忆中，彼岸的形象，海洋上的旅程和其他的泊岸，都已经洗涤干净了。
而且，由于谁也没有到过她所来的地方，所以没有人懂得那儿的语言。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他的医院，大家纷纷向他道喜。消息传得这么快，真使他吃惊。
他走进那被称为垃圾堆的职员室。由于医院收容病人过多而造成的拥挤，这小房间现在当成衣帽间使用。从外面进来的人连雪靴也不脱，他们把行李忘在那里，并且把字纸和烟屁股丢满一地。
那年老虚弱的解剖师站在窗前，手中拿着一瓶不透明的液体，正戴着眼镜对着光仔细端详。
“恭喜。”他说，头也不回地说。
“谢谢你，你真有心。”
“不必谢我。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尸检是波楚什金做的。不过大家都很佩服你——果然是肝里有绦虫。你是一个真正的诊断专家，他们都这么说。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内科主任进来了，他向他们两人打了招呼，说：“这个地方搞的是什么鬼？真是脏得不像话！哎，日瓦戈，原来真的是肝里有绦虫，我们都弄错了。恭喜你。还有一件事，不太妙的事。他们又在翻那免除兵役的名单了。这一次我再也阻止不了他们了。医护人员缺得要命。我看你也快要闻到火药味了。”
安季波夫夫妇在尤里亚金的生活比他们所希望的要好得多。那里的人对吉沙尔一家有很好的印象。这对于拉拉在新环境中建立一个家庭大有帮助，省下了许多麻烦。
拉拉很忙，而且要考虑不少事情。她要管家，同时还要管教他们三岁大的女儿卡坚卡。他们家雇用了一个红发的女佣人玛尔富特卡，她很勤快，但干不了所有的工作。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的工作兴趣和她丈夫相同。她自己在女子中学教书。她的工作没有压力，轻松愉快。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她喜爱尤里亚金。这是她出生的地方。这儿濒临雷尼瓦河，除了上游之外，船舶可以通航，一条乌拉尔省的铁路也经过这个城市。
接近冬天时，尤里亚金的船主们把船只从河里搬上岸，用车子运进城，把它们收进后院里，露天搁着，等待第二年的春天。尤里亚金后院里的船，以及它们翻过来的浅色船底，意味着冬天来临的讯号，正如其他地方的鹳鸟南飞或者初雪一样。安季波夫一家租的房子，后院里就有这样的一只船。卡坚卡在白色的船壳下玩耍，把它当成一座凉亭。
拉里莎·费奥罗芙娜喜欢尤里亚金的乡间风格、那里的拖着长长的重音节的北方腔调，以及那里穿着毡靴和灰绒背心外套的知识分子的天真淳朴。她和那里的土地及居民都很亲近。
奇怪的是，她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个莫斯科铁路工人的儿子——反而竟是个无可救药的大都市人。他对尤里亚金人的批判远比她来得苛刻。他们的粗俗和无知使他气恼。
他具有迅速阅读和累积见闻的过人长处。他曾经阅读过许多书籍，这部分他必须感谢拉拉。在他陋居边省的这几年当中，他又读了许多书，以致在他眼中拉拉也不够见闻广博了。他在他学校的同事当中高人一等，因此他经常抱怨在这群人当中，简直快要闷死了。在这战时，他们那种一般的、平凡的，甚至有点陈腐的爱国主义，比起他自己对俄国复杂的感情来，是相当地不对劲。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大学里主修的是古典文学，他教的却是拉丁文和古代史。但自从早年在职业中学就读以来，他一直对实用科学、物理和数学保持着一种半遗忘的爱好，而最近这种爱好突然恢复了。依靠自己在家里自修，他已经在这些课程上达到了大学程度，特别梦想着在数学的某一科中取得学位，并且梦想着搬到彼得堡去。深夜苦读影响他的健康，他开始尝到失眠的痛苦。
他和他的妻子关系不错，但缺乏自然的感觉。她的体贴以及为他操心的紧张样子使他感到压迫，但他不敢批评她，怕她把他热心的话当作一种责备——也许多少暗示她的为人比他坏些，或者非议她曾一度属于另一个人。他多疑的焦虑——唯恐她怀疑自己会荒谬地对她不公平——使得他们的生活中有着不自然的造作。两人都尽力做得比对方更大方，结果事情愈弄愈复杂。
一天晚上他们家来了客人——拉拉任教那所学校的女校长和几个她丈夫学校里的同事，还有一个是帕维尔最近才进去工作的仲裁法庭的仲裁员，此外还有几个别的朋友。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心目中，这些人全是笨蛋。他对拉拉对待他们的亲切温和的态度感到惊讶，他根本不相信她能真心真意地喜欢其中的任何一人。
客人们告辞以后，拉拉打开窗子让空气流通，收拾房子，并去厨房和玛尔富特卡一起洗碗碟。然后她查看卡坚卡是否盖好了被子，帕沙是否已经睡了，同时很快地换了睡衣，关了灯，躺到他身边，如同一个小孩睡在自己的母亲身边那么自然。
但是安季波夫只是假装已经入睡。实际上近来他经常失眠，他根本睡不着。他知道自己会躺三四个小时依然不能入睡。他悄悄地下了床，在睡衣上罩上大衣和帽子，走出门外。一方面希望散步到有些睡意可以入睡，另一方面是避开屋子里还没有散尽的烟味。
这是一个晴朗而有霜的秋夜。薄薄的冰片在他的脚下不住地碎裂。群星闪耀的天空，在那罩了一层薄冰泥泞的黑色大地上，投下一抹苍白的、像酒精火焰似的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