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基度山伯爵在巴黎社交界长时期生活过，他便会充分重视德·维勒福先生登门拜见他的这番举动。
不论在位的国王是长房还是幼支，不论掌权的大臣是空论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德·维勒福先生在宫廷里的地位总是很稳固；人人有口皆碑，称他能干，正如政治上的不倒翁一般都有能干的声誉；他受到很多人的憎恨，也得到某些人热忱保护，但没有人喜欢他，他是司法界占据高位的人物之一，就像阿尔莱sup/sup或莫莱sup/sup那样盘踞在高位之上。他的沙龙虽然经过他年轻的妻子和十八岁左右的前妻之女更新，仍然是巴黎严肃的沙龙之一，遵循着对传统的崇拜和对礼仪的信仰。冷漠有礼、对政府的原则绝对忠诚、对理论和理论家深深蔑视、对观念学派深恶痛绝，这些就是德·维勒福先生炫耀的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的诸种因素。
德·维勒福先生不单是个法官，还几乎是个外交家。他总是谦恭有礼地谈起前朝，他跟前朝的关系使他得到当今宫廷的看重，他知道许多事，别人不仅要谨慎对待他，情况或许不会如此，但他就像反抗君主的封建领主一样，住在一座无法攻克的堡垒内。这座堡垒就是他检察长的职务，他巧妙地从中攫取一切好处，暂时离开职守只是为了当选议员，并通过反对派的立场来代替中立态度。
一般说，德·维勒福先生很少出门拜访或回访。他的妻子替他拜访：这是社交界所容许的事，大家归因于法官繁重而琐碎的事务，而其实这只是傲慢的算计，贵族的本质，最后是这句格言的运用：“只要装出自尊的样子，别人就会尊敬你。”这句格言在我们的社会里比希腊人的那句格言“要有自知之明”有用百倍，今日，那句希腊格言已被“认识别人”这种更省力但更有利可图的手段代替了。
对于朋友来说，德·维勒福是一个强大的保护者，对于敌人来说，这是一个默默无声但激烈异常的对手，对于跟他无关的人来说，这是法律的化身，外貌高傲，面容冷漠，目光暗淡无力，或者咄咄逼人、洞察秋毫，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四次革命的经历巧妙地摞在一起，建造、继而加固了他的底座。
德·维勒福先生素以法国最不好奇和最不庸俗的人物著称，他每年开一次舞会，在舞会上出现一刻钟，就是说，比国王在舞会上对待他的臣民还少四十五分钟，在剧院、音乐会和任何公共场合，从来都见不到他，有时，但非常少见，他玩一局惠斯特牌戏sup/sup，而且要仔细为他挑选能与他平起平坐的牌友，那就是大使、大主教、亲王、议长或者孀居的公爵夫人。
马车停在基度山家门口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正当伯爵俯身对着一张大桌子，在一张地图上察看从圣彼得堡到中国的路线时，随身男仆通报德·维勒福先生来访。
检察官迈着走进法庭时那种庄重而刻板的步子，步入房间，这个人还像读者以前在马赛见到的那个代理检察官，或者说得准确点是那个人的继续。他的体质跟他的准则和谐一致，尽管要经历岁月的行程，在他却丝毫未变。他从修长变得瘦削，从苍白变成蜡黄，他凹进去的眼睛眍了进去，他的金边眼镜架在眼眶上，好像属于脸的一部分，除了红绶带以外，他的其余服装全是黑色的，这种丧服颜色只有红绶带那点滚边显出了不同，红绶带不起眼地穿过纽孔，好像用画笔勾出一条血红的线。
不管基度山多么有自制力，他还是带着明显的好奇心，一面还礼，一面打量法官；法官因为习惯多疑，尤其对社会上的奇闻很少相信，他倾向于将这个高尚的外国人——基度山已得到这个雅号——看做来开拓新市场的冒险家或者违犯放逐令的不法之徒，而不是罗马教廷的大主教或者《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
“先生，”维勒福说，那种刺耳的声调是法官在演说时装出来的，他们在谈话中无法或者不愿摆脱，“先生，昨天您帮了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大忙，感谢您是我要履行的职责。我就是来履行职责的，并向您表达我的衷心谢意。”
在说这番话时，法官的严厉目光丝毫没有减少平时的狂妄。他刚说的一番话，是用总检察长的口吻说出来的，脖子和肩膀挺得硬梆梆，怪不得他的奉承者说他是法律的化身。
“先生，”伯爵也冷冰冰地回答，“我很高兴能为母亲保全儿子的性命，因为据说母爱是最神圣的感情，而落在我身上的幸运不用先生您履行义务，虽然履行这个义务无疑是给我赏脸，因为我知道，德·维勒福先生从不滥用分给我的这种恩惠，但不管这种恩惠多么宝贵，对我来说仍然比不上我内心的满足。”
维勒福没有料到这种攻击，大吃一惊，就像一个士兵感到戳至他身穿的甲胄之下的一击那样哆嗦起来，他那不可一世的嘴唇一弯，表明他从一开始就不把基度山伯爵看做一个谦恭有礼的贵族。
他环顾四周，想抓住一样东西当作谈资，因为刚才的话题已被摔得粉碎。
他看到自己进来时基度山在查找的那张地图，于是说：
“您在关心地理，先生？这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问，对您尤其如此，据说，您见过许多地方，就像印在地图上的那么多。”
“是的，先生，”伯爵回答，“我想对人类作整体的生理研究，而您每天却对例外现象作这种研究。我想，从整体到部分，比从部分到整体对我要更容易。从已知数到未知数而不是从未知数到已知数，这是一条代数公理……请坐，先生。”
基度山给检察官指指一张扶手椅，后者不得不亲自往前挪一挪，而基度山只稍往后一倒，刚才检察官进来时，他正跪坐在这张椅子上，这样，伯爵侧身对着来客，背朝窗户，手肘支在地图上，这张地图眼下成为谈资，这场谈话就像在莫尔赛夫家里和唐格拉尔家里一样，如果不在情境上，至少在人物方面，进行得完全一样。
“啊！您在讲哲学，”维勒福沉吟一下说，如同一个竞技者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在养精蓄锐一样，“那么，先生，我以名誉保证！如果我像您一样无所事事，我会找一件不那么索然寡味的事去做。”
“不错，先生，”基度山回答，“对于用巨型显微镜来研究人的生物来说，人是一条丑陋的毛虫。我想，您刚才说，我无所事事。哟，您倒自以为有事可做，先生？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您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够得上称之为某件事？”
维勒福感到了这个古怪的对手狠狠的第二击，越发惊讶，法官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有力的奇谈怪论了，或者不如说他是头一回听到。检察官想方设法作出回答。
“先生，”他说，“您是外国人，我想，刚才您也说过，你平生有一部分时间在东方国家度过，因此您不知道，人类正义在这些野蛮的地方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实现的，而在我们国家，则采取谨慎而有分寸的步骤。”
“恰恰相反，先生，恰恰相反，这是古代的pedeclaudosup/sup。我知道一切，因为我尤其关注各国的司法机构，我将各国的犯罪诉讼程序和天理人情作比较，我应该说，先生，仍然是原始民族的法律，就是说同等报复的法律，我感到最符合上帝的心愿。”
“如果这种法律被接受，先生，”检察官说，“它就大大简化了我们的法典，正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法官一下子就会无事可做。”
“恐怕就是这样，”基度山说，“您知道，人类的创造是从复杂走向简单的，简单总是完美。”
“暂且，先生，”法官说，“我们的法典还带着互相矛盾的条文存在着，这些条文来自高卢人的风俗、罗马法和法兰克人的习俗，然而，您会承认，了解所有这些法律不能不经过长期的工作，而且必须长期研究才能获得这种了解，还必须具备卓越的记忆力，才能不致忘记获得的知识。”
“我同意这种看法，先生，但您所知的只是法国的法典，而我不仅知道这部法典，而且知道一切国家的法典：英国的、土耳其的、日本的、印度的法律，跟法国的法律一样，我都熟悉，所以我有理由说，相对而言（您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先生），跟我的所作所为比较起来，您做的事情很少，跟我所知的比较起来，您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会。”
“您学会这一切出于什么目的呢？”维勒福惊讶地问。
基度山露出微笑。
“好，先生，”他说，“我看，虽然您有高雅之士的美誉，但您却以社会上讲求实利的、庸俗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从人开始，以人结束，就是说按照人类智力所能允许的最有限、最狭隘的观点看问题。”
“请解释一下，先生，”维勒福越来越惊讶，“我不明白您的话……不太明白。”
“我是说，先生，如果眼睛只盯住各国的社会机构，您就只看到机器的弹簧，却看不到使机器活动的崇高工匠，我是说，在您面前和周围的人中，您只承认那些由大臣或国王签署委任状的官吏，而却无视置于这些官吏、大臣和国王之上，赋予他们一项使命而不是一个官职去完成的人，我是说这些人为您肤浅的目光所看不到。这是机体衰弱和不完备的人的弱点所在。托比亚斯sup/sup把那个前来恢复他视力的天使看做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将被阿提拉sup/sup的民族误以为他不过是众征服者之中的一个，所有人必须在显示了上天给他们的使命之后，才被人承认，托比亚斯必须说‘我是主的天使’，阿提拉必须说‘我是上帝的锤子’，他们两人的神性才算显露。”
“那么，”维勒福不胜惊讶，以为在对一个有宗教幻想的人或者疯子说话，“您自认为是上述的奇人当中的一个吗？”
“为什么不是呢？”基度山冷冷地说。
“对不起，先生，”维勒福大为震惊地说，“请原谅，我来拜见您，却不知道拜见的人知识和才智远远超过常人的知识和一般的头脑。我们是受到文明腐蚀的不幸的人，在我们国家里，像您这样拥有巨大财产的贵族——至少据说如此，请注意我不在询问您——那些富有的特权阶层，把时间消磨在社会思考和哲学幻想上，那是极其少见的，因为这些思考和幻想至多只能安慰那些时乖运蹇，被剥夺人间欢乐的人。”
“唉，先生，”伯爵说，“您达到这样显要的地位，却没有容许过和遇到过一些例外吗？您的目光非常需要精细和稳妥，但您从来没有运用这种目光一下子猜度出要审视的是哪一种人吗？一个法官难道不但需要成为最好的实施法律的人和最精明的辨清诉讼黑幕的人，而且要成为人心的探测器和验出每颗心灵或多或少所包含的杂质的试金石吗？”
“先生，”维勒福说，“说实话，您驳得我哑口无言，我从来没有听人像您这样议论过。”
“这是因为您总是禁锢在一般情况的圈子内，您从来不敢振翼飞到上帝把不爱露面和异乎寻常的人所安身的高层领域。”
“先生，您认为存在这种领域，异乎寻常和不爱露面的人混杂于我们之中吗？”
“为什么不是呢？您看得到您呼吸的、赖以为生的空气吗？”
“那么，我们看不到您所说的那种人吗？”
“恰恰相反，只要上帝允许他们幻化成形，您就看得到他们，您就能摸到他们，同他们摩肩接踵，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回答您。”
“啊！”维勒福微笑说，“我承认，一旦这种人当中的一个要同我接触，我希望事先知道。”
“您已经如愿以偿，先生，因为您刚才已经得到通知，现在我再告诉您。”
“这样的话，您就是那种人？”
“我属于这种异乎寻常的人，是的，先生，而且我相信，迄今为止，没有人处在跟我相同的地位上。国王的领土要么受到山脉和河流，要么受到风俗变化和语言不同的限制。我的王国则像世界一样广袤，因为我既不是意大利人、法国人、印度人、美国人，也不是西班牙人：我以四海为家。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可以说看到我出生。唯有上帝知道哪一个地方的人能看到我辞世。我接受各国的习俗，我会说各国语言。您以为我是法国人，是吗？因为我说法语跟您一样流利纯粹。而我的努比亚奴隶阿里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的管家贝尔图乔以为我是罗马人，我的女奴海蒂以为我是希腊人。因此您明白，我没有国籍，不要求任何政府保护，不承认任何人为兄弟，使强者止步的顾忌或使弱者瘫痪的障碍，却不能使我止步或使我瘫痪。我只有两个对手，我不想说两个赢家，因为我只要持之以恒，就能使它们屈服：这就是距离和时间。第三个，也是最可怕的对手，是造成我死亡的条件。只有这个条件能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止住我，不让我达到奔赴的目标：其余的一切，都在我的算计之中。世人称之为运气决定的东西，破产呀、变故呀、可能性呀，我都一一预见到，即使有某些机会会落到我身上，但没有一种能把我打倒。除非我离世，我始终保持原样，因此我对您说出一些您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即使从国王的嘴里也说不出来，因为国王需要您，别人害怕您。在我们这样一个结构可笑的社会里，谁都免不了要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或许我要跟检察长打交道。’”
“您呢，先生，您也可能这样说，因为眼下您住在法国，您自然而然遵守法国的法律。”
“我知道这一点，先生，”基度山回答，“但只要我该到一个国家，我就开始通过我特有的方法，研究我可能对之有所期待或者要防备的所有的人，做到同他们本人一样，甚至超过他们本人对自己的了解，导致的结果是，不管我要跟他打交道的检察官是谁，他肯定会比我更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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