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逊和弗伦银行的代理人给予延期，是摩雷尔万万料想不到的；在可怜的船主看来，他似乎又要时来运转了，这种机遇在向人预示，命运终于厌倦了对他的死死纠缠。当天，他把发生的事告诉女儿、妻子和爱马纽埃尔，家庭如果不能说恢复一点平静，至少恢复了一点希冀。但不幸的是，摩雷尔不仅仅同汤姆逊和弗伦银行有来往；这家银行对待他表现得非常随和。正如他所说的，在商场上只有往来客户，而没有朋友。他深入思索之后，甚至不明白汤姆逊和弗伦先生待他为什么这样宽宏大度；他只能这样解释，就是这家公司出于自私自利而又做得非常巧妙的考虑：最好支撑一个欠我们近三十万法郎，过三个月便能凑齐这笔款子的人，而不要加速他的破产，只得到百分之六的本金。
不幸的是，要么出于仇恨，要么出于盲目，摩雷尔的往来客户都不是这样考虑，有几个甚至还作出相反的考虑。摩雷尔签署过的票据都极其严格地按时送到出纳处，由于英国人给予延期付款，柯克莱斯都能来者不拒地支付了。因此，柯克莱斯继续保持与生俱来的那份泰然自若的样子。唯有摩雷尔先生惶恐地看到，如果他要在十五日归还德·博维勒的十万法郎，在三十日归还三万二千五百法郎的票据，他这个月就得破产，幸亏他能延期偿付监狱督察的债券。
马赛整个商界都认为，在接踵而至的厄运打击之下，摩雷尔无法支撑。当大家看到他到月底还能照常准确付款，不免十分诧异。但是大家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恢复对他的信任，都异口同声地将不幸的船主破产前向法院递交资产负债概况延到下月底。
整个月摩雷尔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把自己所有的财源汇聚起来。从前，他开出去的票据，不管是什么日期的，都被信赖地接受下来，甚至还有人想得到这些票据。摩雷尔想转让一些三个月的票据，但家家银行都拒付。幸亏摩雷尔回收了几笔款子，他能有所依靠；这几笔回收款起了作用，摩雷尔于是还能应付契约，直到七月底。
再说，在马赛没有再见到汤姆逊和弗伦的代理人；他拜访摩雷尔先生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就销声匿迹了，由于他在马赛只跟市长、监狱督察和摩雷尔先生有过来往，他到此一游，除了这三个人保留了不同的回忆以外，没留下别的痕迹。至于“法老号”的那些水手，看来他们找到了某些差使，因为他们也消失不见了。
戈马尔船长因身体不适，留在帕尔马，复元后也回来了。他犹豫不决，是否去见摩雷尔先生，但摩雷尔知道他回来后，亲自去找他。可敬可佩的船主通过珀纳龙的叙述，早已知道船长在遇难时英勇无畏的行动，他力图安慰船长。他给船长捎来薪水，但戈马尔船长没有勇气去领这笔钱。
正当摩雷尔先生下楼时，他遇见了上楼的珀纳龙。从外表看来，珀纳龙花钱倒花的是地方，因为他全身上下一套新衣服。高尚的舵手看到船主，显得非常尴尬；他站在楼梯平台最远的角落，轮番地把那块嚼烟从左边顶到右边，又从右边顶到左边，滑动着惊惶的大眼睛，仅仅胆怯地一摆，来回答摩雷尔先生一向热情的握手。摩雷尔先生把珀纳龙的尴尬归之于他服装笔挺，很明显，这个正直的人还没有这样大手大脚地花过钱；不用说，他已经在别的船上找到差使，而他的羞愧来自于没有更长久地为“法老号”志哀，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或许他是来向戈马尔船长报告他的好运气的，并向船长转达他的新主人的提议。
“都是些好汉啊，”摩雷尔走远以后说，“但愿你们的新主人像我一样热爱你们，而且比我更加幸运！”
八月过去了，摩雷尔持续不断地努力，要去掉旧债券，或者立下新债券。八月二十日，在马赛，据悉他坐上了邮车，于是盛传本月底他要在破产前向法院递交资产负债概况，摩雷尔事前走掉是为了免得目睹这个残酷无情的行动，不用说委派了他的高级职员爱马纽埃尔和出纳柯克莱斯去照应。但同一切预料相反，八月三十一日来临了，出纳处照常营业。柯克莱斯出现在账台栅栏后面，就像贺拉斯笔下的正义者一样镇定如常，同样聚精会神地审察别人递过来的票据，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都同样准确地付款。如同摩雷尔先所预料的那样，有两笔款子要偿还，柯克莱斯准确照付，就像票据是属于船主个人欠下的。大家对此莫名其妙，于是又以预言灾祸的人特有的固执，把船主的破产推迟到九月底。
九月一日，摩雷尔回来了，全家焦虑不安地等待着他；他最后的得救之路大概从这次到巴黎去的行动中产生。摩雷尔想到了唐格拉尔，他眼下是百万富翁，而过去受过船主的恩惠，既然唐格拉尔是在摩雷尔的推荐下才得以替西班牙银行家办事，而他的巨大财产是从这家银行起步的。今日，据说唐格拉尔拥有六百到八百万，信用达到无限的地步。唐格拉尔不用从口袋里掏一个埃居，便可以挽救摩雷尔，他只消保证借贷，摩雷尔就得救了。摩雷尔早就想到唐格拉尔；但总有一种无法主宰的本能的反感，摩雷尔尽可能延缓采取这最后一招。他是对的，因为他回来时由于遭到拒绝丢尽了脸，感到精疲力竭。
因此，摩雷尔回来后没有发过一声怨言，没有说过一句指责的话；他流着泪拥抱妻子和女儿，向爱马纽埃尔友好地伸出手去，继而独自关在三楼他的工作室内，只叫柯克莱斯过来。
“这一次，”两个女人对爱马纽埃尔说，“我们是完蛋啦。”
她们之间经过短暂的密谈，确定朱丽写信给她驻守在尼姆sup/sup的哥哥，叫他马上回家。
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本能地感到，她们需要竭尽全力来抵挡威胁着她们的打击。
再说，马克西米利安·摩雷尔虽然只有二十二岁，但已经对他父亲有巨大影响力。
这是一个坚毅直率的年轻人。到了要考虑为他选定一门职业的时候，做父亲的不愿事先强加给他一种未来的职业，而是问年轻的马克西米利安有何兴趣。马克西米利安当时宣称，他想过军人的生涯；与此相应，他学习成绩优异，考入了综合工科学校，毕业后成为了第五十三团的少尉。他担任这个军阶已有一年，一有机会就能被任命为中尉。在团队里，马克西米利安·摩雷尔被当做最严守纪律的人，不但遵守一个军人应负的责任，而且遵守一个人应尽的所有责任，大家称他为“斯多葛主义者”sup/sup。不用说，许多这样称呼他的人，是从旁人那里听来的，又加以重复，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的母亲和妹妹感到要面临严峻时刻，于是召唤这个年轻人来帮助她们共渡难关。
她们并没有弄错情况的严重性，因为摩雷尔先生同柯克莱斯进入工作室不久，朱丽就看到柯克莱斯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容貌大变地走了出来。
当他从她身边经过时，她想问问他；但这个老实人继续下楼，那种急匆匆是平常没有的；他仅仅向上举起双臂，喊道：
“噢，小姐！小姐！多么可怕的恶运啊！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过了一忽儿，朱丽看到他捧着三四本厚厚的账簿、一个文件夹和一袋钱又跑上来。
摩雷尔查看账簿，打开文件夹，数了数钱。
他所有的钱总共是六千至八千法郎，至五日为止，他能收入的款项是四五千法郎；加起来最多不过一万四千法郎的资金，却要应付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的一笔票据。甚至没有办法部分付款。
但是，当摩雷尔下楼去吃晚饭时，他却显得相当平静。这种平静比颓丧泄气更使两个女人心惊胆颤。
午饭后，摩雷尔习惯出门；他要到福赛sup/sup人俱乐部喝咖啡，看《信号台报》，但这一天他根本不出去，而且上楼回到他的办公室。
至于柯克莱斯，他显得完全呆若木鸡。白天有一部分时间他待在院子里，光着头，冒着三十度的太阳，坐在一块石头上。
爱马纽埃尔竭力让两个女人放心，但他笨嘴拙舌。年轻人对公司的事务非常清楚，不能不感到摩雷尔家要大难临头了。
黑夜降临：两个女人在守夜，希望摩雷尔从工作室下来，走进她们的房里；但她们听到他经过她们的门口，放轻脚步，不用说生怕被她们叫进去。
她们侧耳细听，他走进自己房间，从里面锁上了门。
摩雷尔太太叫女儿去睡觉，朱丽走后半小时，她站起身来，脱下鞋子，蹑手蹑脚来到走廊，想从锁眼里看看丈夫在做什么。
在走廊里，她看到一个影子退走：这是朱丽，她也忐忑不安，比母亲先来一步。
姑娘终于向摩雷尔夫人走来。
“他在写东西。”她说。
两个女人虽然没有互相说出来，却已摸透了对方的心思。
摩雷尔太太弯腰对准锁孔。摩雷尔当真在写东西；但是，她女儿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她却注意到了，这就是她的丈夫在印有标记的纸上写东西。
她的脑际闪过这个可怕的念头：他在写遗嘱！她浑身颤抖，但她仍有力量只字不提。
第二天，摩雷尔先生显得泰然自若；他像平日一样待在办公室里，像平时一样下楼吃早餐，只不过在午饭后他让女儿坐在他身边，把孩子的头抱在怀里，久久靠在自己胸脯上。
傍晚，朱丽告诉母亲，她已注意到，尽管表面泰然自若，爸爸的心剧烈地跳动。
以后的两天也差不多这样过去了。九月四日傍晚，摩雷尔先生又向女儿要他的工作室的钥匙。
听到这个要求，朱丽打了个寒噤；她觉得这个要求是不祥之兆。为什么父亲又向她要这把钥匙呢？这把钥匙一直由她保管，她孩提时只是作为惩罚她才向她要回去！
姑娘望着摩雷尔先生。
“我做错了什么，爸爸，”她说，“您要向我讨回这把钥匙？”
“什么也没做错。我的孩子，”不幸的摩雷尔回答，这个如此简单的要求使他泪水盈眶，“什么也没做错，只不过我需要用一下。”
朱丽佯装寻找钥匙。
“我把钥匙落在我房里了。”她说。
她走了出去；但她不仅没有回房里，反而下楼跑去问爱马纽埃尔。
“不要把这把钥匙还给您的父亲，”爱马纽埃尔说，“明天早上，要尽可能不离开他。”
她竭力盘问爱马纽埃尔；但他不知道其他情况，或者不愿说别的情况。
九月四日至五日的通宵，摩雷尔太太将耳朵贴住细木护壁板。直至凌晨三点钟，她听到丈夫激动地在房间里走动。
直至三点钟他才扑到床上。
两个女人在一起过了一夜。从昨天傍晚起，她们等待着马克西米利安到来。
早上八点钟，摩雷尔先生走进她们的房间。他很平静，但一夜的激动在他苍白而憔悴的脸上呈现出来。
两个女人不敢问他是否睡得好。
摩雷尔从来没有对妻子如此温柔，对女儿如此慈爱；他凝视和拥抱着可怜的孩子，但仍然感到不满足。
朱丽回想起爱马纽埃尔的嘱托，她父亲出去时，她想跟着他；但他委婉地把她阻挡住：
“留在你妈妈身边吧。”他对她说。
朱丽想坚持。
“你照我的话去做！”摩雷尔说。
摩雷尔头一次对他女儿说：你照我的话去做！但他这样说时声调中带着慈父的温柔，以致朱丽不敢向前迈一步。
她留在原地，默默无言，一动不动地站着。过了一会儿，门又打开了，她感到两条手臂抱住她，一只嘴贴在她的脑门上。
她抬起眼睛，发出一声快乐的感叹。
“马克西米利安，哥哥！”她喊道。
听到这叫声，摩雷尔太太跑了过来，投到儿子的怀抱里。
“妈妈，”年轻人说，轮流瞧着摩雷尔太太和她的女儿，“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你们的信吓了我一大跳，我就赶回来了。”
“朱丽，”摩雷尔太太说，同时向年轻人递了个眼色，“去告诉你爸爸，马克西米利安回来了。”
少女冲出房间，但在第一级楼梯上，她遇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封信。
“您是朱丽·摩雷尔小姐吗？”这个人用极其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说。
“是的，先生，”朱丽期期艾艾地回答，“您找我有什么事？我不认识您。”
“请看这封信。”那人说，递给她一封短笺。
朱丽迟疑不定。
“信里关系到怎样搭救您的父亲。”送信的人说。
少女从他手里把短笺夺过来。
她急忙打开来看：
立即到梅朗巷，走进十五号，向门房女人要六楼房间的钥匙，走进这个房间，在壁炉角上拿走一只红缎钱袋，把这只钱袋交给你的父亲。
他在十一点钟以前要拿到这只钱袋，事关重大。
您答应过要盲目服从我，我向您提醒您的诺言。
水手辛伯达。
少女发出快乐的喊声，抬起眼睛寻找，想问问把这封短笺转交给她的那个人，但来人已经没了踪影。
于是她又把目光投向短笺，再读一遍，发觉还有附言。
她读道：
至关重要的是，您要亲自单独完成这项使命；如果有人陪着您，或者不是您，换了一个人前往，门房会回答，她不知道来人在胡说些什么。
这个附言给姑娘的快乐泼了一头冷水。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这不是给她布下的一个陷阱吗？她的天真无知使她不知道，她这种年纪的姑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但恐惧心理是不需要知道危险的；有一点要指出，这就是：恰好是茫然无知的危险引起最强烈的恐惧。
朱丽犹豫不决，她决意同别人商量。
但出自一种古怪的感情，她去求助的既不是她的母亲，也不是她的哥哥，而是爱马纽埃尔。
她下楼去，把那天汤姆逊和弗伦银行的代理人到她父亲那里发生的事，给他讲了一遍；她告诉他在楼梯上的场面，向他重复她所作的诺言，然后把信递给他。
“一定要去，小姐。”爱马纽埃尔说。
“要去吗？”朱丽小声问。
“是的，我陪您去。”
“您没看到我应当单独前往吗？”朱丽说。
“您会单独一个人，”年轻人回答，“我呢，我在博物馆街等您；如果您迟迟不下来，令我不安，我就会去找您，我为您负责，您对我说有谁惹您的麻烦，那就活该他倒霉！”
“这样的话，爱马纽埃尔，”姑娘犹豫着又说，“您的意见是，我去赴约啰？”
“是的；送信人不是对您说过，信里关系到怎样搭救你的父亲吗？”
“说到底，爱马纽埃尔，他究竟遇到什么危险呀？”姑娘问。
爱马纽埃尔踟蹰一下，但为了使姑娘赶快下定决心的愿望占了上风。
“听着，”他对她说，“今天是九月五日，是吗？”
“是的。”
“今天十一点钟，您的父亲要支付将近三十万法郎。”
“是的，我们知道这件事。”
“咦，”爱马纽埃尔说，“他的钱柜里还没有一万五千法郎这个数。”
“那么他会出什么事？”
“如果今天十一点钟以前，您的父亲找不到人帮助他，到中午，您父亲就不得不宣告破产。”
“噢！您来！您来。”姑娘喊道，拖上年轻人就走。
这时，摩雷尔太太已把一切向儿子和盘托出。
年轻人早已知道，随着父亲接二连三遭到灾祸，家里开支已作了很大改革；但他不知道事情到了这步田地。
他垂头丧气。
突然，他冲出房间，快步登上楼梯，因为他相信父亲在他的工作室，但他敲不开门。
由于他站在门口，他听到套房的门打开了，他回过身来，看到了父亲。摩雷尔先生没有径直上楼到工作室，而是回到自己的卧室，直到现在才出来。
摩雷尔先生看到马克西米利安，惊叫了一声；他不知道年轻人已回来。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左手握住一样东西，他藏在礼服底下。
马克西米利安赶快下楼，扑到父亲的脖子上；但突然他后退一步，只有右手顶住父亲的胸部。
“爸爸，”他说，脸色变得惨白，“为什么您在礼服底下藏着一对手枪？”
“噢！我就担心要节外生枝！”摩雷尔说。
“爸爸！爸爸！看在老天面上！”年轻人嚷道，“为什么要带上这些武器？”
“马克西米利安，”摩雷尔盯住他的儿子，回答说，“你是一个男子汉，而且是一个爱惜名誉的男子汉；来吧，我给你说清楚。”
摩雷尔迈着稳健的步子上楼到他的工作室去，而马克西米利安踉踉跄跄地尾随在后。
摩雷尔打开门，在儿子身后又关上门；他穿过候见室，走近办公桌，把一对手枪放在桌子的一角上，用手指向儿子点一点一本打开的账簿。
账簿上记载着目前准确的境况。
摩雷尔再过半小时要支付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
他所有资金只有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七法郎。
“看吧。”摩雷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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