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离开马赛，熟悉摩雷尔公司内部的人，如果现在回来，会发现里面大为变样。
再没有那种可以说从兴旺发达的公司散发出来的活跃、舒适和快乐的气息；再没有在窗帘后面显露出来的欢快面孔，再没有穿过走廊、一支笔插在耳背的忙忙碌碌的雇员；再没有堆满一包包货物、响起送货人的叫声和笑声的院子。他第一眼就感到难以形容的凄惨气息和死气沉沉。在空无一人的走廊和空荡荡的院子里，在从前坐满办公室的一大批职员中，只留下两个：一个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名叫爱马纽埃尔·雷蒙，他爱上了摩雷尔先生的女儿，尽管他父母想方设法要拉他回去，他还是留在公司里；另一个是年老的出纳，独眼，名叫柯克莱斯sup/sup，这是从前聚集在这个嗡嗡营营的大蜂巢里面的年轻人给他起的绰号，已经完全代替了他的真名，如果今天有人叫他的真名，他大半连头也不回的。
柯克莱斯留下来为摩雷尔先生服务，这个好人的地位起了古怪的变化。他既升为出纳，又降至仆人的身份。
他依旧是同一个柯克莱斯，善良、耐心、忠诚，但在计算方面是毫不容情的，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会向全世界对抗，甚至向摩雷尔先生对抗。他只知道乘法表，烂熟于心，不管别人怎么乱搅，设下什么圈套让他陷于其中。
在笼罩摩雷尔公司的一片凄惨气氛中，柯克莱斯却是唯一无动于衷的人。但千万不要搞错；这种无动于衷不是因为缺乏感情，相反，是来自不可动摇的信心。据说，老鼠会逐渐离开一条命中注定要沉入大海的船，正当起锚的时候，这些自私自利的客人已完全抛弃了船；正如上述，所有靠船主这家公司谋生的雇员和职员，也像老鼠一样，逐渐从办公室和仓库跑光了。但是，柯克莱斯看到他们一个个走掉，却没想到要考虑一下他们走掉的原因。正如上述，对柯克莱斯来说，一切都归结为数字问题，他在摩雷尔公司做事的二十年来，总是看到办公室敞开，付款如期进行，因此，他决不容许这种按部就班出现中断局面，付款也要中止，正如一个磨坊老板，拥有一个由水力充沛的河流推动的磨坊，是不容许这条河流停止流动的。至今，确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动摇了柯克莱斯的信心。上个月底的工作是一丝不苟地进行的。柯克莱斯查出一笔摩雷尔先生犯下的、有损于他的七十生丁sup/sup的错误，同一天，他把多出来的十四个苏交给摩雷尔先生，后者苦笑了一下，接过来扔在差不多空了的抽屉内，说道：
“很好，柯克莱斯，您是出纳当中的明珠。”
柯克莱斯退走时有说不出的满意；因马赛正派人当中的明珠摩雷尔先生的赞扬，对柯克莱斯来说，比五十埃居的谢礼更能使他满足。
但是，月底顺利结账以后，摩雷尔先生度过了难熬的日子；为了应付这个月底，他聚集了所有的财源，他生怕关于他陷入困境的传闻在马赛不胫而走，正当人们看到他这样穷于应付时，他到博凯尔的集市跑了一趟，卖掉了几件属于他妻子和女儿的首饰和一部分银餐具。作出这个牺牲，摩雷尔公司这次还能保住声誉；但钱柜已经完全空了。由于盛传流言，借款的人心存疑惧，他们一般都是自私自利的，便缩了回去；面对要在本月十五日归还德·博维勒先生的十万法郎，还有在下月十五日要到期的十万法郎，摩雷尔先生实际上把希望寄托“法老号”的归来，跟“法老号”同时起锚的一艘帆船已经安全到港，获悉“法老号”已经起航。
但这艘帆船同“法老号”一样，从加尔各答出发，已经回来半个月，而“法老号”却杳无音信。
在他跟德·博维勒先生了结了那桩上文所说的事务之后的第二天，就是在这种境况之下，汤姆逊和弗伦银行的特派代表来拜见摩雷尔先生。
爱马纽埃尔接待了他。每个新面孔都使年轻人胆颤心惊，因为每个新面孔都预示着一个新债主，他在惴惴不安中前来询问公司经理；不用说，年轻人想免掉老板接待这次来访的烦恼，他盘问来者；但来客声称，他对爱马纽埃尔先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想同摩雷尔先生本人说话。爱马纽埃尔叹了口气，叫声柯克莱斯。柯克莱斯出现了，年轻人吩咐他把外国人带到摩雷尔先生那里。
柯克莱斯走在前面，外国人尾随在后。
在楼梯上遇到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她不安地注视外国人。
柯克莱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种表情，但看来却丝毫也没逃出外国人的眼睛。
“摩雷尔先生在他的工作室，是吗，朱丽小姐？”出纳问。
“是的，至少我想是这样，”姑娘迟疑一下说，“您先看看。柯克莱斯，如果我父亲在里面，就通报这位先生来了。”
“不用通报我来了，”英国人回答，“摩雷尔先生不知道我的名字。这位正直的先生只要说，我是罗马的汤姆逊和弗伦银行的高级职员，您父亲的公司同敝银行有来往。”
姑娘脸色泛白，继续下楼，而柯克莱斯和外国人继续上楼。
她走进爱马纽埃尔所在的办公室，而柯克莱斯靠了他掌握的一把钥匙——表示他有要事来见老板，打开三楼楼梯平台角上的一道门，将外国人带到一间候见室，再打开第二道门，然后在身后关上，让汤姆逊和弗伦银行的特派代表独自待着，他重新出现时示意外国人可以进去。
英国人走进房里；他看到摩雷尔先生坐在桌前，脸色苍白地面对着债务册一条条可怕的记载。
看到外国人，摩雷尔先生合上债务册，站起身来，向前移一张椅子；看到外国人坐下，他也坐下。
十四年的岁月使高尚的商人大为变样，在本书开始时他三十六岁，现在快到五十岁了：他的头发变白，他的额头刻上了忧虑形成的皱纹；他的目光从前非常坚定和不可动摇，如今变得游移不定和茫然无措，仿佛总是担心被迫落在一个念头上或一个人身上。
英国人带着明显关心而好奇的神情注视他。
“先生，”摩雷尔说，这种审视好像更增加他的局促不安，“您想找我面谈吗？”
“是的，先生。您知道我代表哪个公司，是吗？”
“至少根据我的出纳告诉我的，您代表汤姆逊和弗伦银行。”
“他说得不错，先生。汤姆逊和弗伦银行在本月和下月要在法国支付三四十万法郎，由于知道您严守信用，所以把凡是有您签字的票据能找到的都收齐了，随着这些票据到期，委派我到您这里来收款，集中使用这几笔资金。”
摩雷尔深深叹了一口气，用手抹去满头的汗。
“这样说，先生，”摩雷尔问，“您有我签字的票据啰？”
“是的，先生，数目相当大。”
“有哪几笔？”摩雷尔用竭力平稳的声音问。
“首先是，”英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票据说，“监狱督察德·博维勒先生转让给本银行的二十万法郎。您承认欠德·博维勒先生这笔钱吗？”
“我承认，先生，这是他存在我这里的一笔款子，四厘半利息，快有五年了。”
“您应该归还了……”
“一半在本月十五日，另一半在下月十五日。”
“不错；然后这是三万二千五百法郎，月底归还，这是您签过字的票据，由第三者转让给我们的。”
“我承认这笔借款，”摩雷尔说，羞耻的红潮升上他的脸部，他想，他平生第一次或许不能保住他的签字的声誉，“就这些？”
“不，先生，我还有下个月底到期的票据，是由帕斯卡尔银行、马赛的怀尔德和特纳银行转让给我们的，大约五万五千法郎，一共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
不幸的摩雷尔在列举这一笔款子时所感到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他机械地重复说。
“是的，先生，”英国人回答，“不过，”停了片刻，他继续说，“摩雷尔先生，我不向您隐瞒，虽然注意到您至今无可指责的信用，但马赛纷纷传说，您无法应付您的买卖。”
听到这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坦率的话，摩雷尔的脸白得可怕。
“先生，”他说，“至今，我从父亲手中接管公司已有二十四年多，我父亲本人经营这个公司也有三十五年，迄今为止，没有一张签署摩雷尔父子名字的票据送到柜台会受到拒付的。”
“是的，我知道这个情况，”英国人回答，“不过，我们都是讲信用的人，说话要坦率点，先生，您能照样按期支付这些票据吗？”
摩雷尔哆嗦起来，望着那个直至刚才还没有这样语气肯定地讲话的人。
“对于这样坦率地提出的问题，”他说，“必须作出坦率的回答，是的，先生，如果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我的帆船安全抵港，我就能支付，因为我遭到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的打击，欠下了债务，但我的帆船到达就能使我还清；要是不幸我所指望的最后来源——‘法老号’也损失了的话……”
可怜的船主泪水盈眶。
“那么，”对方问，“如果这最后一个来源也失去了呢？……”
“那么，”摩雷尔继续说，“要说出来就太残忍了……但是，我已经习惯遭逢不幸，我必须也习惯羞耻，那么，我想我不得不暂停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您难道没有朋友帮助您吗？”
摩雷尔苦笑着。
“在买卖中，先生，”他说，“您也知道，是没有朋友的，只有来往客户。”
“不错，”英国人低声说，“因此，您只有一个希望啰？”
“只有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所以，要是您失去这个希望……”
“我就完了，先生，彻底完了。”
“我到您这里来的时候，有一只船正在进港。”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在我处于逆境中仍然忠心耿耿的年轻人，每天有一部分时间待在屋顶平台上，希望能头一个来向我报告好消息。通过他，我知道这艘船进港了。”
“这不是您那艘船吗？”
“不是，这是一艘波尔多商船‘吉隆特号’；也是从印度回来的，但不是我那艘船。”
“或许这艘船知道‘法老号’的情况，给您带来一些消息。”
“我要实话对您说，先生！我生怕知道我的三桅帆船的消息，几乎就像担心待在毫无把握之中。毫无把握还有希望。”
然后，摩雷尔先生用低沉的声音补充说：
“这次延误不合乎情理；‘法老号’二月五日从加尔各答启航，它本应在一个多月之前到达马赛。”
“怎么回事，”英国人侧耳倾听说，“这嘈杂声是怎么回事？”
“噢，我的天！我的天！”摩雷尔脸色苍白地喊道，“又有什么事？”
在楼梯上果然发出喧闹的响声；人来人往，甚至听到一声痛苦的叫喊。
摩雷尔站起来去开门；但他浑身没了力气，又跌坐在扶手椅里。
两人面面相觑，摩雷尔浑身哆嗦，外国人万分同情地望着他。嘈杂声停息了；但可以说摩雷尔在等待什么东西；这嘈杂声是个起因，应该有一个结果。
外国人觉得，有人悄悄地上楼，好几个人的脚步声在楼梯平台上停住。
一把钥匙插入第一道门的锁孔里，传来这扇门铰链的吱呀声。
“只有两个人有这道门的钥匙，”摩雷尔低声说，“就是柯克莱斯和朱丽。”
这时，第二道门打开了，只见脸色苍白、腮边挂着泪水的姑娘出现了。
摩雷尔浑身哆嗦，站起身来，用手臂支撑住扶手椅，因为他无法站稳。他想问话，但发不出声音。
“噢，爸爸！”姑娘合起双手说，“请原谅您的孩子带来了坏消息！”
摩雷尔脸色白得吓人；朱丽过来扑在他的怀里。
“噢，爸爸！爸爸！”她说，“勇敢点！”
“这样说，‘法老号’遇难啦？”摩雷尔用噎住的声音问。
姑娘一声不吭，但点了点头，靠在她父亲的胸脯上。
“船员呢？”摩雷尔问。
“救起来了，”姑娘说，“被刚进港的波尔多商船救起来的。”
摩雷尔带着逆来顺受和高度感激的神情向天空举起双手。
“谢谢，我的上帝！”摩雷尔说，“至少只有我一个人受到打击。”
不管英国人多么淡漠无情，一滴眼泪还是濡湿了他的眼皮。
“你们进来吧，”摩雷尔说，“进来吧，因为我已料到你们都在门口。”
果然，他刚说出这句话，摩雷尔太太就呜咽着走进来；爱马纽埃尔跟在她后面；在候见室的尽头，可以看见七八个衣不蔽体的水手哭丧着的脸。英国人一看到这些人，便哆嗦一下；他迈了一步，想向他们走去，但他抑制住了，相反，隐没在工作室最幽暗、最远的角落里。
摩雷尔太太走过去坐在扶手椅中，手里捏着丈夫的一只手，而朱丽倚在父亲胸前。爱马纽埃尔站在房间中，仿佛充当摩雷尔一家和站在门边的水手的联系人。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摩雷尔问。
“走近一点，珀纳龙，”年轻人说，“把事情经过讲一讲。”
一个被赤道太阳晒得黑黑的老水手，手里揉着一顶破帽，走向前来。
“您好，摩雷尔先生。”他说，仿佛他昨天离开了马赛，从埃克斯或土伦回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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