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勒加尔德到博凯尔的大路上，上文叙述的场面发生之后的第二天，一个三十至三十二岁的男子，身穿淡蓝色礼服、紫花布长裤和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像英国人，来拜见马赛市长。
“阁下，”他对市长说，“我是罗马的汤姆逊和弗伦银行的高级职员。十年来我们同马赛的摩雷尔父子公司有来往。我们大约有十万法郎投入到彼此的商务往来之中，我们目前很不放心，因为据说这家公司濒临破产，因此我特地从罗马赶来，向您打听这家公司的情况。”
“先生，”市长回答，“我确实知道，近四五年来，恶运好像缠住了摩雷尔先生：他接连损失了四五艘船，受到三四次倒闭的牵连；虽然我本人也是一万多法郎的债权人，但关于他的财产状况，我不能提供任何情况。如果您问我，作为市长，我对摩雷尔先生有什么看法，我可以回答您，这是诚实到古板的一个人，迄今为止，他都是万分准确地履行契约。我能告诉您的不过如此，先生；如果您想了解得更多，可以去问诺阿伊路十五号的监狱督察德·博维勒先生；我想，他有二十万法郎放在摩雷尔公司，由于这笔款子比我的大得多，如果当真有什么事要担心，在这方面您或许会感到他比我了解得更清楚。”
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一番极其委婉的话，鞠了一躬就出去了，迈着大不列颠子孙特有的步子，走向市长告诉的那条街。
德·博维勒先生在书房里。英国人看见他时吃了一惊，仿佛表明他决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位他要来拜访的主人。至于德·博维勒先生，他正束手无策，显然，他的全部智力都用在此刻的思考中，他的记忆和想象力都没有闲暇分神去想往事。
英国人带着本民族的淡漠态度，几乎用同样的词句向他提出刚才向马赛市长提出的问题。
“噢！先生，”德·博维勒先生大声说，“您的担心不幸再有根据不过了，您面前是一个绝望的人。我有二十万法郎放在摩雷尔公司，这二十万法郎是我女儿的嫁妆，我本来打算过半个月让她出嫁；这二十万法郎是要归还的，其中十万在本月十五日归还，另外十万在下月十五日归还。我已经通知摩雷尔先生，我希望这笔款子准时归还，先生，半小时以前他刚好来过这里，他对我说，如果他的帆船‘法老号’在十五日以前回不来，他就无法支付这笔款子。”
“可是，”英国人说，“看来很像要延期付款了。”
“先生，不如说这像一次倒闭！”德·博维勒绝望地嚷道。
英国人似乎沉吟了一下，然后说：
“这样的话，先生，这笔债令您担心啰？”
“我认为已经泡汤了。”
“那么，我从您那里把这张债券买过来。”
“您要买？”
“是的，是的。”
“不用说，要大打折扣吧？”
“不，二十万法郎照付；我们的公司，”英国人笑着又说，“不做这种买卖。”
“您付款？”
“现款。”
英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总数可能是德·博维勒先生担心失去的那笔数目的一倍。
一道快乐的闪光掠过德·博维勒先生的面孔；但他竭力抑制住自己，说道：
“先生，我要事先告诉您，您多半只能拿到这笔款子的百分之六。”
“这不关我的事，”英国人回答，“这是汤姆逊和弗伦银行的事，我只是奉命行事。或许这家银行着意加速一家竞争银行的破产。但先生，我所知的是，我已准备好将这笔款子现付给您，而您给我一份债权转让文书；我只要求得一笔佣金。”
“当然可以，先生，这再公道不过！”德·博维勒先生大声说，“佣金通常是一厘半，您要两厘吗？您要三厘吗？您要五厘吗？您要得更多？说呀？”
“先生，”英国人笑着说，“我像我的公司一样，我不做这种买卖；不，我要的佣金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
“说吧，先生，我听着呢。”
“您是监狱督察吗？”
“当了十四年多啦。”
“您掌管监狱的入狱和出狱登记簿吗？”
“当然。”
“有关犯人的记录都写在这些登记簿上啰？”
“每个犯人都有自己的档案材料。”
“那么，先生，我在罗马是由一个苦命的神甫培养长大的，他突然失踪了。后来我获悉，他关在紫杉堡，我想了解他死时的一些情况。”
“您怎么称呼他？”
“法里亚神甫。”
“噢！我完全想得起他！”德·博维勒先生高声说，“他发了疯。”
“据说如此。”
“噢！他确实发了疯。”
“可能的；他发的是哪一种疯？”
“他以为发现一个极大的宝藏，如果政府释放他，他会献出一大笔钱。”
“可怜的家伙！他死了吗？”
“是的，先生，大约五六个月以前，是在二月里。”
“您的记忆力很强，先生，能这样记清日期。”
“我记得起来是因为这个可怜虫死时还附带发生了一件怪事。”
“可以了解一下这件怪事吗？”英国人带着好奇的神情问，一个洞察入微的人在他淡漠无情的脸上看到这种神情是会感到诧异的。
“噢！天哪！可以，先生，神甫的黑牢离开一个以前的拿破仑党代理人的黑牢约有四十五至五十尺的距离，那个人对篡权者一八一五年卷土重来起过最大的作用，非常果敢，非常危险。”
“当真？”英国人问。
“是的，”德·博维勒先生回答，“我有机会在一八一六年或一八一七年亲自看到这个人，下到他的黑牢必须带一分队士兵，这个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面孔。”
英国人难以觉察地微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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