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您说，”他又说，“两个黑牢……”
“隔开五十尺的距离；但看来这个爱德蒙·唐泰斯……”
“这个危险人物叫……”
“爱德蒙·唐泰斯。是的，先生；看来这个爱德蒙·唐泰斯弄到了工具，或者制造出工具，因为找到了一条地道，两个囚犯可以通过地道来往。”
“这条地道挖出来无疑是为了逃走啰？”
“正是；对这两个囚犯来说，不幸的是，法里亚神甫遭到蜡屈症的打击，一命呜呼。”
“我明白了；这大概中断了越狱计划。”
“对死人来说是的，”德·博维勒先生回答，“但对活着的那个却不是；相反，这个唐泰斯从中看到加速他逃跑的一个方法；不用说，他以为在紫杉堡死去的囚犯都埋在一个普通墓地里；他把死尸搬到他的牢房，自己钻进口袋，然后缝上口袋，等待埋葬时刻到来。”
“这个手段很大胆，表明他不乏勇气。”英国人说。
“噢！先生，我已经对您说过，这个人非常危险；幸亏他自己让政府省却对他的担心了。”
“怎么说呢？”
“怎么？您不明白？”
“不明白。”
“紫杉堡没有墓地；干脆在死人的脚上绑上三十六斤重的铁球，投到海里。”
“怎么？”英国人说，仿佛他很难领会似的。
“是啊，在他脚上绑上三十六斤重的铁球，然后投到海里去了。”
“当真？”英国人大声地说。
“是的，先生，”督察继续说。“您想，那个越狱的人感到自己从悬崖高处落下去时，他该多么吃惊啊。我真想看到他当时的面孔。”
“那是很难办到的。”
“没关系！”德·博维勒先生说，确信能收回二十万法郎使他谈笑风生，“没关系！我想象得出。”
他哈哈大笑。
“我也想象得出。”英国人说。
他也笑了起来，但像英国人那样笑，就是说抿着嘴笑。
“因此，”英国人首先恢复常态，继续说，“因此，逃跑者淹死了？”
“一点不错。”
“所以监狱长既摆脱了疯子，又摆脱了凶犯啰？”
“正是这样。”
“这件事总该记录在案吧？”英国人问。
“是的，是的，有死亡记录。您明白，唐泰斯如果有亲属，他们会关心他是死是活。”
“所以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如果他们能继承他一点什么的话。他确实死了吗？”
“噢！天哪，是的。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出示证据给他们看。”
“但愿如此，”英国人说，“我们还是回到登记簿上来吧。”
“不错。这个故事把我们扯远了。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为了这个故事？决不，我觉得这个故事饶有兴味。”
“确实如此。因此，先生，您想看看有关可怜的神甫的全部文件吗？他倒是很文雅的。”
“我很乐意看一看。”
“请到我的工作室去，我拿出来给您看。”
两人来到德·博维勒先生的工作室。
一切确实井然有序：每个登记簿都编上号码，每份档案都放在格子里。督察请英国人坐在扶手椅里，将有关紫杉堡的登记簿和档案摆在他面前，让他随意翻阅，而督察自己则坐在一个角落看报。
英国人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关于法里亚神甫的档案；但看来德·博维勒先生讲给他听的那个故事强烈地吸引了他，因为他看过开头这些文件以后，一直翻阅到爱德蒙·唐泰斯那卷文件。他看到一切都原封不动：告密信、审问记录、摩雷尔的诉愿书、德·维勒福先生的处理意见。他悄悄地折起告密信，放到自己兜里，又看了审问记录。他看到上面没有努瓦蒂埃的名字，又浏览了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的诉愿书。在这封诉愿书里，摩雷尔根据代理检察官的劝告，出于善意，夸大了唐泰斯对帝国事业的效力，因为当时拿破仑执掌大权；维勒福的证明使这种效力变得不容置疑。于是他统统都明白了。这份写给拿破仑的诉愿书，被维勒福扣留下来，在第二次王政复辟时期变成了检察官手中的一件可怕武器。他翻阅登记簿时，自然对他的名字旁边加上括弧注释不再感到奇怪了：
在这几行字下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
“以上记录已阅，无法可想。”
不过，他对比了括弧中的笔迹和在摩雷尔的诉愿书下面那个证明的笔迹，确信两者是同一个笔迹，就是说，括弧中的批注是维勒福的手写下的。
至于批注底下的批注，英国人明白，大概是某个督察后来写上去的，他一时对唐泰斯的境况发生了兴趣，但上述的材料使他无法关心下去。
正如上述，督察出于谨慎，不想妨碍法里亚神甫的学生查阅，远远躲在一边，阅读《白旗报》。
因此，他没有看到英国人把唐格拉尔在“储备”酒店的凉棚下所写的告密信折好，藏在兜里。这封告密信打上了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六点钟的马赛邮局的邮戳。
不过，必须说，即使他看到了，由于他毫不看重这封信，而过于看重他的二十万法郎，所以也不会反对英国人的做法，不管这种做法多么不对。
“谢谢，”英国人啪的一声合上登记簿，说道，“我要知道的都知道了；现在，该我来兑现诺言：给我写一份普通的债权转让书吧；在转让书上写明收到了这笔款子，我马上给您点钱。”
他把办公桌的位子让给德·博维勒先生，后者毫不拘礼地坐好，赶紧写好那份转让书，而英国人在犯罪记录档案柜的边缘上点着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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