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的一天，阳光灿烂。即使在科克敦，有时也能出现阳光这东西。
在这样的天气中从远处看，科克敦依然笼罩在它自己的烟雾中，太阳光似乎透不进去。你只知道那是一个镇，因为你知道，远景中如果没有一个镇，就不会有那一片阴沉沉的污秽。那混成一片的煤灰和烟雾，随着风势的起伏或风向的变化，时而乱哄哄地吹向这边，时而又吹向另一边；时而飘入空中，时而又黑魆魆地沿着地面爬行。这是一种密集而不成形的混合物，中间夹杂着一道道斜射的阳光，只是那光芒除了照见黑沉沉的一团烟雾外，再照不见其他任何东西：总之，从远处看科克敦，虽然见不到一砖一瓦，但它的存在还是暗示出来了。
令人惊奇的是，科克敦始终存在着。它已被摧毁过许多次，奇怪的是它怎么经受得住这么多的打击。确实，从来没有过一种瓷器会像制作成科克敦的厂主那种瓷器那样脆弱。哪怕你小心翼翼地拿着，它们也会轻易地裂成碎片，以致使你怀疑它们是不是原先就有了裂痕。一旦有人要求送童工去上学，他们就承受不了了；一旦有检察官派来工厂调查，他们就承受不了了；一旦这些检察官提出质疑，说他们的机器会不会把工人切碎时，他们就承受不了了；一旦有人暗示说，他们也许不应该老是弄出那么多的烟雾来，他们更是彻底完蛋了。在科克敦除了庞德贝先生那已被人普遍接受的金调羹的说法外，另外还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它是以威胁的面目出现的。每当科克敦的某位厂主感到自己受了委屈——那是说，当他觉得自己不能完全独断专行，人们要他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负责任时——他必然会发出可怕的威胁，说他“宁可把他的财产倒进大西洋里去”。这话常常把内务大臣吓得魂飞魄散。
然而，科克敦的厂主们毕竟很有爱国心，迄今为止从未把他们的财产倒进大西洋里去。相反地，他们依然慈悲为怀，小心翼翼地看管着自己的财产。不是吗，他们的财产就在那边烟雾弥漫的地方呢。它一天天多起来，一天天积累着。
夏日的街道热浪滚滚，灰尘满天。阳光那么强烈，竟射穿了弥漫在科克敦上空的烟雾，使人不敢正目而视。烧火工人从低矮的地下室走出来，进入工厂的堆置场，随便在台阶上、柱子上、栅栏上坐下来，一边擦着黑黝黝的脸上的汗珠，一边凝视着煤堆。整座城市好像煎熬在油锅里。到处是呛人的热油味。蒸汽机油光闪闪，雇工的衣服油渍斑斑，厂房每一层楼都渗着油，流着油。童话中的宫廷内的气氛犹如阿拉伯一带的热风；那里的居民被热浪蒸熏得有气无力，在沙漠上没精打采地干着活。但任何气温都不会使那些忧郁而疯狂的“大象”变得更疯狂或更清醒。它们那令人生厌的脑袋总是以同样的频率上下摆动着，无论热天或冷天，阴天或晴天，好天气或坏天气，一概如此。它们投射在墙上的富有节奏的影子代替了科克敦本应该有的婆娑的树影。而一年到头，从星期一凌晨到星期六晚上，机轴和机轮发出的呼呼的转动声则代替了夏日嘤嘤的虫鸣。
在这样晴朗的天气里，机器沉闷地转动着，行人要是从那嗡嗡作响的纺织厂的围墙外面走过，会感到更加昏昏欲睡，暑气袭人。挂上遮阳帘子，洒上一些水，能使大街或商店变得凉快一点儿；但那些工厂和大街小巷仍烘烤在灼人的热浪中。在那条被颜料染得又黑又脏的河里，有几个科克敦的男孩子逍遥自在地——这种情况很少见——划着一条破烂的小船。随着小船缓缓向前移动，水面上泛起一道泡沫，划桨每搅动一下便引起一阵阵恶臭。太阳通常有益于人，但对科克敦来说却比严霜更残忍，当它偶尔照见人口稠密的地区，给那里带来的更多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当无能的、肮脏的雇工置身于天地间，混杂在阳光普照的万物中时，天上那只眼睛似乎也变成了一只邪恶的眼睛。
斯巴塞特太太坐在银行里一间专供下午用的房间里，它处在油煎似的大街较阴凉的一边。办公时间已经过去。在炎热的夏天，每逢这个时候，她通常总要派头十足地坐到二楼会议室中去。她自己的起居室在更高一层楼上，每天早上，她都要站在那个像观察哨一样的窗口边，随时准备以适宜给予一位“牺牲者”的同情的姿态去迎接穿过马路走过来的庞德贝先生。他结婚至今已有一年了；在这期间，斯巴塞特太太从未错过一次向他表示坚定的同情的机会。
银行并没有破坏整座城市的单调性。这也是一座红砖房子，外面有黑色的百叶窗，里面挂着绿色的帘子，上了两级白色的台阶便是黑色的大门，门上挂一块铜牌，门把手像个句号。它的范围比庞德贝的住宅大一倍，就像其他房子要比它小一倍至六倍一样；至于其他方面，完全是按同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
斯巴塞特太太意识到，当夜幕降临到写字台和文具中间的时候，她的女性的——先不说贵族的——光彩就照耀在办公室里了。一旦坐在窗口边，手里拿着针线活儿或编织工具，她便有了一种自豪感，觉得凭着自己那贵族的气派，更正了该地区那种鄙俗的市侩气。怀着这种有趣的自我印象，斯巴塞特太太于是有点把自己看作“银行仙子”了。而那些来来往往的科克敦人看见她坐在那里时，却把她当作看守宝藏的“银行毒龙”。
那些宝藏究竟是什么，斯巴塞特太太与别人一样知之甚少。凭她主观臆测，这批宝藏一定是一些金币和银币，贵重的文件和一些一旦泄露出去便会对某些人（通常是那些她不喜欢的人）带来倒霉的机密。除此之外，她只知道下班以后就由她统治办公室里所有的家具，以及那间锁了三把锁的铁皮房子。每天晚上，那位勤快的门卫就头顶那间坚固的房子的门睡在一张矮床上，鸡一啼叫那床就撤走了。而且，她的权威还凌驾于底层那几间储藏室，那里有尖头的铁栅栏保护着，以防外界的掠夺。还有当天工作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如墨迹，用坏的笔头儿，封缄纸的残片，被撕烂的纸头儿等等，也都处在她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巴塞特太太竭力想从碎纸片上发现点儿什么，但由于纸片儿被撕得太小了，已无法从中破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最后，由她作为守护神受到保护的，还有办公室的壁炉架上挂着的虎视眈眈的一批武器：一些短剑和卡宾枪，另外还有与豪门大户密不可分的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传统物件——一排救火桶——这些玩意儿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实际用途，但对于大多数看到它们的人来说，它们几乎像金条一样，会给人良好的精神影响。
斯巴塞特太太的帝国有两位臣民：一个聋女佣和一个勤快的门卫。据传这个女佣很富有。许多年来，科克敦的下层社会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旦银行关门，某天晚上她就会因为钱被人谋杀。确实，人们普遍认为：她的天数已尽，早就该死了；但她却以可恶的韧性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和地位，从而招致许多怨恨和失望。
斯巴塞特太太的茶点刚刚被端上一张小巧的桌子，那是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下班以后她把它弄了进来，与那张横跨在房间正中的庄重的、铺了皮子的长会议桌为伴。勤快的门卫把茶托放在小桌子上，用指关节揩了揩额头表示对她的敬意。
“谢谢你，比泽。”斯巴塞特太太说。
“谢谢您，夫人。”勤快的门卫回答。
他确实是位勤快的门卫；那勤快劲儿就像当年眨巴着眼睛帮第二十号女生给马下定义一样。
“门都关上了吗，比泽？”斯巴塞特太太问。
“都关上了，夫人。”
“今天有什么新闻吗？”斯巴塞特太太问，一边把茶倒出，“有什么消息？”
“噢，夫人，我不敢说我听到了什么特别的消息。那班人都很坏，夫人。但可惜这算不上新闻了。”
“那班不安分守己的坏蛋现在要干什么呢？”斯巴塞特太太问。
“还是老一套，夫人。联合，结盟，相互声援。”
“真太遗憾了，”斯巴塞特太太说，由于表情严肃，她的鼻子更具罗马式的韵味，眉毛也更科里奥伦纳斯化了，“那些团结一致的厂主们竟然会容忍他们这样搞阶级的联合。”
“是的，夫人。”比泽说。
“厂主们既然团结起来了，就应该一致反对雇用那些跟别人搞联合的工人。”斯巴塞特太太说。
“他们已经这样做过了，夫人，”比泽回答，“但没有成功，夫人。”
“坦率地说，我无法理解这些事，”斯巴塞特太太高傲地说，“我早先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斯巴塞特先生作为波勒家族的一员，也从来不卷入这种纠纷之中。我只知道必须制伏这些人，现在该是坚决制伏这些人的时候了。”
“是的，夫人，”比泽回答，语气中表现出对斯巴塞特太太那种神谕般的权威怀着无限的敬意，“您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确信，夫人。”
他经常利用这个时间与斯巴塞特太太倾心交谈。他已经注意到她的眼神，知道她正打算问他点儿什么，于是便装模作样地在那里摆弄尺子和墨水瓶架。而她则继续喝着茶，眼睛透过开着的窗户朝下面的大街看着。
“今天很忙吧，比泽？”斯巴塞特太太问。
“不很忙，我的贵夫人，和平常差不多。”他经常随口说出“贵妇人”代替“夫人”，以表示他本能地承认她的尊严和应该得到他人的尊敬的权利。
“那些职员们，”斯巴塞特太太说，一边小心翼翼地从左手的露指长手套上刷去一点儿不易觉察的面包屑和黄油，“一定很可靠，很准时，很勤快吧？”
“是的，夫人，很好，夫人。照例只有一个例外。”
他在这家银行里执掌着探子和告密者的可敬的职责，作为这一自觉自愿的差使的报酬，每逢圣诞节，除了每周的工钱外，他还能领到一笔赏金。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极其清醒、处事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年轻人，像他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必定会发迹。他的头脑变得那么有条有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感情或热情可言。他的全部行为都是精密而冷静的计算的结果。难怪斯巴塞特太太经常说他是她所认识的青年中最讲原则的一个。当他的父亲去世时，他满意地发现他的母亲有权利在科克敦得到救济，于是，这位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便紧紧抓住这条原则不放，并为她获得了这个权利，从此以后，她便一直被关在养老院里。必须承认，他每年允许给她半磅茶叶，这对他来说已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了：因为他相信，一切赠予都不可避免地会助长懒惰，从而使人变穷；再说，那份儿商品按照唯一合理的交易办法应该是：尽可能以低价买进，尽可能以高价卖出。哲学家们早就证明过，这是人类的全部天职——不是部分，而是全部。
“很好，夫人。照例只有一个例外，夫人。”比泽重复了一遍。
“唉——”斯巴塞特太太端起茶杯，摇了摇头，然后喝了一大口。
“是托马斯先生，夫人。我很怀疑托马斯先生，夫人。我根本不喜欢他那副样子。”
“比泽，”斯巴塞特太太一本正经地说，“有关名字，你记得我怎样提醒过你吗？”
“请您原谅，夫人。的确，您是反对指名道姓的，最好始终避免提到人的名字。”
“请你记住，我在这里是有责任在身的。”斯巴塞特太太以高贵的语气说，“比泽，庞德贝先生把我当作可以信赖的人。几年以前，庞德贝先生和我都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我的恩人，每年给我送年礼，而我现在也只能认他为自己的恩人。庞德贝先生承认我的社会地位，尊重我的门第身份，从而满足我的心愿，甚至大大超出了我的期望。因此，对于我的恩人，我必须不折不扣地表示忠诚。如果我允许有人在这间屋子里提到什么人的名字，而这人，不幸的是——最不幸的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又跟他沾亲带故，那么，”斯巴塞特太太显得很有荣誉感，道德感，“我就谈不上对他不折不扣地忠诚了。”
比泽又擦了擦额头，再次表示歉意。
“不，比泽，”斯巴塞特太太继续说，“如果你只说某人，我就会听下去；但说起托马斯先生，那就对不起了。”
“照例只有某人例外，夫人。”比泽试探着重新开始。
“唉——”斯巴塞特太太再次叹息了一声，端起茶杯，摇了摇头，并喝了一大口。谈话又从刚才被打断的地方重新开始。
“某人，夫人，”比泽说，“自从他来到这里，从来没有做出他应该做出的样子。他是个放荡的、奢侈的懒汉。他是很不称职的，夫人。如果朝中无人，他是得不到这个职位的，夫人。”
“唉——！”斯巴塞特太太痛心地又摇了摇头。
“我只希望，夫人，”比泽继续说，“他的朋友和亲戚不再供钱给他乱花。那样的话，夫人，我们就能弄清那钱是来自谁的口袋了。”
“唉——”斯巴塞特太太叹息着，再次痛心地摇了摇头。
“他是值得同情的，夫人。我是说那最后一位值得同情，夫人。”比泽说。
“是的，比泽，”斯巴塞特太太说，“我向来也同情受骗者，向来。”
“至于某人，夫人，”比泽靠近身子，压低嗓门儿说，“他比这座城市中任何人都铺张浪费。您是知道他们的铺张浪费是什么样子的，夫人。没有人能比您这样的贵妇人更清楚这方面的事了。”
“他们要是都以你为榜样就好了，比泽。”斯巴塞特太太回答。
“谢谢您，夫人。既然您提到了我，那就说说我吧，夫人。我已经积蓄了一点儿钱，夫人。圣诞节领到的那笔赏金，夫人，我从未动过。虽然我的工钱不高，可连那点儿钱我也没花光，夫人。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像我那样做呢，夫人？一个人能做到的事，另外一个人也能做到的呀。”
这又是科克敦人的一种思想观念了。在那里，任何一个用六便士的本钱赚了六万英镑的资本家经常公开提出疑问：为什么周围那六万名雇工每人不能用六便士去赚六万英镑呢？他们多少有点责备这些雇工的意思，怪他们没有创造出这小小的奇迹。我所做的你也能做。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至于说他们缺少娱乐，夫人，”比泽说，“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就不需要娱乐。我过去不需要，将来也永远不需要。我根本就不喜欢娱乐。说到他们搞联合，我不怀疑，他们当中其实有许多人经常可以通过相互监视或告密来赚一点儿钱的，最后得到的无论是钱还是好感，总能改善一点儿他们的生活。那他们为什么不去改善呢，夫人？改善生活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首先要考虑的事，这也是他们想入非非想得到的呀。”
“确实是想入非非！”斯巴塞特太太说。
“我敢肯定，夫人，你我都经常听到他们说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那话听得要让人恶心了，”比泽说，“他们为什么不看看我呢，夫人？我就不需要老婆和孩子。他们为什么需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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