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空空荡荡，仿佛有一英里见方，屋里摆着的松木书架没有上油漆，上面放着几排书。屋里还有一张有裂纹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条破地毯，一只光秃秃的马鬃沙发和两三把椅子。不过，墙上倒是有一幅画，是一幅彩色蜡笔画的三色堇。我向四周打量了一番，看看有没有安德鲁·杰克逊的画像和松果篮子，可惜没有看到。

阿扎里亚·阿戴尔和我进行了长谈，其中一部分可以转述给你们听。她是古老的南方的产物，在精心的呵护下成长起来，备受疼爱。她的学识并不广博，但却有深邃和独到之处。她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她对于世界的知识是从推论和灵感中获得的——正是这样的条件造就了一批为数不多、难能可贵的随笔作家。我和她谈话时，下意识地拂拭手指，仿佛不自觉地想抹去兰姆、乔叟、赫兹利特、马库斯、奥雷里乌斯、蒙田和胡德等人著作的小牛皮书脊上的灰尘。其实并没有灰尘。她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找到她是个可贵的发现。今天，几乎每一个人对于现实生活都有太多的理解——哦，实在是太多了。

我清楚地发现，阿扎里亚·阿戴尔生活非常窘迫。我猜，她除了这幢房子和一套衣服外，就一无所有了。我一方面要对杂志社负责，另一方面又要对得起那些在坎伯兰河谷与托马斯一起战斗的诗人与随笔作家。我倾听她那钢琴声音似的话语，不好意思提起合同的事了。在九位缪斯女神和三位格蕾斯女神面前，你很难把话题转到每字两分钱的稿费上。恐怕要恢复我商人的习惯，得等到第二次谈话了。但我还是说明了我所肩负的使命，和她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再见面，讨论稿酬方面的问题。

“你们的城市，”我准备起身告辞时说（这时候正好可以说些轻松的一般性话题），“看起来是个安宁静谧的地方。是个适合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地方，不会闹出什么特别的事情来。”

这个城市向西部和南部销售大批的火炉与器皿，其面粉厂的产量为日产二千桶。

阿扎里亚·阿戴尔似乎若有所思。

“我倒从没这样想过。”她带着一种特有的诚挚而专注的神情说道，“难道在安宁静谧的地方就不会闹出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吗？我揣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可以探身到窗处，听到他堆砌永恒的山丘时泥刀溅起泥块的声音。世界上最喧闹的工程——我指的是建造通天塔——又落了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只有《北美评论》上一页半篇幅的世界语罢了。”

“当然，”我平淡地说，“人类的本性在无论何处都是一样的。但是某些城市比别的城市更富于色彩——呃——更富于戏剧性和变化，以及——呃——浪漫史。”

“貌似如此，”阿扎里亚·阿戴尔说，“我曾多次乘着双翼轻盈的金色飞船周游了世界——书籍和想象就是双翼。在一次想象中的旅行中，我看到土耳其苏丹亲手绞死了他的一个妻子，就因为她在公众场合没有用面纱蒙住她的脸。我还在纳什维尔看到一个男人撕毁了戏票，因为他的妻子梳妆打扮时扑了粉，蒙住了脸。在旧金山的中国城，我看到一个叫欣宜的侍女被人按着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浸在滚烫的杏仁油里，逼她发誓永远不再和她的美国情人见面。当滚开的油淹没她膝上三英寸的地方时，她屈服了。另一个晚上，在东纳什维尔的一次纸牌会上，我看到基蒂·摩根的七个同学兼好友假装不认识她，因为她和一个油漆匠结了婚。她的心像是在滚烫的油里煎，但是你能看到她动人的微笑，她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边，脸上始终微笑着。哦，是啊，这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城市。几英里范围内的地方上只有红砖房、泥泞、商店和木料场。”

屋后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发出了回响。阿扎里亚·阿戴尔轻声道了歉，出去看是谁在敲。三分钟后，她回来了，眼中闪闪发亮，脸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仿佛年轻了十岁。

“你一定得在这儿喝杯茶、吃些点心再走。”她说。

她拿起一个小铁铃，摇了几下。一个十二岁左右的黑人小姑娘走了进来，她光着脚，衣着不整，大拇指含在嘴里，眼睛大睁着，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阿扎里亚·阿戴尔打开一个破旧的小钱袋，取出一张一元的钞票，那张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被撕开过，而后又粘了起来。有人用一条蓝色的纱纸粘住了破损的地方——正是我给那个海盗般的黑人的那张，肯定错不了。

她把钞票交给那个姑娘，说：“到街角贝克先生的铺子里去一趟，买四分之一磅茶叶，就是他一直送来的那种——和一毛钱的糖糕。赶快去吧。家里的茶叶正好用光了。”她又向我解释道。

小女孩从后门走了出去。她赤脚“啪哒啪哒”的走路声还没有在后面门廊里消失，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响起一声尖叫——我肯定那是小女孩的声音。接着，传来一个男人愤怒嘶哑的声音和小女孩连续不断的尖叫声，其间夹杂着分辨不清的话语。

阿扎里亚·阿戴尔既没有感到奇怪，也一点儿都不激动，她站起身走了出去。我听到那男人粗野的吵闹声又持续了两分钟，接着仿佛有人在咒骂并有轻微的扭打。然后阿扎里亚·阿戴尔若无其事地回来，坐了下来。

“这幢房子很宽敞，”她说，“我把一部分出租给了房客。很抱歉，今天不能请您喝茶了。店里买不到我平时用的那种茶叶。也许明天贝克先生就能给我送过来了。”

但我确定，那个小女孩根本没有离开过这幢房子。我打听了如何乘坐电车回去，就告辞了。走出了很远，我才想起我还没有问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姓氏。明天再问也不算晚。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这座安宁静谧的城市强加在我头上的邪恶行为也拉开了序幕。我在这里仅仅待了两天，可就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已经通过电报可耻地向杂志社撒了谎，并且成了一件谋杀案中“事后”的同谋——如果“事后”一词是正确的法律术语。

一踏进我所住的旅馆附近的街角，那个身穿着五颜六色、举世无双的大衣的非洲黑人马车夫就拦住了我。他打开他那活动棺材的牢门，晃着鸡毛掸子，又开始说老一套话：“请上车，老板。马车很干净——刚刚出殡回来。你出五毛钱就能把你……”

他很快认出了我，咧开嘴笑了，“对不起，老板，你就是今天早晨坐过我车的那位先生。多谢你啦，先生。”

“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还要去八百六十一号，”我说，“如果你还在这里，我可以坐你的车子。你原来就认识阿戴尔小姐吗？”我想起了我那张一元的钞票，最后问道。

“我以前是她父亲阿戴尔法官的家仆，先生。”他回答道。

“据我判断，她生活很困难，”我说，“家里没什么钱，是吗？”

我在一瞬间又看到了塞蒂瓦约皇帝的凶相，接着他又变成了那个漫天要价的老黑人马车夫。

“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慢慢地说，“有人给她钱，先生，有人给她钱。”

“下一趟我只付给你五毛钱。”我说。

“就是那个价钱，先生。”他顺从地回答，“今天早晨我非有那两块钱不可，老板。”

我回到旅馆，发电报撒了个谎。我告诉杂志社说：“阿扎里亚·阿戴尔坚持每个字八分钱。”

对方回电：“赶快答应，笨蛋。”

晚饭前，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见到我，像是多日不见的老朋友那样冲过来和我打招呼。这种我一见到就觉得讨厌，却又如此难以摆脱的人还真是少见。他向我冲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吧台旁边站着，因此我不能对他说我不喝酒。我宁愿自己付全部的酒账，也不想和他喝酒。但他是那种卑鄙的、喜欢吵闹并且爱大声叫唤的酒鬼，恨不得每次荒唐地花掉一分钱都要铜管乐队奏乐，放鞭炮庆祝。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块钱的钞票，把其中一张扔在吧台上，那神情就像是在炫耀万贯家财。我一看，又是那张缺了右上角、中间被撕开过、而后又粘了起来、用一条蓝色的纱纸粘住了破损地方的钞票。肯定错不了。

我回到楼上我的房间。这个沉闷宁静的南方城市的细雨和单调使我感到乏味，弄得我无精打采。我记得上床前，我迷迷糊糊地想起了那张一块钱的钞票——以它为线索，可以写一篇绝好的旧金山侦探小说。我对自己说：“难道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出租马车托拉斯的股东，股息也付得快？可我不明白……”这样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塞蒂瓦约皇帝果然在老地方等我，把我的骨头在石子路上颠到了八百六十一号。他在那里等我办完事之后再把我送了回来。

阿扎里亚·阿戴尔看上去比昨天脸色更苍白，衣着更整洁，但也显得更脆弱。

签完了每个字八分钱的合同之后，她的脸色更加苍白了，竟从椅子上溜了下去。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她抬上了那张古老的马鬃沙发上，然后跑到外面的大街上，叫那个黑人海盗去请一位医生来。我对他的智慧本来就没有怀疑，他果然聪明，知道争取时间的重要性，扔下马车，徒步跑去。十分钟之内，他就领来了一位头发灰白、严肃干练的医生。我用简单的几句话（远不值八分钱一个字）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在这幢神秘空旷的房子里。他鞠了一躬，表示理解，然后转向那个老黑人。

“凯撒大叔，”他镇静地说，“到我家去，叫露西小姐装上满满一罐新鲜牛奶和半杯葡萄酒。赶快回来。不要赶车去啦——跑着去。跑一趟总用不了一个星期吧。”

我想梅里曼医生也不太信任这个陆地海盗的腿，怕他跑得不够快。凯撒大叔笨拙但迅速地向街上跑去之后，医生非常客气而又极其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终于认定我是个可以相信的人。

“只不过是营养不良。”他说，“换句话说，是贫穷、自尊和饥饿造成的。卡斯韦尔太太有许多热心的朋友，都乐于帮助她，但是除了那个以前是他们家仆人的老黑人凯撒大叔之外，任何人的帮助她都不接受。”

“卡斯韦尔太太！”我不禁大吃一惊。接着，我看看合同，发现她在合同上的签名是：“阿扎里亚·阿戴尔·卡斯韦尔”。

“我还以为她姓阿戴尔呢。”我说。

“她嫁给了一个嗜酒成性、游手好闲的懒鬼，先生。”医师说道，“据说连那老黑佣送来接济她的那点儿少得可怜的钱，也都被他抢走了。”

牛奶和葡萄酒取回来了，医师很快就使阿扎里亚·阿戴尔苏醒了过来。她坐起身，赞叹着色彩浓艳的秋叶的美——此时，正值深秋赏叶的最佳时节。她轻描淡写地把她昏倒的原因说成是心悸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躺在沙发上，小女孩替她打扇子。医师还要去别的地方看病，我把他送到门口。我对他说，我有权并且愿意替杂志社预付给她一笔稿酬，他听了好像很高兴。

“顺便提一句，”他说，“你也许还不知道，那个马车夫有皇族血统呢。凯撒大叔的祖父是刚果的一个国王。可能你早就注意到了，凯撒本人也有皇家的气派。”

医师离去时，我听到凯撒大叔在屋里说话的声音，“他把你那两块钱都抢走了吗？阿扎里亚小姐？”

“是的，凯撒。”我听到阿扎里亚·阿戴尔有气无力的回答声。然后，我回到屋里，同我们的撰稿人结束了业务上的商洽。我自作主张，提前预支了五十元稿费给她，说这是约稿的规定。然后由凯撒大叔赶着马车把我送回旅馆。

作为目击者，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其余的只是单纯的事实叙述。

大约下午六点钟，我出去散步。凯撒大叔还在街角的老地方等着。他打开马车门，晃着鸡毛掸子，又说起了那套沉闷的老话，“请上车，先生。送到全城任何地方，都只要五毛钱——马车非常干净，先生——刚刚出殡回来——”

这时，他才认出了我。我猜他大概也是老眼昏花了。他的大衣又新添上了几块退色的地方，麻线更加蓬乱破烂，那个仅存的纽扣，就是那颗黄的牛角纽扣也不见了。凯撒大叔还是皇族的后裔呢！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我看到一群人乱哄哄地挤在药房门前；在一个平静得像沙漠的地方，这可是难得的新鲜事。我挤了进去。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的躯体躺在一张用空箱子和椅子凑合搭起来的床上。医师正在检查他还有没有幸存的可能。他的诊断是，少校早就命丧黄泉了。

这位昔日的少校被人发现死在一条黑暗的街上，后来又被几个好奇又无聊的市民们抬到了药房。他死前经历过一场恶斗——从种种细节上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他是个无赖恶棍，打架倒也顽强。但是他打败了。他的双手还死死地攥着，掰都掰不开。站在周围和他相识的善良市民尽可能搜肠刮肚，想为死者说一两句他能够承当的好话。一个面貌和善的人想了好久之后说：“卡斯韦尔十四岁的时候，在学校里语法学得还不错呢。”

我站在死者身边时，他垂在白松板箱旁边的右手松开了，一样东西掉在我脚边。我悄悄用脚踩住，过了一会儿才把它捡起来，揣进口袋。照我的揣测，一定是他临死前无意中抓到了哪个东西，就再也没有松手。

当天晚上，旅馆里的人们除了谈谈政治和禁酒之外，主要的话题是卡斯韦尔少校的去世。我听到一个人对大家说：“依我看，诸位，卡斯韦尔准是被哪个谋财害命的混蛋黑鬼杀的。今天下午，他身上有五十块钱，还拿给旅馆里好几个人看过。人们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这笔钱却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当火车驶过坎伯兰河上的桥梁时，我从口袋里掏出半元银币大小的一个黄色的角质纽扣，上面还连着蓬散的粗麻线。我把它扔到窗外，让它落进缓缓流动的浑浊的河水中。

布法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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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麦克纳利：成立于19世纪的一家出版地图册、地图和旅行指南的美国出版商。

西德尼·卡顿：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人物，前文提到的“老式马车”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用来押送死刑犯上断头台时用的马车。

瑞普·凡·温克尔：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作品中的人物，他性格温和，一睡二十年。

杰斐逊·布里克：狄更斯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中脸色苍白、体弱多病的战地记者，“布里克”英文“brick”，也有“砖头”的意思。

朗斯特里特：美国南北战争时，南部联邦的将军。

美国南北战争以南部联邦军攻陷萨姆特要塞开始，以南部联邦军司令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告终。

据说《旧约》中的诺亚之子ham（含）的后代在非洲繁衍。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

本处所列出的人名都是西方鼎鼎有名的大散文家。

托马斯：（1816—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忠于南部联邦的将领。

作者“欧·亨利”的其他小说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麦琪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