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城市都得意洋洋，

彼此挑战着对方。

这个因倚山而骄傲，

那个以临海为荣光。

——拉·吉卜林

可惜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芝加哥，或者布法罗，或者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美国，只有三个大城市可以称得上“故事之城”——纽约当然在内，还有新奥尔良，最重要的是旧金山。

——弗克兰·诺里斯

按照加利福尼亚人的说法，东部就是东部，而西部却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人不仅仅是一个州的居民，而且还自成一个种族。他们是西部的南方人。相比之下，芝加哥人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毫不逊色，但是你要问起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时，他们可就张口结舌了，又是说喜欢湖里的鱼，又是说喜欢新盖的共济会大楼。而加利福尼亚人则不同，他们说起来总是有条有理。

天气是他们的一大话题，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上半个小时，而与此同时，你还在考虑煤炭的开支过大，考虑穿上厚厚的衣服。一旦他们把你的缄默误认为是信服时，他们就忘乎所以，竟把金门城说成了新大陆的巴格达。这只是意见分歧的问题，没有必要争论。但是，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如果有谁用手指指着地图说：“在这个城市里，不可能有传奇——这里能发生什么事呢？”那他就未免太轻率了。是啊，用一句话来否定历史、传奇以及兰德—麦克纳利，这未免太大胆、太轻率了。

纳什维尔，城市名，田纳西州的首府，一个转运港，坐落在坎伯兰河畔，有芝加哥—圣路易斯铁路和北卡罗来纳—路易斯维尔铁路从此经过，被认为是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晚上八点钟，我下了火车。由于翻遍了辞典也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我不得不列出个配方表来做比喻了。

取伦敦的雾气三十份，疟疾十份，泄漏出管道的煤气二十份，黎明时在砖地上结成的露珠二十五份，金银花的香气十五份，加以混合。

这种混合物让你觉得近乎于纳什维尔的毛毛细雨。它没有樟脑丸的浓烈气味，也没有豌豆汤那么浓厚，我说得已经足够了——你一定知道那感觉。

我乘了一辆老式马车来到旅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克制住自己，没有爬到马车顶上模仿西德尼·卡顿的样子。拉车的畜生老得走不动，赶车的是个刚被解放了的黑奴。

我又累又困，一到旅馆，就赶紧把赶车人要的五毛钱给了他（你放心，当然给了相当数目的小费）。我了解他们的脾气，不愿意听他们唠唠叨叨地谈起他们以前的“东家”或是“战前”发生的什么事情。

旅馆是那种美其名曰“翻新”过的建筑之一。那意思就是花了两万块钱，在大厅里添置了新的大理石柱，铺上了瓷砖，装上了电灯，休息室里摆了铜痰盂，楼上的大房间里都贴上一张路易斯安那—纳什维尔铁路的新时刻表和一张观山图的石印画。旅馆的管理无可挑剔，招待也带着南方人细致的殷勤，只不过服务员都像蜗牛爬行一样慢，像瑞普·凡·温克尔一样乐观。这儿的饭菜真是值得人们千里迢迢赶来品尝，世上任何别的旅馆都找不到这样好的烤鸡肝。

晚饭时，我向一个黑人侍者打听城里有什么消遣。他郑重其事地沉思了片刻，然后回答说：“哎，老板，我实在想不出太阳落山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供消遣了。”

太阳已经落山了，实际上它早就沉没在毛毛细雨之中了。我已经无缘观赏这个景致。但我还是冒着细雨沿着街向前走，看看可能有些什么东西。

这个城市坐落在起伏不平的土地上，街道有电灯照明——为此每年要花费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元。

我刚走出旅馆，就碰上了种族暴乱。一群自由了的黑人，或是阿拉伯人，或是祖鲁人，向我扑了过来，他们都拿着家伙——还好，我定睛一看，不是来复枪，而是马鞭，这才松了一口气。我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一大溜黑压压、笨乎乎的车辆，还听到了能让我安心的叫喊：“老板，送到全城任何地方，都只要五毛钱。”这时我才知道，我不是受害者，而只是一个“乘客”。

我沿着长长的，一直通向上山方向的街道走着——真不知道这些街走到头怎么下来，也许根本下不来了，除非把它们统统铲平。在少数几条“大街”上，我不时还能看到店铺里有灯光；看到电车载着可敬的市民开来开去；看到交谈着的人走过；还听到一家卖苏打水和冰淇淋的铺子里传出近乎活泼的笑声。在那些称不上“大”的街道上，两侧的房子里无不洋溢着平安与祥和。许多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口里透出了灯光，偶尔有几座房子里还传出钢琴声，乐声整齐优雅，无可挑剔。确实没有什么“消遣”。我琢磨着要是能在太阳落山之前来到就好了。于是，我只得回到了旅馆。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南部邦联的胡德将军向纳什维尔进军，围困了托马斯将军率领的一支北部联邦同盟部队。托马斯将军率部奋战，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击溃了南部邦联军。

生活在南部嚼烟草地区的人们，在和平时期表现出的精湛的射击技术，我不仅久有耳闻，衷心钦佩，并且亲眼目睹过。但是，在我居住的旅馆里，我还是遇到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宽敞的休息室里摆着十二只崭新锃亮的硕大的铜痰盂，高得可以称做瓮，口子又那么大，连女子垒球队的最佳投手在五步之外都能把球投进去。但是，尽管经历了可怕的战役，并且战斗仍在进行，它们仍是毫发未损。它们仍旧摆在那里，崭新锃亮，气派非常。但是，倒霉的杰斐逊·布里克啊！那瓷砖地——那美丽的瓷砖地啊！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纳什维尔战役，并且依照我愚蠢的习惯，想从中得到有关遗传的射击技术的推论。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这个头衔用在这里着实不太恰当）。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是哪种人——老鼠到处都有。我的老朋友a．丁尼森先生讲的话一向精辟，他曾说：

先知啊，诅咒喋喋不休的嘴吧，

诅咒不列颠的祸害——老鼠。

我们可以把“不列颠”这个地名，随意换成什么地方。但老鼠终归是老鼠。

这个人在旅馆的休息室里来回乱转，活像一条忘了自己把骨头埋在什么地方的饿狗。他那张脸大得出奇，又红润又臃肿，带着菩萨般的迷糊而定心的神情。他只有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胡子刮得非常光。人身上的兽性特征是可以消除的，除非他没刮干净胡子便到处乱跑。现在想起来，那天如果他没有刮过胡子，跑来同我搭讪，我肯定不会理睬的，那么，世界犯罪记录上也许会少掉一件谋杀案。

卡斯韦尔少校向一个痰盂开火时，我站的地方正巧离痰盂不到五步远。我相当机警，看到进攻者使用的不是打松鼠的来复枪，而是加特林机枪，就连忙闪到一旁。少校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向我这位非战斗人员道歉。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不出四分钟，他就和我交上了朋友，还把我拉到了酒吧间。

我想在这里要插上一句，我是南方人。我之所以是南方人，并不是由于职业或行业的关系。我不喜欢用窄领带，也不爱戴垂边帽，不穿双排扣大礼服，不喜欢嚼烟草，也避而不谈谢尔曼将军毁掉了我多少包棉花。乐队演奏《迪克西》的时候，我也并不喝彩。我在皮面椅子上坐得低了一些，又要了一杯啤酒，希望朗斯特里特曾经……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卡斯韦尔少校用拳头捶了一下吧台，响起了萨姆特要塞第一枪的回音。当他打完了阿波马托克斯的最后一枪时，我开始满怀希望，以为他该收场了。谁知他却开始扯起他的家谱来，说亚当只不过是卡斯韦尔家族一支旁系的远房表亲。数完了家谱，叫我讨厌的是他又谈起了他的家庭私事。他说起他的妻子，说她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夏娃，还破口大骂有人造谣说她可能同该隐沾亲带故。

进店时是他要的酒，这时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想用没完没了的废话把我忽悠晕，然后糊里糊涂地替他付账。可是，等酒端上来时，他把一枚银币“啪”的一声放在了吧台上。这样一来，当然还要喝上一轮。我付了第二轮的酒钱，就拔腿离开了他，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了。我脱身之前，他还在喋喋不休地和别人高声谈着他妻子如何挣到了一笔钱，还拿出一把银币给人看。

我在旅馆服务台取房间钥匙时，服务员很客气地对我说：“如果卡斯韦尔那家伙让您心烦，您尽管直说，我们可以把他撵出去。他是个讨厌的人，是个闲汉，他没有正当职业，但身上总有花不完的钱。我们似乎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把他轰出去。”

“哎，是啊，”我思索了一下说，“我也没有申诉的理由。不过我愿意正式声明，我不希望和他有什么交往。你们这个城市，”我接着说，“看起来很安静。就是不知道你们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供新来的人消遣的，有什么新奇玩意，或者比较刺激的？”

“嗯，先生，”服务员说，“下星期四有场表演。那是——我等会儿查一下，然后把海报和冰水一起送到您的房间。晚安。”

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我向窗外望去。不过才晚上十点多钟，然而我看到的城市已经一片寂静。细雨仍在下个不停，到处闪烁着暗淡的街灯。街灯稀稀落落，像是妇女义卖市场出售的蛋糕里的葡萄干。

“真是个安静的地方。”我暗自思索着，脱下一只鞋，把它扔在楼下的天花板上，“这里的生活没有东部和西部城市那样丰富多彩。只能算是个普普通通的商业城市，沉闷而且乏味。”

纳什维尔是全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是全美第五大皮革皮鞭市场，是南方最大的糖果和饼干生产城市，其纺织品、仪器和药品的贸易数额也相当可观。

我得告诉你，我怎么会来到纳什维尔。这些题外话肯定会使你感到厌烦，正如我自己也觉得厌烦一样。我本来是因为一些私事在别的地方出差，受北方一家杂志社委托，在这里逗留一下，替杂志社和一名叫阿扎里亚·阿戴尔的撰稿人建立联系。

阿戴尔（除了笔迹之外，对此人的其他情况我一无所知）曾寄来过几篇随笔（那真是难得的佳作！）和几首诗，让编辑们在一点钟吃午饭时都赞不绝口。因此，他们委托我来这里找到这位阿戴尔，抢在其他出版商提出每字一毛或两毛的稿酬之前，同他或她以每字两分钱的稿酬签订一个合同，买下他或她的作品。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吃完烤鸡肝之后（你要能找得到这家旅馆，不妨来尝尝），走到外面一片无休无止的茫茫细雨中。在第一个拐角处，我就碰到了凯撒大叔。他是个身体健硕的黑人，看上去比金字塔的年纪还要大，头发灰白卷曲，长相使我一下子想起布鲁特斯，转念之间又觉得像是已故的塞蒂瓦约皇帝。他穿的大衣非常奇特，我之前从未见过，以后也再不会见到。它一直拖到脚踝，原本是南部邦联军的大衣。但是因年深日久，日晒雨淋，颜色已经斑驳不堪。与它相比，约瑟夫的大衣也会像单色画一样黯然失色。关于这件大衣，我还要啰唆两句，因为它和这个故事有关——这故事发展得很慢，因为在纳什维尔这个地方，你是不能指望发生什么新鲜事的。

可以确定这件大衣原本是一位军官的。大衣的披肩已经不见了，原先缀在胸前的漂亮的盘花横条和流苏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普通麻线巧妙地捻成的新盘花横条，它们被细心地缝了上去（我猜这恐怕是哪位年长的“黑妈妈”的功劳）。这些麻线也磨损得乱蓬蓬的。它们沿着早就消失了的盘花横条的痕迹往上缝，一定是为了不失往日的气派，尽管不甚漂亮，但足见其煞费苦心。此外，使这件大衣的滑稽色彩与悲哀情思达到顶点的是，它的纽扣只剩下一颗，除了从上边数的第二颗，其他全掉了。大衣的其他地方是用麻绳系起来的，麻绳的一端穿过原来的扣眼，另一端穿过在对襟上粗粗戳通的洞孔。像这样装饰得稀奇古怪，又这么色彩斑斓的奇特衣服确实少见。它仅有的那颗纽扣有半元银币那么大，是牛角制的，也用粗麻线缝在衣服上。

那个黑人站在一辆非常旧的马车旁边，如果含当年离开诺亚方舟之后，去做出租马车的生意，那么他用时可能就是这辆。他见我走近，忙打开车门，取出一把鸡毛掸子虚晃几下，用深沉粗重的声音说：“请上车，先生。车上一粒灰尘也没有——刚刚出殡回来，先生。”

我推测，参加这种隆重的仪式，马车大概要特别做一番清洁工作。我向街上望了望，发现人行道旁排列的出租马车大抵如此，没什么选择的余地。我掏出记事本，找到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地址。

“我要到杰萨明大街八百六十一号去。”我说着就想跨进马车。但那黑人伸出又粗又长、猩猩一般的胳臂拦住了我。他那张阴沉的大脸上突然掠过猜疑和敌意。接着，他很快又放下心来，讨好似的问：“你去那里做什么啊，老板？”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儿恼火，不客气地反问。

“没什么，先生，没什么。只不过那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到那里去。请上车吧，座位很干净——刚刚出殡回来，老板。”

至少走了一英里半，马车才到达目的地。除了那辆古老的马车在坑坑洼洼的砖地上颠簸时发出的可怕的“咔嗒”声外，我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除了夹杂着煤烟、沥青和夹竹桃花气味的毛毛雨的味道外，我什么气味也闻不见。透过淌着雨水的车窗，我只见到两排雾气蒙蒙的房屋。

这座城市的面积有十平方英里，街道总长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一百三十七英里经过铺设。全城水管管道系统造价两百万美元，干线总长七十七英里。

杰萨明大街八百六十一号是一幢破败的老房子。它离街道三十码，被一丛苍翠的树木和未经修剪的灌木所环抱。一排枝叶茂盛的黄杨树几乎遮没了围篱。大门关着，用一条绳子打着活结把门柱系在第一根篱笆的桩子上。你一走进门就会发现，八百六十一号只是一个空壳，一个影子，是昔日荣耀显赫的幽灵。但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我还没有走进那幢房子。

马车“咔嗒”一声停止了，疲惫的牲口也收住了腿。我把五毛钱给了车夫，并且自以为很大方地加了两毛五分钱的小费，他却不接受。

“两块钱，先生。”他说。

“怎么会是两块？”我问道，“我明明听到你在旅馆门口喊的是‘送到全城任何地方，都只要五毛钱。’”

“两块钱，先生。”他固执地重复说，“从旅馆到这儿有好长一段路呢。”

“这地方还在城里，你怎么也不能说它出了城呀。”我争辩道，“你可别以为碰到了个好欺负的北方佬。你看见那边的小山了吗？”我一边指着东面，一边说（细雨还下个不停，其实我自己也看不见那些小山），“嗯，我是在山那边土生土长的。你这个又老又笨的黑家伙，你长了眼睛，连人都分不清吗？”

塞蒂瓦约皇帝阴沉的脸色柔和了下来。“你是南方人吗，先生？我想大概是你那双鞋子使我误会了。南方人穿的鞋子前面没有这么尖。”

“现在，车费就只要五毛钱了吧？”我毫不妥协地说。

他又恢复了原先那种贪婪而充满敌意的神情，但只持续了十秒就消失了。

“老板，”他说，“本来是该收五毛，但是我必须要两块钱，先生。我非得有两块钱不可。我知道你是哪里人之后，先生，我也就不想再强要了。不过，我只是告诉你，今晚生意很冷淡，我必须得有两块钱。”

他那张五官浓重的大脸上显露出安详与自信。他的运气比他想象得要好，他非但没有遇到一个不了解车费标准的傻瓜，反倒碰上了一位施主。

“你这个该死的老流氓，”我一面说，一面把手伸进口袋，“真该把你交给警察。”

我第一次见到他露出笑容。他知道，他心里明白，他早就料到了。

我给了他两张一元的钞票。我递过去时，发现其中一张已经饱经沧桑了。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被撕开过，而后又被粘了起来。有人用一条蓝色的纱纸粘住了破损的地方，维持了它的可流通性。

关于这个非洲强徒的描写，暂时到此为止。我满足了他的要求之后，解开绳套，打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大门。

正如我刚才所说，这幢房屋只剩个空壳了。它准有二十年没有碰到过油漆刷子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一阵大风把这座像纸牌搭成的房子掀翻。等我又仔细看了看紧紧围绕在它周围的树木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些经历过纳什维尔战役的树木，依然伸展着枝丫保护着这所房子，使它免受暴风雨、敌人和寒冷的袭击。

阿扎里亚·阿戴尔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门，五十岁左右，满头银发，身体像她居住的房屋一般脆弱单薄。她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最便宜、最干净的衣服，有着像皇后一般质朴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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