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你听谁说温锅那次郝局长躲了？”
“这你就甭管了，反正好几个人都这么说。”
那个星期天，因为一时找不出什么活让兽医站长干，小酒就没跟他喝成。再说你请人家喝酒，还得让人家干活，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尽管我是沂蒙山人，也还是不适应。
五、友情重，亲情薄；公家人儿有优越感，怀疑农村人热情有企图；公家人儿与农村人有隔膜
小县城的格局是这样：以广播站所在的那座小山为界，山之南是老城区，全是些刚转成城镇户口的坐地户。这些农民式的市民或市民式的农民，操地道的沂蒙山口音，干蔬菜供应及饮食服务方面的营生，既敦厚又狡黠。山之北则是新城区，全是县直机关及各部委办局的办公大楼及家属区，这些人来自县内外甚至省内外，操着沂蒙山化了的南腔北调，做着开会、打电话、作决定及写材料之类的工作。既品尝着城市的文明，又享受着农村的实惠；即洋气，又传统。这两部分人除了在市场上打打交道之外平时很少有来往。当然也不时地有矛盾发生。打起架来的时候，南边儿的人成帮，北边儿的人不成帮，故北边儿打不过南边儿。北边儿的人管南边儿的人叫地头蛇；南边儿的人管北边儿的男的叫公家猪，管女的叫公家的女人。春天的傍晚里，南北两部分都有些人要到沂河边去，北边儿的人是去河边散步，南边儿的人是去菜园干活。
我跟我儿子也常到河边去，我们在那里放风筝。服务部有人去外地进彩电，给我儿子捎回来个可以折叠的塑料风筝。那种风筝不知造型有问题还是分量太重，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放得起来，在河套里就放得比较好。北边儿的人见了，说是：“嗬，还有这种风筝！”南边儿的人见了就问：“多少钱买的？”
广播站离沂河有二三里，你不能天天都去那里放，我儿子的兴致还不减，我们就到广播站后边儿的山顶上放。山顶上有一座十多米高的自来水塔，水塔上有我们广播站扯的一些插转机的放大天线和高音喇叭。放着放着一不小心风筝线缠到天线上了，缠得还怪牢固，拽也拽不下来。老张在院子里看见了，跑到山顶上说是：“怎么在这里放？潮一样！”说着就要往水塔上爬。我说：“算了，这么高，为个破风筝上去下来的不值得。”他说是：“怪可惜的，以后上去修喇叭的时候再取下来。”
那个风筝就固定到天线上了。风大的时候它飘着，蝴蝶似的；风小的时候它扬着，彩旗似的。而山顶上永远不会没有风的，它就显得很飘逸，很舒展。
老张原来跟我舅一个庄。他种完地回来，跟我说是：“你舅让我给你赔礼了。”
我说：“赔什么礼？”
“你母亲去世得早，你小时候你舅也没管过你，他觉得很对不起你，现在想见见你，还怕你给他下不来台！”
“他要想见来就是了，他怎么知道我会给他下不来台呢？”
“他听说你是作家，说话很刻薄，拿着挖苦人不当个事儿，不敢来呢！”
“我抽空儿去看他吧！”
“你舅让我问问你，清明节你回不回家上坟，你若回去，他也去，一块儿见见面！”
“你给他捎个信儿吧，清明节我回去！”
老张不提我还忘了有这么个舅。打我记事儿起，我从来没见过他，当然也就没什么感情。我档案中任何表格的社会关系一栏里也没有他的名字。
我之所以对他淡漠，是基于这件事：我母亲去世后的头几年，我姥娘每年都要来看我们几次。有一年秋天，我姥娘正在我们家招呼着我姐姐拆洗棉衣，我舅来了。他一进门就对我姥娘说：“我寻思着你就到这里来了，人都死了，你还老来个什么劲儿，不知道家里忙不过来吗？”说着就牵出土改时分给我们家的小毛驴让我姥娘骑上，牵走了。牵走了就没送回来，我父亲也没再去要。从此就没再来往，后来我姥娘去世，他也没捎信儿给我们。
清明节，我们一家三口回去扫墓，我跟我姐姐说起这事儿，我姐姐说：“咱舅肯定不来！”
“他说好要来的！”
“你有点名气了，像当了多大的官儿似的，他这么跟别人说说，表示跟你有点关系就是了，并没有实质的意义，他让别人捎信儿，是让人家知道他跟你真有关系，而不是瞎吹！”
“那我去看看他吧！”
“你要真去看他，他就会躲了。”
“为什么？”
“你不知道他的脾气，他特别古怪，他过去也给我捎过多次信儿，我真去了，他就躲了。”
清明节这天，他确实也就没来。
关于上坟这件事，我姐姐说，你要上，就须每年都回来上，你不能想起来就上，想不起来就不上。你在外边儿，不可能逢年过节生日祭日的都回来上，那就不要老掂着这件事儿，你有这个心就行了。我当初嫁在本庄，一是要照顾你，二是要上坟。我每次去上坟都提到你，都说纸钱是你送的，你在外边儿混得不错，他们九泉之下只管放心就是。
这两件事，我当初都很不以为然，以后也就没再回去上坟和看我舅。可当我离开小县城过起了真正的城市生活之后，有时思想起来就觉得不对了。淡漠亲情，其实还是一种公家人儿的优越和懒惰啊。这是我的不对，顺便在这里说一下。
那次我带着老婆孩子回去，老实讲，心里确实就有荣归故里的那么一种感觉。这也说明咱确实是小家子气啊，一个股级干部就荣归故里了？可当时就是那么个心态。一个跟我同村的小学到中学的同学见了我就说：“让你挖着了（赚了便宜）哩！”
我说：“怎么挖着了？”
“你在部队当军官，转业回来当干部，还不挖着了？”
我说：“我在部队当军官是吃苦拼命干出来的，你以为部队的军官就那么好提呀？咱又没有后门儿？你几个孩子？”
“三个！”
“我一个。你多大结的婚？”
“二十三！”
“我是二十八，这说明我在部队吃苦拼命的时候，你正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地享受天伦之乐，还有比孩子更宝贵的吗？你都比我多两个！这样总算起来，你说谁挖着了？”
他就说：“嘿，你可真会让人心理平衡，说起来都不容易就是了，不容易，嗯。”
他走了之后，我爱人说：“怪不得咱舅不敢见你呢，你说话还真是怪刻薄哩！人家就说了那么句话，你还没完儿了呢！”
我说：“我这个同学气性特别大，当初我学习比他稍好点儿，他就难受得要命。最后气得他没毕业就下学了，回到庄上修锁修手电筒给猪打针，老想干个脱产的工作！我那么说就是让他心理平衡一下。”
我爱人就说：“我看你就是怪胀饱，你二十八岁结婚有什么了不起？”
我爱人不是沂蒙山人，她是个下乡知青。她对沂蒙山里的人情世故方言土言比我知道的还多。
我们在钓鱼台呆了两天就回来了。还没到家，我那六岁的儿子就跑到山顶上去看他那只挂在天线上的风筝。不一会儿，他气咻咻地回来说是：“南边儿的孩子真坏呀！”
我问他：“怎么了？”
“几个小孩儿用弹弓打那个风筝呢！”
“打就打呗，塑料的东西又打不坏！”
“碍他们什么事了，他们打它？”
“打着玩儿呗，看着不顺眼呗，哎，你怎么知道是南边儿的孩子？”
“看打扮儿还看不出来呀？老百姓模样的！”
“可别惹他们呀！”
“我知道！”
六、商品观念淡薄，有点能量即如鱼得水，穷不说穷，一哄而起，犯个自由主义感谢你，文革遗风尚存
我离开两天，广播站就发生了点小变化。辛有余走了，随之调来的是一个叫陶立坚的小青年。辛有余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赋诗一首：余被下放十五年，落实政策重见天。意识形态实重要，虽不对口亦欣然。来站工作近三载，实乃隔行如隔山。余做农技尚勉强，怎好滥竽搞宣传？年过半百耳又聋，常常给党添麻烦。余到农技去补差，倒出位置儿接班。您来此站当主任，工作能力不一般。只是做事须谨慎，且莫做了出头椽。
这封信是我回来的当天晚上小孔交给我的。小孔说：“心有余悸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人物，走就走了，倒是这个陶立坚你得注意。”
“他怎么了？”
“以后你就知道了。”
“王局长怎么没给我打个招呼呢？”
“大概还没来得及吧！”
第二天一上班，王局长就给我打招呼了，他说：“辛有余到农业局去补差，主要是让他儿子来接班。他儿子已经安排到公社放大站了。来的这个小陶是咱们县长的一个侄子，他母亲就是原来在咱们这里当播音员的那个老谭，‘文革’中自杀了，你听说过不是？”
“这个小陶原来是干什么的？”
“卖猪肉的！”
“写东西还行？”
“要是行我不早要了吗？唉，顶不住呀，县长给我打了三次招呼了，好在他还年轻，以后你多带带他。”
我到办公室的时候，那个小陶已经坐在辛有余原来的位置上了。他个子很高，脸很长，留有希特勒式的发型，说话有点结巴。见了我那个热情！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当面吹捧人的人。他说：“您就是刘呀老师吧？我是小呀陶，早就听呀说过您，这回可见呀着了。我是奔着您呀来的，过去请呀我来我都不呀来，您来了我就非呀来不可，您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徒呀弟，喝水刘呀老师。”完了就大段大段地背诵我先前发表过的某篇小说中的段落，“您写的两个女人吵呀架的细节真呀是绝，这个说‘你这么厉呀害能把我吃了？’那个说‘我吃不了你，我是回呀族！’真是千古绝呀骂。怎么寻呀思的来，是您亲呀自遇见的真事儿吧刘呀老师？”之后就从桌子底下提溜出个苞米皮儿做的提兜儿，说是：第一次见面没呀啥好送，给您弄了点猪呀蹄儿，听说您爱吃猪呀蹄儿不是？已经拾呀掇干净了，回家直接呀煮就行。
我问他：“多少钱？”
他就说：“您瞧不起呀人这是，拜呀师怎么能收呀老师的钱，我弄这个比呀您方便。”
我想我喜欢吃猪蹄这事儿在小县城里是有名了，真该感谢传这话的人。虽然王局长说了“顶不住”的话之后，我对这个小陶没啥好印象，可咱到底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呀，人家这么热情洋溢费劲巴力地歌颂你抬举你，还送给你猪蹄儿什么的，你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怪滋润呀。再说咱跟他又没什么个人的积怨，你管他是怎么来的呢！
小陶母亲的情况我先前略知一二。老张有一次说我那三间平房中最靠头儿的那一间曾停过一个女播音的尸体，停了三天，“那个女播音员也是个‘播音晚了’”。老张说她自杀的原因有三种：一种是她跟原县革委的某个副主任有一腿，且怀了孕，败露之后丢毁了堆，因此服安眠药自杀了。二是她精神方面有问题，老担心有人谋害毛主席，久而久之钻了牛角尖，因而自杀了。三是夫妻长期不和，身体又有病，个性还很强，干脆一死了之。老张说：“我个人认为将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加起来差不多。尸体在那屋里停了三天，是因为那个县革委副主任不让火化，非要广播局党支部追认她为共产党员不可。眼看尸体就要烂了，最后没办法，还是追认了。”他建议我那间屋里最好不要住人，可放些杂物什么的，“虽然时隔多年了，但先前一直没住过人，猛丁住进去，还是怪膈应。”
老张不说还没事儿，他这么一说，我再到那屋里去的时候心里确实就怪隔应。我晚上有时在那屋里写东西，写着写着就觉得阴森森的，顶棚上边儿还时而发出唏唏嘘嘘的声音，仔细一琢磨，就像在说：“播音晚了播音晚了。”
我跟老张说起这事儿，他就说：“看看，怎么样？给你说你还不信呢，潮一样。”
那个老李就说：“操，胡啰啰儿呢，顶棚上的声音是老鼠在跑，我那屋的顶棚上也有老鼠跑，老张是非党同志，不懂个唯物主义辩证法。”
如今，那老播音员的儿子又来了，这县城到底不大呀。
小陶来了没几天，就向我建议说：“这个机呀务股也拿稿呀费还是个事儿哩，咱们编辑呀部有广告收呀入拿就呀拿了，他们机务呀股能创收而不创呀收也拿就不合呀理，他们修理个电呀视机收音呀机可以收呀费嘛，他们为啥不呀收？光为好呀人。”
我觉得有道理，就跟郝局长说了说。他还不干，他说是：“我们机务股主要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转，你一搞创收人心就散了，一心不能二用嗯。再说凡是来修理收音机电视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你怎么好意思收他的费？搞创收有一个服务部就够了，咱们广播站是党的喉舌，不能见钱眼开对不对？”
小陶后来就说：“不呀收费是对他们个呀人有好处，来修机呀器的哪个不大包小呀提溜的往他家呀送？你一收呀费人家就不呀送了。”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
“那还不是秃子头呀上的虱子明呀摆着？”
“没亲眼见的事以后不要乱说！”
他就说：“那是当呀然！我就是亲眼见了也不会乱呀说，也就是跟您说说罢呀了。”
我回来时间不长，听到一句话，“都三中全会了还能说穷吗？”老在我脑子里转悠。我跟王局长谈起这事，王局长说：“穷不说穷，是咱沂蒙山的光荣传统嘛。”
“从三级干部会上的文件看，去年全县人均分配好像是四百五十元对吧？”
王局长说：“你听他的！若按往上报的数字，全县的绿化面积比全县所有的面积还大哩！”
“三中全会之后还这么干？”
“哎，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可不能钻牛角尖儿，这些事比你明白的人多的是，你才回来几天？”
“就没人往上反映？”
“反映怎么了？比这些问题还严重的不知有多少，上边儿管得过来吗？咱们基层新闻单位主要是搞正面宣传你知道不是？你千万不要捅这个马蜂窝，也再不要搞那个什么小内参了。你新官上任三把火，热情很高，可以理解，但历史的经验也要注意，你如果马上能调走那就不妨捅它一家伙，你如果想在家乡安居乐业不再挪地方了那就不要捅，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同意你的态度。”
他笑一笑说：“到底是年轻啊，部队下来的同志啊！”
但我的心里却很温暖：这是个关心爱护部下的人，而且还很懂业务。我有时在想，这个王局长对我这么关心这么热情，会不会是有所企图或有什么问题？而有所企图或有问题的人对人一般都是比较热情的。可过会儿又觉得自己太狭隘太不高尚，好像真变得不是沂蒙山人了似的，也就没敢再去想。
这年的春夏之交，外地来了些卖蚯蚓和举办蚯蚓学习班的，天天来广播站做广告。广告里说：要脱贫，养蚯蚓，想有钱，养曲溜船（蚯蚓的当地叫法）。一期办三天，学费六十元，免费赠送蚯蚓苗，养大之后全包销。那些急于脱贫而又找不着挣钱门路的农民兄弟忽地就拥了上来，兴起了一股小小的养蚯蚓热。我爱人也动了心，说是：“刘乃厚家那个兔唇儿那次好像还埋怨咱们没给他找个赚钱的门路是不是？给他捎个信儿叫他也来学学怎么样？”
我说：“广播里天天咋呼，他又不是听不见，还用得着你捎信儿呀？”
我爱人到底还是给他捎了信儿，那个兔唇儿就来学了。学费不够，我还给他垫了二十块钱。不想那帮儿外地人啰啰了没两天，送出一点小蚯蚓去，每人赚了一家伙，窜了。报纸上很快就登了信息，根本没地方收那玩意儿。那些养蚯蚓的一个个叫苦不迭，赶忙将那些软体动物喂了鸡算完。那个兔唇儿就埋怨我爱人：“当初我就半信半疑，俺不来嘛您非让俺来不可，这下倒好，四十块钱白扔进去了，还高蛋白呢，白他娘个×呀！”
我爱人给了他四十元钱将他打发走了又埋怨我：“谁让你们天天播广告来着？党的喉舌就干这个呀？”
王局长也找我：“有一个广告管理条例的暂行规定你见过没有？你查一查有没有办类似学习班的有关条款。”
我问他：“怎么了？”
“县委办公室来电话让咱写检查呢！”
“检查我来写，此事与你无关。”
“你说得好，我当领导的怎么能让你写检查？一切事儿都由我兜着，我这么大年纪了又不想再进步了，他能怎么着我？”
郝局长在旁边儿就说：“那是，那是！”
编辑小孔说：“看看，怎么样？这就报复上了吧？”
我说：“这个事儿咱们确实也有责任。”
小孔说：“有什么责任？广告管理条例上根本就没有办学习班这一条，人家还有介绍信盖着公章什么的，再说有责任也用不着他来管呀，要工商局是干什么吃的？”
王局长说：“让咱检查就检查呗，又掉不了几斤肉！”
郝局长就说：“看来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了，宣传工作很复杂嗯。”
不想没过两天，我姐姐就来看我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五六个叔伯兄弟，其中一个开着拖拉机，那个兔唇儿也来了。我姐姐一进门就问：“听说你犯错误了？”
我说：“犯什么错误？”
“说是办蚯蚓学习班的广告是你让播的，让县委一撸到底？”
“你们听谁说的？”
“咱庄里来县上推氨水的人说的！”
我跟他们解释了半天，他们才放心。
我知道我们村有看望犯错误的人的传统，就像别的村有看望病人的风俗一样。不想为一个小小的传言，他们跑了八十多里地也来看我了，我心里真是热乎乎的。我说：“以后你们不要听见风就是雨，再说我若真犯了错误，你们来也没用！”
他们就说：“别让他们以为钓鱼台没人，姓刘的是好欺负的！”
“胀得他不轻，还让人写检查呢，写鸡巴毛啊！”
我让他们住一天，第二天再走，他们说是：“庄上老少爷们儿都挂着，回去说一声，好让大伙儿放心。”又开着拖拉机连夜赶回去了。
那个兔唇儿临走的时候，就把那四十块钱给留下了，说是他爹把他好一顿臭骂。
第二天一上班，那个小陶问我：“昨天你家忽拉来了这么多呀人，是干什么的？”
我说：“是我们庄上的，来县城办事儿，顺便过来看看。”
“气势呀汹汹，像打呀架似的。”
“农村人就这样儿。”
小陶跟宣传部报道组的人合写了一篇稿子，拿给我看。我问他：“是你写的？”
他说：“是我们两呀人合写的。”
我看完之后觉得还可以，当个广播稿是没问题，就说：“还行！”
他就说：“第一次写，不会呀写。”
我给他编了编，在本站广播了一下之后他觉得不过瘾，就让我写封推荐信，他往省台送。我说：“寄去不行吗？”他说：“送吧，送去人家呀重视，路费也不要站里报呀销。”
我给那个来讲课的大老胡写了封信之后，他就从被采访单位要了辆吉普车，还要了些蝎子香油之类专程送去了。小孔说：“怎么样？能量不小吧？这稿子贵呀，高价的。”
我苦笑一下作罢。
那篇稿子当然就播了，小陶就拿一个秘密来感谢我，他说：“郝局长对你有呀看法定了，他说一心不能二呀用，你经常写呀小说，怎么能干好本职呀工作？还拿稿呀费什么的。”
我说：“他这么说了吗？我找他去！”
他就说：“你这个同啊志，你一找不就把我给出呀卖？往后谁还敢跟你说呀话？”
我说：“哪一件本职工作我没干好？广播站的稿费我拿过一分钱吗？”
“他不是说你拿广播站的稿呀费，而是说你拿人家的稿呀费，他是害红呀眼病，他家庭困呀难，看见人家拿稿呀费心里就不舒呀服，甭说拿稿呀费了，你工资比他呀高，他也不舒呀服，这是一呀方面，另一方呀面，他觉得你跟王呀局长不错，是王局长的呀人，就更不舒呀服。”
“王局长和郝局长有矛盾？”
“不但有，而且还很呀深，他两个的矛盾由来呀已久，不好弥呀合。”
我问小陶：“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陶说：“广播站什么事儿我不知呀道？这地方是庙小神呀灵大，池浅王呀八多，没一个好呀东西，当然您除呀外，我母亲就是让这帮人迫呀害死的。”他说着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
“那你何必调到广播站来呢？”
“看我怎么收呀拾他们！”
我就吃了一惊。我劝了他几句，要他别记旧账，要往前看，同时要注意遵纪守法，不要干越轨的事情。他就说：“你不了解呀情况，不要小瞧呀人，我还能不遵纪守呀法？”
我就预感到这个小小的广播站今后不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七、情绪经不住小冲击，戴大盖帽儿就能让人站好，用吃喝解决小摩擦，想发财胆子还不大
我说过，我们的小县城里是有许多生活的网络和循环圈的，你不参加其中的一个，你买肉买不到瘦的，买粮买不到好大米以及绿豆、红小豆，若是生病那就更麻烦。温锅之后，这些问题是早就解决了。但都是人家给你解决的，你不能不礼尚往来，也给人家解决点什么。他们让我办的大抵有两件事：一是吹吹他们，报道一下他们的先进事迹，最好是能变成铅字，在报刊上吹吹，这点不难办到。二是给他们买优惠价的彩电，这就有点小麻烦。广播局有个服务部，隔三岔二地倒是进一点彩电，但都是搭配着黑白的来的，往往是进一台彩电要搭配十来台黑白的。再说你买一台两台可以，你不能老买，但又不能给这个买了不给那个买。我为了跟那个老张搞好关系，让他每次进彩电的时候在厂里能给我留出那么一两台，就不时地请他喝个小酒。他因为经常给我办事，觉得有点喝酒的资格也就不提溜东西。
我说第一件事不难办到，是基于以下的背景。当时省内外个别报刊刚开始时兴带赞助性的报告文学这一说，我经常接到类似的约稿信和接待这些报刊的编辑或记者。他们也认为沂蒙山商品意识觉醒晚，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就经常来人来函找我帮他们拉广告或赞助性的报告文学。我大小是个作家，干过那么一两次之后觉得做这件事有点掉价，跟讨小钱儿的似的，也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那些搞报道搞不出多大名堂的或其他社会写作力量干这事儿也许比较合适？小陶有一定的能量，而且急于将钢笔字变成铅字，再有人来约稿的时候他就主动地凑上来了，我也乐得让他去应酬。不想他很快就能独立作战，拉赞助，拿提成，跟那些编辑称兄道弟，名利双收了那么一段。后来当我离开小县城的时候，据说他已经联系好了书号，准备出报告文学集，还要我给他写序什么的。这是后话，不提。
从审计局来了些查账的，态度不怎么友好。查完了账还查仓库，找仓库保管员和机务股的人谈话，谈话的时候让老李“站好”，老李战战兢兢地就做立正姿势，也不说“毛主席要活着能气得够呛”什么的了。折腾了一个星期，下来了一份通报。从通报上看，广播局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招待费过高，请客送礼过多，光去年给某新闻单位代买苹果就垫进去四千多元。二是巧立名目，乱发奖金和实物，比如编辑人员发工作服，机务人员发稿费。三是器材管理混乱，出库入库手续不健全，零件丢失严重，初步估算价值三千多元。责令广播局将巧立名目所发的奖金和实物原数原价从工资中扣回，并令广播局主要领导同志作出书面检查，尔后由有关部门酌情处理。
我问王局长：“怎么给某新闻单位代买苹果还垫进去四千多元？”
“操，那是给省台买的，人家来电话要咱给他们买质量高的价钱低的，现在果园都承包了，到哪里买去？咱们四毛一斤买了，按两毛一斤收他们的钱呗！”
“这事儿办得有点潮啊！咱们小单位怎么补得起大单位？你补得过来吗？”
他说：“不这么补，人家能给咱平价铁丝吗？人家换下来的电视转播设备能白送给咱们吗？去年闹水灾，广播线路断了十五杆公里，人家能给咱三万元救灾款吗？”
小孔说：“审计局不声不响地怎么单审计咱们呢？”
王局长说：“审计局除了正常的普审之外，平时一般都是不告不审，是有人告了呗！”
小孔说：“弄不好又是那个唐叭狗搞的鬼！”
王局长说：“不可能，他顶多就会大鸣大放地打个电话要你写检查，耍耍官威，干这个他还不会。”
小孔小心翼翼地说：“会不会是郝局长？”
王局长说：“他更不会，第三条就全是他的事儿，他怎么能会？”
小孔还在猜测：“会是谁呢？”
王局长就说：“别管是谁了，人家通报得对，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我就有点小紧张：最近外边儿有些我可能要当局长的传说，那么人家会不会怀疑我是抢班夺权急于把局长掀下去而来了这一手呢？很可疑的。
外边儿关于我可能当局长的传说是小陶告诉我的。小陶说他听宣传部的人讲的。他分析说：“这很呀可能，县里的科局级干部是五十不呀用，四十不呀提，王局长现年五十呀三，该当调研呀员，这个局长我看是非你莫呀属。”
我说：“别胡啰啰儿，我根本就不想当官儿。”可小县城的那种氛围弄得你心里还是怪恣呀，听这个比听我犯了错误或啃猪蹄儿要顺耳些。
两个局长的情绪都不怎么高，管理有点松，人心有点散。有人说那个老张从外地往这运彩电的时候，在半道儿上就卸下来不少，让他老婆代卖去了。服务部当时还没承包，他老婆代卖可以发个小财。播音员小宋也开始神出鬼没，星期天经常外出，回来得还挺晚，漏报了好几次天气预报。小梅说：“这可是大事儿，过去漏报一次天气预报都是要给处分的。不信你问问王局长。”小梅说这话的时候牙上粘了好多韭菜，我特别恶心女同志的牙上粘韭菜。我说：“我没权力给他处分呀，你找王局长给他处分去吧。”她嘟囔着：“这个么儿要是不处理，往后咱也漏报它一两次，”走了。我很快就知道小宋星期天外出是跟文化馆一个照相的到偏远的农村给人照相发小财去了，我知道了也没捅破这件事。小宋是个临时工，业务不错，编辑部数他工资低，他又有会照相的特长，他搞点额外收入就搞去吧，我只让他别再漏报了天气预报就完事儿。
隔壁小贤包了顿饺子给那个老李吃，以示对审计局找他谈话的时候让他站好的慰问之意。估计是小贤正在院子里下饺子，那边儿说话这边儿能听见。小贤说：“你不是怪懂唯物主义辩证法嘛，那还生什么气？”
老李说：“懂×呀！”
小贤笑得格格的：“不文明呢！”
“文明个鸡巴毛呀，操他亲娘的！”
“有本事当面骂呀！当时吓得那个熊样儿，现在来劲儿了，快端！”
老李在小贤家吃完了饺子，来我家喝水，他说：“操他的，现在这些戴大盖帽儿的太多了，分不清是哪一部分，我起先以为是公家局来着，弄了半天还是审计局，审计局又不是公安局，他怎么能随便让咱站好？”
我说：“这是个别人的态度问题。”
“这就是县以下的水平啊，戴个大盖帽儿就能让人站好，哎，你能不能在咱们那个小内参上来它一篇儿，撸这些婊子儿一家伙？”
我问他：“通报上那三条是不是都属实？”
他说：“属实可能是属实，可属实就让人家站好吗？”
我说：“那不还是个别同志的态度问题嘛，有三个问题的撸有一个问题的也说不过去呀！咱们别再火上浇油了，搞不好不知又会惹出什么乱子！”
他就说：“操，你也是白搭×呀，回来半年多点儿，棱角就没了？党的喉舌让个审计局操了一家伙，毛主席要是活着能气得够呛！”
秋天到了，该吃羊了。沂蒙山一到这个季节大兴吃全羊，久兴不衰。我们那个小县城更是略胜一筹，各行各业各部门把吃羊当作福利来搞，统统吃。下班的时候你看吧，几乎每人都用网兜儿提着盛满羊肉的铝盆铝锅，脸上放着红光，见了人格外亲切，整个县城就弥漫着羊肉的芳香和团结友爱的气氛。那种吃法是这样：将山羊杀死之后，把羊头羊蹄羊下水拾掇干净，该拔毛的就拔毛，该翻肠的就翻肠，尔后跟羊肉放到大锅里一起煮，待煮个半熟，再将它们捞出来该切的切，该剁的剁，完了放上佐料再煮。煮熟之后倒上醋撒上香菜，连汤那么一盛，确实是好吃得要命啊，还没膻味儿。整个沂蒙山区及附近的临胸、莱芜、新泰几个县都是这个吃法。我在离开小县城之后最怀念的也是这玩意儿。我体会这种吃法的意义不在于吃，而在于做，在于做的时候大家嘻嘻哈哈一起动手的那种气氛。
这时候，别的单位都开吃了，广播局因为刚挨了通报就还没动静，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吭声。这天下午，小陶让我去他家吃羊肉，说是他爱人单位上分的，我提溜着两瓶酒就去了。不想唐叭狗也在那里，小陶一介绍“这是县委办公室唐啊主任”，我就意识到是他。我是第一次见这人，编辑小孔曾给我形容过他的形象，说是他的脑袋最有特点了，像一个树墩让木匠砍了一斧子似的，嘴很长，眼睛有点圆，跟叭狗差不多。我一看还真像。他肯定也意识到是我了，我刚觉得有点小尴尬，他就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老刘吧？久闻大名啊！咱们还有点小误会不是？没什么，不打不成交嘛，过去主要是不认识，以后熟了就好了，我这人脾气不好。”
我就说：“我的脾气也不好，请原谅了。”
这羊肉原来是他拿来的，小陶怕我知道是他拿来的不来，就说是他爱人单位上分的。喝起酒来的时候，他说：“早就想认识认识你，一直没找着合适的机会，正好单位上杀了羊，就一块玩玩儿。”这人还挺能说话，他说羊肉是好东西，县长和县委彭书记都爱吃，甭说彭书记了，中央委员也爱吃。吃羊肉喝白酒可以，喝啤酒不行。地委书记前天来咱县检查工作，转了三个庄说了一句话：“农村改革，势在必行。”看来广播局的班子是非调整不可了，关键是两个局长不团结，面和心不和，同床异梦，不团结怎么能搞好工作？咱们县里还是有点名人，有个画画的，画得不错，就是有点骄傲；那个唱歌的唱得不错，还拿过奖什么的，就是思想不开展；那个编小戏的，编得不孬，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以后咱们就熟悉了，有什么困难说一声，外边儿传说你怎样怎样，一接触，哎，还不错，挺直爽。”
这羊肉一吃，酒一喝，我对唐叭狗的恶感冰释了。后来我就知道，我们的小县城里都是用吃吃喝喝来解决一些小摩擦的。比方张三要是和李四有点小隔阂，王五就会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到我那里弄个小酒喝喝，把话谈开，就没事儿了。”前提是摩擦要小。小陶说：“王局长和郝呀局长就没在一起喝过呀酒，小梅结呀婚的时候，他两个一起喝过呀一回，不在一个呀桌，还吵起来了。”
秋收大忙时节，单职工们回去忙秋收了，我又负责了一段全局的工作。这期间省台又来电话让我们联系苹果，又是质量要高价钱要低那一套。我实事求是地把审计局查账的情况跟他们说了说，他们仍然要我们联系，说是只要质量好就行，贵点就贵点，再贵也比省城便宜。我问他：“省城多少钱一斤？”他吭哧了一会儿说：“五毛左右吧！”我心里话：“骗你大爷我呀！我还不知道？很一般的苹果批发也要六毛以上，不知道我是谁！”我心里有数之后，就派小陶和小孔联系去了。他两个找熟人联系的是三毛六一斤，我跟他俩商量：“咱们接受以前的教训，这回不但不往里垫，还要赚他们一家伙怎么样？”
小陶说：“怎么赚？”
“你们三毛六一斤买回来，咱们四毛五一斤卖给他们，一斤赚它九分钱，六千斤就是五百四。”
他两个都说这个主意好，可也别赚得太多了，按四毛一斤卖吧。这两个想发财，胆子还不大，只敢发点可怜的小财。
我说：“别凑成整数，有个零头儿显得真实些，按四毛三一斤卖给他们吧，他们来拉苹果的时候，给具体办事的和司机再一人送一筐，这些东西只要自己有了不花钱的，他才不管别的贵不贵呢！不过这个事儿得保密。”
小孔很激动地说：“这个还用得着嘱咐？”
我说：“你俩还得辛苦一下，先把苹果运来，别让拉苹果的跟卖苹果的见面，免得露馅儿。”
小陶就说：“没问呀题，我去联系呀车。”
这事儿很稳妥地就办成了，净赚四百二。他两个拿出二百块钱给我，我说我只不过动了动嘴，力还是你们出得多。最后我们三个就平分了。小孔很高兴，说是：“您还真行，以后瞅准机会再赚它几家伙。”
我将我的那一份儿买了三只羊，杀了两只让大家的分了分，剩下一只，单职工们回来的时候杀吃了。小孔就说：“这是刘老师用稿费买的。王局长一听，说是”咱怎么能让他自己出钱？小错误是犯，大错误也是犯，再买它两只，公家一块儿报了。
吃了羊，大伙儿的情绪又振作起来。
八、“鸡蛋游戏”常玩儿不衰，过春节重视猪头，容易上当受骗，人事安排出奇迹
外边儿传说我可能当局长的事儿，还真是有点影儿。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长牛满山带着两个人来了几趟。开始大伙儿以为还是为着审计局通报的事儿来的，待谈完了话，才知道是考察领导班子的。那些被谈过话的人事后都跟我说：“嗯，这个局长你是当定了，我们都反映的你不孬。”
我就估计是我买的那三只羊起了作用。
这件事儿也说明自己非常浅薄啊，人家那么一说，我脑子里就像已经当上了局长似的开始筹划明年的工作怎么搞。我想明年让服务部实行承包，让机务股承担服务部的修理业务，搞点收入，提高一下福利，编辑部则实行岗位责任制，进一步健全通讯报道网，还要协调好关系，搞好团结。一想到团结，我才注意到那个小陶自打调来之后好像还没跟小宋说过话。我问小孔，小孔说：“他两个怎么能说话？我只告诉你一个事实你就明白了，小陶的老婆就是小宋原来的恋人，你看着小宋挺阴，可还是斗不过小陶，关键是社会地位不同啊！”
后来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了。是一次我和文化馆那个照相的一块儿去采访一个爱树如命的护林员，闲谈的时候啦起来的。那个照相的跟小宋是一个公社中学的高中同学。小陶的父亲当时在那个公社当革委会主任，小陶在他母亲自杀之后，就也到那个公社中学读书去了。小宋多才多艺的才华在那时已初露端倪，他学习不错，还会拉二胡，在学校文艺宣传队当队长。班上有个女孩子，是个军转干部子女，长得特别漂亮，学习特别好，唱歌特别好听，拍子打得也特别好看。小宋经常跟她一块儿排节目演节目，彼此有些好感生出来也是可能的。小陶这个东西就在他俩之间玩鸡蛋游戏，哎，你知道什么叫鸡蛋游戏吧？这是小陶的专利。他说让两个沂蒙山人打架很容易，你比方三个人一前一后地一块儿走，中间那个若是觉得无聊，想热闹热闹，你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你先用两只手比划成一个篮球的形状，对前边的那个人说：“一个鸡蛋这么大你信不信？”前边的那个人当然就不信。你再用两只手比划成一个鸡蛋大小对后边的那个人说：“我刚才说一个鸡蛋这么大，他不信呢！”后边儿的那个人肯定要说：“他是放屁！”前边的那个听见后边的这个骂他，当然就要回骂，三骂两骂就打起来了。你就放心地在旁边儿看热闹吧，他二位保证只注意对方骂他而绝对不问骂他的原因。小陶父母长期不和，据说也与他在中间玩儿鸡蛋游戏有关。小陶有一次生病住院，班上的同学都去看他，那个女孩也买了点心去探视，小陶跟她从来没说过话，如今见她提了点心来看他，感动得要命却无以回报，就玩儿鸡蛋游戏感谢她，他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就太善良，不会识别人，那个表面上跟你最好的人说你是留级生呢，还说你尿尿泚裤腿儿什么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来！”那女孩当时就气哭了。小陶见她哭了，也陪着掉了眼泪。而这事儿她是无法核实的，直到高中毕业她也没再跟小宋说过话。小宋当兵回来，才知道那女孩已经嫁给小陶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两个怎么能说话？
我虽然想协调好他俩的关系，搞好内部团结，但在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之后，也就作罢了，这种事儿咱是无能为力啊。
那个老张在外边儿搭了个关系，回来就忙着收预付款，要去南方进彩电。广告一播，一下收了十八万。局长就让老李跟他一块儿去了。他两个在那里看了样机，签了合同，让人家小酒一灌，交了钱。人家说样机你们都看到了，彩电是有，关键是这个车皮的问题，你们回去好儿吧，两个月之内保证将彩电运到，让老区人民春节看上彩电，他两个颠儿颠儿地回来了。那个老李回来说：“好家伙，这一趟出去跟出了趟国一样，见老鼻子世面了。操它的，那次要不是我，这个老张就让个小妓女给拽走了，看不出个火候来，年纪也不小了，还说这个潮那个潮呢！”
不想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没见彩电的影儿，眼看春节将近，那些付了款的天天挤到他门儿上要彩电，有的就要退款，他急了，又窜去了。
我爱人告诉我，春节之后小宋可能要辞职去承包照相馆，现在已经跟文化馆那个照相的开始装修房子了。我说：“就是他业务还棒点儿，他一走不毁了吗？一个广播站播出音来要都‘播音晚了’，那可不像回事儿！”
“人家是临时工，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人家不走，具体问题你能给人家解决吗？听说小梅也要走呢！”
“她上哪走？”
“她爱人已经确定转业了，可能要跟他回原籍！”
我有点急：“这怎么行，这不纯粹拆我的台吗？”
我爱人就说：“你怎么知道是拆你的台？我看你最近又怪胀饱，操心怪多，就像你真当上局长了似的，你管得着吗？该操心的你不操心，不该操心的你瞎操心，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你还不置办年货啊？”
第二天我问小梅，小梅说：“是有这个打算，老冷已经回原籍联系去了。”
“你非走不可吗？”
她说：“我也不愿意走，不管怎么说，这个单位还不错，同志们之间也挺融洽，可他是排级干部，实行哪里来哪里去，不回去怎么办？”
我说：“我要是给他跑跑，在这里给他安排呢？”
“那就不一定走。”
我找着牛满山，强调子一下播音员是特殊人才，编辑好找，播音员难寻，你别看她“播音晚了”，可要找她这个水平的还真找不出来。而那个不“播音晚了”的是个临时工，要解决他的具体问题更难不是？牛满山就答应研究研究，春节之后给你信儿。完了就说：哎，你们进彩电的还没进来啊？我小姨子也付了款，到你们局好几趟了，也找不着人儿！
我说：“具体办这事儿的亲自去了，估计也快回来了。”
我们的小县城里过春节，原来极看重猪头，就像初秋时节极看重吃羊一样，没有猪头就等于没办年货。我那个循环圈的人当然就给我准备了一个。我原打算不要来着，一问家家都有，就要了。拿回猪头来，却又犯了愁：拔毛的问题。虽然那上面的毛大部分是拔过了，但个别地方如耳朵里眼圈儿上嘴角边及皱纹里的毛却没拔干净，还须重新拔。而要拔，用镊子是肯定拔不光，那些细微的毛你捏不住，用烧红了的铁棍儿烙呢？猪毛的根儿又出不来。据说可用松香拔，问题是我和我爱人谁都没拔过，两人你靠我捱谁都不想动手，快到年根儿了那东西还丑陋地在旁边儿等着。我爱人看见那个丑陋的东西就嘟囔：“你还不拾掇啊？”我为了提高她的积极性就说：“这件事由你具体负责！”她就说我没用，“连个猪头都不会拾掇，谁家不是男的干呀！”我说：“你干嘛不找个会拾掇猪头的呀？你当初可没声明对方须会从猪头上往下拔毛还须会翻猪大肠儿什么的！”正这么吵着，小陶来了，他说：“是让猪呀头愁住了吧？一个作呀家撅着个屁股在家里拾掇猪呀头，传出去确实也不好呀听！”说着就帮我拾掇。我知道了那个鸡蛋游戏的故事之后，虽然对他一直警惕着，但拾掇个猪头恐怕还不致于出什么事儿吧？又不是咱请他来的。
用松香拔猪头上的毛是这样：把松香熬成液体之后，浇到有毛的地方，待松香凝固了，再把它掰下来，这样就把粘到松香上的毛一块儿给拽下来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问题是你往下掰的时候松香很容易碎，还须不断地拿棍儿沾一些液体的松香将它们粘合着，尔后再往下拽。小陶一边拽一边说：“大干部和名呀人要比一般人少吃好多呀东西，你就比方猪头呀肉吧，要是吃谁呀来拾掇呢？别人拾掇还不放呀心，自己拾掇又太呀掉价，干脆就不呀吃了，所以还是过一般老呀百姓的日子呀好！”
他很快就拾掇完了，又利索，又干净。他又告诉我煮的时候最好跟猪蹄儿一块煮，尔后将它们切碎打成冻儿，要比单吃猪头肉好多了。
这件事情做完了，便觉得心里踏实了，充实了，物质准备丰盛了，这个春节肯定过得错不了。
那个老张除夕傍晚才回来，他一进宿舍就抱头大哭。一问情况，果然就不出所料，那边儿确实就是个皮包公司，人家拿着他的钱当了周转资金，而原先让他俩看的彩电是别人的。还不错，十八万要回了九万。我为了安慰他，当时就拍了胸脯：“那一半儿春节之后我帮你去要！”他一下就给我跪下了：“你说话要算话啊，你一定要拉我一把啊！”我将他拽到我家，让他吃了饭赶快回去，大过年的，家里的人不知急成了什么样儿呢！他说：“还过什么年啊，回什么家啊！”我好说歹说，他才匆匆吃了点东西骑上自行车走了。外边儿雪花飘着，冷风直刮，他家离县城一百三十来里地，这一路该是怎样的心情啊！
年初一我到牛满山家拜年的时候，牛满山告诉我：“那个女播音员的爱人叫冷什么来着？我看问题不大啊，今年的军转干部主要是充实公检法，安排到检察院怎么样？”
我将这事儿告诉给小梅，她两口子都挺高兴，那个老冷说：“到底也是部队回来的同志啊，关心人，来，哈（喝）酒！”
春节之后两件事：一是走亲戚，二是轮流吃。我在那个循环圈里轮流着吃到初六，还没轮完，那个老张回来了。我把跟他一块儿去南方要账的事跟王局长说了说，王局长说：“行，怎么着都行！”我们初九就上路了。
这一趟要账就要了近一个月。麻烦的是跟老张签合同的这家公司也让另一个公司给骗了。几经周折，终于通过银行从那两家公司的往来账目上扣下了七万，剩下的两万确实也不好要了，那个皮包公司的经理破罐子破摔草鸡了，说：“你们把我送到公安局吧，我不想活了，要不我家还有两三千斤甘蔗你们拉走吧！”老张也烦了，别无高招儿，我们让他写了两万块钱的欠条就回来了。老张还挺高兴，路上有说有笑，说是：“服务部如果搞承包，你要还信得过我，就让我挑头，不出半年这两万块钱保证能赚回来，把这个窟窿给堵上。”
我心想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老张问我：“你出来的时候，小宋没跟你说辞职的事儿啊？”
我说：“没有哇！他辞职也不需要跟我辞啊！”
他就说起了“前年秋月朗”的故事：
小梅刚来广播局的时候，他俩关系挺好。小宋为教她播音可是费劲了，小梅小学没毕业就进了吕剧团，文化水平很低，连个字典也不会查。小宋就从汉语拼音和绕口令开始一点一点地教她。他两个在那个小播音室里整天碰头搭脸耳鬓厮磨，天长日久彼此有些好感生出来也是可能的。加之当过演员的人也怪开放，拿着打情骂俏搂肩搭背不当回事儿。天又怪热，两人穿的又挺少，那些绕口令的内容又不很健康，两人一时情动做些搂搂抱抱的事情也是免不了的。小宋当然也不是好东西，他这样想，我宋传喜这么有水平却是个临时工，这女人嘛也不行倒是个干部，这世界真他妈不公平啊。他就把小梅习以为常的一些小举动当成了挑逗，就把小梅给糟践哭了。小梅一边哭一边骂：“你个流氓啊！我告你个小舅子！”小宋嘿嘿一笑：“你告去吧，谁来调查我就放放这玩意儿给他听！”原来录音机还开着，他将全过程都录下来了。打那小梅就恨上了小宋，有机会就拿作他，羞辱他，让他褪鸡毛，剥兔子皮，他则不怀好意地朗诵：“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
我问老张：“这么详细，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小宋自己说的呗！”
我心里觉得怪真实，嘴上却说：“那就不一定准，也许他是故意臭摆她呢！”
老张就说：“也可能。”
当我俩回到广播局的时候，广播局的班子已经调整完了，新领导已经走马上任了。你想不到是谁来当局长：那个唐叭狗！王局长果然就当了调研员。除郝局长继续当以工代干的副局长外，又调来了两个副局长，一个专职党组书记和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副局级的工会主席。这个工会主席就是小贤的丈夫，那个把广播站说成文艺单位的神出鬼没的兽医站长。这样广播局就有正副六个局级干部，领导力量加强了。小宋辞职承包照相馆去了，小梅随她爱人回了原籍，那个老李则提前退休让儿子接了班，小陶就当了编辑部副主任。我问王局长：“小梅不是答应不走的吗怎么又走了呢？”
王局长说：“老唐来当局长，她能不走？那个茬儿你不知道？”
有一次，牛满山在街上遇见我，他说：“这次领导班子调整，变化比较大，主要是公社改乡之后，有些多年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不好安排，就充实到县直各单位来了。”同时他给我提了四点缺点：一是在小内参上登电话记录的问题，显得不够稳重。二是播蚯蚓广告的事，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三是平时不够谨慎，让一般同志拔猪头上的毛和拾掇猪蹄儿。四是在县里考察领导班子之前买羊给同志们吃，有收买人心、拉选票之嫌。“当然喽，不一定准确喽，你仅供参考吧。”
我说：“我一定好好参考。”
……尽管如此，几年之后当我过起了真正的城市生活的时候，我还是怀念我家乡的小县城。有一次，我住的城市里下冰雹，我就跑到阳台上，遥望着家乡的方向由衷地祈祷：这冰雹千万别下在我家乡的小县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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