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铅字，讲究三六九，时兴温锅，可以养鸡，给丈母娘过生日可以请假，小日子过起来
不瞒您说，咱一个小小的连职干部，一九八一年底从部队转业的时候，顺顺当当地就连同老婆孩子一起转到了县城，当了广播局的编辑部主任，而且人还没去就有独门独院的三间小平房在等着，应该说够可以的了吧？你知道我们沂蒙山有五大特产不是？叫苹果山楂和黄烟，复员军人加蚕茧，这五样东西各自的产量都是全省第一名。山区的工业又不多，公家单位就那些，数量占全省第一的复员军人年年往这拥，安排起来有多难那还不明摆着？在这种形势下，咱一没有背景，二没有靠山，所有的直系和旁系亲属中连一个脱产或不脱产的干部也没有，也不能联系紧俏物资什么的，凭嘛？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就凭着咱有两本儿厚厚的剪报。那两本儿剪报当然都是本人发表过的新闻和文学作品。我料定这些铅字的东西在我们沂蒙山区的小县城里会格外吃香。果然，人事局长牛满山看了就很惊讶：说是：“好家伙，这么多呀！全是你写的？操，报道组和广播站的那些东西，一个个的看着跟笔杆子样的，其实没多少道道儿啊，他们发表的材料全加起来也不如你的一半儿多，还有小说呢？怎么写的来！”
这么的，咱就当了广播局的编辑部主任，我老婆则随我到广播局当了会计，很痛快。
那么，当初我是怎么想起要积攒那些玩意儿的呢？说来话长，简而言之是高中时候受了我语文老师的启发。他就有一本儿那玩意儿。里面总共贴了五六首署着他名字的四行一首的那种诗，每首诗的下面都标着哪年哪月哪日发表于何种报刊，还标着得了多少稿费。那时候我觉得稿费比一般的人民币好听值钱有意义，就对他崇拜得要命。即使后来的“文革”中他因为那本儿剪报多了些罪状多挨了些拳脚，也丝毫没影响我萌发将来也要有一本儿那玩意儿的念头儿。因此上，我参了军搞了新闻报道工作之后，就特别注意向能变成铅字的报刊投稿，而从不向只能变成声音不能文字保存的电台投稿，嗯。
广播站在县城中心一座小山的阳面，五六排平房依次比邻，拾级而上，最后一排是办公室、机房、播音室，其余的就都是单身宿舍和隔成了小院儿的家属区。局长王砚耕五十来岁，个子不高，面皮很黑，一身农民打扮。我去报到的时候，他说是：“已经接到你要来的正式通知了，是我主动到人事局要求的，那个报道组有什么好，不是正式的新闻单位，干巴巴的什么福利也没有，还没房子，咱们广播站才是县一级唯一的新闻单位，文件上是这么说的，这可不是随便就能定的，不去报道组没意见吧？”完了，就让我“好好在家过个团圆年，局里要求是正月初六上班，你初九来吧，初九是个好日子，‘三六九，往外走’嘛，嗯，到时候连家也一块儿搬过来，别弄得三三两两的，上了班之后再今天调老婆明天搬家的，半年安不下心。去看看房子吧？就是还没刷，春节之后一上班我就安排人给你刷，顺便把顶棚也扎上，你转业回来是有五百块钱安家费的，操它的，人争来了，宣传部把安家费给扣下了。”
我老婆当时在离县城四十来里地的一个军工厂工作，我在她那里过完了年，办完了有关她调动的一系列手续和关系，正愁着怎么把家也一块儿搬过去，不想初九这天一大早，广播局的车就来了，上边儿还有五六个小伙子，是专门来帮我搬家的。连同我老婆厂里的人，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装好了。待车开到广播局，所有的职工和家属就都在院子里等着，有人还在即将成为我家的小院儿门口放了一串鞭。王局长亲自指挥着人卸车搬家具，同样三下五除二地一会儿就安顿好了。完了他掏出烟卷儿给大伙儿散，说是：“干得还怪快哩，抽支烟！”像给他家干活似的。我老婆瞪我一眼，见我没反应，就气势汹汹地走到我跟前悄声说是：“你的烟呢？这个也不懂？你们当兵的就是不懂个礼貌性儿！”我赶忙掏出烟来散，王局长说我爱人：“这么厉害干嘛呀！抽谁的不一样啊，自家人哪有这么多讲究！”
待我一切收拾停当，准备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王局长领着全局的职工来给我温锅。职工不多，十来个，我知道我家乡的农村是兴温锅的，却不想县城里也温。他们各自一瓶酒二斤肉地来到你门上，甚至不要你动手，只是用一下你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桌实实在在的酒席就出来了。王局长代表全局职工向我表示热烈之欢迎，他说是：“别说话了，都别说了，今天到的还怪全哩，噢，郝局长没来，他请了假给他丈母娘做生日去了，老马、小梅和小贤也没来，她们是女的，不喝酒，让我代表了，老李，不让你说话嘛你还说，小孩儿一样，年纪也不小了，这么的吧，所有的意思都在这里边儿了，老规矩，干完两杯再发言！”
喝起酒来的时候，王局长断断续续地说了三件事：一是县城这地方不要买冰箱，冰箱没用，来了客人现去买菜也来得及，肉还是新鲜的；电视得买，噢，你有了哇，赶明儿换个彩电，咱这里买彩电有个优越条件，坏了甭求人，咱自己就能修，哎，老李，把电视打开，听听新闻联播；鸡得喂，吃个鸡蛋啦，来了客人杀它一只啦，方便。二是广播站是个出人才出干部的地方，县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农工部部长就都是广播站出去的。但真正懂业务的不多，他们充其量只会写个总结材料什么的，什么通讯啦消息啦，严格地讲都还没真正入门儿。你来了就好了，你发表的好多东西我都看过，你大姐我也认识，她当农业社社长的时候我还去采访过她，你的小名我也知道，我只是不说，嗯。三是两个万岁的问题，无线广播万岁，有线广播也万岁。有人说有线广播没前途，不对，嗯！日本工业这么发达，还不照样发展有线广播？
这锅一温、酒一喝，我心里就热乎乎的。我在部队十五年，长期两地生活，始终有种断梗飘萍般的感觉，早就渴望有个固定的家，从此不再东悠西荡。此时确实就有了宾至如归温暖如春的感觉，我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了，我知道在县城这地方怎么买粮买煤买菜了，还可以养鸡什么的。我决心重打锣鼓另开戏，小日子从此就这么过起来。
电视上一个女人拿着话筒在扭来扭去地唱流行歌曲，闭着眼，还大喘气。王局长说：“这种话筒不孬，五百块钱下不来”！
那个老李就说：“操，简直是资产阶级呀。”
两个嘴角都朝下撇着永远骄傲自满似的老张说：“可不咋的，简直是丢她爹娘的老脸啊，不知是谁家的闺女，潮一样！”
王局长说：“你这两个同志，跟不上形势呢！”
老李说：“我要有这么个闺女，不毁她个婊子儿的来！”
二、衣服的扣子都系看，自行车大梁缠着，小精明，重视级别和录音，天气预报不准骂广播站
有一年我到北京的某家刊物改稿子，一位从未跟我见过面的编辑到车站接我。我出得站来，正捉摸着有没有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什么的，那位编辑就站到了我的面前：“您是老刘同志吧？”
我说：“是老刘不假，你怎么知道？”
那编辑笑笑：“一看就知道你是小县城来的！”
沂蒙山方言，傻，少个心眼的意思。
“你怎么一看就知道的呢？”
“很难说。”
“土头土脑是吧？”
“不是！”
“是表情？”
“也不是！”
“是衣着？”
“具体的特点说不准，总之是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就让我很悲哀。我自信这些年走南闯北地转的地方多了，除了没出过国之外哪里都去了，见的世面大了，可人家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是小县城来的。看样子你就是去过联合国也白搭，不好研究的。
待跟那位编辑熟了的时候，我又跟他探讨“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问题。他说：“是一种气质，一种风度，一种意识。”
“意识？”
“嗯，你比方我说了那么句话你就很敏感，然后就放到心上不忘了，没完没了地寻思，还穷追不舍地问个究竟，深怕受了侮辱吃了亏，这就是县城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但不是贬义词。”
我说是：“你们北京人是很会玩儿意识玩儿深沉什么的呀！”
他说：“看看，又来了不是？在小道理上也喜欢占个上风，小心眼儿、小精明、小家子气这也是县城意识！”
“我小家子气？你他妈的请我吃饭，把散装啤酒装到酒瓶子里当原装啤酒，不是小家子气？以为我不知道！”
他说：“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力啊，我说的是思维方式，不是指行为，嗯！”
“你拉倒吧，思维方式怎么能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就说：“实话告诉你吧，你出火车站的时候，我不是一眼就认出来的，那是瞎蒙的；你也不像小县城来的，而像个标准的军人，行了吧？我随便说了那么句话，你还没完儿了呢！”
现在想来就有些道理。
让人一眼就能认得出来的所谓县城意识中，衣着打扮恐怕是最明显的标志了。我转业回到我们那个小县城的时候，就穿着摘了领章帽徽的一身蓝军装，扣子是一系到顶，连领口上的小钩也勾着。有那么一二十年，我始终认为军装是全中国最好的服装，特别是那个军大衣，又肥又壮，老少皆宜，农村人看着不洋气，城里人看着不土气，给人一种稳重老成不搞歪门邪道的感觉。而别的服装都不行，花里胡哨还不正统，有的一穿上就跟小流氓似的。而穿军装就须将扣子全系上。任何制式的军装扣子都没有闲着的，你都须全系上。关于这一点我有教训。那年我提了干刚穿上四个兜儿的军装，一个跟我同时提干并对我有点小意思的女战友勾了一个衬领儿给我，我把它往领子里边儿那么一缝，让它那么一点缀，哎，还挺好看。而且还多一些意味出来。有那么几天，我就没把领钩给勾上，那个锯齿形的白色针织品的边沿就那么露着。不想一次党员生活会上，一个说话跟女人似的男党员就给我提意见，说我骄傲自满经不住提干的考验，公子哥儿似的，思想长毛，“你那个线勾的东西就那么美？我看一点都不美，作为一个党员、政工干部……嗯！”打那之后，我穿任何衣服就都将扣子全系上，摘掉了领章帽徽也还系。
那么，我这身装束就是一眼就能认得出来的县城意识吗？当然喽，我们小县城的人也是很喜欢把所有的扣子都系上的喽，哪怕是穿西服，也还是都系着。你仔细注意一下，就发现我们不仅喜欢系扣子，还喜欢把自行车的大梁用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缠它个严严实实；发型也有点小问题，不管你理得多么一丝不苟，总让人觉得哪个地方不怎么合适，要么直上直下的悬崖似的，要么理得跟白菜帮子似的。如此一个县城意识，人家还能不一眼就认得出来？当然喽，这是我离开小县城之后才逐渐认识到的喽。
我们的小县城里当然就有我的不少同学和战友，继广播局给我温锅之后，他们也一拨拨儿地来温了达十五场之多。这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这些同学和战友们已经占据了小县城的各行各业各部门，他们让你“需要办什么事，打个招呼啊！”嘲笑某个同学到他那里办事没找他，“结果怎么样？转了一圈儿不还得我来办？操，眼里没人。”互相叮嘱：“刘哥要办的事，谁要不尽心尽力，可是王八蛋啊！”那么反过来呢？那还不亦然？他们来其实是吸收你加入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某个网络并作为其中的某个链条的，从而进入一种县城人生活的大循环。这种循环圈肯定还有很多，但你若在小县城里立住脚，你就必须加入其中的一个。否则，你连买肉也买不到瘦的，若是生病那就更麻烦。你看到了小县城人生活的背后，知道了小县城人生活的方式，你觉得心里有了底，像个真正的小县城人了。若干年后，北京那个喜欢玩儿意识玩儿深沉什么的编辑来我家拿稿子，他在小县城里转了两天，临走说是：“你在这里生活得比我原来预想的要好得多，简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啊！没有你不认识的人，没有你办不成的事！”
我说：“小县城嘛，县城意识嘛！”
他说：“看看，又来了不是？我说过县城意识不是个贬义词嘛，你还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温锅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就正式上班了。
广播局的编制有点小复杂，局里有站，站里有股，股里还有组。股这一级是一部两股，叫编辑部和机务股、行政股。编辑部连我五个人，三个编辑加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分编辑组和播音组。我一上班，编辑小孔就管我叫主任，我不让他叫，他非叫不可，说我是正股级，“别的股都叫股长，咱们为什么不叫？”
我不知股级是哪一级，他说是：“相当于百货公司的经理一级，嗯。”尔后就向我汇报工作，每天干什么，怎么个程序，他特别强调县里的会一定要搞录音，回来就放它一家伙，千万别耽误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问他稿源怎么样，他说主要是播四大班子及各部委办局的工作简报，有时候就念报纸。“没人给我们写稿子？也没有通讯员什么的？”
“操，谁屑专门给咱写呀，各部委办局那些写简报的文书秘书什么的就算咱的通讯员了，他们把简报给咱一份就算是投稿了。”
“你们也不下去采访什么的？”
“采呀！搞录音报道，嗯！”
针对这种情况，我即向王局长建议办个通讯员学习班，学点业务。王局长挺痛快，说是：办吧，讲讲课，完了再实实习，有不错的就聘为专职通讯员，一个公社配一个，把通讯员队伍建立起来。你要忙不过来，去省电台请个编辑来讲讲课也行。
我去省台请来了个编辑部副主任大老胡，回来之后，学习班就办起来了。不想参加学习班的人还挺踊跃，原定一个公社来一个的，忽啦来了八十多，很多都是不要生活补贴自己背着煎饼卷来旁听的。
那个大老胡有点小名气，估计写东西不错，但不能讲。他当时大概正在写什么论文，净啰啰儿什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不对，陆定一下的那个“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对，但又不够全面，我给它下了个定义叫“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传播”这样是不是比较全面啊？光这个定义，他啰啰儿了整整一上午。有几个通讯员在台下嘀咕：“操，这个人讲课白搭×呀，嚼木渣子似的，净胡啰啰儿！”王局长听了就说是：“人家是编辑部副主任呢，那就是副县级，跟副县长一样大，你看他多和蔼呀，一点架子也没有，平时你能捞着听副县长讲课吗？”
吃饭的时候，正局长就请了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来作陪。王局长嘱咐我：“老刘你记着，县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边儿来的是哪一级，至少要请哪一级的领导来作陪，如果是新闻界的人，作陪的就一定要高他一级。”
我说：“要是来个比正县级大的呢？”
“那就请四大班子的一把手全到场！”
我跟王局长说：“请人讲课，按规定是要付讲课费的，这事儿您知道吧？”
他说：“知道，这个还能不知道？他这一级一天是五十对吧？人家大老远的来了，不容易，讲得也挺卖力，咱们讲课费要给，东西也要送！”
我说：“他讲课的时候，对不正之风抨击得挺厉害，咱们送东西给他，他能收吗？”
王局长说：“这你就不懂了，关键是看你怎么送了，严格地讲，咱沂蒙山人是连礼也不会送啊，一个个的潮一样！你哼哧哼哧地扛一筐苹果去，他那个家属院儿里那么多人，都大眼儿对小眼儿地瞪着，他当然不收了；你要送一斤蝎子给他呢？又值钱又不显眼儿，他能不收？”
送大老胡走的时候，王局长除了按规定给了他讲课费之外，就又往车里放了一斤蝎子和十斤香油，那个大老胡果然就装作没看见的坐上车走了。
听了大老胡的课之后，我知道这些通讯员喜欢听什么了。我刚到一个新地方，当然要来点小吹嘘，讲怎样采访的时候，我说是你若采访地位比你高的人，你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地位比他还高；你若采访地位比你低的人，你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地位比他还低，“有一回，我去采访基地司令员……”
底下就一阵小骚动：“好家伙，司令员他都敢采访！”
“司令员，嗯，省委书记一级！”
“司令员……”
我说广播站既然是正儿八经的新闻单位，就不要老播什么简报，要按新闻的特点来写，“嗯，还要改革会议报道，县直各单位天天都有会，你不能什么会都发消息，也不要会会都录音，中央台报道会议消息也没回回都放录音，你那个声音就那么好听？反正没有播音员播得好听！”
那些通讯员不知是真听懂了还是假听懂，也不知是真赞成还是假赞成，就都啧啧连声：
“这个老刘真敢讲！”
学习班结束的时候，又给每个人发了通讯员证和几本稿纸，通讯员们都挺高兴，回去时间不长，来稿骤增，稿源的问题初步解决了。
为了加强联系，沟通信息，我还办了一份类似内参性质的《广播电视工作通讯》，刊登下一步的报道打算，统计各公社及县直各单位来稿用稿情况，摘登来稿中不宜广播但又须引起各级领导注意的问题，分送县社两级领导干部参阅。
广播局的大部分职工连同正副局长原来都是单职工，家里都分了责任田。那个老李对脱产干部还要回家种地这件事很不满，说是：“操它的，顾得过来吗！”
那个老张就说他：“杠子头呢，潮一样。”
春耕大忙时节，单职工们就都回家种地去了。
王局长临走的时候，还表扬了我一番，说我来广播局时间不长，宣传工作很有起色，节目办得很活泼，那个小内参也比别的单位的简报高半截儿，县委领导很满意什么的。尔后就让我临时负责一下全局的工作，有事儿多跟宣传部请示汇报。完了又交待了两件具体事儿：一是跟气象站联系一下，农忙季节每天多报一次天气预报，除了早晚各报一次之外，中午再加一次；二是跟农业局联系，请他们结合农时搞一点播种施肥和田间管理的知识讲座。因为以前也这么做过，我跟他们联系之后，很快就落实了。
这期间县里开了一次公判会，枪毙了一个强奸杀人犯。公安局头天来电话，要我们到时去录音，编辑小孔问我：“这个会议新闻要不要改革它一小下？”
我因为刚说过要改革会议报道的话，就没加考虑地说是：“革，到时只发文字消息，不放录音，枪毙个人录什么音！”
小孔参加完公判会回来，写了条消息，当晚就播出了。不想第二天一上班，县委办公室就来电话找王局长。小孔把电话给我，我说：“王局长回家了，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那头儿气乎乎地问道：“你是谁？”
我报上名字，还把编辑部主任的头衔报了一下，那头儿说是：“官儿不小啊！”
我说：“官儿不大，你要找大官儿说话就等局长回来。”
那头儿说：“昨天晚上你们为什么不放录音？”
我说：“放什么录音？”
“公判大会呀！”
我向他解释吴冷西部长在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有指示，要我们改革会议报道，少播会议消息，多反映基层群众的活动……不等我说完，那头儿就说是：“什么吴冷西，还吴冷东哩，擅自决定不放录音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要写检查！”
我也火了：“是你当编辑还是我当编辑？什么文件规定我们只能放录音而不能作别的报道？你这个电话是不是擅自打的？”说完，“啪”，把电话摔了。
小孔在旁边见我气得脸通红，就说是：“嫌咱没放录音是吧？我估计就是这事儿！这个打电话的就是从咱编辑部调出去的那个唐叭狗，当了个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可牛皮烘烘了，胀得他不知姓什么了？这种人你根本不要理他，越理他他穷毛病越多，你没见他那个熊样儿，长得跟小流球似的，在广播站的时候还想播音员的好事儿呢！让小梅扇了他两个耳光，声音很响亮！”
但他要我们写检查这事我心里没底，我摸起电话就找宣传部长告了那个姓唐的一小状。宣传部长说：“要你们写检查？我怎么不知道？如果县委领导真要你们写检查，应该通过我呀！我看这段时间你们的节目办得还不孬来，特别是那个农业知识讲座，农民朋友很欢迎，那个小内参性的东西也不错，嗯，老唐要你们写检查可能是酒后之言吧？”
打完了电话，我仍觉得不解气，就整理了一份儿那个姓唐的与我通话的记录，连同吴冷西同志有关改革会议报道的讲话一块儿在那个小内参上登了那么一下。小孔就很兴奋，一印出来，饭也顾不上吃，骑上自行车就挨家往四大班子及各部委办局的领导那里送去了，撒传单似的。那个小内参性的东西，虽然署着“内部文件仅供参阅”的字样，但小县城里是没有什么秘密能保得住的，马上就传开了。这天傍晚，我领着孩子去河边散步，就听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议论：“管吴冷西叫吴冷东是不对不假！”
“吴冷西是谁？”
“广播电视部部长呗！”
“耍酒疯呢！”
“这回碰上硬茬儿子，够他喝一壶的！”
“这个么儿得两方面看，他狐假虎威耍酒疯不对，你往简报上登就对了？小字报样的？虽说没正式点名吧，说‘唐××’还不跟点名一样啊！人家是副主任呢！说句错话就往简报上登，往后谁还敢跟他们打交道？”
“让人家写检查是说错了话呀？有这么打交道的吗？你跟别人打交道也让人家写检查呀！”
“你这个同志，说着说着还急了。”
“本来嘛！”
下了一阵儿小雨，雨点儿落在土路上“噗噗”的，打在脸上还挺温暖。
那个说着说着急了的人说：“这雨不孬，嗯，对播种很有利！”
那个说“这个么儿得两方面看”的人说：“广播站这些私孩子！天气预报怎么报的，一点儿也不准！”
三、也有乱七八糟的事儿，关系也微妙，喜欢引用名人的话，“群众反映”特别快特别多
编辑部内部互相之间还有点小微妙。那个小孔对把姓唐的与我通话的记录登在小内参上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三番五次地吹捧我：“这回算是把唐叭狗打了个落花流水，还怪恣来！刘主任简直是所向披靡呀！批评性的新闻这么一搞，咱们广播站的威信一下提高不少，过去谁拿咱当盘菜儿呀！现在就没人敢等闲视之。所以还是老人们说得对呀，‘宁给英雄牵马，不跟狗熊坐轿’呀！”我就估计里面有情况，一熟悉，还真就有点小情况。
编辑小孔和播音员小梅是县吕剧团解散的时候一块儿分过来的。小梅额头很高，嘴唇很厚，骂人很狠，爱沾小便宜，外号“播音晚了”。每次节目结束说“播音完了”的时候，她就说“播音晚了”。沂蒙山味儿的半吊子普通话就这么个说法，改也改不过来。小孔和小梅在吕剧团的时候谈过一段。吕剧团一解散，小气候那么一变，两人的热乎劲儿过去了。加之小孔有洁癖，推门用脚，接电话手里垫着白纸，每天洗手五十来次。如同小梅的“播音晚了”不能改一样，他这种洁癖也改不过来。沂蒙山还有种说法，叫“吃饭没有屙屎的，死了没有烧纸的，干净过了头儿，没人供坟头儿。”小梅就嫌他一身绝户毛病，不啰啰儿他了。小孔一气之下找了个农村姑娘，小梅也嫁给了一个在县城驻军的小排长。还真让小梅说准了，小孔结婚三年没有孩子，小梅则生了个胖丫头。小梅饱汉子尚知饿汉子饥，痛定思痛之后觉得先前说他“绝户毛病”有丧门人之嫌，遂有愧疚之意，而小孔也摆出男子汉的胸怀不计前嫌。他二位各自怀着“一日恋人五十日恩”的独特感情于和平共事中竟互相关照生些真正的友谊出来。
小孔与那个农村姑娘原本就是一气之下结的婚，没什么感情基础，再加上老婆不生孩子（他认为），两人的感情就一般化。他平时很少回家，农忙季节也主动在站上值班，小梅就经常督促他回去看看，“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年纪也不小了。”还给他打听治妇女不孕的偏方什么的。小孔的洁癖挺不好研究，他一天洗五十来次手，却吃长了毛儿的煎饼，他与老婆感情一般化，但很会过日子。他老婆经常给他捎煎饼，一捎一大包。不等吃完，那些煎饼往往长了毛，他就一片片地摆出来晒。尔后将煎饼上的绿毛那么一拍，往开水里那么一泡，忽拉忽拉就吃了。这时候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跟一天洗五十来次手联系起来。小梅有时候做点好吃的还请他去，但只要她丈夫不在家他就不去，小梅就端到办公室去给他吃。
在这种形势下，那个唐叭狗趁小梅播音之际以为她不敢咋呼就想她的好事儿，小孔怎么能容忍？那还不耿耿于怀？
唐叭狗原来在我这个位置，当时还不叫编辑部主任，而叫编播组长。那时设备落后，每天三次播音都是直播，这就要求播音员对稿子要熟之又熟，不能打嗝，也不能咳嗽和放屁什么的，很麻烦。特别是早晨那次，还须起早，预先把声音弄正常，不能跟睡不醒说梦话似的。那天早晨唐叭狗跟小梅值班。小梅起得有点晚，懵懵怔怔不事修整上衣的扣子也没扣好就急燎燎地去了播音室。唐叭狗在机房将机器打开，隔着播音室的大玻璃于肉黄的灯光下看见小梅睡眼惺忪乳房累累，如梦中一般，遂欲火攻心，情不自禁，悄悄地进了播音室。不大会儿，有起早的人就听见喇叭匣子里先是一阵气喘，尔后一声尖叫，随后又是两声脆响。王局长和小孔听见声音不对头，同时窜了上去，正遇见唐叭狗捂着脸往下跑。小孔赶忙跑进机房，将放大机关掉，开始转播中央台的早新闻。小梅哼嘤哼嘤地诉委屈，小孔就很有学问地安慰她：“王局长又不是没看见，还能不给你作主啊？这可是军婚，嗯！”
王局长就说：“那当然，还能不作主！我一定要处理，不但要处理，而且要严肃！宣传部门可不是文艺单位，在吕剧团可能不是事儿，在这里就是事儿！小梅你快洗洗脸，让老冷看见不好！”
老冷是小梅的丈夫，因是排级干部，部队没分给他宿舍，住在小梅这里，头天晚上他可能太劳累了些，此时正在家里睡回笼觉。
小梅到底当过演员，让王局长一提醒儿，就若无其事了。洗了洗脸，还擦了擦桌子，说声：“不要紧，唐叭狗没沾着便宜！”就回了家。
事后有人问王局长：“那天早晨是怎么回事儿呀？”
王局长说：“设备老化，出了点小故障！”
“出了点小故障还大喘气呀？”
“着急呀！正播着音出了故障那还了得？还能不着急？”
“着急还打耳光呀？”
“胡啰啰儿！那是墨水瓶掉到地上了！”
“一下掉了两个呀！真会掉！”
“你听得还怪仔细哩！”
过了几天没动静，小孔问王局长：“怎么还不严肃处理呀？”
王局长说：“你比小梅还着急！我若处分了他，让小梅怎么在这里呆？老冷又住在这里？再说老唐不是没沾着便宜吗？给个什么处分？给个处分闹得乱哄哄的，你脸上好看吗？咱们是新闻单位是县委的喉舌你知不知道？我个别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不就是严肃处理吗？你还让我怎么严肃？不动个脑子，年纪也不小了！”
后来唐叭狗就调走了。他先是在人大常委会当了一段秘书，尔后就到县委办公室当了副主任。
男播音员小宋是个临时工。他先前当过几年兵，会放电影会照像还会开摩托。他退役回来之后，一次参加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听见工地广播站上光放歌曲下通知不办节目，就跑了去说是：“办个表扬性的节目不错，鼓动鼓动！”公社领导让他试了试，结果一试就留下了。他一个人在那里既写稿子又播音，搞得非常红火。县上去检查的人听了都说好，“比县广播站的播音员强八倍。”宣传部长回到县里就给王局长打电话说是：“还发现了个人才哩，叫宋传喜还是宋瑞喜来着没记住，反正是播得跟中央台差不离儿啊！”王局长就专程去了一趟，一听，果然就不同凡响，吐字准确清晰，声音浑厚有力，很有夏青的味道。待农田会战结束，就把他给调来了。但农转非的问题解决不了，他就一直临时工着。王局长发了几次感慨，说是：“谁也想当伯乐，谁也不解决实际问题，一到具体事儿上就成缩头乌龟了。”
小宋是小梅的老师，小梅当初学播音就是跟他学的。我始终不明白这么个有水平的人怎么就教出个“播音晚了”，而他自己就从来不“播音晚了。”
小梅先前管他叫老师，学成之后叫传喜，结了婚就叫他小宋了。小梅家平时买粮买菜买煤就都是小宋的事儿，好像她是小宋的老师，而不是他是她的老师。有时小梅家改善生活，那个小排长将鸡杀死之后，她还叫小宋去给她褪鸡毛呢！有时还剥兔子皮翻猪大肠什么的。
小宋平时不怎么说话，表情很深沉，一边的嘴角经常往耳根儿那地方撇，透出“冷眼向洋看世界”的那么点意思。他也吃长了毛儿的煎饼，煎饼长毛儿之后也晒，具体的吃法与编辑小孔的吃法相同。
但小梅做了好吃的不给他送，只给编辑小孔送，她丈夫在家也不请他去吃，形成一个“小宋干活小孔享受”的小反差。那个老李就说是：“这个么儿不公平呀！正式职工是人，临时工就不是人？毛主席要是活着还不让她气得够呛呀？”
那个老张就说他：“看着多才多艺怪有水平，其实白搭×呀，潮一样。”
小宋就故作憨厚状，嘿嘿一笑，断章取义地朗诵上两句毛主席诗词：“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他那么夏青味儿的一朗诵，就让人觉得意味深长，好像前年秋月朗的时候他跟小梅间发生过什么故事，虽然她没让他去吃饭，但比去她家吃了还要沾便宜，并没吃亏，嗯。
小宋不光给小梅家买粮食买菜买煤褪鸡毛什么的了，谁家的忙他也帮。比方支炉子打蜂窝了，刷墙皮糊顶棚了，他只要见了就主动去干。你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儿如果他当时不知道没去帮，事后他就要埋怨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呢？”他的人缘儿就不错，年年评先进都有他，全省广播系统的业务比赛也常常是榜上有名，而小梅却年年没有份儿。
那个老李和老张有时候就分析：“莫不是就为着这个，小梅故意这么呕他拿作他？毛主席要是……”
“操，光看表面现象呢，潮一样！关键还是那个‘前年秋月朗’里有文章啊！”
小孔跟小宋的关系也有点小微妙。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件事：小孔曾写过一个农村姑娘进县城设煎饼点文明经商勤劳致富的稿子，开头儿是这样写的：“卖煎饼喽！”卖煎饼喽！每当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县城的一角就会响起清脆的叫卖声，她就是……“小宋认为这样的开头儿报纸上登可以，但广播出来就不好听，你夏青味儿的上来就”卖煎饼喽“，让人家一听怎么啦？广播站改成煎饼铺了吗？甭说夏青味儿的了，方明播出来也不好听，他那个嗓子庄重严肃浑厚豪放，有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之势，在广播上这么铺天盖地的吆喝，像话吗？广播稿得有广播稿的特点嗯，如果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播成”社精办“好听吗？那个”鱼肚白也不适合农村听众，老百姓知道鱼肚白是什么东西呀？
他这个意见对，但由小宋说出来小孔就有点受不了，特别是在会上说，王局长和小梅又都在场。小孔脸上红了一阵儿说是：“咱是不行啊，还是你有水平啊，你不仅能播音，还能当编辑，局长也能当！”
小梅就不失时机地说是：“可惜啊，可惜……”
小宋嘿嘿一笑打了自己一个嘴巴：“看看，又缺把门儿的了不是？不说不说嘛还说还说！”
那么更真实的原因呢？因为小梅跟小宋微妙小孔也就跟小宋微妙了？还是真如人们分析的那样，小梅不啰啰儿小孔了是他捣的鬼？都有可能的。
我一上班，小孔就提醒我：“你可千万要注意这个小宋啊，这家伙最阴了，你十个老刘加起来也玩儿不过他，他能把全广播局的人都操了！”
小宋虽然也吃长了毛儿的煎饼，但他经常回家，眼下春耕大忙时节，他就又回去了。
编辑部另一位编辑是个老同志，叫辛有余，外号“心有余悸”。他是五十年代我县小有名气的三大笔杆子之一，曾在《农业知识》小杂志上发表过《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和《六六六粉并不是试验了六百六十六次》之类的小文章，据说光稿费就买了一辆国防牌自行车。他还认识从沂蒙山出去的娃娃诗人苗得雨，《李二嫂改嫁》的作者王安友。他最早在农业局当技术员，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成了黑帮，下放农村十几年，落实政策之后就安排到了广播局。我小时候曾听说过他，但没见过面，待见了面之后就很失望。这是整个身心都萎缩了的老人，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昔日坎坷的印记。他耳聋背驼，还积极要求上进，每天都是第一个上班，忙不迭地扫地擦桌子夹报纸，对任何带长字的都毕恭毕敬，据说见了团小组长也鞠躬。我第一次见着他的时候，他确实就给我鞠了一躬。他若偶尔迟到一会儿，那就要解释小半天，还掏出一张别人证明他干什么的条子给你。我就挺纳闷：他是怎么开口要别人写这类条子的。待稍微熟悉之后，他问我：“认识苗得雨吗？认识王安友吗？那年苗得雨来咱县，我陪着他转了三天，跟老百姓一样，蹲在炕头上吃煎饼就咸菜，一点架子也没有！”你跟他啦半天呱儿话题转了好几个之后，他往往还按第一个话题说：“嗯，蹲在炕头上吃煎饼就咸菜不假，是在青杨行民兵英雄左太传家吃的呢！天怪冷！”
我到广播站之前，一直是辛有余临时负着责。小孔说：“宁给英雄牵马，不跟狗熊坐轿”估计就是说的他，意思是在他手下工作格外受气窝囊憋屈得慌。我把那个姓唐的与我打电话的记录登在小内参上，他看了之后就说是：“到底是部队上回来的同志啊！”
那些家里有责任田的单职工们陆续都回来了。他们统统都黑了些瘦了些。那个老李说是：“操它的，简直累毁了堆呀！原先的水利设施也破坏了，浇地也走后门儿！毛主席要活着能气得够呛！”
那个老张就说：“有本事把老婆农转非呀？转了非你养得起吗，还嫌累呢，潮一样！”
王局长回来的当天找我谈了两件事儿。一是据个别公社党委书记反映，咱们有些通讯员在下边采访牛皮烘烘，县级干部似的要吃要喝，这可能就与你说的“你若采访地位比你高的人，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地位比他还高”有关。你那些话跟新闻记者谈可以，跟下边的业余通讯员说就不一定合适，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层次啊。二是在小内参上登那个电话记录的问题，也有点轻率。部长已经跟你解释了，就没必要再登，这样一登比通报批评还厉害，就会带来些副作用。
我问他：“你刚从家里回来怎么一下听到这么多反映啊？”
他笑笑说是：“别忘了，你是作家啊，是小县城的名人啊，你说任何话干任何事情都会传得特别快，外边儿还传说你每天早晨啃两个猪蹄儿哩！”
“简直是扯淡呀，我到哪里天天啃俩猪蹄儿去？”
“也许你没啃，只是说过，比方说‘天天啃它俩猪蹄儿不错’，人家听见了，就会给你传，人家传也没什么恶意，只是随便那么说说，玩玩儿，娱乐一下。”
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确实好像在哪里这么说过。几年之后，小县城里有人传“县里的干部忙换车，乡里的干部忙吃喝，村里的干部忙赌博”又是“沂蒙山乡镇一级的干部都一个脸模样，脸上的肉都横向长，这与他们天天肥吃肥喝无节制和经常板着脸孔训人有关”，说是我说的。他们忘了是听谁说的了，寻思寻思觉得还是听作家说的比较合理，就将发明权拱送给我了，我也觉得确实好像在哪里这么说过，不好研究的。
我就有点小压力，寻思自己上班不久就有这么多群众反映，以后还怎么进步啊？王局长就安慰我：“这地方群众反映特别快特别多不假，以后注意就是了。”
四、你有我也要有；有技术没理论；你以为有情况，实际没情况；请客等于要人送礼
相形之下，机务股的人互相之间就不怎么微妙。机务股三个人，两男一女，郝副局长、老李和小贤。郝副局长是以工代干的副局长，兼着机务股的股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局级干部，而只看成是股长。他的办公桌也不在局长办公室，而是在机房。局里不管开什么会，只要让他讲话，他说着说着就站在了机务股的角度，我们机务股怎样怎样，你们编辑部如何如何。他还经常跟别的股攀比为机务股争福利呢，他说是：“编辑干的就是写稿子的工作，为本站写稿还拿稿费，那我们干机务的也要拿个平均数。”
小孔说：“你当局长的还闹本位呀？”
他嘿嘿一笑：“我忘了，我忘了我是副局长了。其实咱也就是个股长的水平，再说编辑拿稿费确实不合理是不是？我这个人有啥说啥，不像你们搞文字的喜欢拐弯抹角！”
小孔说：“稿费才有多少？一篇广播稿一块钱，十篇稿子才十块。你们呢？发工作服发手套发雨衣，连手电筒也发，我们有吗？”
他说：“要不，就都发，你们也发工作服，我们也发稿费！”
他这个意见很好统一，马上就按他说的办了。
会计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呢？”
“从广告收入里出怎么样？”
“怎么下账呢？”
“预算外支出。”
“谁签字呢？”
当然是王局长了，一把手管财务嘛！
王局长笑笑：“大伙儿捞好处，我一人犯错误。”
老李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犯错误嘛！不要怕丢乌纱帽掉脑袋老婆离婚什么的嘛！”
大伙儿就哈哈一阵笑。
郝局长当过几年通信兵，技术上很有一套。他将原先直播的那种广播设备改成了自动控制，减少了不少工作量。每天播音员录好音，接上两次天气预报，没事儿了。机务员把录音带一挂，也没事儿了。一切都由自鸣钟控制。一到播音时间，机器自动地就开了；指针指到某个地方，机器又自动地关了。转播中央台、省台的调频机也按同样的原理实现了自动控制，使我站成为整个沂蒙山区广播系统第一个实现自动化的单位。他干的这件事在当时应该算是个不小的革新成果，说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也可以。但他说不出多少道道儿，人家问他是怎么搞的，他指着那些设备说：“这个地方是这样，啊，这样之后再这样，到了这里就成了这样了。”他画的图纸也只有他自己能看懂，当然也不会写材料。上级有关部门看了之后，非但没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奖励，还让他注意克服保守思想。随后就有话传出来说他：“老中医似的，把现代科学技术当成他自己的，企图传男不传女的家传下去。”
王局长就说：“你平时经常忘了自己是副局长，上级来检查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就摆起副局长的架子了呢？你不知道你这个副局长有多大是不是？检查组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官儿大，你还拍着组长的肩膀要他‘好好干，咹？’呢！跟上级说话怎么能‘咹’？”
“那不是显得亲切点嘛！”
“有你这么亲切的吗？你知道那个组长是谁？是省广播电视厅的副厅长！跟地委副书记一样大，你怎么能拍他的肩膀？你是省长嘛差不多！”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没看见县长书记的都陪着吗？”
“看来咱确实不是当官儿的料啊！”
他平时老强调“咱也就是个股长的水平”，估计就与这事儿有关。
那个老担心“毛主席要活着能气得够呛”的老李也是个无师自通的角色。他原是外线工，广播线路下放到各公社放大站之后就来局里搞了机务。凡是带响儿的机器他统统能修，电视机也修得不错。他四十七八的年纪，眼睛色迷迷的，说话甜兮兮的，水蛇腰一弯弯的，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他喜欢抬扛，他说：“‘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要是中午舱就满了呢？还非得晚上回来不可呀？”“怎么？那个唐叭狗还让咱写检查？这些东西耍起官威来就会让人家写检查，毛主席要活着不毁他个婊子儿的！”当时广播站给人修收音机还不兴收费，他给人家修的时候就连烟也不抽人家的一支。有时某个小零件坏了，他还偷偷拿公家的给换上。他的人缘儿就不错，那个小贤就经常给他看手相。
小贤是工农兵大学生，已经结婚了，爱人在一个公社兽医站当站长。她的形象属于丈夫们比较放心的那一种。老李说：“乍一看，小贤有点丑，再一看就不丑，时间长了，哎，觉得还挺好看！”
小梅说：“你看老母猪看长了也不觉得丑。”
老李就说：“这是什么话！不懂个团结绝大多数同志。”
小贤的业务水平比较差，郝局长和老李在股里经常训她：“你这个大学生是怎么当的，咹？连个二极管儿也不认识？”
她也不在乎：“人家不是没看清拿错了嘛！”
她在他俩面前就跟小徒弟似的，颠儿颠儿地跑前跑后拿这拿那。
但对外他俩却经常夸奖她。说她很勤快，没有大学生的架子，能跟工农同志打成一片，事业心也很强，“属于职业型妇女，嗯，虽然不怎么漂亮，但理论上很有一套，职业妇女一般都长得不怎么漂亮。”他们股里年年评先进就都有她。
小贤为了表示能跟工农同志打成一片，抑或是为了表明她在他俩面前并不是小徒弟，经常跟他俩开玩笑，有时还开得没深没浅。郝局长往往不跟她开，老李跟她开。她给老李看手相的时候，先叫他一声：“老李呀！”
老李装咬舌子的：“叫我压（咋）呀？”
“不着调呢！坐这儿！”
机房里有张床，平时放些待修的收音机之类，他三个开会闲啦呱也坐在那上面。伸着腿，倚着墙，墙上就有三个乌黑的后脑勺印儿，两大一小，两高一矮，挺好玩儿的。
郝局长不在场的时候，他两个也这么坐着看手相。三看两看他的手就在她胸脯上蹭一下，他说是不好好吃饭，就是这地方还有点肉！
小贤说：“吃不胖呢！”
“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门外响起夏青味儿的朗诵声，小宋来了。小宋挤挤巴巴地往床上一坐，也要小贤看手相。小贤说：“褪鸡毛的手，谁屑看呀！”
小宋涎着脸说：“作为一个公家女人，你不能光给老李看，不给咱看！”
小贤就有点恼：“谁是公家女人？公家女人整治得你屁滚尿流，屁颠儿屁颠儿地给人家褪鸡毛剥兔子皮翻猪大肠儿，抱着棍子给人家推碾压豆面儿，你一点咒念没有，还跑到这里找便宜呢，滚一边儿去！”
小宋讪讪地站起来说是：“操她的，还真是邪门儿咹？凡是对人家的男的厉害的女人，对自己的男的都不错。那个公家女人可疼她男的了，平时一点儿活不让他干，回到家就给他做好吃的。还吃‘霸王别姬’呢！自己有病发烧还给他吭哧吭哧地洗衣服呢！”
老李说：“凡是做了亏心事的女人，对自己的男人都不错。”
小贤就说：“什么逻辑！”
小贤跟我是邻居，我到广播站两个多月还没见过她男的一次。有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就听墙那边儿“咕咚”一声，从声音上判断，跳进个人去是肯定的。我忽地坐起来，看好了一根棍子，准备着那边儿有异常情况时好跑过去援助。我爱人说：“你神经兮兮的干什么？”
我说：“那边儿跳进去个人，不会是小偷儿吧？”
她很有把握地说：“是她男的！”
“她男的没有大门上的钥匙？干嘛不走门口要跳墙呢？”
“那个人每次回来都这样，神出鬼没的，老给她个出其不意，好发现点什么。”
“你怎么知道？”
“都这么说嘛！”
确实也就没再听见那边儿有什么异常动静。
还真是她男的。第二天那个兽医站长就来我家串门儿了。他人很帅，配小贤绰绰有余，也很热情，说是：“温锅的时候没能赶回来，这次送您点小礼物。”他从兜儿里掏出个纸包递给我，挺神秘地说是：“别让嫂子看见！”
我问他：“是什么？”
他说：“是牛鞭，不好弄。”那神情好像早就跟我熟悉了似的，也像咱有需要吃那种东西的病托他弄的。
我说：“这怎么好意思，怪贵吧？”
他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远亲不如近邻嘛！这东西虽然不好弄，但不贵，老百姓不认这玩意儿！”
说起话来的时候，他就管广播站叫文艺单位，他说：“文艺单位的人挺复杂是吧？”
我说：“文艺单位可能要复杂一点，咱们是新闻单位，还看不出有多复杂！”
“那还不是一个性质？都搞宣传。”
“咱们是党的喉舌呀，讲究个严肃性；文艺单位就不叫党的喉舌，而是讲究活、活泼！”
“可是都容易犯错误！”
“现在又不搞运动了，犯什么错误？”
“政治方面的错误不犯，别的方面的错误也得犯！”
“这就看个人了，个人要犯，在别的单位也能犯！”
他又强调了几遍“远亲不如近邻”之后就走了，我留他喝两杯，他说：“不了，有时间正儿八经地跟你喝！”
此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神出鬼没早出晚归，白天很难看到他。我跟我爱人说：“隔壁这家小日子过得还怪有意思哩，不时地就来点小刺激，像个小说的题目：来了走了，走了来了。”
我爱人说：“还有意思呢，你没去她家看看哪，跟猪圈似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儿吗？小贤也是不注意，跟男同志接触粘粘糊糊，没事儿也跟有事儿似的。”
有个星期天的白天，我又看见兽医站长了。我跟他打过招呼之后，回到家想让我爱人准备点好吃的，请他过来喝两杯。上回人家送我两根牛鞭，一直没找着礼尚往来的机会，心里一直有个事儿。另外温锅的时候别人都来了，就是郝局长没来，这回也顺便请请他。不想我爱人坚决不同意，她说：“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我说：“怎么了？”
“你知道上回温锅的时候，郝局长为什么没来？”
“不是给他丈母娘做生日去了吗？”
“你拉倒吧，他是怕来咱家喝酒要提溜东西，躲了。”
“是咱请他喝酒，谁要他提溜东西来着？”
“县城里就这么兴！你见谁到人家喝酒空着手过？那天小贤她男的说‘有时间跟你正儿八经地喝’这个正儿八经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那就是等他提着很多东西来之后再跟你喝！”
“还有这种讲究啊？我还真不知道哩！”
“就跟你不是沂蒙山人样的。”
“这么说，以后不能随便请人来喝酒了？”
“那当然，你一请就等于是向人家要东西！”
“提前打好招呼，不要人家提溜东西也不行吗？”
“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怎么才能让人家不提着东西来喝酒呢！”
“你若真想请人来喝酒，可以随便找点活让他们干，干完了，顺便留下来喝就是了。”
“还真是麻烦！”
“所以‘菜好做客难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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