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春天，沂蒙山区搞机构改革实行社改乡。钓鱼台乡新任乡长肖英觉得文件传达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时只是换换牌子就是了，而且别的地方也都在改，就没拿着当回事儿。不想换牌子的那天一大早，肖英一上班就见乡政府的门口被钓鱼台当庄的入围了个水泄不通，且锣鼓齐备，鞭炮待点，连她大姑子姐刘玉贞也来了。她问刘玉贞：“你们这是干嘛呀大姐？”
刘玉贞说：“不是说今天换牌子呀？”
“是啊，换牌子怎么了？”
“大伙儿是想来庆祝庆祝，你当乡长了，庄上的人还能不给你助助威长长脸啊？当初你妈在这里当乡长的时候，大伙儿也是来庆祝了的。”
肖英就有点小感动，同时也觉得有点小题大作，你这么亲戚里道地一庆祝，就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乡长是给咱自己当的似的。但刘玉贞一脸庄重，肖英就不好把这层意思说出口来。肖英也知道钓鱼台人看重礼仪喜欢热闹，找个引子就热闹一番，心也是好心，庆祝庆祝就庆祝庆祝。当她把“沂北县钓鱼台乡政府”的牌子在掌声锣鼓声鞭炮声中挂到原公社大院儿门口的时候，她就注意到在场的五十岁上下以及这个年龄以上的钓鱼台人，都眼泪汪汪的了。过后她就理解，乡政府的牌子连同挂牌子的人，使他们想起她妈妈曹文慧当乡长的时期，想起刘玉贞办识字班的时期，想起当年拿着结婚证书幸福而羞涩地从挂着这块牌子的门口进去或出来的情景，想起拿着户口本儿来这里填上一个新的小成员的情景……肖英让这气氛感染得也有点激动了。
这种场合自然就少不了刘乃厚、韩富裕、刘玉华他们。刘乃厚说：“还是叫乡长好听，一样的官儿，叫那个主任社长的总觉得不如乡长大一样。”
韩富裕说：“那当然，看把玉贞大姑激动的，眼泪都下来了，就跟她自己当了乡长样的！”
刘玉华说：“她要不是目光短浅，县长也早当上了，关键是这个农民意识啊，半截儿革命派呢！”
这时候，刘玉贞就从衣襟底下的兜儿里掏出两盒烟卷儿悄悄塞给肖英，示意她散给大伙儿，嘱咐她；“刘曰庆大叔也来了，你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肖英就跟新媳妇似的一边散着烟一边过去跟刘曰庆打招呼：“大叔来了？”
刘曰庆说：“这么大的事儿还能不来，玉霄咋没回来？”
“他不知道，我没告诉他！”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他？”
肖英笑笑：“这算什么大事儿？”
刘曰庆就说：“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当乡长了还能不是大事儿？那年我去北京开劳模会的时候到你家串门儿，你才这么点儿呢！如今连乡长也当上了。就是那回你妈领着我去逛动物园，有个狗熊给我打敬礼，咱寻思虽然当上了劳模，可也不能骄傲自满，就给它还了个礼，咱一还礼不要紧，那狗熊还要过来和我握手呢，好家伙……”刘曰庆上了年纪，特别能啰啰儿，肖英要是还听他啰啰儿，那就半天下不来，她也知道他下边要说什么，无非是要提醒你注意个谦虚性什么的。她刚要脱身离开，刘乃厚过来了。刘乃厚猴猴着个脸说是：“小婶子，你跟俺姥娘当乡长的时候一模一样哩！”说着问刘曰庆：“是吧，大爷爷？”刘乃厚五十多了，仍然长着个孩子脸，脸上带着谦恭和讨好的表情。肖英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叫小婶子叫得很不自在。
刘曰庆说：“那还用说！以后在公众场合不要管肖英叫小婶子，讲礼貌也不注意个分寸性儿，年纪也不小了。”
刘乃厚说：“当庄当院的叫乡长怪生分不是？”
刘曰庆就说：“公家的职务还管你生分不生分？该怎么叫就怎么叫！”
孩子们在争抢着落在地上的未响过的鞭炮，锣鼓还在敲着。刘乃厚转悠转悠突然就来了一嗓子：“别敲了，都别敲了，刘乃武！说你呢！不让你敲嘛还敲！也别说话了，下边儿请乡长讲话！”
肖英一下子愣了。她一点儿准备也没有，根本没打算讲什么话，而且要讲话也不需要他来主持。但大家都不吭声了，等着她讲，她脸憋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是：“都忙、忙去吧！天怪旱，小、小麦也该浇了。”
人们就陆续散去了。
肖英怎么也不明白刘乃厚当时为什么要来那么一嗓子。事后她跟刘玉贞说起这事儿：“这个乃厚是干嘛呀？弄得别人怪尴尬的，以后在公众场合他要三不知地就这么来一下，我还有法儿工作吗？”
刘玉贞说：“这个私孩子是显能呢！他从年轻就特别愿意主持个会什么的，没他的事儿他也在旁边瞎啰啰儿，人越多他越显能！”
之后，刘玉贞见着刘乃厚的时候说了他一顿，刘乃厚就说：“您别生气大姑，我当时忘了，我寻思是咱自己庄上开会哩！”
肖英在她妈还没结婚的时候，就让她妈把将来可能有的她许配给了村长刘玉贞的弟弟。当时曹文慧与刘玉贞说的是玩笑话儿，不想后来就成了真的。
由土改工作队长改任乡长的曹文慧，几年来一直住在刘玉贞家里。两人领着钓鱼台的人们闹土改、搞支前、办识字班，结成了亲姐妹般的友谊。
战争把沂蒙山的姑娘留大了。战争一结束，全国一解放，那些支前的参战当中的一部分回来的时候，钓鱼台及附近的村里一下出现了一个谈对象和结婚的高潮，几乎家家都在办喜事。钓鱼台乡政府结婚登记证的存根一天能积好几本。这东西很容易传染的。曹文慧自己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这天她买了一瓶酒回来，一进门就说：“给我杀只鸡！”
玉贞问她：“来客了？”
“没有，咱自己喝、自己吃！”
“是你的生日？”
“让你杀你杀就是了，什么生日不生日？我当乡长的喝点酒吃只鸡还要等到过生日？”
“当了乡长开始骄傲自满了呢！”
“让你杀只鸡你疼得慌了？你不杀我走了！”
玉贞见她有点认真，就乖乖地杀鸡去了。
曹文慧根本不会喝酒，喝着喝着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狂，笑过之后又呜呜地哭了，哭得很伤心，一边哭还一边骂：“操你个娘的肖一雄啊，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啊，你活着不来个信死了不通个知，纯粹坑你姑奶奶我呀！”
玉贞第一次看见大乡长披头散发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疯疯癫癫的样子，第一次听她这么沂蒙山味儿的骂人，这便知道了她的许多事情。
曹文慧是苏北人，是金陵大学水利系的肄业生。一九四五年，她听说沂蒙山区解放了，就和她的同学肖一雄通过地下党来沂蒙山参加了八路军。之后他上了前线，她则留下来做了地方工作。再往后肖一雄就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去了。
“哗——”曹文慧吐酒了。“哇——”刘玉贞那三岁的弟弟吓哭了。曹文慧就老娘们儿似地抱着他也哭了：“我的个儿呀……”
曹文慧年龄大了些，特别喜欢孩子。她给玉贞的弟弟起名叫“如肖”刘玉贞不同意，勉强叫成了“刘玉霄”。曹文慧晚上经常让玉霄跟她作伴儿。有天晚上，她突然醒了，醒来之后发现她的乳头儿正在小霄嘴里咂着，另一只则在他的手里抓着。她意识到醒来的原因，朝小霄屁股上打了一下。他“哇哇”地哭起来没完，她又赶忙把乳头儿塞到他的嘴里了，她点着他的额头：“你这个小坏蛋，小冤家呀！”
曹文慧有时候胡思乱想，说话大大咧咧，她跟玉贞说：“让小霄给我当儿子吧！”
刘玉贞说：“那怎么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给你当女婿嘛还差不多！”
“行，只要我以后有女儿！”
两过两年，肖一雄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了，他来钓鱼台找曹文慧。两人见面百感交集，哭着叫着地抱到了一起。一会儿，他把她放开了，他看见她的床上睡着个男孩儿，他的嗓音陡地变了：“这是谁的孩子？”
她有意急急他：“我的！”
他的脸色变得吓人：“你的？”
“不是我的是谁的？这么多年也不来个信，谁知道你是死是活？”
肖一雄气急败坏地就要走，刘玉贞一下进来了。她在门外已经站了一会儿了。她听文慧越说越不像话，就说是：“你是肖大哥吧？文慧姐是吓唬你哩，那是俺弟弟！”
曹文慧笑得直不起腰来：“我就是要急急这个×养的！”
肖一雄嘿嘿了两声，就拿糖给玉贞和小霄吃。
肖一雄个子很高，背有点驼。他和曹文慧村里村外地散步的时候，戴着一种风镜样式的墨镜，他那个墨镜就让刘乃厚很崇拜。刘乃厚说：“这个么儿是千里眼吧？打个枪放个炮了什么的，那就格外准！”
曹文慧给肖一雄介绍：“这就是那个十四岁就当村长的刘乃厚，老革命啦。”
刘乃厚说：“主要是在曹乡长的领导下，做点具体的地方工作。”
曹文慧说：“嘿，还怪会说话呢！”
肖一雄就把那个墨镜给了他：“送给你吧！”
刘乃厚受宠若惊：“军事物资也能送人？”但还是接着了。
刘玉贞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扎了席棚，装饰了红绸子，挂上了毛主席像。曹文慧和肖一雄就由刘曰庆书记主持着，举行了个简单的婚礼。当然就向毛主席像鞠了躬，还夫妻对拜什么的。他两个鞠躬的时候，刘乃厚在旁边儿抢着咋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下边请党支部书记刘曰庆同志讲话！”刘曰庆让他啰啰儿得有点恼，但也不好发作，就说是：“这是个革命化的婚礼定、定了，以后再有结婚的，就按这个章程来，新社会讲究个新风、风尚嘛，啊，但也不能胡啰啰儿，要注意个礼貌性！”
酒席也是请了的。刘玉贞让韩富裕杀了两只羊，大锅那么一煮，大伙儿连吃加喝的就都脸上红扑扑的。刘玉贞忙里忙外地张罗，跟家长似的。当肖曹二位从她家出来，入了乡政府大院儿的洞房的时候，刘玉贞就掉了眼泪。
肖一雄在钓鱼台呆了五天，临走要把曹文慧带走，曹文慧不干，说是：“跟你干啥去？当随军家属？你的工作是工作，我的工作就不是工作了？想得你娘的倒美！”
肖一雄嘿嘿着：“你变粗野了！”
“你不粗野，头天见面还没登记你他娘的就……”
“你小点声！你这个大嗓门儿是什么时候学的？”
肖一雄走了之后，留给钓鱼台人突出的印象是：文文绉绉，很讲卫生。他每天早晨都要到紧挨着钓鱼台的那条小河去刷牙洗脸，脖子上搭着印了“最可爱的人”的那种白毛巾，还做伸展运动什么的。他看手表的姿势也很文雅，一只手翻开另一只手的袖口，戴手表的那只手就做着女演员们经常做的那种莲花状。钓鱼台那个神神道道的何大能耐就说：“这种人一看就是只能生女孩儿的人，生不出男孩儿。”
曹文慧廿八岁结婚，婚结得晚了些，爱的方式有点变形。虽说她没跟他去，但他们都疯狂地补偿着久别后的感情，贪婪地享受着爱情的乐趣。还真是让何大能耐说准了，两人穿梭般地你来我往，结果在他们婚后的五年中，曹文慧接连生了三个女孩儿，第一个即是肖英。
这时候的曹文慧，有着一种少妇的美。她漂漂亮亮，风风火火，操着地道的沂蒙山方言，既能吃苦，也能说粗话，威信就很高。人们把她当作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典范，以她为标准衡量其他的和后来的干部，稍微不如她，就说是：“这样的人给曹文慧提鞋也不够格。”后来当肖一雄调到北京某军事学院干教务长的时候，曹文慧也调去了。她在一个国家机关的业务部门就沿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的台阶熬了上去。
刘玉贞说“刘乃厚这个私孩子爱显能，从年轻就特别愿意主持个会什么的，没他的事儿他在旁边儿也胡啰啰儿”是一点儿也不假的。肖英第一次来钓鱼台的时候就曾领教过。
一九六六年冬天，肖英和另外三个要好的同学来沂蒙山串联，在钓鱼台住了几天。刘乃厚当时在大队当保管员，肖英她们进村的时候他正在大队部门口蹲着，一见着他们就说：“同、同志们辛苦了，屋里歇会儿，抽袋烟！”
肖英就掏出一封脏兮兮的介绍信给他：“这儿是钓鱼台吧？”
刘乃厚说：“是钓鱼台不假！”他接过介绍信看了看，是“希沿途各地免费予以解决食宿为盼”的，就将她们让进大队办公室，让她们烫脚洗脸，他自己就忙着提壶刷碗，尔后打发小孩儿去叫支书刘曰庆，透着经常接待公家人儿的一种熟悉和干练。
刘乃厚忙这忙那的时候问那几个女学生：“当前的形势是怎么个精神？”
一个稍大点儿的女学生说：“当然是大好了，不是小好！”
“牛鬼蛇神横扫得差不多了吧？”
“还不能这么说！”
“你们要踏上千万只脚，别让咱国家变修了。”
肖英就问他：“您是十四岁就当村长的刘乃厚吧？”
刘乃厚一听挺惊讶：“是啊，你怎么知道？”
肖英笑了笑：“大名鼎鼎还能不知道？你一说话我就知道！我还知道劳动模范刘玉贞，支部书记刘曰庆哩，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都挺好！玉贞大姑出嫁了又搬回来了，曰庆书记一会儿就来，哎，你是怎么知道的？面好熟啊，跟在哪里见过样的。”
肖英说：“您别胡乱猜，我是来到县里之后才听说的！”
刘乃厚就说：“知道我的人挺多不假，玉贞大姑去省里开劳模会作报告的时候也提到过我，主要是跟敌人作斗争能讲究个灵活性儿。”
肖英说：“赶明儿给我们讲讲！”
刘乃厚说：“也没啥好讲的，武装斗争很复杂嗯，那时候曰庆书记不在家，我在庄上主、主持工作……”正说着，刘曰庆来了，互相作过介绍后，刘乃厚就知道那个知道他是谁的女孩子叫肖英，其余四位的名字也都是两个字，卫东、继红的怪好听。她们是学习红军两万五，长征路上不怕苦，专程来老区参观学习的，会唱沂蒙山区好地方的歌，当然也被毛主席接见过。刘曰庆一听毛主席接见过就肃然起敬了，说是“好家伙，那可是不简单，县长也不一定让毛主席接见过，晚上开个社员大会吧，一是对小将们表示热烈之欢迎，二是请他们传达幸福之情景，让大伙儿都幸福幸福！”
那几个女学生都说“不要开不要开”，可还是开了。刘乃厚就过了一次主持会议的瘾。人到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咳嗽一声说是：“别说话了，都别说了，韩富裕！不让你说嘛你还说，年纪也不小了，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共同背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二！”
大伙儿背诵完，刘曰庆就致欢迎辞，他说是：“红卫兵小将们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咱听蒙山做革命的宣传队、播种机、宣、宣言书，大伙儿说这是什么精神？”
大伙儿就七嘴八舌，这个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呗！”那个说：“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呗！”刘乃厚就说：“我看是纯粹的精神定了，‘免费予以解决食宿为盼’还能不纯粹？”
刘曰庆说：“纯粹是好精神不假，精神这么好，大伙儿说鼓舞不鼓舞啊？”
大伙儿喊着“鼓舞”，就都鼓起了掌。
刘曰庆接着说：“毛主席还接见过她们呢！县长也不一定让毛主席接见过，下边就请肖英同志具体传达毛主席接见的盛、盛况！”
肖英传达得很简单，她学着沂蒙山方言说是：“毛主席接见过我们不假，可不是单独接见的，毛主席一次接见好几十万呢，接见一次天安门广场上光让人踩掉的鞋就能拉好几卡车！”
大伙儿就啧啧连声：“好家伙，好几卡车，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嗯！”
肖英说：“我们这次来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经风雨见世面的，小时候，我就非常向往沂蒙山，这次借串联的机会就一块儿来看看！下面我就唱一下《沂蒙山小调》，看唱得准不准，有没有沂蒙山味儿！”说着就唱起来了：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她这么唱着的工夫，大伙儿起初还鸦雀无声，一会儿就嚓嚓咕咕：“真好听，跟广播上样的哩！”
“看人家这闺女长的，怎么长得来！”
“哎，这闺女好面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
刘乃厚悄声说：“她一来就认出我是刘乃厚呢，还知道劳动模范刘玉贞，支部书记刘曰庆！”
“我看像早些年在咱这里的那个工作同志曹文慧哩，说不定这个肖英就是她的闺女，她男的姓什么来着？”
“嗯，是怪象不假，越看越像！”
肖英唱完，大伙儿一下爆起了热烈的掌声，之后她们又合唱了《北京有个金太阳》的歌，跳了《金瓶似的小山》的舞，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
肖英她们在钓鱼台住了两天。刘乃厚领着她们把钓鱼台村里村外的转了个遍，他当然就不失时机地结合地形地物介绍一番他当年机智灵活开展武装斗争的事迹。他那点事迹细心的读者肯定都还记得，无非是偷了日本鬼子的罐头却误认为是炸弹，扔到村内的井里了，害得村民到村外挑水达三年之久。后来还是土改工作队长曹文慧让人下井打捞出来，消除了大伙儿的误解。他领着那几个女学生还专门儿看了那口井：“看看，就是这口井，有一定的文物性对吧？”
肖英问他：“听说你当年当村长的时候什么人都接待？不管是鬼子汉奸来到就有饭吃？”
他说是：“那当然，你不招待，把他惹火了他血洗你一下子那就不合算！三岔店不就让他烧得够呛？三光？搞地方斗争可不能跟部队样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完了就开拔，要讲究个灵活性嗯。”
有个叫继红的学生说：“你确实是很有灵活性不假！”
刘乃厚就说：“既要有灵活性，还要有坚定性，咱虽然什么人都接待，可心是向着共产党的。”
看钓鱼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时候，女学生们有点失望，说是：“到处光秃秃的，连棵树也没有，就这么个‘风吹草低见牛羊’啊？”
刘乃厚就为拿不出更好的风景给他们看而有点过意不去，说是：“那只是一种理、理想，我们一定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封山造林绿化荒山！”
刘乃厚还领着那几个学生到他家看了看。他家五个孩子，一色的男孩，其中一个还是兔唇儿。衣服是统统没有扣儿，有的敞着怀，有的就用根草绳子扎着。她们进去的时候，刘乃厚让那个兔唇儿“滚出去！没看见来人了吗？没有礼貌性！”那个兔唇儿也不客气，骂一声“操你个娘的，来人你就让我滚出去，就跟我不是这家的人样的！”就出去了。
肖英问刘乃厚：“干嘛不趁着孩子小，去医院做个小手术，把那个兔唇儿给补上？”
刘乃厚说：“还要押金什么的，怪麻、麻烦，再说孩子多了，你不能个个都保质保量，总得出个把残品什么的。”
肖英又问：“你干嘛不把孩子们的衣服钉上扣儿呢？”
他就说：“那都是冬天穿的棉袄表儿，缝了扣子做棉袄的时候还得往下拆，怪费事！”
他家的院子很大，屋子很小，里面黑咕隆咚。待过一会儿适应了屋里的光线的时候，女学生们都注意到屋里就一张床，一条滚成了蛋的油渍麻花的棉被，肖英就问他：“你一家七口晚上怎么睡啊？”
刘乃厚就说：“我是长年在大队部值班，大点儿的孩子到人家借宿，具体哪个去哪家我还不太了解哩！”
一只瘦瘦的小癫皮狗趴在门口好奇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刘乃厚踢了它一脚，它不好意思地哼嘤着走了。刘乃厚就让那几个女学生在这里多住几天，赶明儿把这只狗杀了给她们吃，“天冷了不是？天一冷吃了狗肉可补身子呢！”
女学生们都说：“你千万不要杀，我们都不吃狗肉！”
不想当天晚上，那个叫继红的就拉起了肚子。刘乃厚听说之后吓坏了，赶忙把刘曰庆给叫来了，一个劲儿地说是：“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刘曰庆问他：“许是吃的什么东西不卫、卫生？”
刘乃厚说：“就是吃了点羊肉，又吃了几个柿子！”
刘曰庆说：“那还不拉肚子？”这就让乃厚去拿药，又让老婆炒麸皮，尔后将发烫的麸皮包起来，敷到继红的肚子上。
刘乃厚在女学生们的门口蹲了一夜。赶到天明，继红不拉了，眼窝儿却好像陷下去不少。刘乃厚到底把那只小癞皮狗给杀了煮了，让继红补肚子。
那个继红吃了狗肉补了肚子，认为刘乃厚有问题。她这么考虑：“这个人热情得实在有点过分，心里有鬼似的，他若没有问题能对咱这么热情吗？不认不识的？”
肖英让她气哭了，说是：“难道人家对咱不理不睬就没有问题了？你了解沂蒙山人吗？”
继红说：“我看他那一年村长就当得有问题，整个一个维持会长三开人物！”
肖英说：“他当时才十四岁有什么问题？就算有问题也不用你管，你如果胡说八道给我们下不来台，你趁早滚蛋！”
正这么吵着，刘乃厚来了。他向她们请教农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的问题，说是：“到处都轰轰烈烈，就咱这里死气沉沉，还是个事儿米，搞不好就让社会主义甩个十万八千里！”
那个继红就说：“关键是钓鱼台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呀！”
刘乃厚很感兴趣：“你说怎么揭？”
继红说是：“十六条规定得很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要围绕着这个重点揭了！”
刘乃厚说：“这么说是要揭刘曰庆喽？操，他连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都不知道，他怎么走？”
继红说：“就算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不走，阶级阵线的问题就清楚了？”
刘乃厚说：“那还能不清楚？”
继红还很耐心，循循善诱：“我们到你家去的时候，发现你家的房子漏雨是不是？”
刘乃厚说：“是有点漏不假，你看得还怪仔细哩！”
继红说：“你提一桶水从地富反坏家的屋脊上倒下来，看看他们家的房子漏不漏，若是都漏，自然没话好说，若是他们家的房子不漏贫下中农的漏，那就是阶级阵线不清。”
刘乃厚寻思寻思有道理，提起一桶水就往地富反坏家倒去了。倒得那几家鸡飞狗跳，庄上的人也都莫名其妙。
刘乃厚拣着有代表性的倒了那么几家回到大队部，就听那几个女学生正在吵架，他一走近，她们不吵了。他问肖英：“怎么了？”
肖英余怒未消地说是：“没什么！”
刘乃厚打着哈哈说是：“操，还都漏哩，只是漏的程度不同罢了。”
继红脸红红的就再也没吭声。
那几个女学生吵架后的第二天，四个人分了两帮，继红跟另一个女学生走了，肖英带着一个住到刘玉贞家去了。钓鱼台的人始才确定这个肖英还真是曹文慧的女儿。
若干年后，肖英有一次跟刘玉贞的弟弟刘玉霄谈起这事儿，说是：“这个沂蒙山啊，真是块让人负疚的土地，你只要跟它一沾边儿，就忘不掉它，就永远觉得对不起它。”
再过几年，时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肖英就来钓鱼台下乡了。她在下乡期间将刘乃厚那个兔唇儿的儿子领到北京做了手术，给补好了。以后那个兔唇儿就保镖似的整天围着肖英转。肖英去打水，他给她拧辘辘；肖英去看电影，他提前给她占座位；肖英当民办教师，他在班上维持秩序。他补好了兔唇儿才上学，个子不矮竖插着，有哪个孩子惹肖英生了气，他嗷地就来上一嗓子：“操你个娘的，想挨揍咋的？”他不召即来，来之能战，有时候就让肖英很尴尬。后来她跟刘玉霄结婚的时候，那个兔唇儿竟然趁人多混乱之际，踢了刘玉霄一脚，很尽责的。
肖英在婆家门子上当乡长，麻烦无穷。钓鱼台人仿佛谁都跟她有点直接或间接的亲戚，这个叫嫂子，那个叫婶子，还有叫奶奶的。煤不好买，托她买煤，优良品种不好换，托她换种子；连看病也要她先给医生打个招呼。还有许多托刘玉贞求她办什么事儿的，刘玉贞也大包大揽：“行，我给他妗子说一声。”
肖英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她知道她这乡长是怎么当上的。她在整个下乡期间，比起她那些去北大荒去大西北的同学来几乎一点苦没吃，一点罪没受。她当民办教师，庄上的人还觉得屈了她，一有指标就推荐她上了省委党校。她毕业回来，先是当了几天公社团委书记，机构一改革，一讲究文凭，讲究女同志占一定比例，这个乡长就连她自己也想不到的当上了。她像欠了钓鱼台人永远无法还清的宿债，拼着命地忙这忙那，东跑西颠。这里联系煤，那里换种子，操着故意向沂蒙山味儿靠拢的普通话，啦着地道的庄户呱儿：“我说狗剩家的呀，你这个绝育手术还得做来，不做不沾弦啊。”
而庄上的人谁都告诫肖英，千万别忘了你大姐呀！是她把玉霄拉扯大的呀。曹文慧也不止一次地这么说。刘玉贞呢，也喜欢在肖英面前讲她当年抚养弟弟的功劳：“你不知道咱们爹妈去世的时候他才多大点儿呀！别人他还不找，白黑的就拽着我，我背他背得手指头上都磨出了茧子。”她这么唠叨的时候，她丈夫徐福就在旁边儿“嗯、嗯”着，就像他当时在场似的，肖英越发觉得欠了她什么，尽力替丈夫报答她。徐福说，他庄上的徐彦别看在外边儿当公安局长，每年都回来给他嫂子做生日呢！长嫂比母嘛，嗯。肖英就也给刘玉贞做生日。刘玉贞说，谁谁谁家的孩子当了农民合同工呢，肖英就走后门儿给她的孩子去联系……
肖英对丈夫小时候的事就比刘玉霄自己还清楚。
还在曹文慧发酒疯的那次不久，文慧就问玉贞：“哎，你干嘛还不找主儿？”
“等弟弟稍大点儿的时候，跟你一块儿！”
“傻妮子，跟我一块儿干什么？有合适的赶快找一个，你要照顾小霄，不会在本村找？”
“本村都是庄亲，我的辈份又高，没合适的！”
“那就在外村找一个，把他招赘到钓鱼台来就是了。”
其实玉贞父母在世的时候，早给她定了一门儿娃娃亲，她没敢告诉曹文慧，怕她笑话自己觉悟低没水平。她是这样想的，娃娃亲有点封建不假，但那是父母给定下的。父母在世可以耍耍小脾气不啰啰儿了，父母去世了就不能不啰啰儿。后来初级社会并成高级社的时候，她就辞去社长的职务，跟那个娃娃亲的对象结了婚，嫁到离钓鱼台八里地的一个小山庄去了。待她那个额头上永远贴着狗皮膏药永远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的婆婆去世之后，她就将家又搬回了钓鱼台。
在这之前和之后，刘玉贞有许多脱产转干的机会，就在曹文慧调走的时候，她还动员玉贞接替她的职务来着，但都被玉贞拒绝了，理由还是她弟弟：既不能把弟弟留在家里，也不能带着弟弟东跑西颠，只能她自己在家里。
刘玉贞的丈夫徐福也当过兵，性子很慢，很有礼貌，很会过日子。刘玉贞还没搬回钓鱼台的时候，玉霄曾去过那个小山庄一次。徐家是个大家族，徐福提到的那个徐彦是他本家的一个哥哥，他当时在部队当营长，回来办老婆随军，他那七八个兄弟包括徐福在内就在一起研究怎么跟徐彦要钱怎么分他那些搬不走的东西。最后整得徐彦从他舅子那里借了路费走了。临走两口子大哭一场，发恨再也不回来了。肖英有一次跟玉霄说起徐福说的徐彦每年都回来给他嫂子做生日的话，玉霄就笑了笑没吭声。
徐福跟玉贞来到钓鱼台，本事施展不开。钓鱼台的人先前对他们的老社长是何等敬重，如今见她嫁给了这么个畏畏缩缩的人就觉得有点小失望。队上分东西，村里开会，就只点刘玉贞的名而不点他。他肯定就觉得压抑，整天沉默寡言。玉霄放学之后要跟伙伴儿们一块儿去拾柴禾，他不让去，玉贞说：“他愿意去就让他去呗！”他就说：“这可是你让他去的呀！”
玉霄的性格开始孤癖起来。从前姐姐没出嫁的时候自由自在，现在在自己的家里却还要时时小心着，觉得很别扭。他偷偷掉了好几回眼泪。有一回掉眼泪的时候让玉贞看见了，玉贞就抱着他一起哭，完了，她对玉霄说是：“好好上学啊，要不……”
这话她经常说，玉霄从小就记得很牢。他不知道姐姐的潜台词是什么，猜不出“要不”就会怎么样。但却使他感到了某种压力，他学习很刻苦，成绩很好。
往后她有了孩子，留起了髻子，穿着带大襟儿的褂子，盘着腿儿吱吜吱吜地纺线穗子，眼里终年布满了血丝，她后背的脖领处经常湿漉漉的，干了的时候就好像撒了一层盐粒子。
她拼命让玉霄上学，她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一个能上得了学。她的孩子一个个的都挺懂事。玉霄上初中的时候，每当星期天回家，玉贞总要给他做点好吃的，只做一点儿，刚够他一个人吃。孩子们在旁边儿眼巴巴地望着，玉霄让他们一块儿吃，他的大外甥说：“你吃吧，舅，你在外边儿上学怪累！”孩子刚八岁，说话跟大人样的，他的鼻子就有点酸。有一回八岁的外甥去河里捉了几条小鱼，拿回来要给他舅吃，回来见五霄上学走了，孩子哭了。
玉贞孩子生得挺多。当玉霄高中毕业因为赶上“文革”没能考大学而去北京当了兵的时候，她的第六个孩子也降生了。
玉霄离家之前，玉贞给了他一只生了锈的口琴和一个几年前的旧信封，说是：“小时候，你可记得咱这儿有个女乡长，姓曹？”
“隐隐约约的好像有点印象！”
“这个口琴就是她留给你的，信封是肖英上回来串联回去之后写来的，不知道她家搬没搬，正好你也到北京当兵，抽空儿去打听打听，你小时候她对你特别好，别忘了人家！”完了就哭了：“这些年你受委屈了，没照顾好你！”
玉霄也哭了：“是我拖累你了。”
肖英后来告诉刘玉霄，她第一次来钓鱼台串联的时候，玉贞大姐就给她灌了不少关于他的事了。她还知道玉霄这名字由“如肖”演绎而来，是她母亲给起的呢！所以当刘玉霄和肖英在北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都觉得彼此早就熟悉了似的，涌起了一种青梅竹马般的感情。
一切都按着曹文慧和刘玉贞当初的约定在悄悄地进展。虽说两个年轻人都还蒙在鼓里，却又进展得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
那个旧信封上的地址是肖一雄所在的某军事院校的家属院儿，而要去那个家属院儿，须穿过半个校园。不想当刘玉霄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找了去的时候，就让那个文文绉绉很有风度的肖一雄万分尴尬。
时值早春二月，清冷的校园里到处都贴着写了“深入斗批改，迎接九大召开”之类的各色标语。路旁的残枝败叶之间，有那么十来个穿着军装但没戴领章帽徽的中年人在撅着屁股弯着腰的一动不动，他们还在小声地对话呢，这个说：“坚持数年，必有好处！”那个说：“小型的批斗会弯上它四十分钟差不多就可以撑下来！”而附近并没有什么人看着他们。刘玉霄就意识到他们是在自觉地练，好准备着挨批斗。军事院校是允许开展“四大”的单位，兴这玩意儿。
刘玉霄在一个撅着屁股的人的旁边儿站了一会儿，想跟他问问路。那人从两腿之间发现了他，问道：“你、你找谁？”但身子并没抬起来，仍那么弯着。
“肖一雄同、同志在哪里住？”
“找他有什么事儿？”
“看看他，我是从沂蒙山区来当兵的，他爱人曾在我们那里工作过！”
那人忽地抬起了身子，但没站稳，马上就喝醉了酒似的摇晃起来。刘玉霄赶忙将他扶住了。他的脸呈绛紫色，许是弯腰时间长了，让血给充的。待他的脸色稍稍恢复正常，他拍一下胸口说是：“起猛了！你刚才说是从沂蒙山来的？”
“嗯！”
“你可是小霄？”
“是啊，您就是肖叔叔？”
他一下握住玉霄的手说是：“真是想不到的事儿，都长得这么高了，走，咱们回家，让你曹大姐高兴高兴！”
路上，玉霄问他：“您刚才——没事儿吧？”
他脸上红了一下：“没什么事儿，先练练，不一定用得上，我只是个业务副院长，无非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罢了，文件上不是也说要把决策者和执行者区分开来？”
刘玉霄就觉得这是个极要脸面的人，他在有意轻描淡写。他果然马上叉开话题问道：“你大姐好吗？叫刘玉贞是不是？”
“好，是叫刘玉贞！”
“肖英上回去你们那儿串联没见着你？”
“没有，我当时也到外边儿串联去了。”
“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好的，当的是海军咹？在什么单位？”
“海军测绘局！”
“测绘局好的，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同志我认识的，那么好的一个同志……”
一进家，肖一雄就喊上了：“老曹，你看谁来了？”
曹文慧这时候四十五六岁，仍然风姿绰约，朴实无华。她端详着刘玉霄的工夫，肖一雄就朝玉霄挤眼睛。玉霄让她盯得不好意思，脸红红地从挎兜儿里拿出了那只生了锈的口琴。曹文慧一见，喊着“我的个小霄儿呀！”就将玉霄抱住了。她仍然操着沂蒙山口音，嗓门儿很大，一副永远说了算的神情。她那三个女儿肖英肖蒙肖三听见她喊，都从房间里跑出来看，她就依次让她们叫玉霄哥，她们一个个就都乖乖的很亲热地叫。
曹文慧将玉霄按到客厅的沙发上，给他倒水拿糖，拉着他的手问刘玉贞、问刘乃厚，问她所记得的其他人。五霄说，他们都想您啊，让我给您捎好来着。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肖英十七八岁，一身当时很流行的上黄下蓝的高中生的装束，扎着两个小辫刷儿，人长得很秀气。肖、曹二位跟玉霄说话的时候，她就张罗着炒菜做饭，让肖蒙干这肖三干那，指挥得她两个团团转，大管家似的。
饭桌上的气氛很活跃，每人都喝了两杯白酒或红酒。那个最小的肖三见曹文慧老给玉霄夹菜，说是：“重男轻女呢，妈妈特封建！”曹文慧嘻嘻地说：“我就是重男轻女，就是封建！我认识你玉霄哥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连恢复了矜庄模样的肖一雄也不时地嘿嘿着，嘱咐玉霄好好干，严格要求自己，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出来跟领导请假没有？”
玉霄回去的时候，曹文慧让肖英送他。两人默默地走了好长一段，肖英才唉了一声说是：“家里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想不到爸爸妈妈这么喜欢你，连我也有点妒嫉了呢！”
玉霄的心里确实就热乎乎的。他似乎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温馨的家庭气氛。他记事之后所生活的那个家庭是何等的寒怆，那种寄人篱下须时时小心着的滋味儿真是不好受啊。此时就让他觉得自己是这家的成员刚刚外出归来似的，不由得就生出一种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的责任感。
肖英告诉玉霄，妈妈正在家里靠边儿站，爸爸则随时准备到单位交待问题，要命的是爸爸出身还不好，社会关系也挺复杂，谨慎了大半辈子也还是躲不过。他的心情一直很忧郁，今天是近年来说话最多的一次了，妈妈整天在家里憋得难受，动不动就发火……“你以后常来呀，可也别犯了纪、纪律，影响进步！”
玉霄就有种预感，一个阴影笼罩在这个家庭的上面，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事儿。果然，没过多久肖一雄就进牛棚了。他在里面始终不让玉霄去看他，不知是怕牵连玉霄还是出于一种虚荣，不出半年，他竟然在那里自杀了。曹文慧得到消息之后一边哭一边骂，说他缺少男子汉的气度，拾得起放不下的个东西。玉霄帮她料理了后事，陪她度过了一段非常难过的日子。
随后就是肖英下乡，曹文慧找玉霄商量下到哪里好。她那种商量的口气就跟他是这家的长子凡事要他拿主意似的。玉霄没加思索地就说：“到我老家去吧，那里生活苦是苦一些，但人的禀性好，顾念情分，也有人照应，两下里都放心。”娘俩都同意了。
肖英临走的时候，玉霄去送她。肖英眼红红地对他说：“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妹妹都还小，我在那里，你也放、放心就是！”
不想肖英此一去，竟在那里有所作为，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沂蒙山人。后来家里几次调她回来，连她自己也不情愿了。
肖英当乡长不久，刘玉霄回来了一趟。他仍在部队，现在海军创作室当作家。
刘玉霄当兵四年提了干，第一次休探亲假的时候，曹文慧跟他一块儿回到了钓鱼台。曹文慧当时刚解放，官复原职继续当她的副司长，而玉霄和肖英的关系也早已不言而喻。喝着酒的时候，便把事情挑明了。本来都很高兴，刘玉贞却就忽地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走到曹文慧跟前，一个深鞠躬：“表婶子——”她那满眼的泪水和乞求般的神情，让曹文慧一阵战栗：这就是当年跟她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玉贞妹吗？刘玉霄看到这情景，也仿佛听到老年的闰土见着鲁迅时喊：“老爷”的那一声，心里一阵揪疼。这还不算，刘玉贞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戚戚地对玉霄和肖英说：“明天，你俩去给咱父母上上坟，说一声。”
徐福说：“上不上的呗，修大寨田的时候，坟头儿都平了，再说玉霄一个军官，领章帽徽的去磕头，也不好看！”
刘玉贞说：“坟头儿平了不要紧，找到那块地方，差不离儿就行，他是军官就能不要父母吗？”
刘玉霄又是一阵战栗：这就是当年的沂蒙山第一个女社长吗？
但坟还是上了。沂蒙山管这叫上喜坟，坟头纸也是红的。不想上坟的时候，刘玉贞坐在麦垅上嚎啕大哭，说是：“你们的孩子成人了，说上媳妇了，他俩给您磕头了。”
玉霄悄悄地拉了肖英一把：“会磕吗？”肖英挺庄重地说：“会，这个还能不会？”两人就正儿八经地磕了。
事后，曹文慧对玉霄说：“我看这二十多年钓鱼台变化不大呀！变化最大的是你大姐，不知怎么，我一听着当年那么好的姐妹管我叫表婶子，我心里就不是味儿。”
玉霄苦笑笑：“不叫表婶子叫什么呢？她总不能还叫您大姐吧？”
曹文慧说：“倒也是！永远别忘了你大姐呀！还有肖英，肖英也别忘了，玉霄不在家，你要替玉霄好好侍奉她，听见了吗你？”
肖英乖乖地说：“听见了！”
玉霄搞专业创作之后，经常回沂蒙山体验生活，顺便就回钓鱼台住两天，尔后写一些关于钓鱼台的过去和现在的故事。
钓鱼台人对写书的人特别神密，仍然抱着“作家可不是随便见的”那么一种心理。这种心理是由玉霄的一个叔伯大哥刘玉华给传染的。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会写“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个体劳动则不行，不管你多么有水平”之类的打油诗。他说一九五八年他曾跑了六十多里地去坝山水库看《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怎样体验生活，结果人家头天就走了，没见上。他自我安慰说，人家就是头天不走也不一定能见上，作家可不是随便见的嗯，县长都不能随便见，更甭说作家了。他不知在哪里学会了一句“下生活”，玉霄每次回来，他就说：“又回来下生活啊？我给你提供个线索，我看刘乃厚镶的那对儿金牙就是个好题、题材！”
那次玉霄回来，确实就发现刘乃厚镶了一对儿大金牙。刘乃厚告诉他说：“咱镶金牙可不是为着好看，而是食物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咀嚼之需要。过去穷，喝稀粥，有牙没牙关系不大，如今生活好了，吃小米煎饼，啃排骨，没牙不行！”他说着说着就吹上了：我十四岁那年就当村长，玉贞大姑还是接的我的班儿呢！那回，吴化文手下的一个小排长来到咱庄上，喝起酒来的时候张开大嘴让我看他的大金牙，我一看，好家伙，黄灿灿的一排，三四个。咱寻思，人有势了，连牙也换成了金子的，这还是个小排长，要是当个师长旅长的，那还不得换上它十个八个的大金牙？可不曾想，如今咱也镶上了。他说着，就把那对儿金牙拿下来给玉霄看。那金牙是活动的，上边儿沾满了饭渣牙垢，把玉霄恶心得够呛。之后，他把牙安上，说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根本性的是政策好哇，这样说行吧，小叔？他像知道你要引用他的话似的，要什么他就给你来什么。玉霄果然就写了一篇《从镶牙看变化》的小短文，发在了《农民日报》上。刘玉华看到之后给他念了一遍，他就说：这可是国家级的报纸，嗯，具有一定的荣誉性，一篇就顶你个三张五张的大奖状！他还真把那篇小短文剪下来，用像框给镶起来了。
玉霄回来之后，刘乃厚那个兔唇儿子来看他，他的嘴唇补得不错，只有两道浅浅的疤痕。肖英领他到北京做手术的时候，玉霄见过他，知道那上边儿的肉是从腿上割下来的，但肤色还挺一致，不认真看看不出来。如今他已长成大小伙子了，见了玉霄挺有礼貌，转转悠悠地想干点什么。
玉霄问他：“你爹好吗？他怎么不来玩儿呢？”
那个兔唇儿说是：“他挺好，挺能吃，我嫌他光随地吐、吐痰，没让他来。”
玉霄说：“抽空儿我去看他。”
兔唇儿忙不迭地就说是：“你什么时候去？那我得提前打扫打扫卫生！”
玉霄到他家去的时候，就发现刘乃厚比先前苍老了许多。他在外边儿嘻嘻哩哩，爱显个能什么的，始终是个孩子心性儿，没有谁拿他当老人待。而他在家里也很不受尊重。他五个儿子中有四个已经成家了，只有兔唇儿还没对象。玉霄在他家坐了那么一会儿，那个兔唇儿一会儿叫他去烧水，一会儿叫他去买烟，支使得他晕头转向，而刘乃厚则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玉霄说兔唇儿：“你这个孩子，我跟你爹说会儿话，你毛病还不少睐！”
刘乃厚嘿嘿着：“就是！又不是外人！”
而且，他家根本没什么变化。仍然是院子很大，房子很小，屋里很黑，须过一会儿才能适应屋里的光线，只一张床，一条棉被。玉霄问他：“你不是说食物发生了质的变化，吃小米煎饼啃排骨什么的吗？怎么没看出来呀？”
他说：“那是一种形、形容，就跟‘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样，哪有那么多牛羊见？”
“看来你家还是很穷啊！”
他说：“都三中全会了，还能说穷吗？”
“三中全会了，为什么就不能说穷？”
他这么解释：“别的地方都富了，广播上说，鲁西北的棉农还到北京吃烤鸭什么的，把十元一张的人民币甩得啪啪的，咱这里要是还咋呼穷，各级领导的脸往哪搁呀？咱的脸上也无光不是？”
玉霄就很吃惊，他又转了几家，情况也都差不多。他们饿着肚子关心着外边儿的形势：“当前的形势是怎么个精神？”没去过北京却为北京操心：“大使馆这么多，外国人到处蹓跶，这个安全问题还是个事儿来！”他跟肖英谈起刘乃厚说的“都三中全会了，还能说穷吗？”的话，肖英说：“谁也没不让他们说呀！他们就这么想有什么办法？穷不说穷是沂蒙山人的优秀品质不是？”
“从你拿回来的全县三级干部会的文件看，去年全县人均分配好像是四百五十元对吧？”
“这个数字有点水分不假！”
“三中全会之后还这么干？”
“我怎么知道？”
“你这乡长当的！”
“哎，你这么上劲儿干嘛呀？是不是想写个内参什么的？”
“有这个考虑！”
“怪不得到处都不欢迎你们作家呢，你们就爱到处捅漏子，你写了内参一拍屁股走了，你老婆可还在这里呀！”
“你打谱在这里干一辈子咋的？一个乡长就拴住你了？你这样的，在长安街上随便抓出一个就比你官儿大！”
肖英就认了真，说是：“我可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写小说写的？你们搞创作需要素材了，跑到沂蒙山来了，来到之后发一番感慨，施舍一点同情，玩儿一玩儿深沉，名利双收，还挺高尚似的，可要你自己做点实际的贡献呢，你不啰啰儿了，连老婆你也要拽走，还写内参呢，写写你自己吧，写写你还是不是沂蒙山人！你们不是时兴寻根吗？你创作的根不正在这里吗？离开沂蒙山你能写什么？我在这里，当你体验生活的一个点，你想来就来，愿住多久就住多久，还不用死乞白赖地找人报销差旅费，多好？我回北京能干什么？那回咱们上街连个公共汽车也挤不上你忘了？再说北京就那么好回？就凭你那点本事，咱妈那点关系？拉倒吧！”
玉霄就笑了：“操，我找的不是老婆呀，纯粹是个党校理论教员！”
肖英就说是：“你呀，得注意呢！在那个文艺圈子里呆久了，思想要长毛儿呢，没找个情人什么的？”
“看看，又偷换主题了不是？说内参嘛，说起情人来了，让你回去你不回去，就这么呆着，你对我还不放心。”
“我相信你的为人，可不相信你们那个圈子！”
“分居症呢！”
肖英笑笑：“你说过不是？‘分居能使感情永远保持新鲜’？”
“还新鲜呢，你这么正儿八经的，新鲜得起来吗？”
“去你的！”
刘玉霄这次回来才知道，肖英每年都要给大姐过生日，而她的孩子却没有一个给她做生日。玉霄告诉大姐，你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对我说，不一定大事儿小事儿的都找肖英。刘玉贞就说：“没啥困难，家里都挺好。肖英跟你说什么了吗？”
“她能跟我说什么？我只是随便说说！”
“就是怪想小沂的，下次带回来我看看！”
小沂是刘玉霄的儿子，现在曹文慧那里，他吃奶的时候，玉贞的女儿曾看过他一段。
那个徐福还挺会说话，跟玉霄夸奖弟妹多么好，威信多么高，多么谦虚谨慎，虽然是城市人，可跟咱山里人一样哩。尔后就让玉霄在北京打听着点儿，“要是有二三百块钱的彩电，咱也卖了猪买一台。”
玉霄就觉得肖英在家门子上当乡长确实是不容易，关键还是一个穷字。待他回到北京之后，那个内参还是写了。
不一定就是那篇内参起了作用，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没过多久，沂蒙山就开始扶贫了。一扶贫，钓鱼台所在的沂北县领导人就由肖英领着来京托曹文慧找门子要扶贫款和跑项目了，也不说人均收入四百五十元什么的了。他们还真开窍儿，一下子就有了要扶贫款和跑项目的经验：他们有本县如何贫困的调查及附表，有各种各样的上什么项目的报告，还有表示心意的土特产。
那调查及附表当然要写得惨，在简略地介绍一下本县的历史之后，需要详细列举战争年代全县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历次战役支前动员了多少民工和小推车，牺牲了多少烈士，现有寡妇多少。你还须列举当年陈毅怎样关怀沂蒙山的老百姓，特别要引用陈老总的那句名言：“在我进棺材之前，忘不了沂蒙山父老，革命是人民用小米喂大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啊！”老家伙们就愿意听这个，听到激动处说不定还要插话回忆一番呢！还要伤心动情并生出一种忘了沂蒙山的愧疚感呢。你就须趁热打铁详细汇报一下沂蒙山的现状了：儿个人穿一条裤子，多少人盖一床被子，从来没见过褥子，文盲多少个，光棍儿多少条，汽车没见过，火车更甭说。你最好还要举一两个类似笑话之类的例子，你比方有一个老头儿领着孩子去赶集，那孩子说：“这地方这么大呀，这里就是北京了吧？”那老头儿说：“傻孩子，这哪里是北京，南麻（县城）才是北京！”
落后到这种程度，他能无动于衷？
当然喽，你遇到个脾气很暴的老家伙，他可能会跟你发火：“沂蒙山穷到这种地步，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你当然要作愧疚状，但贫困的原因县委研究过不是？四条？一是基础差、底子薄；二是极左路线的长期影响；三是文化水平低，观念陈旧；四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还可以列举几条，但有这几条也就够了。你还不妨跟他探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是老区，极左路线的影响就越厉害呢？”他就不容易回答得清楚，同时也就开脱了你的责任。老区多了，比方延安、井岗山什么的，那里也不富裕不是？难道那里的干部也无能？而且你现在也已经有了脱贫致富的方案了，诸如要想富、修公路，要想富、上项目什么的。这些事都需要钱哪，这时你再递上你的报告就管用了，他一激动就给你批张条子或打个电话，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你光有这个就行了吗？当然不行，你不认识人儿，报告递不上，心意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曹文慧让他们缠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一切都是刘玉霄写的那本《钓鱼台纪事》引起的。那本小书在沂蒙山传得很广，沂北县上上下下的差不多都知道。那本小书写得太真，连人名地名都几乎没有变化。尚县长看了那本小书，一拍脑门儿：“嘿，我怎么把这个茬儿给忘了呢！”这就让肖英带路，找曹文慧活动扶贫款和争取项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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