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的时候，我在浴室的壁橱里发现了一管避孕胶。尽管我时常疑心，任何瞒着我、不让我知道的事情，很可能都与情欲有关，但当时我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管挤扁了的药膏派什么用场。壁橱里有治湿疹的药膏，有治脱发的，甚至还有遏止中年发福的。但是这管药膏上印着的细小字母，尽管脱落了不少，还是让我知道了我不想知道的事情：我的父母亲仍在干那事。更要命的是，这就意味着母亲可能再度怀孕，这简直难以置信。我已经十三岁了，姐姐十七岁。我暗想，或许这管药膏已经放了很久，于是我试着挤了一下膏体。当药膏在我手指间缓慢变形的时候，我心里沮丧极了。我碰了下帽盖，它立刻就被拧开了。这当儿，我的另一只手肯定又挤了药膏，因为一坨黏糊糊的东西喷到了我的掌心。想想母亲把这管东西涂在自己身上的某个部位，不管是哪个部位，因为很有可能它并不是全套用具。我凑近这管凝胶闻了闻，一股汽油味儿，这味儿既让人觉得像在手术室，又恍惚是在停车场。真恶心。
这件事情发生在三十多年前，今天我突然又想了起来。
我一直对父母很了解。我认为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让我解释给你听。儿时的我备受父母的宠爱与呵护，坚信父母亲之间的纽带是不可分割的。青春期给予我惯常的无聊和虚假的成熟，但并不比别人严重。年长以后，我身心健康地离开了家，从未曾长时间不与他们联系，还为他们膝下添了一男一女两个孙儿，算是弥补了姐姐的缺憾(她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之后，我郑重其事地与父母做了一次谈话——好吧，其实就是跟我母亲——谈论衰老的现实以及木屋的状况。我为他们的四十周年结婚纪念日举办了一场围桌午餐，检查他们的房屋，还与他们讨论其遗嘱。母亲甚至告诉我她想怎么处置他们的骨灰：要我将骨灰盒带到怀特岛的悬崖上去(我猜想怀特岛是他们的定情之处)，然后将骨灰撒向海风与海鸥。而我开始担心我该怎么处置空了的骨灰盒。你当然不可能在悬崖上撒完骨灰后，把骨灰盒也一起扔了；你也不可能保存它们——我不知道——用来装雪茄、巧克力饼干或者圣诞饰品。你当然也不能把它们塞进停车场的某个废物箱，母亲还颇有用意地在军械所测绘图上将它圈出来。那幅测绘图可是她在父亲外出的时候硬塞给我的，还时不时地向我确认到底有没有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
你看，我有多了解我的父母。
我的母亲名叫多萝西·玛丽·毕肖普，跟我父亲结婚时，母亲毫不留恋地放弃了她的娘家姓希思科克。父亲名叫斯坦利·乔治·毕肖普。母亲出生于1921年，父亲出生于1920年。他们在西米德兰兹郡的不同地区长大，在怀特岛相遇，婚后他们把家安在伦敦市区郊外，退休后搬到了埃塞克斯-萨福克郡郊区。一直以来，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二战期间，母亲在县测绘处工作，父亲则供职于英国皇家空军。当然，他并不是飞行员之类的。事实上，他的才能体现在行政管理上。后来，他进入了地方政府机关，一路升至副主管。他喜欢说，他负责一切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可或缺却又不被赏识：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刻薄的人，这也是他刻意为自己塑造的形象。
卡伦长我四岁。回忆起童年，仿佛有各种气味扑面而来。麦片粥、蛋奶沙司的香味、父亲的烟斗、洗衣粉、巴素擦铜水的气味，母亲在出席共济会晚宴前抹的香水味。腊肉的香味会穿过天花板直达我的卧室。窗外还结霜的季节，苦橙的香味便如火山般喷涌；足球鞋上干了的泥土混合着绿草的清香；厕所使用过的臭味，厨房下水道污水的反味；莫里斯轿车皮椅坐久后散发的气味，还有我父亲铲煤旺火时煤屑那刺鼻的气味。所有这些气味恍如昨日重现，重现在眼前的还有过去亘古不变的生活节奏：学校求学、关注天气、种植花草、干家务活儿。红花菜豆花吐出的红色新芽，抽屉底层折叠的背心；樟脑丸；引火棒。洗衣机嚣张地霸占着厨房的地板，粗大的米黄色水管不定时地向水槽输送滚烫的灰色污水。在排掉污水之前它会一直轰轰作响、颤颤抖动。每到星期一，我们的房子便会随着这轰鸣声有节奏地震颤，还有洗衣机金属铭牌上镌刻着的制造商名字——索尔。郊外，雷神时而宁谧静坐，时而肆意咆哮。
我想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父母的性格。
在我看来，人们过去通常认为我的母亲比父亲更具天赋。父亲以前——现在亦然——魁梧壮硕，大腹便便，手背上静脉凸起。他经常说他的骨头重。我不清楚骨头的重量也会有所差异，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这么说的目的或许是想要逗乐抑或糊弄我们这些孩子。当父亲那粗厚的手指在支票簿上踌躇，或是在摊开的自助修理书面前重装插头时，他会显得笨拙迟缓。但孩子们乐意自己的父母中有一位是迟钝呆笨的：这样成人的世界似乎便可亲近一些了。父亲经常带我去一家他称之为“了不起的温”的店，去那儿买成套的飞机模型(回忆起那里，似乎又多了些气味：美洲轻木、各色涂料与金属刀具的气味)。在那个年月，地铁的回程票上都有一排未裁切的齿孔，去程占据票面的三分之一，回程占三分之一——这种分割法的逻辑我实在弄不明白。那个时候，父亲带我坐地铁，每次我们走近牛津广场车站检票处时，他总会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他大手掌中的一张张票子。这个时候，我会轻巧地从他手里把票子拿过来，沿着齿孔撕开，将用作回程票的三分之一放回到他手里，然后得意扬扬地将外面的残余部分递给检票员。当时我约莫九岁或是十岁，十分得意于自己灵巧的手指；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开始疑心，这是否只是父亲唬人的把戏。
母亲极具组织才能。尽管父亲一生都在负责城镇的正常运转，但是一关上前门，他就要服从于另一个人的管理章法。母亲为他购置衣物，安排社交生活，监管我们的学业，预算家庭收支，决定假期去向。在外人面前，父亲总是微笑着称呼母亲为“大管家”或“高管”。先生，您想要些肥料吗？高级货啊。沤得很好了。不信，你自己抓一把看看。“我要去问问大管家的意思。”我父亲会说。每当我央求父亲带我去观看飞行比赛或是板球比赛时，他又会说：“去问问高管吧，看她怎么说。”母亲总能轻易将三明治的硬壳部分去掉，而不浪费一丁点儿肉馅：手掌与刀刃之间配合默契。母亲口味刁钻，我认为那是家政屡屡挫败所致，但她本人倒十分得意于自己的治家本领。有时，母亲缠着父亲让他干这干那，父亲会叫她别烦了，母亲则会回答：“只有让男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时，他们才会用‘烦’这个词。”大部分时候，他们醉心于园艺。他们一起建了个水果笼子：由橡皮圆球连接起来的杆子，一英亩见方的丝网，加固的篱笆，以防各种鸟类、松鼠、兔子、鼹鼠等。凹陷的啤酒陷阱捕获过不少蛞蝓。通常，他们在下午茶之后会玩一会儿拼字游戏；晚饭以后玩一会儿填字游戏，然后再看电视新闻。多么井然有序的生活啊。
六年前，我注意到父亲的脑袋边上有一个很大的瘀痕，就在太阳穴上面，紧挨着发际线。瘀痕的外围已经开始泛黄，但中间仍透着青色。
“爸，你怎么啦？”那时我跟父亲站在厨房里。母亲刚开了一瓶雪利酒，正用一块纸巾裹住酒瓶的颈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父亲倒酒时马虎大意，把酒给洒了。我时常纳闷，母亲为什么不自己倒酒，也好省了纸巾。
“老蠢货摔了一跤。”母亲恰如其分地将纸巾打了个结，她比任何人都知道，用力过猛，纸巾就会撕裂。
“爸，你还好吧？”
“好得很。问大管家就知道了。”
晚些时候，母亲在厨房里洗刷碗具，我们两个则观看电视上正在播放的下午场的斯诺克比赛，我说：“爸，你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摔了一跤。”他回答道，眼睛依旧盯着电视屏幕，“哈，就知道他要打进母球。这帮小子哪里懂得斯诺克呀？就知道进球，是不是？没有一点儿防守技术。”
喝完茶后，他们玩起了拼字游戏。我说我就在一旁观战。母亲一如既往地获胜。但这次父亲的游戏方式变了，似乎在哀叹命运给他发了一副烂牌，这让我觉得父亲有点听天由命了。
我想我得跟你说说村里的情况。事实上，它不啻是个十字路口而已。村子里居住着一百多口人，各家各户之间保持既亲昵又不失分寸的距离。村里的三角绿化带被冒失的摩托车手撞得七零八落；一间村镇大厅、一座不再用于参拜的教堂、一间混凝土建的公共汽车候车亭、一个镶嵌着狭小投信口的邮箱。母亲常说乡村小店卖各类必需品，好让村里的人时常光顾，免于倒闭。至于我父母的小木屋，它宽大敞亮却毫无特色：木质结构、混凝土地板、双层玻璃窗：一派瑞士农舍风格——房产代理商就是这么宣传它的。换句话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倾斜的屋顶覆盖在一间储藏室上方，那里放置着生锈的高尔夫球棒以及丢弃了的电热毯。对于为何在这里居住，母亲给出的唯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三公里以外有个专门销售冷冻食品的市场。
距离村子相反方向三公里处是一个破旧的英国军团俱乐部。父亲通常会在周三的中午开车去那里，用他的话说是“让高管清净一下”。一块三明治、一品脱混合啤酒，遇上谁便与谁来上一局台球比赛，然后在下午茶时间带着满身的香烟味回到家里。他把他那件军装——棕色花呢夹克，肘部镶皮，袖子是浅黄色的双斜纹布——挂在贮藏室里的衣架上。父亲的周三行程得到了母亲的首肯，甚至也许是母亲拍板决定的。她认为，父亲之所以喜欢桌球而不太喜欢斯诺克，是因为台球桌上的球比较少，这样他就不需要动太多的脑子。
我也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他喜欢桌球而不太喜欢斯诺克，他并没有回答说桌球是绅士的游戏，更微妙更优雅之类的话。他说：“桌球比赛不必结束。即使你一直输，比赛也可以永远进行下去。我不喜欢有结局。”
父亲很少以这样的口吻说话。通常他说话时总以微笑示人，但他话里所带的讥讽语气常常让他有失恭尊，也有失严肃。我们之间的谈话方式由来已久：亲密友善，却很少直抒胸臆；相互温暖，却又疏离淡漠。英国式的，哦，是的，英国式的，典型的英国范儿。在我们家里，我们从不相互拥抱、相互拍背，我们从不多愁善感。人生大事：我们通过邮购获得了这些资格证书。
听起来，好像我更偏爱父亲一些。事实上，我无意将母亲描述成一个精明严厉、缺乏幽默感的人。好吧，说到精明严厉，母亲确实如此。在有些方面，也确实缺乏幽默感。母亲极其重视她的体重：即使过了中年时期，她依然身量苗条。就像她经常说的，她无法欣然容忍愚人。父母亲刚刚搬进村子时，遇到了罗伊斯一家。吉姆·罗伊斯是他们的家庭医生，作风老派，喝酒抽烟毫无节制，一个劲儿地说抽烟喝酒的嗜好无伤大雅，对健康毫无害处，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死于心肌梗塞，死时年龄远低于男性平均寿命。吉姆·罗伊斯的第一任妻子死于癌症，妻子死后当年他就再婚了。第二任妻子艾尔西·罗伊斯擅长交际，胸部丰满，比吉姆年轻许多岁，常戴一副个性十足的眼镜，而且，就像她说的“喜欢跳点儿舞”。母亲经常称她为“无忧无虑的罗伊斯”。村里的人对艾尔西的生平基本有了如下的定论：她的前半生大都花在毕肖普的斯特拉特福德为她的父母操持家务，她经常说她以前做过吉姆·罗伊斯的前台接待，吉姆是受了她的胁迫才与她结婚的。
“你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父亲有几次会为艾尔西辩驳几句。
“我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但你也不知道。可能是她毒死了第一任罗伊斯夫人，才把吉姆给勾到手的。”
“呃，我倒认为她是个热心肠的女人，”面对母亲锐利的眼神与沉默，父亲继续说道，“可能就是有点乏味。”
“乏味？就像观看电视机测试图。只是一直不停地朝你哇哇嚷嚷。而那头发是从一个瓶子里来的。”
“是吗？”父亲显然被这种说法吓了一跳。
“哎，你们这些男人，你想过天然的发色吗？”
“我从没这么想过。”爸爸沉默了一会儿。与往常一样，母亲总能将父亲拉入同一阵营，最后说道：“现在你已经……”
“已经什么？”
“已经想过了。无忧无虑的罗伊斯的头发。”
“噢，不，我在想别的事儿呢。”
“你打算跟天下的人共享其利吗？”
“我在想这字谜游戏里到底有多少个‘u’。”
“天哪，”母亲回答道，“这里只有‘a’和‘e’，傻瓜。”
父亲对此笑而不答。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相处的了吧？
有一次，我问父亲他的车况如何。那时他已经七十八岁了，我在想他们还能让他开多久。
“引擎转得不错。车身有点问题。底盘生锈了。”
“那你怎么样啊，爸？”我尝试着拐弯抹角地问他，可是没有成功。
“引擎转得不错。车身有点问题。底盘生锈了。”
现在，父亲躺在床上，很多时候就裹在他那绿条纹睡衣里，大部分时候穿着不太合身的衣裤——这套衣裤也许是某位已去世的人传下来的。他像以往那样对我眨眨眼，并且以“亲爱的”称呼别人。他说：“我的妻子，你知道。那些幸福的岁月啊。”
母亲通常会务实地谈及人生最后四件事，也就是现代生活的最后四件大事：立下遗嘱，谋划老年生活，面对死亡，不能相信来生。最后，父亲在六十多岁时，在众人的劝说下，立了一份遗嘱。他从不谈及死亡，至少我从未听他谈过。至于来生：在我们一家为数不多的进教堂的时刻(只有举行婚礼、洗礼或是葬礼的时候)，父亲会长时间双膝跪地，将手指按在脑门上。这是祈祷吗？抑或只是童年时保留的习惯？或许它显示了恭敬，或者这背后原本有一个开放的心灵？母亲对精神的神秘力量则远没有父亲那样模棱两可。“废话。”“一大堆天书。”“从来没受他们影响过，你懂吗，克里斯？”“是的，妈。”
我问我自己：在父亲的长久缄默与俏皮眨眼背后，在向母亲俯首称臣背后，在这躲躲闪闪背后——或者，你也可以说彬彬有礼——在面对人生最后四件大事时，父亲可曾有惊慌失措，可曾有对死亡的恐惧？或者这本来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有谁可免于死亡的恐惧？
吉姆·罗伊斯死后，艾尔西试图与我父母保持热络。她时常邀请他们去喝茶，去喝雪利酒，观赏她的花园，但这些一律被母亲婉言谢绝了。
“我们是因为喜欢吉姆才忍受她的。”母亲这么说。
“哦，她也挺可爱的，”父亲回答道，“她没害人。”
“一袋子泥炭也没害人啊。没害人并不代表你非得跟她一起喝杯雪利酒。不管怎么样，她得到了她想要的。”
“吉姆的抚恤金。她现在可舒服了，不需要玩马金兹来消磨时光了。”
“吉姆会喜欢我们与她继续保持来往的。”
“吉姆才不会呢。你该看看她不停嚷嚷时吉姆的表情。你可以想象他的脑子都在开小差了。”
“我倒认为他们非常相爱。”
“你也就这么点观察力。”
这时，父亲向我眨了眨眼。
“你在眨什么呢？”
“我，眨眼？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儿？”父亲侧了侧脑袋，又向我眨了眨眼。
我要说的就是：父亲的行为总是互相矛盾。但是这样做有意义吗？
那件事是这样败露的：起因于水仙花种子。邻村一位朋友想给我们一点多余的水仙花种子，母亲就说可以让父亲在从军团俱乐部回来的路上顺带把它们取了。于是她打电话去了俱乐部，想让父亲接电话。俱乐部秘书说他不在。母亲在未得到她想要的答案时，总是将之归咎于对方的愚蠢。
“他在俱乐部里打桌球。”她说。
“没有，他不在。”
“别犯傻了，”母亲说道，我完全可以想象她当时说话的语气，“他每个礼拜三下午都在那儿打桌球。”
“夫人，”母亲接着听到这样说，“我在这个俱乐部干了二十年的秘书，这期间从未有人在周三下午打过桌球。周一、周二、周五下午有。周三下午，绝对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作这番对话时，母亲已经八十岁了，父亲八十一岁。
“你过来，跟他讲讲理。他已经成老糊涂了。我要掐死那个婊子。”这个时候又是我，像以往一样，是我出现，而不是我姐姐。不过这次不是立遗嘱、请律师或者修房屋。
母亲在危难时机精神高度紧张：外表焦虑，内心疲惫，两者相互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他不会听你讲理的。他听不进任何东西。我要去修剪茶藨子了。”
父亲看到我来了，迅速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我们像往常一样握手致意。“很高兴你来了，”他说，“你妈什么道理都听不进。”
“我可讲不了太多道理，”我说，“别太指望我。”
“我什么都不指望。就是很高兴看到你来这儿。”父亲脸上少有的直白的快乐让我觉得惊异。他端坐在椅子里的样子也让我诧异；通常他都会歪斜着身子，就像他常常歪斜着看人，歪斜着评价人。“我跟你妈要分开了。我打算住到艾尔西那里去。我们要把家具跟银行账户给分了。你妈可以住在这儿，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过老实跟你说，这地方我可从来没喜欢过。当然这儿一半是我的，所以假如她想搬，她就得找个别的小点儿的地方住。如果她会开车的话，也可以把那辆车要去。但我怀疑这个主意是否可行。”
“爸，这样已经多久了？”
他看着我，没有朝我眨眼，也没有脸红，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恐怕这不关你的事。”
“当然跟我有关系啰，爸。我是你儿子。”
“那倒也是。你可能在想，我是不是打算重新立一份遗嘱。我不打算这么做。至少目前没这打算。我现在就是想跟艾尔西住一块儿去。我并不是要跟你妈离婚或是干吗。我只是要跟艾尔西住一起。”在父亲念“艾尔西”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任务——至少是母亲给我的任务——是不会成功的。他念她名字理直气壮，里面没有一星半点的迟疑与歉疚。“艾尔西”三个字听来掷地有声。
“没了你，妈的日子要怎么过啊？”
“她会管好她自己的。”父亲这话听上去并不尖刻，但干脆利落，透着一股子万事皆已搞定的劲儿，只要别人多想想，就定会认可，“她可以掌控她自己一人的生活。”
这么多年以来，唯有一次，父亲的举动让我大为惊骇：我透过窗户看到父亲从水果笼子里抓出一只乌鸫，在拧它的脖子。我能看出那个时候父亲也在出汗。然后他把鸟的腿系在网上，让它倒吊着不住摇晃，以吓退其他觊觎水果的生物。
之后，我们谈论了一些别的事儿。说是谈论，倒不如说，是我在说，父亲在听。我就像一个背着大运动包走到门前的孩子，包里塞满了抹布、麂皮、熨斗板的盖布，夸夸其谈，口若悬河，让人们相信只要买了这些货品，就能远离罪恶的生活。最后，当我在他们面前关上门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有何感受。我极力夸赞我包里的物品，父亲颇有礼貌地听着，却没打算要买。末了，我说：“爸，你还是会再仔细考虑的吧？再给点时间考虑吧？”
“如果还要再考虑，我就要死啦。”
自从我成年以后，我跟父亲一直保持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有些话留着不说，但仍然友好，彼此平等。而如今我们之间仿佛出现了一道新的鸿沟。或者，也许并不新：父亲又成了家长，在重申对这世界更广博的知识。
“爸，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这是因为……生理需要吗？”
父亲那清澈的灰蓝色眼睛看着我，没有责备，有的只是笃定沉着。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要羞红脸的话，那个人一定是我。“这确实不关你的事儿，克里斯。但是既然你问了，我的答案是：是的。”
“那么……”我无法继续说下去。父亲不是那种年届中年、喝得醉醺醺、口角流涎的朋友；他已经是个八十一岁的老人了，却在过了五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后，为了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离家出走。构思对他的提问都让我害怕。
“但是……为什么是现在？我是说，既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什么？”
“这么多年一直以为你在俱乐部里打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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