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噼噼啪啪奏响了一曲军乐—《蜗牛之歌》，我们就这么上路了。打头的是蹦蹦跳跳的皮波，接着是乐队，然后是市长和他的随从，再后面就是热拉尔女士的母亲和我。热拉尔女士的母亲人人都认识。这自然就让我们前进的速度慢了下来，后来索性就不走了，因为她跑去劝她的母亲从花园里走出来加入游行。

此时已近中午，早晨的温暖已经变成中午的暑气。我们以蜗牛般的步伐在街上前行，我发觉自己对那些藏在摊位之后、躲在阳光之外、看起来很是阴凉的房间发生了浓浓的兴趣。那些房间都点缀着画着微笑的蜗牛的小旗子，好像在发出那诱人的邀请：“进来品尝一下吧。”我隐隐可以看出凉荫下的人们举着酒杯。他们提醒了我，让我想起了我的职责所在—寻找并品尝法国最好的蜗牛。职责在召唤，该是我工作的时候了。

随着最后一阵锣鼓喧嚣，游行队伍终于在街道尽头停了下来。我转过身往回走，迎面吹来一阵芬芳的气息，温暖的大蒜香味在空气中颤动，我的鼻子牵引着我走进了其中一家。这家饭店的房子原先可能是个马厩，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简单的餐厅兼酒吧—墙壁用石灰水刷白了，瓷砖地板重新磨光刷亮，支起了长长的木质长条桌椅，房间后凹进去的地方搭出了一个临时厨房。菜单随意地写在黑板上：你可以点蜗牛、蜗牛，以及蜗牛，随你怎么吃，配不配薯条都可以。饮料是葛若斯查米诺白葡萄酒，冰过了，味道浓郁，可以用玻璃杯喝，也可以就着玻璃缸子喝，就是用桶来喝也没有问题。我想象不出有比这更舒服的工作环境了。

在长桌边和人一起吃饭，最大的好处在于你不得不和邻座的人搭讪几句。坐下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一个人，但就在一声“你好”之后，孤独就不复存在了。然后，我所熟悉的程式就会再一次重演：一旦我承认自己急需指导和建议，总会有人乐意提供帮助。

我在一个身材健壮的中年男人对面坐下，他戴着一顶压扁了的帽子，穿着褪了色的衬衫，脸庞粗糙，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他和善地向我点了点头，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我不单单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从英国来的，我回答。

“哦，是吗？”他说他以前从没有遇见过英国人，然后他默默地带着隐隐的好奇心审视着眼前的这个新鲜事物。我不知道他希望在我身上看到什么，会不会是足球流氓，或者是戴着圆顶硬礼帽的汤普森少校，但我似乎让他打消了疑虑。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说他叫艾蒂安·莫林，然后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举起大玻璃缸子猛喝了一口。“你喜欢蜗牛？”

“我想是的。”我说，“但我不经常吃。我不太懂应该怎么吃蜗牛。”“先来一打用大蒜和黄油煨出来的。”他边说边低头看了一眼面前那堆蜗牛壳，“我也准备好了再来一点。”他转过头对服务员说：“小伙子！这儿有个英国人，快饿死了。”他为我们两个各点了一打蜗牛和一大玻璃缸子他称作葛若斯的酒。

紧邻我们的一对年轻人正处于情深意浓的热恋状态。他们俩想要一边从壳里挑出蜗牛肉来，一边情深款款地看着对方，同时还要握着对方的手浑然忘记周遭的一切—这怎么可能呢？对于我对知识的追求，他们显然不会起到太大的帮助。所以我还是转向我对面的新伙伴，向他请教有关蜗牛的事情。

这是一个完美的安排：法国人讲，你听。但不同于他的同胞，你不要和他争论。这可是一大社交秘诀，这样他们看你的时候就带着一份同情。你还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你的心、你的胃站到了正确的地方，愿意匍匐在主人脚下，学习如何变得文明。很显然，对一个感恩戴德的听众，他很高兴分享他的知识，发表他的意见、总结、成见，以及知道的趣闻。

莫林还没有来得及清清嗓子整理一下思路，服务员就到了。一篮子面包和一个玻璃水缸就放在了我们当中，每个人的面前都摆上了特制的蜗牛盆。在一句“祝你胃口好”之后，具有指导意义的课程就应该开始了。第一课便是“如何吃蜗牛”。

这个饭店一点也不花哨。我的盘子是长方形的，蒙着铝箔，上面有十二个凹陷的小坑。每个小坑里都藏着一只蜗牛，我能感觉到热气正从它们的壳里往外冒。一份纸餐巾和一根木制牙签构成了吃蜗牛的整套工具。

味道闻起来好极了，我也很饿。我尝试着拿起一只蜗牛，但不仅失败了，还烫了手指。这儿不像豪华饭店那样，会为吃蜗牛的人提供一套迷你的夹子。我留心去看对面的伙伴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所看到的那一幕，不愧为人类为了解决胃的需要而创造的实用发明的典范。莫林拿起一片面包，把中间柔软的部分挖空，然后用四周较硬的壳当作夹子，用它夹住蜗牛壳，这样热量就不会直接传递到手上。而他的另一只手呢，小手指优雅地翘起，拿起牙签，看准，戳，手腕轻轻一转，咝咝作响的肉就出来了。在扔掉壳之前，他还要把它拿到嘴边，把里面残存的汁水吮吸出来。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轻松。

我努力学着他的样子，从第一只蜗牛壳里挖出了肉，但意想不到的是，随着蜗牛肉一起溅出来的带着大蒜的黄油，对我的衬衫造成了小小的伤害。我看着牙签末端的这个物体，一块黑乎乎满是皱纹的小东西，第一眼看上去可不怎么诱人。这时候我想起了雷吉斯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件事情：蜗牛不是用嘴巴，而是用鼻子来品味的。它们闻起来确实比看起来要诱人。

但其实味道还是很好。蜗牛的批评者会告诉你说，等着吧，你吃到的只会是满嘴的大蒜味，肉就像胶皮一样嚼都嚼不动。但那肯定是建立在非常无知的认识上的。他们肯定没有尝过马蒂尼的蜗牛：当然，大蒜味还在，但味道已经很温和了，黄油的味道也配合得恰到好处。肉没有任何抵抗的意思，嫩得就像一流的牛排。

莫林先从营养学的角度开始分析，说蜗牛对身体很好，低脂肪，富含微量元素。但是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子下摇晃着，警告我说有一点需要注意。蜗牛本身的食谱能把人送进医院：它们偏爱能分泌毒汁的茄属植物，还有同样具有毒性的蘑菇和毒芹。还不单单是这样。就好像是吃蔬菜色拉一样，一只蜗牛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消耗掉相当于自身重量一半的有毒植物。

我已经消灭了半打蜗牛，这个消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我的牙签顿时变得像铅一样沉，在半空中停了下来。莫林咧开嘴笑了。你不用担心这些蜗牛，他说，它们都是人工饲养的，是圈起来喂的，不能随意地爬来爬去。用他的原话，就是不能做“任性的流浪汉”。问题只出在那些野生的蜗牛身上，它们可以漫山遍野、随心所欲地来去，吞噬那些剧毒植物，但即使是这些蜗牛也有办法变成安全、美味的食品。那就是让它们禁食十五天。禁食结束后，检查每一只蜗牛，然后在温水里洗三遍，把它们的壳刷干净，就可以下锅了。蜗牛就是这样弄干净的。

这样一折腾，还没下锅它们肯定就快不行了，说不定都死了，我说。但我错了。蜗牛能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活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莫林就给我讲了一个洛加先生的故事来证明这一点。洛加先生有一次请了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吃蜗牛大餐，但他发觉自己准备的蜗牛太多了。他把多余的蜗牛分出来，准备下次再吃，不知怎么回事，他把这些蜗牛放在了衣柜最底层。这个古怪的举动就连莫林也解释不了。

宴请结束，蜗牛也被忘记了。直到十八个月以后，洛加在他的衣柜里找东西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这堆蜗牛。如果是你和我，肯定会把它们扔了。洛加可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把它们浸到一桶水里，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些蜗牛复活了。

受到这则有关蜗牛顽强生命力的故事的鼓舞，莫林和我又各自点了一打蜗牛。不断演练着那个沿逆时针方向转动牙签的动作，我开始掌握从蜗牛壳里取出蜗牛肉的诀窍—这和从酒瓶里取出软木塞还有几分相像呢。但无论我怎样小心，溅出的汁水仍旧是个问题。此时我的衬衫已经布满了斑斑点点的黄油污渍。对于那些初次和蜗牛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要想让衣服保持干净，只有两种方法：脱掉衣服或是围上围兜。

与我们相邻的那一对，正趁着吃蜗牛的间歇，互相交换着长长的带着试探性的吻。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这一幕的启发，莫林挑起了性的话题。他说蜗牛的交配季节从每年五月开始，在这个月份里，这个雌雄同体的动物把对爱的想象付诸实践。但就和它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一样，这事也得慢慢来。

莫林在空中比画着，模糊而又具有启发性。他舞动着的手指最后交叉在一起，嘴里说着准备工作。很明显，这可以持续数小时，我忍不住想，这可能是给双方时间以决定对方的性别。无论如何，一旦准备工作结束，蜗牛就开始交配。那可是它们的幸福时光，莫林这样说。十到十五天后，蜗牛会产下六十到一百个卵。对于能够存活下来的蜗牛而言，生命周期在六到七年之间。

莫林停顿了一会儿，啜了一口酒。显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两个雌雄同体的动物是怎么决定谁是雌的谁是雄的。心灵感应？气味？月亮的位置？触角发出的信号？毕竟，这是准备工作中最基本的，如果这事给搞错了的话，一个可爱的月夜就会因此而毁了。不幸的是，莫林不能够提供任何具有科学依据的回答。“这都是安排好了的。”这是他唯一想得出来的说辞。

屋子里阴凉而舒适。门外，街道在午后的阳光里冒着热气。我们互相劝说对方还是待在室内为好，于是又点了一打蜗牛对半分着吃。我发现蜗牛有点像那些能让人上瘾的休闲食品，你总觉得还能再多吃上两口。我们点的是大白，也就是勃艮第蜗牛，那是法国上百种蜗牛里最好的品种。另外一种是较小的、不那么起眼的灰色蜗牛，叫小灰。说到这里，莫林想起了一桩邪恶的事来。

在蜗牛的世界里有一股恶势力正在抬头，他说。有人设下了骗局，欺骗无知的顾客，一种做法就是把这些小的灰蜗牛伪装成体形较大、更加昂贵的其他品种。具体的做法就是回收那些曾经被勃艮第蜗牛寄居过的蜗牛壳。将小蜗牛塞进宽敞的大蜗牛壳，再塞上些肉馅，填满多余的空间。就这样—顾客付了高昂的价钱，希望能够得到最好的，但他们却被蒙骗了。这是不折不扣的丑闻。并且好像这样还不够糟糕似的，人们现在还需要注意来自东方的危害，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莫林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并为这邪恶之巨大而连连摇头。工业化生产的东方蜗牛，成批成批的进口，并且冒充是正宗的法国蜗牛！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将黑暗的交易归罪于中国。松露丑闻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愤怒，还不断有传闻说中国人正在试图打入青蛙市场。很容易被法国人忽视的事实是，国外的松露奸商和青蛙偷运者都需要法国同伙的配合。想象一下，一个来自北京的商人，拎着装得满满的、几乎可以乱真的松露和a级法国青蛙的样品袋，在法国美食世界的走廊里徘徊的时候，会不被注意到吗？对此，我很怀疑，不管他的法文说得多么好。

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显然没有局限在松露和蛙腿上。在几个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莫林找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剪报，隔着桌子递给我。“鹅肝，”他的声音好像注了铅一般沉重，“现在他们还要生产鹅肝。”

在他拿起玻璃酒瓶安慰自己之际，我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文章说，有一位陈先生和一位吴先生最近在中越边境北部的合浦建立了一个养鹅场。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鹅场，每年潜在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一千吨—那是真正的肥鹅肝，而不是普通的、价格低廉的鸭肝。根据那篇文章作者的研究，这样的产量相当于法国目前总产量的两倍。

我读完，抬起头，看到莫林摇着头。“怎么样？”他问道，并抬起双手，沮丧地敲在桌子上，“真不知道有完没完。”

现在整张桌子就剩下了我们两个。我们的邻座，那对恋人起身离开。他们的屁股粘在一起，从门洞里挤过去，上路了。我不由得又想到了那一堆堆的床垫，因为看来通过这顿午餐，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没有问题可以再问了，莫林也显出疲劳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的入侵和葛若斯的双重作用。他准备去睡个午觉，然后再回来参加庆祝活动。分手前，我们互相许诺明年老地方再见，再吃上几打蜗牛。这类欢宴之后的许诺虽然真诚，却绝少能够实现。他站在阳光下整理了一下帽子。我们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那晚回到旅店，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留作纪念的蜗牛壳，按正确的程序冲洗了三遍。但像我的衬衣一样，壳上仍旧残留着大蒜的味道。那是一个设计完美的流动居所，带着漂亮的焦糖色条纹。我不禁想，这个世界上是谁第一个拿起蜗牛，看着那缩在壳里的生物，断定这是可以吃的。活着的时候，蜗牛可不会让人流口水。它们没有诱人的气味，颜色和味道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然而就是有一些勇敢的人把它拿了来，而且宣称味道很好。是不是饿过了头，或只是好奇心的驱使？

许多美味的发现都归功于希腊人和罗马人，但发现蜗牛的人可能来自遥远的东方。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最初的尝试性的努力是有着“中国关系”的。陈先生或是吴先生那令人尊敬的祖先，在中国沿海生长着许多蜗牛的水稻田里试着尝了尝蜗牛的味道，发现这东西又嫩又好吃，并且意识到了这是个出口的好机会：上海蜗牛，配上一瓶长城玫瑰红葡萄酒，绝了！嘿，世界上有些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将永远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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