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译
蝴蝶
他不是个老头儿，才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可他确实又是个老头儿。他把普通人的一年一年，当成三年三年来过；他自杀过两次，这其中有一次是殉情，进了三次监狱，罪名是思想犯罪；写过百篇小说，最终却一篇文章也没有卖出去。不过，这些并不是这老头儿真正要干的事业。说白了，都是他闲时顺便的瞎折腾。到如今，还能在这老头儿那干瘪的胸脯上咚咚撞出回音儿的，能让这张刀条儿脸面红耳赤的，就只有两件事了：一是喝个烂醉；二是盯着各色女人满脑子地胡思乱想。哦，不，是他能让人回忆起来的，就只这么两件事。干瘪的胸脯和瘦不拉几的脸。这些都是真事儿。老头儿，在这天死了。老头儿这漫长的一生里，不能称为谎言的就两件事：生和死。他临死之前的所有事儿，没一件是真的。
现如今，老头儿还躺在病床上。他这病是玩出来的病，他有一笔可保他生活无忧的财产，却也是一笔经不起挥霍、稍加玩乐就见底的财产。老头儿觉得就算现在死了也没有一点遗憾。对于老头儿来说，勉强度日才是最不能接受的。
普通人临死前，一般是盯着自己的两只手看，或是呆呆怔怔地仰望亲人的眼眸。可这老头儿基本上都是紧闭双目，眼皮偶尔会松弛下来，还不时地抖动几下，就这么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他看见了蝴蝶。蝴蝶有蓝的、黑的、白的、黄的、紫的、淡蓝色的，成千上万的蝴蝶化成蝶群，瞬间从他头上飞过。它们专程从远方来，像云霞般绵延十数里。数以百万计的蝴蝶一齐拍打着翅膀，声音像极了正午鸣叫的牛虻。想必是有过一场恶战吧，化成粉末的翅膀、折断的腿、眼睛、触角和它们的长舌头，纷纷坠落。
有人问他想吃什么，告诉他想吃什么都行的时候，老头儿的回答却是就想喝小豆粥。他十八岁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曾写过一个临终的老人，情节就是那老人念叨着想吃小豆粥。
小豆粥做好了，就是在粥里撒上煮好的小豆，再加点儿盐，是老头儿家乡的风味。老人闭着眼睛，仰面朝天吃了两勺就说够了。问他还想干点儿什么，他浅浅地笑着回答说：“想玩会儿。”
老头儿有个年轻美貌的妻子，虽无学识，却胜在心灵手巧。他妻子是个老实人，在众亲戚面前涨红着脸。她握着勺子，在一旁默默地垂泪。
盗贼
今年肯定是不及格了，可考试还是要参加的。那种没有成效的努力造就的美感，牵引着我的心神。今早，我早早就起床了，套上足足有一年没有穿过的校服，穿过镶嵌着菊花徽章的高大铁门，战战兢兢地溜进了学校。排列在路旁的银杏树立刻映入了我的眼帘，左右各十棵，每棵都很粗壮。在枝叶繁茂的季节，这条路会稍显阴暗，像地下通道一样。而现在这个季节却一片叶子也没有，在林荫路的尽头，有一幢正面全是红砖的建筑，那是讲堂。我只在参加入学仪式的时候进去过那么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是寺院一样。我仰头看了一下这座讲堂塔尖上的电子时钟，距离考试还有十五分钟。
被称为“侦探小说之父”的人的铜像，满眼都是慈爱。我一边看着铜像，一边沿着右边的斜坡往下走，进了一座庭院。这座庭院是过去某位诸侯的园子。池塘里有鲤鱼、红鲤鱼和甲鱼，五六年前还养着一对仙鹤。直到如今，草丛里还有蛇。大雁和野鸭一类的候鸟，也都在这个池塘整理着羽毛栖息。优秀的园林建造艺术，使得原本面积不足二百平方米的庭院，看起来像有上千平方米的面积。我挨着池塘边的山白竹坐下，背靠一棵老橡树的木桩子，两条腿长长地伸向前方。隔着小路，分布着大大小小、凹凸有致的岩石，池塘就在它们的后面展开去。阴云下，池塘的表面波光粼粼，害羞地泛起涟漪。我把右脚轻轻搭在左脚上，喃喃自语：“我是盗贼。”
一群大学生排着队，从前面的小径走来。他们一个跟着一个，络绎不绝地走过去，全都是家乡的骄子，脱颖而出的精英。他们都读着笔记本里一模一样的文章，一样地努力把这些强记进脑子里。我从衣袋里掏出香烟，叼了一支，但没有火柴。
“嗨，借个火。”我挑了个长相俊秀的男大学生。
他停下了脚步，穿着浅绿色的外套，眼睛始终没从笔记本上移开，随手将他叼着的带金嘴儿的香烟递给了我。他把烟递给我之后，又继续慢吞吞地向前走去。大学里居然遇上了堪与我匹敌的男人。用金嘴儿外国烟引燃了我的便宜烟，我慢慢站起身来，用尽全力将金嘴儿香烟扔到了地上，狠狠地用鞋底蹍过去，直到蹍成稀巴烂，才浑身舒坦地现身考场。
考场里的大学生有一百多人，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往后面坐。要是坐在前面的座位，很明显就要担心是不是能写出答案了。我表现得像个优等生一样，在最前面的位子上坐了下来，颤抖着用指尖吸着烟。我没有可以在桌子下翻查的笔记本，也没有可以一起小声商量的朋友。
不久，一个红脸的教授提着个鼓鼓囊囊的包，匆匆忙忙地跑进了教室。这男人是日本头号法国文学专家，挺有身份的。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他眉间的皱纹令人不自觉地感到气势迫人。据说他门下的弟子中，有一个日本第一诗人、一个日本第一评论家。觊觎着“日本第一小说家”的名头，我的脸颊开始偷偷地发烫。教授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写着考题的这会儿工夫，我后面的大学生们并没有讨论学习问题，大多是在窃窃低语谈论繁荣之事。黑板上写了五六行法语。教授散漫地坐进了讲台上的扶手椅里，极其不高兴地说了一句：“像这种题，你想挂科也难啊。”
大学生们都闷声一笑，我也跟着笑了。教授又用我听不懂的法语唠叨了几句，然后就开始在讲台桌上写起了什么。我不懂法语，我已经想好了，不管出什么问题，我都答：福楼拜是个孩子。我轻轻地闭上眼睛，装模作样地思考了一会儿，又从短发上往下抓了抓头皮，再欣赏了一会儿指甲的色泽，最后，才终于动笔开始写：
福楼拜是个孩子，他的学生莫泊桑是大人。艺术的美，终归是要为市民服务的美。可悲的是，福楼拜不懂这个道理，而莫泊桑明白。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饱受恶评，让他引以为耻，白白断送了他的一生。作为所谓的刳磔之劳，他写了一篇又一篇，且不管世间的评论如何，他那遭受屈辱的伤口却是越来越痛了，剧烈的疼痛在他的心里开了一个大口子，越来越宽，越来越深，直至他死去。他被杰作的幻影所欺骗，被永恒的美丽所魅惑，神魂颠倒，最终别说是一个近亲，自己连自己也救不了。所以说，福楼拜是个孩子。完结。
我没有写什么“老师，让我过”之类的话，而是反复又看了两遍，确定没有写错，然后我左手拿着外套和帽子，右手拿着那张答题纸，站起身来。我身后的精英因为我站起来而惊慌失措，因为我的后背被他当成了“防风林”。晕呐！这个像兔子一样可爱的精英，在答题纸上居然写上了新晋作家的名字。我一边同情地想着这个新晋作家的狼狈，一边意味深长地向教授行了一礼，交上自己的考卷。我悄悄地出了考场，下楼则像要滚下去一样快。
我来到屋外，年轻的盗贼突然有点忧伤。这种忧愁是怎么回事？又是从何处而来？我挺了挺胸脯，甩开大步穿过了夹在两排银杏树之间的砂石子路。一边走一边想着，我找到了答案：是因为我饿了。二十九号教室的下面有一个大食堂，我径直朝那个方向走去。饥肠辘辘的大学生们挤满了地下室的大食堂，从门口排出犹如长蛇般的队列，一直排到了平地上，尾部已经排到了银杏树夹道那里去了。在这里用十五个钱就可以吃到不错的午饭，所以才排了这样长的队。
——我是盗贼，玩世不恭的稀世怪物。过去的艺术家不会杀人，过去的艺术家也不会偷盗。我，是个有点儿上不了台面的小机灵的那种。我推开大学生们，好不容易挤到了食堂门口。食堂门口贴着一个小告示，上面这样写着：“今天，食堂喜迎创业三周年纪念日。为了表示祝贺，特为大家提供了少量的特价食品，敬请品尝。”这些特价食品都摆放在门口旁边的玻璃架里，红色的凤尾虾摆放在荷兰芹的叶子下，水煮蛋被切成两半，鸡蛋切面有一个用蓝色的洋菜冻写的花哨的“寿”字。再看食堂内部，扎堆儿买特价食品的大学生们宛若黑压压的密林。身穿白围裙的少女们如蝴蝶穿花般在这片密林中来回穿梭。哇哦！整个场景就是一面万国旗呀。
地下食堂芬芳的蓝色花朵，解了我心痒难搔之毒。今天算是来对了。同喜同贺，同喜同贺。
我这个盗贼像落叶般飘然离去，飞舞到地面上，从长蛇的尾部穿过去，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决斗
我这可不是仿照外国的。毫不夸张地说，我是想杀了那个小子的，而且也没什么深远的动机。有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男人，这世上不需要两个一样的东西，我们带着这种想法从心底互相憎恶着对方的存在。这个男人就是我妻子过去的情人，他总是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几次三番毫不掩饰地向街坊四邻宣扬他们的过去。那天晚上，我和那家伙第一次约了在咖啡馆碰头，他穿着狗皮棉袄，像个年轻的农民。我们俩刚一碰面，我就偷了那男人的酒。这就是我的动机。
我是一个在北方城市里上学的高中生。我贪玩儿，但是在钱这方面却格外抠门儿。平素都是抽朋友的烟，也不理发，若是咬牙攒够了五元钱，就独自悄悄地溜上街用掉一元。整个晚上，我不会花超过五元钱。而且我有了五元钱，就必定把钱花在刀刃儿上，使其效益最大化。攒下的一枚枚小钱，我会首先拿去和朋友换成五元的纸币。若换到的是那种可以把手割破的新币，我就越发心跳加速了，而我还要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把钱塞进衣兜里上街。每月一两次这样的外出，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当时，我正被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愁折磨着，遗世独立而又怀疑一切，难以宣之于口。我觉得较之尼采、毕洛和春夫，莫泊桑、梅里美和森鸥外更像那么回事。这单纯是我的个人意见，我还是去拼命地玩我的五元钱游戏吧。
即便我进了咖啡馆，也不会表现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而是摆出有点玩累了的模样。如果是夏天，我就会说要冰啤酒；如果是冬天，就会说给我烫壶酒。我觉得我喝酒的习惯，只是单纯地和季节变化有关联。我郁郁寡欢地喝着酒，对咖啡馆里的漂亮姑娘，连看都不看一眼。不管是哪里的咖啡馆，都会有一个色相已衰却又色心不改的中年妇女模样的女招待。我只和这种半老徐娘的女招待搭话，主要是聊些天气和物价之类的话题。我数酒瓶的功夫非常了得，可以以神仙都察觉不到的速度，迅速计算出喝完的酒的空瓶数量。每当桌子上摆的啤酒瓶满了六个，或是日本酒的酒壶满了十个时，我就会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用低沉的声音咕哝一声“结账！”——从没有超过五元钱的时候。
我会故意掏遍身上的各个衣袋，装作自己忘记把钱放在了哪个衣袋里的样子。找了老半天，最终发现钱在裤子的口袋里。右手伸进裤袋中扭捏磨蹭许久，做出摸索辨认五六张纸币的面值形状的样子，最后把一张纸币从口袋里抽出来，自认那是一张五元或十元的纸币，说一句“没有零钱了”塞到女招待手里，看也不看一眼，不等她找零，就缩起肩膀，大步地走出咖啡馆，头也不回地回到学校宿舍。第二天开始，我又一如既往地开始攒零钱了。
决战之夜，我进了名叫“向日葵”的咖啡馆。我身披藏青色斗篷，戴着纯白皮手套。我是不会接连两次去同一家咖啡馆的，怕总是掏出五元钱纸币这事儿会引人怀疑。这次光临“向日葵”，已经是时隔两个月了。
况且，那时候我的装扮和一个刚走红的异国偶像有几分相似，所以不时有女的会多瞧我几眼。我刚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坐下，立刻就有四个身穿不同和服的女招待在我的桌子前站成一排。那时恰逢冬日，我便说：“给我烫壶酒来。”然后做出寒冷难耐的样子缩紧了脖子。得益于与走红明星相似的打扮，不用我开口，一名年轻的女招待就给我点了一支招待烟。
“向日葵”又小又脏。东边墙上贴着一幅海报，海报上的女人梳着西式发髻，一尺多二尺长的样子，慵懒倦怠地托着腮，露出桃仁大小的牙齿微笑着，海报下方横着用黑漆画了一只“加武登麦酒”的酒瓶子。对面西墙上挂着一面一平方米的大镜子，镜子的边框都涂上了金粉。北侧的入口处，挂着一块黑红相间条纹的脏兮兮的平纹薄毛呢帘子。帘子上方的墙壁上，用图钉固定着一张西洋女人的裸体照片，一个西洋女人大笑着裸体横陈在沼泽旁的草丛里。南墙上紧贴墙壁挂着一只纸气球，它正好悬在我的头顶上，很是别扭，简直惹人生气。咖啡馆里有三张桌子和十把椅子，中间笼着暖炉，门厅处铺着地板。反正我知道，这个咖啡馆是不能给我带来安心感的。所幸，房间的灯光是比较昏暗的。
那个夜晚，我享受到了超乎寻常的款待。中年女招待给我烫好了一壶日本酒，我正打算喝呢，刚才给我奉上招待烟的可爱女招待，突然把右手掌伸到了我的鼻前。我不慌不忙地慢慢抬起头来，深情望着女招待那小眼睛的深处。“给我算个命吧。”她说。我瞬间明白过来，即使我沉默少言，全身也散发着预言者的高贵气息。我没有碰她的手，只瞟了一眼淡淡道：“你昨天失恋了。”“太对了！”我居然蒙对了！于是超乎寻常的款待就此开始了。
一个胖胖的女招待竟然称我为“老师”。我给她们几个都看了手相。“你十九岁，属虎的。”“你苦恋特别优秀的男人。”“你喜欢蔷薇花。”“你家的狗生了狗崽，一共六只。”……件件都被我蒙对了。那个身材瘦小、眼神清澈的中年女招待被我说了句“你死了两个丈夫”，她顿时就低下头去。这都能蒙对，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令我变得兴奋不已。已经是第六壶酒了，正在此时，穿着狗皮棉袄的年轻农民在门口现身了。
农民在我隔壁的桌子旁边坐下，毛乎乎的后背对着我。他说：“来杯威士忌。”狗皮的花纹，是斑点狗的。这个农民的出现，让我一下子从兴奋得忘乎所以中清醒过来。我的心一扎一扎地疼，开始后悔自己已经喝完了六壶酒。我希望自己可以喝得更醉一点，使今宵的狂欢更加尽兴。可我只能再喝四壶，不够，这远远不够。偷吧！偷走那杯威士忌！女招待们不会认为我是为钱而偷酒，她们会以为这是预言家开的一个荒诞的玩笑，反而会为我喝彩。这个农民也只会当这是醉鬼的恶作剧，苦笑一声便作罢了吧。偷！我伸出手去，端起了邻桌的威士忌杯子，淡定自若地一口喝干了。没有喝彩，世界一下子安静了。农民转向我，站起身来对我说：“到外面去！”说完径直朝门口走去。我冷笑着跟在农民后面也朝外走去，走过镶金边画框的镜子时，我还偷偷打量了一下镜中的自己，优雅从容，我还真是个美男子啊！一尺多近两尺的那张笑脸沉在镜子深处，使我找回了内心的平静。我仿佛很有自信似的，“啪”地挑开了平纹薄毛呢帘子。
我们在用黄色的罗马字写着“thehimawari”的四角路灯下站住了。四个女招待从昏暗的门口露出四张苍白的脸来。
我们开始了以下的争论。
作者“太宰治”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