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院的紧箍咒是慢慢念起来的。先是2000年前后，上班越来越正规，大环境开始收紧了，人人有局促感，手脚被绑住了。连王浪所在的城规院，上下班都要打卡，出门谈业务也要报备，他那阵子躁得很，常常骂娘，同事递个眼色给他，意思是，当心有人传给领导。
王浪叹了口气，闭嘴不言。他觉得自己的口鼻被罩住了，有窒息感。不能发声，更不能骂娘；他不能有喜怒哀乐。如果一定要表现，只能喜乐，不能哀怒，否则领导就要上纲上线。王浪私下里跟同事嘀咕：“这姓张的是什么来头？中专毕业的，懂什么建筑？跑来城规院干吗？整个一蠢货！”
好在蠢货待了不到两年就高升了，到别的单位祸害人去了。新来的院长，一样不懂业务，但脾气好，总乐呵呵的。他是萧规曹随，虽然一样坐班、打卡，但城规院的人喜之不尽，挺感恩。
因之，虽然大环境规整了——规整没问题，是人的问题。对于个体而言，毕竟小环境才是最贴身，像穿内衣，布质柔软的就觉舒服，布质粗粝的，就有憎恶之心，恨不得立马扔掉。绝对一点讲，大环境对普通人而言是不存在的。人，虽存活于天地间，实则是存活于屋里，要么是单位，要么是家；哪怕他走在天地间，具体也是走在街上、田野里。就好比外面春暖花开，但屋里阴冷，人一样觉得冷；外面暴风骤雨，但屋里能遮风挡雨，一家人围着小火炉，照样暖烘烘。
就像“文革”期间，田家凤踹了资本家老太太，李勇在赣州搞破鞋，奶奶在家纳鞋底，外公孙开吉跑去湖北贩运花生，这些都是“文革”呀。外公的投机倒把里，或许还有改革开放的影子呢。及至改革开放时代，田庄不知听了多少“文革”腔，不知见了多少“文革”嘴脸，脱不了干系的，十亿人齐刷刷从“文革”跑进改革开放，哪能一下子脱胎换骨？成了传统了，不自觉就在口气里、做派上、神情里带出来。很多年后，当改革开放也成了传统，这两者就互相渗透，犬牙交错。
2000年春天，“格瓦拉热”在中国兴起，这个阿根廷人存世三十九年，双目炯炯，留着两撇小胡子，是很多文艺青年的至爱。萨特赞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他出身贵族，原来是个医生，二十八岁离开家乡，追随卡斯特罗去了古巴，成了职业革命家。此人不拘小节，喜欢坐在桌子上发言，即便参加联合国大会，他也不着正装，而是一身工人服。作为银行行长，他主张废除货币；作为工业部部长，他主张强迫义务劳动，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集中营去。后来与卡斯特罗分道扬镳，继续革命去了。他如愿以偿，在与政府军的一场恶战中，他英勇就义，死于南美丛林。
他是神一样的存在，他头戴贝雷帽的形象流传于全世界，在t恤、咖啡杯、海报、书刊、钥匙链、出租车、电子屏上……到处都是他。西方青年爱死他了，时尚、不羁，具有破坏性，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革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欧美但凡举行游行示威，总举着他的画像。2000年前后，他又来到中国，他的头像印在海报上，贴在大街上。年轻人对他印象挺好，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后来一群大学生发现他竟然是共产党员，惊讶道：“我们一直以为他是玩摇滚的。”
四月里，北京人艺的小剧场里，上演话剧《切·格瓦拉》，连演三十六天，场场爆满。该剧没有剧情，演员寂寂无名，舞台灯光音乐简朴之至。舞台上充满了阶级对立，一边是穷人，一边是轻佻的贵妇，手举白色的幡条，上写：“老子有钱又有权，凌辱你又如何？”于是穷人开始了冗长的独白，尖酸又刻薄，富有激情：“穷人的丑千千万，但归根结底是没有钞票，归根结底是你们贪得无厌的钱包，归根结底是这人剥削人的世界……”现场掌声雷动，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话音未落，台上红旗飘扬，戏就这么结束了。
可是观众不肯散去，有人留下来捐款，让导演转交给穷人。更多的人比肩而坐，浮想联翩。一个老人想起了革命年代，特别感动，一个年青人感叹：“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壮烈人生。”诗人食指，“中国现代诗鼻祖”，被请上舞台，朗诵他的《相信未来》，全场再次热血沸腾。众人高唱一首刚学会的歌：是谁指给我闪亮的星斗？心灵战胜了虚荣的繁华。在寻找家园的十字路口，我们看见你的身影：切·格瓦拉。是谁让我重新出发？正义的思想再度升华。前进的路需要新的脚步？我们跟着你前仆后继：切·格瓦拉。
歌声划破夜空，动人心魄。大家又说又唱、又哭又笑，回到家已是午夜时分，仍睡不着觉。清华大学的一个博士生致信导演：“我从小就看不惯当官的欺侮穷人，我从小就想，一定要考上大学，回到家乡当个好市长，好好地收拾这些贪官。后来上了清华，我对于国家、人民却关心得少了，我被环境同化了，不时充满小资情调。《切·格瓦拉》结束了这一切，我将告别过去的生活，走上革命的道路，也算完成人生的一次回归。”
这是2000年北京最著名的文化事件，“仿佛一股旋风刮过京城”，记者这样描述。争议极大。有人看出了英雄主义，有人看出了理想主义，有人看出了“酷”。有人说，这是以昨日“英雄”来拯救今天“日渐式微的道德颓势”。有人说，格瓦拉的道德狂热严重脱离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必将给他热爱的人民带来灾难。
文研院越来越忙了，来了个新书记，姓雷，他本人也雷厉风行，喜欢宏大词语，比如革命、理想、使命、信念、牺牲、奉献……整天斗志昂扬、激情澎湃，说话跟吵架似的，文研院被他吵得脑壳子疼。
雷书记是上面派下来的，原是某个大领导的秘书，写材料出身，以知识分子自居，也因此，他顶瞧不起知识分子，嫌他们没见过世面。他跟大领导在北京待过几年，常说，那会儿我在北京……文研院的人心想，在北京又怎样？你后来不是回来了么？
可是人家回来了，照样还是瞧不起知识分子，机关大院待了十几年，虽说是个处长，可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常说，从前我下去调研，市委书记都要出面接待的！
文研院的人心说，再接待，你还是个处长！不能因为市委书记接待你，你就成了市委书记。
唉，要么说知识分子讨嫌呢，非但没见过世面，还瞧不起见过世面的人，怪不得雷书记要骂人。雷书记本来有望下去当市委书记的，兢兢业业十几年，结果调来文研院当书记，他憋屈死了。又骂：“你们知识分子、文学家算老几？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哪儿来的优越感？是谁给了你们优越感？”
一百多号人坐在台下，鸦雀无声。
看来，雷书记被文研院的人给气坏了，人浮于事，处处掣肘，根本做不了事。文研院就不是做事的地方，不出事就算万事大吉了！他是急性子，从前在大机关，一向威风凛凛，如今调来文研院，开个会都凑不齐人，这个生病，那个请假，他生气道：“就是躺病房里也得给我拖出来！”
如此这般，才勉强开了会。与会者是不是从病房里出来的不知道，但看上去都像病人，心不在焉，哈欠连天。他开始传达贯彻，念稿子念得起劲，偶尔朝台下一瞥，发现人人都在发呆，他怒了，指着台下，拿食指戳空气，一个个戳，说：“你你你，还有你，怎么不记笔记呢？”
文研院的人匪夷所思，听会还要记笔记？从来没听说过，很多人连笔记本都不带的，就光身来了。听听算了哇：理想，情怀，宏伟的事业……他那里念得铿锵有力，鼻尖上都出汗了，底下的人却无动于衷，连耳朵都不带，主要是词太大了，听着烦，不贴。文研院多是写文章出身，对文字挺敏感，忌用大词、空词非但是职业习性，也是价值观的体现。
雷书记很恼火，来文研院太痛苦了！首先是开会，迟到早退是常有的事，还有中途出去抽烟、聊天的，这怎么行？总是这样，一个单位的精气神还怎么体现？改革开放还怎么进行？
凡是会议文件，他带领大家至少要学五六遍，他说：“要一直学，上班学、下班学、争分夺秒学！最好能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就不会背。他的学习讲话稿都是秘书写的，通常要修改十几、二十遍，逗号句号他都要反复推敲，后来把秘书改得住进了医院。
他虽然瞧不起知识分子，起头还是压着的，对老知识分子都恭恭敬敬，逢年过节还要去人家里拜访，可是老知识分子不识抬举，直接给拒了，说：“别来！我最怕见领导，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他难受，我也难受，形式主义这一套，我看可以免去。我家里乱，领导来了，我总得收拾一下吧，又是半天工夫！老胳膊老腿，不想动。”
雷书记得知后，愣了半天，世上还有这样的奇葩？
当然，世上奇葩多了去。还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又很计较，雷书记没去他家拜年，他挺生气，问：“为什么书记去王子轩家？来我家的只是副院长？我比王子轩差在哪里？都是德艺双馨艺术家，论名气，论辈分，他哪里比得上我！”
雷书记咬牙道，这拨人太难搞了！
文研院的“牛鬼蛇神”们，正是在雷书记任上被逼来上班的。他的想法是，这拨人闲着也是闲着，在家总搞事，时不时还聚议，还不如来单位，在我眼皮子底下，我看你们能跳到哪里去？可是，来单位干吗呢？创研室的工作就是写书、出作品，雷书记断然决然说：“以后不用写了！文研院不养闲人，你们都是行政人员，纳入全省文化一盘棋，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田庄第一天来上班，办公室还没腾出来，办公桌和电脑也未及配齐，二十多个“牛鬼蛇神”聚在会议室里，骂骂咧咧。田庄跑去人事部，问：“叫我们过来干吗呢？就在这聊天？”
人事部小李递给她一摞文件，说：“喏，拿去复印去！”
田庄把脸一含，说：“哟！打车来单位就是为了复印？早说呀，我可以雇人到外面复印去！”
雷书记辗转听说了，气道：“好嘞，我叫你雇人！你雇得过来么？以后要叫他们忙起来，没时间搞事、出幺蛾子！”
果然，文研院很快忙起来了，白天政治学习，晚上加班做方案，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家。次日还要准点上班，家住郊区的人就很犯难，像万里红住在番禺，路上得走两个小时，天不亮就得起床，开车打盹是常有的事，有一回差点出了车祸。她火了，跟雷书记拍桌子，说：“我要是出事，算不算殉职？我们是人呐！别把我们当畜生，行吗？”
雷书记也遂回她一桌子，说：“我告诉你，万里红！你竟敢拍我桌子！才当了文研所副所长，牛了是吧？”
万里红不知道自己牛不牛，但疼她是知道的，刚才拍桌拍狠了，疼得龇牙咧嘴，把手放在裤管上揉了揉，这一揉就觉得自己很可笑，又见雷书记气得面红耳赤，她忍不住笑了。起头是微笑，后来没崩住，背过身去笑；越想越觉得好笑，于是哈哈大笑，扭身跑了。
雷书记莫名其妙，怒道：“你给我站住！”
万里红一边笑，一边想：切，我会听你的？
雷书记愣了半天，这是什么单位？一群神经病吗？
万里红后来说：“这事就这样了！他以为他给了我一个副所长，我就光宗耀祖了！我家祖宗八代都得感恩他！他怎么就不知道，我是什么都不想要的一个人！副所长我现在就可以辞掉，谁稀罕！”
田庄把手一扬，道：“不要辞，继续当！他敢使绊子，人民群众不答应！”她也来劲儿了！上班两年，成天学习，场面上的话诸如“人民群众”之类也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快窒息了。刚来上班那会儿，她叫苦连天，行政事务全不会，有一回懵懵懂懂跑去找雷书记，叫他签字。雷书记看了一眼呈批表，把她轰出去了，说：“我怎么签？你连程序都不会走！”
田庄后来才知道，大领导都是最后一个签名，前边她必须过五关斩六将，找财务、办公室、副院长、副书记，七八个人一路签下来，最后才由雷书记大笔一挥，搞掂。
说起来，雷书记也是天真，以为知识分子无事生非，只要忙起来就消停了，没时间搞事，因而快马加鞭，不断派活儿给他们。其实，搞事跟时间有毛钱关系？闲，固然会生事，同事之间搬嘴饶舌、打小报告、拉帮结派、分庭抗礼；但是忙，下属一定会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来搞领导。雷书记上任不久，文研院就团结起来了。
起头田庄是很超脱的，无论怎么搞：同级搞，上下级搞——她都一旁看热闹，谁知看着看着就把自己带进去了，这样的环境没有人能置之事外。就是说，世上没有真正的旁观者，只要身处人群，就必发生关系。两年来，她一扫婚姻生活的萎靡颓唐，说话果决，元气充沛，一副老娘不好惹的样子，否则能被人捏死。总之，看上去很像职业女性了，那就斗呗，谁怕谁？整个人精神抖擞，连走路都大踏步。
有一节，文研院的人坐下来就聊雷书记，慨叹有之，激愤有之。万国说：“他是旧式家长制，暴君脾气。单位跟家庭一样，领导就像爹妈，遇上开明的就和顺，遇上独断的就难弄，底下人要么当孝子贤孙，要么反抗。在中国，一切都能以家庭为计量单位，可以拿来形容换算。”
田庄立刻想到她妈，跟雷书记一个路数的，不会做人做事，方式方法太成问题，凡事都要绝对掌控，唯我独尊，说一不二；自己任劳任怨，却落得一个万人嫌，身边尽是鸡声鹅斗。这样的人当领导、当家长会很麻烦，尤其是后者，连筋带肉，并且爹妈还是终身制，不比领导还有掣肘、监督，还有党纪国法来约束，并且干到六十就退休。
院长周学武也是上面派下来的。好些年了，文研院的领导都是空降，不从内部产生。按说院长是专业岗位，文研院那么多著名学者，怎么就升不上去？嗳，怪不了上面！他们自己瞎搞，互相告来告去，匿名信、监听电话、私家侦探什么的全用上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贪污腐败、意识形态、男女关系。
谁都不干净，显微镜底下，还有不见细菌的？尤其是男女关系，文研院的“主要业务”之一，相比之下，写文章都是附带。情色也算活力、创造力的表征之一，从前田庄写不出文章来，朋友们笑道：“你应该去谈场恋爱！”就是说，谈恋爱，促生产，这两者是因果、递进关系，是手段和目的。
田庄说：“谈了恋爱，还写不出来怎么办？那不是白谈了？”
朋友说：“你这人！平时大咧咧，写文章上偏偏算小账！白谈就白谈呗，做人不能太斤斤计较！”
田庄惭愧道：“是我不好，太功利！毕竟文章事小，恋爱事大。我豁出去了，得空搞一个，玩一把大的！”
那时，大家都不把“婚外恋”当回事，不搞婚外恋反而是个事。在荷尔蒙爆棚的1990年代，香艳之风开始盛行，粤语称作“咸湿”，缺少道德约束力，简称“缺德”。少有素净人，都挺荤的。但实在话，人的荤素是由基因决定的，而非道德。也因此，田庄的素净没什么可表彰的，她不是贞女、圣母，极有可能像王浪说的，她还没开窍。
文研院是花边新闻的盛产地，真真假假，云山雾罩。一般而言，兔子不吃窝边草，其实窝边草才好吃呢，方便。每天朝夕相处，哪怕什么都没发生，只要心里有，亦是温柔隽永，看世界都不一样了。田庄的男同事中，颇有些“女性爱好者”，身边莺莺燕燕，他把春色阅遍。倘问他哪个是真的，他就笑而不语，恨不得全是。多有面子！当然这是早些年的世风。
2005年前后，当田庄听到“搞腐化”一词时，愣了半天，问万里红：“真的假的？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个词！绝迹三十年了吧？”
万里红说：“三十年前是利器，现在还是利器，关键时候挺好用，肖人杰这次难了，副院长怕是上不去。”
“荒谬！”田庄说，“肖所长那叫搞腐化？红颜知己而已！这幢大楼里他已算正人君子了，很少见他勾三搭四。”
万里红摇了摇头，说：“证据已经拿到了，时间地点都有，大街上手牵手，拥抱接吻。宾馆、房间号也拍到了，就差床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