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笼统称作世纪末，这是1990年代的最后一年，也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法国人曾预言，这一年的12月31日，人类将会灭亡。有个日本人把时间提前了四个多月，声称他是通过复杂的排列组合，算出世界末日是8月18日。

玛雅人地下有知，一定会说这是“胡吣”。他们把世界末日定在2012年12月21日。只要这一天没到来，世人就不会怀疑玛雅人，因为他们的预言一向精准，五大预言已实现了四个，他们预言了自己的灭亡，预言了汽车、火车、飞机的出现，预言了希特勒的横空出世，一战、二战的爆发时间、结束时间。

无论如何，1999年挺“嘻哈”的，大家把末日挂在嘴边，一边又不大当真。年初，《珠江潮》杂志就开始做选题，回顾20世纪的中国史，分十二期刊出。就像年末的工作总结一样，这一年，是得给即将过去的20世纪做个总结了。

田庄参与了这个选题，从1900年慈禧西狩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接着是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撰稿者总有百余人，包括全国知名、不知名的专家学者，田庄也忝列其中，负责分写1990年代“人物篇”之“农民工”，这类人群她以前写过，挺熟。

主编说：“这个选题太浩瀚了，真是波澜壮阔。往细里做，可以一直做下去，几十年都做不完。”

确实波澜壮阔。内中有很多珍贵的老照片，帝王将相、革命者、知识分子、小市民、红卫兵、个体户、打工妹……他们站在各自的时代里，穿不同的衣裳，或坚定，或迷茫。有的风尘仆仆，也有的立于街头巷尾，倚着砖墙，旧时的阳光落在他们的脸上。

田庄一帧帧地看照片，心里挺动荡，又有一瞬间的温柔缱绻；她把自己放进去了，跟他们一样，都曾活过，可是某一刻也会被制成影像图片，将来可作历史资料。

就是说，百年中国史都在这些脸孔上，在他们的神情里。时间一年年地淌过，淌到1990年代，色彩鲜亮，也盛大，也宏阔，而她就置身其中，就是说，她在历史中，也可说，她在时间中。二十九岁了，怎能不心荡神驰？身外鸟雀啁啾，可是影像里的世界万籁俱寂，时间被封存了，生命像蜡像，唯有神情刻在脸上，鲜活如生。

这一年，还有一种叫作“世纪末”的情绪。这情绪很难讲，也未见得全是萎靡、黯淡、颓废之类，因人而异，年轻人不大有。田庄有。她早不把自己当年轻人了。十八岁生日那天，她哭了一场，有“成人祭”的感觉。二十五岁在当时已经不敢想象了！女人不要过到三十，那么，二十九岁就死去吧，趁容颜未老，跟时间赛跑，抢先作个自我了结。时间赢不了死去的人。

如今到了二十九，发现也还好，用不着自我了结。事实上，她后来越过越好，三十多像二十多，四十多像三十多——五十多还是五十多，当然她也没活到五十多——总之，比之二十多有风味得多。做她们这一行的，容貌上会占点便宜，经老。少有日常化、油烟气，整天窝书房里，就是睡大觉，也睡出那啥，书卷气。哪怕睡不出书卷气，至少清澈干净，准确说，表面上清澈干净，内里谁知道！

她三十五岁还被当作女学生，有一天上街，被一个小伙子拦住，递过来一张名片，原来是广告公司的，邀请她当平面模特，说：“公司就在隔壁，隆兴大厦b栋。就拍个照，十分钟就好。你课余时间可以过来兼职，薪酬好谈。”

“我？”她笑了，都不敢相信。犹豫半天，拒绝了，怕上当受骗。后来转而想，三十多了还能被人骗，挺荣幸，一连好几天脸上放光，不自觉唇边带笑。

王浪见了挺奇怪，说：“又犯什么毛病？”

她开心地打了他一下，不说，压得住话，城府深着呢。因为说了也白说，早把她当空气了；别人眼里的宝，在他也就是一根稻草，当然也有可能是宝，但时间长了，宝也是稻草。

1999年，王浪夫妇都有一种“世纪末情绪”。在田庄是年龄上的焦虑感，王浪的焦虑感不在年龄，才三十岁，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成家立业，成熟练达。男人的魅力是靠婚姻养出来的，主要是心定，一边还能想点小心思，不乏活力。越是平凡的婚姻，越养得出这样的男人，心思游走于安定和动荡之间，像走钢丝绳，把握微妙的平衡，那感觉美极了。

王浪有个习惯，每到阳历年的最后一天，他就一个人上街溜达去，迎接新年钟声的到来。有时没有钟声，他踽踽独行于街头，跨过年夜，那一刻他既清醒又孤独。那一刻，他不愿跟任何人分享，连田庄也休想。这习惯他坚持了八年，自从大学毕业，一年不拉。就是独自走走，想点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想。

这一年也是。晚十一点，他走出家门，跟田庄说：“我走了啊，看看末日去。”

田庄正在上网，说：“都末日了，在家等着就是了！”

他笑笑，关上门出去了。广州的冬夜舒适至极，一件薄外套即可，路上一圈圈老榕树的光影，很茂盛。他当然没有等来末日，迎接他的是新世纪的钟声，不疾不徐，跟往常没什么两样。他停在路边，点了一支烟，而后继续前行。

1991年大学毕业，连头带尾快十年了。王浪这代人，是用肉身见证了1990年代，可说是身体力行。他所供职的珠江城市规划院是一家事业单位，从助理工程师干起，现在是园林部副主任。

十年间，他的大学同学纷纷辞职，去了外企、民营企业，或者自己开公司。那年头，大家都不愿进体制，一眼看到头的生活，混吃等死。进去就是熬年龄，只要不痴不傻，熬个十几二十年，最差也能混个处长当当；伶俐些的，五十多岁再上个厅局级，而后就退休了。这就是他们的一生。

然而这样的一生，在公务员已算是顶配了。王浪这代人却志不在此。实在说，广东哪是当官的地方？内地当官，或许还能当出点意思来，人五人六，仪仗如云，在于那里的民，沿袭了几千年来的形样，卑微、贫苦、低贱如草芥；广东的民则正好相反，吆三喝四、穿金戴银，把机关干部比得像瘪三。广东的民是“新民”。

按说北京是当官的好去处，这话也不对。京官一样没感觉，太多了，处长都当办事员用，一块砖头砸下来，都能碰上几个司局级；并且，北京的老百姓见多识广，中南海才是他们的下酒菜，区区部长都不在他们眼里。

十年间，王浪也想辞职来着，但契机不对。跟几个同学做过公司，其中一家是外商投资，九十年代初就在顺德开厂，做小家电如煮蛋器、面包机、榨汁机等；邀王浪几人在广州成立经销部，全国各地设网点，不到两年就关了。

他单位也有下属公司，什么房产设计、园林设计，生意挺好的。但这里有个问题，给公家做还不如自己单做，客户宁愿找他们，因为便宜。王浪自己就有团队，几个同学一块儿，母校还有那么多便宜的大学生。他同学就开了一家工程咨询公司，王浪早期参与过，后来这公司越做越大，跨界了，涉及房地产、连锁超市、连锁酒店、建材工厂、保健品、影视公司……他同学后来自嘲道：“当时真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除了黄赌毒、军火，我们什么都做，当时这叫多元化。”再后来，自然玩大发了，关门大吉。

那些年贪多、贪大，人人都是莽汉，渴望自己成为“巨无霸”，风吹进胸腔，人不自觉就会鼓荡、膨胀，豪情万丈，是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较之于几十年前，这一场“大跃进”少有官方色彩，也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全民疯狂，陷入无止境的激情和狂欢中。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搁1990年代也合得上。

其中有个叫牟其中的人，曾经的中国首富，打扮得像个领导，说话中气十足，一副大将风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奇思妙想，大笔一挥，就跟满洲里市市长签了个协议，说要在中俄蒙三国边境再造一个“北方香港”；大笔再一挥，宣布和俄罗斯共同发射卫星；再一挥，说要在三年内收购一千家国有企业，把国企的人开心坏了，都巴着他，想方设法把自己卖给他。这边还没卖呢，他的大笔又挥到别处去了，这次他要在喜马拉雅山炸出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风从缺口涌向中国，把青藏高原变成万亩良田。大家都等着他去埋炸药的时候，他却请了一帮专家，开始研究“通天河计划”，说要筑堤凿渠，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汇成八百公里水系，浸润西北大漠，贯通黄河流域，东进华北，直抵京畿。1990年代，他是中国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某种意义上，他足可代言那个时代的中国。

在他的南德公司总部，门口有一块牌子，紫檀木制就，镶在乳白色的磨砂玻璃上，上面有魏碑体语录：“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这不是哪个领导说的，这是他自己的语录。

媒体爱死他了，封他为天才、奇人；某种程度上他堪称诗人，具有奇崛瑰丽的想象力、蓬勃的创造力，还有诗人不具备的迅疾的行动力。据听说，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被他迷倒。他最著名的一宗买卖是“罐头换飞机”，九十年代初，他让苏联运来四架“图－154”客机，再拿飞机作抵押去银行贷款，拿贷款去买仓库里的罐头，装了八百节火车运到苏联去，其中第一趟列车装的是暖瓶。“暖瓶好，又便宜又占地方。”他嘿嘿一笑，转身去了四川航空公司，说：“这飞机可以坐一百六十四人，有三个发动机。”川航心动了，他就让人家把租金给到银行，替他还贷款。这么空手套白狼，他挣了将近一个亿。直到后来他身陷囹圄，他的故事还作为案例，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堂。

他的故事王浪也爱看，在那样一个豪阔的舞台上，他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飞到哪儿，灯光就打到哪儿。1990年代的舞台上，像牟其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走马灯似的，牛鬼蛇神全上场，各领风骚三五年。注定是飞蛾扑火式的，凭一股子冲劲，飞身扑向光亮的那一瞬间，在他们或许是不成功，便成仁。当然末了也没成仁，那些年的无数个夜晚，灯光底下，尸首遍地。

诗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迄今，这些人或许还在吃牢饭，或许病死，或许挨了枪子，或许气成了脑血栓；或许远走他乡，金盆洗手不干了，在国外的某个小岛、别墅里度过余生。或许他就是隔壁老王，每天含饴弄孙，一大清早去菜场买菜，挑挑拣拣，不会用微信、支付宝，卖菜的都对他不耐烦，说：“算了，算了，你这些分分角角用不上。”他照样乐呵呵的，极有耐心。

你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90年代是什么样子，他可能起过一幢巨厦，缔造过一个商业帝国，手下有几千员工，每天的流水数以千万计。俱往矣，灰飞烟灭。你没看他起高楼，没看他宴宾客，却见他楼塌了。落成了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的故事才好看，进一步说，失败者的人生才叫人生，一旁看看都惊心动魄。

但实在话，1990年代没人愿意只一旁看看，当观众有什么劲儿？舞台阔大，自由敞亮，谁不想去试试身手，亮一嗓子，引一个满堂彩？王浪在等机会，不是没有魄力，而是要算性价比。他的同学中有不少下海创业的，也有去了外企的，挣得并不比他多，还辛苦。他在“城规院”做得不错，外面还能自己接活儿。

创业这件事，如果止于挣钱，那就不如留在城规院，既有死工资，还能挣活钱。创业的诱惑在于从无到有，培养出胚胎，看它发芽，看它壮大，就像女人生孩子。很多女人当了妈就神采奕奕，说话都响亮，腰板也壮实；内中当然有损耗，但抚育过程中，那孩子自会给她力量！男人创业就好比女人生孩子，真的孩子，他们反而没那么上心。

王浪心心念念很多年了，想弄个孩子出来，把它培养成参天大树，至少，培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让他觉得他是在创造，他跟这世界是有关系的，好像踩对了节点，嘭嚓嚓，嘭嚓嚓……那感觉，嗨！

犹豫在于，他几个同学的孩子却都长势不好，三年五载还是那样，半死不活，工资发得上，还在糊口中。有一回几个老总聊天，纷纷慨叹江河日下，也就过过小日子，说：“势不在，志难成。”

孟总说：“要想过小日子，当年就留体制内好了。为什么要下海呢？”

贺总说：“当年豪情万丈，总觉得自己可以分一杯羹，现在，是到了该醒醒的时候了。”

王浪说：“时机未到，少安毋躁。势会来的！”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网络都开始用上了，”孟总说，“我们学建筑、做工程的，又错过了这一波。三五年一变，眼花缭乱！”孟总说这话时，房地产的好时代还未到来。当然即便来了，成事的人成事，不成事的人不成事。

贺总说：“我发现一个现象，任何一个时代，只带少数人玩儿，多数人是陪跑的，我们可能就是这陪跑的。”

“还真是！有你的，老贺！”孟总笑道，“公司做得不怎么样，智商见长啊！”

王浪单位有个转业军人，多年前下海做工程，为垫资把房子卖了，后来工程款收不回来，欠了一屁股债，老婆也离了，他只好到车行当维修工去。那天王浪去修车，竟然碰上了，见他讪讪的，也没多问，把车丢下来，匆匆离去；后来自己都没回去，差了个人把车开回来。

1990年代中后期，具体说，自从结了婚，王浪就把下海的心淡了去。世界色彩斑斓，时代高歌猛进，民间欢脱得不像样子，连政府都头疼。美国观察家说：“中国经济着火了！”这话说在1993年，这以后就一路烧下去，一直烧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临。

风暴最先是从泰国开始的。在泰国宣布关闭五十八家金融机构后，一夜之间，泰国所有的私人银行全都倾家荡产了。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正好在泰国，那天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坐车经过泰国“华尔街”时，一片凄寒，每过一家银行，司机就喃喃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