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二十岁

1990年代（世界）的开局之年并不顺利，充满了混乱、迷茫气息。到处都在闹事，没事的地方也在期盼发生点儿什么。世界再次成年轻人的了，比如东欧。

相比世界的这一年，中国算平静的了，但各地不时也会整出点事儿来。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了五万封告状信；上海有几千人因吃了不洁毛蚶而感染了甲肝，尽管大都痊愈，却也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了146个艾滋病毒感染者。还有杀人的、吸毒的、贪官污吏、卖淫嫖娼。还有环境污染、社会不公……有人在骂娘，有人在上访。

此类消息，有的见诸报端，有的在坊间流传。但那年头大家脾气急，都爱骂骂咧咧，骂官倒、骂干部、骂物价飞涨、骂人心不古……当然也有赞美的，这一类倒是常见报，电视里也看得到。有一回，江城电视台上街采访，镜头给到一个修鞋的老大爷，记者上前聊了两句，让他发表感想。

老大爷说：“我没什么感想。”

记者启发道：“您看，这些年您的日子红红火火，这都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啊！”

老大爷说：“改革开放确实不错，我举双手赞成！至于说我的日子红火，那也还谈不上。比以前好些。主要是儿女们自立了。我现在挣多挣少没所谓，跟玩儿似的，消消停停，不焦心。”

记者还想引导大爷往下说，大爷就只剩下笑了。

清浦电视台也有过类似的采访。他们把摄像机扛到田间地头，把话筒递给一个老大娘。问题在于她听不懂记者在说什么——记者讲的是普通话。

记者把脸都红了，只好说回方言。

老大娘开怀大笑道：“这不该好嘛！共产党的恩情，不瞒你说，我天天搁心里念叨，比菩萨还灵！”

大体而言，八九十年代之交，抱怨声虽多了些。但隔了几十年回头看，这其实也不算什么，没有完美的社会，除非是乌托邦。真在乌托邦里住久了，人也会烦闷，照样会抱怨。

因此，如果从良性角度来看待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一些负面情绪也不难理解：改革遇上了困难，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只听颂扬的社会是不健全的，一个能听到批评声、骂娘声的社会反倒是是可爱的、人性的。

那时节，好像人人都在骂娘。在饭馆、茶楼，在办公室里，夹三带四，含沙射影，骂者畅快，听者舒坦。骂得巧妙的，还能博得阵阵掌声和欢笑。孙月华也骂，她主要是骂物价飞涨。田庄刚考上大学的那个夏天，清浦发生抢购风潮，大家跟疯了似的，见东西就买，买了就是赚。孙月华不能免俗，也跑去商店凑了回热闹，囤了一麻袋毛巾、牙膏牙刷、底裤、汗衫、拖鞋、卫生纸、花露水、痱子粉……为此她挤掉了一只鞋跟，是跛着脚走进家门的。

她心里一团无名火，还有不骂的？骂谁去？太抽象了，没个实体。先把虚空骂了一通：“我操你妈祖宗十八代！绝种！剁头！”她蹲在院子里，从蛇皮袋里翻出战利品，骂道，“今天倒了血霉了，把鞋都挤坏了！逃荒逃难也不过如此！”

及至田家明下班，实体出现了：他既在县政府上班，还是党员。于是孙月华开骂：“你妈！你们大院里干什么吃的？整天搞来搞去！再这么玩儿，下面没活路了，我现在都不敢去菜场买菜，一张大团结刺啦没了！小老百姓哪禁得起你们这么玩儿！”

田家明黑着脸，才进家门就遭当头棒喝，真他妈莫名其妙。他支好自行车，怼道：“跟我有什么关系？是我叫涨价的？你没钱买菜，你跑去买这一堆破烂玩意儿干什么？”

孙月华余怒未消道：“你不是党员吗？还口口声声老百姓，你们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你们只顾着自己升官发财！还老百姓！你们大院里有几个是干净的？认真查起来，少说一半人得进局子！跟你们领导反映一下，当然你们领导也不是好东西！告状信散得满城都是！”

田家明不知道她说的哪个领导，因为他的几个领导，上到县委书记、县长，下到县委办主任，都有人在告。告状信确实满城都是，街上有人发传单，连田庄都读过。什么买官卖官、鱼肉百姓……指名道姓，也有实证。大家一笑了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连田庄也见怪不怪，这类信太多了，还能怎样？她心想，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吧？告不倒，那就搞臭！

田家明不怒反笑，向妻子道：“别整天十三点好不好？你朝我发什么火呀？我又不是贪官污吏，我也没行贿受贿。我也不想当官发财，我还好吧，没那么急吼吼吧！反而是你，最急吼吼的是你！整天念着升官发财，还让我给领导送礼，这人是你吧？”

孙月华笑道：“你放屁！”

后来田庄去江城读大学，发现爷爷也在骂。爷爷骂的什么呢？这么说吧，什么都骂，即漫骂。他是什么都看不惯：官倒、腐败、男盗女娼……这世界他早就不认识了，心里堵得慌。他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新世界，全让这拨不肖子给糟践了！很难过。真的，太难过了。很孤独。

他每天看报学习、听广播、看电视；老干部活动中心他也会去坐坐，看人打牌、下棋，他扶着拐杖呆呆地坐着，常常走神。他还住在原来的大院，换了几次房，现在是一个独立小院，三间房，有一块小菜地，时不时他会摆弄摆弄，浇浇水，施施肥，也是寄托。生活过得很规律。可是田庄很难过，常常眼里就汪着泪水。

她是逢周末就回家去——这难道不是她的家吗？难道只有清浦的家才是家吗？这里有她的一间房，家里到处都是她的东西：连衣裙、高跟鞋、球鞋、羽毛球拍。磁带、报刊、零食堆得到处都是。还有润肤露的清香，她自己闻不见，可是奶奶闻得见。

常常的，奶奶会来孙女儿的房间坐坐，一个人嗅空气里的清香，隐隐约约的，雪花膏的味道、药皂的味道、脂粉香……种种香味合在一起，是她孙女儿的味道，带着年轻人的气息，朝气蓬勃的、舒展明亮的，奶奶自言自语道：“瞧这房间乱的！”幸福的腔调。

这院子太需要年轻人了。田庄把它当成一种责任，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这责任在她八岁时就有了，那年姑姑出嫁，她留下来陪爷爷奶奶，虽然只有两三个月，可是她尽心尽力。十年后，她又回归这个家庭，百感丛生，有时走在回家路上，她都哽咽不止，为长大，为衰老。有时她会把身子背着马路，假装观赏墙头的迎春花，实则是眼里汪着泪水，怕路人看见。

她后来觉得这是天意。大学四年，她也没学到什么，瞎混混，时常旷课，寝室里睡懒觉，读点闲书。而后就是周末回家去，风雨无阻。正经是为了爷爷奶奶念的大学，陪他们走过生命的最后一截。让他们看到她、念叨她，盼着周末，让他们有个念想，看到生活在流动，行走于无垠的时间中，她是他们的航标、参照物。生理意义上，他们并不需要人陪，身体尚好，就是孤独。

十年来，她每年寒暑假都会回江城看看，爷爷奶奶一年比一年衰老。他们会重复一句话：“今年就不如往年。”她接到江大录取通知书时，爷爷奶奶高兴得不得了，考上北大清华他们都不会这样。电话里说：“回来吧，赶快回来！收拾一下，今天就动身。”

隔了两天，又来电说：“什么时候过来啊？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床单被套都是姑姑新买的。”

姑姑也是逢周末就回家。姑父来得少，太忙了，他官运亨通，两年前就提了工商局副局长，是个肥缺。他本人也“肥”了回去，白白胖胖，笑容可掬，来家里就打哈哈，姑姑私下里骂他“油腻”，说：“脑满肠肥的，跟猪头肉一样！整天胡吃海塞，没个正形，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年轻时不这样的！”

这话要是叫她哥听见了，准要发表意见：“他年轻时什么样儿，你去哪儿知道？”别说现在当了工商局副局长，就是当年在赣州当大队书记，他都油腻得不行。他只有落势时才清秀些，像个人。一当官就不行。

姑姑回家，当然会带上女儿李想。李想小田庄十岁，是个跳蹿蹿的小学三年级生。姑姑一门心思全在女儿身上，每天接送，课余时间还要带她去学舞蹈、练钢琴。

田庄考来江城，姑姑也挺高兴，说：“你来了最好，替我陪陪老人！要不然我真能累死，上有老下有小，两边都得顾着！人老了吧，有点黏人。看着孤苦伶仃的！就盼着家里来人。我回去他们就高兴；一走，他们就那种眼神，哎呀，我学不上。凄凄楚楚的。”

那个周末，难得姑父也回来了。于是爷爷开骂。平时他很少骂，因为家里都是女的，没人接他的话，他兴致不大。姑父一现身，爷爷来劲儿了，笑眯眯的。知道下面要扯淡，男人能扯什么？无非是政治。有的骂了。

爷爷说：“哟，李勇来了？有一阵没见你了，挺忙？”

李勇笑道：“嗨，瞎忙！”

爷爷说：“我看也是瞎忙。个个都钻钱眼去了，不是瞎忙是什么？我怎么听说省纪委来人了，要办张明军？”张明军是市委书记。

李勇朝妻子、田庄笑笑，说：“老爷子，您真是通天啊！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假装不知道的吧？贪污几十万，够不够杀头的？男女关系还不干净，七搞八搞，把市一招的女服务员给提拔了，安插进了建行，去年才提的处长，有这事不？你们这都什么玩意头！还改革开放！我看改革开放的名声都叫你们给糟蹋了！”

“罢了，罢了，老爷子！”李勇双手合十，做告饶状，笑道，“您怎么把我给夹进去了？您的女婿是那种人吗？第一，我没贪污；第二，我也没七搞八搞，我在外面都不跟女的讲话，不信你问家凤。是吧，家凤？你得给我敲个证明，要不我以后还怎么进这个院门？”

田家凤说：“我没法证明，我又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

李想说：“我就不信你不跟女的讲话，讲话怎么了？我们班男女生还讲话呢！你们工商局没女的？”

一家人都笑了。

田庄说：“喏，爷爷您消消气！时代不一样了，跟您当年的艰苦朴素不是一回事儿。并且您也骂错了人。”她就说起前年，她妈因为抢购风潮，夹三带四把她爸也骂了。